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特科46年前的聚会说起

1948年西柏坡家庭合影，左起：新华，1939年生于上海，2014年3月去世；延华，1944年生于延安；中华，1942年8月生于上海，1968年7月26日去世 （图自：涂胜华）

“毛主席周总理救救我！”

5岁，涂胜华开始对父亲的“侦察”，在父亲的破包里摸到了一支手枪。那时，父亲是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中央有线电器材公司和大华利食料公司的卸任军代表。

涂作潮有份1.8万字的自传，完成于1956年1月26日。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被打成“叛徒、特务”，与他有过工作关系的人都被调查。专案组几次三番来，涂作潮索性以党内常见的“自传”体例交代自己各个时期的经历、证明人。

自传抄稿一共五份，其中一份上交上海审干办公室、两份交给中央苏区时期的同事、上级；另两份留在涂家。

留在家里的自传，小儿子涂胜华无数次偷看，震惊持续不断：1924年入党；参加过五卅运动并被捕；在苏联留学4年；1931年到了中央苏区，是红军第一个无线电器材厂的厂长；西安事变的当天他就在张学良公馆……

1964年，涂作潮从上海电机厂调入北京的四机部。离开上海前，他特意到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门外照了一张侧身照。多年之后，涂胜华知道这张照片极不寻常，因为“职业特务从不拍照，怕留下痕迹”。

在四机部，涂作潮的三级工程师职称折算成了司局级待遇。邻居不知道这个破衣烂衫的老头什么来头。他白天干木工、铁匠活，晚上整宿出去钓鱼。

钓来的鱼根本吃不了，都拿去送人。送鱼有个固定的点儿，包括横二条胡同的伍云甫家，伍家门房称涂作潮“那个打鱼老头”，并不知道老头曾是伍云甫肩并肩的战友。

1967年，涂作潮终于被他知道的秘密逼到了墙角。四机部军管会派遣的造反派人多势众，住四机部宿舍一号楼的胡灿传听到涂作潮在二号楼的阳台上，用湖南话喊了好几嗓子：“毛主席、周总理，救救我呀，我是涂作潮，我是1924年入党的涂作潮……”

欠我爸爸一篇生平

1984年12月31日，涂作潮去世。1985年1月21日，电子部出面给他办了葬礼。

“我姨夫给共产党干一辈子，死了连党旗都不舍得给他盖。”从上海赶来的表兄嘟嘟囔囔。涂胜华心里一动。几天后，他去找三机部常务副部长刘鼎：“我爸爸死，党旗都没给他盖，您有什么说法没？”

西安事变时，刘鼎是张学良的副官，也是涂作潮的直接领导。1964年涂家进北京之后，往来的人不多，刘鼎是其中之一。

1985年1月31日，涂作潮葬礼十天后，《人民日报》第四版刊出一篇署名魏文伯、刘鼎的文章，标题《革命先烈彭干臣》，内中提到：曾任中央军委委员、南昌起义之后南昌卫戍司令兼南昌公安局长的彭干臣，在苏联留学时先后的同学有朱德、曾涌泉、刘鼎、涂作潮……

但涂胜华并不满足：父亲应该有一篇像模像样的生平——至少占《人民日报》半个版。

1985年，涂胜华干起了商业信息、英文翻译……需要一台电传机。除了向相关机构寄送装机申请，涂胜华还每周寄一份角度不同的申请。四个月后，他接到某主管秘书的电话：以后别往这写信了，你的电传机已经批了。

当时，电视台缺译制片。谁能从英美使馆借到片子，借到几分钟，电视台付几块钱。涂胜华用电传机联系英国使馆文化处。英国人说：以我们的经验，东西借给中国人，一般就要不回来了。“我保证按时还片，我以我的商业信誉担保……”

在中国，商业信誉这个词，英国人已多年没有听到，对突然冒出来的“涂先生”产生好奇。“涂先生”果然如约还片。

英使馆商务处牵线，涂胜华结识了英国一家经营银行机具及印钞业务的公司。1985年11月，涂胜华和这家公司签下代理协议，在“万元户不得了”的年代，拿到了两万元代理费。

从那时起，他拿着当英国“买办”赚的钱，来挖掘父亲的往昔。

“儿子为老子做传，得凭档案”

涂胜华的寻宝图是1956年的涂作潮自传。自传里提到的每个名字，都需挖地三尺。

从父亲1920年参加的湖南劳工会、1924年在上海的入党介绍人和工运战友、1925-1929年在莫斯科留学的每一名中国籍同学，到1930-1940年代在上海中央特科及中央苏区的同事、1957到1964年父亲工作过的上海电机厂、1964年调入的四机部……涂胜华心中有一张巨大的搜寻之网。

1985年1月，何鼎钦被涂胜华拉来“撒网”。涂作潮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的交通员叫何健础，何鼎钦是何健础的儿子，在北京西颐中学当门房，月入40元。涂胜华每月给他开100元，何鼎钦翻遍国图藏1925年上海老报纸，找到涂作潮参与发动五卅运动，被工部局逮捕、关押、释放的全记录。1990年代，何鼎钦跑了18趟潘家园，找到了1967年四机部军管会批斗涂作潮的小报《红旗漫卷》原件。

比文献更难寻觅的是活人。进京后，涂家朋友不多，只与刘鼎、曾三、伍云甫等走动较勤。伍云甫1969年去世，刘鼎1986年去世，曾三1990年去世。刘鼎、曾三在世时，对涂作潮的描述仅限于品质：你父亲的为人，对党绝对忠诚，不管在什么时候……“文革”说他是叛徒，我根本不信……

凭着“文革”落难的交情，涂胜华被获准到伍家看伍云甫生前日记，条件是只准抄、不能拍照、不能复印，而且1959年的部分“没有找到”。

1991年，涂胜华给俄罗斯驻北京大使馆写信，向对方提供了父亲的俄文名字、学号和留苏大致时间，询问对方能否代为查询其父在苏联的档案。时间不长，大使馆寄回三页档案，清楚地标注着父亲入学的具体日期。

涂胜华一下上了瘾，在社科院新闻所上学时，涂胜华听美国外教讲过“调查式报道”。此时，他已经想为给父亲写一本传记了。

涂胜华托各种人等到共产国际档案馆、俄罗斯档案馆翻档。线索只有两个：涂作潮的俄文名字“沃罗达尔斯基”和在东方大学的学号2712。

涂作潮的培训成本

到2003年前后，涂胜华从俄罗斯挖到与父亲有关的207页档案，每页搜寻成本超过千元人民币。

这些档案显示：1925年10月，涂作潮一行14人从上海乘一艘苏联运煤船到海参崴，同船还有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中国人之间彼此不敢交谈，因为全属偷渡，怕暴露身份。途中，每人每天有1元的补助。已有身孕的张国焘妻子杨子烈也在那条船上，杨子烈的补贴比别人多，她用自己名下的14元钱买了件皮大衣。

1925年11月15日，一行人抵达莫斯科东方大学。两天后，东大支部书记袁庆云向骨干分子彭干臣、张宝仁和汤正清了解新到同学途中表现，大家对涂作潮的评价是

“暴躁，喜弄手枪，不知秘密工作，很勇敢，能站在团体以内”。

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涂作潮，被编入一连二排，学号是“2712号”，俄文名字“沃罗达尔斯基”。

他拼命学俄语，以为学完俄语后就能回国搞武装暴动了。

1927年5月2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05号记录决定：为中共培训100名炮兵、空军、通信兵和装甲技术干部。

从6月1日起，涂作潮在贝克瓦学习驾驶、射击、战场指挥、格斗、爆破、密写、印刷、化装、防止说梦话泄密、信鸽技术……

1927年12月21日，涂作潮给“东大”校长舒苗斯基写了一封信，要求学习生产手榴弹、炸弹和炸药的专门技术。

涂作潮

1928年6月18日，涂作潮和刘伯承、邓颖超、王明等一起，参加了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举行的中共六大。

他的代表号为80号，坐在49号邓颖超旁边，由此认识了周恩来夫妇。

周恩来得知他的经历后说：“你干过木匠，我们以后就叫你‘木匠’吧。”

此后，“木匠”逐渐成为他在地下工作中的代号。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拟让涂作潮回国担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他唯恐不能胜任，三次向中央呈递报告，说自己理论水平低，不适合做领导，希望短期学习工兵技术后，尽早回国参加武装斗争。

张国焘、周恩来先后与其谈话，告诉他现在急缺的是无线电通讯方面人才。周恩来还在他的两份报告上分别做了批示：“留下学习待讨论”和“待决”。

1928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批准涂作潮、宋廉、刘希吾、覃显猷等人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秘密学习无线电技术，为期11个月。

为了掩护这次调动，共产国际还向“东大”发了假调令：调沃罗达尔斯基同志去列宁格勒托尔玛乔夫军事学院学习。

作为首选学员的涂作潮学习无线电报务十分吃力。他没有学过数学课程，无线电公式对他来说无异于天书。学校要求报务员每分钟能记录下100个电码，而他连30个都记不全，教员给他做了一个语气委婉的“不合格”判定：高等数学的知识几乎等于零，有可能无法完成一年的强化学习。

就在涂作潮感觉一片茫然的时候，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政委康斯坦丁诺夫给他指了条明路：

报务学不好，就专攻机务。机务就是组装、维修电台，勉强算是“电工”一类吧。

“电工”和“木工”虽然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涂作潮“心灵手巧”的天分被激发出来，他触类旁通，学起机务来如鱼得水，“不合格”的报务员反倒成了优秀的机务员。

1930年3月，曾被鉴定为“不知秘密工作”的“木匠”涂作潮，学了一身秘密工作的本事后，奉命与同学宋廉一起秘密回到上海。

此时，周恩来指示李强筹建电台。当时中共学过无线电通讯的人少之又少，就连负责人李强也是对着英文无线电书自学成才的，像涂作潮这样受过正规无线电通信培训的专业人才，简直就是“宝贝”。于是，李强秘密举办了中央特科无线电训练班，培训电报人才，“木匠”涂作潮担任培训班机务专业的老师。

为了保密，第一期训练班采取分散居住、单线联系、登门教学的方式。两三个月后，第一批学员出师了。为了提高效率，第二期训练班采取集中教学方式，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10号租了一栋三层小楼，对外以“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为名进行掩护。

1930年12月17日，天下着细雨，教员张沈川正在二楼指导学员们练习收发报。突然，6个特务破门而入，其中还有个外国人，他们用枪指着张沈川大喊“不许动”。

训练班有个暗号：二楼前屋窗帘右角如果拉开，就表示出事了。危急时刻，学员谢小康趁特务不注意，顺手把窗帘右角拉开了。刚刚走到弄堂口的宋廉抬眼发现暗号，急忙转身离开并通知了李强。

涂作潮当天讲课的内容是有关变压器的知识，其中包括如何用清漆消除变压器噪音。午饭后，他拎着油漆桶来到福利公司工厂楼前，敲了半天门没人应。他觉着可能出事了，但他明白，此时绝不能跑，更不能露出半点惊慌之色。于是，涂作潮继续敲门，终于把那个外国巡捕“敲”出来。涂作潮装作浑然不知，冲着巡捕说着半吊子英语，表示非要进去要账。巡捕一瞧跟涂作潮说不清道不明，朝他狠踢了一脚，关上了门。

脱身的涂作潮先到弄堂外面的空场上看了一会儿卖膏药的，确信没人盯梢后，换乘了两次电车，来到西摩路李强的住处，成功脱险。

1930年12月，中央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活捉了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毛泽东闻听此事，高兴地填词一首：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张辉瓒的妻子在汉口得知丈夫被俘后，赶紧派人去上海寻找中共中央，表示愿意倾家荡产赎回丈夫。湖南军界的程潜、唐生智、何键、范石生也纷纷向中共传递信息，希望红军不要杀掉张辉瓒。蒋介石也许诺，只要放回张辉瓒，愿释放关押的大批“政治犯”，并由上海三家银行作担保，向红军赠送20万元现款和20担西药及枪支。为此，蒋介石责令江西省主席、“剿匪”总司令鲁涤平派省府秘书王信一前往上海，秘密与中共中央联络人员龚饮冰取得联系。

鉴于此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同意谈判。周恩来派中央军事部副秘书长李翔梧为红军代表、涂作潮为中共代表，随黄兴一同前往南昌谈判。同时派通讯员进入中央苏区，交给朱德一封信，要求做好释放张辉瓒的准备工作。审问张辉瓒后，朱德想把他放到即将开办的红军学校训育系当教员。毛泽东也一再交待不要杀。

1931年1月28日，江西吉安东固区苏维埃政府召开公审张辉瓒大会。毛泽东再三嘱咐带兵看守张辉瓒的何长工一定要做到不杀张辉瓒。但是，公审大会场上群情激愤，中央的通讯员还没到，张辉瓒就被几位赤卫队员拉到主席台旁的田间，手起刀落，身首分家。随即，把他的头颅置于“张氏宗祠”的木匾上，匾旁系有白布一方，宣布他的罪状，放于赣江水面，顺流漂下，被驻守吉安的国民党哨兵发现，交给了鲁涤平。

李翔梧、涂作潮抵达南昌后，王信一将二位安顿在旅馆休息后，自己便回家了。下午，李翔梧上街逛逛，从报童手中买了一份报纸，报上赫然登载着张辉瓒首级从河中捞起、将启运南昌的消息。返回旅馆后，他和涂作潮一商量，决定马上离开南昌！

李翔梧、涂作潮出南昌向东疾走30多里地后，天已经黑了。两个人摸进城岗乡魏村，敲开了魏朝鹏的家门，魏朝鹏收留了二人。

一直到3月中旬，李翔梧、涂作潮化装成瓷器商，由魏朝鹏护送回到上海。到上海后，由中央特科的李强出面，在饭馆设宴答谢魏朝鹏。觥筹交错之间，二人跟魏朝鹏拜了把子、换了金兰谱。金兰谱上涂作潮用的名字是“宋友才”，李翔梧用的是“林万选”。李强还向魏朝鹏赠送了皮袍、丝绸和一笔路费，以示感谢，但他们没有向魏朝鹏说明共产党的身份。

涂作潮一个搞无线电技术的，怎么成了谈判的中共代表呢？原来，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一部半电台”，俘虏10名国民党报务人员。中央准备让涂作潮去南昌谈判后前往中央苏区，让这“一部半”电台转起来，为红军建“千里眼顺风耳”。

不久，涂作潮还是到了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央红军无线电通信来料处主任、通信材料厂厂长。他靠着一把克丝钳、一把扳手和几把改锥，用缴获来的战利品、秘密购买的电子管，为红军组装、维修了第一批电台。

第三次反“围剿”前，红军缴获国民党军队4台发报机、5台收报机，当时国民党军队制式电台的波长是80〜130米波段（2.5—3.8赫兹），涂作潮动手为这些电台增设了40〜70米波段（4.3—7.3赫兹）。红军利用改装的电台，内部通讯用40〜70米波段，80〜135米波段专门用来迷惑敌人。比如红军往西前进，就用80〜135波段发一份命令向东前进的电报，这恐怕就是红军最早的电子对抗战了。1931年八九月份，中央苏区和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电台使用40〜70波段通联成功，极大方便了中央与苏区的通讯联系。

“木匠”涂作潮归队的消息传到陕北后，周恩来两次电令调他到西安和延安工作。留苏时的老同学、张学良的秘书、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来上海秘密购置无线电器材时找到了涂作潮。1936年中秋节前，涂作潮化名蒋贵庭奉命来到西安，住在张学良公馆附近孙铭九的宅院内。在那里，他经历了西安事变。

到西安的第二天，刘鼎找到涂作潮，让他立即组装一部电台，以便和延安通报。涂作潮上街花15块大洋买了一台日本收音机，花上两天的时间，改装成一部5瓦的小发报机，居然和延安联系上了。很快，涂作潮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又做了一台5瓦干电池电台，还发挥木匠手艺，给电台打了个小木箱子，便于保密和机动转移。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也急需建立电讯工作，几度电令涂作潮前往延安，甚至毛泽东电令刘鼎“木匠如工作完毕，望告来苏区一行”。但刘鼎深感涂作潮作用重大，几度“抗命”。10月15日，刘鼎电告中央：“如木匠不来而对家中无技术质量的损害，可留在我处，我有多方用途。”

西安事变前夕，刘鼎又让涂作潮装配一部功率100瓦、能和全国通报的电台。涂作潮是第一次搞这么大功率的电台，没有合适的变压器，他就自己计算线圈匝数，亲手绕制。买不到合适的886型水银真空管，他便用4只80型号的真空管代替。但滤波器、211型号真空管等在西安买不到，刘鼎表示可以派人坐飞机从上海搞到手。

西安事变前三天，涂作潮奉命搬进张学良公馆继续组装电台。

不久，刘鼎将涂作潮和他组装的100瓦电台秘密转移到七贤庄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由苏区来的报务员彭绍坤和小王负责。

电台白天收听苏区“红中社”的新闻电稿，晚间再转播出去，讯号可以发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甚至苏联的远东地区和日本。

1936年12月13日，也就是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刘鼎高兴地告诉涂作潮：头天晚上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抓起来了。

17日傍晚，前来斡旋的周恩来从西安西关机场下飞机后，乘车前往张学良公馆。

涂作潮潜伏的秘密地点和张公馆在同一条街，在这里，周恩来见到久别后的涂作潮，拉着他的双手兴奋地说：“木匠啊！木匠！我们又见面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

1937年1月1号，涂作潮前辈随潘汉年前往上海，恢复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

涂前辈抗战时期的经历，以后发文再详述。

二、曾涌泉前辈

曾涌泉（1902-1996），四川新都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57.2～1963.8，1964.2～1965.11)。

早年留学苏联，建国前长期在军队工作。曾任中央军委编译局局长兼延安俄文学校校长。

建国后，历任驻苏联使馆公使衔参赞(1949.10～1952)、驻波兰大使(1952.9～1955.1)、驻民主德国大使(1955.4～1957.5)、驻罗马尼亚大使(1966.3～1966.10)等职。

1979年2月任外交部顾问。是第十一届中共中央纪委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抗大三分校俄文队所在地黑龙沟

俄文大队、军委俄文学校使用的教材

曾涌泉（后左二）陪同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外宾

曾涌泉前辈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青年时期在苏联留学工作十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出任苏联、波兰、东德、罗马尼亚使节近十年，又任外交部副部长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