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前，我党我军以卓绝的智慧创造了瓦解敌军工作的崭新形式——“北平方式”，利用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国民党军迅速地彻底地接受了人民解放军改编，实现了收复平津、解放华北和保护古都、减少流血的双重目的。
平津战役中，我子弟兵爆破组在炮火掩护下爆破天津城墙
一、平津战役前的胜战态势
1948年11月，东北野战军经过50余天鏖战，取得辽沈战役胜利，歼灭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及所属部队47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
此后，东北解放区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后方，东北野战军成为人民解放军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部队。
南线的华东、中原野战军，正在淮海战场与国民党军刘峙、白崇禧两大战略集团进行大规模决战。
辽沈战役的重大胜利和淮海战役的顺利进展，使蒋介石的战略防御体系濒临瓦解。
此时，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面临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的联合夹击，据守平津一带的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顿成“惊弓之鸟”。
在是否坚持华北这个问题上，蒋介石与傅作义各有盘算，蒋介石的意图是放弃华北、巩固江南，主张将傅作义集团撤至江南；傅作义担心南撤后，自己的嫡系部队被蒋介石吞并，遂坚持固守张家口至平津塘一线。
蒋、傅二人在考虑共同利益和各自利害关系基础上，最后决定暂时采取固守平津地区、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时局变化的方针，以蒋系部队部署于北平以东，傅系部队部署于北平以西，确保在战局不利时随时南撤或西退。
针对傅作义既想守又想撤的矛盾心理，中央军委决定提前发起平津战役，以实现将傅作义集团抑留并歼灭于华北地区的目的。
中央军委会同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指挥员研究筹划，确定平津战役的基本方针：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张地区，先完成战略上的包围和分割，切断其南撤和西退通路，而后先打两头，后取中间，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手段全歼傅作义集团。
无疑，抑留傅作义集团，为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争取时间，是战役最关键的一环。
为此，中央军委作出5项部署。
一是华北军区第1兵团暂停进攻太原。
二是华北军区第3兵团撤围归绥，包围张家口，切断傅作义集团向绥远逃跑的道路，以免因攻下太原、绥远而迫使北平、天津之敌感到孤立，进而撤退逃跑。
三是华北军区第2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出击北平至张家口一线，隔断北平与张家口的联系，牢牢困住傅作义集团。
四是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入关。
五是与傅作义保持接触谈判，稳住傅作义集团，解决蒋军。
掌握战与和的主动权。遵照中央军委作战部署，“留傅”之后要“困傅”，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部队先从西线发起攻击，引敌西援。
秘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在华北军区部队协同下，采取对西线之敌围而不打、对东线之敌隔而不围的方针，由西向东，巧妙实施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切断其南撤、西退之路，使傅作义集团由“惊弓之鸟”变为“笼中之鸟”。
在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部队的联合行动下，傅作义集团被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孤立地区，我军处于“打”有把握、“谈”有条件的有利地位。
然而，掌握50余万兵力的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仍以为有力可恃、有路可走，对和谈、起义长时间处于试探游移、犹豫拖延之中。
为使北平这座古城免遭战争破坏、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中央军委巧妙地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并举的方法解决北平问题，
即“以打促和”。
军事行动上按照“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指导方针，先打新保安、塘沽，再打张家口、天津，最后拿下北平。
1948年12月21日，华北军区第2兵团向被困于新保安的国民党军第35军发起攻击，打响了平津战役的第一仗。23日，华北军区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对张家口守敌第11兵团发起猛攻。战至24日，5万余敌人基本被我军歼灭。
1949年1月14日，在天津守军拒绝和谈条件的情况下，我军以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协同作战，仅用29个小时便攻占了这座设防坚固和守备森严的大城市，全歼守军13万余人。
连续的军事打击，特别是天津解放意味着傅作义集团由海上南逃之路被彻底切断，对固守北平城的国民党军
造成较大心理震慑，
使他们明白：
防御如此严密的天津
竟经不住人民解放军一天多的攻击，
孤城北平，将更不堪一击！
傅作义意识到，此时已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于是多次秘密派人与我方接触。
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确定的方针，与傅作义集团先后进行3次谈判。
一方面，通过北平地下党组织和民主人士积极争取傅作义接受和谈条件，进行一系列上层统战工作。
北平地下党组织先后联系或接触多位与傅作义有密切关系的人士，潜移默化地影响傅作义，对促使傅作义转变立场发挥了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在努力争取傅作义的同时，北平地下党组织还充分利用一切时机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策动傅作义集团所属部队起义。
此外，北平各界有识之士挺身而出为和平奔走，保卫古都、和平解放北平成为各界共识，渴望和平解放的民意，对促使傅作义接受我党的和谈条件、实现北平和平解放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二、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
1949年1月21日，经过多次谈判与角力，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同日，傅作义召集所属高级军政人员宣读了协议条文，宣布北平城内国民党军队将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
22日，傅作义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并以公开发布方式告知国内外。
27日，中共中央发布庆祝平津解放的统一口号，其中有：“庆祝北平解放！”“庆祝天津解放！”“庆祝华北解放！”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不仅宣告以平津为核心的华北地区回到人民怀抱，还使北平古城能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完整保存下来，避免了前线指战员的流血牺牲，保存了北平人民的生命财产，
为解放全中国
和建设新中国
保存了大量的有生力量，
也为新中国定都北平奠定了基础。
在北平解放过程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运筹帷幄，决策领导和平解放北平，创造了将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相结合，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典范。
“北平方式”的出现，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官兵共同奋斗的结果，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重要的军事创举和政治创举，对于人民解放军
解决残余的国民党军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并为之后和平解放湖南、云南等地提供经验，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以上内容来自中国国防报，作者：王凤春、王刚）
76年过去了，最后一个必然也只能是宝岛！
三、隐蔽战线
说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北平方式”，人们当即就会想到功勋卓著的两位内线——中共地下党员、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
和中共地下党员、傅作义的随从秘书阎又文。
孰不知，当时中共隐蔽战线在北平织起了一张覆盖四九城的隐秘大网，傅冬菊和闫又文代表着这张网的网口高端，
而更广阔的暗战阵地则遍布在工厂、铁路、警局、新闻等各行业底层，太多的“无名小卒”用一件件看似平淡、琐碎的暗战“小事”兜起了这张秘网的网底，使傅作义集团陷入平民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
军工厂里埋伏着地下尖兵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接收日军设在平津地区的十几家军需被装工厂，1946年夏合并成立“国防部联合后方勤务司令部平津被服总厂”。
早在抗战时期，北平地下党就派人打入日军被服工厂并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国民党接收这些工厂后，地下党员们奉命继续潜伏以待时机。解放战争伊始，华北城工部对被服厂地下党提出了“克服一切困难，长期潜伏，发展组织，发动工人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破坏敌军的后勤供应”等要求。
遵照这一指示，“平津被服总厂”地下党不断壮大组织，于1948年11月成立地下党总支，各分厂也都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至1949年初，该厂地下党员人数达到97人。
在地下党总支领导下，各部门千方百计消磨敌军的军需保障能力。裁剪部的破坏方法是把样板缩小或扩大，使得裁出的衣服不合尺寸，不得不返工甚至报废，最大限度消耗原材料。缝纫部采取偷工减料的办法，使得做出的衣服不结实、不耐穿。
“一条龙”破坏下来，出厂的被装成品有30%不能穿，有关部队的军需官常常被官兵骂得狗血淋头，有苦说不出。
裁剪和包装两个部门是被装生产过程的首、尾两部，可以了解掌握敌军被服供应的数量、何时运往何地、配发给什么部队，据此可以分析推断出敌军驻地、人数、行动动向等重要情报。
时任被服厂地下党总支组织委员兼裁剪修理支部书记孟志元回忆说：
“1947年秋，厂方急令赶制美式机械化师的两万套冬装，我们弄清了出厂日期，并了解到它是运往东北，为葫芦岛登陆的国民党王牌军队准备的冬装。1948年秋，我们摸清了为驻西北敌军生产的五万套冬装，是运往张家口、新保安的，并查清了出厂日期。凡有新的生产任务，我们都及时将情报送给地下党组织。”
同一时期，以手榴弹、枪榴弹为主产品的北平七十兵工厂地下党也采取各种办法破坏敌人的军火生产。
组装成型是制造榴弹的最后一道工序，敌人设有专门的检验科，但只对每批榴弹进行抽查，而不是逐个检验，党员工人们抓住这个漏洞，“故意将炸药量装放不准，引信装反，或使内部组件接触不良，造成废品”。
工人们还故意在枪榴弹内多装炸药，少装铅弹，重量不差，但会造成近距速炸，毙伤射击者自己，工人说这是给国民党造的“快丸弹”（快完蛋）。
组装榴弹的关键是雷管，制作雷管就是将微量白药压缩在一个小金属管筒里，必须将装在雷管内的当量白药，用压力机压实，才能达到一触即爆的质量标准，药装少了达不到标准，但装多一点就会压炸。
1948年4月，地下党故意压炸了雷管，震炸了旁边几个产成管，引爆了白药部，将白药部里的雷管、白药、部分装备都炸毁了，连厂房都炸塌了，只能停产维修。
木柄是手榴弹、枪榴弹的重要部件，木柄不合格就组装不出成品来，而木柄质量好坏，取决于“烤料”这道工序。
“烤料”需要连续几天，但操作工艺并无严格、具体的规定，靠领班和技术员白天上班时查温度、看火候，夜班交给烧火工，烧火工只管烧火、看火，保持适当箱内温度即可，至于原木料水煮的深透程度、烧火加温的均匀度、适时散气等，烧火工一概不管。
于是，地下党就故意将木料烤焦，或烤不干，制作出来的木柄不合格，完不成预定的成品生产定额。
1948年夏，工人们还“不慎”过度加温烘烤，造成一场大火，将全部木料和部分烘干设备烧毁，造成停产半个多月。
因无弹柄，原定月产3万枚手榴弹和1万枚枪榴弹的生产任务，只完成了不足1/3。
军工厂里不仅埋伏着我党的地下尖兵，而且能在破坏敌军火军需供应、掌握敌军动向等方面发挥如此有效的作用，这样的暗战在中外隐蔽斗争史上实属罕见。
巧用敌人报纸公开传递情报
1946年底，一份名为《平明日报》的新报纸在北平悄然发行。
这份以“民营”面目低调问世的报纸，幕后老板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
当时的北平各种政治势力混杂，又有蒋介石嫡系的警特宪系统监视节制，傅作义虽身为最高长官，却处处小心。
他重视舆论宣传，但行事谨慎，不敢贸然创办“华北剿总”机关报，于是以民办名义推出了《平明日报》，既宣扬“华北剿总”及其个人的功绩，又不至于过分张扬。
正是因为有了傅作义的背景，这份日发行量5千余份、在北平报界位居中等水平的《平明日报》，一经问世，就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的高度重视。
受组织委派，地下党员李炳泉通过其堂兄、“华北剿总”司令部联络处处长李腾九，出任《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随后，应李炳泉“招聘”，地下党员纪刚和李孟北于1947年初进入《平明日报》采访部担任记者。
纪刚回忆说：
“到了《平明日报》，由于它是‘华北剿总’的报纸，我就正式领了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稽察处发的记者采访执照，一种特殊‘派司’。凡是戒严、宵禁、临时检查，有这种个人‘派司’，都不受检查，都不受约束，可以顺利通过。因为有了这个‘派司’，我经常受组织委派，传送文件，交传口信，好象身上有个‘护身符’。”
进入采访部后，李孟北负责军政要闻，经常深入虎穴，刺探敌军政情报。纪刚负责市政要闻，主要采写国民党市政府、市属各局、法院、警察局等部门的新闻。
为指导记者地下党员们安全高效地开展情报工作，时任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专门指示李孟北、纪刚等人：
“能通过报纸反映的，就比较系统地写成通讯、文章，公开发表，因为解放区能收到各种报纸。不宜公开发表的，就写成资料，交给组织。重要的军事、政治情报，立即通过地下电台，发回城工部。”
遵照刘仁指示，李孟北着重搜集敌情，借采访国民党北平行辕、“华北剿总”、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之便，经常写一些以分析华北战局为题的报道或通讯，将所获军政情报夹杂于文中，在《平明日报》上公开发表。
纪刚着重搜集社情、民情，他对典当、估衣等行业进行了调查，将北平贫民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情况写成通讯发表在报上，还与李孟北一起采访北平梨园界，请著名京剧演员萧长华、郝寿臣、叶盛章等人讲述梨园界的凋零和演员生活的苦状，写成通讯公开发表。
为配合接管北平工作，记者地下党还以“社会调查”为名，把敌人各级机关的情况夹杂在采访报道之中公开发表。
这些零零碎碎、点点滴滴的敌情、社情、民情，不易引起敌人审查机关的注意，却会受到华北城工部的跟踪关注，整理综合起来，就是一份份完整的情报信息。
就这样，国民党的报纸，成了北平地下党传递军政情报的义务交通员，成了曝光国统区阴暗面的传播平台。
这种在敌人眼皮底下，坦然报经敌人审批，大模大样利用敌人宣传工具，公开合法地传递敌情、社情、民情的做法，直接、快捷且安全，既有智慧又具胆识，实乃刘仁领导北平情报工作的一大创举。
记者地下党在全力获取情报的同时，特别注重自我安全防护。
有一次傅作义宴请《平明日报》社全体“同人”，餐后合影留念。当时华北城工部有规定，地下人员不能参加合影，以免成为敌特追查真实身份的线索，纪刚和李孟北便借口采访离席而去。
刘仁还指示，在做北平新闻人士工作时，党员记者不以发展组织为主要任务，因为当时的北平新闻界人员成分复杂，有不少国民党方面安插的特务。于是，对待这些特务记者，纪刚、李孟北等人一方面严加防备，以免被敌人盯上；一方面又大胆与之接触，伺机从他们嘴里套取情报。
为避免暴露，刘仁还要求记者党员对外保持“灰色”面目，不能在学运、工运中抛头露面。1947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宣部发出通知，严令国统区报刊一律不准再提“共党”“共军”“共方”，而要改称“共匪”。
此令一出，潜伏在各大报刊的记者地下党员们顿感纠结，拒不改称可能招致敌人怀疑乃至暴露身份，照令执行又恐被自己人视为同流合污、助纣为虐的“反党”行为。
刘仁得知后明确指示，今后撰写稿件时按照国民党当局的要求去写，这是为了党的工作，不是丧失立场，不是“反党”。
“县官不如现管”
1946年6月，中共北平地下党设立了警察工作委员会，顾名思义，主要任务就是在北平警界发展党员，建立组织，从内部攻破敌人堡垒。
警委会成立后工作推进很快，至1947年1月已发展党员82人。
这些秘密党员并非身居高位的署长、局长，只是普通警员，但他们工作在一线，各管一段，权力不大，但实用、管用，在保护营救同志、获取敌情等方面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正所谓“县官不如现管”。
那时，前门车站警务段经常接到上峰通缉，说××次列车上有前来北平接头联络的共党，穿着、长相如何如何，让警务段在车站抓捕这些共党。
有一天，地下党员许文彬接到张家口火车站警务段电话，说一名女共党从张家口乘车前往北平，当晚抵达北平前门站，望查获逮捕。
许文彬等人抢先接到这位女干部，并安全护送出站后，才向警务段长汇报张家口来电情况。
有一次，地下党员宁培儒代班，车站当值警察打电话报告说，截住了两个想偷偷出站的人，是共党无疑，让宁培儒派人将两人带走。
宁培儒知道一旦俩人被带到警察所，解救起来就十分困难了。他当即赶到现场，冲着两个“嫌犯”大声说，你们坐车不买票，还在站里瞎串，以后再不买票，非把你们扣起来不可。说着，一人一脚，把俩人“踢”出了铁丝网。
还有一次，宁培儒接到通知，某某次列车上有3名共党携带银圆到北平采购物品，其中一人30多岁，头上包着白头巾，其他两人40多岁。由于特征描述具体，这3人出站时很容易被查出来。
正好列车要进最南边的站台，靠近河边，宁培儒就带人扣留了五六个三四十岁的人（其中两人头上包着白头巾），把他们带到河边假装盘问一番，然后一并放走了事。
1946年初至1947年初北平军调处执行部运作期间，中共代表叶剑英等同志经常到前门车站接人。遵照上级指示，前门火车站警务段地下党支部肩负起保卫叶剑英等人安全的任务。
宁培儒回忆说：
“那时车站很乱，卖报的、做买卖的、闲杂人员、特务混杂在一起，很难分辨。所以，叶剑英的车一到，我们就过去保护。
另外，叶剑英同志的司机是国民党北平行辕派的，为了叶剑英同志的安全，我们对此人进行了全面调查。
最后证实，这人确实不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有意派在中共代表身边进行监视活动的。”
外一警察分局的地下党员张友仁、外五警察分局的地下党员张越鹏，还曾搞到市警察局准备下发的通缉令，交给上级，所涉人员得以幸免于难。
除了保护营救同志，张友仁在搜集情报方面也颇有建树。平津战役期间，他利用自己管理分局人事卡片工作的便利条件，将国民党员、保甲长以及分局官员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等情况报送华北城工部。
北平解放前夕，前门车站警务段地下党支部组织力量保护重要铁路设施、车辆、物资，防止敌人破坏，
基本掌控了北平城内9个车站的多数警察和枪支弹药，为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必居”曾是暗战的主要阵地
新中国成立前，北平有大小油盐店铺1650多家，职工两万余人。该行业工人劳动条件极为艰苦，承受着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公会、行会、掌作（工头）的层层倾轧，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求生，翻身做主人的意愿极其强烈，一经发动教育，思想觉悟提高很快，这一点为中共地下党在油盐行业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同时，长期以来北平各手工行业形成了以籍贯归属为基本特征的“行帮”“行会”，只接受亲友同乡进入本行业做工，以保工艺不外传，防止饭碗被他人抢去。长此以往，就形成了某一行业工人基本来自同一地区的状况。
油盐行业的工人绝大多数来自河北唐县、完县、定县等地，而这些地区在抗战后期已经成为中共控制下的比较牢固的解放区，家庭基础在这一地区的油盐工人切身享受到了土改成果，内心普遍认同、支持共产党。油盐行业这一特征，又为地下党深入其中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1945年春，定唐县城工部向北平油盐行业派遣王炳臣、王建业、种造江、高勇仁、魏永年、刘清海、刘桂森、李信等一批地下党员，为日后创建油盐业地下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经过几年的经营发展，油盐行业地下党组织逐步成为北平手工各行业当中党员人数比较多的一个。
而著名酱菜品牌“六必居”，又是油盐行业当中党员人数比较多、组织力量比较强的一家。
当时的六必居肩负着多项隐蔽斗争任务，首先是秘密联络站。
地下党员魏庆怀回忆说：
“当时，六必居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点，县城工部派人来接头都先到六必居了解情况，再到柜上找人。如果是党组织派来的人，见面就问：‘你贵姓？’‘姓魏’，‘是姓魏吗？’我就反问：‘您贵姓？’‘姓刘’，‘你带什么东西？’，‘带点火柴或带点什么呀’，‘想买东西，你想想办法’……这是县城工部统一约定好的接头暗号。暗号对上了，就找个地方密谈。”
六必居又是情报交通站。
魏庆怀回忆说，他当时负责传递的秘密材料，大部分都是直接送到六必居的。每当需要向上级报送秘密材料时，他就买一张当天的北平报纸，把材料夹在报纸中间，乘车送到六必居。
六必居还是平委和行委秘密活动的地下机关。
地下党人经常装扮成商人模样，到各油盐店后场接头联络。当时油盐行业9个党支部当中，六必居、永生厚、雨华馨的党员人数较多、组织力量较强，互相配合，密切联系，形成了点面结合的地下工作网，成为地下党负责人最常用的活动据点。
平委会领导和油盐业负责人经常到这3家油盐店的后场碰头开会，互通情况，研究工作。晚上有时躲进醋房里，用米汤给上级密写材料。这个时候，其他党员和积极分子就假装在外边聊天，放哨望风。
油盐店的后场是工人的劳动场所，也是生活场所。资本家一般都是通过“掌作”管理后场工人劳动、指导技术操作。
制作酱菜醋的后场潮湿、脏乱且酱醋味浓，资本家和警察特务通常是不会到后场去的，但送料、取货、产销、购货的人则频繁往来，还常有工人家属来此吃住三天五日的情况，这就为地下党人假扮上述人员来此接头联络提供了方便和掩护，即便是常来常往，也不至于引起敌人的怀疑。
有鉴于此，后场掌作是敌是友，对于隐蔽工作能否安全顺利地开展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六必居之所以成为地下党的重要活动据点，正是因为有一位支持认同共产党的后场掌作。
此人姓董，小名董沙子，家乡搞土改时，他家里分得8亩麦子地，他到处宣传共产党好，两个儿子都在六必居做工，都加入了地下党。
他本人担任行会总会头，每年开行会，他都遵照地下行委的要求出面组织，配合地下党与资本家的斗争。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这一时期，其他各行业地下党也千方百计因地制宜展开隐蔽斗争。
为了宣传中共政策，影响北平的人心向背，华北城工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出版发行等行业，与国民党当局展开机智斗争。
文委领导下的“朝华书店”，有意在店里出售各种政治色彩的书籍，给公众以政治面目中立的印象，他们把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放在柜台最前面，
看似“尊重”，实则是个挡箭牌，
后面放着郭沫若、范文澜、邹韬奋等人的进步书籍。
蒋介石的书标价很高，令人望而却步。
郭沫若等人的书籍标价公道，便于普通百姓购买阅读。从解放区运来的革命书籍，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则藏在柜台下面，看准了对象才卖。得益于积极而缜密的秘密工作方式，朝华书店一直安全运营到北平和平解放。
华北城工部铁路工作委员会领导本系统地下党员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1945年底国民党发动内战之际，西直门站地下党提供了关于西直门车站两次大军运的情报，将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九十六军开赴东北部队的番号、辎重等通过地下电台报告了上级。
平津战役期间，北平铁路局调度所地下党把铁路系统的调拨情况，如军用列车的数量、去向，多少罐车、客车、平板车，车载什么货物，每天密写交给上级，经地下电台发往城工部。
西直门机务段地下党员李舸，曾多次身着火车司炉浑身油泥的劳动服，装作去康庄、怀来探亲的样子，携带一些材料或物品，顺利闯关送往解放区。
一次，他“把地下党在北平一个地下实验室培植出来的盘尼西林（青霉素）菌苗和无线电收发报机所用大功率电子管装在一个点心盒子里，无能的国民党军警连问都没问就放行了，而晚上在康庄住店时，却被解放区公安查获，经严格审问弄清情况后，将他护送到张家口。
和平解放前夕，北平市政工委发动本系统所有地下党员搜集情报。从本企业的厂房、设备、人员、资金，到国民党特务和三青团在本企业活动情况，特别是本企业附近所驻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兵力、装备、明碉暗堡等情况，统统写成材料，报送给上级，为攻城准备和此后接管北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平津战役期间，城工部各委员会发动本系统地下党员搜集大量敌方情报，包括地图、名册、电话本等，装了4大麻袋报送到华北城工部。
任何一条大道，都是由千千万万颗毫不起眼的小石子铺就的。
北平和平解放幕后的隐蔽战线上，我们既要铭记，威名赫赫的傅冬菊和阎又文等众所周知的英雄人物，也不应忘记战斗在基层各行各业、成千上万的“无名小卒”！（本部分作者秦正，来自炎黄春秋杂志社）
四、其他前辈的一些回忆
1997年7月10日，《北京日报》刊发了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的回忆文章《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到这时，阎又文的真实身份才广为人知。
阎又文，山西万荣县人，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加入傅作义部队。
1938年9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在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成为了隐蔽战线上一枚“闲棋冷子”。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刚刚投降，陕甘宁边区就交给情报人员王玉一项任务：到傅作义部队寻找阎又文。
此时，阎又文已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兼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地位显赫，党组织与他失联6年多，他是否初心未改？
其实，阎又文一直在等待党组织的消息。
王玉与阎又文建立单线联系后，交代了任务：了解国民党战略动向，掌握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阎又文这枚“闲棋冷子”被激活了。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傅作义找来阎又文，让他写一封公开信痛骂毛泽东，“长自己志气，灭共党威风”。这可让阎又文犯了难。写吧，是在骂共产党，骂自己的组织，骂自己的领袖；不写吧，又是分内的事，不好拒绝。
阎又文找到王玉，请示怎么办。
很快，周恩来表态：这封信不仅要写，而且要骂得狠一些，要能够激起解放区军民的义愤。有了这个指示，阎又文用生花之笔写就“檄文”。
9月20日，《奋斗日报》刊登了这篇《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字里行间极尽挖苦之能事！
1948年3月，党的外围组织天津记者协会成立，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利用采访国民党军政要员和部门之机搜集敌情社情。
当时在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民国日报》3大报社里，都有共产党员和民青成员。
《大公报》有地下工作者李定、胡邦定、
傅冬菊、李光贻等人，
《益世报》有地下党员段镇坤，后来又在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发展了一个5人地下小组，还在《新生晚报》《新星报》《中华日报》《工人日报》等报社内建立了地下小组。
“记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采取个别联系的方式，发展了32名成员。
1948年8月，受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派遣，地下党员王亚川通过他的忘年交、天津警备旅第三团团长戴国林，打入天津警备司令部特务营，当上了警卫连连长，负责“保护”陈长捷。
同一时期，地下党员方纪文打入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为宣扬个人政绩而办的《天津市周刊》做记者，进而当上了杜建时的新闻秘书。
大学毕业进入天津市工务局工程处的麦璇琨被发展为地下党员，而毕业于北大工学院土木系的张克诚，
通过亲戚关系打入天津市工务局建筑科任技术员。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在未来天津解放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名载史册。
天津战役前夕，华北局城工委书记刘仁在解放区召见南开大学地下党员曾常宁，要求她在劝说父亲曾延毅（傅作义保定军校同学、结义兄弟，原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副军长）出面说服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同时，通过父亲在军界的关系搜集敌军事情报。
为防止曾常宁的解放区之行暴露，刘仁与她见面时，特意做了掩人耳目的安排：
让她从上到下蒙上一件皮大衣，这样路上谁也看不出她是谁，她也只能从大衣缝里看到一点儿路。
曾常宁回忆说：“这是考虑我还要回敌占区工作的缘故，虽然到了家，也还不能公开露面。”
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1948年7月，国民党政府发出“清除间谍，安定后方”的政令，密令各地对大、中学校进步学生实施大逮捕。
8月19日下午，《大公报》一个外号“狗腿子”的记者（军统分子），气喘喘地跑进报社办公室骂骂咧咧地说：“今晚要逮八路。”
《大公报》地下小组成员李定听后，很焦急，想立即把这一情报传递出去，但又怕此时外出会引起怀疑，就悄悄告诉了傅冬菊，让她立即通知同志们转移。
傅冬菊故作自然地离开报社，为了防止被“尾巴”跟踪，径直来到傅作义的天津办事处，给她爱人周毅之打了电话，
周毅之很快通知
南开大学的战友们在傍晚前都疏散了。
地下党对傅作义周围的关系开展了工作，联系了傅作义的一些亲近人物，如傅的老师刘厚同、傅的老同事“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傅的联络处处长李腾九等，还有傅的女儿地下党员傅冬菊，他们在和谈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尤其是傅冬菊，对傅作义在和谈期间的动态、情绪变化，具体到徘徊观望、怎么睡不好觉，如何在屋内焦虑地踱步，甚至急得把火柴棍放在嘴里咬等等细节，都及时作了汇报，这些都由电报传递了出去。
聂荣臻司令员每天都到城工部看电报。
他说：“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
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吴老头的糖果被“哄抢”
北平城内听到的隆隆炮声逐渐稀疏，城工部的电报都发自距离北平城不远的通县。我们知道北平解放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1949年1月29日晚9时，艾山与城工部通完电报后，对方报务员刘文昌用英文打出“请注意，明天老头（城工部同志对刘仁同志的亲切称呼）到你家看望。”
艾山不敢相信，又请对方重复了一遍，
她高兴得一下
从小板凳上摔到了地上！
这一令人惊喜的消息，使激动万分的我们一起朗声大笑起来。
胜利来得真快啊！
第二天，刘仁同志果然乘坐吉普车特地到洋溢胡同来看望我们，一口老北京话的司机肖田笑问艾山：
“小姑奶奶，你还活着呢？”
在北平解放的欢庆声中，地下电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三处电台没有发生任何问题，这在敌人严密监测下的大城市是不多见的。
王岚前辈回忆：
1946年我就读于
中共晋察冀军区通讯工程学校。
我父亲曾是八路军的旅长，
在和鬼子作战时牺牲。
父亲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他牺牲后，
母亲说党是我们抗属的救星和靠山，
因此我心里信任党组织积极靠拢党组织，
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个学生党员。
1947年毕业时，
我因政治条件与学习成绩俱佳
被挑选到华北城市工作部，
专门于北平和天津地下电台工作。
就这样，我的17岁花季在峥嵘岁月里含苞，
在激情燃烧的日子里盛放。
那时的城工部设在河北省河间县大张庄村，
我和另一位女同学张瑞兰徒步多日才到达。
1947年夏天，
城工部根据工作需要转移到河北省沧州市。
办公地点是沧州的原火车站旧址。
沧州市虽是解放区，
但国民党的飞机仍然会频繁地进行轰炸。
为了保护设备和随时能够工作，
我们每个人都有具体分工，
只要敌机一来，
迅速地背起自己负责保管的机器躲进战壕。
有一次，敌机又来轰炸，
跑得快的战友会钻进防空壕的掩体里，
后出来的就只能躲在战壕掩体的地面上。
一次，我因为跑得慢
只好趴在战壕的地面上。
敌机在我们上空盘旋了好一阵子，
飞机俯冲过来时声音特别响，
还会伴着一串串嗒嗒嗒子弹落地的声音。
出于好奇，
听着飞机声音远了一点，
我忍不住翻身睁眼想看看飞机的样子，
我旁边趴着的张瑞兰急急地叫我快闭眼，
我问为啥要闭眼，
她说：“眼太亮，会反光。”
她的话把所有趴在掩体里
躲避轰炸的战友们逗得哈哈大笑。
由于敌机的频繁轰炸，
城工部不得不再次转移。
1948年初我们迁到河北泊头市一个四合院内。
那阵子的工作特别繁忙而紧张，
我作为最年轻的报务员，
每天都会收发好多重要电报，
当时我并不知道电报的具体内容，
现在看来那些电文
甚至是影响着新中国前途与命运的情报。
那些情报中有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
有军委的最新部署，
有天津市地下党的同志们
搜集到的天津城防防御体系情报、
有北平地下党关于傅作义动向的报告。
我们的脸上是无法掩饰的紧张与激动，
我们的心里时刻在期待着随时可能到来的胜利的消息。
1949年1月15日下午3点半，
我值班时收到一封只有两行字的特急电报，
我虽然不知道电报的内容，
但直觉告诉我这份电报不仅非常重要
而且很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好消息。
我当时激动地高举着电报往西屋机要室跑，
一边跑还一边高喊着“特急特急！要进城啦！”
这时从机要室迎出来的刘庆军主任
一把抢走我手中的电报冲进了机要室。
没有几分钟时间，
他从机要室跑出来大喊我的名字：
“王岚！王岚！你猜对了！”
天津解放后，
我们电台便参与到北平和谈的工作中。
过去解放区与北平内部的情报，
很多是靠城工部交通科化装成多种身份的人员来回传递，
紧急的情况要靠电台传播，
傅作义将北平封锁不准百姓自由出入以后，
城内外的信息沟通就全靠电台联络了。
傅作义在放下武器之前，
思想斗争很激烈。
我们地下党的知名人士，
联合傅作义的朋友、亲人、知己，
包括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同志，
都做他的思想工作，
一定要保住北平
这座中国人民的历史文化古都，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
从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
到22日傅作义签订北京和平解放协议这一周，
是我党与傅作义代表团谈判最紧张的时候，
刘仁部长把电台架在他乘坐的雪佛兰牌汽车里，
他带着他的警卫员和电台台长李乾元同志
建起了城工部的临时
“移动指挥部”和“流动汽车电台”，
配合北平和平解放的目标开展情报传递工作。
革命胜利后，
我与电台台长李乾元相爱结婚了。
“流动汽车电台”的故事
是我丈夫生前最喜欢讲述的经历。
他告诉我说，
他们将两台缴获的美式小型电台架在汽车上，
电台的天线就固定在车窗一侧的棚顶上，
采用“单边带”的方法，
就是不规定联络时间，
两台机器交替使用，
随时抄收领导机关和地下电台的电报。
李乾元那七天七夜
除了上厕所没有下过车、几乎没有睡过觉。
刘仁部长一直坐在他旁边的位置上，
有时实在太累了他们就靠在椅背上睡一会儿。
随时戴着耳机，
任何时候听到“呼叫”立刻打起精神投入工作。
他们就以这种工作方式不间断地
在北京郊外两军区司令部和各兵种之间穿梭，
直到1月21日傅作义签署颁发
《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
宣布北平城内国民党军队接受和平改编，
22日傅作义在
《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
当结束任务从这台汽车上下来的时候，
在车上弯曲着的双腿已又麻又疼的伸不直了，
但是胜利带来的喜悦令他顾不得这些。
23日，随着傅作义的军队撤出北京，
刘仁部长的这辆雪佛兰汽车也开进了北京。
北京解放后，聂荣臻司令员说：
“在战场上这样迅速、
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
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五、预测
2025年元旦夜，此时此刻，我们心情平稳又相当激动，因为经这样长时间的反复推演，时间首发锁定在2025年10月到2026年1月。
能不能行，且是不是比较轻松，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