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后的西安事变中，党发挥的作用让又在全国范围内备受瞩目。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到延安去”成为风潮。
但是，以杨德中前辈为代表的许多青年，对当时抗日主张的具体方针、政策缺乏了解，也并不具备最基本的军事常识。
因此，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培养抗日和青年运动所需的人才显得尤为必要。
二、安吴特训班
七七事变后不久博古曾根据周恩来（周总理太有远见了！）的意见，向蒋逆介石要求：
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中央代表林伯渠（1922年国共合作能成功，林老出了大力！他老同盟会时就跟着孙中山。而他哥哥更厉害，与孙中山的关系更紧密，当年有很多创新的想法，与毛主席不谋而合，可惜病逝太早，否则黄埔军校的校长大概率就是林伯渠哥哥，例如程潜这样的老资历远不如，程潜甚至与蒋逆争黄埔校长都落败），
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谈判此事，最终达成了在城外寻地办学的协议。
同年9月，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冯文彬，从延安来到陕西省委传达中央指示：“决定在云阳附近办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
1937年10月11日，由中共青委领导的“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在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名义下举办了第一期，位于三原县的斗口农事试验场为青训班提供了“一所现成的房子作为大家的寝室”。
第一期由于诸事草创，条件比较艰苦，办学场地其实就是农场一片空地，寝室不过是在地下室的水泥地上打地铺。
学生约150人，大多来自西安师范、西安高中、西安一中（杨德中就是西安一中的，他是参加的这一期吗？）、西安二中、三原三中、蒲城尧山中学参加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的青年学生。青训班有工作人员四名，亦无明确的教育计划。
“乔木同志讲授三民主义，冯文彬同志讲抗战形势、青年运动，军事方面的知识则是乐少华同志讲大课。”
虽然第一期的授课内容更多凭借工作人员自身积累下来的革命经验，却为青训班后来的课程奠定了通过短期教育传递党的各项主张的鲜明特点。第一期共计举办15天，不少人希望结业后能到延安学习工作，但是鉴于工作需要，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又重新回西安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第一期学员结业回到地方后广为宣传，青训班名声大振。
时任蒋逆国民党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的周伯敏认为中共此举使陕西原有的教育秩序受到冲击，遂向其舅父于右任诬告青训班强占了斗口农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也因党内经费紧张不同意再办青训班，
后来还是毛泽东（毛主席是真的有预见力，真的明显比其他人水平高太多了！）拍板说：
“青训班必须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大搞。”
1937年11月，青训班第二期搬到云阳镇东街的城隍庙内举办，至12月底举办两期，每期时间延长至20天，受训学员计800余人。
学员除了有民先队人员外，还有从国民党监狱获释的党内同志。（看王林的相关记述，估计后来在朝鲜犯了大错的16军军长尹先炳，当年参加了培训班）
因此，这两期学员毕业后大量进入抗大和陕北公学继续学习。
与此同时，文化界人士车向忱通过东北救亡总会与于右任亲属之间的关系，在云阳寻得安吴堡供青训班办学。
1937年12月底，在共产党、国民党和民主人士三方面作用下，青训班三迁至云阳安吴堡，更名为“战时青年训练班”，故又称安吴青年训练班。
搬迁至安吴堡的青训班获得了一个可以稳定发展的环境，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学员受训时间更长，青训班的教学内容更加丰富。
第四期的训练时间延长至一个月，第五期延长到两个月，第七期起增加了三月班。
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应前三期学员延长训练时间的要求，另一方面与课程内容的逐渐充实有很大关系。
安吴青训班新开设的课程包括抗战的形式与任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争、三民主义等，又根据不同学员的实际要求，讲授学生运动、消灭汉奸、农村运动和农民运动、武装群众、职工运动、军队政治工作、儿童运动、青年运动等内容。
总之青训班课程内容是党的主张的具体化，基本满足了战时向广大爱国青年和地方工作人员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以及快速训练中下层青年干部的需求。
朱德给青训班师生作抗日形势报告
参训学员人数大增，来源广泛，分班更为细致合理。
从第四期开始，学员人数突破每期1000人。为方便管理，青训班改队建连，由之前的编队形式改为军事化的连级编制。
由于人数扩张，1938年4月开办第五期时又扩连为营。
1939年青训班工作重点转移之前，每期学员人数基本上保持了三个营的规模。
青训班根据学员的职业、社会出身、文化程度以及政治水平的差异，
青训班从第四期开始，决定在学员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
1938年4月青训班第五期开办的前10天，仅有党员34人，而且都是工作人员。
党支部及时反思了发展组织对象存在着对象范围较小、方式呆板、胆小保守等问题，动员各支部认清发展组织的重要性，新发展党员93人。
尽管这一时期青训班党员人数迅速增长，但始终没有超过学员人数的三成。在青训班发展党组织的任务虽然略显急迫，但是其审慎也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安吴青训班于1938年4月设青年干部连，7月设党员训练班，把发展党员与培养青年干部的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
为什么如此急迫地发展党员？
这和中层青年干部短缺有很大关系。
青委委员冯文彬于1938年5月16日给长江局青委写信说：
“青年干部问题已成大问题，各地都需要干部，但最大的弱点是在延安各校都没有专门来训练青年干部……
现已从青训五六期中抽了一百多个适宜做青年工作的……以培养做党的青年工作及青年群众工作的干部为原则。
我想我们这样做，干部问题必可解决的。”
随着敌后抗日工作和青年运动的迅速铺开，能独立领导群众工作的中层青年干部的缺口也越来越大，于是1938年11月召开的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安吴青训班为训练青年工作干部的专门学校。
从青训班1939年4月16日刊载于《中国青年》上的招生启事可以得知，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已经更名为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招生规模缩减，但要求更加严格，必须经由考试才有资格进入学习，受训时间也延长至一年。
这是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工作重心转移的一个节点，一方面是青年干部缺口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与国共关系的转变有着莫大的关联。
安吴堡的外墙
1940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4月，中央决定“撤退云阳、安吴堡两地青训班……迁至关中边区”。
安吴堡青训班，此后就更名为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继续培养青年运动干部。
1941年9月，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并入延安大学。安吴堡青训班另有一小部分在1939年7月与陕北公学、鲁艺合并，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晋察冀边区。
从1937年10月到1940年4月仅仅两年半的时间里，安吴堡青训班在国共合作微妙的态势变化中寻找生存与发展的契机，四度迁徙，不断壮大，
共举办了14期，给12000余名青年，宣传了中共的抗日政策和政治主张！普及抗日政治和军事方面最基本的知识，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奔赴延安的青年们，对于中共革命理论和抗战政策认知上的不足，
为敌后抗日武装和日后的革命工作，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中下层干部。
分流与过滤——
青训班对中共革命的作用
安吴堡地处咸阳市泾阳县北，毗邻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所在地云阳，又十分接近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安，便于各种身份的人员进出。
许多青年，怀揣奔赴延安的理想，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介绍，转赴安吴堡青训班。
1938年初，15岁的浙江宁波学生张林东怀着到延安去参加革命的坚定信念，背着家人暗做准备。
5月，奉化中学的学生胡华找她商议去延安之事。
当时张林东手头只有不足10元的路费，但她表示，就算是沿路乞讨也要到延安去。
随后，张林东与邬昂夫、胡宁、洪启华四人千里迢迢奔赴陕北。
他们一路颠簸，先从金华转车到九江，然后从九江买到去武汉的轮船票，四个人挤在舱尾的角落里，半蹲着坚持了一夜，轮船次日才到达武汉。
当时日军逼近武汉，局势紧张，铁路交通拥挤不堪。四人身上路费有限，于是他们避开检票员，在火车站北边不远的地方，爬上了一辆运煤的敞篷车。
到达西安后，他们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尽管反复请求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同意他们去延安，但因没有介绍信，得到的最终答复是：
“介绍你们到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去吧，那也是我们八路军的一个短期训练班。”
有着类似经历的青年还有很多，安吴青训班无疑对奔赴延安的青年起到了分流的作用，减轻了根据地的压力。
安吴青训班把一群有着共同理想的青年聚集在一起，他们在奔赴青训班途中所遇到的最大障碍，便是国民党各级军政部门的检查与阻挠。
原中国民族学会会长秋浦回忆他早年间进入安吴青训班的经历时说：“当我们随大批流亡青年抵进陕西凤翔，国民党军队把城门一关，突然宣布要将这些青年编入中央军校。”
这种变故令人措手不及，秋浦以身体不好，需要回汉口治病为借口顺利脱身，最终辗转经由安吴青训班抵达延安，但同行的两人却被留下，局势造就的意外变故使朋友们不得不从此分道扬镳。
实际上可以想见，大量青年奔赴陕甘革命根据地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国民党方面势必要同其争夺青年，至少也会加以阻止。
为了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胡宗南在紧挨着泾阳的三原县，开办了“三民主义青年训练团”，这是与我们在青年工作上的正面交锋。
除国民党方面的因素外，青年自身的选择，也很关键。
安吴青训班活动经费相当紧张，物质生活十分艰苦，再加上地理环境的关系，给许多学员都造成了不便。
来自广州的青年学生龙实初到西北，低估了冬天的寒冷，再加上听不懂方言，生活和交流都出现了大问题，最后只能请假返回西安养病，另寻它途前往延安。
另外，对于当时的普通青年而言，个人的出路和生计也是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1938年2月，来自安徽涡阳、怀远一带的30余名青年学生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请求推荐他们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他们先到安吴青训班学习，结果“同去的许多青年顾虑青训班没有生活出路，加上自费吃饭，转而投报了国民党的学校”，最后只有李晨、刘慕坤等六七人到了安吴青训班。
艰难的旅途和国民党的阻碍使一部分人选择了放弃，艰苦的学习环境，使一部分人没能坚持下来，毕业后渺茫的个人出路动摇了一部分人的选择！
安吴青训班从客观上起到了过滤器的作用！
安吴青训班非常重视青年的政治审查工作。
青训班教务处处长刘瑞龙，在一次联席会议上说：
“我们采取上门欢迎、来者不拒的方针，这并不是说，来到我们这里的青年都是革命的，
有部分可疑分子或投机分子，也混进来，应充分认识学员群的复杂性……只有经过政治审查合格的同学才能介绍到延安去。”
地处国共势力交汇处的安吴青训班吸收了大量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青年在此生活学习，像一块巨大的海绵，既缓冲了大量青年涌入陕北给革命根据地所造成的压力，
又通过基本教育和严格审查，过滤了泥沙，留下来的基本上是，一群出于自我抉择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
输出与成长
安吴青训班的宗旨，若一言以蔽之，就是“为革命需要培养人才”。
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司令孙桐萱的机要秘书
朱晦生、
宁波北仑公德小学校长李长来、
南洋华侨何凤栖，
这三位青年本联系不到一起，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在安吴战时青年训练班学习过。
朱晦生是三人中较早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
他早在1926年就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秘密入党。1928年国民党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他流落到洛阳以给人代写信札为生，1930年在山东韩复榘部当了兵。由于个人能力较强，1936年时，朱晦生已成为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的秘书。
1938年1月，蒋介石以“对日军不抵抗”的罪名将韩复榘处决，由孙桐萱接任第三集团军司令。
朱晦生被孙提拔为机要随从秘书。这时，朱晦生以回家乡陕西旬邑探亲为名，到安吴堡青年训练班接受考察和学习。
鉴于他的特殊身份，党组织安排他回到原部从事地下工作，一方面搜集情报，一方面做孙桐萱的思想工作。
朱晦生的工作卓有成效，出于对我党同情，孙桐萱以慰问皖北新四军的名义捐献5000元，有效地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朱晦生进入安吴青训班前后的行为，大致可以判定，青训班无疑是他政治活动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
与朱晦生相类似，还有许多来青训班的青年因为特殊的社会关系和出色的工作能力，被组织派出去从事地下工作。
浙江宁波北仑公德小学校长李长来，在民族危亡之际深感教育救国无望。
当他接触到马列主义后便对我党抱有好感。
1937年冬他来到安吴青训班，先后在青训班和陕西公学学习并入党。
组织鉴于他在当地有一定地位，且有公开的职业，安排他回乡以地方人士的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
李长来回乡后，以公德小学为基地培养革命干部，发展当地的农会，领导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支援中共的敌后抗日武装活动。
从青训班结业后被派回当地从事群众工作或组织抗日武装，也是青训班的一大直接输出方式。
这些青年一般在当地都有一定的地位声望，个人能力较强，可以产生较大的影响力。
安吴青训班部分领导合影
南洋华侨何凤栖，在国外时就受到革命救亡思想的影响，早在1930年便加入了新加坡“汽车回国服务团”。
1939年左右他来到安吴青训班，先后在青训班和陕西公学学习并入党。
1941年在中央财政处、陕甘宁边区粮食局任审计股长、管理科长。
从安吴青训班结业后，许多青年都是经过陕公、抗大等各类学校继续培训之后进入各个机关单位和战斗部队，为党领导的革命输入了大量新鲜的血液。
朱晦生、李长来、何凤栖的不同革命历程，代表了安吴青训班为革命事业，输出人才的三种基本模式：
从事地下工作、回乡从事敌后工作以及进入各机关单位和战斗部队。
从现存的资料来看，进入各机关单位和战斗部队似乎更为普遍。
这些革命青年群体，经受住战火的生死洗礼并不断成长，活跃于革命事业的方方面面，为党领导革命胜利奠定了稳固的人才基础。
20世纪40年代中原文坛出现过两次作家聚集，师陀、李辉英、张振亚、苏金伞、牛汉、青勃、塞风、白桦、叶楠、李蕤、周启祥、栾星等人都曾在这里留下文学活动的足迹。
始于抗战相持阶段的作家聚集，以洛阳、郑州南阳为中心，凭借黄河形成的天然屏障，作家们在抗战最前线开始了抗日文学题材的创作，如李辉英的《前方》、《松花江上》等。
抗战胜利后处于国共和谈阶段的作家再次聚合，是以开封、郑州、南阳为中心；其时豫鄂边、豫皖边正为内战的焦点，也使陇海、平汉交汇的中原城市，成为作家相聚和呐喊的阵地，郑汴各大报刊皆有进步作家正义呼声……
梳理40年代的中原文坛活动，总能发现一个有着影响力量的幕后角色，这就是潜伏在国民党军队的地下共产党员朱晦生前辈。
这些发现不仅帮助我们了解国统区作家与我党交往的一些线索，对现代文学研究思路，更是一种拓展和补充。
从事秘密工作期间，朱晦生前辈先后结识李辉英、张振亚、周启祥、青勃、栾星、牛汉等进步作家，并以一种特殊的交往关系，对其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与李辉英及《前方》
李辉英的抗战足迹，有两处与朱晦生有交集。
第一次是1937年秋季，李辉英由上海到济南，参加第三路军政工人员训练班。
第三路军内部有一个秘密军官组织“知行学会”，以政训处少将副处长王志远为会长，以朱晦生为核心。
政训班名义上由韩复榘任主任，实际为知行学会控制，朱晦生是班务负责人，并且主讲《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政训班结束后，知行学会骨干张维翰、姚第鸿等带领一批学员到了聊城范筑先的部队。
李辉英也与第三路军移动剧团奔赴聊城。他把这段经历翔实记录下来收入《山谷野店》一书，1940年4月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
以聊城抗战为背景的抗战小说《北运河上》，1938年5月由汉口大众出版社印行。
李辉英此时作品的体裁难以划类，称散文、小说、通讯、报告文学皆有，然写实是其最大特点，背景氛围甚至事件叙述皆有史料价值，从中可见知行学会的影子。
第二次是1941年初，李辉英由重庆到郑州，可以说是携笔从戎。他在1981年回忆说，1939年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从前线回到重庆之后，“有一位间接又间接的世伯，热心地把我介绍给某一守河防杂牌部队的司令官当秘书，对于我这个久想写点军队生活为背景的人说，正中下怀”。
这个杂牌部队就是第三集团军，总部驻在郑州，隶属第一战区，李辉英任总司令孙桐萱的秘书。
20世纪80年代，陈荒煤主编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马蹄疾所编《李辉英研究资料》为其中一部。
对于李辉英这一阶段的活动言之极简，其中的《李辉英传略》说道：“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服务于杂牌部队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为总司令孙桐萱摘编报刊新闻，兼任《阵中日报》副刊《中州文艺》编辑。”
实际上李辉英在抗日军队中的这段经历，对于他的创作生涯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这期间，李辉英完成了《松花江上》长篇写作，构思并开始起草后来定名为《前方》的长篇小说，发表有《月下草庵》（独幕剧）、《霍队长》（小说）等作品。
所以30年后在香港谈及八年抗战，李辉英追忆部队的生活，把河南称为“第二个故乡”。
孙桐萱有三个上校秘书，即李辉英、朱晦生、吴惠民。
吴惠民是冯玉祥派到郑州，协助孙桐萱建立私立桐萱中学的，仅持秘书之名。同时在总部任职的只有李辉英和朱晦生，二人作为同僚是没有疑问的。朱晦生时任中共特别支部副书记，他把特支书记许天民推荐给孙桐萱任录事，专为李辉英誊写创作手稿《将军在大河两岸》，“主要是宣扬孙桐萱守郑州河防的抗日功绩”。
1942年初，孙桐萱率所部第十二军移驻河南西部的灵宝县，朱晦生与李辉英随总部前往。在灵宝的窑洞里，伴随着夏夜的酷暑和黄河的涛声，李辉英创作了《松花江上》。1943年初，第三集团军再调宝丰、临汝一带，李朱二人仍一同随行。途经洛阳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奉蒋介石之命，解除孙桐萱的职务，并随即押往重庆。
第三集团军番号被撤销之后，朱晦生调至第十二军军部任秘书，李辉英则返回重庆，开始酝酿《雾都》的创作。
李辉英与朱晦生个人间的交往，目前未见直接的史料。朱晦生作为共产党的秘密使者，促进了孙桐萱的抗战立场，也为李辉英的创作提供了素材；李辉英宣传了孙桐萱部队的抗日活动，并且影响着孙桐萱与他的队伍。
就主观意愿和客观效果而言，两个人自然是完全一致的。
在李辉英的作品中，自然出现了朱晦生身影。1972年李辉英在香港，出版长篇小说《前方》，描写第三集团军的抗战历程，未改30年前的写实风格。
书中的地名和部队番号真实依旧，只是孙桐萱成了“申总司令”，孙夫人张慧中成为“姜慧中”，
唯有总司令的秘书仍然是“朱秘书”。
与张振亚夫妇
1939年5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成立，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一期的张振亚被推选为理事，兼任驻会秘书。他还任延安美术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等职，并有创作、译作和评论发表，曾与田间、胡风讨论诗歌创作问题。
1941年夏，张振亚被派往河南工作。他与妻子于海云准备先回河北沧州老家，因为于海云临产提前而中止行程，留在郑州。
朱晦生给予热情帮助和经济支持，推荐张振亚为孙桐萱的家庭教师。桐萱中学建成后，经朱晦生斡旋，张振亚夫妇受聘在此任教。张振亚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西语系，教授英文；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院的于海云教授生物学。张振亚归属特别支部领导，由朱晦生秘密发展入党。第三集团军奉命西调后，张振亚夫妇随吴惠民到教会学校郑州圣德中学任教。
抗战胜利后，朱晦生到郑州重建党的组织。张振亚为郑州支部成员，在朱晦生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为加强上层统战工作，张振亚以其娴熟的英文，进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任行政帮办兼英文翻译。
其间张振亚不断发表文章，宣传民主思想，争取与团结进步知识分子。如在《文萃》发表批判胡适的政治评论，在师陀、苏金伞、李蕤、陈雨门创办的《沙漠文艺》杂志，发表致陈蓝的信。
陈蓝即作家张秀亚，张振亚唯一的妹妹，是南京总主教于斌的弟媳妇，时在北平辅仁大学任教。文章实际是写给知识界中看不清中国前途，对国民党和美国抱有幻想的人，“在北平文坛发生影响”。
这些工作均是中共秘密组织汴郑工委所部署，朱晦生是其负责人之一，为张振亚的直接上级。
1947年5月22日，开封发生声势浩大的民主大游行。张振亚“尾随游行大队，深受感动，回到联总救济署，马上写了英文报道，标题为《金鸡叫了》，中文稿寄《文萃》杂志，英文稿寄《米勒氏评论报》”。
其时《文萃》已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张振亚因此被捕，旋经汴郑工委营救获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