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里回忆父亲郑君里

郑君里，1911年生于上海。

上世纪30年代，他是和阮玲玉并肩的当红影星；后来做导演，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和《林则徐》等著名影片。

1936年4月，杭州六和塔下，3对电影戏剧界著名人士：

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江青、顾而已与杜小鹃，相约一同举行婚礼，主持仪式的正是郑君里。

当年10月，郑君里与黄晨喜结良缘，席上唯一的女宾就是伴娘江青。解放后，江青已是“第一夫人”，两人还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江青每到上海，必召郑君里夫妇到她住处用餐。

赵丹的妻子黄宗英“文革”后回忆，1959年，江青有次来上海，派车接来郑君里夫妇、赵丹和她聚餐。

席间江青指着赵丹和郑君里对在座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在上海只有这两个最好的朋友了。今天我就把他们俩托付给你老了。”

1964年江青专程来“看望”郑君里的夫人黄晨，之后又委托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

郑君里交出了江青去延安后写给他们的几封信，以及她的两张照片。

1966年10月9日凌晨，赵丹、郑君里、顾而已等人几乎同时被闪电式地抄家，闯入者（幕后是谁有争议）带走日记、书信、手稿、相册等资料。

郑君里在狱中身患肝病，1969年4月23日离世。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只有17岁，我对他的了解竟是从父亲当年写的那些“认罪书”开始的。那段时间，他每天“劳改”到晚上八点回家，草草地吃了晚饭，就把当天“革命群众”要他“交代”的问题向我口述，我把它们记下来，催他赶紧睡觉，入夜，我替他把“交代”打好草稿，凌晨5点半我再把父亲叫醒，让他把“认罪书”誊清，6点钟父亲又去“劳动改造了。

我亲手起草的这些“交代”和“认罪书”使我真正开始了解了父亲。

走上艺术道路，对郑君里这个穷人家的孩子来说，几乎没有机会。1911年，父亲出生于上海，祖父母是广东中山人，很早到上海谋生。当时很多广东人在上海虹口天通庵路一带摆水果摊，祖父也是其中一个，靠微薄收入支撑一个家庭。有时到了年关，债主上门逼债，祖父要父亲替全家跪在堂屋里求债主宽限。父亲感觉很受曲辱，所以从小就有一种自我奋斗、挣脱压迫的意识，思想上也易于接受共产党当时的政治主张。

父亲从小喜欢看书，喜欢文艺，初二时就辍学考进了可以免费读书的田汉先生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南国艺院”是在上海创办的，后来文化界的很多大家，如塞克、陈白尘、金焰、吴作人等都毕业于这个学院。

30年代电影明星郑君里

父亲的艺术生涯从该院“戏剧班”开始，田汉先生是启蒙老师。起初，他在《莎乐美》等剧里只是一个跑龙套的，一年之后他在已经是《悭吝人》、《卡门》等剧中的主角了。

上世纪30年代，共产党开始注意在上海发展左翼电影，父亲也由话剧舞台转向电影银幕，出演了《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二十多部影片，明星电影公司出品的多部影片里，他和阮玲玉分别饰演男、女一号。1935年的全国电影明星评选中，金焰获得第一名，是电影皇帝，郑君里第二名，被称为“电影老虎”。

郑君里和阮玲玉剧照

父亲是左翼文艺战线上早期的中坚分子之一。1930年，父亲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被选为执行委员，那份《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就是由他参与起草的。我后来在家里还看到过这份油印的“纲领”，它充满了激进色彩，提出了要把电影作为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的武器的观点。

那时候做艺人穷，搞左翼电影的更穷——“文革”抄家时，我们家存折上只有1000块钱，当时这1000块钱对别人来说也许不是个小数目，但对大导演郑君里来说，应该不是个大数目。

父亲曾回忆，他为了学艺术经常饿肚子，有时花一个铜板买副大饼油条，就着自来水凑合一天的伙食了，他们经常晚上到工厂或学校里演左翼戏剧，演出完全是无偿的，父亲导演的《聂耳》里有一场戏:几个人经常晚上出去贴标语，回来后校门已经关闭，他们就从大门跳进去。实际上这就是父亲当年那段生活的写照。

现在有文章称父亲“演与导双绝”，但父亲却认为自己演戏比较僵，对自己的表演不太满意，所以他下决心啃表演理论。

他最早的译著是波里斯拉夫斯基的《演讲六讲》，他初中肄业，英文基础差，之后面对宏大的斯坦尼表演体系，他先是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述的英译本翻成汉语，又用英俄字典对照俄文文本进行校对，一番功夫二番做，充分体现了他的严谨的学养，其难度也超乎想象。他与章泯合译的《演员的自我修养》，是中国第一部斯坦尼表演体系的原著。

1939年工作间隙时间翻译《演员的自我修养》

1935年，他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现代中国电影史》，他提出了电影产业的商品属性的观点，他打破意识形态的桎梏，站在从世界电影的高度为中国电影写编年史，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贡献。用普世的电影理论对中国电影历史进行总结，这是父亲后来转做电影导演的重要准备期。

我曾看到过一张照片:1949年，父亲和沈浮导演一人手捧一面国旗，一脸兴奋地走在迎接新中国的游行队伍中。

父亲是满心欢喜迎接这个新政权的到来的。1949年之后，无论政治地位还是生活待遇，这些左翼艺术家们都是受益者。1949年后，我们家住在宋庆龄故居对面的武康大楼，是上海最好地段，而解放前，父亲一直住在昆仑电影厂拥挤着“七十二家房客”的破楼里。

他内心深处，是感激共产党，感谢新政权的，他迫不及待地要为它做点什么。解放前后，毛泽东不断提出共产党干部进城之后的问题，父亲响应号召，很快编导了电影《我们夫妇之间》，由赵丹和蒋天流主演。

影片针对干部进城后所遇到的思想和生活的变化，提出离开了战火硝烟的战场的共产党干部，向工人阶级学习，向现代大工业学习的主张，但是，这部片子没公映就被“枪毙”了。

之前，《武训传》遭受严厉批判，父亲感到自己难辞其咎。当时他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委员会”成员，也是他极力推动《武训传》的拍摄。《武训传》遭批后，《我们夫妇之间》也被批判。这两部影片的遭遇，对这一代曾经是“左翼”的艺术家形成很大的压力。

《我们夫妇之间》

为了批判《武训传》，江青带着一批人到山东“调研”，发现了举“黑旗军”大旗造反的宋景诗，其实他只是不安分的一个草莽英雄，他几次造反，几次“反水”，最后归附清廷。

创作过程中，父亲深感痛苦:在真实的历史和江青等人的“农民起义领袖”的定调中，如何处理宋景诗这个摇摆人物呢？几乎集聚了当时各方面的专家，最终只好处理成宋投降清朝是一个“斗争策略”的情节。

《武训传》和《我们夫妇之间》被严厉批判之后，上影厂上上下下都希望借《宋景诗》来洗刷电影创作上“政治错误”，当时的国家电影局副局长的崔嵬辞了职，亲自扮演宋景诗，这在中国电影史上仅此一例。

此外，陶金、张翼、石挥、吴茵、沙莉、舒适等大演员都心甘情愿在其中扮演小角色。这部影片，前后三次大改，七审八审，勉强通过，很短得公映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郑君里和《聂耳》主要演员

父亲接下来的两部作品非常成功，一部是《聂耳》，这是个他驾轻就熟的体裁，他长聂耳一岁，都在明星公司里做着他们的艺术梦，志同道合。

当年，父亲和司徒慧敏把聂耳送上去日本的轮船，刚到日本，聂耳就寄回了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不久，聂耳溺水而亡，为聂耳立传，是他们这代左翼电影人的夙愿。

《义勇军进行曲》由电通公司七位演职员首唱，父亲是其中之一，原曲由一个白俄乐队演伴奏，几把提琴，一把小号，一个小军鼓，极其简单。

我还听过“百代”出品的胶木唱片，感觉很意外——没想到父亲是国歌的原唱之一，可他从没提过！

《林则徐》

影片《林则徐》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可当时几乎是家喻户晓的，这部电影拍得也挺艰难。真实历史中的林则徐是被清廷发配到新疆伊犁，影片最初结尾也是饰演林则徐的赵丹牵着马，越走越高，越走越远，最后回眸遥望祖国河山，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意境里结束。

但周总理认为这个结尾不够昂扬，他找来平英团的一首七言诗，要求把平英团奋力反抗，英殖民者在一个大雨滂沱之夜败退而走的情节作为结束，这部影片拍摄于1958年，是国庆10周年的献礼片。

时间紧、场面大、任务重、经费缺，摄制组在上海找了个海边，照着总理的意思改了，秦怡扮演的渔家女上了战场，这个结尾的确昂扬得多，但从电影意念的完整上讲，是概念化的。

《聂耳》和《林则徐》当时赢得了很高的评价，被评为建国十周年献礼片的“红烧头尾”（周恩来语），现在来看，两部影片在艺术上有很高艺术成就，它是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经典，也是父亲艺术人生辉煌的一页。

而这两个电影人物都是赵丹塑造的，特别是“林则徐”，是赵丹创造的最成功的银幕形象之一。

郑君里与周总理

1963年，父亲又从总理那里接到一个任务，拍摄电影《李善子》，根据朝鲜电影《红色宣传员》改编，影片说的是青山里年轻的女党员李善子深入工作，改造农村落后农民，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故事。

应该说，这是一部政治电影，中国人拍朝鲜体裁的电影，至今是唯一的一部，总理对这个片子很重视，让父亲做导演，张瑞芳来演李善子，都是他信任的导演和演员。

摄制组专门到朝鲜深入生活，部分拍摄也在那里进行。父亲说:“我们去的时候，后面跟了一个很长的车子，上面还有可以做饭的设备。快到吃饭时候，就把大家拉到上面去。”金日成还专门接见了剧组，据说金日成平时很少说汉语，但那天他非常高兴，又喝酒又说汉语。

电影拍完，却又搁浅了，1964年，中国已经开始大力宣传“阶级斗争”，但朝鲜提倡的是“人情感化”，“感化”在当时中国极端的政治语境中，是完全不能忍容的。周总理多次看样片，多次参加讨论，最后，和艺术家一样迈不过“阶级斗争”和“人情感化”这条沟壑。

1965年初，总理看完样片后对父亲说:“这部片子暂时不放了，责任由我来负，君里，你要回回炉了！”父亲后来回忆说:“‘文革’要来了，总理跟我打招呼，就是这句话。”

1956年全家福：前郑大里，中郑君里、黄晨，后郑大畏

“文化大革命”不期而至。上海的文艺整风和文艺四清中，导演里父亲首当其冲，演员中赵丹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两人是名气最大，也曾最受重视的，而且他们的确与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有很深的渊源。父亲有句话:“如果说我是文艺界的黑线人物，那我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我从17岁开始就是‘黑线人物’。”

那时，他每天都诚惶诚恐地检讨自己，不断地“清理思想”、不断地写检查，真是痛苦极了，我印象里父亲甚至还哭过。他真诚地认为自己是有问题的。若干年后很多人问我，你父亲当年写那些检讨书，是真心的还是敷衍之作？我说，如果是敷衍的话，那就不是郑君里了，父亲曾说:“我现在恨不得自己有事，如果真有事，说出来倒简单了，就怕没什么事情，让自己漫天瞎猜。”

父亲年轻时是演员，很注意锻炼身体，身体很好，但即便如此，他也熬不住那种残酷的惩罚性的劳动摧残。父亲在里面吃了不少苦，他饭量很大，但在里面总吃不饱，在牢里，他请看守多给他一口饭，看守二话不说，劈头盖面地把碗向他砸去。

他被抓进监狱之前，经常被“革命群众”打得鼻青脸肿回家，我到药房买红花油帮他涂，一边涂一边哭。父亲说:“小弟，你不要哭，不要问是谁打的，也不要问为什么。你就帮我把药抹上就好了。”他说：“小弟，如果以后有人说我自杀了，你千万不要相信，我绝对不会自杀的！我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死了，那是他们害死的。”

有一次父亲被打得很严重，回家后他情绪有些低落。我问他，他说:“如果是造反派打我，还说得过去，可他不是造反派。”我后来才知道，一个著名演员冲上去打了父亲两个耳光，那位演员曾是父亲近的朋友，一起从“左翼”走到解放后。父亲说:“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件事。”可悲的是，那人仍然没有逃过“文革”的劫难。

父亲、赵丹和江青，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时关系就比较好。蓝苹在上海出演《大雷雨》的女主角，赵丹、舒绣文与父亲都曾给她配过戏。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蓝苹、顾而已与杜小鹃轰动一时的六和塔下的婚礼，就是由父亲主持、沈钧儒证婚的。即便解放后，父亲还与江青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毛泽东知道父亲抽烟，还曾对江青说:“你拿几包我的烟给君里！”（都是美国“茄里克”香烟！）

这种比较密切的关系一直保持到文革前两年。1964年初冬，我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打开门一开，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又高又大，一个又瘦又小，从表情和服装看应该是警卫人员之类，站在门前问:“黄晨同志在吗？江青同志要来看她。”我对母亲说:“妈妈，江青阿姨来看你了！”母亲那天生病，正躺在沙发上睡觉，一听我的话，赶紧起身:“哎呀，怎么能让江青同志来看我呢？”

江青那天穿着黑披风，戴着呢子帽，穿着毛式制服，挺有风度的。她跟母亲聊了一两个小时，我们后来才知道，她是来上海了解“革命”情况的。江青告辞时，母亲要我送她下楼，我们的房子是以前是赵丹住的，在三楼，没有电梯。可能不想太招摇，江青不让我送，她说：“不要送，不要送，一送，我就紧张！”一行人悄悄地下楼，她钻进楼下停着的一辆很大的“吉姆”轿车，很快离去。

但这种关系在文革中变成了一场灾难。一天深夜，一群带着红卫兵袖标的人闯进家门，他们没把把家里抄得乱七八糟，但该拿什么东西、不该拿什么东西，显得非常尽然有序。同时被抄的还有赵丹、周信芳、童芷苓、陈鲤庭这几家，其中我们家是最厉害的，足足抄走了两卡车的文字材料。被抄家后，父亲心情一落千丈，他说:“这些人虽然戴的是红卫兵袖章，但抄的手法非常专业，他们肯定不是红卫兵。”

事后证明，父亲的判断是正确的，来抄家的都是空四军的人，但究竟谁是“导演”，现在还是个谜。

父亲去世后，母亲托人把消息带给周总理和邓大姐，希望了解父亲历史的人给他一个公正结论，但不知为什么，这封信后来又落到了江青那里。审判“四人帮”时，母亲与童芷苓以及江青的一位保姆都作为证人参加了庭审，面对母亲的质问，江青矢口否认，说她全不知父亲之事。我现在推测，江青未必不知道父亲被整成这个样子，但也未必想置父亲于死地。父亲是那个失去了一切秩序的年代的牺牲品。

文革中，父母都被分别隔离审查，哥哥在南海舰队当兵，家里只剩下我和姑妈两个人。有一天，上影厂的专案组来了两个人，让我收拾一下父亲的东西——父亲写了一张纸，写明需要什么东西。专案组人说要把父亲送到市里隔离，我后来才知道父亲此前已被关过好几个地方，上海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上海少管所——那时少管所已经不关少年犯，而都关政治犯了。

1969年的一天，突然有专案组人员敲门，让我赶紧收拾一下去看父亲，我不知哪来的预感，觉得事情不好。哥哥那段时间正好回上海探亲，母亲也接到通知，从被隔离的上影厂来到医院，我们一家四口在那个地方“团聚”了。

到医院后，我看见父亲躺在一个小房间的床上，虽然已瘦得不成样子，但看到我们还是由衷地高兴:“你们来了？我病了，很厉害……”我们无言以对。专案组事先跟我们打预防针“让他好好交待！”我只好顺着他们的话，对父亲说:“你要好好交待问题，肯定有出路的。”

其实，当时我听到一些消息，说上影厂可能要重新启用父亲。那时有这样一个说法，叫“一批二用”，意思是在启用他们之前先做个彻底的大批判。但母亲被关在里面什么也不知道，哥哥在部队对外界也一无所知，只有我在外面和一帮被打倒的干部子弟经常接触，听到这种风声。我不知道怎么传递这个信息，只好一再暗示他说:“你好好交待，你放心好了，肯定会有出路的。”

但父亲已经丝毫没有余力来理解我的暗示了，他只是很微弱地回答:“我是一直在交待……”他抓住我的手，拼命往自己的肚子上摁，我感觉到了几个硬硬的疖。父亲当时已经患上了肝癌，但最初症状表现为胃疼，专案组就给他吃酵母片之类的药，延误了他的治疗。

回到家的第二天一早，专案组又来电话，让我准备东西去中山医院看父亲。去病房前，专案组要我写一张保证书:进去后不要向任何人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要和任何人交谈患者的病情，不准透露患者是谁，上厕所要报告，吃饭要有人陪。大概是这么5条。“文革”结束后，清查“四人帮”专案组去查父亲当年的医疗档案，这张保证书竟然还夹在那一堆病历中。

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了。我偷偷告诉父亲:“你好好休息，好像要用你了。”他无力地摇摇头。有位医生偷偷把我叫出去，告诉我父亲得的是肝癌，他们也想了很多办法，但已经来不及了，“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但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那位好心的医生又叮嘱我。

父亲开始吐血，疼痛得在病床上上下翻滚，一直到去世，他眼睛还睁着，嘴巴张着，满口是血，不断地往外涌，我要了一块纱布，把父亲的脸擦干净，马上打电话给专案组，告诉他们:“郑君里已经去世了。”“啊？他死了？”对方好像还很吃惊。

这就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此前已有一年多没见过父亲，而这最后一面竟然也十分短暂——我是早上9点钟接到通知，中午11点赶到的，而次日凌晨父亲就溘然长逝。

在殡仪馆里，父亲直接躺在铁板车上，身下连个褥子都没有。我们送去了一身灰色中山装，父亲头底下垫了两块砖头，身上蒙了一块白布。母亲、姑妈、哥哥和我，与父亲一起最后匆匆待了10分钟后，父亲马上被拉去火化，我们还被关照：出去绝对不能说郑君里已经死了。

父亲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总觉得父亲并没有死，我经常想起这样的情形：父亲骑着一辆很破旧的自行车出入上影厂，提着大藤包，里面有水杯、饭盒文件夹等，穿着“劳动布”（类似现在的牛仔布料）做的工作服，匆匆绝对不是别人想象的那种“大导演”的派头。

他还没被隔离审查时，每个周末，还能回家一次，周日傍晚，我总要送他去上影厂的“牛棚”，偶尔，他不知是问我还是自己感慨:“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过这种骑着自行车提着大藤包上班的生活？”我们不敢从上影的正门进去，那里的“革命群众”太多。

而从那条叫“三角街”的弹咯路拐进边门，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消失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多少年来，电影界的名人也都在那里出入，为的是躲避影迷的围观。狭窄的三角街两边是高高的围墙，墙上爬满了长青藤。

回上影厂“牛棚”的路，好像很短，走着走着，父亲长叹:“唉！真不容易，上海还有这么一个安静之地，可能过几年连走这样的路都不可能了……”我不知怎样回答他，吞吞吐吐地说:“一切都会恢复原状的。”……

现在，物是人非，父亲离开我已近五十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