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电影，或许是一众国别电影里最神奇、也最具吸引力的片种之一。
伊朗电影的电影人们才华横溢，角度刁钻，总能在用出其不意的方式，将伊朗社会的怪相和丑态讽刺得淋漓尽致。
这其中，不乏享誉世界的电影大师，如阿巴斯、帕纳西和法哈蒂。
至于穆罕默德·拉索罗夫，更是如此。他执导过《浮城记》《白草地》等备受好评的佳片；在2020年，凭《无邪》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时，却因一些原因无法赴现场颁奖。此番，他又执导了一部新片，开罪了伊朗当局。值得一提的是，该片还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引发强烈反响，最终拿到了特别金棕榈奖，这便是《神圣无花果之种》（下文简称《无花果》）。本片豆瓣评分7.7，总体评价不错，但也不乏争议，对《无花果》不满的影迷，将后半段的剧情反转吐槽得一无是处，怒气难消。可以说，不管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观众接受层面，《无花果》都是一部争议颇大的电影。有人盛赞拉索罗夫的创作勇气，也有人抨击他投机取巧的政治表达，他到底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会让人产生截然相反的观感？《无花果》开场的第一个镜头，就耐人寻味。子弹和枪的交接，司法机关的阴暗走廊，男人阴郁沉重的神情，以及夜幕中古老久远的神庙。拉索罗夫用一连串带有寓言性质的画面，向我们展现了世俗权力、男性权力和宗教神权之间的隐秘联系。男主角名叫伊曼，刚刚晋升为革命法庭的调查员，只要不出差池，即将成为他梦寐以求的法官。面对晋升，伊曼并没有表露出太多欢喜，反倒愁容满面，他担忧成为调查官后，一家人的生活得更加小心翼翼，丝毫不能向外界透露身份。简单来说，所谓的调查员，干的都是得罪人的差事，动辄需罗织罪名，把一些无辜者打入万丈深渊。这就难免引发社会报复，一旦伊曼的家庭住址和家人信息公之于众，他们便岌岌可危。所以，伊曼和妻子纳梅，对两个女儿千叮万嘱，纳梅更是言辞耸动，生怕女儿给丈夫惹祸。可正值青春期的女孩，怎么肯被条条框框约束？她们一方面注重外表，想要彰显个性；另一方面也在社交网络和现实社会中，关注着席卷伊朗的“头巾运动”。这是一场在2022年真实发生的抗议事件，当时，22岁的女孩玛莎·阿米尼，因为没有按规定佩戴好头巾，被道德警察逮捕。三天后，阿米尼在一家医院突然死去。阿米尼的死亡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无数的伊朗女性走上街头，谴责头巾对女性的束缚，并对道德警察强烈不满。由此，伊朗政府与抗议民众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甚至引发了一连串的暴力事件。导演拉索罗夫在《无花果》中，将“头巾事件”的相关视频，安插在故事中，与伊曼一家的命运转变形成紧密联系。从表面上看，本片是用职位晋升，引发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但从根本上来说，伊曼的晋升只不过是导火索，正如现实世界里，阿米尼的死亡是“头巾运动”的导火索一样，笼罩着伊朗社会的长期的高压氛围，才是女性愤怒的根本原因。电影的开头部分，还在围绕职位晋升，刻画伊曼这个“权力齿轮”的挣扎。尽管在革命法庭任职了二十多年，但伊曼并非是毫无底线的恶魔。可上司之所以大发洪恩，给予晋升，是因为伊曼的前任不愿在死亡判定书上签字，这才让他顶上。说白了，想要保住调查员的饭碗，甚至是爬到法官的高位，伊曼必须每天处理两百多个案件，并且在几分钟之内，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要么就得草菅人命，要么就得丢掉饭碗。对于这一人性困境，拉索罗夫没有花费太多篇幅进行细致刻画，只是通过伊曼前后态度的转变，暗示了他堕入深渊的结果。《无花果》将更多的笔墨，用在了另外两件事上：一个是大女儿蕾兹万在拯救同学时，跟母亲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另一个是伊曼丢枪之后，整个家庭的分崩离析。蕾兹万之所以冒着连累家人的风险，让同学在家里过夜，还在后者遭到暴力袭击后，偷偷把她救到家里疗伤，不仅仅是基于女性共同面临的苦难处境，更重要的是，蕾兹万深信从社交媒体上获得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所代表的政治立场。与此相反，母亲纳梅极力劝阻蕾兹万与外界的“过度”接触，她担忧女儿会在不经意间透露伊曼的工作，进而引来祸事。可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纳梅打心眼儿里认可官方的镇压举措，并将阿米尼的死亡归于意外，而非道德警察的暴力虐待。因为纳梅所获得的信息来源，是电视机上的官方新闻，与蕾兹万获取的信息的渠道有着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政治论调，这既标志着伊朗两代人在价值观上的割裂，也折射出她们所隶属的不同阵营。不过，母女二人的矛盾关系并没有让纳梅这个角色彻底符号化，反而因为其女性身份，表现出她更为复杂的心理。纳梅一方面抵触女儿与同学来往，对“头巾运动”不屑一顾，可当她面对蕾兹万的同学血肉模糊的面孔时，又流露出母性的光辉和悲悯，甚至当同学被捕入狱时，纳梅也会冒险救援。相比之下，影片后半段的丢枪戏码，反倒越发荒腔走板。由于伊曼工作的特殊性，法庭给他配备了枪支弹药，用于防范打击报复。可没过多久，伊曼却丢了手枪，哪怕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也没能找到。丢枪失职、前途断送的恐惧，让伊曼和纳梅将矛头对准了向来“反叛”的蕾兹万，家庭的裂痕进一步加深。一开始，伊曼还能耐心询问，希望蕾兹万交出手枪，一切便万事大吉。可当蕾兹万毫不松口、事态愈发严重时，伊曼竟然听信上司的歪招，让专门审讯犯人的同事，对妻女三人上手段，试图找出始作俑者。其实，《无花果》的剧情如果拍到这里，一切还算合理，不管丢枪是否意外，也不论是否妻女所为，它都让我们看到了，伊朗司法体系内部的丑恶和异化，以及个体如何被权力机器一步步利用、威逼、蚕食，从而将亲情毁于一旦。然而，当伊曼的个人信息被公之于众、他为此不得不带着家人逃离故乡时，电影的故事开始变得前后不搭，人物动机完全失真，进而沦为一部空有批判意识却丢了现实质感的割裂之作。萨娜为什么要偷走父亲的手枪？在父母百般央求、告知后果有多么严重后，萨娜又为什么还要隐瞒？我们能理解《无花果》从头到尾所表达的女性困境，以及导演拉索罗夫对于“头巾运动”的声援，但萨娜这个角色偷枪的动机，在此前两个多小时的篇幅里，竟然没有半点铺垫，对于她与父亲伊曼之间的冲突，也没有丝毫勾勒。这就让电影最后父女之间的抓马桥段变得莫名其妙，完全沦为拉索罗夫进行政治宣讲的舞台，此前耐心打造的人物个性、编织的人物关系，都荡然无存。也就是说，在看《无花果》的前半段时，我们有多么期待，在高潮和结尾时，就有多么失落。拉索罗夫的创作勇气固然值得钦佩，但他让《无花果》最终沦为一部赤裸裸的政治宣讲片，令人难以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