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前先跟大家提个醒儿，这篇内容可能会涉及到创伤性的话题，所以请伙伴们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按自己的节奏来阅读。
“去殖民化心理学”这个专栏有一段时间没更新了。最近在读有关第三世界国家去殖民化运动的实践，挑战了我很多既有的预设，看世界的视角更丰富了，内心十分动荡，但是一直没有整合好，所以放在一边等着“发酵”。
本来想放一放，但是前两天在社群中跟伙伴们的探讨启发到了我，让我动起笔来，想到哪写到哪。
社群从有毒的职场环境聊到了“胖猫”事件，看似两个毫不相关的事情，但是背后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这两天回老家看父母，有更多阅读的时间，看完了一本有关城市基层妇女的研究《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妇女日常生活》，有很多思考，结合着社群探讨的话题，聊聊我的一些看法。
想先跟大家聊聊有关有毒职场和“胖猫”事件之间的联系。
说实话，“胖猫”这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聊。考虑到这件事情撕开了很多伙伴们和社会内部的伤口，我不太想在这个时间段再“火上浇油”。近期频繁听很多伙伴们提到被这件事情，而且从性别单一的视角来看不足以弥合内部的分裂，甚至会忽略房间中的大象，所以我想从心理学以及马克思女性主义的双重视角聊聊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欢迎批评指教。
由于篇幅原因，我就直接放观点：无论是“有毒职场”还是“胖猫”事件，背后的核心问题都是自我价值的困境。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事业”和“爱情”都可能是陷阱。无论是“拼命搞钱”，还是“提升性魅力”，都是一种对女性的变相压迫。对男性也是。
“拼命搞钱”可能会让女性获得更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支持，但是工作中所遇到的基于性别、阶级、年龄、城乡、种族、国籍等方面的歧视，会让大部分女性在职业发展过程中感到举步维艰。
近期跟来自全世界各地伙伴交流过程中，我有一个很深切的感受就是，在高度商业化机构中，工作被细化成易被替代性的小任务，个体成为用完则弃的工具。公司宁肯雇佣昂贵的律师打官司钻法律的空子，也不愿意提升员工的福利和保障。这个过程中往往最弱势的群体成为最容易剥削的对象，比如：没有身份的少数族裔劳工，或者农村基层女性。
无论事业发展如何，性别刻板印象依然会把不结婚、没有孩子的职业女性视为“不完整”“剩下的”“一无是处”。这种污名化无形地给职业女性增添了压力。即便中产女性可以选择家庭事业兼顾，把繁重的家务事转嫁给基层的女性和男性（大部分情况下是女性），过上轻松自由的生活，但是压迫性的结构依然存在。
“提升性魅力”把女性形容成为一个可交换的商品，其增值性包括：年轻、漂亮、学历高、身材好、生育能力强等。“提升性魅力”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可以通过健身、医美、药物等方式，去满足社会对女性魅力标准的苛刻要求。
这种建立在比较竞争的基础之上，需要不断地迎合外界的审美标准，依然无法有效满足女性内心的不自信（觉察自身真实的需要，而不是被消费主义所创造出来的“欲望”），甚至会制造各种焦虑，形成一个无效的循环，把在关系中的求而不得归结于“魅力不够”。
我在工作中接触到的大部分的女性和少部分的男性（呈数量上升、低龄化的趋势），都会因为自己的外貌或者性能力产生焦虑。因为内化了消费主义的逻辑，觉得只要自己变得更瘦、更漂亮、身材更好、性能力更强，就会得到ta人的爱与认可。但是，很多情况下当实现了期待中的标准后，还是会有新的标准出现，需要投入更多的钱与时间，陷入到内卷的模式中。
性与性别当然是看待“事业”和“爱情”的重要视角，还有一个被隐藏的视角，就是资本主义。
在后资本主义时代，“事业有成”很多时候意味着被异化程度高。
《我的阿勒泰》之所以这么火，正是因为它描绘了一副岁月静好的人生景象。但是，多少人有这个条件可以有选择过上这种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否是一个打破内卷的终极出路？吊诡的是，李娟的成功背后不也是靠资本和流量营销起来的么？我们看到台上的是李娟清心寡欲的生活，但是这世界只有一个（也只能有一个）李娟，台下的制作、宣发团队，一个个螺丝钉的生活，不依然是在为大的平台打工么？平台给我们造了一个“神”，仿佛刷剧看书就可以逃避现实的困境。
“爱情”也成了消费主义的牺牲品。
如果从女性的角度来看，“胖猫”事件戳到了很多人内心的痛处。女性被贴上“捞女”的标签，被网暴。这种日常对女性的物化和恶意无处不在，令人愤怒。
如果从性别和消费主义双重视角来看，女性被物化成为“生育/家务的工具”，男性被物化成为“挣钱的工具”。消费主义的婚恋观日益下沉内卷，农村出现了天价的彩礼。胖猫幸运的是找到了自己赚钱的途径，活在网络游戏的世界，悲剧的是他寄希望通过打钱获得爱，最后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更多没有钱的底层男性，通过学习pua教程去获得爱与关注，结果伤害了别人，同时也毁了自己。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哀？
跟一些男性伙伴交流过程中，他们也感受到女性作为一种“性资源”给女性和男性造成的伤害。比如，在某些社交软件上，男性用户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女性用户的信息，需要额外付钱或者加会员。女性就不用。这不仅物化了女性，也消费了男性，更商品化了亲密关系，成为了一种利益的交换。
近期我频繁听到很多异性恋的女性跟我聊到“厌男”这个话题，这使她们很分裂：一方面看到网络上一些“爹味”“油腻”的言论（比如，在事实不清的前提下，把谭某称为“捞女”），感觉对男性这一群体深感厌恶；另一方面在亲密关系中又依恋自己的男性伴侣。同时，我也听到男性在咨询中跟我表达对于女性的失望，希望建立更平等的，而不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关系。
所以我在想，这种男女之间对立的情绪到底反应了社会现实，还是理论的局限？如何能够弥合这种撕裂感？
我在《上海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妇女日常生活》这本书里，有关“对性别与妇女研究的思考”的论述中获得了启发。
之所以对这本书感兴趣是因为我已经开始创作有关母女关系的新书。这本书的理论基础除了横向的有关代际创伤、性别的视角，我还想加入历史的纵深，把母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放在大的政治经济的结构下去解读。
《上海凡花》这本书不仅提倡交叉视角（性别、阶层、城乡、地域），更结合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揭示社会底层的心理、性格背后所反应的社会问题。不仅如此，这本书还创新地把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加入进来，建立共情和信任的研究关系，“研之以情”。很推荐。
作者们“因为看到底层妇女与丈夫们的亲密关系不可分割性，意识到妇女研究的调研过程中加入访谈男性，以及聆听男性的重要性…在西方女性主义的探讨中，许多时候男性的角色是被分割与批判的，在我们探讨中也需要避免激进女性主义所带来的'厌男'式的偏激…性别研究，特别是妇女研究，不是为了二元对立与分裂，而是为了重视两性关系中的复杂、多元的社会关系…在研究中分割妇女与任何一方的关系，都会造成研究分析的缺失或偏见”（p.292-293）。
这段话提醒我看到对立背后，女性主义的核心。女性主义的核心并不是反对男性群体，而是反对一个以性别差异为由，剥削或压迫的社会机制及其操作。如果一个身材不好、性格不温柔的女性不算女人的话，那么没办法买车买房的男人也不算男人。女性主义不仅要解放被资本主义父权制所压迫的女性，同时也要处理男性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被物化的问题。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称自己是“激女”（激进女权），主要关注点还是围绕在对男性、婚姻、婚女和异性恋亲密关系的厌恶和否定上。马克思女权主义者Angela Davis有句名言：“Radical simply means grasping things at the root”（“激进，简言之就是抓住事物的根部。”）
激进并不是撕开创伤，在伤口上蹦迪，而是能够通过情感和经历的指引，看到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女性，借用马克思的话，是一个“抽象的总体”。一个女性身上必然绑定着阶级、种族、城乡、年龄等属性。女性问题必然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这些不同机制之间的关系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只是一个性别一个单一视角，否则就会过于简化复杂的问题，更难有效的行动起来，陷入到绝望愤怒的情绪中。
只是在权利意义上追求性别平等，不质疑资本主义内在、不断生产出的性别不平等（资产阶级法权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忽略了房间里的大象。正如营销号天天宣传“爱自己”“自由”“独立”，文中要么插入各种奇葩的相亲、医美、借贷的小广告，要么就是文末让你点击链接购买T恤和包包。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平等运动是被新自由主义裹挟和收编的，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也很难行动起来，推动实际性的改变。
在书中作者们通过调查疫情期间上海底层妇女的互助行为，发掘了贫困妇女（居民）、工人新村（小区）与政府（居委会）三者之间积极互动的网络。这不仅弥合了以资本主义视角为主的理论把人与人、人与社区、人与政府放在对立的立场，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想象的不同可能，即：“相对于等级和商品化，社会主义制度更注重社会关系的平等与合作，彰显关爱与互助价值观…借助国家遏制由市场贪婪、欺骗和偏见给女性进步带来的新障碍，要改变女性的弱势地位，一个对女性友好的国家就可能是最强有力和最终的工具”（p.239）。
实现人的价值，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还需要建立新的、非异化的社会关系。这不仅包括女性和男性，还有各个层面的努力。批判本身就很不容易，更难的是真正地说服自己、做自己相信的事情。希望每一个女性/男性战胜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压迫同时，也能战胜内化的性别刻板印象，团结起来，获得真正的独立与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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