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我们学校（同济）搞学生运动，最厉害的一次是“一·二九”运动。
1948年1月29日因为反内战、反迫害，要到南京去请愿，全上海的学生都有代表来，我们的游行队伍在其美路集中起来就往火车站冲。
那天我在前排，国民党的军警，第一排是带警犬的警察，第二排是马队，后面是装甲车。
双方发生冲突后，马队一来，就把我们冲到路边一个空地上，当时国民党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正在那里，他来阻止我们到南京请愿，结果就说我们打了吴国桢。
我在场亲眼看见的，不是我们打的，他周围好多保护的，我们怎么打呢？
我们被冲散以后回去，成百上千人到礼堂举行血债晚会，半夜时国民党军队和特务出动，挨个把我们拉出来检查，学生证都收了。
诬陷我们打的吴国桢，好多人被抓了，我大概没在名单上，就被放过去了。
解放后才知道，那时领导学生活动的同济总支书记就是乔石！
胡昌璧回忆：
我记得在6月底（1948年）的一次支委会上，
胡昌璧：四川青神人，1947年武汉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来同济任教，1948年入党接替乔石任同济党总支书记
乔石明确指示：
如果（我们）被捕了，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能暴露共产党员身份，要进行英勇斗争；
敌人可能（对我们）进行严刑拷打，
但不管敌人怎样残酷迫害，（我们）不能给敌人写任何书面东西；
敌人可能假释放（我们），
但（我们）出来后不能找组织联系，
组织会进行各方面调查与审查，如果确实没有问题，组织会派人联系你们的。
第一部分
一、乔石不姓乔，本名叫“蒋志彤”，“乔石”是化名。早年应工作需要，用了一个叫“蒋乔石”的化名，后来又因“蒋乔石”跟“蒋介石”太像，就干脆把“蒋”字去掉，称作“乔石”。
乔石曾表示过想研究党史，但终究没成书。
他说（写本党史）这不大可能，也很难做到。过去毛主席想自己写本党史，后来又请董老写党史，都没有做成。
二、中共党内最重要的几个职务，乔石都担任过：中联部部长、中办主任、中组部部长、中央政法委书记、中纪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后来转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正国级，成为当时仅次于江泽民、李鹏而排名第三的领导人。
三、乔石是国家重要领导人，法制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因为时间原因，如今对他了解不多。他曾在法制建设上的巨大贡献，比如著名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凌驾宪法和法律之上”，“共产党领导制定的法律，党不遵守谁遵守？”
四、南巡讲话后，乔石是政治局中第一位公开出来响应的人。
五、自1998年退休以后，乔石就基本上淡出了公众视野。即使是在纪念长征60周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奥运会开幕式、建国60周年、建党90周年等重要活动，及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等非常重要的场合，都不见他的身影。
乔石最后几次公开露面，多与同济大学有关，2006年，在家中接待拜访他的时任上海同济大学校长万钢。
2011年，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周家伦（左二）、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周祖翼（左四），
同济大学党办主任冯身洪（左五）、同济大学校史馆长喻大翔（左一）专程赴京，拜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乔石及其夫人郁文。
六、中共中央对乔石的评价为：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七、乔石去世后，新华门、天安门广场等地曾下半旗。而这是自1998年杨尚昆逝世以来、时隔十七周年的国家领导人最高规格丧礼。
八、乔石夫人翁郁文，参加革命后名字简称为郁文。她1926年10月出生于浙江慈溪的书香门第，父亲当过陈布雷秘书，母亲是陈布雷的妹妹，他哥哥曾当过郭沫若的秘书。
她早年曾就读于浙江省温州中学，读中学时就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中学毕业后，郁文参加了新四军浙东纵队（徒步一周时间奔赴），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因为家庭背景被组织特意派往上海从事学运，为地下党《联合晚报》记者。
1952年，她与乔石结婚，生育有二子二女。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对外委员会会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等。2013年1月28日，在北京逝世。
小儿子蒋小东，曾经在沈丘县城上中学（当时父母所在的中联部五七干校迁址河南沈丘），后回北京继续上中学，后来也下乡插队。
大女儿：乔凌，中学毕业后，就在北京参加了工作。
小女儿乔晓溪，出生于1958年，河南沈丘新安集完全小学毕业，到北京上的中学，高中毕业去京郊农场插队，后来考上医科大学，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ICU住院医生。1988年赴美留学，就读贝勒医学院，1993年毕业获神经科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一所正规研究型大学从事医学基础科研和教学。
大儿子蒋小明，1953年出出生，初中毕业后去了延安插队，后来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并于英国剑桥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与博士学位。1992年至1998年，负责联合国退休金的投资管理；1998年至2003年，在香港创立赛博集团投资高科技及其基础设施项目，并于2001年并购上市后，任集团董事会主席。
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联合国投资委员会委员。
蒋小明目前任职中石油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11月19日，中国石油发布公告称，根据本公司工作安排，董事会委员会成员调整如下：
董事会投资与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侯启军先生，委员为黄永章先生、谢军先生及阎焱先生。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刘晓蕾女士，委员为段良伟先生及
蒋小明先生。
其他董事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及委员保持不变。
九、1983年7月，乔石调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组部部长。离任时乔石曾表示：
“1982年把我选进中央书记处当候补书记，别人以为官做大了，很得意吧，其实，老实说，
事先我没有思想准备。
我想这一辈子也就在中联部干点具体的事，有空闲看看书，写写字，生活得简单点。
我感到，职务越高，工作担子越重，越复杂，任务越艰巨，心里总是没有底。
但我相信，在中联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特别是中联部有勤奋工作的风气。我对中联部永远是感恩的”。
十、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乔石当选为中纪委书记。
1988年初，党中央提出了“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中纪委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人民建议征集制度，重视群众监督力量。
当年铁道部的“大老虎”，就是在群众的监督下浮出水面的。
1988年，中纪委信访部门陆续收到许多举报线索，检举时任铁道部副部长
张辛泰以权谋私，中纪委十分重视。
没多久铁道部另一名副部长
罗云光的严重失职和受贿问题被发现，中纪委
要求张辛泰赴郑州，协助调查罗云光案。
张辛泰居然顶风作案，表面上“协助调查”，暗地里先后3次潜回北京，接受他人贿赂。
1990年5月，办完罗云光案后中纪委集中调查张辛泰的受贿线索，张辛泰自以为天衣无缝：“送礼人送东西时，我当时不在北京，现在正要向组织说明。”
最终，中纪委工作人员在郑州，查到了张辛泰潜返北京受贿的证据，拆穿了其谎言，张辛泰终告落马。
第二部分
蒋家人丁兴旺，子孙多勤奋好学，聪明能干，但在乔石前，蒋家未出过商贾大官，到乔石爷爷一代，也只在西大街柴水弄口公墙边，开了两爿蒋顺兴、蒋恒兴水果店、家禽店。而乔石爷爷摆了个咸鱼摊。
乔石父亲蒋信贤，小名阿青，三兄弟，排行第二，曾经读过高小，十五六岁时到上海学铜匠，后为一家具行账房先生，成年后与纺织女工胡阿英结为夫妻。
乔石曾说：“我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抗战开始以后，家里连小职员的地位也维持不了了。当时家里还有几个弟弟，我就开始负担自己的生活。”
1924年12月，乔石在上海出生。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母亲带领乔石到定海逃难，不久便回了上海。1925年5月，上海发生著名的五卅运动，当时乔石仅半岁，在上海纱厂作挡车工的胡阿英也加入了罢工队伍。
母亲对乔石的影响，首先是生身之恩和养育之劳。自幼便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纱厂作童工的苦难经历，厂方对产品质量要求的苛刻，日本老板和管理人员在中国工人面前的傲慢专横和居高临下，使得胡阿英在含辛茹苦的同时，也对世道不公、人间不平的社会现象日益产生强烈的不满。但是为了活命，为了能够把乔石四兄妹抚养成人，她不得不每天起早摸黑地在纱厂里劳作十几个小时。
乔石的母亲辛劳一生，宁可自己忍饥受寒，即使在经济生活极其窘困的条件下，也要让4个子女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乔石对自己母亲最难忘怀的一件事。1931年夏天，乔石已经7虚岁了。胡阿英想起自己8岁到纱厂当童工的往事，发誓不让后代再复自己的苦难经历，毅然将乔石送进一所公立小学读书。
1937年“七七事变”时，14岁的乔石刚考入上海南方中学初中部，他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每日在街头奔波募捐义卖，并在伤兵医院等地服务。11月上旬，当他听到上海守军彻底战败的消息，乔石跑回家里痛哭。悲痛之声未绝，父亲又带回失业的消息。从此，十里洋场上空扬起日本的太阳旗，乔石一家则陷于无隔夜粮的凄惨境地。
上海沦陷后，由于日本尚不敢过于冒犯西方列强，所以上海的原公共租界及法租界暂时能够免遭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这也给了上海地下党部所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生存空间。
乔石进入南方中学以后，很快就被中共地下党部领导的上海“学协”（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发起的各项活动所吸引。当时，上海“学协”组织的许多活动常被租界当局禁止，甚至遭到迫害，而包括乔石在内的进步青年仅仅从民族自尊心出发，也会自觉地支持“学协”的活动。
1938年9月，“学协”专门成立了“征募寒衣委员会”，要求全市各校每个学生支助或劝募棉背心一件，献给前线的抗日将士。乔石立刻积极响应，请母亲精心缝制的一件棉背心捐献出来。与此同时，上海“学协”在各校的团体会员迅猛发展，乔石所在的学校不甘落后，以组织公开的读书小组的名义，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到处散发带有抗日色彩的宣传品。
1940年初，南方中学的地下党，将乔石的出身简历及表现报请中共江苏省委，认为他接受考验已经合格，同年8月，乔石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并被任命为南方中学的地下党支部委员，这时，他的年龄差4个月就16岁。
乔石入党后，在上海过着非常危险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中，他要时时警惕着被特务盯上，父母也为他提心吊胆，他总是宽慰父母放心。在父母的支持和乔石的引导下，乔石胞弟蒋志刚、堂弟蒋智敏解放前都秘密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乔石夫人是蒋介石的笔杆子陈布雷的外甥女，即其五妹的女儿翁郁文，曾用名凌澜、林兰等，后改名为郁文。她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亲翁祖望曾任陈布雷的秘书；母亲陈若希是陈布雷的五妹；翁郁文大舅陈屺怀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大哥翁泽永曾经是郭沫若的秘书。1952年冬，翁郁文与乔石在杭州结婚。因为乔石是陈布雷的外甥女婿，当时，他和妻子翁郁文都未受到重用，大部分时间在边疆工作。
曾在乔石身边工作的人介绍说：“喜欢读书、做事认真和孝顺双亲是乔石的特点。”乔石非常孝顺父母，每当他回忆起8岁到纱厂当童工，受尽“拿摩温”(工头)虐待、折磨的母亲时，总是泪眼汪汪。成人后的乔石最不堪回首的就是，他在幼年时代常常听到母亲披星戴月地劳作一天后，回到家中的痛苦呻吟。所以，他经常向人感慨自己对母亲的养育之恩回报太少。
乔石的父母虽然生活在上海，但对家乡的感情很深厚。乔石遵从父母生前意愿，1987年清明，将父母骨灰从上海迁移到祖籍定海青岭公墓安葬，并经常来定海祭祖扫墓，如在1987年9月9日、1991年4月20日、1998年4月4日，乔石和妻子郁文都回定海祭祖扫墓。
第三部分
1948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明确指出：
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这是最失策的事！……一切蒋管区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应实行有秩序的疏散。不论党内党外，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分子，都应设法离开岗位，首先向解放区撤退。
就在这个时候，根据上海市学委的安排，乔石临危受命，出任
上海市学委总交通。
鲍世宰回忆：1948年7月，我像往常一样去参加总支委员会议。这次总支委员会议也是以乔石为首的同济党总支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因为这次会议之后不久，乔石就暂时调离，负责上海市学委总交通工作。
乔石则回忆：开始从事交通工作时是上海市学委的吴康领导我。
1948年9月，由于进皖西解放区的人员逐渐增多，需要有人协助当地军政领导机关，将他们组织起来开展学习，并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管理。
吴康同我研究并报上级同意后，在进入皖西解放区的人员中建立了临时工委。
该工委由大同大学地下党员李名扬（当时化名李少堂）负责，同济地下党员凌受通、何长城参加。
10月，吴康离开上海赴香港学习后，地下交通工作
改由钱李仁（预见力极强，例如对互联网）领导。
乔石回忆：当时，被安排进入解放区人员的关系，一般均由吴康或钱李仁交给我，由我往下安排交通员带走。
交通工作转入以“内线”领导为主后，在解放区内由各条线的交通站统一领导，在“外线”（上海）基本上为两个系统，
其中之一就是钱李仁、乔石负责包括顾金德在内的一批外线交通员。
据六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研究，撤退进入皖西第四军分区的有178人。而据不完全统计，同济转移至解放区或游击区的有近90人，其中48人转移到了皖西第四军分区。当然，经乔石批准，经由同济党总支开辟的地下交通线撤往解放区的不唯同济学生。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新民晚报》党总支书记的
杨志诚回忆：我四妹在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就读期间，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还曾担任校学生会主席，并秘密入了党。后因身份暴露，经乔石同志同意，与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在学生运动中暴露的同志一起转移到皖西大别山区，参加了李先念同志领导的革命队伍。
1949年2月，乔石调任沪北区委新市分区委副书记（1949.2～1949.5），同济党总支书记改由胡昌璧担任。
从此，乔石离开同济，以上级党组织联系人身份指导同济学运，直到离开上海转赴杭州。
乔石在出任上海市学委总交通后的几个月时间内，服从上级党组织安排，并没有卸任同济党总支书记一职。
但可以肯定的是，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任务的轻重缓急，乔石在这段时间内的工作重点就是“交通”，他也因“同济党总支书记”之职的需要回过同济，并开展了相关工作。
工学院学生、总支委员冯泽回忆：
1948年10月下旬和11月初，乔石先后两次召开工学院年级党小组长联席会议，研究、部署秘密社团的组建工作。（除乔石外），当时参加会议的有陈太顺、白巨源和冯泽3人，地点是静安寺附近党员朱启泉家的小楼上。
事实上，乔石在担任上海市学委总交通期间，主要任务是负责“外线”，在上海接收需要转移人员，然后交地下交通员秘密带往解放区。这也是上级党组织没有让他卸任同济党总支书记的重要因素之一。
必须指出的是，同济“一·二九”运动中存在的冒险倾向使同济爱国学生运动受到重创，甚至受到了中共中央的关注。
作为“一·二九”运动的具体组织者和领导者，乔石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二九”运动后起草了《国立同济大学“一·二九”运动总结》，对“一·二九”运动进行了全面总结与分析。
在这份总结中，乔石用了较长篇幅详细陈述了同济“一·二九”运动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自我批评。
其内容之全面、自我批评之深刻，
不仅有助于党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
也凸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和实事求是精神，令人动容！
显然，这也正是在党领导下，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今天的共产党人深刻思考和认真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