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周，读了闻名已久的《置身事内》，又顺带读了《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

对政府、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权力的博弈运作、体制机制创新等有了更深理解。

这两本书都是讲国家治理和政府运转机制，一个宏观视角，一个基层视角。

本来想把两本书的读后感合二为一，发现篇幅太长，还是分开写吧。

今天先跟大家分享读《置身事内》的收获。 

政府置身事内谋发展，我则以局外人视角，观察分析政府的行事逻辑、权力的运转分配博弈逻辑。

体制特点

我国政府体制特点：

央地关系——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

党和政府：党对政府绝对领导，党负责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政府负责执行；

条块分割，多重领导：政治体系层层复制，这种从上到下的部门垂直关系被称为条条，而横向的以行政区划为界的政府称为块块。

条条关系主要是业务关系，块块关系是领导关系，地方部门往往要接受条条和块块的双重领导。

上级领导和协调：界限不明之处，跨部门跨地区事务，需要上级来领导和协调。

资源分析

很多人一说起政府，就是分蛋糕的，就是西方所谓政府是“必要的恶”。

因此舆论场中，也总是对政府插手经济、国进民退，充满了排斥和警惕。

但我国政府不但影响蛋糕分配，也参与蛋糕的生产。

历史上，我们是农耕民族，民众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搞常平仓，搞转移支付，提供和平安稳的生存发展环境。

西方则是海洋、商业民族，民众尤其是精英，对政府充满警惕，生怕政府权力大，会限制威胁自己的利益。

因此我们有需要政府参与蛋糕生产的民意基础和传统惯性。

同时，我们的政府掌握着巨大的国有资源，如土地、矿产、河流等。

通过经营这些资源，既为社会提供了廉价稳定的水电气通信等基础设施，也为政府的各项开支、建设和投资提供财源。

因此政府不但分蛋糕，也在做大蛋糕。

而且，政府及其各类附属机构，如国企、事业单位、银行等，也深度参与大多数生产和分配活动。

其实其他国家政府也会想办法做大蛋糕，只是他们手里资源没有我们多，

因此会通过其他手段做大蛋糕，比如老美的长臂管辖，欧洲的殖民掠夺，以及到处搞颜色革命、挑起动乱战争，自己好坐收渔利，收割资产。

如果脱离了这种现实，直接套用西方有限政府的逻辑，就容易在分析中国问题时产生扭曲和误解。

不能脱离政府来谈经济，这是理解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

同样，不能离开党来谈政治，这是理解中国政治的基本出发点。

同时，分蛋糕跟做大蛋糕是相辅相成，不是孤立甚至对立的。

政府能分好蛋糕，让生产要素迸发活力，优化配置，自然就有助于做大蛋糕。

蛋糕分不好，就没有人有动力去做大蛋糕，最终陷入内耗争抢，蛋糕只会越来越小。

我们历来是无限责任政府，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因此政府要多做事，天然有为百姓兜底谋福利的义务。

西方过去是封建制，领主的领主不是我的领主，顶层不必管底层生活，只要中间阶层平时交钱，打仗交人即可。

如今是有限责任政府，即使玩崩了，大不了鞠躬下台，解散重选，因此不会像父母一样，事无巨细都想包办照顾。

两种模式，各有优劣利弊，各有各的民意土壤和历史渊源，可以相互借鉴学习，但不可照搬，否则就会南橘北枳，东施效颦，邯郸学步。

要理解政府治理和运作的模式，首先要了解权力和资源，在政府体系中的分布规则，既包括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纵向分布，也包括同级政府间的横向分布。

我国的权力资源是条块分割，多重领导，打散在各个部门和组织里，相互制衡影响，并由中央最终定于一，所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

省市的地理区划，也是山川形便、犬牙交错，看似不是最高效，但却有利于稳定统一。

就像投资一样，不能只求赚得多，还要力保亏得少，才能得到长期稳定的复利。

国家的各项机构设置也是如此，牺牲一部分效率，增加冗余，确保稳定和制衡，从而行稳致远，收获长治久安的复利。

经济发展要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我国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在经济起步阶段能利用的资源，主要就是人力和土地。

因此过去几十年的很多重大改革，都是盘活这两项资源，提高其使用效率。

利益分析

中央与地方，省市与乡镇，党委与政府，部门与地方等各种权力实体之间，都充满了博弈，都在不断寻找最有利于自己需要的边际收益成本的平衡点。

权力受信息、钱、收益成本的限制，就像一个帝国一样，总有其适合的边界，不可能无止境扩张。

分析清楚其中各方的利益，信息流、金钱流、收益成本的分配流，

才能搞清楚看不见的博弈过程和逻辑，理解看得见的博弈结果。

各个权力实体之间的事权划分三原则：外部性和受益范围原则，信息复杂性原则，激励相容原则。

外部性和受益范围原则，决定了很多事情要属地管理，谁受益受损，谁负责。

信息复杂性原则：

上级名义上拥有最终决定权和权威，但在一些信息复杂，不易处理的地方，下级实际上自主性很大，拥有实际权威。

维护这两者权威的平衡，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关键。

若下级有明显的信息优势，且承担主要后果，那就该自主决策。

如果上级虽没有信息优势，但决策的后果对上级很重要，上级就可能多干预。

信息优势是权力运作的关键要素，下级通常有信息优势，所以如果下级想办某件事，只要上级不明确反对，一般都能办。

即使上级反对，也可以变通着办，所谓县官不如县管。

如果下级不想办某事，就可以拖一拖，或干脆把皮球踢给上级，频繁请示，

让上级来面对决策的困难和风险，最终就可能不了了之。

由于下级有信息优势，因此可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形式主义对抗上级的官僚主义。

激励相容，就是一方想做想推动的事，另一方有意愿也有能力去做。

政府内部，不仅要求上下级之间激励相融，也要求工作目标，与官员自身利益之间激励相融。

但这个往往做不到，不但政府做不到，任何组织都做不到。

或者只有在短暂的特殊时期，可以做到上下同欲、家国同心，

因此大多数时间，都只能尽力找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很多事情，从利益博弈分析，很多看似不合理的事情，就知道其中逻辑了。

比如，为什么工业用地便宜，住宅用地贵？

因为工业企业可以落地的地方很多，所以在招商引资竞争中，地方政府很难抬高地价。

而商住用地主要服务本地居民，地方政府垄断力量更强，更容易抬高地价。

所以地方政府用住宅房地产的税收，来改善基础设施，补贴工业，再以工业创造的税收、就业等，增加政府和居民收入。

收入多了，又可以建设城市，繁荣经济，推高房价，再次循环，直到边际收益递减，难以为继。

力不会凭空消失，能量不会凭空产生。

地产一旦不景气，税收少了，就要从其他方面多收钱，这个循环才能维持运转，这也是非税收入增加、远洋捕捞增加的原因。

婴儿饿了，尚且哇哇大哭，哄不住，何况人和组织呢？

为了生存发展，生命总会为自己找到出路。

比如，分税制之后，地方逐渐钱少事多，又需要发展，领导也需要进步，怎么办呢？

就有了房地产和土地财政的兴起，通过土地，将过去的出去，现在的收入，未来的前途，通通汇聚封存在土地上，

使其价值暴增，抵押给银行，拿出钱来，从而支撑起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大投资。

经济发展的奥秘之一，正是把有形资产转化为抽象资本，从而聚合跨越空间和时间的资源。

比如，为什么企业破产难？

一方面债权银行不愿走破产程序，因为会暴露不良贷款，无法掩盖风险。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不愿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走破产程序，否则职工安置和民间借贷等一系列矛盾会公开化。

比如，为什么大A股票退市难，处罚力度小？

因为上市公司大都是地方的支柱产业，百万漕工衣食所系，

怎么可能因为一点造假犯错，就引颈就戮大出血，只为了给那些远在天边的小股东一个公平？

别说大A设立的初心不是为此，即使是上面为了让广大小股东分享国家和企业成长红利，给了村里尚方宝剑，村里也砍不下去、砍不动。

只有当我们的财富像老美一样，七成是金融资产，上下利益所系，上面才会转变思路，加大打击和保护力度，

否则就还是老乡别走，小步迭代改进罢了。

比如，为什么政府更重投资和生产？

地方政府青睐制造业，因为投资规模大，对GDP增加更为明显，而且能带动大量低端就业和服务业。

绝大多数税收，征收自企业，且多在生产环节征收，因此地方政府重视企业而相对轻视民生，重视生产而相对轻视消费。

哪怕如增值税等最终由消费者买单，但因为主要在生产环节征收，所以地方政府更关心企业所在地，而不是消费者所在地。

还有就是，投资和生产，从钱、地、审批、监管等，都需要经过具体经办人的手和笔，这里面利益大了去了。

钱用到消费民生上，

经办人能揩的油就少了。

比如，官员或政府间的竞争，与市场经济竞争的不同点在于：

一是缺乏真正的淘汰机制，投资失败，经济低迷，并不需要官员个人承担损失。

二是绝大多数市场竞争是正和博弈，有合作共赢，共同做大蛋糕的可能。

但是官员晋升是零和博弈，竞争位置有限，所以在地区经济竞争中，会产生地方保护主义，甚至以邻为壑。

三是市场与公司间的竞争，一般是长期竞争，延续性很强。

但地方官员任期有限，

必须在任期内干出政绩。

因此会刺激大干快上的投资冲动，不惜忽略长期风险和债务负担。

这就可以解释很多地方政府大干快上的底层逻辑，以及很多长期工程必须由中央统筹推进的原因。

中央如长期价投，可以在市场低谷中默默买入，忍受浮亏，等待时间的复利花开。

地方如短期高手，要在三两年内高抛低吸，快速把业绩做上去，

甚至可以追涨杀跌赌一把，赌对了一战成名，赌错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金钱分析

要理解政府行为，必须了解财税，因为办事就要花钱，忠诚也要赎买。

财税有隐形有显性。

从汉武帝时代源远流长的盐铁专营、国营经济、国家发行纸币等，是隐形的财税收入。

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94年分税制改革等，是显性的财税收入变革。

前者像增值税，无痛拔鹅毛，所以历来没有多少阻碍，甚至很多人挤破头进来要分杯羹。

后者像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一拔就痛，所以阻力大，很难改。

但凡能改成的，都是历史上响当当的猛人高人。

改革必须考虑到利益相关人和权力持有人的利益，既要提高经济效率，也要保证做决策的人或权力主体的利益不受巨大损害，否则政策就难以推行。

权力的运行，如同大河向东流，虽然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上面有权威和大义，但如果下面阻力太大，

强如黄河之水天上来，也不得不九曲十八弯，跟沿途的山川河岳进行勾兑博弈，才能最终入海。

王安石的变法，就是性格刚硬的拗相公，跟其他利益群体勾兑博弈太少。

凭借手中权力，硬推改革的结果，就是中层添堵使坏，底层把经念歪。

最终改革虽有一定成效，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还造成了后面新旧两党的无休止党争内耗。

94年分税制改革，则是央地分别谈判，尊重各省诉求，相互妥协，最终各得其宜。

上面如果怕下面阻碍和执行不到位，就会层层加码，以确保取法乎上，得乎其中，马到成功。

但层层加码加重了基层负担，当基层负担不起时，为了自保卸责，就只能层层掺水，水到渠成，糊弄应付。

钱从哪里来，钱往哪里去，钱通过何种方式，流进了谁的腰包？

看政府行为，看企业的商业模式，看个人和家庭的现状未来，都可以从钱的角度来分析。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万万不能。

分析问题，光看钱是不够的，但不看钱肯定会看错看偏。

后世文人都羡慕，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宁静。

却没看到他“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殷实身家。

只羡慕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铮铮傲骨，没看到人家有族荫庇佑，想当县令就出来当县令，收获一茬公家分给县令的庄稼，立马撂挑子回家的士族傲气。

没有陶渊明的命，不要得陶渊明的病。

没有陶渊明的出身家底，不要学陶渊明的洒脱不羁。

不管军事、政治、感情、文学，都要去看看背后的钱，才能明白各方的约束条件，和行为逻辑。

卫青霍去病横扫匈奴的背后，是举国财力的支持，是划时代的盐铁专营、币值改革、告缗令等带来的雄厚金钱支持。

看不懂看不到钱的流向，很多分析就会分析个寂寞，纸上谈兵抓不到要点。

因果分析

市场经济与法制民主环境，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有效的政府管制和法制环境，需要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以及民众有足够的认知、需求和承担能力。

这是经济和政治整体发展的结果，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些国家照搬老美的民主法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最终搞得一团糟，就是没搞清因果。

经济水平不到，市场主体和民众能力不到，给他成熟的法制民主，恰恰是在害他。

好比给一个小孩穿大人的衣服和鞋子，给他一把宝刀，他只会各种生活不便，砍伤自己。

要像蛇蜕皮一样，身子长到一定尺寸，才褪去旧皮，换上新皮接着长，如此循序渐进循环往复，才能长成大蛇。

正如文中所说，落后的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他们缺少先进国家完善的市场和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

这是经济发展所需要达到的目标，很难说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对于落后国家而言，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找到其他可行的动员和调配资源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

并在增长过程中，获得更多资源和时间，去实现建设完善市场经济。

落后国家在推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采用的组织和动员资源的方式，必定与先进国家不同。

很多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处于落后的时候，也都经历过政府主导资源调配、举国体制的阶段。

所以，要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勇敢走自己的路，别被西方忽悠瘸了。

这种自信，既源于理论，也源于中外历史的实践证明。

他们想过河拆桥，让后来者过不了河，我们就要摸着他们拆下的石头，再搭起一座新的石桥过河。

冗余分析

在社会变革中，人们需要时间调整和适应，技术和时代变化的快慢，对身处其中的人而言，感受天长地别。

一个稳定持续的改革过程，必须为相关利益群体的缓冲和适应留足时间和资源。

如果单纯从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出发，认识经济效率，

那么这些缓冲机制，无论是社会自发建立还是政府有意设计，都会被解读为政策扭曲或资产错配，因为其未能实现提高效率所要求的最优资源配置。

但这种最优资源配置的实现，需要很长时间的磨合和冲突，激进改革，多半欲速不达，以社会动乱收场。

因为人不是无害、没有反抗能力的小白兔。

当年美国的工人会捣毁机器，失业的人群会冲击白宫，如今红脖子会冲击国会，会把川普一再选上台。

生产力要发展，但不能唯生产力论，不能只顾着生产效率产出，也要注意随着生产关系变化，扶助受损的那些人，

否则就会迎来反噬。

包括政府机构中，有一些机构看似多余，交给外包也许效率更高。

但实则未必，即使真的更好，也要做好这些人的安置或转岗工作。

公务员的终身制、低淘汰率，

使单位一把手，不能像企业老板那样，随意清退收拾手下的人，

看似给了一些尸位素餐的人生存空间，以及一些故意捣乱的人发挥空间，影响了工作效率。

但如果不容许这些人的存在，让公务员变成瓷饭碗，想开除就开除，

那所有员工就只能像推特的员工面对马斯克一样，唯命是从，战战兢兢，

干好事的效率是高了，干坏事的效率也高了，上面也指挥不动了。

军队、政府都是双首长制、两套班子，一些部门彼此职能有重叠交叉，容易九龙治水，为什么不改呢？

背后是有原因的，因为改了，提高的效率，得到的当下收益，相比造成的损失，未来可能酿成的灾祸，要小得多。

因此，看到一些企业和组织的冗余和低效，要去看它的由来，它的利弊，它的作用，再做判断。

对已经弊大于利，跟不上时代变革的东西，可以改，但也要注意节奏和手法。

要有同理心、同情心，

今天他是改革的代价，明天就可能轮到你，今天他跟不上时代发展，明天也可能是你。

所以不要

动不动喊打喊杀，

优化这个，淘汰那个。

每个人，都曾经年轻时髦过，但每个人都会变老落伍。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刘邦的分封制，解决的是他那一代，巩固刘姓江山的任务。

通过刘姓王族诸侯国的力量，震慑中央的野心家，防止改朝换代。

后面吕后掌权，吕家权倾朝野时，这一安排就起到了作用。

刘姓诸侯王与朝中的刘姓子弟和大臣里应外合，诛灭诸吕，迎来了文景之治。

等到江山稳固，诸侯王尾大不掉，成为汉帝国发展阻碍时，再由汉景帝解决七王之乱的问题。

时代在前进，各种力量此消彼长，一代人有一代人要解决的棘手问题，没有行之百代而皆准的政策。

站在汉景帝的角度，不能抱怨当年刘邦的分封制不对，威胁了自己的统治。

如果不是分封制，未必能轮到他现在当皇帝，接手这个摊子。

因此他只能老老实实硬着头皮，解决眼前的问题，平定七王之乱为今后发展铺平道路。

凯恩斯说，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

看似不负责任，实则有其智慧所在。

眼前这关都过不去，也就没有将来可言了。

将来的事，将来再说。

将来的人，看到前人埋的雷，挖的坑，也别抱怨。

新官要理旧账，

解决好当下问题，更上一层楼。

如有余力，

尽可能为子孙后人留点余荫，

拔点钉子，少埋点雷，也就够了。

比如，过去我们是生产型政府，这符合过去的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

但以后我们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一是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吸纳不了更多就业。

产业链标准化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大多数操作工序由机器完成。

比较高端的制造业，资本密集度、智力密集度提高，

自动化生产车间里没有几个工人，一个万亿市值的高科技企业也不需要太多员工。

虽然工程师红利代替了人口红利在崛起，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对低端的智力岗位也在进行替代。

所以将来要解决就业和提高收入，必须依靠服务业的大发展。

二是相比重规模、标准化的工业生产，服务业规模通常较小，而且灵活多变，要满足各种非标准化本地化的需求。

在这种行业中，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投资和决策机制没有多大的优势。

三是投资型与服务性的区别，并非泾渭分明。

服务性政府，实际上就是投资于人的政府，服务业的核心是人力资本.

政府加大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也就是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再比如，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经济发展的核心是提高生产力。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提高生产率的关键是不断探索和创新，利用自由竞争和价格机制有利于不断试错和筛选胜者。

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提高生产力的关键，不是探索未知和创新，而是学习已知的技术和管理模式，

将更多资源尽快组织和投入到学习过程中，以提高学习效率。

这种组织学习模式，和探索创新模式，所需要的资源配置方式并不一样。

后发国家虽然有模仿学习先进国家技术的后发优势，但当后发国家逐渐追上发达国家时，

旧有的模式，若不能成功转型为探索创新模式，就可能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后发优势就可能变成后发劣势。

我国当前就已经面临这个转型，很多地方我们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要从教育、舆论、意识形态、法制、市场、金融、科技创新机制体制等各方面做出转变调整，以适应转型需要，避免后发劣势。

尾声

无论过去、现在、将来，我们都会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

光盯着眼前的问题、危机和对手，你就会焦虑迷茫悲观。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罗马埃及已成过眼烟云，日不落帝国已日落西山四分五裂，立国200多年的美利坚已扩张繁荣到极限，将来能否扛过历史周期律还未可知。

上下五千年的冲突、改革、战乱、统一、融合的国家治理实践探索，

广土巨族、开放包容、一脉相承的文化融合和传承，

历代仁人志士用智慧和血泪添砖加瓦塑造的民族精神气质，

连100年前的王屋太行都搬走了，又怎么可能被眼前魁父这样的小土山拦住呢？

只要你把眼光放长远 ，穿越上下五千年，到历史长河和民族文化精神的血脉中，去感悟传承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屹立不倒的深层力量和智慧，

你就会像我和兰小欢教授一样，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乐观：

“我的乐观并不需要这些头头是道的逻辑支撑，它就是一种朴素的信念：

相信中国会更好。

这个信念不是源于学术训练，而是源于司马迁、杜甫、苏轼，源于“一条大河波浪宽”，源于对中国人勤奋实干的钦佩。

它影响了我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处理信息的方式，我接受这种局限性，没有改变的打算。”

面对大山拦路，小资抱怨绝望，智叟失望想润，愚公埋头苦干，赤子踊跃相助。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

在我们面前发抖吧，

让他们去说我们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

中国人民的

不屈不挠的努力，

必将稳步的

达到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