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逆国焘及妻子叛变后的叛徒嘴脸
文摘
2024-12-06 21:09
北京
一、杨岳卿之死
何福圣：张主席没有在川北结婚，因为他在上海巳经有了老婆杨子烈与儿子张海鹰。
但是，很快他也有了一个相好。
为张主席找相好的，就是后来以托派罪名被王明下令枪毙了的黄超。
黄超总管此事，群工部周成云部长负责找人，我则负责对外保密。
我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直到后来杨岳卿牺牲，除了张主席身边的人，外面、下边的人几乎没人知道“杨秘书”和张国焘的关系。
有一天，黄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布置了用他的话来说是“特殊而光荣的任务”。
我记得黄超当时讲了一通大道理，大意是说张主席日理万机，非常劳累辛苦，需要一位温柔体贴的女同志来给予主席特殊照顾，这是革命的需要等等。
黄超给周成云定下的标准很明确，年轻、漂亮、丰满型的、皮肤要白净，个子要高。
因为张主席身高体胖，皮肤又白，如果找个矮小的，皮肤不好的配不上。政治上绝对可靠，有文化最好，没文化只要前面几项条件合格也可以。
周成云找人找得很辛苦，足足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从南江城里找到了一个在
达县师范学校读过书的姑娘。
这人的名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可惜我不会形容……套用一句戏里的词，倾国倾城、国色天香。
她叫杨岳卿，16岁。
只有一点不理想，政治上不能保证完全可靠，她父亲是南江城里一个开百货店的老板，属于非无产阶级。
但黄超见了人觉得十分满意，表态说，政治上可以慢慢培养嘛，进了革命熔炉，生铁也能炼成钢。
杨岳卿马上剪了辨子，穿上军装，安排到黄超手下当秘书。没过多久，政治上培养得差不多了，黄超和我还介绍她入了党。
杨岳卿白天在在黄超手下当秘书，晚上则和张主席在一起。
时间一长，在总部机关的上层小圈子里己经不是秘密。
杨岳卿是个大好人，没一点坏脾气，见人就是一张笑脸，说话像小鸟儿🐤唱歌一样好听。张主席非常宠爱她，我们对她的印像也很好。
最让我们这帮卫士难忘的是，杨岳卿没来之前，每天清晨当班的内卫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活儿，
就是给张主席倒尿罐。
从我们住的木楼到旁边的公共厕所，大约有100多米的距离。这个活儿虽然算不得啥，但毕竟一个身强体壮全副武装的战士一手提尿罐，一手握涮把，一路上碰见机关里其他的同志，总有些不太好意思。
杨岳卿一来，就把这活儿揽了过去，把我们4名内卫彻底“解放”了。
不仅如此，张主席的饮食起居，也基本上由杨岳卿承担起来。
张主席的生活是相当有规律的，在通江公园里那两年时间里他每天6点钟准时起床洗漱后，到8点钟，再吃早饭，一般是稀饭下包子馒头，喜欢用泡嫩姜芽子、霉豆腐做菜，或者干脆就吃一大碗泡蛋面条。中、晚两餐，一荤一素再加个汤，不是川汤肉就是丸子汤。张国焘牙不好，喜欢吃肥肉，荤菜离不开烧白、红烧肉，烧蹄膀，粉蒸肉，一样样换着上。素菜多系黄豆芽、豆腐和各种时鲜青叶菜。每顿3小碗饭。陪同进餐的有杨岳卿，或是来总部开会、或是前来向他汇报工作的一些高级首长。张主席抽烟，不喝酒、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上午九十点钟时喝牛奶一杯，晚上十时吃银耳羹一小碗（通江盛产银耳，算是相当普通的东西）。
当然，这是专门给张主席开的小灶，所有生活必需品后勤部经理处是给予充分保证的。
在红4方面军中，伙食是有区别的。总部就有大灶、中灶、小灶之分，一般干部吃大灶，机关里的负责人以及身边工作人员吃中灶，
而少数几位高级首长则享受小灶。
当然也有例外，像过草地、翻雪山时，就官兵一致，全部吃干粮了。
我现在要郑重地强调一个问题，张国焘后来背叛了革命，从政治上理应受到党的唾弃。
但在当时，他并不是像现在某些文章里所写的那样，生活作风一团糟糕，三天两头地叫卫士把红军剧团里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喊到他卧室里左拥右抱。
他的卫士就归我管，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
这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红军铁的纪律根本不允许。张国焘领导的红军，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正二巴经的中国工农红军。
不能因为张国焘在政治上走到了对立面，我们现在的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他进行妖魔化。这样做，只能表明写作人的心态不健康！
而且这不仅仅是张国焘一个人的问题，对我们红4方面军众多女战士更是一种污蔑和侮辱！
如果我们脱离当时处于残酷的战争生活中这样一个实际情况，一定要用现在的道德观念来要求张国焘的生活作风的话，那顶多就是他结了婚，就不该再有杨岳卿！
大撤离时，有的相好跟着红军走了，有的相好留了下来。留下来的相好虽然不多，解放后却给地方上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她们三个五个邀邀约约地跑到北京城里找家旅馆泡着，不见上一面就不回通、南、巴。后来政府一律让她们享受“红属”待遇，才把她们安抚下来。
杨岳卿是跟着大部队走的，但她的命运却非常悲惨。
1935年5月底，北撤途中，为迎接中央红军，总部离开刚打下不久的北川县城，移驻
理县杂谷脑镇（今理县县政府所在地）。
机关全住在一个土司家的两进大院子里。院坝上的几根大树子长得郁郁葱葱，把太阳差不多都遮完了。房子的四面墙壁全是用疙丁暴鼓的毛石头砌成的，檐板上画得花花绿绿的，都是佛教故事里的人物。
陈昌浩与徐向前的方面军指挥所则设在离杂谷脑20多里的家山寨。
就在到达杂谷脑的第三天或第四天的中午，我正到驻地外面检查警卫，突然听到天上有嗡嗡的声响，心里猛地一震，立即大喊：“快跑，快疏散！敌机来啦！”
我一边喊，一边往张主席的住处飞奔而去。对于敌机空袭，我们在江油地区就领教过几次，幸亏没有造成重大的伤亡。
而对我们搞警卫工作的同志来说，地面上的敌人尚不可怕，怕的就是这让我们没办法防的东西。
这时总部院子里一片混乱，不少人提着枪，抱着文件冲出门，却呆呆地望着天上，不知道该往哪儿跑。
电台的蔡威副主任冲着我嚷：“何排长，我跑了，电台怎么办？”
蔡威是福建省宁德县蕉城镇人，也是我们红4方面军中一个极难得的宝贝，所以历史应当为他写上一笔。
1924年，蔡威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同济大学一边学习无线电技术一边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后来被吸收进了中共中央特科无线电小组。
蔡威和我们在一栋楼上相处好几年，一口福建话说起来仍让我们连蒙带猜。但业务上绝对是电台的顶梁柱，他不仅能装电台，修电台，侦听破译敌人的无线电密码，更是他最擅长的本领。
田颂尧纠集6万兵马向我们发起“3路围攻”时，蔡威破译了田部的密电，在空山坝战役中，一举歼敌13个团。战后，蔡威受到总部特别嘉奖。
在粉碎刘湘“6路围剿”的作战中，蔡威不但破译了四川军阀的密电，而且截获和破译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电报，使红4方面军连续取得了宣达、笔架山等战役、战斗的胜利。
1933年1月，担任红4方面军总部第2电台台长的蔡威，开始对敌电台进行技术侦察工作，是年2月，破译敌军密码获得成功。
1935年，红1方面军长征到达贵州，为了把截获破译的敌军情报及时报告党中央，蔡威总是每天傍晚就守在电台旁，戴上耳机开始呼叫，经常是叫到第二天凌晨才能和中央红军联系上，发出电文后又收拾电台开始行军。
毛泽东在延安曾说：“红4方面军电台有功劳，在我们得不到情报的时候，特别是在四渡赤水和云、贵、川、湘一带遇到困难时，他们及时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
蔡威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屡建奇功，做出了特殊贡献。1934年8月，总部再次授予他特别奖。
正因为蔡威的突出贡献，所以深受张国焘器重。在通江时，电台那帮人只有他和宋侃夫在生活上享受特殊优待，和我们一起吃中灶。
其他的电台人员，就只能每日三餐敲着饭盅子上食堂吃大灶去。
我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冲着他就是火爆爆一嗓子：“想死你就不要跑！”
殊不知我这一吼惹恼了他，他果真不跑了，回到屋子里把同志们的被子抱来，一层一层地搭盖在电台上，自己则坐在一边大口大口地抽烟，一副视死如归，与电台共存亡的样子。
多亏敌机没往他头上下个蛋，让他后来有机会在我们面前拍着胸口吹大牛：
“啥叫大将风度？你们学学我，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我敢说关公、赵子龙转世也做不到。”
可惜这位有趣的人物仍旧没能活下来，第二年春天我们滞留西康高原时，他不幸也染上了伤寒。病重期间，朱德、徐向前、陈昌浩等首长都守在他身边。傅连璋和苏井观两位红军中最有名的医生想尽办法挽救他的生命，可没有药品，最终还是被伤寒夺去了生命。死时，他才29岁。
我刚跑到后院张主席住所门前，看见苟贵德、洪安清等一大帮警卫员巳经簇拥着张主席出来了。
张主席没戴军帽，神色有些慌张。
我急坏了，冲警卫员们大喊：“冯吉升，苟贵德，你们快保护张主席从后门上山，躲到林子里去。这里交给我！”
这时候，敌机巳经到了头顶上了，一共4架，声音响得吓人，不断往下丢炸弹，还在天上绕着圈圈用机关枪往下面扫射。四处爆炸声、枪声不断。镇子上好多地方巳经起了火。
张主席巳经到了后门处，又忽地扭过头来冲我焦急地喊：“小卿呢？杨岳卿到哪里去了？何福圣，你马上去找到她，一定要把她保护好！”
我突然想起，刚才我出去检查警卫时，看见杨岳卿端着装有衣服的木盆到河边去了，还和她打了招呼的。
我马上回答：“张主席，她到河边洗衣服去了，我马上去河边找她，一定把杨秘书保护好！”
冯吉升他们簇拥着张主席出去了，这时，院子里己经空无一人。
敌人的炸弹丢得更凶了，随着一声声剧烈的爆炸，一道道烟柱像大树一样立了起来，热浪打在脸上发烫。飞机像大乌一样在低空肆无忌惮地乱蹿，用机关枪向地面目标疯狂扫射。
我啥也顾不得了，杨岳卿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张主席交差？
我冲出院门，冲向笼罩在浓烟烈火中的小街，飞踏踏地向河边跑去。
等我跑出镇子，敌机巳经飞走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射击声全都没有了。简直就像做了一场短暂的恶梦！
天空蓝得耀眼，阳光分外灿烂，清凌凌的梭磨河水依然静静地流淌着。可是镇子在燃烧，河滩上响着阵阵撕肝裂肺的惨叫和嚎哭。我看见河滩上到处是受伤的人和死去的人，有红军，也有汉藏老百姓。他们都是从家里跑出来的，没想反倒成了敌机驾驶员的活靶子。
我突地感到一阵心悸，立即冲下河滩，鼓着眼睛四下看，扯开嗓子大喊：“杨秘书！杨岳卿——你在哪里？”
“排长，杨秘书……她死啦！”
警卫员陆本奎在水边哭着向我叫道。我赶紧冲过去，看见地上躺着两具血糊糊的尸体，女的是杨岳卿，男的是洪安清。那一刻，我感到我的脑袋像颗地雷一样“轰”地炸开了……
“排长，我们刚刚跑出总部，张主席就叫我和洪安清到河边来找杨秘书……人倒是找到了，可他两个……都挨机枪打死了。”
陆本奎说着就大哭起来。我也难受得哭了……
死人的事，天天都有，我们不怕，可死的不应该是杨岳卿，她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待人又那么好。最难受的，当然是张主席了。
埋杨岳卿的时候，我们都看见张主席哭了。在杂谷脑逗留期间，张主席为杨岳卿写了很多的诗和词，
后来在总部撤离杂谷脑时，他带着我们去梭磨河边与杨岳卿告别。
那一天下着小雨，警卫员们远远地站着，就只有我为张主席撑着伞。那是一个小小的没有墓碑的黄土堆（因怕追敌掘坟毁尸）。
尹中富和苟贵德还去四周采来野花，扎了一个小花圈，摆在坟头上。张主席泪水涟涟，向着坟堆深情地说道：“小卿，你安息吧，等到革命胜利以后，我一定会来杂谷脑看你的。”然后，他把他为杨岳卿写的诗词拿出来，用火柴点燃，一页一页地全烧了……
张主席是真心喜欢杨岳卿的，杨岳卿要不死，说不定以后真地会成为张主席的夫人哩。
后来在延安时，杨子烈从上海带着海威来了。我心里就常常暗地里想起杨岳卿，说实话，两人真没法比。 （说得好！下面马上就比一比）
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这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 国焘代表边区政府去祭黄帝陵，西安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等也去祭扫。国焘这一去，就未再返回延安。这是任何人所未料想到的。最初我总以为他未回延安，一定是上级派他到西安或甚么地方有机密重要工作。心中暗自责怪他不对自己讲，那时是又气又恨，又不好意思去问任何人。我做梦也未想到国焘会脱离他千辛万苦所创造的党；就是他自己恐怕也是初料所不及的。过了差不多快一个月，并未见到国焘回来；也未有只字给我，我心中虽难过，也羞于去问谁。这是两种心理在作祟：第一，因为在秘密工作时代，谁未负责该项工作，谁也不应知道该项工作的秘密，况那时白色恐怖厉害，同志们知道的工作秘密越少越好，十数年来我就养成了这种习惯。第二，国焘是我的爱人，最亲爱的了。他走向何处去，竟不对自己讲，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问别人别人还能讲吗? 离别将近七年，才相聚数月，竟又不告而别，我在盛气之下，更不愿去问他人了。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一天，组织部电话来了，请我速去一趟。我心想：组织部找我? 威严的组织部是不轻于找同志的，若果没有重要的事。组织部有很多人，不知是才开完会，还是才吃毕饭。大家看见我都和颜悦色的向我微笑。我感到高兴! 陈云同志立刻招招手，请我到另外一间房里坐。然后，低声说：子烈同志，你知道吗? 最近发生了一件的大事。噢!发生了甚么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一怔，惊奇的问。国焘走了! 陈云双眉紧皱，低着头说。
噢! 他不是领导派往……
不是，他走了!
他走了? 我垂着头呐呐地说，心如刀绞。
不要难过! 子烈同志。他诚恳的安慰。
这个时候一个工人同志用大条盘送上四碟菜，有肉有鱼有蛋，另外一碗汤。其实我并未吃午饭，只是听到国焘走的消息，我难过得哪还吃得下饭。国焘有一封信给你，他在汉口等你，你去不去? 陈云将信交与我。我心中又是一怔。满心想去找国焘，恨不得马上能够看见他。但一时不好意思开口，只低声说：我考虑一下。那你要好好当心! 若果有同志们闲言闲语，你来告诉我好了。他异常关切的对我说。从陈云那儿出来，我只觉得头晕脑胀，胸口闷塞，两腿酸软，不知到哪里去好。想起胞妹子玉，自来延安，就在延安小学教书，于是慢慢走去找她。大哥走了! 他到汉口去了! 他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怎么办呢? 我站在操场轻轻对妹妹说。大哥他走了?为甚么呢? 妹妹也是一怔。我把信与妹妹看，国焘信中的大意是：子烈贤妻吾爱吾妹：不告而别，请妹原谅。我在延安苦闷，现到汉口等你，希望妹携爱儿海威来汉口……凯音 一九三八四月于西安。今天已是五月十六，这封信到延安已月余，陈云今天找我，才把信交与我。他们用心良苦，是希望劝国焘回来，但我意料他是决不会回来的，我心中好难过。妹妹，你说我该怎么办?大哥要你去汉口，姐姐，你就快去呀! 我也想回汉口去……。天真的妹妹快乐的说。去? 我当然想去! 但如何措词呢? 向谁去说呢? 你以为那样容易，说走就走? 我同妹妹子玉回到边区政府窑洞内，已是下午二点。从上午到现在我连一点东西未吃，心中饱胀并不想东西。妹妹倒杯水劝说：吃点东西，这是一包花生糖，饮点水，别忧急，身体要紧。边区政府有一位姓黄的老夫妻，他俩是在边区政府旁边窑洞的，过去他大概也是老同志，以后不知是与党失去联系或本身有点问题，抗战爆发到延安，国焘对待他们优礼有加；因为他们年纪老，并要他们在小厨房煮饭，另一位生病的同志也在那里煮食，厨子老刘虽时常叫苦，也无可如何。这一对老夫妻，平时见了我，满脸含笑，问长问短，态度殷勤和善，我现在想着他们。他站在边区政府门前的坪台上，我向前轻轻问他：黄同志，国焘走了，他来信要我去汉口，你看我应该怎样办才好?主席走了? 他大惊失色! 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啊子烈，你自己想办法吧! 他就慌慌忙忙走进窑洞，以后就未曾再看见他。这真是问道于盲啊! （不是先反思自己，就这也要抱怨苛责人家？这是啥水平呀？）第二天找到边区政府医院看傅连暲[院长]，他同他的爱人在房内。这间房过去我来过不止一次，每次来时，他们总是笑嘻嘻的招待。现在傅连暲看见我便冷冷淡淡的，从前的笑容一点看不见了。哦，他走了! 说完这句话就像怕鬼似的，立刻离开，他的老婆也跟着出去，把我一人甩在房里。我深深感到一阵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喂! 你是昌浩同志吗? 我是子烈。
哦! 子烈同志!我感到一阵心寒，无力的倒在床上。仔细想想，也难怪他们，国焘走了! 这该是多末吓人听闻的事，你叫他们说甚么好? 他们哪里还敢说甚么? 莫斯科斗争的教训，还不够厉害吗?次日上午，勤务员引我到毛泽东的住处，刚巧刘张都在。我还未开口，主席就热烈的走近我，很和蔼的轻轻在我的肩膊上一拍，似认真又诙谐的大声笑着说：好呀! 子烈，国焘把你丢下，跑了! 我在喉管里咕了一下，说不出话来。半天才强自镇静的说：他为甚么要走? 我不明白! 我想去汉口找他，问个明白，把他找回来。 好呀! 你若能把国焘找回来，那你就是大大的功臣。主席伸出右手大拇指。好，我不晓得你住在哪里，过两天，要勤务员引我去看你。我说。此时的张，紧绷着一张布尔什维克脸，好像没看见我一样，昂着头站起身，一声不响走了。我也自然不会睬他。（你自己要跟着叛徒走，又有啥资格指责别人？脸皮真厚呀？）富春同志，我要到汉口去找国焘，请组织部批准。我正式向他要求。他说：好好，让中央开会决定，然后再通知你。此时我真是忧心重重，茶饭无心，常常自己偷偷流泪。但想只要组织允许我去汉口，看见国焘就好了。因为这一线希望，也就强忍泪水，不使自己对人哭泣。不知又过了几天，边区政府的电话铃响，我急去接听，一个清脆的儿童声音：妈妈，我是海威呀! 哦! 儿子! 你回来了? 你在哪儿呀?妈妈，我昨天回来的! 我在这里呀! 他们不告诉我，他们说爸爸走了，妈妈也走了! 我找不到你们，我好心焦呀!我真是又惊又喜。原来儿子海威在两月前被送往西安，等有机会可以走时，就送往莫斯科读书。同行的还有好多个青年，住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了两个月，也没有等着机会。现在据说兰州有问题，不能通车甚么的，又匆匆把他们送回延安。儿子满身污浊，好像多少年未曾换洗过衣服。我为他洗浴换衣，脱下衣裤一看，虱子成串，看着真令人肉酸。女勤务员拿去用沸水煮后再洗，带回的满箱衣衫，无一件清洁的。只有用国焘的内衣短裤暂时应急，虽不合身，总强过穿污浊的衣服。孩子年幼，没有母亲和亲人照顾，我们当时竟糊糊涂涂让他离开，现在天幸儿子又回来了，否则不堪设想。妈妈，我天天身上都痒得很。我知道到延安，看见妈妈一切都会好。但爸爸为甚么走了呢? 儿子洗涤清洁，舒舒服服躺在床上。
过了数日，李富春又到边区政府开会，在边区政府门外的大坪上，他对我说：中央已经开过会，决议你不去汉口，小孩子将来仍然可以送到莫斯科读书。不，我要去! 我要到汉口去看看国焘。我再也难忍心头的悲楚，双手掩面痛哭，泪水由手指缝间渗出，两手皆湿。急转身跑回卧室，拥被大哭。从此以后，我感到走的希望不能达到，心中难过已极，终日惟以泪水洗脸，饭是一口也难下咽。好心的厨子老刘每天送饭，他看在眼里，叹口气轻轻的说：教员! 恐怕你是走不成了，你又何必这样难过来损伤自己，慢慢再想别的办法吧!此时边区政府已换了代理主席。也是江西人，他的姓名我当时无心去记。人家很客气，从饭馆叫了数样鲜美小菜，专请我吃饭。在盛意难却之下，我去了。但我担起碗筷，感触很深，泪盈于睫，一口饭菜都吃不下。记得国焘在延安时，我是最喜欢吃餐馆食物的。尤其是肚内有了孩子，选择食物时，只要有人请客，小勤务员就赶来说：主席现在某某地方吃饭……。我就立刻随着勤务员去。他们正围桌大嚼，我说：好啊! 不请我！坐下就吃。那时觉得甚么都美味可口，都好吃。现在他们叫来的菜仍然是我平素喜爱的鲜美食物，红烧蹄膀、清蒸鸭、炸子鸡等等，而我竟一口也不能吞下，为了什么? 延安这个偏僻的小小县城，我曾热烈的喜爱过它。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使我觉得可爱。虽十冬腊月严寒的天气，我也感到无限的温暖。现在已是春天，树木尽绿，黄花遍地，窗外吹着和熙的春风。鲜明的太阳天天照耀在窑洞的窗前；但我竟丝毫不感到它的温暖、它的可爱，倘若去不成汉口，我真不知将怎样生活下去。（就这格局！个人主义小我面目暴露无遗！）
延安分大厨房和小厨房，大厨房是为一般工作人员做饭的，小厨房是为首长作饭的。国焘是边区政府主席，当然有一个小厨房，老刘专司烧饭。国焘平素只欢喜吃点羊肉，从未买过一只鸡。那个时期，我们都不讲究吃食俭朴惯了。老刘跟随国焘七八年，还有几个年轻的勤务员，在最艰苦的时候，从未离开过国焘。他们最了解国焘的为人。这些人现在也都还在。儿子最喜欢马，以前同爸爸各骑一匹，在延安野外驰骋，儿子真是兴高彩烈，快乐万分。现在看见马，扯着我的衣袖悄悄说：妈妈，您看! 我们的马……（啥时候成了你家私有的！奇葩！）我要求去汉口的事，毫无消息。一天晚上，天下着大雨，窗外淅沥的雨声，点点滴滴……我躺在床上翻覆不能成眠，于是起身坐下来写信，给中央写信。亲爱的中央同志们：我怀孕已经七个月，离生产期将近。孩子出生后，我不能随便放弃，必须要好好养育他。养育孩子势必不能工作，不工作，就不配做党员。你们知道我有一个妈妈，她可以代我扶育孩子；因此我想回家生孩子，把孩子交给妈妈，那时我再出来，在党领导之下工作。请你们千万准许我回家，感谢之至! 信中大意是如此，年代长久，早已记不清详细了。（还好，你还是知道这是在说谎欺骗组织）次日，把信交与勤务员，要他送往中央。可是三四天过去了，渺无回音。我灵机一动，带着儿子海威和勤务员领路到组织部去。李富春、陈云都在，我开口就问自己走的事。中央开会时，主席决定不要你走! 组织部不管。李富春铁青着脸粗声粗气的说。勤务员领我和儿子海威爬了好几个土坡，才走到主席住的地方。此时正是下午，他正坐在外面一张长桌旁写文章。他的住处是两间长条形的房屋，里面是卧室，比较暗，外面一间有大门，较为光亮。门外也是个长方形小院，只记得院中有一颗颇高大的树，是什么树? 当时并未留心细看。毛主席，我想回家养孩子，你批准我吧!
那是组织部管，你去找他们。他低声说。
不，我刚才从组织部来，富春同志说是你决定的。你们两处，你推他，他推你! 那怎么行? 你看我大着个肚皮，跑来跑去，实在跑不动了! 你现在就干脆写张条子给我吧! 我恳切的说。
他无话提起笔，摊开一张白纸写：让子烈同志回家吧! 他一面写一面说：你是好的，一切都因为国焘不好。现在国焘已被戴笠捉去了。戴笠是什么人，你知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大特务呀! 你去了汉口以后生养孩子的一切费用，党都可以负责，你无论任何时候都可以回来。我再到组织部，李富春仍然是极不愉快。看了条子，立刻就写了张路条。我和儿子回到住处，心中很高兴，妹妹也高兴。从此再不流泪! 这一夜，睡得很好。次日下午，周兴[边区保安处]忽然来到边区政府，说是要检查一下行李。我初听猛感一惊，心中满不是味儿。都是些国焘的旧物，既而一想又没什么，就微笑着对周兴说：东西都在这里，你仔细看吧! 周兴各处翻翻。这一条红色毡被，本是预备做给我未来婴儿的。现在我要走，到了汉口买东西方便，听说你的爱人也要养孩子了，就留下给你吧。一阵，又有人来说：明天上午就可以乘车走，要早点等在路边，即边区政府旁的大路，候汽车从延安城里来。妹妹子玉也把自己的东西搬来了。我叮嘱来人，要他回去告诉组织部，所有的东西都检查过，路上可不要再来麻烦。上路了，两个勤务员把行李搬到大路旁，除了老刘，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望一眼! 或说一句惜别的话。大家都把门关得紧紧地。在车上，我同司机并排坐着，妹妹同海威和七八位青年坐在卡车上面。车抵关卡，他们又来检查，把箱笼打开，像翻杂草似的，搅得乱七八糟。汽车颠簸得厉害，胎儿在肚内转劲不已。我有时感到一阵阵肚痛，我学过产科，知道这是妊娠期间的阵痛；因此并不躭心。但自上车后，就患腹泻，大便流血。有时痛得要求司机停车，自己下车一人走到树林深处泻肚疴血。妹妹知道了，忧愁之极，躭心会早产。但我有坚强的意志和信心，丝毫不怕。凡汽车停下，大家用饭时，我只吃面，饮酸醋和食大蒜，或醋浸的大蒜头。车抵西安时，便血及肚泻竟霍然而愈，闻者咋舌。（是不是你自己在洗，人道主义下就不追究了）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招待所，这一次，不像上回我来时，住在大院内同邓、贺等一起。如今我们三人在另一座屋里，那里大概是专为招待陌生而热烈请求赴延安去的人的居留所。住了一天，并未看见林伯渠，我也没有任何事要求见他。（还不如说当时你脸皮还不够厚）在延安送路费时，组织部申明，到西安时路费不够，那里可以再给。（组织真是说到做到了）第二天上午，有一位女同志来见，问我要不要钱? 路费够不够? （组织对你这样的实在太好了）我马上答道：到汉口的钱足够了，不再要钱，谢谢你。当时我根本忘记自己是个孕妇，乘火车需要一张卧车铺位。我们购买的都是三等火车票。到了车上，妹妹才记起火车是白天不能开行的。夜晚开车，大肚皮怎能硬坐数夜呢? 于是把棉被拆开，铺垫于坐位上，脚腿用藤箱支持着，我睡在上面，好似睡在弹弓床上一般的舒适。自从国焘走后，短短两个月的延安生活，仿佛跟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同样的长。从前我怎样也未料到，踏进社会，处处是艰难的险境。
到了汉口，依然是住在八路军办事处招待所，汉口和武昌这样宽广，谁知道国焘现在何处? 我明白，现在是抗战时期，一致对外。国民党再不聪明，也决不会说把国焘捉起来了。我在招待所住了两天，负责者周和秦等都未理会我。我心急如焚，写了张条子要求会见周。记得条子是早上派人送去的，八路军办事处就在招待所斜对面，站在窗前，可以看见办事处的大门。这张条子很有效，晚间有人对我说：秦邦宪要我即刻去办事处。国焘住的地方我知道，已派人去通知他，明天上午他会派人来接你。秦邦宪看见我就说。丈夫若果做了反革命，做妻子的可以把他杀死。秦邦宪的妻刘群仙煽动我。据说后来秦邦宪与她离婚，另与月霞女士结婚，她在延安发了疯病。（这就是混账话，你知道张逆与杨岳卿的事情后，又如何？）临行时，周邀我到八路军办事处小饭厅里，他端着一杯热奶，两片土司，一面饮，一面说：奇怪得很! 我不知道国焘为什么要离开? 在办事处我同他谈了两天两夜，请他代表党到莫斯科或任何国家去考察，他都不答应，我陪他去看蒋先生，回来时，他竟跟着戴笠走了。唉! 你去告诉他，党是他创造的啊! 他不要反对呀!
在办事处门口，我们正预备上车时，夏之栩[杨之烈同学赵世炎妻]下楼来了。她望着我笑，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之栩，有空到我们家来玩! 她点点头说好。但她以后绝未来过。（有点自知之明好不好，要点脸好不好，不知道自己当了叛徒，背叛了你当初的誓言了吗？）从此，我同幼年时代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们，都成了咫尺天涯、相逢而不相认的陌路人了。（这不是你咎由自取吗？当时你要知道张逆与杨岳卿的事情，你又如何？）
1924年5月初，直系军阀北京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发出通电，要求北京政府通令查禁"过激行动"。政府通令查禁"过激行动"。5月13日，湖北共产党组织秘密机关被湖北督军萧耀南的军警查获，逮捕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和几个工人。杨德甫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的机关地址和负责人。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接到京汉路局密函后，立即通知京师警察厅严密查究。5月21日凌晨，京师警察厅派出侦缉队前往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进行搜捕。总工会干事彭子均、李凤林不幸被捕，铁路工人名册和许多党的文件以及来往信件均被搜去。随后，侦缉队又在腊库十六号杏坛学社内逮捕了张国焘和他的妻子杨子烈，并搜出中共三大文件及信函多件。所以直到5月24日，京师警察厅并未得到十分有价值的口供。这一点，可从当日《北洋政府警察厅呈报拘捕张国焘文》看出：窃准交通部密函内开，据京汉路局呈称，武汉稽查处拿获工会党魁杨德甫等，讯据供出京、沪等处组设工党通讯机关并主要党人姓名、住址，抄录名单密呈。等语。查单中所开北京机关设在后门铁匠营二十一号，主任张国熹、张坤第。是否属实，应请严密查究，以遏乱萌。等因。准此。当即速伤侦察队，按照所开地点，驰往拘传无著，仅传得彭子均、李凤林二名，当场搜出全国铁路总工会委状一纸。询其张国焘现属何处，佥称不知。复督伤该队，赶紧设法侦查。嗣在腊库十六号杏坛学社内，查获张国焘同一女子杨子烈奸宿，当场搜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宣言书，并信函多件。研讯张国焘，现年二十五岁，江西萍乡县人，在北大哲学系四年级肄业。杨子烈，现年二十岁，湖北枣阳县人，在法政大学肄业。李凤林，现年三十八岁，大兴县东坝人，在铁匠营充茶役。张国焘、杨子烈各供自由婚配，尚未正式结婚。彭子均为张昆第帮忙，不知是何党系。李凤林供：张昆第已于前六、七日，由铁匠营往西车站出京。追讯共产党鼓动各路工问题，均极狡猾不肯吐实。查起出委状上列总干事张特立之名，讯之张国焘，是否伊之别名，则百方支吾。再证之检出李钟英由上海寄伊之函，内附有沿海省职工联合会、苏维埃华工总会致全国名。又讯彭子均，初供与共产党毫无关系。适由驻铁匠营侦探接到保定狱中工人寄伊来函，始认充全国铁路总工会书记。查杨子烈系属女子，在法大修业，与北大男生张国焘发生恋爱，无异妍度，犹腼颜称为自由夫妇，形影不离，其对于张国焘行为定当了然，而坚称不知。嗣在伊所住杏坛学社，起出陈女士箱箧，搜出由上海寄伊函件，内附中国国民党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宣言一本，似与张国焘同志合作可证无疑。警察厅见审讯难以达到目的，便开始采取刑讯的办法。据1925年5月28日上海《申报》报道：张等被捕后，即拘于鹞儿胡同侦队中，现据侦缉队中传出消息，连日对张等严讯，惟并无若何口供。故自前日起，侦缉队已开始拷讯，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在敌人严刑逼供下，张国焘等人并不坚固的防线轰然倒塌。5月29日，京师警察厅即拿到张国焘、杨子烈的供词，并连人带证据移送卫戍总司令部讯办。张国焘的供词是：张国焘，号克仁，二十五岁，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肄业。曾于去年十月间与张昆第（即张守诚） 赁住铁匠营二十一号北房三间。去年十一月间即搬寓腊库十六号杏坛公寓与杨子烈女士自由结婚同居。国焘历年受学校教育，研究经济学，颇以马克思主义与"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之旨相符合，因信仰之。又陈独秀（即实庵）系北京大学学长，与国焘有师生之谊，彼此信仰又可谓略同。国焘素抱爱国热忱与抵制日本诸运动，亦参加后又非提倡平民教育不足以救国。陈独秀亦颇重视国焘之为人。当独秀去京赴沪以共产主义旗帜相号召时，于民国十年间曾来函邀国焘一致进行。国焘亦随以提倡平民教育，进行社会事业自任。去年，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国焘亦随之加入，故国焘可谓国民党内之共产派。按国民党内容，共产派系新加入，主张偏重反对外国侵略。国焘自去年加入该党后，并未任何项职务，可谓之挂名党员。按共产派现尚幼稚，既无若何组织，人数亦尚少，故从来并无何项革命行动事业，多偏重研究学理及宣传。国焘在此派内，担任劳动教育事业，各处工人亦有很少数与国焘相识者，故亦颇知铁路总工会。查铁路工人现多年已无工会存在，铁路工会亦无正式机关，只以尚有十余工人在狱中。该项在狱工人均极贫苦无人照顾，各处工人多有愿意帮助此项在狱工人，故暂以铁匠营二十一号为通信机关，说不上铁路总工会。只须以一种名义收到各处工人之捐款，故有铁路总工会之称。国焘与保定在狱诸人中二三人颇有友谊关系，又国焘自问良心，实用所信之主义亦应处在帮助之地位。故国焘始终帮助铁路总工会之此项救济事业。案所谓《工人周刊》出版已久，由工人周刊社编辑，在去年春间以前，国焘亦挂名工人刊社编辑之一员，但从未经管此周刊。此周刊被查禁出版以后，即久已停顿。杨子烈，即杨毅，年二十岁，湖北枣阳县人，现肄业北京法政大学。去年十二月搬于腊库胡同十六号杏坛公寓与张国焘先生政大学。去年十二月搬于腊库胡同十六号杏坛公寓与张国焘先生结婚。每日到法大上课，上午的饭在法大吃，下午回来就在铁匠营二十一号吃一顿，每月交伙食钱五元。张国焘先生是研究共产派学说的，他既是我的丈夫，他所研究学说我因好奇心所以也想研究一下。可是因为我们结婚的日期不久，同时我学校的功课很忙，虽然把关于此类的书籍看看，凭心说话，一本也未看完过。不但如此，老实说连共产二字的意义何解也是盲然的。但是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这种邪学说，而得像现在这种结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也不愿意脱离干系。政府诸大人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做了错事，是应该求诸大人宽恕使其有改过自新之余地。铁匠营二十一号是铁路总工会暂时通信机关，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而为干事，到现在我才知道又有由陈比难箱里检查出的一封寄我而未发的信，我并不知道，这是诸位大人同我亲眼所见，当由她箱中取出时并未拆封，而邮票还是未盖邮章的。致于我的丈夫张国焘，此次做错了事，是应该受惩罚的。但是，青年阅历尚浅，诸大人素来德量宽洪，许人改过迁善，故敢请诸大人念张国焘初犯，特别加以宽恕。那不但张国焘和我铭感不忘，就是稍有知觉的人，也当感德无涯矣。"查张国焘等私组路工总会实行共产主义紊乱，国焘煽惑路工，扰害秩序，核其所为殊与刑律规定之内乱罪无异，若不从严惩办，不足以维治安而做效尤。而杨子烈系属女子，在法大肄业，与北大男生自由恋爱无异妍度，妨碍善良风俗，毫无廉耻思想，亦应按律办理。除饰详讯该犯等确供再行另拟办理外，相应审讯情形先行函达。在卫戍总司令部，张国焘忍受不住敌人的严刑逼供，勉强筑起来的防线彻底垮倒，他贪生怕死，终于向敌人供出了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张昆第及北京的共产党员等。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兹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平）三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第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即高尚德）、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佩英等。查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歹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安，而遏乱萌。但敌人并不以此为满足，进一步对张国焘施加刑罚。张国焘也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进一步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全国铁路各工会的共产党员。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及供出党魁李大钊等情形先后咨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等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铁路总工会即为实行共产主义之通讯机关。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李大钊为北方首领，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姓名一时记忆不清。辅助进行党务者，南方在谭铭（平）三等，北方有张昆第等。各铁路均有工人在党，日前搜获名册即系各路工人通信地点。先劝各路工人组织工会，将来要求增加工价，以便推倒军阀及资本家，实行共产主义等语。查该犯等胆敢在首善重地，私组工会，以共产主义煽惑路工，虽未至实施暴动行为，而其意图紊乱国宪，实已毫无疑异。除李大钊等业经咨请严缉外，相应抄录各路工人姓名，咨行贵部查照。希即转令一体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路政，而遏乱萌。内务部接到王怀庆的两个密咨后，立即密咨交通部、教育部，密令京师警察厅，"严加注意"，迅速缉拿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李大钊闻讯，立即化装成商人，在儿子李葆陪同下，前往昌黎五峰山避难，全家也搬回乐亭老家。就在李大钊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反动军警查抄了他的家，随后又追到他在乐亭的老家去抓他。两次扑空后，6月11日，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发出了对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通缉令，并密令各省长、都统、镇守使、护军使"严速查拿，务缉归案"。这时，李大钊在五峰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委派他为首席代表，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样，李大钊又化装成商人，秘密回到北京，与其他几代表见面后，便分别坐火车离开了中国。被张国焘等出卖的共产党员中，自然不可能像李大钊那样幸运能脱离危险，如范体仁、孙云鹏、吴鹏九、叶云清等人都不幸被捕。另有被开除、被通缉者还有40余人。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又一次遭到严重挫折。张国焘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将他出卖组织和同志一事全部抹去，他面对敌人的审讯，如何毫不畏惧；如何被人强扭着按了手印；如何绝食。但他也不否认，他后来得到了一般犯人所得不到的优待。"关于我之终能转危为安的内幕，后来，我出狱后，王法勤先生曾面告我，这并不是他所能为的；而是齐燮元的一句话，无意中发生了效用。原来，当王怀庆捧着我在上面打过手模的公文去见曹锟请示处理办法的时候，曹锟说：'把他毙了吧！'适在座的江苏督办齐燮元要卖弄他对付革命党人的本领，因而从旁插言：'这些乱党如果枪毙他一个，他们要大叫大嚷的；不如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庾死狱中。'曹锟听了这番话后，便改口向王怀庆指示：'就照齐老弟的主意办吧！。'这是曹锟随身侍卫所传出来的话，也是我所以由内乱犯变成内乱未遂犯的重要根源。"张国焘的解释显然是勉强的，试想，如果敌人想要把他庾死狱中，怎么会对他特别优待呢？能信服的解释有两个：一是他叛变有功，敌人才免他死刑，并对他特别优待；如果说，张国焘的叛变是受刑不过，被逼无奈，那么他叛变之后对革命前途的怀疑却是发自内心的。我在狱中的思想对我以后的种种作为颇有影响。大体说来，减少了我这个在当年只有二十七岁的青年那种勇往直前的锐气，并磨掉了做人处世太过直率的一些棱角。我那时常想到而今留有印象的是：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人建树，究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的好。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和民主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的设想，认为要有显著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独秀所说的"三十年"也未可知。我的怀疑点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而且革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共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更深的了解。对"一致"、"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概念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两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类建树的魔火。我也了解了马林对我所使用过的种种手段，在共产党内发生，是毫不足怪的；如果对这些事感到惊奇，实在是自己当时过于天真。4个月过去了，对共产主义事业和革命的动摇，使他的狱中生活变得更加郁闷无聊。尽管在狱中受到优待，但他不知道命运将把自己抛向何方。每日每时，他都在忐忑不安中度过。难道真要在牢狱中度过一生？他无不凄凉地这样想。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趁直奉战争之际突然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由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随之倒台，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也被卸了职。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与张作霖、段祺瑞组成联合政府。冯玉祥表示同情广东革命政府，愿与孙中山合作，并将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时机，由李大钊出面，多次做冯玉祥的工作，把二七惨案以来一批被捕的工会领袖和骨干营救出狱。10月底一天，新到任的警备司令经过草草盘问后，便宣布将张国焘等人全部释放。张国焘尽量按捺住狂喜的心情，挽着杨子烈急步朝监狱门外走去。这时，同行的范休仁问他为何不带头对那班直系军人提出政府曾摧残人权的控诉？“政局的变化五花八门的，我们能这样出来，就算万幸了。让我们暂饶恕他们，一心注意我们未来事业的发展罢！”来看望他们的同志很多，大家都为他们侥幸出狱而感到欣喜。从同志们的谈话中，张国焘了解到，在他们几个人被捕后，党立即发动了抗议和营救运动。《向导》周报连续发表《工界厄运重重》、《汉口之党狱》、《告劳动平民和青年学生——为汉口北京党狱》、《北京之党狱》等文章，声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镇压革命的暴行，并发动参众两院议员李国珍等19人，致函内务部总长，要求释放张国焘等被捕之人。与同志们鼎力营救的行为相比，自己的叛变行为是多么卑劣！他决心隐瞒在狱中叛变的真相，以便继续得到同志们的信任。于是，一个叛徒在厚颜无耻地向被他出卖了的党他绘声绘色的讲述，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凡是听到他"英雄"事迹的人，无不对他肃然起敬。如若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在过去的档案里发现了他的自供状和警察局的其他相关档案材料，恐怕至今世人也不会知道他在1924年这段经历的真实情况。他不仅得到了信任，而且在后来还进入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之后，张国焘似乎又回到了他原来的角色之中。他把对革命的厌倦埋在心里，开始关心党的工作和国共合作的发展，从表面上看不出现在的张国焘和被捕前的张国焘，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但正如张国焘自己所说，经过4个月的牢狱生活，经过4个月的反思，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掩盖起来，来对待周围的一切，对于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决定，对于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的要求，不再提出尖锐的不同意见……多年来很多被历史虚无主义和国内外的敌对奸贼思想钢印的群体，先入为主、随意轻信那些根本经不住考证的虚假的历史（大量的移花接木），顽固不化又自以为是掌握了真相，疯狂污蔑主席！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真相正在逐渐大白于天下，人比人气死人，张逆国焘这种大败类、大人渣，在我们揭开其画皮后，又凭什么能与对最广大人民群体宅心仁厚的毛主席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