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傅冬菊
选自吴宝璋：《西南联大二十五讲》
1948年，平津战役即将打响……
如何在攻城战斗打响后，保护好北平城大大小小的历史古迹，成了中共中央一个棘手的难题。
这座承袭辽、金、元、明、清五朝的帝国都城，充满无数珍贵文物、古迹。
战斗一旦打响，一切都将无法预料！
……
1948年9月，在天津《大公报》工作的傅冬菊到北平组稿，正准备乘火车返回天津时，李炳泉（我党地下党员）将她从火车上拉了下来，对她说，
组织要你留在北平，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名义，向党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况；北平地下党的学委书记佘涤清近日将与你接头，由他领导你的工作……
中学即识周恩来
就读联大入“民青”
抗战初期，傅冬菊进入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她生活朴实，富于正义感，因为爱好文学，经常阅读苏联小说，思想上得到不断进步，不久即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号角”，参加进步活动。
青年时期的傅冬菊
在《新华日报》社和八路军办事处，她认识了周恩来。周恩来知道她和几个女同学要求进步，常常鼓励她们。
1942年，傅冬菊考入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傅冬菊嫌自己名字中的“菊”字俗气，而改名傅冬。
因是抗日名将傅作义的女儿，在学校里大家都知道她。
但她低调，从不张扬，和同学相处平和可亲。
加入“民青”组织以后，默默地积极为党工作。
1946年夏，西南联大完成战时南迁任务北返。傅冬菊完成学业后来到天津《大公报》工作，负责编辑《时代青年》和《妇女生活》两个副刊。
不久，经王汉斌、李定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根据组织安排
卧底父亲身边
面对北平的形势及傅作义的情况，中共方面分析认为，蒋介石对傅作义的察绥军一直奉行“排斥、渗透、控制、吞并”的政策，还用中统、军统两条绳索捆住傅作义的手脚。现在对傅委以重任，实为其打内战的需要，目的也只是要傅充当其鹰犬。
而傅作义作为抗日名将，曾与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抗日，与蒋介石有矛盾，反对蒋的吞并，是有斗争的。这时北平中共地下组织及外围组织“民青”等有数千成员，具有相当的力量。
因此，对傅作义实行策反和争取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1948年初，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后为华北局）有关领导指示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开展对傅作义的策反工作。
策反工作是很艰难的。
地下党先后联系参加策反工作的人员有：傅作义保定军校的同学和结义兄弟、35军副军长曾廷毅，傅作义军校学习时的老师刘厚同，傅作义的同乡、华北学院教授杜任之，傅作义的高级幕僚、少将联络处处长李腾九，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等。
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就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她将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大公报》
傅冬菊入党后，继续在天津《大公报》当编辑。当时华北“剿总”在天津黄家花园设有办事处，傅冬菊利用这个办事处开展党的工作。
1948年9月，傅冬菊到北平组稿后返回天津，火车刚要开动，她的西南联大同学李炳泉一把拉住了她。
李对她说，组织希望你留在北平，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名义，多向党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况；北平地下党的学委书记佘涤清近日将与你接头，由他领导你的工作。
从此以后，傅冬菊就留在了父亲的身边。
差不多每天，傅冬菊都要到东皇城根李中（李树藩，也是联大的同学）家里，和佘涤清（有时是崔月犁）见面，将父亲的情况，包括情绪上的细微变化，向党组织报告。
情报及时占主动
以打促和谈成功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解放军声势浩大的进攻态势震撼了蒋介石，给傅作义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为共产党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国民党在北方的最后据点——北平。
11月4至6日蒋介石把傅作义召到南京商议对策。回到北平后一段时间，傅作义常常是彻夜不眠。
11月17日早上，傅冬菊来到父亲的房间，父亲主动问她，近日你和那位同学又见面了没有？他到底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
“那位同学”，是傅冬菊此前对父亲说的一个代称。因为她感到不便于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所以以一位共产党的老同学作为代称来表达党组织对父亲的态度。
她说，这个老同学既关心我，也关心你，而且说你是抗日英雄，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抗日过，所以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共产党希望和你再次合作，和平解决平津问题，避免古都北平和工业城市天津再遭战火摧残。
傅冬菊听父亲主动问起，就很肯定地回答：是真共产党！父亲说：那好，请他替我给中共发个电报。
傅作义不让女儿用纸笔记录，而是口授两遍，让女儿背熟。电报内容大意是：我已认识到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和随蒋戡乱是完全错误的，决计将所属的约60万军队、200架飞机交中共方面指挥，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请求派南汉宸来北平商谈和平事宜。
这里所说的南汉宸，是中共华北财经办事处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首任行长。
傅冬菊将电报内容告诉王汉斌，并电转至中共中央。然而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傅作义问女儿，女儿又问王汉斌和崔月犁，但都没有得到正面答复。
原来，中共中央收到傅作义求和电报之后，毛泽东认为，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军队中，主要力量李文的四兵团（辖5个军）和石觉的九兵团（辖3个军）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傅要与中共和谈的消息一旦走漏，蒋介石就会下令中央军南撤，这样就会对正在进行的淮海战役十分不利。
鉴于此，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平津战役。面对华北战场的形势，蒋介石先后4次派人到北平劝傅作义南撤，但是傅坚持未走，并和中共方面进行了3次谈判。
第一次谈判：讨价还价
随着局势的发展，给中共的求和电没有答复，傅作义十分焦灼。12月12日，他要少将联络处处长李腾九找共产党联系。北平地下党让李炳泉以党员身份见傅作义。
中共方面要求华北的所有国民党军队，包括傅作义的嫡系都放下武器，而傅说：“我的军队可以，其他我控制不了。”
同时，傅还要求建立华北联合政府，保留自己的军队，放回困在新保安的嫡系35军到北平。
傅的这些要求均未被同意，所以这次谈判无果而终。此时的傅作义，一方面愿意谈判，同时对形势认识不足，心存侥幸，犹豫观望，对自己的实力估计过高，与中共讨价还价，不愿放下武器。
中共中央决定以打促谈。
12月22日，解放军一举歼灭新保安傅的第35军，军长郭景云兵败自毙；24日，解放军攻克张家口，消灭傅的第105军，孙兰峰率部分人员逃回绥远。几天之中，傅作义的嫡系主力丧失。
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宣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头等战犯名单，傅作义名列其中。当傅听到这个消息，气急败坏，加之自己的主力刚刚在新保安和张家口被歼，情绪十分沮丧，怎么也想不通，念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事后，傅冬菊将父亲的情况报告了中共地下组织。为了解除傅作义的顾虑，促其下决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1949年1月1日，毛泽东专门发了一个电报给平津前线指挥部，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元旦六条”。林彪派李炳泉向傅作义作传达。
这个电报中的第二条的大意是：傅作义追随蒋介石反共，我方不能不将他和阎锡山、白崇禧、胡宗南等人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他在蒋介石嫡系军队中的地位立即加强了。他可以借此机会大做文章，表示除了坚决和我们打下去再无别的出路，而实际上则与我们和谈，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太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使我们有理由赦免他。
当李炳泉把毛泽东的意思向傅作义传达之后，傅如释重负，情绪大为好转。毛泽东的这封电报又把傅作义拉到谈判桌前，于是又有了第二次谈判。
第二次谈判：心存幻想
傅作义第二次派出的和谈代表是周北峰，他是少将处处长，抗战时代表傅与中共有过多次接触，还曾去过延安。此外还有“民盟”的张东荪。
谈判在解放军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进行，林彪、罗荣桓同周、张进行了充分会谈。到1月10日，双方草签了“会谈纪要”，同时拟订了关于起义的多项条款，限傅作义14日午夜前明确答复。但是，当周北峰将“会谈纪要”交给傅作义后，傅看后叹气摇头，说“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以后便没有下文了。
实际是，此时的傅作义还以天津为倚凭，不愿放下武器，还心存幻想。地下党将了解到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于是，中央军委、平津前线司令部布置进攻天津，以打掉傅作义最后的幻想。
1月14日，毛泽东下令对天津发动总攻，经过29个小时激战，天津就落入解放军之手，13万蒋军被歼，陈长捷被俘。傅作义再一次被震撼。
第三次和谈：下了决心
天津拿下后，中央军委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傅可能投降；二是拒不投降，即武力解放北平。
1月15日，傅作义派他的副手、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作为全权代表，还有周北峰，出城和谈。这一次，他是下决心与中共合作了。解放军平津前线三统帅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邓、周进行了谈判，16日达成“和平解放北平问题协议”，和谈成功。
周恩来（左4）与傅作义（左5）
北平和平解放
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入北平城。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在和平解放北平的斗争中，中共地下党员、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刻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聂荣臻评价说：迅速准确地了解傅作义的动态及情绪变化，“对我军做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与傅作义亲切握手
2月21日，傅作义和邓宝珊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一见面，傅作义第一句话就说：“我有罪！”毛泽东说：“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掉你的！”接着毛泽东握着他的手，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历任水利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傅冬菊则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云南解放后，被分配在《云南日报》工作。一年后，调《人民日报》，一直从事记者、编辑工作，直到1995年离职休息。
二、来自大公报的相关记述
傅冬原名傅冬菊，是中国著名将领傅作义——当年北京和平解放、北京古都得以完好无损保存下来的功臣——的女儿。
傅冬是她解放前在《大公报》天津馆工作时的笔名，解放后，她一直使用这个名字，直到辞世。
力劝父亲勿打内战
在各种宣传里及史料中，关于北京和平解放，人们知道得更多的是和平解放的主要功臣——傅作义将军，对于傅冬菊的作用，人们了解得不多。
这段历史的重新发掘，得力于前几年热播中的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电视剧——《北平战与和》的编剧李汀。李汀以“信史”的要求对待史剧创作：查阅资料从头做起，严谨地研究、甄别大量史料并对傅冬菊进行采访，获得了第一手资料。
北京医院和傅冬菊在崇文门的家里，围绕北平和平解放，李汀先后二次对傅冬菊进行了长达十小时的采访，晚年的傅冬菊虽然因肾病住院，但神智清醒，她非常清晰、详细介绍了北平和平解放的事实和细节……
1946年的中国，内战全面爆发。当时，傅冬菊正在位于昆明市的西南联合大学学习，专业为英语语言文学。当年秋天就要毕业，傅冬菊给驻扎在归绥（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父亲去信，希望他不要打内战。
就在当年9月，傅作义指挥了他在内战中的经典战役大同集宁战役一一围魏救赵，攻击集宁，解除了解放军对山西大同的围困。大同集宁战役后，共产党控制的张家口失守，傅作义的部队移驻张家口。为此，傅冬菊还专门跑到张家口找父亲，当面劝说父亲不要参与内战。但打不打内战远远不足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傅作义能够左右的。
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通过北平前门大街
毛遂自荐到《大公报》应征
1946年秋天，傅冬菊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她毛遂自荐，与大公报天津报馆联系，希望能到《大公报》工作。
傅冬菊随后被大公报天津报馆录用为副刊部记者，经常到北平、天津的大学为大公报副刊约稿、编稿。在来往于北平和天津的过程中，傅冬菊多次专门去探望驻扎在张家口的父亲。
傅冬菊（右三）与同事朋友大公报天津馆前
傅冬菊的女儿晨风透露，虽然当时正爆发内战，但母亲和姥爷谈得最多的仍是希望他不要打内战。
1947年年底，解放军在各个战场节节胜利，蒋介石决定在北平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傅作义出任总司令，并迁居北平。
1948年，华北的战事已到一触即发的时刻。此时，傅冬菊决定，一定要做通父亲的工作，不打内战了。而且，父亲当时一个人在北平，没有亲人在身边，也需要人照顾。于是，傅冬菊就从天津回到父亲身边，只有送约好的副刊稿件才回天津报馆一趟。
在照顾父亲的日子里，傅冬菊经常跟父亲谈论国内形势与和平问题。同时，还经常给父亲介绍共产党的主张。她也发现父亲在读毛泽东写的《论联合政府》，其中有些感兴趣的地方还划了线。
傅作义是一个“布衣将军”，生活简朴，他参加过军阀战争，也参加过抗日战争，对民众的疾苦非常同情。在内心深处，不愿意再打内战，对这场战争的胜负也非常明了。但作为一个军人，他又不得不服从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内心非常痛苦和矛盾。
北平市民与人民解放军坦克手热情握手欢迎
1948年的中国，国民党政府贪腐盛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在战事上节节败退，已到日薄西山的境地。
傅作义素来喜欢和社会贤达交朋友，大家也一致主张不要再打内战，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不能让北平这个千年古都毁在战火里，让北平200多万民众生灵涂炭。
低调行事不提功绩
傅冬菊的女儿晨风说，在几十年的岁月里，母亲从不向人说自己的功绩，包括子女。“我们都不知逍，我姥爷和母亲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是有功劳的。”
许多介绍北平和平解放的资料，都称当时傅冬菊去做父亲傅作义的工作是受党组织的指派，并从傅作义那里收集情报传给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有人将母亲描述成潜伏在姥爷身边的特务，这是错误的。”晨风说。
母亲在世时告诉她，当时到姥爷傅作义身边照顾他，并劝说他不要打内战，并非组织指派。所做的事也是一个女儿对父亲的爱，和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对民众的关怀。
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军纪严明、军容整齐 受到北平市民称赞
晨风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母亲在山西太原上小学，姥爷在外地带兵，姥姥只好带着孩子们回山西万荣县老家避难，费尽辛劳到了老家，日本军人又打过来了，又和大家向南方逃难。后来，因为姥爷的关系坐上了南下避难的专用车，这才到达临时首都重庆，这段经历对母亲影响很大。
负责传递和谈信息
李汀也证实，自己在采访博冬菊时，傅冬菊特意强调，她当时到父亲身边去做工作是自愿的，要劝父亲不打内战，多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当然，后来与组织联系上后，组织是赞成她这样做。此外，她没有收集所谓的军事情报。
即使傅冬菊真有收集情报的想法也不可能实现，一是傅冬菊虽然她可以进入作战室，但自己并不懂军事；二是傅作义的生活和工作是严格分开的，也避免女儿接触到军事秘密，这一点在傅作义部队起义高官的回忆录里也有提及。
“母亲说，她不希望姥爷打内战，但作为女儿，她也不希望姥爷受到伤害，因此，她不可能去收集情报，让姥爷面临危险的。”晨风说，“她主要做的工作是照顾姥爷，劝说他选择和谈，并负责向两边及时传递和谈的信息。”
代父发首封谈和密电
1948年10月30日，傅作义最终下定和谈决心，对他的“心腹”——剿总副秘书长、政工处长王克俊提出要和共产党进行和谈。当时，获得辽沈战役胜利的东北解放军尚未入关，对北平、天津形成包围。
当晚，他向王克俊谈了战争前途、人心向背，以及抗日战争和内战的不同等，最终的结论是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眼下必须当机立断，脱离国民党，与共产党开始谈判。
当时，在傅作义的部队里，密布着军统、中统的特务，如何把和谈的意向传递给共产党成为问题。傅作义想到了女儿傅冬菊，一来最可靠，二来经常给他谈论共产党的事，称有共产党的朋友。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过正阳门的情况
傅作义之后问女儿是否有共产党的朋友，在得到傅冬菊肯定的回答后，又详细询问认识的是毛泽东的人，还是聂荣臻的人。
11月7日，傅作义让傅冬菊向共产党发出了第一封和谈密电，内容主要是阐明不愿意再打内战，希望中共派代表到北平进行和谈，并吿诉对方自己能控制的陆、空军的数量等。
对这个日子，傅冬菊记忆非常肯定，她说是父亲从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回到北平的第二天。
但是，和谈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第一份密电发出后，并未得到中共方面的回应。
陪伴父亲加速停战和谈决心
当时，中共方面为保护北平古都和民众生命也正在谋划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但接到傅作义的和谈密电后，中共对和谈存有怀疑：就在10月底，傅作义还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派军偷袭石家庄和中共首脑驻地西柏坡，现在是真心谈和，还是采取的缓兵之计，中共制定了以打促和的方针；同时，中共也不能接受傅作义以军事政治实力为资本，提出的谈判条件。
另外，中共方面认为，当时，华北近60万军队中，傅作义的嫡系只有20多万，另30多万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必须将这些部队围困，打击了实力方能实现真的和平。
人民解放军骑兵部队通过前门大街
在和谈的过程中，傅作义也出现反复，内心特别焦虑、煎熬，一度出现战死也要忠于职守的战的思想。
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傅冬菊一直陪在父亲的身边，做父亲的思想工作，促使父亲早下停战和谈的决心。
1948年12月份开始，中共和傅作义先后进行了三轮谈判，又在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等地打了几场很激烈的仗，傅作义都失败了。
1949年1月21日，经过反复谈判，国民党华北剿总和共产党平津前线指挥部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北平和平达成圆满结果。
压下一封信改变北京古都命运
就在和平协议签署后军队陆续开出城的阶段，出现了一次可能逆转北京城命运的险情，若不是傅冬菊机智应对，也许北京城还会再起烽火。这件事很少被人提起。
双方签署和平协议后，1月25日，华北剿总谈判代表邓宝珊与中共代表苏静去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准备把林彪、罗荣桓的一封“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致傅作义的公函（最后通牒）”，转交傅作义。
公函的内容是毛泽东起草的，措词极为激烈、严厉。公函称：“……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
邓宝珊觉得措辞过于激烈，直接交给傅作义可能会对北平和平解放产生不利影响，就没有把信直接交给傅作义，而是给了傅冬菊。
傅冬菊看了信后也吃了一惊，以她对父亲的了解，如果看到这封信，北京的和平解放将生变量：但她又不能欺骗父亲，经过考虑，将信压到了父亲办公桌上文件的最下面，暂时不让他看到。
就在1949年2月1日，解放军入城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发表了这封信。
此后，傅冬菊把信交给了父亲。
晨风回忆：“姥爷当时非常生气和激动，还痛责了母亲，说她不该压下这封信。”
晨风回忆，母亲曾表示，她早深知傅作义“士可杀，不可辱”的性格，若当时把这封信交给了他，也许会再打起来，古都和民众免战的愿望能否实现可就真不敢想象。
对于这一细节，在记述北京和平解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史料中，鲜有提及。而仅凭这一点，傅冬菊就称得上是对挽救北京古都作出了贡献的一位功臣。
三、晚年
傅冬菊
又名傅冬，1924年出生，山西荣河人，是傅作义与第一位夫人张金强的大女儿。1942年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于1945年12月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1946年秋，傅冬菊到天津《大公报》工作，负责编辑《时代青年》和《妇女生活》两个副刊。不久，经王汉斌、李定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晚年傅冬菊
后来我发现了，看来问题不在于让她谈谈自己，而在于她在晚年不断地回顾自己的一生，对父亲傅作义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超越了她早年的看法，她要换一种表达方式来描述自己的父亲了。
1999年春，傅冬老师的额角动了一个手术，久久未能愈合，这段时间我去看过她几回。她住在北京离崇文门不远的一幢塔楼里。我们谈起青年人看问题常常很急切，常常希望一看到问题就希望尽快加以解决。傅冬谈兴突起，就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
她说，当年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炮声很清晰了，父亲傅作义还在和与战之间举棋不定，思想斗争极为矛盾和激烈。“那时我那个急呀，心想你怎么还不下决心停止战斗去和谈呀！可是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再说还是那些话了，你怎么那么顽固呀？”
后来，傅冬说，特别是自己也步入晚年，静下来设身处地从父亲所处的具体环境出发细细思量，才渐渐意识到，作为一个在旧时代战场上拼杀出来的将军，要他在大决战的关头放下武器，将手下的几十万大军交出去改编，实在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何况我的父亲打过许多仗，还擅长于守城呢！”后来困守北平的父亲也向她说起：“我不是不会打仗，手下毕竟还有20万大军呢，要打就是一场血战。但是打起来会有什么结果？北平人会有多大伤亡？故宫还保得住吗？我反复想的就是这个。”
最终，傅作义将军选择了谈判停战，城中20万军队接受解放军改编，换来古都北平的和平解放，实现了政权的和平交接。傅冬老师对我说：“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我去故宫参观，看到像潮水一样的人走进了故宫，在故宫里感受到中国历史的悠久。我突然想到了父亲，突然想到故宫有今天这个样子，和我的父亲太有关系了。我感到我的父亲是了不起的，他作出了艰难的但是正确的决定，为了这个决定他把全部家底都抛弃了。一个人能有这样的父亲不是很好吗？”
傅冬老师在这时又加了一句：“可是我在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想的。”
解放战争中，女儿站在父亲的对立面
童年的傅冬（那时名叫傅冬菊）对父亲很有意见，主要是从生身母亲的婚姻生发开来的。
傅冬的母亲张金强和傅作义都是山西荣河县（今山西临猗县）人，他们的结合大概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果，那个时代婚姻大抵如此。张金强随夫婿入住太原，生下了冬菊和她的弟妹。
20世纪20年代末，傅作义升任天津警备司令，在那里结识年轻的刘芸生，于是又结了一次婚，并和这位妻子长久地生活在一起，感情十分融洽。在旧时代，达官贵人、将校之家出现这样的婚姻结构，应该说不算特别。但张金强却是一位受了新思潮影响的女性，对丈夫新的婚姻选择非常不满。这样的不满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傅作义和张金强之间的感情。虽然傅作义将军保持与张金强的结发妻子名分不变，但毕竟不经常生活在一起，张金强必须承担起独立抚养子女的义务。
在抗日战争洪流中长大的傅冬投身到进步学生运动中，接受了中共主张。抗战初期，她在重庆的南开中学（由天津迁来）上学，经常和进步同学在节假日来到中共创办的新华日报社，与中共南方局青年组负责人刘光、朱语今联系。
抗战后期，傅冬考入昆明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恰好和联大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王汉斌（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班，即由其介绍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民青”。在西南联大，她认识了华侨青年周毅之。
其间，她对父亲傅作义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她认为父亲坚持绥远抗战，称得上一代名将；另一方面，她对父亲生分了母亲不满意，而且激进地认为，父亲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是反对人民的。不过，父亲生活朴素，保持了农民本色，打仗身先士卒，这是与腐败官僚不同的地方，他身上有好的一面。
在傅作义看来，傅冬是自己的长女，是子女中有思想有见解的一个，对她是多看重一分的。傅冬性格开朗，也敢于和父亲争辩。在解放战争中，父亲与聂荣臻所部征战于华北战场，傅冬认为父亲的两重性愈加暴露出来，她的思想上也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交战的双方，一方是自己的父亲，一方却是自己阵营中的战场统帅。这种矛盾与焦灼，别人是感受不到的。
在生活的道路上，傅冬不愿意事事都听从父亲的安排。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到重庆参加会议，特意将傅冬从昆明西南联大接来，共同生活了一个星期。傅作义为女儿的成长而高兴，觉得女儿即将大学毕业，希望她毕业后去美国深造。傅冬不愿意，她要留在国内，亲身参加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斗争，在战斗中成长。
后来还有一个说法，抗战后傅冬到天津《大公报》当编辑，父亲委托胡适帮忙，为她办理了护照，还是希望她去美国读书，傅冬仍未答应。这一点，我没有听傅冬本人说起过。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返回平津，结束历史使命。王汉斌随校“复员”来到北平，是中共在北平地区领导学生运动的“南系”领导人之一。到北平后，王汉斌已经毕业，通过傅冬介绍，到《平明日报》当编辑。傅冬本人则去了天津《大公报》担任文艺版编辑。
1948年秋，辽沈战役结束，解放军即将入关进行平津战役。为了做国民党北平守军统帅傅作义将军的工作，王汉斌即作出安排，由天津“南系”地下党发展傅冬和周毅之入党。王汉斌还亲自为周毅之主持了入党宣誓仪式。
随即，北平的中共“南系”“北系”合并为中共北平学委，佘涤清任书记，杨伯箴、崔月犁、王汉斌为委员，下设的大学委员会由王汉斌任书记。
王汉斌随即将傅冬、周毅之从天津调到北平。他当面向傅冬布置任务，去做父亲傅作义将军的工作，推动他与中共谈判，和平解放平津。
为了和平解放平津，傅冬义无反顾地来到了父亲身边。她的任务就是两个“帮助”：一是帮助拯救平津数百万人民，使他们免于战火，保护古都北平的文化古迹；二是帮助说服自己的父亲，使他站到人民的一方来。
面对父亲，傅冬做了许多工作。她经常给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王汉斌、崔月犁报送情况，使解放军平津战场统帅对对方统帅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连情绪的变化都能及时知晓。这在世界战争情报史上都是罕见的。对于北平的和平解放，傅冬作出了重大贡献。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她产生了离开父亲的想法。1949年3月，她回到了天津《大公报》 （此时已改称《进步日报》）继续当编辑。
告别父亲，傅冬随一支编辑队伍远征云南
1949年8月，为进行解放大西南的战役，二野总部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北平市委抽调一些新闻干部，随军进入云南，在那里创办云南省委机关报《云南日报》。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北平市委决定停办市委机关报《北平解放报》，而该报编辑队伍，正是从人民日报社成建制转来的，由原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袁勃担任总编辑。现在，就由他率领这支队伍远征云南。
周毅之协助傅冬做傅作义的工作，在北平解放后转入《人民日报·北平版》当编辑，后来转入《北平解放报》，因此也在远征云南的队伍中。当时傅冬和周毅之的恋爱关系早已确定，闻讯即要求一起南征。傅冬的请求马上被批准了。
其实，这段时期正是傅作义最希望傅冬留在自己身边的时候，但他知道自己拦不住女儿。或许他向中共负责统战工作的李维汉表露了自己的心情，于是李维汉特意关照下来，要傅冬到北平和父亲住些日子。傅冬服从组织调遣，在父亲那里住了9天，然后就挥手南下了。
晚年的傅冬对父亲有了更多的理解，觉得当年自己没有给予父亲更多的慰藉，心中有了不安。然而岁月已经远去，往事皆成追忆。她常常怀念父亲。
袁勃率领的这支编辑队伍，先到南京加入“西南服务团”，随后随二野进军云南。这对傅冬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从小到大，她毕竟都是在宽裕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当时受交通所限，从长沙开始，傅冬一路随军步行，靠双脚走进了昆明。1950年1月，新的《云南日报》创刊，傅冬成为第一批编辑部成员。
回到北京，作为一个记者看望父亲
1950年春，中国开始大规模援助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抗法独立战争，越南的一个正规师308师和两个独立团万余人进入云南南部，接受解放军整训和换装。这项工作，由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亲自负责。1950年7月，陈赓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秘密进入越南，协助组织和指挥边界战役。
要去越南了，陈赓身边急需越南语翻译。周毅之是越南华侨，从小在越南长大，说一口流利的越南语，而且是大学毕业生。他立即被选拔出来，担任陈赓的主要翻译，与越军将领沟通。
周毅之跟随陈赓秘密入越，陈赓协助越方组织的边界战役大获全胜。周毅之的工作也深得陈赓赞扬。
1951年3月，陈赓调任志愿军副司令员赴朝鲜战场。陈赓了解到周毅之的英语也相当流利，命其随行。此时，周毅之、傅冬已经成婚，傅冬也就一起来到北京，准备同赴朝鲜战场。
途经北京的时候，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和副部长帅孟奇请陈赓吃饭。席间，陈赓谈到傅作义将军女儿傅冬、女婿周毅之将同赴战场。安子文、帅孟奇马上对陈赓说，此事可以再考虑一下。
安子文对陈赓说，朝鲜战场与别处不同，美军有制空权，飞机说来就来，因此就没有前线后方之分，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就是在志愿军总部牺牲的。这是一个教训。新中国成立以后，傅作义将军工作得很好，是有功之臣。对他的家庭，要有更周全的考虑。安子文建议将周、傅留在北京，亦不再返回云南。
陈赓一听，马上明白了其中的意义，当即表示，周、傅留北京工作甚好，于是马上把他们的关系转到了中组部。
经过征求本人意见，周毅之去了中联部，傅冬来到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后来曾调文艺部工作。就这样，傅冬和父亲傅作义又相聚在北京了。
晚年，傅冬总想为父亲写些什么
在北京，周毅之、傅冬有自己的小宿舍，但孩子降生后，住房就显得相当拥挤。这时，傅冬的母亲张金强也来到北京定居，傅作义将军为她在北京买下一套房子。傅冬生下第一个孩子以后，为便于照料，曾短暂地搬到母亲那里居住。
对父亲那边，逢年过节傅冬都过去看望，但是平日里来往较少。傅冬曾说她在父亲面前“警惕性很高”，使得父亲总觉得女儿在开导他，所以父女见面时说话不多。
其间，傅冬的弟弟傅瑞元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妹妹傅自奋从北京大学医学系毕业，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和父亲来往也不多。
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将军担任过水利部部长一职，此后逐渐脱离具体的工作。他在“文革”中病逝。
1982年，傅冬从人民日报社被借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对外职务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编辑部副主任，以较多精力从事统战工作。1995年，傅冬办理离休手续后回到人民日报社，被编入记者部离休人员序列。
晚年，傅冬总想为父亲写些什么，这个念头涌上来又放下，是自己执笔，还是请一位满意的作者写，始终没有决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一旦打算要为父亲写些什么的时候，傅冬就会觉得对父亲的认识很不够，慨叹自己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太短，而且有不少歉疚。只是这一点已经永远无法弥补了。
傅冬晚年得到了很好的医疗照顾，2007年，她在北京医院辞世，享年8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