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群众过大关：窑洞里长满了故事（上）

窑洞里长满了故事（上）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一落地全国1700万青年学生——约1/10的城市人口，就响应号召，离开城市走向农村，开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历程。

青年的他也成了这支迁移大军中的一员，起点是首都北京，终点是革命圣地延安。

北京市赴延安插队知青在北京火车站留念

不过，他离开北京更像是一种“逃离”。1962年起，年幼的他由于受父亲冤案的牵连，遭到歧视，在“文化大革命”中，家被查抄，他随母亲住到了中央党校。

他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写道：“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被)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一百次了还怕什么？”

他没有被关起来。他被抓进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又被拉回来，改送少管所。可少管所的床位已满，要排一个月才能进去。他报名下乡插队。“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他后来回忆说。

他选择了延安，那是父亲当年闹革命的地方。

1969年1月13日，北京火车站人山人海。有来送行的家人有维持秩序的警察，有车站的工作人员，空气中弥漫着悲伤。

不满16岁的他登上了开往延安的“知青专列”。火车要开动的时候，车上车下的许多人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那些亲属都说，你怎么还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不是好事吗？你们哭什么呢？所以他们就破涕为笑(了)。”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知青专列”南行河南，再沿陇海线西行，到西安后北折，写了一个巨大的倒“几”字到达了铜川。这是火车能够抵达的最靠近延安的站点了。那时，延安还不通火车。

在铜川吃过早饭，知青们转乘前来接他们的卡车，向延安进发。车里的年轻人显得很兴奋，盘山公路上，卡车排起了长龙，扬起滚滚黄尘。

陕北的冬天给连绵的山峁涂上了一层冰冷的灰色，沿途绝少有亮丽的色调。滚滚黄尘提醒人们，这些山峁多么饥渴显然，很长时间没有下过雪了。

一路颠簸，颠簸掉了欢声笑语。离延安越来越近了，车厢里知青们再次兴奋起来。在他们心中，延安是革命圣地长征结束后，革命的中心从南方转移到北方，中国共产党人又从延安出发，缔造出一个新中国。

但很快，这种兴奋感便被失望替代了。

到达延安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所有人身上都落满了土，变成了一个个“土人”。

卡车停在了延安师范学校，那是他们的临时中转站。疲惫的知青们把教室里的桌子拼起来当床，很快睡去。几个知青怀着对延安的好奇，悄悄地出去溜达。

延安城很小，他们转了半个小时就转完了。最高的楼房是新华书店，有两层。整个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盏路灯在寒风中摇晃着，发出“啪啪”的声音，灯光一闪一闪的。

延安县群众夹道欢迎北京知青

“原来这就是延安！”

这就是父辈说的延安吗？这就是革命圣地延安吗？

在北京时对于延安的美好想象被现实击得粉碎，几个人脸上都写着失望。

15日，他们再次起程。依然是山道弯弯，依然是尘土飞扬，只不过卡车的长龙变得越来越短，直到最后只剩下几辆。车内开始躁动起来，有知青大声问司机是不是走错了路。

他一路没怎么说话。他不知道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儿在那里又会遭遇什么。

16日，他们到达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公社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条白色毛巾，然后，他们便像星星一样散落到文安驿的各个生产队里。

在他们之后，乘坐同样的列车，沿着同样的路线，又有大批知青来到了延安。从1969年到1976年，共有4批约2.8万名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

他们共15名知青被分派到了梁家河。

他是这些知青中年龄最小的。

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明记得，他带了个棕箱，里面装的都是书。

梁玉明说。那天给知青搬行李，村里一个“精明”的后生挑了一个看起来较小的粽箱，结果在路上落在了后面。歇息的时候，他随手掂了据别人搬的大箱子，才发现远没有自己搬的那个箱子沉他还嘀咕这个北京知青是不是带了金元宝。

到了梁家河，人们才知道，他其实带了两个箱子，除了那个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里面也装满了书。

白净，瘦高个儿，这是人们对他的最初印象。

梁家河隐于一条狭长的沟道里。从沟口往里走，沟道时宽时窄，沟岔纵横，梁家河村就在这条狭长沟道的后部。

从文安驿到梁家河村有15里路，窄窄的小路上积着浮土，人走过，尘土飞扬，直冲人的鼻子。他后来回忆说，比现在的PM2.5难受多了，那叫PM250。在梁家河，知青们吃到的第一顿饭叫“抿节”。

“抿节”是一种陕北传统的饭食，主要以豇豆粉或豌豆粉做原料，也可以掺入一些小麦粉或玉米粉，加水和好面团后，把擦子架在沸水锅上，将面团从擦子的孔中搓下，形成两头尖的细碎短条，故称“抿节”。在那个年头，这种饭算是“奢侈”了。平时，村民们吃得最多的是将谷子皮、玉米皮掺在玉米粉中做成的窝窝头，当地人叫“团子”。

梁家河有60多户、200多口人，一条小河从村子中间穿过，村民们散居在小河两边依山而建的窑洞里。窑洞外满目都是峭立的黄土山。天慢慢黑下来，站在沟边看村子，窑洞里油灯的光亮星星点点透出窗棂，能看到的最大平地也不足100平方米。

梁家河的老窑洞

“这不是山顶洞人的生活嘛！”他当时说。15名知青分成了两组，9人去了一队，6人分到了二队。他、戴明、雷平生、王燕生、杨京生等分到了二队，清一色的男生。他们暂住在大队团支部书记张青远家的一孔窑洞里。窑洞里有炕，炕的一边连着灶台，炕下留有烟道与窑洞顶部的烟囱连接，烧火做饭的时候炕也就烧热了。这是陕北人的生存智慧。他们六人就挤在一个炕上。

插队生活开始了……

村民们打量着这些来自京城的知青们，知青们也打量着村民。

这打量，是城市与乡村的对视，也是一群心怀使命感的知青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对视。

1969年的春节很快到了，知青们吃到了延安的“蒸碗”，那是延安人招待贵客的标准餐，四个小碗盛着烧肉、酥鸡、丸子、排骨，摆在炕桌上，配以米酒。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桌饭真算得上是“豪华大餐”了。那时的小孩子总是对过年有着特别的期待，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肉，才能穿上新衣。这顿饭让知青们惊叹不已：“陕北竟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短暂的欢乐过后，梁家河真实的一面就展露了出来。正月十五刚过，村子里有人锁了门，走了。

“走亲戚去了吗？”

“不是，他们‘寻吃’去了。”

“‘寻吃’是干什么？”

“讨饭！”

每年这个时节，村民们像约好了似的，纷纷离开家门，加入外出讨饭的人流。在延川县，几乎有一半村庄都有人在这个时节外出“寻吃”，甚至包括一些生产队的队长。知青们不知道当地人是以这种方式来度过饥荒的，他们甚至骂那些讨饭的人是“二流子”。乡亲们来串门儿聊天，知青们就问出身，回答是贫下中农，那好，请贫下中农抽根烟；是富农，就轰出去。在那个年代的政治课里，地主、富农是专政的对象。当年，受“左”的思想影响，知青们有着很高的“阶级觉悟”。

农民的那种劳动强度让初到梁家河的他感到震惊。陕北农民醒得早，清晨6点就起床上山劳动。爬到山上人已经气喘吁吁了，但还要干活，一直干到晌午吃饭时间，没有歇的时候。在这种艰苦的劳动环境中，他学会了抽烟，因为抽烟可以休息会儿。城市与乡村、平原与山区、繁华与贫困、开放与封闭、东部与西部，这些不同的概念在他脑海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他第一年的插队生活蒙上了重重的阴影。

他回忆说，他刚来的时候和这里有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随着一件事在延川县的传播被强化。

2004年，他在接受延安广播电视台的专访时回忆，当时人们对他议论最多的一件事是拿面包喂狗——清理书包的时候，他发现出发时从北京带来的半个面包已经发霉变质，就随手扔给了狗。村民没见过面包，更没吃过，听习近平说那是面包，难以想象怎么能拿这么好的东西喂狗，就说知青糟蹋粮食，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传得整个延川县都知道了。

“陌生的环境中，周围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年仅15岁的我，最初感到十分的孤独。”

那是一个被撕裂的年代。他的父亲遭到批判关押，母亲被下放，姐姐去了内蒙古……“生存还是毁灭？”他挣扎在这个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中，十分苦闷。

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次，他和雷平生到文安驿另一个大队去找八一中学的同学，板凳还没坐热，就接到公社紧急通知，要求全体知青、基层干部和民兵到公社开会。赶回梁家河显然已经来不及了，两人便随这个大队的队伍直接去公社。队伍打头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扛着红旗。快到公社时，看到了梁家河的队伍，两人加入到自己大队的队伍里。

这件事被人们议论了好一阵后渐渐被淡忘，但在他的心里却留下了深深的烙痕。他很迷惘、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其他人出工干活，他却打不起精神来。

他很苦闷，但他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又岂是“苦闷”两个字能说得尽的。此时，他还不知道，梁家河插队的15名知青中，有10个人的父母正在遭受着批斗……

他坦言他当了一次“逃兵”。几个月后，他向梁玉明请了假，回京探亲。没想到，因为失去了北京户口，当地公安将他当作“倒流”人口抓了起来。

“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是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他被强制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他后来回忆说。

梁玉明再见到他是五个月之后的事情了。他回来的时候，脸上沾着煤土，黑黢黢的。

“扎根农村，扎根一辈子！”他表明了心迹。

 “不再有回北京一说了。”他斩断了归途。

由被动到主动，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他。

实际上，他被从北京送到了太行山区，他是听了姨父魏震五(又名魏健)和姨母齐云的劝说后才回到梁家河的。

魏震五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他给习近平讲述了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他们那些热血青年怎么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怎么到太行山坚持战斗。

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写道：“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

听了姨父姨母的话，他对自己在梁家河的生活做了反思：“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的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

他说的“团结”缘于父亲的教诲。父亲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曾长期从事群众工作。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父亲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就是在沿途张贴的布告里看到父亲名字的。

陕北后来成了中共中央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在这块土地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找到了抗日救国的策略、方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由此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他也找到了一个法宝—他的“团结观”。

他说：“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情都以自己为主，就是不行的。”

他相信，黄土地养育了他的父辈，也一定会以宽大的胸襟接纳他。

带着这样的“团结观”，他开始将自己

融入群众、融入乡村。

正是这个“团结观”，使他逐渐形成了扎根人民、团结群众的观念。

“能团结人”成为他鲜明的领导风格之一。

梁家河有一个后生叫灵娃，是基建队队长武玉华的儿子。灵娃有智力缺陷，说话不知深浅，做事冒冒失失，但是能干活。村里人把他当成“开心果”，常逗他出丑。有时，灵娃让人下不了台，还会挨顿打。灵娃妈心疼孩子，常为灵娃的事与人打“嘴官司”。

知青编入基建队后，武玉华和灵娃妈都很紧张。那可是京城里来的娃娃，灵娃万一惹出个什么乱子可怎么得了！他们担心灵娃跟知青发生冲突，劳动的时候，灵娃妈就守在灵娃身边，但总有守不住的时候。

他们几个知青都抽烟，劳动中间休息，大家就会卷上一支。有时他卷好烟，放到嘴边刚要抽，就被冲上来的灵娃抢走，揉碎扔了。这样的事儿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但没有人看见他恼怒过。乡亲们把这事儿看在眼里说“近平这后生仁义”。

1993年，他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的时候，专门问起了灵娃。得知武玉华和灵娃妈相继去世，灵娃进了养老院，他拿出500块钱，让武晖转交给灵娃。

身上没有“城市味”的他跟村子里的年轻人也很快熟悉起来。

他把自已的鞋子送给家境贫困的伙伴，有时还会当起理发师，给村里的青年人理发，有一阵儿他还当起了游泳教练，教那些只会“狗刨式”的青年学习蛙泳。梁家河返乡知青王宪平，社员石春阳、武晖、张卫庞等，都成了他的朋友、伙伴。尽管他们都知道他的父亲“犯了错误”，他是个“黑帮子弟”。

与他的交往深深影响了这些伙伴们的人生选择。与他交流较多的武晖，后来成了一名教师；石春阳则在他离开梁家河时，接替他当上了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在梁家河一队插队的北京知青王翠玉这样评价他：“在他眼里，没有高高低低，没有看得起谁，看不起谁。他待人讲话，总是面带笑容，总是很和气。这是很不容易的！”乡亲们已经从心底接纳了这个北京娃，他还成了乡亲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通道、一双眼睛。

在知青们眼里，梁家河很原始。

梁家河人住得很原始。梁家河人住的是土窑洞。窑洞里不仅有虱子、跳蚤、臭虫、老鼠，偶尔还有蝎子，甚至有蛇出没。

他八一中学的校友、在梁家河一队插队的知青赵华安在接受《学习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房东的儿子来叫他，说家里进来一条蛇。赵华安跑过去，看到了吓人的一幕：那条蛇盘在房东的炕上，蛇身上是红色的花纹，吐着信子......

房东夫妻俩吓得躲在灶台后，不知如何是好。赵华安拿了一床被子，把蛇捂住包起，准备打死。房东说：“蛇是有灵性的东西，放它走吧。”赵华安冒雨走了很长的路，把蛇放到了一道沟里。

粮食的加工也很原始，用的是石磨和碾子。比如，加工玉米，用碾子碾成糁子，煮粥吃；用石磨磨成粉，做团子吃。尽管使用毛驴拉碾子、拉磨，但每次加工都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知青们做不好这些活计，就先吃不用加工的小米，做小米饭；然后是玉米，碾一碾就能煮粥吃；最后才吃麦子，因为麦子加工起来最麻烦。

原始的还有劳动工具和生产方式。尽管在北京上学时接触过一些简单的农具，但陕北的劳动工具依然让知青们印象深刻。梁家河刨土用的“老镢头”，比他们见过的要宽得多。这种镢头镢口宽，刨的土多，也更费力气。陕北的扁担是用质地坚硬的木材做的，没有弹性。为防止折断，中间还用一根短木加固。这种扁担使用起来，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很容易磨破皮肤。播种是人工撒种，在知青们看来，这是粮食低产的原因之一。梁家河也很穷困。

有人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天冷的时候，在里面缝上棉絮；天暖的时候，再把棉絮拆下来。

粮食不够吃，有人把残次枣磨成粉，掺在玉米面里，做成团子。这种食物很难消化，容易便秘，以致留下了“寻吃的，讨吃的，屁股掉个枣核子”的说法。为了应对粮食短缺，人们一天早晩两顿吃稀的，中午吃顿干饭，补充劳作消耗的体力。但常常挨不到晚上睡觉腹内已空，饥饿难耐，有人会取一撮儿盐，用水冲了，仰脖子喝下，趁腹内饱胀，赶紧入眠。

食用油是麻籽熬成的麻油，炒菜的时候滴上几滴。没有油吃的时候，人们取了杏仁，在热锅里炒一炒，权当有了油香味儿。

大自然严酷得让人敬畏。陕北干旱少雨，土地贫瘠。那口口相传的《祈雨调》里写着人们深深的无奈……

大沟小河断流了，

山山峁峁着火了，

五谷田苗晒焦了，

......

龙王爷哟，降甘霖！

龙王爷哟，救万民！

村里的小庙在“破四旧”中已被拆毁，但遇到天旱时，仍有人偷偷前去祭拜。献给龙王的祭品是一只皮包骨头的鸡，或是一两枚硬币。

陕北有句话叫作“饱吹饿唱”。劳作之余，肚子饥饿的人们会唱那忧伤的酸曲。酸曲被说成“腐朽”的东西不让唱了，就唱革命歌曲。

“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陕北人称自己是“受苦人”，他们在这像巨人随手抓出来的千沟万壑里生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梁家河人就这样生活着，如同陕北山谷里生长的柳树，它拼命地向下扎根，那不同于垂柳的枝条直指天空，倔强生长。

他的胃开始接受以前从未消化过的东西。

刚到梁家河时，他们吃了一段时间的派饭，食物有玉米面馍馍、豆面馍馍，这些都是乡亲们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吃饭的时候，老乡家里的小孩站在一边，眼馋地看着。

下乡生活和知青们在北京的生活差距很大，但他们的生活仍比当地老百姓好。在梁家河，乡亲们把每年所产粮食的半数以上交给了国家，完成国家的公购粮任务后，剩下的粮食平均分配下来，每月人均口粮仅20斤，还不及知青供应口粮的一半。为填饱肚皮，乡亲们就以糠窝头、苦菜、荞麦叶等来充饥。

队里一度借张卫庞家的灶，派人给知青们做饭。主食是土豆、玉米面窝头以及黑豆钱钱饭。下饭的往往是用白菜萝卜腌制的酸菜。

后来，知青们开始自己做饭，大多数时间他们吃野菜团子、玉米糁子，偶尔也吃小米干饭。没有菜，就跟老乡要一点儿酸菜，以至于酸菜成为习近平想念的美味佳肴。他说：“直到今日，我对陕北的乡村饭菜还很有感情，就拿酸菜来说，多时不吃还真想它”。

直到自己做饭，知青们才知道把食物吃进嘴里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这不易首先体现在柴火上。因为柴火不够，知青们常吃夹生饭。

打柴本身对知青就是一大难题。山上光秃秃的，没有树，甚至没有灌木，到哪里打柴呀！

当地老百姓在平时就注意收集柴火。牛拉屎了，用手掬了，扔在土墙上晒干，就能烧火。山洪暴发时，人们挥着一柄两三米长的“勺子”，冒着生命危险在河里捞些洪水冲下来的树枝。老乡们还爬上崖畔，砍一种叫“狼牙刺”的灌木。这种柴耐烧，但许多人也因此坠亡或致残。打柴，这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却流着血，含着泪。

知青们爬不上山崖，也对付不了那些带刺的灌木，就到山上搂茅草。看着搂了很多，但填到灶膛里，一点火，几分钟就烧没了。他们六位知青搂的茅草，竟烧不熟一顿饭。后来，队里批准他们用储存下来的玉米秆烧火，才解决了他们的烧柴难题。挨饿是经常的事。晚上躺在炕上，他们经常会聊起吃的，越聊越饿。当时的一份资料显示，一年后国家取消了知青的粮食供应，有40％的知青粮食无法自给。

回忆起那时饿肚子的经历，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到农村插队，曾有三个月没见过一滴油星子，真是“三月不知肉味”。那年冬天，家里寄来几块钱，我和同窑洞居住的同学买了几斤石槽子里冷冻的猪肉，回来还没烧就把肉切成片吃，那味道真是鲜美！后来我们说别再吃了，再吃就没的煮了。这种穷日子我们都是经历过的。”

队里有时会把小麦磨成面提供给知青，给他们改善生活。巩政福记得，一次做农活，他带了白面馍上山，中午吃饭的时候，看到老乡吃的都是糠做的窝头，他不好意思吃，就把白面馍分给妇女，自己饿了一顿。

他在梁家河还吃过一顿白米饭，那是七年知青生活中仅有的一次。当时的陕北，大米很稀罕，逢年过节都吃不上。那碗米饭是李印堂送给他的。

李印堂在铜川当工人，和他很要好。有一回，他回家时带了一点儿大米，让母亲蒸了给他尝尝。印堂妈细细淘了米，蒸了一碗白米饭，让印堂趁热给他端过去。

过了几天，已经调至关庄公社工作的王宪平回到梁家河，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黑子，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嘿，你咋吃上这好东西了？”“印堂家给我送来一碗，可把我吃香了！”他说着，还好像刚吃过一般。

他感受着这来自梁家河的温暖。“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习近平对时不时来串门的王宪平说。

这温暖，温暖着青年的他。

乡村社会是淳朴的。乡村道德评价标准简单明了，能吃苦，不“撒奸儿”，人实在，就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在人们看来，能吃苦意味着能过好光景，不“撒奸儿”意味着靠得住。       

在梁家河，他干得最多的活是打坝。村里把不擅长田间耕种的年轻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20多人的基建队，（农田基本建设队）专门打坝、修梯田。

打坝、修梯田源于黄河对岸的大寨，那个同样干旱少地的山村，在打坝、修梯田后粮食产量增长了七倍。当时，除了“阶级斗争”，“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是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口号。

打坝就是在小山沟分段横筑坝梁，挡住暴雨后的洪水，让泥浆沉淀成坝田；修梯田就是将山顺次斩下，形成一个个反坡条带。在梁家河，打坝造田通常从秋收后的9月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二三月。

打坝造田寄托着人们对吃饱饭的渴望。陕北山多地少，干早少雨，修坝田、建梯田不仅能增加土地，而且有利于保墒，提高粮食产量。在农业科技落后的陕北，这是人们唯一能够想到的增产思路。

知青们了解到这样一个数据：山东、河北小麦亩产可以达到数百斤，延川一带只有70斤左右。70斤，维持不了一个简单再生产的过程，何谈解决温饱和扩大再生产！

多年后，一位在延川县关庄公社插队的知青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劳动关真正难过的地方，在于它的无休止而且无效果。地越种越薄，生存环境越来越差，衣服补丁越来越多，而箱子却越来越空……

但打坝造田为增产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解决方案。

当时农村没有大型机械，打坝要靠人力一层层把土铺好，再用很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密实起来。这是强度非常大的体力劳动。

“一人一天要推200车。”乡亲们说，八架子车才一方土。那时候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没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木夯用力往下砸，一天下来，手上全是泡。第二天再干，泡磨破了，开始流血。但不管多累多苦，“他一直拼命干，从不“撒奸儿””，乡亲们这样评价。

回忆起他在基建队干活的情景，社员梁新荣记忆犹新：“他是真干呢！穿一件蓝色的旧棉祆，腰里系一根点炮时用过的导火索，没有一点儿书生架子。”

打坝一般是在农闲的冬季，这时候打坝也最苦。炸掉冻土、掏土、推车拉土、夯土，相当艰苦，习近平手上磨出了老茧。社员梁有昌记得，农历二三月，陕北冰雪刚融化，寨子沟打水坠坝，习近平卷起裤管，光着脚，站在刺骨的冰水里干活……

最忙时，人们要从清晨干到深夜。

人们对干活不惜力的他竖起了大拇指：“好后生！”

在当选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之前，他和乡亲们在梁家河一共打了四处大坝。原一队队长石玉兴说：“1969年，梁家河玉米亩产400斤，坝打好后，亩产达到800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