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跟一位朋友聊天，当我提到巴勒斯坦儿童所经历的种族灭绝的惨剧（根据联合国专门针对巴勒斯坦难民救济的机构统计，到目前为止，在加沙地带被杀害的儿童人数，超过了全世界在4年时间里死于其他武装冲突的儿童人数，成为“儿童的坟场”），ta说：“别说加沙的儿童了，现在中国乡村里的留守儿童们都是绝望的，没有未来的。”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羞耻感，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事后当尝试跟羞耻感对话，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否定，即“你只关注远方的痛苦，而不关注眼前的苦难，好伪善”。
虽然我觉得朋友的本意并非如此，但是这种被否定的感觉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内心中的冲突感：我是否真的关心弱势群体，还是只是想要获得道德优越感？怎样才能超越自身的自恋，积极地行动起来？
最近我在读探讨苦难的层级（hierarchy of suffering）和共情力的相关文献。媒体与传播学学者莉莉·蔻利拉奇（Lilie Chouliaraki）对我的羞耻感给出了系统性的解释。在她的作品《旁观者：观看他者之痛如何转化为社会团结》一书中，梳理了“人道主义”这一理念从上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10年的发展史。
她提到当下的人道主义有三个基本的特性：
1. 人道主义变得工具化。
人道主义成为彰显自身优势的“表演”，服务于资本的逐利性，不再探究苦难背后的原因。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明星举办的慈善晚会，为弱势群体捐款。人们过分依赖名人本身的“本真性”（比如：环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支持性少数作为一种人设标签），产生了一种自恋式的团结，使人们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不可自拔，而不是为受难他者行动起来。
这种本真性的话语是一场自我的狂欢，淡化了与远方ta者之间的互动。举个例子，我的偶像是一个关爱小动物的人，我给偶像打赏，让我感到我也在关心小动物，让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有道德感的人，可是小动物真实的处境如何以及如何可以提供有效的帮助我并不想花时间了解。
这让我想到之前收到一个听众的留言。Ta邀请我分析一下针对女性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有选择任何事情的自由”，以及性解放、穿衣自由这一系列的现象和话术背后的实质。
我个人认为这种自由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建立在有钱的基础上，是一种消费的自由。实质是新自由主义把个体原子化，一味地沉溺自我，缺少对于周围人以及现实不公的关注，是一种自恋。
作者提醒到：“在对他人为善的同时，还要对这些为善的理由保持怀疑的态度……虽然它可能不会让我们变得善良，但是正如W.H.奥登（W. H. Auden）所说的，它有助于防止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是善良的。”
2. 关于社会团结的宏大叙事退场。
新自由主义对于个人主义绝对的推崇，形成了在团结道德观中的霸权，利他主义被污名化（“为人民服务是一种洗脑”），忽略了其核心是一起创造一个相对连贯的道德秩序。
不知道大家对于“宏大叙事”的感受怎样，反正当初我在北美上学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深受自由派和冷战思维思想的影响，觉得“宏大叙事”是对个体自由意志的剥夺。一听“宏大叙事”感觉跟脚上踩了米田共一样，避之不及，但是从来没想过是什么会让我把宏大叙事和个人境况对立起来。
后来进入社会遭遇到了资本的铁拳，逐渐意识到这种对国家干预的完全排斥和敌意，何尝不是一种对自由市场神教的“洗脑”？无论是生态气候恶化（生态帝国主义），还是野蛮的殖民掠夺屠杀（从乌克兰到巴勒斯坦勒斯坦），面对资本主义增值性的本质和霸权分而治之的策略下，弱势群体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企图通过追求“自由”获得尊严与幸福是不可能的。
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在《世界的贫困、贫困化与资本积累》一文中提到：“资本主义之能解决中心国家的问题，是用在外围国家制造深重的农业问题换来的，而资本主义只有靠灭绝人类的半数才能解决外围国家的农业问题……贫困化是与全球的两级分化无法分割的现象，是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扩张的固有产物，因此我们必须按其本性称之为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城市人民阶级的贫困化与牺牲第三世界农民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碰触到了心理咨询的边际，开始转而关注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以左翼的视角来看发展，才能逐渐解释我内心的困惑。传统的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把“资本主义想想成为简单而持续扩展的交换关系（市场）……于是贫困就只能被解释为是人口增长或策略错误这类在于经济逻辑的原因造成的。贫困与资本积累过程的关系也就被传统的经济理论置之不理了。”
我曾觉得心理咨询需要社会的视角才能打破对于个体的异化。现在我发现社会的视角还远远不够，需要放在国际的政治经济结构中，才能更好地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困境。这样作为咨询师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的困境，基于在地的特性，积极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迷信什么“自由市场论”。这不仅能帮助我更好地批判当下主流以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为核心的心理学理论，同时在实务工作中更能共情来访者的处境，而不是继续重复基于种族主义视角的文化本质主义，完全归结于“东亚性”“原生家庭论”。
3. 传播交流的日益技术化。
人道主义演变成为“酷炫”的符号，凸显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在互联网上不断传播，比如：腕带、数字屏幕或者演唱会门票。这看似是一种对于ta者的关怀，但其实对人类脆弱性的见证与社会团体愈发不相关。
寇利拉奇提到当下的人道主义保持着一种“反讽”（ironic）的后现代状态，即“一种对真理主张的怀疑、自我反思的倾向。”反讽的旁观者是一个矛盾的人物：ta对任何形式的道德呼吁都保持怀疑态度，却仍然对遥远的他者的痛苦保持承诺。
从把ta者的痛苦作为一种“客观”的表现，邀请我们了解ta人的状况，到把痛苦作为与我们信念不可分割的主观表现，邀请我们思考自身的状况。“自我”成了道德行动的中心舞台，不要求对人类苦难的政治条件进行反思性的参与，个人“感觉良好”的行动主义时代来临。用消费取代信仰，私人至上，赋权消费者而不是培养关怀他人的秉性。简而言之，当代人道主义传播邀请我们在自恋的自我反思基础上采取行动，而不是因为与ta人的政治接触。
寇利拉奇的批判提醒我要警惕来自自我利益驱动的行动力，而是进行对人类痛苦的物质条件的反思性参与。摆在我面前的问题便是：是什么让加沙的孩子们和中国的留守儿童的痛苦对立起来或有层级之分？Ta们的遭遇之间的现实联系是什么？
我报名参加了今年春季的发展经济学课程，主讲人是纽约城市大学经济学系的许准老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B站搜索他的名字并关注他的线上课程）。其中的一个主题是“贫困问题”，阅读材料之一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发布的《中国减贫四十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策略方向》。
从报告中我读到过去这四十年激进的经济政策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致使农村人口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资本主义所推崇的私有产权，使多数人成为为少数人服务和剥削的工具，人被异化和非人化对待，充斥着弱肉强食逻辑的竞争法则。
被视作“人口红利”的两代农村打工人，ta们自身、父母和孩子成为了这种发展模式的受害者。加沙的人民几十年来也是这个发展模式的受害者，正在经历一场血腥残酷的种族清洗。之前我有阐述过这一观点，详情请见《创伤与自恋：是什么让受害者成为施暴者？｜去殖民化心理学》。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而不是纠结于哪个苦难更重要。
报告中提到虽然有研究显示留守儿童在健康、营养和教育方面的表现与同双亲生活的儿童相同或更好，但是更多研究显示父母外出务工带来的经济收入增加无法补偿监管缺失、亲子关系弱化、沟通不足等问题。
关注儿童心理健康和犯罪的研究表明，父母外出务工对儿童心理健康和犯罪的影响明显是负面的（Tang等，2018, Guang等，2017）。通过对39篇中英文学术文章的分析，证实了留守儿童患抑郁症的普遍性（Wang等，2019）。留守儿童也更容易出现吸烟、饮酒等不健康行为 （Yang等，2016）。
此外，外出务工时点和持续时间影响儿童入学的概率和时间（Yang和 Bansak, 2020）。Hu（2012）发现家庭的汇款补助只能部分弥补父母不在对高中入学率的负面影响，父母外出对高中入学率的净负面影响在贫困家庭的女孩和儿童中尤为显著。
很巧的是，一直关注的纽约州立大学珀契斯分校电影与媒体研究系教授张泠老师（微博ID：黄小邪看电影），最近也在撰写关注留守儿童的电影《杀马特我爱你》（2019）的论文，并在微博上分享了很多她的看法，对我启发很大。
她写道：“‘杀马特’（洗剪吹）被‘洋气’的精英阶层视为笑话。进城打工者或许局部改变了家庭经济状况，但是破碎的家庭、没有父母照料、未完成学业就去城里闯荡的‘留守儿童’，在城市被欺骗、被压榨，用怪异的外表去给自己壮胆，发泄压抑的情绪，找到彼此。每当我们嘲笑‘made in China’的东西质量差，廉价物品背后是多少打工者在流水线上的血汗泪，无望的青春和被摧残的身体与精神。”
这也让我想到近期看到外媒有关中国企业的报道。由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各国的消费者开始消费降级。拼多多的国际版“Temu”发展迅速。近期BBC又开始对中国企业有不实的报道，编造强迫劳动以及使用童工的谎言，攻击中国经济，只是因为中国企业抢夺了市场份额。
外媒平时很少关注普通打工人的境况，心安理得地利用第三世界国家和非法移民的廉价劳动力，之后靠着品牌溢价获得高额的利润，第三世界工人被剥削的问题反而很少被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了解到。
从去殖民化视角去看社会问题就不难发现，主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西方中心论为主，只谈现象不谈原因，或者根本不感兴趣，只是在印证基于西方国家经验所形成的理论的正确性。
殖民主义的代言人糊弄咱们，咱们自己不能糊弄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最后写道“第三世界国家需要重写人的历史”，否则就会被“代表”，剥夺主体性，也无益于解决自身的问题。
我们需要借鉴过去遗留下的宝贵遗产，比如：民国左翼知识分子办“平民夜校”（三十年代上海女工夜校的教育）到社会主义时期各种夜校、成人学校，都帮助一大批工人以各种方式争取权益、改变境况。
可惜如今精英阶层更关注自身的利益，对工人阶层抱有偏见和敌意（无药可救、不够努力），再加上各种教育机构都极度商业化市场化，而不是以公共服务、职业培训为目的。工人要团结，也应有社会各方的支持。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要回到过去，我们也无法回归过去。我想要提出的是了解和尊重过去探索的经验，而不是继承冷战的思维模式，自卑自恨把自己一杆子打死。
想起来我在加拿大读大二的时候，一位社会学老师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否定原因在于“没有实现过，所以是错的”。这种只关注理念上的“完美社会”，但却忽略了历史上曾发生的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现在想起来是一种知性的懒惰和傲慢。
目前我世界观的探索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得与失。
第一个阶段是信仰探索的阶段，因为家庭信仰jidu教，所以一直以来以其为标准。第二个阶段是沉迷于理论和欲望的阶段，醉心于玄妙幽微的“辩经”和对情欲的探索，追求身心的“解放”。第三个阶段是接触社会现实，开始广泛阅读左翼社会理论以及积极参与实践，更务实地关注个人境遇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这里当然有我自己的立场和判断，未来也有可能随着境遇和认知的改变而改变。一路走来，很认同张泠老师的观察：“没有阶级意识的亚文化团体的‘反抗’，只能被招安进商业浪潮，构成对‘主流’的威胁而遭到破坏，成为更原子化、无望的存在。”
无论是宗教团体还是性别组织，要么就越来越保守，要么就是完全商业化，失去了社会批判力和影响力。这也是为什么社会团结在此刻变得尤为重要。
去年一年读了很多人物小传，最打动我的一个是白求恩，另一个是陈映真。他们都经历了从宗教的幻梦中出走，再逐渐走向对现实社会的介入，不断攻克己身，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老百姓的福祉奋斗一生。
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神的形象，也看到了个人的解放，更看到了超越个人的得失与优越感，奉献自我的精神。这让我想到一位巴勒斯坦诗人写的一段小诗：
昨晚睡前看全球各地兴起的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超越了国家、种族、宗教、文化，仿佛看到了国际人民大团结。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不是我们要解放巴勒斯坦，而是巴勒斯坦解放了我们，睁开眼看到这个世界结构性的压迫，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共通性，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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