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遗信：守护好毛泽东，就是守护国家的未来希望
一封神秘信件，一段惊人的预示
1920年，一位民国时期的杰出人物在临终之际写下了一封重要的信。信中只有简短的几个字：“要救国，得护好毛。”
写信人，就是中国最准确的预言大师杨昌济。
信中的“毛”正是后来领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让我们一起探究这封信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一、信件的来历
杨昌济最后的叮嘱
时间回到1920年，那是一个社会动荡、百姓生活困苦的年代。杨昌济不仅学识丰富，而且品德高尚，受人尊敬。他与好友章士钊关系紧密，对国家前途和人才培养有着共同的看法。在杨昌济临终时，他特别给章士钊留下了这封信，简短的话语却承载着历史的重量。
二、大师与青年的深厚关系
杨昌济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
在毛泽东求学期间，杨昌济对他非常看重，给予了精心的教导。不仅在学业上指导毛泽东，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给予他支持和鼓励。杨昌济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志向远大、才华出众的年轻人，未来必定不平凡。因此，在临终前，他特别嘱咐章士钊要照顾好毛泽东，这既是对毛泽东个人的关心，也是对他思想、行动和理想的重视。
三、大师的远见
杨昌济的非凡洞察力
杨昌济不仅学识渊博，而且眼光独到。他预见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在临终前留下了这样的叮嘱。这种预见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基于他对国家未来的期望和对人才的重视。在他看来，守护好毛泽东，就是守护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四、历史的点滴
杨昌济的传奇经历和时代背景
杨昌济是蔡元培的优秀学生，在学术上有着杰出的成就，品德上也为人称道。1920年的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社会动荡不安的黑暗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杨昌济的信更显得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对毛泽东的叮嘱，也是对国家未来的期望和担忧。
五、大师的教诲与青年的成长
从学术到精神的引导
杨昌济对毛泽东的教导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指导，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引导和激励。他鼓励毛泽东要有远大的志向和坚定的信念，勇于承担救国救民的责任。在杨昌济的教导下，毛泽东逐渐成长为一位学识渊博、才能出众的革命领袖。他的思想和行动都深受杨昌济的影响，这也验证了杨昌济的预见和叮嘱。
六、历史的回响与现实的启示
培养人才，就是培育国家的未来
如今，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得不为杨昌济的远见和深邃思想所赞叹。他的信不仅是对毛泽东的叮嘱，也是对国家未来的期望和警示。它提醒我们，在国家面临困境时，培养人才、保护人才的重要性。只有重视人才、善用人才，才能推动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一封信，一段传奇
杨昌济的信是一份充满智慧和力量的叮嘱。它见证了大师与青年之间的深厚情谊和传奇故事。同时，它也是对国家未来的期望和警示。
让我们铭记这份历史的叮嘱，珍惜现在，勇往直前，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辉煌未来！
二
中国近代史，一定程度上便是一代代烈士鲜血牺牲灌溉的历史。谭嗣同便是其中最为璀璨的人物之一。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出生于同治四年二月，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后八月十三日斩于市，结束他短暂而壮烈的33岁的一生。
提到谭嗣同的事迹也许大家应该都知道，但对于他和毛主席间的渊源，也许很少有人知道！
谭嗣同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人，而且，他在光绪二十四年时（公元1898年），就因为变法失败而被抓。
过后，同样是在这一年，谭嗣同就与其他五位义士慷慨就义。
谭嗣同就义这一年，毛主席已六岁，但一个是为了变法维新心甘情愿献出生命的义士，一个是湖南乡下孩童，因此，二人之间又怎么可能有渊源呢？
事实上，二人之间的历史渊源，是另一个人连接起来的，然而这中间的故事，要从谭嗣同不愿意随波逐流，一心一意专注于维新变法开始说起。
谭嗣同的一生
谭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出生于1865年3月10日。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是一位官员，官居光禄大夫、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谭嗣同虽说出身官宦家庭，却倡导新学，号召变法，还参加了有名的“公车上书”。
1898年8月，在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介绍下，谭嗣同遭受光绪皇帝召见，被评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走动，参加新政。
变法失败之后，谭嗣同原本有可能逃跑，但是他断然拒绝。
他说：“世界各国变法没有不从流血而来，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出血者，此国为什么不昌也。亦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8日，谭嗣同在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千古绝唱，慷慨就义。
杨锐，字叔峤，四川绵竹人，出生于1857年。杨锐打小就体现出知识渊博的特征，加入院试时遭受曾任四川学政张之洞的赞赏，被比喻成当今苏轼。随后，杨锐常年在张之洞幕府任职幕僚，是张之洞的左臂右膀。
1898年9月1日，在张之洞、陈宝箴的介绍下，杨锐得到光绪帝接见，被选为军机章京，参加新政。变法失败之后，张之洞奋力解救心爱的学生，却无能为力，杨锐最后与谭嗣同几人一起被残害。
而他与毛主席之间的渊源，便是从他创办的学堂开始
谭嗣同创立学堂，位于长沙，名叫长沙时务学堂，该学堂是湖南所创立的首所近代新式学堂，同样是湖南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开始。
那时候，学堂内共设中文学、西文学及数学等课程，出任中文总教习的是梁启超，而谭嗣同本人，则亲自出任中文分授教。
学堂于公元1897年8月招录，那时候录取的首批学生有四十人，但在这四十人中，也不乏后来相当出名的人。
例如蔡锷，就是那第一批学员其中一个。
除蔡锷以外，那时候学堂里还有一个来自于岳麓书院的学生，他不但积极参与了谭嗣同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运动中，而且还加入了谭嗣同一手创立的“南学会”。
在这儿，他得到了谭嗣同的教导，因而，他也算得上谭嗣同的学生之一。
就是此人，让谭嗣同与毛主席间有了联系，那他是谁呢？
他便是杨开慧烈士的父亲杨昌济先生。
杨昌济先生是长沙人，在第一师范教修身、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哲学等课。他曾经留学日本6年，又在英国进修3年，之后，他又去德国进行9个月的实地考察。
他从小苦读程朱理学，青年时代深受爱国教育，有着浓烈的爱国思想，因此留日的时候更名为“怀中”即取牢记祖国之意。
杨昌济先生曾师从谭嗣同，而毛主席是杨昌济的学生，因此，谭嗣同和毛主席之间，就因杨昌济先生的关系，拥有这样一份渊源。
杨先生知识渊博，品行端正，回国时，正逢辛亥革命出现，谭延闿想延揽他作为教育司长，他没有答应。最终，他选择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岗位，成为一名当时被人看不起的师范教员。
“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
杨先生写下的这幅对联说明他对军阀当道的社会现实是非常厌恶的，他唯一的心愿，也是从教育着手，培育人才，拯救国家的生死存亡。
杨先生的涵养非常高，却不善于辞令，也并不装腔作势，但他能够取得听讲者很大的注意和尊敬。
学生们都钦佩他的学识，他的授课精神，他的品德，促使在他的周围，构成了认真思考，认真求学，探求真知的一群青年学生。
杨先生非常喜欢这一群青年学生，尤其是毛主席、蔡和森。他的友人曾这样说道：
“杨先生在长沙，弟子著录以成千上万计，尤心赏毛主席、蔡林彬(即蔡和森)。”
毛泽东十分敬佩杨昌济老师，他不仅钦佩老师的学识，而且钦佩老师的修身方法。
他从老师那里明白锻炼身体的重要，杨昌济在生活规则上坚决反对腐朽生活，追寻民主科学的新生活深深地影响了毛主席。
杨昌济的思想观点也深深影响着毛主席，杨昌济同样在竭力培养这名资质绝佳的学生。
他指导毛主席通读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使毛主席逐渐确立较稳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经过研读，毛主席在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上取得了深刻的认识。
看过此书后主席深受启发，主席以后能够远远超越同时代的人物，哲学扎实是重大因素！
杨昌济在一些实际的问题上细心帮扶毛主席。
1918年4月，毛主席几人建立了新民学会，在学到的酝酿和建立的时候，杨昌济全力以赴帮助与支持，毛主席在提及新民学会设立的缘起时表示。
该学会受杨昌济的“奋斗和朝上的人生观”的影响，“以创新学术研究，砥砺品性，改良人心风俗习惯为宗旨。”
新民学会章程中明确的宗旨，拟定的“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组织纪律。
与杨昌济所奉行的做人准则极为相同，可以这么说新民学会在杨昌济的关怀下设立的，杨昌济算得上是新民学会的人生导师。
一师的5年生活，就是毛主席世界观初见雏形的5年，同样是备受杨昌济观念影响5年。
毛主席与杨昌济的相处，算得上是互相影响的一个过程，杨昌济在毛主席身上看见了民族的未来而毛主席从杨昌济身上建立起了人生价值观之雏形。
所以，杨昌济先生对毛主席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特别是对年轻时期的毛主席在思想方面的影响更加巨大。
而再讲回谭嗣同，事实上，细细思量的话，就能发现，谭嗣同与毛主席间，颇具“薪火相传”的意思。
这里说的薪火相传，不仅指谭嗣同乃杨昌济老师的原因，而是他们共同的救国救民精神。
谭嗣同的人生，专注于维新变法，并为之心甘情愿献出生命，身为近代中国里，为改革变法而流血牺牲第一人，谭嗣同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种极其珍贵的传承。
尽管，谭嗣同未成功，早早就倒在了黑夜之中，但，他所流传下来的精神，并没有完全熄灭，反而是如星星之火，在不断地延续。
促使这种延续的，有杨昌济先生，也有无数像杨昌济先生那样的人，他们通过教育，把为祖国为民族献身精神的奋斗精神，传递了出来。
他们的学生们，传承和弘扬了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并因此把原本是星星之火的的精神，变成了燎原之势。
谭嗣同的思想深深的影响着毛主席！
青年毛泽东曾对好友蔡和森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魄力极为宏伟，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较。”
谭嗣同所写《仁学》在那个年代广为流传，有很大的影响，青年的毛主席许多思想也明显地深受《仁学》里面内容思想的影响。
《仁学》中最耐人寻味的内容是抨击封建君主专制规章制度，觉得“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不仅针对清王朝，反而是针对秦朝以后的所有的封建社会。
谭嗣同认为这些窃贼，“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供全身之不足，又滥纵其文武百官，欲传之世世万代子孙，所有酷毒难以置信之道，从而其繁兴矣”。
谭嗣同还坚决反对封建主义色彩的那一些纲常伦理，他觉得：“吾国三纲的说法，为潭浏阳痛辟。”
因此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中的注释写下：“吾国之三纲五常在其必到。”
当年的毛主席还没有接触过更丰富的进步知识和观念，只能算是备受谭嗣同思想上的影响。
并且之后毛主席这一生坚决反对压迫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所谓三座大山，再有约束农民的所谓四大绳索，抵制封建社会，抨击中国二千年来始终都顽固存有的封建主义！
可以这么说，这和他受谭嗣同《仁学》的影响关系非常大。
谭嗣同慷慨赴难的举动深深地影响了毛主席。
毛主席还从谭嗣同思想里面总结出了“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结论，进而对日本，对苏联都有着极大的提防心理，以此更为深入了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感与坚定地民族主义者情感；
更从谭嗣同的烈士精神中总结出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般雅致，那般镇定自若，温文尔雅...改革是暴乱，可以是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层的暴烈的行动”的观点，为他之后转向武装起义埋下铺垫。
三、朱德回忆人生导师蔡锷
辛亥革命以来的三十一年，是新旧势力辗转进行生死斗争的时期，是征战连年烽火不息的时期，同时又是人民饱受锻炼、革命事业迈步进展的时期。经过了这些年艰苦的曲折的斗争，特别是五年来伟大抗日战争，中国已经发现了民族复兴的道路，培养了民族复兴的基本力量。比之辛亥当年全凭着一股义愤，用热血和头颅在黑暗中探求光明的情形，现在，可以说黎明的曙光已经在望了。回忆往事，感奋交集。我们应当发挥辛亥时代的革命精神，记取当时的经验教训，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以期勿负于殉国诸先烈于地下。
云南是辛亥初年一个重要革命根据地。世人都知道，打破袁世凯的皇帝迷梦，把中国从专制复辟的歧途上挽救回来，云南应居首功。但大家还少知道，云南为什么能在革命消沉、阴霾弥天的时候，突然放此光芒。世人都知道，云南是辛亥起义后首先响应的省分之一，但大家还少知道，那里有一批人不声不响，埋头培植革命力量的艰苦工作。这些事实，也许可以算是辛亥革命发展中很有兴味的一段史料吧。
云南革命势力的积聚和培养，是从创办新军和成立讲武堂开始的。
辛亥革命之前，满清政府曾下令全国创立三十六个师（当时叫“镇”）的新军，云南办的是第十九师。经管这事的是云贵总督李经羲。这时候滇越铁路修筑完成，法国的势力步步向中国伸入，片马事件又起，因此全国上下对于西南边防唤起了很大的注意。在这种形势下，才决定开办一个训练军事人材的讲武堂。后来，讲武堂就成了在西南团结革命力量的核心。
讲武堂的教官大部分都是从日本士官学校回来的留学生。这些人在日本或者加入了同盟会，或者受了同盟会的影响，思想非常激进，政府不敢让他们作别的事情，就只好到这里来教书。李根源、李烈钧等都曾当过讲武堂的教官。学生有五百多人，各省不满于现状的青年来投考的非常踊跃。满清政府对于革命力量的压迫，是极端残酷的。对讲武堂的摧残，是非常严厉的。李根源先生对于学校的维护，起了很大的作用。凭着他的革命热诚与灵活手腕、任劳任怨的精神，这个革命力量的熔炉，才得保持下来。
我是民国纪元前两年考进了讲武堂，并且在那里参加了同盟会。我记得每个学生每月是四两五钱饷银。学校的制度和作风，是仿效日本士官学校，纪律非常严格。每天上六小时课，下两小时操。那是一种紧张的、富于锻炼性的学习生活。同盟会编有小组，组织极端严密，有时可以看到一些秘密刊物，每天所谈所想多为军事暴动，思想教育是比较差的。
这一批学生提前毕业，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学校把我们分配到新军里去工作，但腐败的军官们不敢接受。最后才商定把我们十八个人分到驻省的两个团里。我当司务长。我们的营长刘存厚、团长罗佩金，都是同盟会会员。
云南新军的成分，是比较好的，士兵大部分是从乡村征调来的农民。他们对于旧军官的克扣军饷和打骂制度很不满意。我们运用乡土关系去接近他们，我们帮助他们写家信，同情他们的痛苦，设法解决他们的困难，在生活上和他们打成一片。我们的宣传渐渐在士兵中间散播着革命种子，他们的反抗情绪一天天高涨起来了。
云南革命运动，当时是由蔡松坡、李根源、罗佩金三位共同领导的。尤其使人永远不能忘怀的是当时的蔡锷将军。他是李经羲介绍来的新军旅长。他不是同盟会会员，而是与梁启超有密切关系的进步党人。他十分沉着，从来不公开与讲武堂来往，却暗中和同盟会会员们保持密切联系，什么人都不怀疑他。他利用他的地位给予革命运动以很好的掩护。他是辛亥前后云南革命运动和起义的掌舵人。
十月十日，革命军占领了武昌，这给云南以很大的刺激。革命党人在士兵中加紧活动着、准备着。统治者也在惊慌着、忙乱着。谣言与恐怖布满了昆明，李经羲坐卧不安了。
终于李经羲签发了捕人的命令。我们的团长、思想进步的罗佩金被调换工作了。总督衙门内外，都修筑了防御工事，并且调集了卫队营、辎重营、两个机关枪连担任保卫，但保卫者的队伍中，也生长着反叛的种子。李经羲准备大屠杀的秘密计划被机关枪营营长李凤楼秘密地通知了革命党人。革命的危机，已经成熟了。
旧历九月九日，即革命军占领武昌的第二十一日，云南独立了。
我们的一个团当时是驻在昆明的南教场巫家坝的。上面害怕暴动，早已停发子弹。我们却借演习打靶的机会，每人都准备了四、五发子弹。原定起义的时间是夜间十一点钟，但九点钟还不到，北教场的枪声就响了，大家乱做一团。正在这时，蔡松坡将军在南教场出现了。李经羲听到枪声，还象在梦中一样，打了电话给蔡松坡求援。而蔡将军放下电话筒立刻来到队伍的前面，在士兵大众严肃的集合中，宣布云南反正了。
雄壮的反正队伍立刻出发攻打城门。这时我已被指定为临时连长。驻在我们隔壁的炮兵团，也受了我们的影响，全团参加了我们的行动。李经羲调来把守城门的骑兵团，没有阻挡住我们，大部分骑兵反而加入了我们。驻在城内的讲武堂学生们打开了城门，十二时我们全部入城，天将黎明时我们已占领城墙四周。攻打制台府我是参加了的。卫队营和我们曾有秘密的联系。过去我曾奉命在他们中间进行过一些活动，现在这些卫队很快就缴了械。李经羲逃跑了。敌军的最后据点，城内的五华山和军械库，在十日晚间将师长钟麟同击毙后，都被先后克复了。大理、临安两地的新军，同时宣布反正。昆明以外各地的巡防军也被肃清，云南完全光复了。
但满清政府并没有完全打倒，它正布置力量向革命进攻。清军进攻武汉，端方急促地从湖北溯江而上进入四川。四川总督拥有大兵屠杀四川革命群众，援川之举成为迫不容缓了。
十月，援川军出发。我们以八个营编为两个梯团，分两路出发，一路经昭通向叙府前进，一路经贵州毕节向泸州前进。沿途民众热烈地欢迎我们，我们并未受到敌军的抵抗。占领叙府以后，我们就转向自流井进击。自流井驻有川督赵尔丰的一个巡际营，资州驻有端方的一个团。赵尔丰的军队一与我们接触就溃散了。当我们攻下自流井的时候，传来了端方在资州被反正军队杀死的消息。不久，赵尔丰也在成都把政权交给了咨议局。然而四川的革命力量却没有与我们好好地结合起来，大部分的军队都没有掌握在革命党人的手里。他们取得了政权就忘记了革命，反而与我们开衅，滇军便不得不重回云南了。
云南是一个穷地方。统治者连年压榨，使人民的生活已经到了无法维持的境地。从前方转战回来的军队没钱关饷，这种情形引起了蔡松坡将军彻底改造云南的决心。不论从政治上、财政上，他都创立了崭新的规模。他撤换了一批只想做官发财的县知事，用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了他们，在政治上注入了新的血液。在财政上，蔡松坡将军极力提倡节省，并且以身作则，加以实行。营长以上的军官，每月只领六十元的津贴。造成了刻苦、朴实、清廉的新风气。这时期内，全国的局面是很困难的。袁世凯以狡诈险毒的手段，给予革命运动许多破坏和打击。除了云贵以外，南北各省都直接间接被北洋军阀盘据着。倒袁运动将由云南发出第一声怒吼，已为当时的客观形势所决定了。
民国二年，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兵讨袁，黄兴在南京响应，各省也都响应了一下。然而随起随落，无补于大局，辛亥革命至此是失败了的。袁氏复辟计划已完全成熟，伪党准备将民国五年改元洪宪，一月一日登极。蔡松坡将军由北京逃回云南，凭仗以前蓄积的革命力量，在云南二次起义编为护国军，出师四川、两广，才给了他当头一棒。蔡松坡自率护国第一军入川。
我那时充任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支队的司令官，再度被遣入川，指挥着数千人与北洋军阀曹锟的十几万征滇军相持于叙府泸州之间。在四川也有同盟军与我们同时起义。他们凭着群众的拥护，采用了游击战术，利用山川，以少胜众，还是打了许多胜仗。
纳溪棉花坡战役尤为出色。袁世凯终于在全国人民反对之下，土崩瓦解了。
检讨云南在民国初年能够大放异彩的原因，不外二端。
一是坚持统一战线。蔡松坡将军是进步党人，但他对同盟会同志及其他无党无派的人士，都是一秉至公，绝无偏见。同盟会的同志们也能与人合作，顾全大局。云南新局面的创立，护国军的成功，都是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通力合作的结果。
二是依赖民众。滇军两次入川，都得到民众很大的助力。特别是护国军之役，我们以小敌大，如无民众帮助是绝对无法支持的。这两条道理，当然都不是新话。
可以说民国以来，每次革命运动的成功与否，都是要看能不能实行这两条原则。
唯其如此，我们才要格外重视它。
目前抗战正在最艰苦的时候，将来建国也展开了极伟大的前途。
坚持上述两条原则，以求抗战胜利建国成功，是我们与全国贤达应当共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