前一段时间由于关注战争局势，身心疲惫。这段时间忙着享受北京短暂的春天，被温暖的天气和花花草草滋养到，也算是给自己放个假。我能感觉到力量感逐渐恢复，继续阅读、实践和创作。
今天是一个短篇，总结一下这段时间参与去殖民化理论研究读书会的心得体会。
昨晚参加了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最后的一次读书会，探讨的是第五章“殖民地战争与精神错乱”，跟心理健康息息相关。
负责导读的伙伴给出了背景信息，提到这本书是法农的“遗作”。那个时候法农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把毕生的思考和实践都写了下来。在书的结尾，法农特别提到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如何建立主体性（很推荐大家阅读“重建人的主体性”这一部分），令人醍醐灌顶。
这位反殖的精神病学家试图打破西方中心的框架：既不是把有色人种非人化对待（黑格尔“非洲无历史”“黑人在理性之外”，也不是深陷西方中心主义（无主体性的“被压迫者”），更不只是停留于文字表面难以深耕于革命实践（知识分子所倡导的“黑人精神”），而是超越阶级、种族、个人的视角，把社会运动和心理健康相结合。
这种扎根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理念和实践放在今天都有积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遗憾的是冷战后帝国主义势力抬头，这些先锋的理论被刻意抹杀。法农所提出的“反应性精神病”，强调人的精神疾病是对环境的一种回应。这对今天去背景化的心理学依然有批判意义。
当代心理学强调“科学”、“实证研究”，把人异化成为可被测量的“数据”。仿佛人的行为就是一种外界刺激的反应。无论是从精神分析，再到后现代理论，都是在去背景化，忽略人所处的复杂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看似“客观”，其实无视了结构性的不公。
在书中，法农提到了殖民者主要的理论，包括“阿尔及利亚人犯罪天性论”（阿尔及利亚医学生不知不觉接受阿尔及利亚人具有先天缺陷的说法），就是在合理化殖民统治。这对我们中国人也不陌生。无论是“东亚病夫”还是“黄祸论”，本质上都是西方中心思想为中心，把ta者标签化、污名化、低等化。
这种对“非我族裔”民族主体性和尊严的践踏是系统性的。无论是从教育，再到媒体，再到行政系统，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不仅殖民者抱持这种种族主义的心态，非西方地区的精英知识分子也会内化这种观念，继续压迫本国/族人民。
法农在书中举例，阿尔及利亚学派跳过了描述阶段，直接进入说明阶段。不谈原因只谈现象，不谈过程只看片面结果。这跟当下“东亚”“原生家庭”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所经历的心理危机或者犯罪问题是个人和社会解放、个人和国家、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而非殖民者所谓的“生物学”问题。这种文化本质主义的言论是被殖民主义建构出来的。
法农认为，殖民主义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系统性否定，是一方疯狂地决定拒绝承认另一方一切人的属性。被殖民的人民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谁”。问题的答案并不在欧洲所崇尚的“理性精神”，反而这种“理性”在第三世界国家（如阿尔及利亚）沦落为合理化殖民权力的统治工具。
法农给出的答案是第三世界国家需要重写人的历史，强调“身为人”的重要性，重建人的主体性。这不是一个从西方理念中照搬的概念，而是经历从有到无，再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要与殖民地的独立和解放斗争联系在一起。不仅是武力抗争，还有心理抗争。这是从内到外的彻底解放，而不是流于形式的解放。书中也举例说明，追求民族解放对自毁倾向有疗愈性效果。
这革命只能自己开始。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法农写道：“我完全有理由去憎恨、厌恶，人家却拒斥我？我本该受人恳请和央求，人们却全然拒绝我？既然无从摆脱固有的情结，我于是决定作为黑人去自我肯定。既然他者不愿承认我，那就只有一个解决办法：让自己得到承认。”
在探讨中，有位伙伴还提出我们也需要重新书写第一世界国家人的历史。她跟我们分享了大量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士兵对于伊拉克囚犯的虐待的影像资料（Katie Halper Show也曾邀请过一位驻扎在加沙的作家，分享了很多耸人听闻的虐待故事，这些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她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当我们说到人的基本权利的时候，到底谁被视为“人”，谁又被排除在外，这个过程是怎样实现的？
我很难想象一个咨询师如果对来访者的背景无从了解，只是从ta的行为入手，是否能够真正共情理解ta的处境，还是会继续重复刻板印象（比如：中国人是工作狂，情感疏离，没有创造性）。
这两天在听Gabor Mate去年的播客采访，他提出当下助人行业对于创伤研究知之甚少。助人者（无论是医生，还是精神科医生，或者咨询师）只是想要解决问题，而从来不去问是什么造成这一问题，无法“对症下药”。这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个道理。同样是拉肚子，有些人可能是精神紧张，有些人可能是食物中毒，有些人可能是脾胃虚弱。当下的生物医疗模式会把人简化成为“病症”，一味讲求药物治疗，急于去“改变”，忽略了结构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