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7月14日, 一辆普通客车缓缓驶进奉天 (即沈阳) 火车站。
一对衣着整齐的夫妇, 夹杂在往来的旅客中, 匆匆走出车站。夫妇两人雇车来到一家旅馆门前停了下来, 并住进了这家旅馆。
这对夫妇便是刘少奇和妻子何宝珍。
当时，东北白色恐怖十分严重。
刘少奇这次是受中共中央的派遣, 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
在此之前, 已经有三届满洲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的破坏, 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最严重的一次是1928年12月, 满洲省委在举行扩大会议时, 被敌人包围。省委委员除团省委书记一人逃出外, 省委书记陈为人和全部常委以及几名外埠负责人共13人全部被捕。
由于省委机关几乎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使党在东北的工作和群众运动几近瘫痪。
因此初到沈阳（奉天），刘少奇当然不会冒险去满洲省委机关报到，而是以患病为由与从事医务工作的满洲特科负责人蔡伯祥秘密接头，并通过蔡伯祥全面了解东北地区的情况。
而他被捕后，蔡伯祥必会积极组织营救行动。
满洲特科负责人蔡伯祥，就是“满洲麻子”。
这个在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原名邵达夫，又名邵扶民、邵一纯等，因其面部有麻子，所以在党内又被称为“邵麻子”“蔡麻子”。
1928年底邵达夫被中央特科派往东北。
在他前往东北之前，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中共党员赵石羽（后改名赵唯刚），已凭借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教官的公开身份，潜伏在东北地区搜集了大量情报。
邵达夫初到沈阳，赵石羽亲到火车站迎接。
他看着远处走过来一个穿着西服大衣的瘦高个麻子脸青年人，在东北的隆冬中特别醒目。
接到后，赵石羽趣说不打信号也知道是你。
邵达夫此次来沈阳的任务是了解赵石羽的工作情况，并对下一步开展工作给出指导意见。在赵石羽的要求下，邵达夫经请示中央特科同意，开始筹划建立满洲特科组织。
邵达夫与赵石羽密切合作，相处融洽。
赵石羽在东北有深厚的社会关系，其本人的公开身份在社会上也很有影响力，进一步开展情报工作的条件很好。
邵达夫早年曾学医并开过小诊所，所以他决定在沈阳开设一家医院作为掩护，为此冒用了一个名叫蔡伯祥的医科学校毕业生的证件，在东北工作期间就一直使用蔡伯祥的名字。
通过赵石羽的关系，邵达夫顺利开办了名为“首善”的医院，邀请奉系军阀的头面人物为其题写了匾额，建立了地下工作的据点。
在邵达夫的领导下，从1928年底到1930年10月，满洲特科边筹建边活动，在东北地区党的地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9年7月刘少奇到沈阳后正是通过赵石羽，在他工作的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宿舍。
邵达夫提醒赵石羽：我们党有位领导同志住在你们那里，要特别注意他的安全！
当年有件巧合的事情，让麻子坐立不安。
一个以调查共产党员出名的军官调到高等军学研究班当总队长，这是针对行来的刘少奇吗？
经过赵石羽调查，此人被派任纯属是因为没有地方安排，并不是针对地下党的活动。
不久刘少奇在前往纱厂开展工作中被捕入狱，邵达夫也积极参与了营救工作。
二、邵达夫（蔡麻子）短暂又传奇的革命路程
邵达夫领导下的满洲特科情报工作十分活跃，针对东北军政当局和日本方面都取得重要进展。在秘书厅、宪兵司令部、警察厅及日本警察署等要害部门，或有打入人员，或有可利用人员，从而广泛获取了重要情报。1930年中原大战前后，满洲特科着意搜集东北军方面的情报。在东北军入关作战前，满洲特科从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密电处得到可靠消息，详细了解了东北军出兵的目的、军事部署以及出兵的条件，并通过对蒋张之间的电报人员往来及东北当局内部的分歧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此次东北出兵，表面上虽然帮蒋，但绝非彻底的讨阎、冯。盖奉张尚须留阎、冯以治蒋。”“今后之局面，仍然为军阀割据。”满洲特科的报告使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及时了解东北局势，对党的有关工作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
也是在中原大战爆发前，蒋介石急于掌握张学良方面的动向，遂安排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派员前往东北搜集情报。
因为此前国民党方面也曾多次秘密派人前往东北，却没有取得成效。徐恩曾即打算派极为信任的钱壮飞前往东北。
钱壮飞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组织，此时满洲省委刚遭受严重破坏，中央也急需派人前往了解情况，于是决定利用这一机会派陈赓、胡底与钱壮飞一同前往东北指导工作。
于是他们拿着国民党的证件和活动经费，在邵达夫、赵石羽等人掩护下，对东北党的组织进行了一次巡视。
返回后，他们编写了4万多字的东北地区情况报告，因为资料翔实丰富，令徐恩曾刮目相看，从此更加信任钱壮飞。
满洲特科还担负着保卫党的机关安全和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邵达夫的妻子和母亲都被接到沈阳担任满洲省委机关的掩护工作，他的母亲以一个子孙满堂大家庭的老太太身份出现，租用一个大院作为省委文书处的秘密办公地点，以邵达夫在青岛的哥哥为大少爷，邵达夫本人是二少爷，省委文书兼内部交通赵志刚为三少爷，另有其他以亲属名义住在院内的多名党内同志，建立了一个巩固的地下活动据点。满洲省委多次遭敌人破坏也没有波及到这里，为几次重建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邵达夫等人利用掌握的各种社会关系，通过托人说情、行贿买通等方式对被捕同志进行营救，在避免党组织遭受更大破坏、及时恢复党组织、保存党的干部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如1930年5月，满洲省委在沈阳小南门外召开成立临时省委的重要会议，会议快结束时，因附近人家被盗，省委成员廖如愿、王永庆、宋奇、潘义、王鹤寿、郭隆真等6人被捕。这6位同志随机应变，巧妙应对，最后由邵达夫开办的首善医院做担保，终于平安脱险。
向党组织反映被捕同志情况，组织开展营救活动，更是满洲特科的重要工作。如1931年3月16日，邵达夫写给中央关于营救东北地区被捕同志的报告，详细报告了1930年发生的3起满洲省委组织遭到破坏被捕同志的情况。又如关于满洲省委常委、职委书记林仲丹（即林育英）等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后在狱中的情况，“仲丹被捕时，身虽无证物，但同时被捕者有二十五人之多，原因为告密，故丹被捕后，指证者甚多，并有同时被捕之张麻子，因受刑不过，亦指证仲丹，并说出一切，因此丹已受刑极重，关系亦居首位”，十分详尽地反映了这些被捕同志的处境，并向中央报告了营救工作面临的困难。当时在上海的周恩来看到这份报告后，亲笔批示：“此信我看过，望告济总党团，速汇款去救济在狱人士，至急勿误！”
1929年8月，因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告密，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候补委员杨殷等领导同志在上海被捕并遭杀害。中共中央决定处决叛徒白鑫。周恩来亲自到白鑫住所附近等地观察现场，结合连日所获情报，经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交由顾顺章、陈赓负责执行。邵达夫也被抽调参加行动。11月11日晚间，在白鑫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头目范争波等走出住所时，邵达夫等特科人员一同动手，击毙了叛徒白鑫和多名特务。事后，国民党军警宪特机关连续大肆展开搜捕行动，并自12月7日起，淞沪警备司令部在《申报》上连续发了一周的悬赏布告，“无论何人如将正凶拿获，解部讯实者每名赏洋五百元”。不过终究也是一无所获。镇压叛徒白鑫，极大地震慑了叛徒和特务机关，为维护党组织安全起到积极作用。
天津《益世报》1929年11月13日关于击毙白鑫的报道
1930年满洲省委遭破坏后，党组织把省委的一些文件存放在一个朝鲜族年轻党员家里。因为形势很紧张，这位党员经常不敢回家住，引起了在军队中做过旅长的房东怀疑，随后在其屋里发现大批文件。因为这个房子是赵石羽通过关系租到的，房东很快就要追查到他，从而有可能威胁到党组织的安全。邵达夫听说后即决定准备一辆汽车，晚上带上枪和汽油及厚礼去拜访房东，先礼后兵，如说情不成就动武，抢出文件或放火烧掉。邵达夫在见到房东后软硬兼施，终于说动房东同意他们取走文件，从而化解了危机。这个问题得到妥善处理使得赵石羽等同志都十分佩服，认为邵达夫处理问题果断有水平。
经过近两年努力，1930年9月，邵达夫认为正式成立满洲特科的条件已成熟，他在写给中央的信中提出“现决在沈四斗同立。哈马上建立‘二、三’，大连‘二’”，就是在沈阳建立与中央特科设置相同的四个部门，即一科（总务科）、二科（情报科）、三科（行动科）、四科（电讯科），哈尔滨建立二科、三科，大连建立二科。当年10月，满洲特科正式成立，党在东北地区的情报、保卫工作更加广泛深入。
1931年春，因顾顺章叛变，在特科系统工作的大批干部被迫转移，邵达夫也奉命调离沈阳，满洲特科的工作由曾在他手下工作的吴宝祥接手。此时，中央特科二科科长陈赓隐蔽在上海，但因为熟悉他的人特别多，有可能出现问题，加上平津地区党组织接连遭到敌人破坏，周恩来即派陈赓和特科工作人员陈养山前往天津工作，并指派熟悉北方情况的邵达夫护送他们。他们乘坐的是一艘英国货轮，船上有一个茶房给旅客端茶送水，邵达夫看出他有麻风病，立即向船方提出不能让这个人干这个工作，以防传染。陈赓、陈养山和邵达夫开玩笑，说多亏带来个医生，否则会得传染病的。到天津后，邵达夫将陈赓等人妥善安顿在一家熟识的旅馆。
在完成护送陈赓的任务后，邵达夫被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与上海党中央的交通联络工作，但他并没有主要从事这个工作。据他在1933年3月7日向中央的报告中所述，“我来苏区以后对于交通站工作未能专门去做”，因为苏区之间的交通线尚未完全打通，“比如陂孝北苏区与这黄麻苏区相隔近百里不易通行”。更主要的是因为苏区极度缺少专业医疗人员，因为他有较为丰富的医疗工作经验，主要的工作就放在了红军医院，担任红四方面军后方总医院副院长。在苏区，因邵达夫的医疗技术水平较高，能做较复杂的手术，深受伤病员信赖。
当时鄂豫皖苏区在王明极“左”路线的统治之下，大搞“肃反”，枉杀很多革命同志。1932年4月，邵达夫去麻城县北风嘴红军医院检查工作，仅因事前未和县保卫局沟通，即被认为是前来搞破坏的“改组派”而遭到扣押审讯。邵达夫严厉斥责了当地保卫局的荒唐行径，反而受到酷刑折磨，幸亏当地有一名部队干部认出了他，才获释。事后，邵达夫向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周纯全汇报了当地“肃反”扩大化的严重情况，对麻城县保卫局负责人员进行了处理。
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主力突围离开苏区。国民党军很快进入到苏区核心地区，占领了红四方面军后方总医院所在地新县箭厂河。在严峻的形势面前，邵达夫沉着指挥，率领近百名医务人员，组织将近1000多名红军重伤病员向偏僻山区转移。沿途天空有敌机骚扰，地上有敌人“围剿”，行动十分困难。好在当地是老根据地，地方党组织积极配合医院转移，组织担架队、救护队、洗衣队来支援，很快在山区又重新建立了后方医院。因当时重伤员较多，而连同邵达夫在内仅有5名医生，很难承担繁重的医治任务，于是邵达夫就委派医生钱信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卫生部部长）成立了重伤治疗组，集中力量医治重伤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邵达夫很善于团结医务人员。钱信忠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军医，医术高超，后参加红军。邵达夫就积极动员钱信忠入党。当时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成仿吾到医院来养病，邵达夫介绍钱信忠与他结识。成仿吾知道钱信忠熟悉德语，还送给他一本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鼓励他抓紧攻读。钱信忠等医务人员在邵达夫的领导下，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挽救了很多红军伤病员的生命。
1932年12月30日，鄂豫皖省委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对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苏区反“围剿”斗争进行了总结。但因鄂豫皖苏区与党中央的通讯联络中断，急需向党中央汇报苏区反“围剿”情况，于是决定派邵达夫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从此邵达夫就离开了医疗工作岗位。
邵达夫到上海时，原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陈赓也因腿伤先于他回到了上海医治。因为他们两人此前都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认识的人比较多，组织上为了安全考虑，就让他俩和陈赓夫人王根英、湘鄂西根据地领导人夏曦的夫人谭国甫一同隐蔽在一处僻静的住宅里。1933年3月，党中央决定派腿伤痊愈的陈赓回苏区工作。出发前的3月24日晚，陈赓到贵州路北京大戏院观看德国歌舞电影《天堂之路》，被叛徒认出而遭到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上海中央局组织部的杨光华、林电岩获悉陈赓被捕，冒着危险立刻通知邵达夫等人转移。但谭国甫又返回住处取东西而被敌人抓获，后来冒用陈赓妹妹的身份与陈赓一起被营救出来。不久，邵达夫在领受了中央对鄂豫皖苏区的指示后，因不便携带文件，将中央指示全部默记下来返回苏区。
1933年7月，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在“围剿”开始前，邵达夫经河南回到了苏区，在7月1日召开的鄂豫皖省委常委会议上，他口述传达了中央对苏区的指示。这个指示受当时极左路线的影响，完全不顾鄂豫皖苏区面临的严峻形势，要求针对敌人的进攻恢复和巩固鄂东北苏区，导致了后来接连的军事失利。因苏区面临极大的军事压力，邵达夫也被抽调去参加军事斗争的领导工作，担任了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副司令。但鄂豫皖苏区“肃反”扩大化愈发严重，当年11月，邵达夫被免去了职务，以“取消派”的罪名遭到处决。
新中国成立后，陈赓奉命筹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改名为赵唯刚的赵石羽恰好也调到这所学校工作。因赵唯刚离开满洲特科后长期在苏联工作，早年的党籍得不到承认。一次，赵唯刚与陈赓谈话时想起好像在地下工作中曾见过面，两人仔细回忆了一下，正是陈赓在邵达夫掩护下前往东北调查时，曾在赵唯刚家中住过一段时间，由此陈赓为他出具了证明，赵唯刚的党籍问题顺利得到解决。两人共同回忆起并肩战斗过的邵达夫，为被“肃反”扩大化错误杀害的这位战友惋惜不已。
三、再来看刘少奇如何被捕
刘少奇来到奉天后, 立即着手重建省委机关。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工作, 东北地区党的组织很快得到了恢复。
基础工作做完后, 刘少奇开始主抓奉天的工人斗争工作。分管奉天市工作的省委常委孟坚 (即孟用潜) 同志向刘少奇报告：
奉天纱厂正在酝酿罢工, 准备工作已经差不多了。刘少奇决定与孟坚一起参加纱厂支部会议, 进一步了解情况, 以便更好地指导罢工。
奉天纱厂坐落在偏僻的城郊地区, 纱厂周围是一片坟地和小树林, 从外面上看十分荒凉。1929年8月22日下午6时许, 一位教书先生模样的人出现在小树林里, 他就是孟坚。不久, 一身工人打扮的刘少奇也来了。按约定, 他们要与纱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在这里碰头。过了一会儿, 下班的汽笛响了, 厂门却紧闭着, 不见有下班的工人从里面走出来。工厂的大门口, 有几个厂警转来转去, 似乎在搜寻着什么。凭着长期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 刘少奇觉察到情况有变, 马上决定迅速转移。然而已经来不及了。一队厂警发现了刘少奇等人的行踪, 持枪冲上来将工人们团团围住。原来几天前, 工人党员崔凤翥叛变。他向厂方告了密, 常宝玉已在两天前被捕。
厂方警察将刘少奇、孟坚当作煽动工潮的嫌疑分子审问。审讯中, 刘少奇只承认是武汉来的失业工人, 到奉天来找工作。主审的厂警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做工的工人。”刘少奇平静地答道。
厂警中的一个头儿瞪着眼睛上下打量着刘少奇, 突然吼道:“把手伸出来!”
那人看了看刘少奇的手, 嘿嘿笑了两声, 说:
“工人？你骗不了老子！
看你细皮嫩肉的，连个茧子都没有，还敢冒充工人！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刘少奇镇定地说:
“我就是工人, 排字工人。若你们这儿有排字的活儿, 我可以做给你们看。”
厂警们互相嘀咕了几句, 又突然喝道:“你为什么要来煽动工潮?”
“什么工潮, 我根本不知道。”刘少奇说。
厂警见问不出什么名堂, 大失所望, 拉起刘少奇的手打了一阵板子, 又把常宝玉押来对质。所幸常宝玉之前没有见过刘少奇, 看了半天后说:“不认识这个人。”
厂方没有抓住刘少奇等人的把柄, 第二天将他们押解到奉天警察局商埠二分局, 关押在临时看守所。
8月26日, 警察局又将刘少奇、孟坚、常宝玉三人一起押解到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 刘少奇利用放风的机会, 对孟坚说:
“现在是奉天纱厂把我们送到监狱的, 只有人证, 没有物证, 要说服那个工人 (指常宝玉) 否认煽动工潮, 我们的案子就比较容易解决。”
孟坚根据刘少奇的指示, 对常宝玉进行了耐心的工作, 终于将其说服。常宝玉再过堂时, 全部否认了在纱厂审讯时的口供。
再说省委机关的同志, 一连几天都没有见到刘少奇与孟坚, 也没有听到他们的任何消息, 十分着急, 担心他们的安全。
省委马上派杨一辰去打听消息。
杨一辰是省委组织部的组织干事, 他找到纱厂的团支部书记, 从他那里知道刘少奇与孟坚一起被纱厂的警察抓住的事情。
省委根据这个情况, 决定派杨一辰到敌人的监狱里再打听打听, 看看刘少奇与孟坚是不是被送到那里了, 因为按照惯例, 纱厂的警察所扣押人是不能太久的。
说来也巧, 有一个叫周世昌的党员正被关在狱中。周世昌是在法国入党的老党员, 被捕后表现得很坚强, 没有泄漏党的秘密。
此时他的刑期快满了, 敌人的看管比较松, 还让周世昌在监狱门口卖监狱自产的酱油。
卖酱油的地方有一个小柜台, 窗口安有铁栅栏, 人出不来, 只能从铁条的间隙中接递瓶子。
杨一辰利用这个机会, 装着买酱油的样子, 把瓶子递进去, 顺便递进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设法弄清新近有没有被捕的党员, 叫什么名字。
周世昌看了纸条, 低声说:“现在酱油只剩下底子了, 不好, 隔两三天再来吧!”
杨一辰明白其中的含义, 点点头就回来了。
按照约定时间，杨一辰又来买酱油，周世昌把装满酱油的瓶子递给他, 里面夹带一张纸条。
走到无人处, 杨一辰打开纸条, 知道监狱最近确实关押了两个人, 其中一个叫“成秉真”。
杨一辰分析后, 断定刘少奇肯定是被捕了, 因为“成秉真”就是刘少奇在狱中的化名, 于是连忙向省委汇报。
省委一面向中央报告, 一面设法营救, 并派杨一辰去探监。
不久, 杨一辰提着一些水果、点心来到了监狱, 在监狱的接见处等着与“成秉真”见面。一会儿, 人被带来了, 果然就是刘少奇。
这个与犯人见面的场所, 中间有个铁栏杆, 彼此隔着一段距离, 可望而不可即, 要握个手都不行。两边都有狱卒看着, 老是不停地催促:“快点, 快点, 时间到了, 不能谈了。”在这样的场合, 当然不能详谈什么。
杨一辰问刘少奇:“怎么样?”
“不要紧, 估计过几天就可以出去了, 请不用惦念。”刘少奇答。
杨一辰知道情况并不严重, 便转而问:“还需要什么东西?”
刘少奇说:“用不着, 只要存上点钱。”
杨一辰又说:“我可以找个铺保作保人。”
刘少奇点点头, 没有说话。
告别出来, 杨一辰在狱警那儿存了240元的奉票, 相当于20大洋, 供刘少奇出狱打点时开销, 并找到一个店铺做保人。
几天后, 党组织还安排何宝珍去监狱探望了一次。一个星期后, 法院开庭审讯了。
主审法官是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洋学生, 穿着法官大礼服, 派头十足地坐在审判桌前。他审问过孟坚之后, 接着审问刘少奇:
“你叫什么名字?”
“成秉真。”刘少奇沉着地答道。
法官又问了几个问题, 刘少奇的回答同前两次不差分毫。接着, 法官把常宝玉叫上来。常推翻了原供, 否认认识孟坚, 并坚持说以前的口供是厂警刑讯逼出来的。
不到一个小时, 法庭调查结束。
法官见案卷中根本没有物证, 只有常宝玉一个前后矛盾的口供, 显然不足为凭。
过了几天, 奉天高等法院对这一“煽动工潮”案的判决书下来了。对刘少奇、孟坚的判决结果是:“证据不足, 不予起诉, 取保释放。”
常宝玉因和纱厂有直接关系, 判罚40天拘役。由于事先安排好了保人, 刘少奇由法警带到一个叫“宝兴店”的小旅店后，就被释放了。
刘少奇出狱后, 特意交待孟坚派人去看望常宝玉, 并送他一些东西。
满洲省委的同志见刘少奇与孟坚都安全脱险, 十分高兴, 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随后, 中央回电, 由刘少奇继续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兼任宣传部长。这样, 刘少奇又重新挑起领导党在东北工作的重担。
但这次意外被捕,
后来却引发两次重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