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传统的谈话治疗对我无效,如何通过其它方式进入到压力释放和创伤疗愈中?” | 去殖民化心理学

文摘   健康   2024-09-26 21:00   北京  

这段时间一直在赶稿,本来没打算写长篇。机缘巧合跟一位从事TRE(Tension & Trauma Release Exercises,压力创伤释放练习)疗愈工作的伙伴有了交流和体验。之前很多伙伴都安利过TRE,但是由于兴趣点不同,只是知道但并不了解。这段时间因为邀请这位伙伴做节目以及有一些有趣身体体验的缘故,我开始阅读创始人Dr. David Berceli的履历和理念。我发现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从小出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优渥的家庭,Dr. Berceli受特蕾莎嬷嬷的启发,开始边学习神学边就职于一个天主教机构,致力于服务世界经历战乱贫困的人群。

他在九个国家生活和工作了二十年,为世界各地的国际组织提供创伤救援工作坊和设计康复计划。他曾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苏丹、乌干达、肯尼亚、也门、埃及和黎巴嫩广泛生活和工作。TRE的基本原理就是他处在战乱之中的贝鲁特,观察到孩子们经历地毯式轰炸后颤抖所受的启发。虽然并不完全理解和认同Dr. Berceli的政治理念,但是我依然钦佩他深入险境,切身服务于受困民众的行为。在残垣断壁中持续重建是一个十分有勇气的选择。

他在心理治疗和治疗性身体工作方面拥有扎实的学术和经验基础。同时,他意识到谈话治疗的局限性(“西方个人主义的疗愈方法”),将其与对宗教和种族习俗交织动态的敏锐理解相结合。这种结合使他能够开发出独特而具体的流程,使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能够管理和超越个人创伤,并在不同群体之间带来治愈与和解。这也是去殖民化心理学一直以来批判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生物-医药模式,把人拆分成为各个部分,而缺少对人与社会融合性的视角。

这篇文章是基于Dr. Berceli去年分享的有关创伤疗愈的讲座的分享片段。这个视频只有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是他系统性地从神经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整合了近些年创伤疗愈的重要概念,如: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多重迷走神经理论(The Poly-Vagal Theory)、防御机制(战/逃/僵/讨好)、创伤循环、二次创伤、自杀意向、边界不清、成瘾、解离、创伤后成长研究等。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最深入浅出的有关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分享。相信很多感兴趣的自主疗愈者和从业伙伴都会从中受益。我花了半天时间翻译编辑,如有出入,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这篇文章也提供了近期每日推送关注的创伤疗愈和做客《别任性》栏目提到的男性隐性抑郁症状(如:要么没有情绪,要么情绪汹涌),背后的身心原因和治疗范式的转变。我之后有时间会逐一写出理论背后的行为表现,可能会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疗愈的阶段。从业这几年,我感受到全球助人工作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互联网时代多少打破了知识的中心化,而心理咨询这个“传统”行业正在面临挑战。如果学院、机构和从业者不反思知识精英的特权,积极吸收新的理念,注重实务工作(服务老百姓),势必会被时代淘汰。身心工作就是未来重要的重要发展方向。未来可期!

作者 | Dr. David Berceli 

信息源 | The Embody Lab (查看原视频请点击文末“原文链接”)

封面图片 | Mohammed Joha, Fabric of Memory #10

翻译&编辑 | 雨薇



(图一)


如果一些令人感到威胁的事情(真实的/想象的)发生了,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会被激活,产生逃避反应(flight response),即首先尝试逃离威胁,或者引发战斗反应。如果我们无法逃离,我们就会转身反抗。这两点都无法做到,我们就会进入所谓的“情绪泛滥体验”(flooding experience),即经历恐慌、愤怒、恐惧和强烈的情绪。由于不可控地感受这些情绪,这通常会导致我们进入所谓的“不动反应”(immobility response),即僵住(freeze)、麻木(go numb)、解离(dissociate)或者讨好(fawn)。这个反应在人童年时期很显著——小朋友既不能逃离父母,也不能反抗父母,只能任由情绪泛滥淹没自己从而进入不动反应。
讨好是一种防御机制,通过安抚施虐者以此来试图减轻虐待。每个人都会这样做。我们发展出这些防御机制实际上是确保我们能存活下来,所以这是非常有用的一种策略。问题是一旦我们为了应对而进入到了防御的状态,我们只能在其中停留一小段时间。如果威胁是长期的,我们最终会处于这种应激状态,这会令神经系统疲惫不堪。通常情况下,威胁消失,我们的神经系统自然而然地就会恢复平衡稳定的状态。
所有这些无意识的防御反应都有心理和躯体的双重表现。生物体不会将神经系统与生理系统分开,它们协同运作。因此,当防御系统被激活,我们的身体就会收缩,肌肉组织就会变得紧张和防御,这与我们在受到威胁时所拥有的各种情绪有关。当安全感重新出现时,人类有机体的神经生理学设计就是解除我们的防御反应并返回基线(baseline)。这应该是自动发生的。神经系统想要关闭防御机制,因为防御机制只是被临时使用。交感神经系统之后会回到参与社交的副交感神经系统(para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这是常态。当我们开始冷静下来,从这种僵住的反应中走出来时,我们会经历或重新经历情绪泛滥体验。这意味着我们感受到的情绪,即恐慌、愤怒或恐惧将开始浮出水面。
许多疗愈方式有时会导致症状的暂时增加。即使疗愈过程进展顺利,症状的暂时增加的情况也会出现。比如,一位呈现僵住反应的来访当开始感到恐惧,ta很可能正在从僵住的反应中恢复。这是很好的疗愈的迹象,但是当事人却感觉很糟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循环的再次创伤”(the post-traumatic stress cycle of re-traumatization),即,从僵住状态中走出来的感觉太难受、太不舒服了,所以当事人可能又会回到麻木的状态。这是因为神经系统想从情绪泛滥体验中走出来,所以又回到了僵住的状态。
我们可以通过解离、吸毒、酗酒等任何让我们感到麻木的事情进入到僵住的状态,这样就不必感受到内心的恐惧和愤怒。如果这种循环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就会形成自杀意念循环(suicidal ideation)。因为一个人要么处于没有感觉的状态,要么处于无法控制的感觉的状态。不幸的是,许多自杀的战士都处于这种状态。Ta们在战争中不得不进入解离的状态,但是当他们回到安全的家中,就会从解离的状态中走出来,开始感到恐惧和愤怒。Ta们不想向家人表达这种情绪,所以ta们再次麻痹了自己。Ta们在这个循环中待了很久,已经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因为ta们唯一能经历的两种状态是没有感受或压倒性的感受。
(图二)
图一右上方是常见的症状(见图二),比如:自杀意念、嗜睡、抑郁、缺乏参与,而下方是愤怒、攻击、恐惧、焦虑、暴怒。我们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当走出这种状态时,我们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们来共同调节(co-regulate)。我们希望有人能理解我们的感受,并接受我们的感受,让我们在这些压倒性的情绪中站稳脚跟。很多人因此会去接受治疗,直到我们能够达到自我调节的水平。不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熟悉 TRE(Trauma Releasing Exercise),即压力创伤释放训练。它会激活身体中的震颤机制(tremor mechanism),可以在我的 YouTube 频道David Berselli上看到(b站上也有相关资源,欢迎自行搜索)。
身体中的震颤机制似乎是释放特定肌筋膜(肌肉和筋膜)张力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张力模式与身体的防御反应有关。这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循环。这是一个奇妙的循环。我们生来就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让我们活下来,所以这种能力本身并不坏。唯一糟糕的是,我们最终会经历这种循环直到生命的尽头。如果我们小时候受过创伤,很多人可能会经历这种循环长达几十年。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僵住了还是麻木了。
(图三)
我们希望这个循环能保护我们,但我们也希望能够摆脱它。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如何从战逃反应中回到稳定的状态(图三)。作为一个孩子,因为我生活在一个可怕的环境中,我做了很多白日梦(daydreaming)、内省(internal-reflection)和幻想(fantasizing)。我一直这样做。我总是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幻想是最安全的地方。后来,随着我长大,这种幻想开始变成直觉(intuition)。我可以凭直觉判断什么时候有危险。内心的反思现在变成了想象或创造力(creativity)幻想也变成了想象(imagination)。所以,我把防御机制发展成了成熟的个人品质。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帮助我扩展到我们所说的更高的意识(higher consciousness)或扩展的觉察(expanded awareness)。我的意识扩展了,或者用一些运动员的话来说,“我处于最佳状态”(I was in the zone)。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小时候所形成的防御机制,实际上对我们这些意识在不断成长的人类来说,确实具有一些真正的潜力。唯一困难是这让我们失去了边界,也就是背侧迷走神经(dorsal vagus nerve)
如果当下感到自己过于敞开,太容易受到ta人能量的影响,经常滥用自身的能量场,可能是因为缺少边界。所以在疗愈过程中,我们需要做的是摆脱恐惧、焦虑和令人不安的情绪,这些情绪迫使我们进入解离的状态。我们必须解决和消除这些情绪,才能有“脚踏实地”(grounded)的感觉。
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表明,脚踏实地不仅仅是脚踏实地,我们必须经历所谓的“转化点”(transformation point)。这是乔·迪斯本萨(Joe Dispenza)所说的。斯蒂芬·波格斯(Stephen Porges)称之为“重新构建体验”(reframing the experience)、“新视角”(point of a new perspective)或“从幻灭到进化”(disillusion to evolution)。这些概念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回到这里,但我们来这里不只是为了脚踏实地。我们实际上吸收了所有这些经验,并对其进行了改造,或者重新构建。我们获得了新的视角。波格斯说,它使我们摆脱了对生活的幻灭,也就是在这里所经历的使我们走向了进化。
一旦消除了令人不安的情绪,所有的这些品质就会被带入到边界的扩展,而不是边界的丧失。我们现在回到了腹侧迷走神经(ventral vagus nerve)。我们从小培养的所有的品质,现在都变成了纯粹的技能。当我们摆脱了这些令人困扰的情绪,这些防御机制就可以转化成为纯粹的技能,随时可被使用。这就是当一个人真正从创伤中恢复时会发生的事情——这些技能不只变得更稳定,它们实际上改变了它们自己。这就是波格斯所说的“人类进化“的一部分。
(图四)
回到图四我们的神经系统。象限的右侧就是我们的“转化点”。创伤后成长的研究表明了四点:第一,从创伤中恢复并经历这一转化点的人,大多数人至少会恢复到基准线。第二,至少在某些方面,有些人从灾难中变得更强大、更好了。所以是有些东西令这个人产生了改变。第三,在某些方面,悲伤的经历迫使人们变成不同的人,而新人有时比旧人更好。最后一点是,当迷走神经(vagus nerve)受到高度刺激后,大家会反馈有灵性体验(spiritual experiences)。
我们不仅能从创伤中恢复过来,那些被称之为“负面”的经历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被转化。这些经历不仅能转变成为积极的体验,而且不知何故变得越来越成熟。它们实际上帮助我们连接的不只是我们自己,而是全人类,并将意识扩展到其它潜在的维度或意识的其它层次。尽管我不想这么说,因为我不想让人受伤,但是我们在生活中所受的创伤不一定全是负面的。它被用来帮助我们进化。这主要是将这里的“理性思维”(rational mind)与所谓的“直觉思维”(intuitive mind)分开。直觉思维实际上来自内心。如果阅读了大量的心脏数学研究,你就会发现直觉思维实际上是如何影响理性思维的。从理性到直觉,是直觉思维使我们成为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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