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定：程宝怀同志和曹兵海教授的回忆

第一部分

采访对象：程宝怀，1936年生，河北博野人。1981年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后任县长，1983年任石家庄地区行署副专员。1997年退休。

采访日期：2017年2月28日

采访地点：石家庄市翠屏山迎宾馆

采访组：

程宝怀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上世纪80年代初期来正定工作时，正是社会逐渐变革、人们思想观念慢慢扭转的历史时期。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他初来乍到，对正定县情是怎么认识的？

程宝怀：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正在深入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这是全国全党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大变革时期。

近平同志来正定的时候，正定曾发生了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情。“文革”当中，正定县把1200户城镇居民下放农村，他们在农村吃住没有着落，子女上不了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批人天天上访，有时堵县委、县政府大门，要求回城安置。近平同志就是在这样一个既混乱又酝酿着巨大变革的历史转折点，来到正定的。

近平同志思想解放、意识超前、博览群书、善于学习，做事沉稳、干练，胆大心细，政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到正定以后，他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走访了不少群众，召开了有公社干部、社员等参加的不同类型座谈会，了解到很多实际情况，对当时正定农村的现状、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有了深入了解，对确定正定的战略定位和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思路。

近平同志来后时间不长，根据正定正好处在省会石家庄市和广大农村之间，提出正定应该走“半城郊型”经济的发展路子。

当时，我对这个名词不太理解，就问他：“‘半城郊型’的内涵是什么？”

近平同志解释说，“半城郊型”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城市经济，是一个介于城市经济和一般农村经济之间的中间型经济。正定老城正好位于距离石家庄市15公里的位置上，正定的北方是广大的农村，正定的南方就是石家庄市。我们处在城市和农村中间过渡的位置上，就应该走城市和农村中间型的经济发展之路。

从此，正定就确立了“依托城市、服务城市、打入石市、挤进京津、咬住晋蒙、冲向全国”的经济发展思路。为了让这个发展思路表达得更加形象和具体，近平同志又提出了“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的二十字经济发展方针。他提出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之后，正定县大力开展多种经营，大搞农工商，很快出现了党风正、硕果丰的大好局面。近平同志把正定经济带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近平同志离开正定30多年了，但正定一直在沿着这条路子走，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这说明当时近平同志提出的发展路子是正确的，是符合实际的。这是近平同志对正定的一大贡献。

采访组：

当时的正定主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到正定上任伊始，做了哪些工作来解决问题？

程宝怀：

近平同志首先解决的是正定县征购负担过重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全县人民温饱的大问题。

高征购当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的一个重要条件，没人敢提出异议，但近平同志做事实在，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敢于大胆提出和解决问题。

近平同志到正定以后，开了不少座谈会，对正定的情况进行了解，再加上他经常下乡调研，所以在短时间内就对正定的情况了解得比较详细了。

一天晚上，近平同志到我办公室来。他说：“程县长，最初省委让我到‘好县’工作，依你看，‘好县’的标准是什么？”我说：“咱正定就是‘好县’，标准很简单：第一，咱们对国家的贡献大，每年粮食征购7600多万斤，是河北省的老大，老书记冯国强说明年咱们还要争取交一个亿。第二，正定的领导班子很团结，老中青结合，你20多岁，我40多岁，冯书记50多岁，是个团结战斗的班子。第三，正定是‘农业学大寨’先进县，咱们的三角村是先进典型，全国各地都来参观学习。”

听后，近平同志笑了，他说：“老程同志，是不是‘好县’，应该以综合指标来衡量。咱们县去年农村人均收入是148元，你刚才说到的学大寨先进的三角村，亩产过千斤可农民还吃不饱，他们偷着到外县换山药干吃，回来交征购。这些事，你了解不？”我说：“我了解。”

近平同志点点头，继续说：“咱们正定县在经济上是农业单打一，在农业上是粮食单打一。咱们为了交征购，年年扩大粮食面积，压缩经济作物面积。现在咱们全县的经济作物，棉花还剩一万亩。我们现在的粮价30年一贯制，小麦一斤1毛2，玉米一斤8分钱。咱们粮食交得越多，群众收入水平就越低。依我看，咱们正定县实际是个‘高产穷县’！”

听到近平同志这么说，我“激灵”一下子，当时有点儿接受不了。我说：“‘农业学大寨’的红旗就在办公室挂着呢，哪能说咱们不是‘好县’呢？”

近平同志说：“咱们的‘贡献’越大，农民的收入就越低。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一下。我想给中央写个信，反映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把高征购减下来。”

当时我吃了一惊，连忙说：“这可不行，这可是政治问题，我得先跟老书记汇报一下。”

果然，我一跟冯书记说近平同志要向中央反映减征购的事，冯书记就急了，说：“这个可不能让近平反映！这事，要反映就你反映，出了问题你兜着！”

我回来又找近平同志谈，我说：“冯书记不让你反映，怕你犯错误。他说让我反映。”

近平同志说：“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怎么会犯错误？我去跟冯书记谈谈。”

他那次跟冯书记怎么谈的，我不得而知。后来听说近平同志和县委副书记吕玉兰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正定高征购使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时间不长，中央、省委、地委联合调查组来到了正定，对正定征购是否负担过重问题开展调研，召开了几个座谈会，调查组一致认为近平同志反映的情况属实。之后上级决定把每年正定征购7600万斤核减到4800万斤，减了2800万斤。这一减，可了不得了。

1983年，我们召开三级干部会（县、乡、村三级干部会），对种植结构进行调整，适当压缩粮食作物面积，上经济作物，当年种植“中棉十号”17万亩，一年农业产值就翻了一番，农民人均收入从148元涨到了400多元，翻了一番半，一年就彻底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那年，看到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我就对近平同志说：“你为正定人民办了一件大事，正定人民永远忘不了你。”

采访组：

上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还没有广泛推开，人们的思想还比较保守。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那时在正定是怎样积极推行农村改革的？

程宝怀：

1982年，近平同志到正定工作后，经常骑车下乡搞调研，走访群众，了解到生产队长不好当。当时农村的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社员下地干活的情况是：队长一打钟，干活一窝蜂，社员出工不出力。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干不干，八分半”，农民干活没有什么积极性。

有一天，近平同志找到我说：“程县长，最近你注意报纸没有？安徽和四川正在酝酿搞‘大包干’，咱们县能不能选个经济落后的公社搞个‘大包干’试点呢？”

我说：“老书记冯国强给我说过，‘大包干’我们正定目前不能搞，中央没文件，河北省没精神，石家庄地委领导没讲话，咱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冒尖，犯方向路线错误。”

近平同志说：“我觉得‘大包干’不错，是调动农民种田积极性的最好办法。我去跟老书记说说，你跟玉兰同志说说。”

近平同志跟冯书记怎么谈的，我不了解。我跟玉兰同志一说，她很高兴，说：“‘大包干’是个好东西，迟早都要搞，这是个大方向。早搞比晚搞好，它分配简单，上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农民容易接受。”

在近平同志和玉兰同志影响下，我逐渐扭转了看法，对“大包干”有了新的认识，开始积极推动。

根据近平同志意见，我当时选择了离县城远、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里双店公社搞“大包干”试点。

我把公社党委书记王香文、主任张士文叫到医院（我当时因胃病住院），先询问了他们对“大包干”的认识，说：“你们对‘大包干’是怎么看的？如果在你们公社搞个‘大包干’试点，你们意见怎么样？”

他们说：“我们早就想搞，但是冯书记不让现在就搞。”

我对他们说：“搞‘大包干’咱县领导认识不一致，但允许你们公社先搞个试点。我讲三条原则和三个‘不’。三条原则：一是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多数社员愿意就搞，多数人不同意就不搞；二是在分配土地时，远近搭配，好次搭配；三是不能跨队分配地。三个‘不’就是不汇报、不宣传、不上报。你们两个记住了吗？”

他们说：“记住了！”

我说：“记住了，回去就搞。”

结果一年就成功了，公社农业产值翻了一番半，社员年人均收入分配从210多元涨到了400多元。

无巧不成书。有一天，我和冯书记骑车下乡到里双店，我们两个还没坐稳，还没说让公社干部汇报什么工作，公社书记王香文就按捺不住，眉飞色舞地讲起了“大包干”的好处。还没说完，冯书记就拍了桌子：“是谁叫你们搞的！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

他们摸不着头脑，就老看我。我汗珠子一下子就下来了。冯书记转过头问我：“程县长，这个事你知道吗？”

我当时有点儿懵了，不敢说不知道，也不敢说知道，就含含糊糊地说：“我好像知道点儿，忘了跟你汇报这个事，我做得不对。”

冯书记啥也没说，骑上车就往外走，40里地我们俩没说一句话。走到县委门口，我把车子撂下，三步并两步到了近平同志办公室。我对近平同志说：“不好了，老书记知道搞‘大包干’了。”近平同志说：“程县长，你紧张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包干’搞成功了，应该受到表扬，不应该受到批评。”

我说：“那你赶紧跟冯书记解释解释吧。”

不知道后来近平同志是怎么跟冯书记解释的，反正这场风波很快也就过去了。正定开了全省“大包干”的先河，近平同志在推行“大包干”上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后来，他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实行科技兴县、工业兴县、人才兴县、旅游兴县，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奠定了正定经济起飞的基础。

采访组：

为了正定发展，习近平同志那时大刀阔斧革新人才制度，收到很好的效果，在全省乃至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程宝怀：

近平同志到正定后非常重视人才，大念“人才经”。他讲，人才是发展经济、翻番致富的根本。在招聘人才上，他做的十分突出，亲自向全国各地发了100多封联系信，聘请有关专家、学者给正定当顾问，组成了有50多人参加的县顾问团，

应邀的有顶级专家，如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人。

近平同志还让组织部和人事局制定了一个表，把全县中专以上人才进行拉网式统计，逐人登记造册，建立“人才账”，该提拔的提拔，该调动的调动，专业不对口的适当调整，做到人得其所，才适其用。

1983年，近平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一个广招人才的《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加快我县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当时反响很大。

这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正定“人才九条”。

文件提出，凡是来正定的科技人员，每搞成一个项目，利润按比例分成或付一次性总报酬；树立新时期用人观点，凡有技术专长的一律接收，包括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过去犯过错误已经改正的；工作调动由县委组织部和人事部门负责办理，一时办不齐手续可先来后办，原工资照发，粮食定量不变，全部吃细粮；允许研究项目失败，不追究责任，工资报酬、往返车费照付；为调入人才建“人才楼”“招贤馆”；凡到正定来讲学的专家、学者、教授，车接车送，并发津贴费等。

这些政策对人才的吸引力相当大。近平同志让我将“人才九条”印了两千张宣传单，发到各生产队，广泛张贴，并让我送到石家庄地区的《建设日报》发表。我拿着“人才九条”到《建设日报》找到了总编辑。我跟他说：“我们制定了一个招揽人才‘九条’，你给我们登登吧。”他一看这九条，就说：“程县长，你还让我当这总编吗？”

我说：“怎么了？”

他说：“你这九条，违反现行政策，我敢登啊？我一登，地委准把我职务给撤了！”

我回来以后，跟近平同志说了这事，他说：“你去找找《河北日报》。”

第二天，我到《河北日报》找到了总编林放同志。他一看“人才九条”非常高兴，说正定县委班子思想解放，胆子大，就把“人才九条”登在1983年3月29日《河北日报》头版头条上。

这篇报道一下子震动了全省甚至全国，要求来正定的人才络绎不绝，正定县委短时间内就收到1000多封书信，当年接收人才374人。

当时，我们就成立了人才开发总公司，我任总经理，并且成立了接待办，负责人才的接待和安置事宜。

采访组：

在引进人才过程中，有没有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典型事例？

程宝怀：

当然有啊。我举两个例子吧。

第一件事，是找石家庄车床附件厂的工程师武宝信。他发明了“三露”，也就是粉刺露、亮肤露、增白露，当时已在全国畅销。

当时武宝信和厂领导在利润分配上发生了矛盾，他见到了“人才九条”，就给近平同志捎信，表示愿意到正定工作。近平同志收到他的信时，天已晚了，就到我办公室来找我。

他说：“程县长，走，咱们今天夜访武宝信！”

我说：“今天晚了，咱们明天再去吧？”

近平同志说：“今天必须找到武宝信。”

于是，我们到了武宝信住的石家庄市桥东区谈固小区，谈固小区有几十栋楼，不知他住哪个楼，于是就挨个打听，问谁谁都不知道，当时已经晚上10点多了，我说：“算了吧，今天找不着，明天再说吧！”

近平同志坚定地说：“不行，今天必须找到武宝信，我从南往北喊，你从东往西喊。”

我们俩在小区里就扯开嗓子喊“武宝信”，功夫不负有心人，武宝信总算听到了，连忙从楼里出来，紧紧握着近平同志的手，非常感动。

我们到了他家里，谈了一个多钟头，谈得非常投机。

武宝信当即表示：“就冲你们书记、县长来找我这一条，我把新研制的爽脚粉配方给正定。”

1983年4月4日，近平同志亲自主持爽脚粉项目技术转让会，项目落地在新城铺乡。投产不到一年，我们就赚了纯利润30万元。

第二件事，是近平同志到无锡引进人才的故事。

正定有个油泵油嘴厂，原属省管，一年赔了27万元。后放给石家庄地区管，一年赔了9万元。

有一天，地区专员冀剑波找到我说：“你们正定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油泵油嘴厂就在你们正定，就给你们县里管吧！”

我说：“我们不要！”

冀专员说：“你不要，那你想要什么？”

我说：“我要电视机厂。”

冀专员说：“电视机厂能给你啊？那是咱们地区的骨干企业，不能给你们。”

我说：“不给我们电视机厂，我们也不要油泵油嘴厂，要了就背上个包袱。”

冀专员说：“你们把这厂子搞好了，包袱里装的就是金子！要了吧！”

我回来把这事跟近平同志说了，近平同志说：“地区要给，那就要吧！”

结果，我们管这个厂子，一年就赔了7万元。

为了能让县里的经济发展快些，进一步解放思想，1984年五六月间，近平同志带领县经济考察团到江苏考察乡镇企业发展经验，先后走访了无锡、常熟、南通等地。

在无锡，近平同志约见了给他写信，愿意到正定工作的无锡机械局农机供销公司原经理邱斌昌。

邱斌昌懂经营、善管理，是个能人。

听了近平同志对县里企业情况的介绍，邱斌昌当即表示可以到油泵油嘴厂工作。他还特别提到，自己可以带一个成熟的柴油发电机项目到正定，马上就能出产品。

近平同志问邱斌昌：“你从大城市去我们偏僻的县城，有什么条件吗？”

他回答说：“没有条件。”

近平同志就把“人才九条”的内容给他说了说。他说：“我不需要这个。”

近平同志就笑了，说：“你不提条件我们不好请呀。”

邱斌昌说：“你要非让我说，那我就提两条吧。我现在是17级工资，我一踏上正定的土地，县里就给我涨1级工资。我保证在一年之内，油泵油嘴厂的产值翻一番，到时候你再给我涨2级工资，达到14级。这样，我从正定再回到无锡，就是高干了，重要文件得让我看，重要会议必须让我参加。”

近平同志当时就打电话跟我商量，问我：“邱斌昌提的这两条行不行？”

我说：“这是最低条件。工资级差不大，搞不好，一年也就是多付两三百块钱，可以答应他！”

邱斌昌这个人积极性很高，当年8月就到正定报到了。他找到我，说：“你是程县长？你知道我的事情了？”

我说：“你的工资已经从17级涨到16级了。我们说一是一，说到做到，这就是正定精神！明天我领你到大会上宣布，你就是县油泵油嘴厂的厂长。”

邱斌昌很感动，当时眼睛就湿润了。第二天，我就到油泵油嘴厂召开职工大会，宣布邱斌昌为厂长，行政16级。

宣布完后，厂里有个副书记，给我提意见说：“程县长，你做得不对。县里给我们请厂长我们能接受，但宣布他的级别就不对了。”

我说：“这是习书记给你们请的人才。级别是邱斌昌来正定工作的条件，你们就不要提意见了，下月按16级给他发工资。”

邱斌昌这个人本事太大了，上任没几天，就把油泵油嘴厂积压的产品全部卖了出去，随后就开始组织生产，当年产值实现翻番，成为正定县四大骨干企业之一。

他带来的柴油发电机项目，成为企业的一个增长点。后来，他在正定工作了十几年，一直干到退休，为正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和离开正定以后，都对他非常关心，曾经给我来过3次信，让我注意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后来县里把他提为正定的政协副主席，药费按月报销。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当年刚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的时候，分管精神文明建设和教育工作，在他任县委书记之后，对这些工作仍然十分重视。请您具体谈一谈这方面的工作。

程宝怀：

近平同志对精神文明建设确实十分重视。首先是从群众的卫生习惯抓起。正定虽然是历史古城，但刚刚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还没有恢复元气，到处是残垣断壁、碎砖烂瓦，污水横流，街道没人打扫，生活垃圾到处都是，很脏很乱。

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两个文明”必须一起抓，在全县开展了“文明礼貌月”活动。他反复讲，不能摘了“高产穷县”的帽子，再戴上“高产脏县”的帽子。

近平同志组织成立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在县城里修建了37个垃圾池、11个公共厕所，在全县建立了13个乡镇文化站和45个村俱乐部，为71个村安装了自来水。

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文明大院建设，开展了“五好家庭”“模范党员”“红花少年”评选活动，制定了乡规民约。

全县评出“五好家庭”3592户，成立青年服务队3500个。

县直部门实行了“门前三包”，划分了卫生区，县城面貌大为改观，多次受到地区文明办表扬。

再说说近平同志对教育工作的重视。他来正定不久，就对全县的教育工作进行了改革，对教师实行聘任制，提高教师工作积极性，落实教师待遇，发放拖欠的教师工资，提高教学质量。

当时，正定的小学有3500多平方米危房，校舍陈旧简陋，学生大多趴在土台子、水泥板上上课。

他多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反复强调教育是立国之本。

1983年10月13日，他听说南牛公社南永固村小学因校舍漏雨，学生已停课一周，立即作了批示，要求南牛公社党委应从南永固村小学办学条件问题中看到与党的要求的差距，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改善该小学的办学条件，不然就是失职。

同时，还马上派县委宣传部长陈守东和主管副县长何玉前去现场帮助解决问题。

里双店公社傅家村小学房子露天，窗户没玻璃。近平同志把公社书记王香文叫到办公室进行批评，他说：“里双店搞‘大包干’不错，但不能一俊遮百丑，教育抓不上去，改善办学条件不力，那你也不是一个好书记。”

后来，全县筹集187万元，用于改善小学办学条件，修缮房屋1020间，共15000平方米，新置办桌椅板凳3000套。有16个村还盖起了新的教学楼，大大改善了小学办学条件。

采访组：

请您谈一谈习近平同志那时在党建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程宝怀：

近平同志对党建工作非常重视，多次讲要摆正党的建设和四化建设的关系。他说，如果忽视党建工作，就会给我们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对党员违法乱纪和工作作风问题，必须下大力气解决。

他非常注重加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要求各级党组织开展好“三会一课”，解决好领导班子自身组织生活不正常、涣散软弱等问题；要求党员对照党章要求，对照先进党员、英雄模范，对照入党誓词，反思自己思想上和行动上有哪些差距；强调对党员干部进行三种教育，即纲领教育、方针路线教育、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教育。

同时，他还要求解决好领导班子的四个问题：一是政治路线、政治立场问题，二是为人民服务问题，三是政治生活不健全问题，四是领导班子涣散问题。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一贯重视和关心老干部，请您讲一讲他在正定做老干部工作的情况。

程宝怀：

近平同志曾经在多个场合说过，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没有他们过去的奋斗和无私奉献，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老干部工作中，小事也是大事，一定要怀着深厚感情对待老干部。他对当时的老干部局局长王保奇说，关心老同志就要少讲空话、多办实事，多给他们送温暖、送方便，让他们过个舒适、幸福的晚年。

他把县委仅有的一辆212吉普车让给老干部坐，把县委、县政府合用的会议室腾出来做老干部娱乐室。县委曾经下文，让医院开办老干部病房，开设老干部挂号窗口，规定老干部的医疗费按月报销，不得拖欠。

正定的老干部工作引起上级关注，河北省委、石家庄地委曾专门通报表扬。《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建设日报》《石家庄日报》专门刊登了近平同志尊老敬贤的事迹。他调走以后，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离退休干部以及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平时书信来往，逢年过节慰问，寄挂历、寄贺年卡。一有工作变动，就主动把新地址告知我们。

1994年，在全国劳动模范吕玉兰同志病逝一周年之际，近平同志特意写了《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的悼念文章，以“痛心伤永逝，挥泪忆深情”表达了对玉兰同志的怀念。1998年，为纪念县文化局局长贾大山逝世一周年，他专门写了文章《忆大山》，刊登在河北省文联的杂志《当代人》上。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大力挖掘正定的历史文化，实施旅游兴县。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故事。

程宝怀：

正定是文化古城，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楼”之说。

近平同志对文化非常重视，提出来要挖掘潜力、发展旅游业。他把发展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在正定扎扎实实办了几件实事。

一是修建常山公园。当时县里没有钱，就号召各部门和个人集资49万元，用了半年的时间把公园建起来了。

二是修缮、彩绘大佛寺。

三是组建乘飞机旅游观光的公司。

四是兴建荣国府。

我详细讲讲建荣国府的事。本来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要拍《红楼梦》，需要40亩地搭建一个临时的摄影棚。

近平同志当时正在酝酿发展旅游业，计划把正定建成距石家庄市最近的旅游窗口，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敏锐意识到正定的机会来了，就派人和他们联系，说正定愿意提供40亩地，希望把《红楼梦》的假景建在正定。

制作中心到正定后，他们原计划投资49万元，让县里投资27万元，搭建一个2200平方米的《红楼梦》假景。

近平同志考虑《红楼梦》拍完以后，三合板搭建的假景经不起风吹雨打，正定什么也落不着，就提议建一个“真实”的荣国府。

这个想法提出来以后，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很高兴，立即同意。

于是正定县就投资350多万元建了个“真实”的荣国府。1986年建成开放以后，第一年门票收入达221万元，旅游总收入达1761万元。

近平同志积极协调，把石家庄的公共汽车延伸到正定，促进了正定的经济旅游发展。

有一天，近平同志找到我说：“老程同志，石家庄地区公共汽车一天两趟通到正定，参观荣国府的游客人山人海，车辆不够。你是不是和石家庄市商量一下，把市里的公交车延长到正定？”

当时石家庄市和石家庄地区是分设的，是省里直管。

我到市里找到了市委秘书长王同林同志，说：“我们发展旅游，石家庄地区的公交车少，你能不能把市里的公交通到我们那儿？”

他一听，很高兴：“我赞成。”

不久之后，石家庄市的公交车通到了正定，给到正定旅游的石家庄市民带来了很大方便，同时正定人到石家庄市里也更方便了。

采访组：

您和习近平同志共事3年多，您如何评价他？

程宝怀：

近平同志做人做事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他能做到严以修身，言行一致。

为了振兴正定，他带头苦干，亲力亲为，他在正定经常讲：“表态不如表率，身教胜于言教。”

他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非常简朴，总是轻车简从，骑自行车下乡。他经常对大家说：“骑自行车有三个好处：一是锻炼身体，二是接近群众，三是节约汽油。”

近平同志做事，始终能够做到一个“实”字，从不讲套话，也从不“穿靴戴帽”，说话很干脆，干事很利索，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说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

他强调，不能说了不做、言而无信，不能有始无终、虎头蛇尾，更不能华而不实、弄虚作假。

决定了要做的事，就要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出成效。

近平同志心里时刻装着人民，始终坚持一切工作都要为人民的切身利益着想。

他既是“三严三实”的倡导者，更是模范践行者。他无时无刻不把人民装在心里，人民在他心里重于泰山。他把人民关心的热点问题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工作的出发点。

他不仅注重调查研究，而且善于调查研究。他的调研工作有三个特点：

一是召开不同类型的座谈会，接触的人特别广，听到的声音也特别全面；

二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多，比如外出参观学习、走大街小巷、走村串户等多种形式；

三是认真听取不同意见。他总是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考虑问题和认识问题。

通过和近平同志3年多的共事，朝夕相处，我发现他身上有4种优良作风值得学习。

一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二是艰苦奋斗的勤俭作风，

三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

四是勇于改革、大胆创新的务实作风。

在正定工作3年多，尤其是当县委书记之后，近平同志把一个几百平方公里、几十万人口的县治理得很有起色、井井有条、蒸蒸日上，这对他的领导能力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考验。

他后来很多思想，都可以在正定工作中找到源头。

他曾饱含深情地说：

“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

这是他由衷的话。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以后，您和他还有哪些接触？

程宝怀：

他离开正定以后，我到他工作的厦门、福州、杭州去看望过他。我去了以后，主要是跟他一起叙叙旧，给他介绍介绍正定的发展情况。

近平同志对老干部和一起共过事的同志特别关心，在我回来的时候，他让我给正定的老干部带些茶叶和食品，叫我代他向大家致以问候。

近平同志前后回过正定6次，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老程，正定是我们一起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有我们的心血和汗水，你要多关心正定，让正定发展得更快些。”

他在正定工作时曾讲过：

“改革必然海阔天空，守旧未必风平浪静。”

他有一个座右铭：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这两句话，就是近平同志作风的突出体现。

第二部分

采访组：曹兵海教授，您好！1983年12月，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给河北农业大学正定籍的学生写了一封信。作为当时就读于河北农业大学的在校生和事情的亲历者，您能说说当时收到信的情形吗？

曹兵海：好的。我是1981年秋到河北农业大学读书，1985年7月毕业留校任教。1983年年底，河北农业大学正定籍的同乡要组织聚会。这次聚会，我们邀请了正在河北农业大学进修的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吕玉兰参加。吕玉兰同志是当时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1982年9月她到河北农业大学农经系进修学习。其间，她就住在女生宿舍，平时和我们正定籍的大学生交流比较多。

那天聚会前，我们同乡会的会长肖玉良和几名同学一起去保定火车站接吕玉兰。吕玉兰来到学校就请我们到路边的饭铺坐下，为大家点了包子，自己从书包里拿出自带的馒头、咸菜。吕玉兰一边吃着馒头，一边兴奋地说：“县委书记习近平给大家捎来了一封信。”随即她让肖玉良同学给我们大家读了习书记的来信——

读完这封信，现场掌声响起，大家欢呼雀跃，心情非常激动。这一情景就像是发生在昨天。大家一一传阅来信，后委托肖玉良同学妥善保存。 

采访组：您和同学们看完习近平同志的来信有什么感受呢？ 

曹兵海：大家看完信后十分激动。收到习书记的这封信，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惊喜。这封信代表了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对我们正定籍同学的关怀，体现了习书记对人才的重视和珍爱，使我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与我们肩负的责任。

习书记的来信有两点对我们触动很大。

一是习书记非常谦虚，信里说“过去对你们一直关心未及，深感抱歉，望得到谅解”，“这里我想高兴地向大家报告”，特别是信的末尾署名是“你们的同志 习近平”，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现在回忆起来仍然对这个落款印象深刻。

二是习书记在信中说“农村迫切需要农大学生”，“家乡的40多万父老乡亲都在翘首以待”，让我们感受到“挑梁扛柱”的责任，增添了“奋发图强”的力量，激发了“献身四化”的决心。

来而不往非礼也。后来我们商议，请肖玉良同学执笔给习书记回信，表达我们的感动和决心：“尽管我们现在的知识面还很窄，但是如果咱县生产在农艺、农技及农经管理方面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还是希望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与你们一起研究，或者利用在校的有利条件，请老师帮助解决。”

事过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小客村的农民发来的求助信息：“正定小客村种植的苹果树树龄已经十几年了，正处于盛果期，但果树一个劲儿疯长，就是不怎么结果。”

接到求助信后，我们园艺系的师生齐上阵，出手一修剪，第二年果树便果实累累。

1984年3月13日，《中国青年报》以《县领导关怀负笈者 大学生不忘故乡情——中共正定县委书记与本县籍大学生的通信》为题，报道了习书记与河北农业大学全体正定籍学生之间的书信往来，并全文刊登了这两封信。

习书记不仅给我们河北农大的正定籍同学写了信，而且也给全国各大学的正定籍同学写了信。在给各大学正定籍同学的信中，习书记表达了殷切的期望：

“国家需要你们，正定的各项建设事业同样需要你们，家乡四十五万人民热忱地期待着你们，殷切地希冀你们为正定繁荣出力献策。”

他表示，如果毕业以后在外地工作，希望同学们能尽量想办法和家乡挂钩，为家乡作贡献。如果能回家乡工作，政府将尽可能地为同学们创造好的工作条件，在各方面给予支持。

这些内容在报告文学《“而立”之年》中都有记载。

这篇反映习近平同志主政正定的报告文学发表在1984年7月的《河北青年》上，在同学们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1984年3月13日，《中国青年报》以《县领导关怀负笈者 大学生不忘故乡情——中共正定县委书记与本县籍大学生的通信》为题，报道了习近平与河北农业大学全体正定籍学生之间的书信往来

采访组：在来信之后，听说习近平同志还邀请大家暑期返家乡作农村调研，实际体验家乡的社情、民情和发展。您能具体说说调研的情况吗？ 

曹兵海：那是1984年暑假前的一次同乡会上，肖玉良同学和大家说：“县委书记要邀请大家暑期回乡作社会调研。”听到这一消息，大家都很兴奋，当时就有二十多人报了名。县里预先为我们做好了调研方案，所以一放暑假，我们这二十多人就到县教育局去报到了。

当时的县教育局挺简陋的，在一个类似学校的地方办公。因为我们人太多，天气又特别热，教育局的同志就把我们带到了一棵梧桐树下，每人给了把椅子围坐在一起，也没有桌子，就这样开会了。

我记得那是棵特别大的梧桐树，枝叶繁茂，我们所有人围成一圈就都在树荫底下了。

习书记到来后，跟我们每位同学都握了手。之前我们没见过县委书记，一开始大家都感到特别的拘谨。

我记得习书记当时穿着一件海蓝色的短袖衬衫，干净整齐，发型精干，笑脸盈盈，让我们感到非常亲切。习书记先是与我们进行拉家常式的漫谈，他说话语速较慢、言语温和，特别平易近人，我们的拘束感瞬间就无影无踪了。

这次我对习书记的直接印象比上次来信的间接印象要更深刻：

一个是因为这个县委书记非常年轻，那时他刚30岁，也就比我们大七八岁；

另一个是习书记高大帅气，尤其是他的手特别温暖——那种厚厚的感觉，跟我们讲话一点儿“官架子”也没有。

当时教育局也没有给习书记准备桌子，他就拿把椅子坐在我们中间，给我们作动员。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和习书记这次面对面的交谈对我后来的成长影响是很大的。 

采访组：这次动员会上，习近平同志和大家都讲了什么呢？ 

曹兵海：习书记与我们座谈了近两个小时。习书记讲了很多，既讲了这次调研的背景意义，也讲了做好调研的方式方法。

他没有稿子，坐那儿就直接开始讲，很生动，不枯燥，非常实在，又有高度，大家听得很认真。那时候也没有人录像录音，现在找不到当年记录的笔记本了，真有点儿可惜。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习书记讲学习。

他说，我们学东西要学无止境，所有学到的东西都是有用武之地的。学习的同时要想办法应用，在应用中再总结，再用于学习。

搞这种乡村调研，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自我提高的过程。

后来我自己当了老师，越来越觉得习书记讲得有道理。知识要学，学了之后就要用，知识就会越学越深，即便是刚开始学的知识，也会找到能应用的地方。

习书记说，大家搞调研，既可以深化课堂所学的知识，还可以发现很多课堂之外的事情。他举例说，不要小看了一粒化肥，化肥的用量、离根的远近、播种的深浅、用肥的时候浇不浇水，化肥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通过调研发现的问题，对我们正定的发展有作用，对你们自身的提高更有作用。

在谈到如何调研时，习书记还特别强调，调研不要只看表面的东西，而要通过表面的东西发现背后的机理，然后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寻找和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过程就一定会用到大家所学的知识。他风趣地说，你们去调研，可能开始群众不欢迎，那么，如何让群众欢迎你就是一个能力提高的过程。

最后，习书记还说了两点：第一，没有一分钱补贴，大家自带干粮；第二，交通工具是自行车，骑自己家的自行车去调研。那时候，习书记有个爱好就是骑自行车，乡村开车也不方便，他就喜欢骑着自行车走村串乡地调研。

采访组：在这次调研动员会上，习近平同志是否给大家介绍了县里的情况和发展思路？ 

曹兵海：习书记在正定时，曾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知之深 爱之切》一文，文章写道：“要热爱自己的家乡，首先要了解家乡。深厚的感情必须以深刻的认识作基础。唯有对家乡知之甚深，才能爱之愈切。”

在《中国青年》杂志1984年第5期

发表《知之深 爱之切》一文

在这次调研动员会上，习书记除了讲学习、讲调研，还给我们介绍了正定县的发展思路，展望了正定县的未来，不仅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家乡，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张蓝图的宏伟和一气绘到底的壮志。他说，我们中国的经济肯定要大发展，正定县的经济也肯定要大发展。他坚定地告诉我们，正定要走“半城郊型”经济的发展路子，要走科技兴县、工业兴县、人才兴县、旅游兴县的路子。他还谈到了正定县推出的人才政策，谈到了正定县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旅游的设想。

习书记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如何才能一方水土富一方人？正定的经济怎么发展？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么，我们一开步是迈左脚还是迈右脚？我们不知道现状，不掌握实际，就没有办法迈。”他的讲话就这么明白，就这么通俗，就这么富有逻辑，我对习书记讲的这些话印象特别深。

习书记还说，县里要根据大家这次调研出来的实际情况作出实际的决策。人都是要吃饭的，先要吃饱，再要吃好，要一步一步上台阶，所以我们必须先把农业的状况摸清楚，做好农业调研。

带领县委工作人员在正定县街头发放民意调查表

后来，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时非常注重调查研究，非常善于调查研究。他曾在县城大街上临时摆桌子，听取群众意见；在街头亲自发放民意调查表；写信给正定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四大班子同事，要求大家实实在在地调查研究。习书记的这些做法，使得正定当年的政风为之一新。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在动员会后还请大家吃了顿肉包子，您能说说当时的情景吗？

曹兵海：习书记讲完之后已近中午，他就和教育局局长熊振立带我们吃了顿午饭。从教育局到饭店的路上，习书记和大家有说有笑。

习书记虽然年轻，但是我印象中大家称他“老习”，在正定这是一种尊称，可见他与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和亲近。

到了饭店，习书记表示这顿饭由他做东，他说：“学子们回来了，家乡就是这样的家乡，现状就是这样的现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就请大家吃顿包子吧。”

那天，我们就餐的饭店是正定县最好的一家饭店，叫“开元饭店”，是非常有名的包子铺。说是最好的一家饭店，是当时正定县的标准，就是饭桌多一些，板凳多一些。天花板上有个老旧的电风扇咣咣咣地转，感觉来回摇晃快要掉下来似的，噪音很大。

习书记请我们吃的这顿包子是肉馅的，同学们吃得非常香。我当时又瘦又矮，吃得有点儿腼腆，没有与习书记坐在一桌，习书记站起来喊我：“曹兵海，多吃点儿，包子随便吃。吃完后，我们数一数看总共吃了多少笼屉。”

习书记没吃多少，他总是招呼大家，让大家别客气。

同学们见习书记这么热情，也就不拘束了，敞开吃了一顿，真是香啊！能吃上一顿肉包子，而且是随便吃，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梦里的事。

我记得饭毕，习书记对大家说，这是家乡最好的饭店了，如果有更好的饭店，他还会请大家去更好的饭店吃饭。

那天午饭后，我们二十多个同学被分配到各个调研单位。搞畜牧的去畜牧局，搞植保的、搞栽培的到农业局报到。现在想想，全县这么大，就三十来天，不可能进行全面调研。

习书记心中提前有了规划，并根据我们的专业划定了调研分工。

畜牧局安排我去韩家楼乡调查养兔和养鸡的情况，这个乡是我们县西北角的一个地方，大概离县城二十多公里。

采访组：你们去调研，乡里村里知道吗？他们有准备吗？

曹兵海：现在有的调研是领导打好招呼，人过去就行了。

那时候我们调研，乡里村里根本不知道，习书记就是要了解最真实的情况。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有疑惑，这村里乡里都不知道，我们去调研会不会不受欢迎？

习书记就和我们说：“别人不欢迎你，你让别人欢迎了，这也是长本事。”

我调研的时候，一进村，不管男的女的，见到人就打听：你们乡有多少个村？紧挨着的是哪个村？村里谁家养鸡养兔了？谁家养得好，谁家养得不好？韩家楼乡有十几个村子，我走遍了每个村子。有的村子养殖形态多种多样，不是一天就能调研完的。

我花了一个月时间靠着打听问出路线图，然后顺着路线图去看实情、作记录，再进行分类比较、分析、归档。这些调研实践，让我掌握了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采访组：听说您重点调研养鸡、养兔的情况，能和我们说说具体的调研和感受吗？ 

曹兵海：我接受的是有关养鸡、养兔情况的调研任务。这一个月，我每天早晨都是从家里骑着自行车去走乡串户，到晚上返回家里。打听好了谁家养鸡、养兔，有时候再问问如何养的，然后到人家家里先看鸡舍、兔舍是什么样子，再问养了多少只，养得如何。

经过调研，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比如说养鸡，有的鸡舍用破砖砌成一个小笼子状，人即使蹲着也进不去，只能鸡进去，这算条件好的。有的人家住在村外，墙外面就是农地，早晨把鸡赶到地里，晚上鸡自己就回来了，要是丢了就去地里找。饲养的类型都要弄清楚，那时候我去调研都是画图的，真正有规模的养鸡是什么样的鸡舍，尺寸是多少，养了多少，喂的是什么，最后要算一笔经济账。

因为习书记给我们动员时，强调了有些事情不要仅看些表面的东西，而要看到事情背后都有一定的成因。

比如说，你要知道他为什么盖这么大的鸡舍，为什么能养这么多只鸡，为什么不再多养，等等。不同的规模都有一个制约它的平衡点。

习书记说，不要小看外面跑的一只鸡，一只鸡如果跑到地里，吃了掉落在夏收麦田里的麦粒，鸡生成的肉没有饲料成本，但可能下的蛋不规律，下的蛋少；如果鸡是圈养的话，不让鸡出去，鸡吃的东西都要人工自己给，这个成本就高一点，但是鸡的产蛋多一点儿，长得快一点儿。在当时的价格下，这个养殖方法合适不合适？

对于这些，习书记要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算明白这笔经济账。

再比如说，养兔子。有的家就盖两层兔舍，有一人高，跟小楼房似的。但是，有的家就直接在地下挖个窖、打个井。兔子有个习性，就是生小兔子的时候要挖洞，它就跑到这个窖里面再打洞，一般打个几米远，把干草铺进去，把自己两排乳房的毛都撕下来做成窝，这样就成了产房。兔子生了小兔子之后，在洞里喂好奶，出来的时候就把洞用土堵上，等下次喂奶的时候，再去把土扒开，里面的空气能够保证小兔子的呼吸，小兔子是死不了的。等到断了奶，大兔子就把小兔子领出来了。

第二种方法比较“土”，但非常省钱，这就是民间的智慧。

对这些实况我都仔细画了图，窖里面有多少个洞，我们都要趴下去看看有多少个眼。每一家有多少只兔子，有多少只母兔，挖多大直径的窖，有多大直径的洞，兔子一次生几只，小兔子出洞的时候有多长，长多大，出来后喂的是什么，多长时间卖，卖多少钱……都调研得清清楚楚。

这些兔子、鸡养成了都卖给谁呢？当时，也是我们的调研问题。由供销社到各个村里去收购，农民也可自己拿着兔子卖给供销社。那时候兔子不管肥瘦、不管大小，你想卖就随时能卖。其实兔子再喂喂再长长可能会卖更多的钱，但是有的人家急着用钱，就卖得早点儿，鸡、鸡蛋也是这样的。供销社的人走村串乡去收购，农民能及时获得资金。

习书记要求我们的任务不是专门的单一调研，而是要求我们延展视野作更宽广的社会调研。他说，调研中必要时甚至要掀开锅看看——人口有多少，锅有多大，吃的是什么，要对调研的家庭进行全面了解。

调研期间，我们有时要到老乡家搭伙，习书记说，“你们吃人家的饭，一定要付钱”，“你们不能嫌弃人家的饭不好吃，因为他们就是那样吃的”。他们家的饭好坏，实际上与他们家养的鸡、兔是密切关联的，与他们家的收入是关联的，饭不好肯定收入少。

调研的一个月，我每天早晨都是骑着父亲的二八自行车带着馒头去，晚上回家整理一天看到和听到的内容，最后写成调研报告，这也是我学术生涯的第一份调研报告——《正定养鸡养兔产业调查报告》。现在看来，这份报告对正定县的发展未必有多大作用，但对于我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提升。

习书记独到的视野、方法和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对待下属和他眼中的“人才”所表达的格局与情怀，让我受用终生。

之后，调研报告用复写纸誊写了三份交给了畜牧局。

听说畜牧局、农业局把我们二十来个人的报告都给习书记看了，他看了之后挺高兴，就正定的农牧业发展与他们进行了讨论。我的调研报告，可能是因为图文并茂，比较生动，还得到了习书记的表扬。

采访组：通过这次与习近平同志的工作接触，您有什么感受？ 

曹兵海：第一感受是“实”。我感觉习书记是这样一个人：对事情不看表面，看实实在在的效果。对于我们的调研，他是一个要“干货”的人。他要求我们“老老实实地调研，在调研中提高自己”，“调研报告要写得‘实实在在’——不要写赞美的话，多写政府部门没掌握的情况和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习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说得少、做得多，一心一意求发展。他把求发展变成了真正的做事、真正的解决问题。

第二个感受是“韧”。

我们当时就从习书记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内在的韧劲和坚持，我觉得这是他的性格。

我非常能理解他现在所说的“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凤凰涅槃的决心，把改革进行到底”，所要表达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追求和伟大情怀。

第三个感受是习书记很善于做青年学生的工作。

习书记给我们作动员，是一次启发式动员。他只是给方向，不给画框，不给答案。他给我们提出可能遇到的困难，比如，“怎么让农户喜欢并配合你的调研就看自己的本事啦”，一语点醒梦中人。他深知农村情况复杂，看问题不能眉毛胡子不分，不能以偏概全。

针对我们这帮正在读大学的青涩“马驹子”，习书记的教育方法很是灵验，充分发挥了我们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这个过程给了我们自主和自信，既有压力又有动力，是我们对自己认识的一次升华。后来我当了老师，越发感到他的启发的宝贵。

第四个感受是习书记很有战略眼光和科学精神。

多年以后，我才悟出习书记让我们返乡调研的深意。

他要抓正定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不拍脑门决策，需要得到农村最真实、第一手的信息。我们农大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到大学受过一些教育后，再回来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让大学生返乡调研，既给我们提供了锻炼的机会，又能给县里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

那个时候，刚刚30岁出头的他就有了这样的战略思维和稳健的工作方法。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带领并指导您进行农村调研，对您现在的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曹兵海：影响非常大。习书记带着我们作调研，一方面我自己对畜牧特别是养鸡养兔了解得更多了，专业知识水平得到了提高，调研的方法、思考的逻辑都有提升；

另一方面，习书记实干、坚韧、科学的作风让我印象深刻，这对我之后做人、做事、做学问影响很大。

我担任了全国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科学家之后，经常和体系里的专家们交流，要形成一种理念——做事要实。

我们专家和企业打交道，你说得再好，你技术再高，有这个奖那个奖的，放到企业去，牛不长肉，企业就不会用。

企业是要赚钱的，企业也是要“干货”的。我就总和体系里的专家说，别吹得那么好，只有企业用的技术，才是好技术。

记得我们曾到新疆塔城的一个屠宰场去参观，厂长把刚杀好的牛肉给我看，让我评价一下这个肉怎么样。

我说，这个肉看着很不错，其实很一般，因为牛没养好。当时我说，你这个牛在去年的时候曾经缺过饲料，牛没吃好所以肉就没长好。如果吃好了吃够了，这块肌肉应该是多大面积什么形状。

牛身上能赚钱的肉有110块，哪个月没吃好，相应的肉都会有所反映。

每一块肌肉从小到大，都有它的发育最盛期，在最盛期缺了饲料，后面再怎么补也是补不回来的。所以，从这头牛的年龄往前推，就应该是去年缺的饲料。

这个厂长不信，当时就问下面养牛的人，结果人家说，去年塔城干旱，农作物旱得差不多了，牛就没有吃够。

采访组：您觉得您当年作农村调研的经历，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曹兵海：我现在带着不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就是本着习书记当年对我们务实求真的要求，以身教为先，力求把他们培养成为现代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我们有自己的养牛场，大牛、小牛、母牛都有。育牛的全过程学生都要参加，牛病了要学着给牛看病，牛要配种了要学着给牛配种，接生也要学，牛栏坏了要修牛栏，完完全全置身在一个养牛的世界。牛要吃的玉米饲料，一头牛一天吃多少，牛场的租金是多少，养一头牛一天多少成本，学生们要自己算一笔经济账，让学生想办法降低成本，学生完全在实战中学习。你不实实在在的，牛会告诉你，你欺骗我了，我就不好好长肉了。

我也经常去，大年三十我就住在牛场，和留守的两三个学生一起把全牛场的粪都清出去，堆得像小山似的；夏天要是没有女生，我就穿着大裤衩子、光着膀子、戴个草帽、穿着破凉鞋和学生一起干。当地的农民说，谁都不会认为你是大博士、大教授。

虽然比较辛苦，但在这种实战的环境下，学生学到了真正能应用于实际的知识和技能。

有一个博士生，从小牛到长大，到杀牛、分割、餐饮，全程都参与了，博士毕业后就到首农当了肉牛项目的一把手；有一个硕士生，一个企业出年薪120万元聘用他，但他没去，而是自己一毕业就创办了肉牛公司，他希望带动更多的养牛户脱贫致富。

当初习书记带领我作社会调研，再加上自己后来的成长，总的来说就是要求实求真，作调研要求实求真，做学问要求实求真，做人做事都要求实求真。我希望现在的一些学生能够自觉扭转追求名利的思想，实实在在地去学习和实践。 

采访组：听说你们当年一起聆听习近平同志来信的1984届至1987届河北农业大学正定籍的51名大学生中有26名回到正定工作，您能谈谈这封信对大家成长的影响吗？ 

曹兵海：这封信对我们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当时我也想回正定，但因为我日语好，学校希望我留校到图书馆情报部工作，负责搜集各个国家的农业信息，所以我就只好留校工作了。

首先，这封信就像一股暖流，在每个人心里涌动。

一方面是县里各项工作大发展引发了我们由衷的自豪，激发了我们毕业后投身家乡建设的愿望；另一方面从习书记的这封信里，我们看到了县里对大学生的迫切需求，真心觉得回去是大有可为的。

据说有非正定籍的学生听闻这件事后，说：“你们真好，有这样的县委书记，我们也想到你们那儿工作。”

1984年4月，河北农业大学部分正定籍同学合影

其次，得益于习书记的“人才经”。习书记在正定时倡导建立“人才账”、建“人才楼”，聘请专家学者给正定当顾问，推出“内用、外招、上请、下挖、近补、远育”等一系列举措，打开了人才开发工作的新局面。

在河北农大读书时，我就听说过正定县破格录用农民黄春生为国家干部的“新闻”。

黄春生因刻苦钻研培育出优种“冀棉2号”，被正定县评为助理农艺师，并安排到县农科站工作。

说到习书记重视人才，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是“习书记夜寻武宝信”。

习书记曾亲自起草了一个正定“人才九条”刊登在《河北日报》上，当时石家庄车床附件厂的工程师武宝信看到新闻后，就给习书记写了信，信里说愿意到正定来工作。

听说当时习书记收到信就很晚了，但是他连夜就赶到了石家庄去找武宝信。

虽然习书记知道武宝信住在哪个小区，但到底住在哪栋楼是不清楚的。

他和县长程宝怀一起去找，逢人就打听，听说打听到十点多了还没找到。

程县长对习书记说：“算了吧，今天找不着，明天再说吧！”

习书记说：“不行，今天必须找到武宝信。我从南往北喊，你从东往西喊。”

他们俩就在小区里扯开嗓子喊“武宝信”“武宝信”，后来武宝信终于听到了喊声，从楼里走了出来。

习书记和他谈了很久，最后把武宝信的项目落户在正定，听说投产不到一年，就实现纯利润30万元。

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我想我要是县委书记肯定做不到，多没面子啊！

习书记真正是为了正定的发展，内心装着“为人民谋事”“为正定求才”的想法，丢掉了所谓的“架子”“面子”，为正定办实事、办好事。

我们许多同学后来都回到正定工作，我想这也是受到习书记和县委重视人才这种氛围的感召吧。

1983年3月29日《河北日报》头版头条

报道《正定县为有志之士敞开大门》

第三，习书记邀请同学们返乡参加社会实践的实战经历对大家的影响比较大。

不少同学在村里面看到十来年的果树，在旺果期都不结果子而是疯长，乡亲们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会修剪果树，也没有修剪的技术。

当时在学校的老师还有临近毕业的学生都已经掌握了这些技术，如果回去的话，解决果树不结果的问题不是一件难事，但是这却是乡亲们面临的一个大难题。

社会实践对大家的思想触动比较大，同学们认识到农村需要知识，需要人才，认识到应该到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去实现我们农业大学生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