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一名英俊青年从法国巴黎学成归国，受组织之托，前往广州领导工人运动。
在广州生活的两年多时间，他组建军队攻打军阀、为工人农民争取权利，还在这里完成了终身大事。并且在此后三十多年间，不断用自己的力量，带领广州走得更好更远——他就是周恩来。
我们重走了一遍周恩来在广州生活过的6个地方，还原了周总理的广州生活。
1925年8月，一艘从上海来的游轮，停泊在广州码头。
码头上的来客是一名身着白衫黑裙的女孩，她拿着一封信，来赴一场婚约，并开始一份新事业。
这个女孩就是邓颖超。
这是自周总理旅欧，两人阔别五年之后的第一次重逢。他们在远渡重洋的信件中确定了情谊，并决定携手共度革命人生。
而当时的周总理正忙着指挥省港大罢工，只得把接新娘的任务交给秘书陈赓，给了张邓颖超的一寸照，来到码头上寻人。
原以为周恩来会在码头上等待的她，却左右等不到人。好在她知道周恩来在文德里的寓所，于是喊了辆人力车，直奔文德楼而去。
文德楼3号二楼，是他为她准备的新婚居所。
一张书桌、一个藤编书架、几把藤椅、一张双人木床、一个玻璃门衣柜、浅色的家具。虽简单，但是朴素淡雅。
窗台上还摆着两盆盛开的鲜花，都是早晨特意让人买来的，只因周恩来记得，「小超最喜爱鲜花」。
看到这一切的她，内心的不悦瞬间烟消云散。
隔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国民党右派开始反共，文德楼的寓所暴露。
于是周恩来两口子迁移到三百米开外万福路190号的南华银行二楼，在这里居住、办公。
当时，南华银行二楼中间是一个大厅。
入门右边，有周总理办公用的桌椅；而西边的房子则是两人的住所，摆着一张西式的双人床和一些行李杂物。
二十多年后，周恩来在路过文德楼的时候，触景生情，提笔写信给当时在北京养病的邓颖超。
「昨天车过广卫路，发现了广卫楼（即文德楼），不能不引起回忆。明天拟再过万福路，看看南华银行大楼在否？」
如今的文德楼尚有居民居住，而万福路190号重新修葺后，里头的摆设都精心打理过，虽是旧物但却一尘不染。
这段两人怀念一生的时光，也被如今的广州人民珍视着。
新婚伊始，他们在太平馆西餐厅摆了两桌简单的茶点，宴请当时同在黄埔军校的同事陈延年、邓演达等人。
而因广州酷热，流鼻血的老毛病又犯了的蒋介石，则错过了政治部主任的婚礼。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曾两次到太平馆请客。第一回是请当时的省级干部们。
席上周总理站起来对大家说：「30多年前，我和小超在此地结婚，张申府先生宴请我们，今天按当年摆设请大家坐坐。」
周总理的眼里不仅有席上的贵客，席前忙前忙后的服务人员也受到了一致的友好对待。
上菜递巾时一定会点头致意，离开时还和他们一一握手，上车后不忘挥手道别。
第二回，是带红线女等一众粤剧演员，过来太平馆吃夜宵。临走前还托付市长回餐厅，告诉大家，他自掏腰包请大伙儿吃炒面。
被周总理请吃炒面的珍贵经历，成为了当时餐厅员工记挂一辈子的美好回忆。
因为总理曾在三楼用餐，如今太平馆的三楼就叫「总理厅」，并悬挂着许多周总理和邓颖超的照片。
餐厅还将周恩来每回来必点的乳鸽以及邓颖超爱吃的牛扒，制成菜单，推出了「总理套餐」和「总理夫人套餐」，至今仍是太平馆的招牌。
哪怕是工作日的中午，太平馆也是座无虚席。
来客几乎都是头发花白的老先生老太太，个个仔细穿着，在这里找回旧日仪式感。
周恩来的侄孙女周晓瑾曾说过，在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景象。
唯有在广州，才能在民居、餐馆和学校，看见周恩来和邓颖超新婚之时的幸福合照。
建国之初，对于民族文化的重视，也让周恩来格外珍视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
他曾经自己掏钱买了戏票，到北京前门外的大众剧场去看一代粤剧宗师红线女的演出，还给了粤剧「南国红豆」的别致雅称。
红线女一生中拍的近百部电影，大多数都是在香港完成。当时一个星期拍一部电影就能赚到一万多块钱。
正是在周恩来的邀请下，1955年12月，她放下在香港如日中天的电影事业，回到了广州。
不像传统社会对于文艺工作者的不尊重，在下决定的那一年，她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梅兰芳亲自过来同她握手，周恩来还在国宴上给她敬酒。
这让她意识到，搞文艺工作也能在这个社会有位置，人家当你是个人，不像父亲说的「不成人」。
红线女爱惜声带，不喝饮料不喜辛辣，每天喝某种茶叶护嗓。
在北京时，周恩来得知红线女茶叶用完后，还特地让粤剧团的工作人员回去广州取茶。
为了保证红线女能够潜心艺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特事特办，在华侨新村友爱路划出吉地，建了座有独立花园的三层洋楼供她居住，也就是现如今的红线女旧居。
周恩来也曾到这里看望她和她的妈妈。走进书房后，他看到红线女亲笔写的「吾日三省吾身」，大受触动，并找她要走了这幅字。
周总理去世后，这幅用以自勉的题字，又回到了华侨新村的书房中。
邓颖超亲手转交给红线女，「我现在把它交还给你，希望你也能记住总理。」
每年占据广州GDP 4%的广交会，也与周恩来息息相关。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大量建设物资都需要倚赖进口，而彼时西方国家正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而冲破这一局面的，还是有着多年一口通商历史的广州。
1956年11月10日，第一届广交会在中苏友好大厦展开，周总理亲自视察了每个场馆。
当来自港澳及东南亚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1735家客商，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抵达羊城时，举国为之轰动。
由于广交会全名「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很长，外国人很难记住，周总理果断改叫广交会，英文就叫「Canton Fair」。
缩短的不止是名字，更是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在1972年的秋交会上，由于外宾踊跃参会，导致车辆不足。周恩来得知后当即决定，从北京抽调80辆国产小汽车，并配备80多名熟手司机，搭乘专机来粤支援。
这支车队，被广州人民亲切地唤作「周总理派来的友谊车队」。
广交会成功了，旧馆面积已无法容纳庞大的展览需求，周恩来又马不停蹄地筹备位于起义路的新馆建设（海印缤缤广场）。
他还亲自当起广交会的讲解员，只为能够身体力行地让各省领导重视并支持出口工作。
直至2004年琶洲展馆建成，广交会一共经历了四度易址。每一次广交会搬迁，广州就变好一次。
广州之于周恩来，是革命抱负的初次实践，也是个人爱情的萌芽生长。
他在这里完成了和邓颖超的终身大事。
当生命走到尽头时，仍留下一封信与爱人告别，「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
而周恩来之于广州，是文化遗产和现代化进程的有力后盾。没有他，难有红线女让粤剧艺术走向世界，也难有广交会如今的盛况。
广州军区原司令员丁盛披露，1971年初，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说，毛主席想来广州过冬，需要修建新房子。汪东兴还告诉丁盛，主席对两个地方最满意，一个是武汉东湖，一个是杭州西湖，因为休息得好，玩得好，活动得好。
几经周折，广州军区在磨刀湖（磨刀坑水库，现名南湖）动工兴建，为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各建一组。汪东兴要求：“江青的房子离主席也不能太远，太远不方便；也不能太近，她的房子要主席看不见。”为了保密，江青、康生、周恩来住的房子分别叫一号、三号、五号；毛泽东住的房子叫七号，还有一处叫“松园”；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住在八号。后来，又给汪东兴单独修了一栋。
另外，广州军区老干部迟泽厚在2009年发表过一组文章，包括《汪东兴交待为毛泽东建新居》和《“广州的房子是我叫东兴修的”》等等，透露了更多细节。关于修房子的原因，迟泽厚写道：
1971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当面告诉在京开会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刘兴元：毛泽东有意于年底去广州过冬，毛在广州原住的两处房子长期空置，比较陈旧，怕是不适用了，希望军区和省委在广州近郊按照靠山、近水、幽静、保密的原则，另行选址为毛泽东新修一处住所。
交待
松园一号别墅外景
施工方面，也是打破常规，特事特办：
为便于保密，整个工程称为“705工程”。这一代号来源于1970年5月中央军委批准广州军区指挥机关因战备由东山迁往郊外山区，需要修建部分营房；与此同时，军区又要为林彪在白云山下修建一处房子，于是将这两项工程统称为“705工程”。（略）
缺少经费和建材，广州军区首长和机关不得不四处“化缘”。被求到的单位负责人，一听说是给毛泽东修房子，一般都慷慨解囊，尽力支援。军区最先求到的是总后勤部。由副部长陈庞经手，一次就批了1000万元——事后听说黄永胜已经向总后打了招呼。广东省革委会自然也是捐助大户。缺少木料，向东北求援，沈阳军区帮助解决了5000立方优质木材，分文不收。
迟泽厚说，在南湖为毛泽东修建的一组，共建房15栋、9043平方米，其中主房2644平方米，副房6399平方米。松园（亦称南湖5组）共建房15栋、1.3万平方米，其中主房7000平方米，副房6000平方米。其他几组，建筑面积都有几千平方米。
工程使用的主要材料有：钢材8450吨，木材19750立方米，水泥3.4万吨，石料8.97万立方米，沙子5.42万立方米，红砖2500万块。动用步兵、工程兵、汽车兵共28个营、1.2万人，运输汽车458台，各种施工机械71台。此外，在工地和外地还雇请民工3000人。
整个工程经费开支约4000万元。如果考虑到很多物资、材料都按内部价格结算，还有许多物资设备是无偿调拨以及主要是由部队施工等因素，这几千万元只不过是实际开支一个零头儿。
丁盛则说，“九一三”事件后，他们向周恩来、叶剑英报告，整个工程花了六千多万元。
毛泽东本人对修房子一事是否知情？这一点很重要。迟泽厚透露：
1972年10月2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丁盛、任思忠召到北京，研究解决湖南问题——主要是所谓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卜占亚上了林彪“贼船”的问题。周恩来顺便讲到了南湖房子问题。他说：“主席让我给大家打个招呼。主席说：广州的房子，是我叫东兴负责修的。过去，我在广州白云山有一栋房子（按：即鸡颈坑），但是，以后住了外宾，才叫东兴另外选址再修一栋。房子是按我的要求设计施工的。”
下文引自《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略有删节。
1971年初，汪东兴讲，毛主席要到广州来过冬，也是一样的，要到广州来。当然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也得修房子，没地方住啊。原来有个省委的小岛一号，感觉住那里也不够，就要修，要找地方。我和刘兴元几个领导人又去找。在广州城边上，麓湖边上，我们找了个地方。看了一下，不行，那个位置是好的，但太嘈杂。有一次，我们的侦察部队在磨刀湖搞演习，搞潜泳，我去看了。无意之中就看到这个位置不错，给中央领导修房子是好位置。周围是山，中间是水，叫磨刀湖。我和刘兴元高兴，这个位置可以了。我就问汪东兴：“汪主任，你说给主席修房子，有什么样的规格呀？有什么要求啊？我不知道啊。我们也没有去过他住的地方，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好？你给我们讲个原则。”汪东兴讲：“主席有两个地方最为满意，一个是武汉的东湖，一个是杭州的西湖。主席住的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休息得好，一个是玩得好，活动得好。”
这不更好嘛。根据汪东兴的介绍，我们就派了具体办事情的三个人，一个是我们作战部副部长王庆林；一个是工程兵主任，叫什么李大个子；一个是后勤部营房部的一个副部长，负责修房子的具体工作。我说你们去看看吧，把它的规格、大小、尺寸、长短、摆设，都把它记回来。他们去把这两个地方都看了。这样，我们就在1971年的5月份开工，现在那里叫南湖。总的方面，我经常去管；更具体一点的是我们一个副司令江燮元管。办具体工作的就是这几个人。因为很急，当时我们就调了两个团修这个房子。汪东兴在开工过程中来了。我就问他，我们修多少栋房子呢？汪东兴讲：主席一幢，总理一幢、康老一幢，江青一幢，就是这样，修这么多。按照画回来的图纸，主席那里有一个卫生间，很大的卫生间；卫生间出来，就是个卧室；卧室出来就有个活动室，起床洗完了脸有个房间休息休息。看了毛主席房子的位置，汪东兴就给我说：“还要添一间，一间不够。”我说：“卧室全部在这里，洗漱完了，不是在这里休息吗？”“对，休息，还要搞个小房间，和这个一样大的房间。在那里，有时候可以接待一些人，有时候可以活动活动。”所以汪东兴规定的就是：卫生间，卧室，洗漱完了，休息还有一个房间。这样就是两间小活动室，再出道外面大厅。这就是给毛主席修房子，整个由汪东兴规定的。
后来我就问他了：“汪主任，你在哪里住？”因为他是办公厅主任，他跟随着毛泽东哪。“你这么办，我最后跟着主席的工作人员，我和张耀祠——张耀祠也是办公厅的副主任，专门跟着主席的——还有医生、护士和其它工作人员修一幢。我们住一块。”这个位置就定了，我说“好。”去年，我们到南湖去吃饭，叫8号。他们不知道这个8号是干什么的，给谁住的。因为我们搞完后就没管了，没有说了，所以后来的人搞不清楚。汪东兴和张耀祠那两套房子是不错的，房子水平都不低。在这过程中，又去看毛主席那个房子。汪东兴一看说：“不行！”我说：“怎么不行啊？”“江青同志来了以后怎么办？”这样，我知道了，毛主席这个房子除了他本人以外，还要修一个小套给江青。我们上次只看了主房这边，那边还有一套卧室、卫生间、休息室是江青的。我又问他：“总理、康生，这些房子我们都比较好定。江青的房子往哪儿修？”汪东兴说：“江青的房子离主席也不能太远，太远不方便；也不能太近，她的房子要主席看不见。”这怎么好找啊？好费神，费力啊。找来找去，后来找了那个地方，现在的南湖一号。原来毛主席那儿叫一号，总理的叫三号，康生的叫五号，江青的房子七号。后来为了保密，就倒过来了，江青的房子叫一号，康生的叫三号，总理的房子叫五号，主席的房子叫七号。
后来汪东兴又出题，说主席不能总住在这个地方。这里有这一幢就可以了，但他不能总住在这里啊。有什么办法？再修一个地方呗！所以，后来“松园”那一幢也是给主席修的。整个南湖的房子，就是1、3、5、7、松园、汪东兴他们住的8号，全部按照这样修了。修完以后，汪东兴又来了。看了不大高兴，我们就知道了。他的意思是，我在哪里住啊？本来汪东兴就讲了，和张耀祠以及主席的工作人员住在一起的，就是南湖8号，房子都在，两套还是很高级的。他不高兴，没办法，那就给你再修一幢嘛，就是1号下来，水边那幢房子是汪东兴的。为什么修在水边呢？就是离毛主席近，别的还没有地方了。这下他就没什么说的啦。这是一次，他来了好多次。
我们把毛主席房子修完，汪东兴来看了。本来毛主席的房子后面的走廊是条明走廊，有柱子，柱子是大理石的。他来看了就给我讲：“你这个走廊不行！”“为啥不行？”“你看这山上，毛主席在这里散步，山上看得见吧？”“那怎么办呢？我们山上有警戒的，有当兵的啊。”“不行，你要把这个走廊给垒起来，变成个暗走廊。外面靠山这一边要垒起来，不要这个明走廊。”这样又改了。看了卫生间，原来毛主席习惯大便是蹲式的，我们就按照蹲式修的。他一看说：“不行！毛主席现在年纪大了，蹲着不合适，要修坐式的。”我们又把他改了，这都随修随改的呀。在7号一进门那个地方，不是天井式的吗？他一看说，这个天井周围要镶起来。我问为什么镶起来？他说，这个天井下雨时，水全溅到到过道上，主席容易摔跤。汪东兴对这些都是很细致的。
他看了周总理的，康生的，江青的房子。他要我们把江青的房子边上也要镶起来，水也会溅到过道上。这个事情，后来我们没有搞。这几个领导的房子是汪东兴定的原则，具体规定，具体检查的。我们是完全按照汪东兴的意见来办，按他的要求来做的。中央办公厅还有个局长姓毛，专管工程的，也来过几次。给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修房子是绝对可靠的事情，是汪东兴交给我的。修起来了就要用。这个房子每个大厅都要有一个放电影的机器。我们不知道哪里有这个电影机呀。汪东兴就讲哈尔滨有。靠汪东兴的关系，从哈尔滨拿来四台放映机。主席的、总理的、康生的、江青的，每个大厅有一台。
在“九一三”之后，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周总理、叶帅。整个花了六千多万元，他给批了这个钱。那时候，松园这套还没有完工。我说：“总理，那套没完工，怎么办呢？”他问我：“你说怎么办呢？”我说：“就这样没完工，没法用，就担心浪费了。再加点钱，把它修起来，今后还可以用。”总理说：“好啊，你们就把工程搞完吧。”松园的房子是“九一三”之后才完工的。修这个房子的全部过程就这样。本来很明确，名正言顺给他们修的。1974年“批林批孔”，广东的那些造反派就硬说，南湖的房子是给林彪修的。说是林彪准备南逃之后在这儿住的。这就伤害了很多人。作战部副部长王庆林是很老的同志，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就是修这个房子，硬说他是给林彪的。
在这情况下，广东就写信给汪东兴：你亲自坐镇，三番五次来。按你的指示搞的，你要说话呀。汪东兴就是不说。1974年批林批孔，拼命地查呀，伤害多少人啊！……批林批孔是从3月份搞起的吧，一直搞到7月底，搞乱了，瘫痪了，不可收拾。这时候，主席、总理派韦国清到广州来收拾这摊子。这时候才讲房子不是给林彪他们修的，是给毛主席修的，这样才结束。
……我们修的毛泽东那个房子，为了他的安全，怕飞机轰炸，就在7号楼旁边，几公尺的地方打一个穿山洞，大的坑道，坑道里面还有小房子。万一有飞机轰炸，他在房子里面可以休息，还可以办公，很安全。只要不打原子弹，那绝对没问题。周总理那套房子，他来睡了个午觉，吃了饭，睡了一下。有一次我到北京，邓大姐讲，周总理在南方睡了个午觉，说那个房子很安静，环境也好。周总理很高兴。毛主席没来住过，康生没来住过，只有周总理去过。董老、董必武去休息过。李先念、华国锋去过。江青在1号住过，在松园住过，其他人没有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