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超越代际创伤，达成和解？| 去殖民化心理学
文摘
健康
2024-08-17 21:00
北京
前几周，我下一本有关母女关系的新书的创作进入了瓶颈期。随着阅读和实践的深入，我越来越不满足用去背景化、个人主义的视角去理解母女关系，更不想把论述停留在母女二人作为两个对立的主体上。那如何超越这个模板，去创建新的可能呢？于是我决定暂停创作，开始闲翻书，跟朋友们扯淡，在网络上跟人对线，获取灵感。在工作中我观察到，即便深陷代际创伤的应激循环中，很多伙伴们依然问我：“雨薇，难道真正的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完全不能依赖家人么？”“难道这辈子我只能寄希望跟父母保持距离，没有改变的可能么？”“如果否定跟父母的关系，我感觉我永远失去了家园……”起初，我尝试用理论所给出的“标准答案”去理解伙伴们对父母这种又爱又“恨”的感觉，即创伤联结。当小朋友无法离开虐待性的父母，ta就需要合理化伤害，误认为是“爱”的表达。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父母因为自身情绪的问题打了孩子，孩子由于处在自我发展的阶段，会认为挨打是自己的错，从而合理化伤害，维持“父母是爱我的”这个生存设定。长大之后ta很容易变得边界感不清，动不动就怀疑自己，觉得关系中剥削性的行为（情感虐待、朋友霸凌、职场压榨）是“为我好”。后来，我发现大家对于“联结”的渴求并不只是由于分不清什么是爱和伤害，还有就是人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对“联结”和“自主”的渴望。这两种需要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特别是在创伤性的关系中，很多时候获得联结感就意味着被动牺牲自主性。我逐渐意识到当下主流的心理学框架因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强化了人作为原子化的个体，使人获得了某种对自由的幻想（前提是有产的），但是缺少了对于ta人处境的理解和想象，很难建立起深度的关系，人变得孤独、无助、抑郁、焦虑。主流文化给我们的解药是“做自己”“活出真我”，通过消费的行为获得一种虚假的能动性，仿佛用了某个化妆品，背上了某个包，听了某个播客就会变得与众不同，进而吸引相同独特的灵魂，自己就可以获得爱与关注。在这个过程中强调的都是我“拥有”什么，而不是探索自身的情感和需要，更缺少了对ta者的理解和现实的感知。我们会陷入一个无尽的循环，越追求“自我”，越孤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变得脆弱自恋。过去的一周在工作中跟不同伙伴聊到了突破理论的“完美”世界，进入到真实的生活中去体验。比如，女权理论认可了很多女性被剥削、不公平对待的经历以及揭示背后结构性的问题。我不止听到一位伙伴告诉我，自己表面上看起来很“女权”，但是内心有一种匮乏感，对某些女性感到鄙夷，或者对一些男性充满恐惧。如果安全感建立在静态固化的分析之上，基于性别强调其受害者/施暴者的身份，而缺少具体场景之下的动态分析，就会产生对于ta者（男性、婚女、孩妈）的敌意。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充满恐惧，无法建立深度的关系。这些伙伴可能会在“渴望关系”和“做自己”之间不断地打转，似乎这两者之间是对立、非此即彼的。具体来说，在一段关系中，既希望对方能够接纳自己的愤怒，又害怕表达愤怒后把对方吓跑。所以面对冲突，这些伙伴会在关系中压抑委屈和愤怒，内耗感强。这并不只是源自于个人无效的行为模式（创伤后的应激反应），也是理论的困境，更是这个时代的症候群。
既然如此，“联结”和“自主”二者之间的有没有一个新的可能？我们可以构建怎样一个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想象呢？我从一位来访者身上获得了启发。有一次我们聊到母女关系，她告诉我：“几天前妈妈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自己看了一本心理学的书。她说突然觉得很亏欠我，以前没有能好好尊重我，也没能好好尊重自己，施加很多压力给我。我有些不知道说什么，但是很开心今天可以给她打这个电话。妈妈还说，她觉得自己过度控制我了。我就想其实在我这个年龄，她就已经是个七岁小孩的妈妈，在单位是需要历练的年轻人，在家庭中还是妻子儿媳女儿。唯独没有时间精力做她自己，她也挺难的。”我逐渐意识到创伤不仅能把两个想要依恋彼此的人生生地推开，在某种程度上又把这两个人深深地连接在一起。两个人因为伤害所以对彼此产生敌意，同时也因为伤害更深切地了解这份伤害的苦痛。个人主义心理学看到的更多是对立，而忽略了创伤的辩证性。对立无法超越创伤的代际循环，可能让我们成为母亲的“反面”，但这只是创伤的另一个面相。只有把母女冲突放在历史脉络和政治经济背景中，才能看清问题从而何来，是什么，以及未来去往哪里。身份政治把母女矛盾归因于“东亚父母”，这套看似争取“社会公平”的言论，依然把问题归结于个体/地区，忽略了资本主义父权制结构性的压迫。帝国霸权和中产精英通过建构不同的文化身份，筛选少数族裔“代表者”进入统治阶层，创造社会平等的假象，把矛盾点转向不同身份之间的冲突（父母vs.孩子，白人vs.移民，男人vs.女人，左派vs.右派），无法看到背后真正的“利维坦”，更难团结起来一起反抗。在最新的Critical Theory Workshop的推送中，Dr. Gabriel Rockhill犀利地指出了这一点。调侃“东亚父母”看似是对“东亚”孩子的一种解放，但是却进入了一种无法跳脱的循环——因为“东亚性”是原罪，是无法改变的基于文化/血缘/种族的属性。这背后是内化的种族主义的观念，是对第三世界女性进一步的剥削。母亲需要担负起疗愈的责任，但是同时也是创伤的一环，是果而非因。我本周采访了经济学者许准老师，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解构“东亚父母”的迷思，以及代际冲突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敬请期待。聊到这里，可能会有伙伴问：我感觉你说的太假大空，对我和我妈紧张的关系有何影响？因为这关乎于和解。疗愈的第一步是打破幻想。如果我们认为母亲是问题的始作俑者，就意味着她是全能的，只要改变了她就会打破创伤的循环，我们就可以重获新生，不用再去面对自身现实的挑战。这忽略了母亲也是创伤的继承者。我们多难疗愈自己，就意味着母亲多难改变。她不是那个理想化的“母亲”的形象，而是一个跟我们一样平凡且不能再普通的女性。本周听到了Nurit Elhanan-Peled的采访。她是一位以色列的犹太人。她的女儿死于一场巴勒斯坦自杀性爆炸事件。她因此成为了一个反占领（anti-occupation）的领头人，还著有Holocaust Education and the Semiotics of Othering in Israeli Schoolbooks（《大屠杀教育与以色列教科书中的他者符号学》）。她的一段发言令人动容：“从巴勒斯坦自杀性袭击的那个男孩身上，我看到了生而为人的尊严（decency），但是从IDF（以色列国防军）身上却没有。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是占领计划的受害者，我们要消灭的不是巴勒斯坦人，而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作为一个在巴勒斯坦反抗运动中所失去女儿的母亲，她完全有理由去仇恨巴勒斯坦人，成为一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追随者，但是她没有。她一方面要一生面对丧女之痛，另一方面她选择超越巴勒斯坦人vs.犹太人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看到背后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Nurit能有这样清晰的道德判断，不仅让我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女性内心强大的力量，同时作为一个犹太人对自身历史的反思和尊重。很是佩服。这两天在跟法国做哲学作坊的朋友C聊到时下很流行的“批判性思维”的时候，她提到：“现在哲学作坊提倡批判之余，更在意如何建立深度的链接。因为只有打破对立，团结起来，才能凝聚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创造更大的改变。”这个观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也是我想在新书里探讨的。在Nurit的书中她提到，她希望超越希伯来-阿拉伯对立的视角，从内容、意识形态和话语表达上创建多维度的记忆（multidirectional memory）。她希望这个不同的模板可以鼓励讨论的同时，也拥抱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不是继续制造创伤和复仇。我曾在《创伤与自恋：是什么让受害者成为施暴者？｜去殖民化心理学》里面提到受害者的身份是如何被武器化，成为制造对立的手段，而忽略了结构性的压迫。这篇文章也是对这个议题的回应。我还在整理我的思路中，写书的过程也是我探索的过程。爱是公义，也是宽恕。爱是独立，也是亲密。在我的理论框架中，我希望既不忽略母女彼此/双方所经历的依恋与挣扎，同时也可以超越创伤的循环，建立一种不同的可能。这需要个人承担起自身的责任，也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创造超越个人-家庭更大的团结的可能。即便无法和解，也可以超越个人母女关系的悲喜，跟ta人建立起联结，实现疗愈的可能。结束前分享Indie Nile最新的视频结尾的片段。他虽然聊的是如何离开复国主义的“邪教”的，但是他最后给人以希望，收录了一个以色列人（左边）和巴勒斯坦人（中间）的对话。他们俩都来自于耶路撒冷西部的同一个地区。巴勒斯坦人和他的一家人因为被身旁的这位以色列人的家人占领，被迫离开从小出生长大的地方。
以色列人很难想象巴勒斯坦人所经历的失去家园的感觉如何。他也明白为什么对于很多以色列人来说去批判复国主义那么难。这意味着一个人要质疑自己的童年，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归属感。这会让人感到极度的不安。如果一个人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生活的，现在突然让ta改变，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感到恐惧的事情。当被问到感受如何时，以色列人说自己感觉很痛苦，并陷入这种痛苦之中。这个时候一旁的巴勒斯坦人对他说：“这不是你的选择，你只是生在了这个地方。但是，你选择担起了这个责任，并且开始了疗愈的过程，站出来说‘不’‘我拒绝’。“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以色列人一直低着头，应和着。当巴勒斯坦人说完，他说：”我开始感到很情绪化……“那一刻，我突然被某种东西所击中，我想我知道了我要创作的是什么，我找到了答案。创伤是双向的：给受害者造成了伤害，也变相地伤害了施暴者。受害者感到无力，施暴者变得麻木。双方都经历了情感隔离的过程。当施暴者承认自己所造成的伤害，不仅是对受害者不公的经历的一种见证和疗愈，也是对自身情感隔离的一种释放，让自己终于可以跟自身的人性重建联系。这种因殖民主义使双方陷入的恨意与纠缠，终需要双方在坦诚面对自己和现实的前提下共同解开，对彼此人性的救赎和解放。这种超越性，令人感动，也给人以新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