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古城,1937年海伦斯诺拍摄
延安,旧称肤施,夏,属雍州。商,属鬼方。古城始建于战国,称“高奴”。秦汉属上郡,隋唐设延州、丹州、敷州等。宋属永兴军路,升为府,是边陲重镇。元代置延安路,明代改设延安府,沿至清代。古城延安“三山对峙”,宝塔山、清凉山和凤凰山;“二水”指南河与延河,在宝塔山下汇合,流经延长,在罗子山汇入黄河。延河是黄土高原一条极普通的河流,而在山间耸立的那座雄伟的宝塔山,与延河同根同源,相伴为生,是中国革命的母亲河和革命圣地的象征和标志。西安事变发生几天后,驻延安的东北军向西安一带集中。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由红军接管延安。
1937年1月10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一行离开保安(今志丹),经安塞县的沿河湾等地,于13日进入延安管辖的河庄坪、石疙瘩、李家飒、杨家湾地带。
当天,中央警备团团长黄霖和延安抗日救国会主任曹华山,副主任马生有、高永祥等带领各界代表200多人,赶到离城10多里的杨家湾去迎接。
下午5时许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达延安城。
进驻延安城后,毛泽东一行被迎接到抗日救国会所在地(延安二道街罗廷祯新修的院子,今药材公司)。
当时,毛泽东被安排住在罗廷祯院的东房。随后,延安抗日救国会在“三仙园饭馆”(由毕光斗、解福娃、高福禄、高元、吴振兴合办的饭馆)设宴招待毛泽东一行。
1月13日夜,毛泽东电告在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周恩来、博古:“我们本日到延安。”
1937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秦邦宪在凤凰山麓
第二天上午,在延安大操场(今大东门以北处)召开了欢迎大会。
会上,毛泽东作了抗日动员,要求各界人士,今后要事事讲抗日,处处为抗日贡献力量。
抗日救国会副主任马生有代表延安人民讲话,热烈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并表示决心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坚决团结一致,把抗日救国斗争进行到底。
当时的延安城叫肤施,以佛教传说而得名,自隋代起延续1300余年。
“延安”则以境内的延水和取安宁之意而得其名。
宋元祐四年(1089),改延州为延安府,治所在肤施。国民党的延安专署设在肤施城内。
1937年2月,肤施改为延安。
凤凰山麓是延安老城区所在地。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第一个驻地就是这里。
毛泽东在这里居住期间,起草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16篇重要文章。
中共中央在此期间,召开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等多次重要会议。
中共中央在凤凰山住了1年10个月。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城,毛泽东等领导人和中共中央机关移驻杨家岭。
从此,延安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首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既是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全国胜利的解放战争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运筹帷幄,做出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延安原名肤施县,中共中央进驻后,取原延安府名,改肤施县为延安市。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前,延安城由国民党东北军占领。西安事变爆发后,东北军撤走,延安城只有民团和保安队千人左右。应张学良、杨虎城电邀,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协商解决西安事变事宜。1936年12月16日下午,周恩来等从保安来到延安,当晚就住在马家湾延安工作委员会临时办事处,就延安的接管问题,他指出:尽可能争取和平接管,如若不行,就等部队来解决。周恩来离开保安前,就已派黄春甫(江华)通知陕北红一团团长黄罗斌准备接收延安。12月17日中午,红一团团长黄罗斌带人护送周恩来等一行人到延安东郊飞机场,转乘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派来的飞机前往西安。正当周副主席准备登机时,延安城里的国民党肤施县县长高锦尚骑马赶到机场来送行。周副主席借机将西安事变发展的两种可能性作了分析,第一种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第二种是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局面,造成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有利条件。我们要力争实现前者,这是全国人民的愿望,希望你(指高县长)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随后,周副主席一行在张将军派来的代表刘鼎陪同下登机,飞往西安。次日凌晨两点左右,驻防清凉山的张占奎派传令兵报告:肤施县的高县长带着民团深夜偷偷地溜出东门,顺着延河向榆林方向撤退。根据黄春甫司令员的命令,驻清凉山、宝塔山的一、二连部队迅速警卫了南门、东门、北门,同时将县府、党部机关看管保护起来。天亮后(12月18日),黄春甫司令员率领红一团的部队进城,中国共产党正式接管延安。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央、毛主席决定由保安迁往延安。和平接管延安后,党中央派出以王观澜为团长的工作团,陕北苏维埃政府派出以曹华山为首的工作组来到延安,连同延安城防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春甫一起,迅速有效地组织开展宣传保卫等工作。工作人员分头到大街小巷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城市政策,宣传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毛泽东主席是抗日领袖。部队还在延安南关、凤凰山等处挖出和收缴了敌人逃跑前埋藏的几百支枪和部分弹药。延安城内的商业、学校、交通、邮电等各项事业很快恢复正常。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带领警卫部队于1937年1月初来延安“打前站”,在红一团的配合下为党中央和毛主席进驻延安做了许多前期准备工作。迎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进驻延安是由抗日救国会统一领导和部署的。经桥儿沟、张沟、余家坡、井沟岔、王家畔,行进23公里,傍晚到达志丹县侯市寺儿台,住宿一晚。1月11日早上,从寺儿台出发,经郭家砭、侯家坡、王新庄、庙合台王兰沟、庄科渠、刘家砭、阳台、樊庄、白庄、寺沟、赵桥、韩砭,行进30公里,1月12日从高沟口出发,经庙湾、白渠、白坪、招安、店子坪、枣湾、龙石头、茶房、新庄坪、云坪、后沟门、滑里湾、严家湾、黄崖根,行进30公里,1月13日,从碟子沟出发,经沿河湾马家沟、杨家沟、下里家湾、赵家崖、河庄坪、石砭塔、李家洼、兰家坪、杨家岭、大砭沟口,1月13日这一天,延安城满街贴满了“欢迎抗日领袖”等标语口号。欢迎的人们,一大早就排列在道路两旁,从北门口起一直排到大砭沟口。在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中,有城乡人民群众,有机关干部,有红军战士,有学生,有从十里八乡来的赤卫军和农民,还有从甘泉、延长、子长、安塞专程赶来的群众代表达四五千人。人们手里或高擎或挥舞着五颜六色的三角小纸旗、小红旗。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和延安抗日救国会主任曹华山等早已带着各界群众代表赶到离城八九里的杨家湾路口迎候毛泽东主席。下午4时左右,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从河西渡过河,顺着一道砭迎着人们走来。毛泽东衣着十分俭朴,和普通战士一样,头戴缀着红星的八角帽,身穿黑色棉军服,外套一件已显陈旧的灰大衣,右胳膊的袖肘上还打着一大块补丁,脚蹬一双布棉鞋。在黄霖的介绍下,毛泽东同前来迎接的代表一一握手问好后相伴前往延安城。当队伍行进到大砭沟口时,欢迎的场面异常热烈,“欢迎抗日领袖”的口号声和欢呼声、锣鼓声响彻延安山城。毛泽东手牵小红马,微笑着频频向欢迎的人群点头,挥手致意。群众一直迎送着毛主席经北关、进北门、过钟楼,来到抗日救国会的驻地。朱德总司令进城的时间比毛主席要早,下午约3点左右就到了延安,他带着的这支红军队伍中配有五六十把盒子枪,威风凛凛。1月14日上午,在延安大操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大会”。参加大会的部队官兵、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把操场挤坐得满满当当。欢迎大会由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郭洪涛主持,并致欢迎词。他号召军民要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加强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毛主席要求各界人士和群众今后要事事讲抗日,处处为抗日做贡献,他还风趣地说:即便是老婆和老汉两口子拉话,也要谈抗日。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处处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宗旨,执行铁的纪律。希望各界父老兄弟加强监督,增进军民团结,坚决把抗日救国的斗争进行到底。
会上商会向党中央和红军战士赠送了慰问品。
会后,抗日救国会在“三仙园饭馆”设宴为毛泽东接风洗尘。刚进延安,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就住在城中心的凤凰山麓。
当时的延安,内战遗迹历历在目。市面冷冷清清,经济萧条。
黄土崖下的窑洞和街上的瓦房,稀稀拉拉,毫无生气,方圆总共不过数里。
一条主要的大街,还是坑坑洼洼,坎坷不平。街道两旁,从北门到南门,只有123家店铺。
要不是耸立在嘉岭山上的唐代九级宝塔和宋代兴建在清凉山上的万佛寺,以及城内的钟楼、鼓楼和比较完整的城墙点缀,很难使人相信:
这就是宋朝名将范仲淹镇守过的边寨古城,自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起,它已经存在了1300多年。
当时延安城的居民只有3000人。中央机关、红军大学和警卫部队一下子都进来,首先住的地方发生了困难。原县衙门、府衙门、天主教堂、城隍庙都住满了人。党中央机关住在城西凤凰山麓群众临时腾出来的窑洞和房舍里。
毛泽东住在李修文家腾出来的三孔石窑洞里。窑是从石头里凿出来的,窑的六面有五面是石头。窑内盘有土炕,因毛泽东不习惯热炕,就在炕上垫了一块木板床,床上放着整洁的棉被,炕上放着一张长方形炕桌,桌上放着几本书和茶具,墙上挂着一幅大的作战军用地图。
当时,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委派自己23岁的秘书田一民,来延安办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事务。
田一民在延安期间,由苏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安排晋见毛泽东。田一民在毛泽东的窑洞落座后,便和毛泽东拉起了家常。毛泽东问起田一民的工作和家庭情况,十分亲切和蔼。
这时,李修文的儿子李建堂手端着一小碗腌菜近来,说是他母亲叫送给毛主席的。毛泽东便给田一民介绍这家窑洞主任是位开明人士,我们住人家的石窑都不花一分钱。在抗战时期大家都在为抗日出力,我们搞统一战线,完全是为抗日救国的。并介绍说这位有文化的李建堂是个郎中,很有本领……
田一民从这位伟人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根本不像国民党反动派所描写的那样令人憎恶,而是谈笑风生、纯朴大方、和蔼可亲。
在他们谈话结束时,田一民提出要为毛泽东拍张照片,毛泽东慨然应诺。他们一同来到院子拍照。田一民的照相机是德国产的AGFA牌的,胶片是FⅡMPACK的,要一张一张地抽换拍照。
毛泽东站在院子里,看着田一民在慌忙地摆弄操作,就对他说道:“不要急,慢慢来嘛。”
正当田一民准备拍照时,在相机里看到走来一只鸡,他正要赶走时,毛泽东摆摆手说道:“不要赶,留上小鸡在身后更有生活气息。”
就这样,田一民为毛泽东拍下了这张来延安最早的照片。
这张照片1937年11月用在了《毛泽东自传》的封面上,可惜封面上的照片翻了,后来在几处也用过此照,有的将照片上的小鸡处理掉了。
毛泽东住的李家石窑,并不是人工砌成的窑洞,而是古代修筑城墙采石头时凿出的一个很不成型的石洞,既阴暗,又潮湿。
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倒是一处理想的住所,不怕飞机轰炸,是个天然的防空洞。
但要办公、住宿,就不是一个好地方,一年四季都阴森森、凉飕飕的。夏季坐在洞中办公,得穿上夹衣服;早上起床,被子都是湿的,人极易得风湿病。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毛泽东住了将近半年,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在这里写成的。
毛泽东在这里住几个月后,由于湿气太重,患上了关节炎,手臂麻木、疼痛。吃过一些西药,仍不见效,急得周围的同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
房东李建堂知道后,忙和城里一位有名的中医毕光斗商量,给主席开了几付中药,他的风湿病才有了好转。
就这样,随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等领导的到来,历史选择了延安,延安成就了中国革命。在西北黄土高原的版图上,一个响亮值得自豪、骄傲的地方,成为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成为照耀中华民族前进的灯塔,用鲜血和汗水锻造出延安精神,指引我们走向新的征程,创造出新的辉煌。1937年,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黑暗、最沉重、最弱小的时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已处在水深火热,流离失所,被大屠杀之中。大好河山将被沦陷,惨遭践踏,到了亡国灭种危在旦夕的时刻。这一年,中华民族开始觉醒,全面揭开抗日战争的序幕;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儿女掀起爱国高潮,积极投身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1937年3月23~31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六届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讨论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彭德怀等30多位代表,揭发和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张闻天做了总结讲话,给张国焘改正错误的机会和时间,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他错误的性质和主要内容。肃清张国焘错误路线在党内军内的影响,启到了决定性作用。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力,实现对抗战而斗争……”16日,张国焘出逃边区,在武汉投靠国民党特务集团。18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延安凤凰山下革命旧址(1937.1~1938.11)1937年1月13日~193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部、作战研究室、红军总参谋部、中共中央机要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迁驻凤凰山麓下的李家窑后又搬到“吴家窑”,这里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这里曾是当地有名的乡绅,吴鸿恩的私宅。他特意将整个院落让给中央红军办公,居住。面前是三间坐北朝南,阳光充足的堂夹房,中间是会客室,两边是卧室。右面是1937年4月初周恩来,从西安返回延安,朱总司令将卧室一侧让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居住,在这里周恩来曾七次外出同国民党谈判。进入房间,靠窗户是一面火炕,炕上放着一张炕桌,靠墙是炕柜,上面摆放着一个手提褪了色,磨损严重的皮箱,炕席上两床简单的被褥。对面是一张简易的桌子和两把木椅,桌上放着一盏小煤油灯。
左面是朱德总司令和夫人康克清的卧室,里面的摆设与右面大体一样。这里陈列着朱德当年用过的一条旧毛毯,上面布满了补丁。在此期间,朱德参加南京国防会议、洛川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并开往抗日前线,领导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朱德、周恩来在凤凰山下旧居(19371.~1938.12)1937年1月,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的陕北之行深受感动,她亲眼目睹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中共领导人不在乎个人安乐、财富和权力与士兵一样的艰苦生活,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受到百姓的拥戴与国民党的宣传有着天壤之别。第一次来到延安,经过二十多天跋涉后,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总司令等人。1890年,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1918年参加社会党和世界产联,积极争取言论自由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1929年来华,在上海结识鲁迅、茅盾等人,积极参加进步文化运动。为外国报刊撰写报道中国苏区革命斗争和见证了一个被载入史册的事件“西安事变”。当天采访朱德,在史沫特莱的文章里是这样描述朱德:他刚五十岁,带着一张和蔼的脸,面部已经有了皱纹,他宽大的嘴不停地说:“欢迎、欢迎……”,双手向我伸出来,我双手抱着他的脖子,然后在他的两颊各亲了一口。
那时,史沫特莱穿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马靴,一身戎装,英姿飒爽,别有一种女性的美。像一颗璀璨的明星,出现在延安的街头。她不顾个人安危,深入抗日前线采访,详细介绍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生动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而对朱德这个热情的见面礼,延安人从来没有见过,更是中国革命队伍里也从来没有见过……面对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朱总司令,史沫特莱在翻译传递的交谈中发现他很有个性,谈吐、素养和生平深深被吸引,决定为朱总司令写一部个人传记。她的回答是:“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你是第一个开口的农民……”朱总司令真诚、坦率,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伟大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人生道路。史沫特莱采访毛泽东、朱德及中央领导人(1937.1)
史沫特莱运用自己外国记者的身份,帮助中国因战争流离失所的民众争取国际援助。国际红十字会医疗救济和世界各国的捐款,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中国是史沫特莱的第二故乡,后因病返回美国并出版了许多中国抗战时的书籍,并为中国的抗战筹募了资金。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她就溘然长逝,临终她对家人说:“若有中国朋友来看我,请在我遗体面前唱一曲中国国歌,如有可能,请把我的骨灰葬在中国大地,唯有在那里,我的心灵才能得到安宁。”她为异国他乡付出了所有,她笔下的抗战奋斗史《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等,是史、是传、是文学巨著,是很有影响的书籍,客观、朴实、发出正义的声音。她不是中国人,但她是我们的亲人。遵照她生前的遗愿,将她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奔走了半生的她,值得我们感激。“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这是对她最高的评价。1955年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出版问世。这本书记录了朱德六十岁以前所走过的路,生动展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面。走进西面是两个院子,红军总参谋部作战研究室和机要部门旧址。坐西朝东是参谋长彭德怀、刘伯承、滕代英、肖劲光等人曾在这里居住过。洛川会议结束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奔赴抗日前线。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中央军委成立了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肖劲光任留守处主任。后改为留守兵团,肖劲光任司令员。毛泽东要求肖劲光抓好这支来自各方面队伍的建设,要训练出打不烂,拖不跨,战斗力很强的正规兵团。“同志们,党中央决定在西北立足,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靠谁呢?在前方靠英勇作战的部队,在后方就要靠你们留守兵团。军队是根据地赖以生存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你们把留守任务看的同前线抗日救国一样重要。”毛泽东拍着肖劲光的肩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大家说:“我在延安就靠这位老兄,靠你们留守兵团……”大家都笑了。毛泽东当晚写下了“任务重于生命”六个大字。肖劲光在延安留守兵团8年,胜利完成了保卫党中央的任务。邓颖超和蔡畅、夏明、刘英在延安(1938)
对面坐北朝南是作战研究室,红军参谋部下设:作战局、情报局、通信局和管理局。“八路军挺进华北抗日前线形势图、陕甘宁边区略图、日军进攻卢沟桥示意图”,里间是情报接发电台室。后面院子是中央机要科驻地,这里是党中央、军委十分重要的工作部门,是党的咽喉命脉。中央的号令、作战战略、文件等都是通过这里传向各个方面。科长是从中央苏区就担任机要科长的邓颖超负责,后来由叶子龙接任。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后迁移到八路军总部王家坪。最北面的院子是毛泽东的旧居,分前后两院,前院是机要室、警卫室、厨房。后院是坐西北朝东南的三孔石窑洞,这里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也是1937.5~1938年毛泽东在这里接见曾参加秋收起义、井冈山部分同志和宁都起义同志谈话的地方。迈进中间的厅堂,墙上挂着毛泽东与白求恩谈话的照片,中间靠后墙陈列着当年木质隔开的屏风,里面是简易的厨房,前面是一张木质的桌椅和玻璃柜,展示当年毛泽东用过的一床网套。墙上挂着一幅毛泽东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和南京考察团长涂思宗,偕侍从参谋杨蔚拜访毛泽东的照片。右面是毛泽东办公和卧室,火炕上摆放着一张小炕桌和两床简单的被褥,左面是毛泽东的书报室,土炕上放着简单的木板床,周围堆满了书籍,地上放着一张简单的木桌和书柜。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旧居(左);毛泽东在凤凰山旧居的书房(右)窑洞里的这张木桌、木椅和一盏小煤油灯下,旁边一方跟随他几十年的砚台、毛笔,就是在这孔普通简陋的窑洞里,毛泽东完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四篇著名文章。在日本鬼子飞机轰炸声中,在防空洞里又写出《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先后在完成,并发表了16篇文章。1937年5月17日~6月10日,在延安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论述当地一系列政策和策略原则,是由“左”的错误向正确路线转变的重要标志。并完整制定并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38年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罗瑞卿搬进毛泽东的隔壁,埋头笔耕完成一部20多万字,书名为《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详细介绍了人民军队开展政治工作经验的书,帮助抗日前线的干部士兵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政治宣传工作。在凤凰山旧居接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曼一行(1938.7.2)1938年7月2日,毛泽东在凤凰山旧居会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曼等一行人,并回答他们提出:关于边区在中国的意义和作用。毛泽东认真、详细地指出:边区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联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他的意义,就是全国人民懂得这种制度是抗日救国。作用就是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主要任务是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有独立民主的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这个国家各民族是平等的,经济向上发展的,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这样的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政府,也不是苏维埃政府,乃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与政府。托马斯.亚瑟.毕森,是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的东亚问题研究专家,曾担任美国政府的东亚政治经济顾问。1928年来中国,1937年6月访问延安,采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的风采。他从一位西方学者客观、真实的视角,记录了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和历史的必然性,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而艰辛的历程,有力的证明。毕森在笔记上这样写道:“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胸中充满了高尚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一代革命领导人会顽强不屈奋斗着、坚持着,这种精神有着丰富的内涵精髓,拼搏奉献,积极进取,是我们党的血脉和红色基因,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和研究的。英国记者托马斯.亚瑟.毕森日记《1937,延安对话》作家李彦整理,翻译并出版(2019.1)
正如1937年10月,英国记者贝特兰在这里拜访毛泽东后,在日记里这样写的“我遇到的人当中,没有谁能像他那样使我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智慧的能量……” 距李家窑有一百多米处有户姓吴的大户人家,算是延安城里的首富,仅住房就有三个院落。
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以后,他们已经主动腾出了中院和南院,让朱德和参谋部住,而自己自占北院一处地方。
当吴家知道毛主席的住处太差时,又腾出北院的三孔石窑让给毛主席住。可是,催了几次,主席还是不愿搬。
一次,毛泽东外出开会,老吴又来催,警卫员贺清华便冒了个大胆,把主席的住地由李家窑搬到了吴家窑。
小贺在接毛泽东回来的路上,告诉了毛泽东搬家的事。毛泽东一听,很生气地批评小贺不考虑群众的困难,会脱离群众的。
小贺不服气,撅着嘴巴申辩道:“李家那个石洞太潮湿,住的时间长了,你的身体会搞垮的。再说,这是吴家房东主动提出搬来的,人家的一番好意,我们也不便推辞。”
经过小贺这么一说,毛泽东同意住进吴家北院。当他来到吴家窑时,房东乐呵呵地迎上前去,恳切地向毛泽东解释道:“我们还有住处。是我们要求搬来的,不要责怪小同志。”
吴家的院落很讲究,大门外栽有几棵中槐,粗壮挺拔;院内的照壁下面栽有一丛一丛玫瑰花,花开时满院飘香。
毛泽东住在北院,正面坐北向南有三孔石窑,门台高筑;东西有两排厢房,墙壁上面垒有蜂箱,院内一角还建有碾子和石磨。
毛泽东住进这里以后,身边的同志考虑到主席办公、休息,主张将碾子和石磨搬走,但毛泽东坚决不同意。
他说道:
“搬走了,房东使用起来就不方便了。”
他还教导身边搞保卫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注意群众纪律,一定要爱护房东的一草一木,并且要他们坚持每天给花木浇水;
又多次叮嘱他们,晾晒衣服被褥时,不能把绳子拴在小树上。
一次,有个警卫员看到玫瑰花开的很鲜艳,随手折了一枝,毛泽东知道以后,狠狠批评了一顿,并且要他向房东赔不是。
吴家中院住的是红军参谋部,参谋部的人多,每天来联系公务的人也多。不知是谁把马拴在了大门口的槐树上,马啃掉一块树皮,被朱老总发现后,当即批评了参谋部的同志。
为了提醒来往的同志们注意,朱老总拿来笔墨,在啃掉皮的地方写了:“禁止系马”四个字。
毛泽东看到后,赞扬朱老总这四个字写得好。
他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注意群众纪律。现在有总司令命令在此,看谁再敢把马拴到树上!”
毛泽东住进吴家窑后,孜孜不倦,窑洞里的灯光常常彻夜长明。在这里他又写下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论持久战》、《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和讲话稿,
加上在李家窑为延安抗大写的哲学演讲稿(后整理成《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在凤凰村所写的有16篇文章一并收入《毛泽东选集》。
凤凰山是中共中央迁入延安后的第一个驻地。
凤凰山位于延安的西南部,与清凉山、嘉岭山(宝塔山)隔延河相望。山顶蓬蓬松松,酷似凤凰之冠,它向南向北,各延伸出一条陡峭的山梁,犹如金凤展翅,凌空翱翔。
中共中央、毛主席等领导进驻延安之后,从此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高原古城,便成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成为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延安不仅是陕甘宁边区首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还是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在这里运筹帷幄,做出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为夺取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