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震五、齐云、齐锐新（由左到右）
父亲齐厚之曾任黎城、长治县县长
齐心姐弟仨都曾在晋东南工作和生活，这缘于他们的父亲齐厚之。
齐厚之，1894年生，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法律系，系蔡元培的得意门生。齐厚之酷爱京剧，擅长书法，毕业后短暂任教一年后，便在冯玉祥的国民革命第三军中担任军法处长。北伐战争后，齐厚之任直隶省阜平县县长，一年后在直隶省政府担任秘书一职。
1931年1月，齐厚之转任山西省阎锡山政府四科科长。此时，他将齐云、齐心、齐步带到了山西。1935年，齐厚之出任黎城县县长，一年后，又调任长治县县长。
“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长治，齐厚之到了阳城，任山西省政府第三行署秘书（行署设在阳城）。此时，女儿齐云、女婿魏健（又名魏震五）已经是中共党员。这一点，齐厚之心知肚明。
在当时，父女同在一个地区参加抗战，而又在不同的党派领导之下，这不仅在华北，甚至在全国也是少见的。
到年底，阎锡山制造反共的“晋西事变”，掀起反共高潮，齐厚之利用自己的国民党身份和政府秘书地位，给予中共领导的抗日政权很大支持。他的行为也得到女儿、女婿的赞许。
齐厚之后来担任傅作义将军的参议，为人正直，北平解放时随傅作义起义。
姐姐齐云晋城、长治威名扬
齐云
齐心的姐姐齐云，又名齐韫，1918年生。
抗战爆发前，齐云在北平师大附中上高中，曾任学生会主席，并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对象。“九一八事变”后，她满怀报国志向，投身华北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北平沦陷后，她和魏健受党指派到中共冀豫晋省委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同年12月来到晋东南的阳城县，一起分配到该县的牺盟会。
来到阳城后，齐云即与共产党委任的县长李敏之的爱人、县政府民运工作负责人林贞一起，在县城周边地区向群众作抗日救亡的宣传，进行街头演讲，教唱《工农商学兵，一起来救亡》等抗日歌曲，排演抗日戏剧《放下你的鞭子》等，使这个闭塞小山城的群众耳目一新。
韩国臣
我是阳城县白桑乡人，腰弯耳背，弱不禁风，应该是黄土埋到脖子根的人了。经历了一世沧桑，许多的人、许多的事都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淡忘，唯一能使我记忆犹新、仿如昨日的是我的音乐启蒙老师齐云。
“同胞们，细听我来讲，我们东邻舍有个小东洋，几十年来练军马，东亚称霸强，一心要把中国亡，呓呀嗨……”这是70年前她在学校教我们唱的抗日救亡歌曲，如今我仍能如数家珍、耳熟能详……齐老师不仅使我热爱上了音乐艺术，更使我在抗日歌曲的薰陶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和齐云老师是在1938年认识的。这年秋天，16岁的我考入了当时位于县城小有名气的司上巷“阳城民族革命小学”。当时，齐云老师是我们的政治代课老师，还带着妹妹齐心。那时，学校只有六七个老师，校长是白甲鼎，老师有王石军、贺坤元等。但令我不解的是，大家都不叫她“齐老师”，而叫她“齐同志”。我不知道她是共产党员，只知道她是我们的政治老师，是河北人，讲一口普通话。还知道她的丈夫叫魏健，也在与我们学校一墙之隔的八路军晋豫边区军政干校（此校在阳城几个地方都办过班，1938年6月迁至县城司上巷原旧制中学校址）任“教务长”（即教务主任）。
齐老师性格活泼，平易近人，举止优雅，没有架子。她衣着打扮简单大方，在炎热的夏天，经常爱穿便装（短裤），显得时尚大方，朴素雅致，丝毫没有羞涩和拘谨；有时她也穿军装，穿军装时更显得精神抖擞，风度翩翩。她尊老爱幼，和蔼可亲，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小学生们更是关爱有加，平时她常和我们在一起玩，有说有笑，又唱又跳，处处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同学们都十分喜欢与她交流、相处。
齐老师知识渊博，对音乐更是情有独钟。不论多么生疏的歌曲，她拿起曲谱不假思索就能唱，在我们看来，齐老师就没有不会唱的歌。在那个外强入侵、国难当头的年代，我们政治课的主要内容就是宣传抗日救亡。齐老师除给我们宣讲日军侵华的暴行、“大东亚共荣”的阴谋，给我们讲八路军抗日的故事；还讲如不团结抗日，中国将面临亡国灭种的政治形势等，以唤起同学们的忧患意识，树立全民抗战的坚强信念。教我们以抗日歌曲、戏曲、表演等文艺表演形式去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唱歌就成了我们学生当时最重要的宣传武器。齐老师常常教育和鼓励我们要树立独立自强的精神和抗日救国的思想，誓死不做亡国奴。
为了更好地宣传发动群众，激发群众的抗日必胜的信念和决心，根据形势需要，齐老师还在我们学校组织了宣传队，一边上课一边宣传演出。在齐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宣传队的同学们勤学苦练，自编自演自唱革命歌曲、戏曲和地方秧歌，多次在县城二郎庙等舞台演出，还经常深入本县次营、固隆、町店等乡村向群众作宣传演出，深得老百姓喜爱和赞赏。在当时，日军入侵，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蒋、阎系军阀不但不积极抗日，还到处搞摩擦，制造事端，政治时局十分紧张，我们宣传队的任务也很重。当时教师人才非常奇缺，齐老师显得特别忙碌。她身兼数职，除给我们“民小”学生代课外，还在县军政干校任政治辅导员。我们所唱的许多新歌都是由齐老师一字一句教会的。因为教唱歌曲的课时有限，所以大多数同学都记不牢。而我在齐老师的启发下，很爱这门艺术，歌词、谱曲记得特别快，齐老师常夸我唱得好，于是就经常让我先学会，然后再教同学们唱。我们当时学的歌曲有《保家乡》、《大丹河》、《慰问》、《做棉衣》、《流亡曲》、《打回老家去》、《松花江上》等几十首，直到现在我大都能较完整的唱下来。我记得时任阳城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陈发贵，还自编阳城秧歌剧《小能干定计杀倭奴》（靠山红调，现已失传）让我们排练，乘着正月十五或庙会期间，齐老师带我们去巡回演出。我在剧中扮演是老太婆，每场演出都有上百、甚至上千群众观看。我们的宣传队后来之所以能发展成为阳城县唯一的宣传大队，齐老师功不可没。
由于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声望越来越高，这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大不满。
1939年1月21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二，国民党驻阳城的顽固派纠结一群土豪劣绅和流氓地痞，突然闯进县牺盟会驻地文昌阁疯狂砸抄，将办公、生活用具等洗劫一空。牺盟会奋起斗争，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战的恶劣行径。齐云、赵树理等人在散发抗日传单时被捕。后在父亲的庇护下，以及牺盟会的严正抗议下无条件释放。但城内仍然暗流涌动，顽固势力蠢蠢欲动。农历正月十五到了，齐云觉得元宵节人群相对集中，正是宣传抗日的好时机，她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带领宣传队走上街头，为群众表演文艺节目。
中共晋豫地委鉴于形势严峻，齐云等人的党员身份已经暴露，为防不测，决定将他们调离阳城转移至外地工作。农历正月十五刚过，齐云和魏健双双离开阳城，来到设在长治城里的山西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从事新的工作。魏健任专署民运科长，齐云仍然从事宣传工作。
1939年12月，齐云奉命出任中共平顺县委组织部长。之后，在五专署的努力下，魏健于1940年1月13日当选平顺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并兼任县人民武装自卫队独立支队支队长。
在平顺的日子是齐云自参加抗战以来最紧张的一个时期。她住在城西南八里的刘家村张茂孩家。
这段时期，生活条件差，工作特别忙，几乎无法照顾孩子。她的一个孩子曾在敌人“扫荡”时寄放在老乡家里，而这个村子被敌人烧光，她的孩子也自此不知下落。在平顺，齐云坚决贯彻我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与国民党反共分裂活动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0年1月，齐云调到潞城县任救联会主任，同年5月，又调任潞城（东）县政府秘书兼行政工作。在这期间，她的具体工作多半是进行对敌反“蚕食”斗争，经常深入到游击区开展对敌政治攻势，亦曾进行数次反“合围”斗争。
抗战时期，潞城县建制几经变革，治所几经搬迁。1940年，潞城县以邯（郸）长（治）线为界，分为潞东县和潞西县。齐云任县政府秘书时，住在潞东县土脚村。这里属于边缘地区，地理条件较好，又有党的组织，县委、县政府都驻在村里。决死三纵队六分队为了保卫县委、县政府，也驻在村里。
齐云在潞城工作期间，曾发生过两次大的事件。
一次是1940年6月4日发生的 “土脚事件”。
当时，150多名日伪军在汉奸的带领下，包围潞东县政府驻地土脚村。
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政府机关人员全部撤离，五专署独立团二营24名战士被俘，押至微子镇，惨遭杀害。县政府大印丢失。
1979年齐云病逝后的悼词中提到这件事：“在严酷的革命战争时期，齐云同志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经受了艰苦生活和生死斗争的考验。1940年，齐云同志任潞城县政府秘书时，敌人突然包围县机关，
她临危不惧，坚持战斗，让同志们全部撤离后，她最后一个离开……”
另一件事是1941年3月5日的“南山岭事件”。日伪军集结400余人分两路包围驻扎在南山岭村的潞东县政府，县政府工作人员和公安局战士奋力突围，激战两小时，公安局战士6人牺牲，政府人员11人被抓，公安局长王天仁身中数弹牺牲。
在这次生死考验的反“合围”斗争中，齐云临危不惧，再次体现了坚强的党性。
在齐云病逝后的悼词中，组织上这样评价她：“在太行山根据地时期，齐云同志积极发动农民建立抗日武装。她所在的区民兵武装建立得快，训练得好，积极配合八路军进行游击战打击敌人。齐云同志每到一村，身教言传，把农村妇女组织起来，做军鞋，送军粮，边生产，边战斗。在农村建党的过程中，她特别注意培养妇女干部，放手发动群众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1941年7月，齐云离开潞城，调往太岳二专署工作。曾和齐云一起工作过的山西省委原组织部长胡晓琴专门为齐云赋诗：“飒爽英姿上太行，出生入死打豺狼。亦文亦武显身手，莫道须眉胜女郎。”这首诗为人们生动地勾勒出齐云的光辉形象，以及她抗战期间在晋东南工作、生活的生动情形。
齐心跟着姐姐走上革命路
就在齐云一如既往以忘我的热情投入新的工作时，她的心却时时被一件事情所牵挂，这就是远在太原的小妹齐心。
“七七事变”前夕，齐心考入北平市女子一中。她还没来得及走进课堂，便听到卢沟桥事变的噩耗。7月28日北平沦陷。8月，齐心与姐姐齐云随北平的流亡学生离开北平，经天津、烟台、青岛、济南，到达太原，进入太原平民中学读书。不久，娘子关和大同失守，太原告急，偌大个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齐心再次失学。
这时，齐心得知姐姐已经在晋东南参加抗日队伍，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下来，心想有朝一日也要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到前线去打日本鬼子。她曾两次外出寻找抗日队伍，父亲觉得她年龄太小，又没有可靠的人引领，两次都把她追了回去。
齐云得知妹妹的情况后十分着急，经过仔细考虑，决定将妹妹接到自己身边，于是向组织上请假，急急赶赴太原，回去没多作停留，便带齐心一起返回晋东南。
姐妹俩先是来到晋城，齐云想把妹妹送到驻晋城的八路军训练班学习。这时正逢日军对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学校已经转移，齐云只好和妹妹一起返回长治。途中，为了躲避敌人，姐妹俩就住老乡家里，敌人进村，她俩就和老乡们一起藏进山洞里，常常一待就是一两天。
回到长治后，齐云意外得知，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已从陕北迁来晋东南屯留县办学，学校距长治还不到40里。她顿时眼前一亮，将想法告诉了妹妹。齐心听了很高兴，自己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
1939年3月18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齐云领着15岁的妹妹齐心从长治出发，前往屯留县故县村抗日军政大学，在校总部她们见到一分校校长何长工，齐心很快被分配到校直属女生队学习。她换上崭新的灰布军装，一名英姿飒爽的八路军女战士站在齐云面前，尽管还未脱稚气。齐云高兴地对女生队副队长、女红军刘抗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她接着又叮嘱妹妹：“这里还有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你要好好向她们学习。”安顿好妹妹后，齐云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然后放心地离去。
1939年7月，齐心经历了日寇发动的“七月大扫荡”战火考验，因为她还不够党员规定年龄，经上级党组织特别批准，于8月14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候补党员。当年冬从抗大五期毕业，齐心被分配到长治县干部学校妇干队任指导员、队长，日寇扫荡时编入县政府战地工作团，参加了荫城、西火镇战斗。翌年春，齐心先后在武乡抗大一分校留守处、抗大总校总务处、卫生处任文书，经历了1940年秋季大扫荡的严酷斗争，被批准提前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长治作为齐心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她在多少年后回忆道：“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一生中有两段受益匪浅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其中一段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抗大熔炉艰苦充实的战斗生活培养了我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坚定了革命斗争意志，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齐心坦言，姐姐齐云对她的革命理想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是自己投身革命的引路人。
弟弟齐步黎城上学平顺参军
听说姐姐齐云、齐心都在晋东南参加革命，当时寄住在叔父家的齐步也萌生了到晋东南参加革命的念头。
对于晋东南，齐步并不陌生。1935年，父亲齐厚之在黎城当国民党的县长时，他就和父母一起住在黎城，并在黎城上的小学。
1941年5月，年仅14岁的齐步在大姐齐云的帮助下，再次来到晋东南，自此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战争中。
齐步这次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是同母亲一起去的。母亲邓耀珍的父辈是清朝的武官，为人善良，乐善好施。邓家是个大家族，老老少少几十口人，并在高阳县城开有“合记股份颜料公司”。
由于上太行都是山路，邓耀珍一路上大都是骑着毛驴。途中还遭遇到日本鬼子的包围。齐步和母亲，还有带着他们进根据地的交通员，在山洞里躲了两天才脱险。后人称齐母为“骑着毛驴上太行的革命老妈妈”。
随母亲到达抗日根据地后，齐步被分配到平顺县寺头村太行四专署八路军干训队当通信员。这期间，他与时任国民党27军秘书的父亲齐厚之见了一面，并要求父亲把他的名字改一下。齐厚之问他为什么要改名？他说当了兵出操时值勤队长喊口令时，一喊“齐步——走”，他就习惯地答应，惹得大家笑，所以他想把名字改了。父亲想想就说：“那就改叫‘锐新’吧，锐是锐意进取，新是齐家你们这一辈名字共用的，‘锐新’就是锐意进取新中国的胜利。”齐锐新觉得这个名字好，自此，就不再用“齐步”的名字了。
1941年底，齐锐新被送往太行中学学习。太行中学的前身是晋东南路东干部学校，简称路东学校。该校是1939年秋太行区党委直接领导下成立的一所培训抗日干部的学校。为了便于斗争，晋东南曾分为路东、路西。路东即太行，路西即太岳。路东干校因此得名。
1945年2月，齐锐新离校参加工作，分配到太行七分区专署工作队任组长。4月后，齐锐新调任修 （武）获（嘉）武（陟）一区任民政助理员。不久，又到修获武抗日政府武工队，开辟修获武游击根据地。这里三县交叉，环境复杂，共产党、国民党和日伪统治区犬牙交错，武工队既要对付日伪军“扫荡”，又要防备国民党顽固势力随时可能的偷袭。齐锐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对敌斗争，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来自14年11月17日山西日报作者戴玉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