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本性的王明

这两级反转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秘密？王明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一切都还要从他的少年经历说起。

一、原生家庭情况

王明原名叫陈绍禹，1905年生人，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王明的父亲是个私塾先生，因此，他自小便不缺乏教育的洗礼。

父亲陈聘之，鄂豫皖苏区建立后，成为革命干部，任赤色户经会主任、专用公司经理、运输公司经理。

母亲喻幼华，担任苏区女子小学校长兼做妇女工作，动员妇女帮助苏区政府和红军。

王明的父母亲都为革命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鄂豫皖苏区从1927年黄麻起义开始到1930年初具规模，所辖区域人口最多时达300多万人，红军主力部队4.5万人。王明早在1925年就从武汉商科大学去了苏联中山大学读书，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王明兄弟姐妹五人，王明排第二。姐姐陈先民二十岁时病故。

大妹妹陈觉民，二妹妹陈映民，弟弟陈绍炜，先后参加了革命。

陈觉民，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在母亲当校长的女子学校当老师。1929年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在苏区模范小学当老师，后调到县妇女委员会做秘书。丈夫汪惠生是革命根据地列宁小学校长。

抗日战争期间陈觉民和丈夫、女儿以及父亲、继母到新疆生活过一段时间（《王明传》中没有提到成因，可能是王明安排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王明让他们到延安去，可是王明的父亲思乡心切，他们就经西安返回了安徽老家。

1946年国民党以他们在外面搞革命为由将陈觉民和丈夫及父亲抓捕。

丈夫汪惠生的父亲是一个小地主，不得已变卖了一些田产，又花钱、又托人，把蹲了一年多监狱的儿子、儿媳、亲家保释了出来。

解放后父亲和继母去了北京跟随王明生活，陈觉民和丈夫一直生活在家乡。

陈觉民还是刘亚楼长子刘煜南的养母，刘煜南一直跟着陈觉民一家生活在金寨县，直到刘煜南在六安一中读高二时陈觉民逝世，才离开金寨县去了北京父母身边。

陈映民，又名王营，命途多舛。她从小抱给了金家寨的吕家老大吕绍文当童养媳，和吕家的五个兄弟一起长大，15岁时与吕绍文完婚。

鄂豫皖暴发革命后陈映民和丈夫及丈夫的两个大一点的弟弟都参加了红军。

陈映民在红四军十二师政治部工作，丈夫吕绍文在十二师任营教导员，老二吕绍武在三十一军任连长，老三吕绍全任排长。

可惜，英勇的吕氏三兄弟都在长征中牺牲了，只有陈映民跟随红军到了陕北，后来随西路军进军新疆，在河西走廊战败被俘，设法逃出后，颠沛流离，回到家乡。

抗日战争时期回到延安。

解放后在重庆水产公司工作，因为受到王明和张国焘这两货的株连，政治境遇坎坷磨难。

陈绍炜，又名甘宁，在六安县读完初中，回乡当老师。

鄂豫皖革命暴发后在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任宣传员。红军长征后，他在家乡以教书谋生，抗日战争时期去了延安。解放后在天津工作。

王明的两个舅舅也是共产党员。大舅任十三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二舅任红军游击队副队长。

1930年国民党军攻占金家寨，两个舅舅都英勇牺牲了。

当时王明的母亲身患重病，在敌人攻占金家寨的时候退至山中，红军打退敌人后返回金家寨，得知两个弟弟都被敌人杀害了，家也被敌人破坏殆尽，悲愤万分病情加重，休克而逝。

临终前想喝口糖水而不得，甚为悲惨。

王明母亲去世时，他已从苏联回国，正在上海中央宣传部任《红旗》报编辑。

王明的妻子孟庆树，安徽寿县人，1926年北伐革命期间她15岁，加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五期女生队，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回国在上海做女工工作。

王明这时正在上海中央宣传部工作，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就看上了这位美女老乡，但孟庆树嫌他个子矮，不搭理他。

7月孟庆树不幸被捕，王明在孟庆树被捕的4个月间向孟庆树发起猛烈的爱情攻势，冒着生命危险三次与孟庆树的二叔去狱中探望。

11月孟庆树经组织营救出狱，第二天即在二叔的操办下与王明成婚。

由此可见在王明逐渐成长的过程中，正逢各种新思潮在国内兴起，深受影响的王明注定要踏上革命的道路。

1919年，刚刚15岁的王明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马列思想在他的心底初次扎根。次年，他考上了安徽省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学校的创办人是当时教育界的先进分子朱蕴山，因此整个校园都被笼罩在新思潮之下。

1924年，王明从三农毕业后顺利考入了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能够和自己一直的渴望所对接的路。

武昌商大是当时武汉学生运动的中心之一，中共和团组织都曾在这里先后成立，校内的图书馆里有着大量的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供学生们阅读，向来好学的王明在这一本本的书里日渐沉溺，为书中所表述的那个共产主义的世界。

他结识了许多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并向他们学习和探讨自己的疑惑。

见这个青年是一个革命好苗子，王明先是被同意加入了共青团，后又经许鸿介绍，在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里必须先简单介绍下许鸿，以后发文详述：

江西乐平第一名党员许鸿(又名许凌青，谱名许袛隆)，1921年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7月，参加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在武昌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2年8月，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2月1日，许鸿以武汉学生联合会的名义，拟写了“致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的贺电”文稿，并代表武汉学联到郑州普乐园剧场庆祝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

同年8月，在赴广州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路过上海时，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接见，根据组织意图，许鸿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1924年，许鸿与董必武、陆沉等一道成立了中共湖北区委员会，许鸿被选为委员长兼青年部长，并与董必武、郝绳祖、张国恩共任国民党湖北临时省党部常委。

当年，回乐平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事革命活动，秘密进行建党工作。经他介绍，发展了一批先进青年参加革命。

乐平第一位党员许鸿（许凌青）

1897年11月14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许凌青出生于江西乐平洺口一个贫苦农家。许凌青幼时在家放牛打柴，九岁入私塾，后入军峰高等小学堂就读。

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许凌青进入乡立高等小学念书，后升省立鄱阳五中。这时就接受了新思想，剪除发辫。

1919年，北京爱国学生发动“五四运动”，许凌青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发起组织饶州学生联合会，并联合全省学联代表汇集南昌，游行集会，抵制日货，还冲击了卖国的江西省议会。

1921年，许凌青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为了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他又发动组织武汉学生联合会，并与董必武、李汉俊、陈潭秋、恽代英、吴德峰、陆沉、李立三、项英、施洋、林育南等人成立马克思学术研究会。

1922年8月，在武昌由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武汉学生联合会主席。

1923年2月1日，许凌青代表武汉学联起草了《致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的贺电》，并到郑州普乐园庆祝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由于遭到军阀吴佩孚、肖耀南武力镇压制造的“二七惨案”，许凌青险遭捕杀。

回到武汉同向忠发、李隆智（立三）、项德隆（英）、林祥谦、施洋、许伯豪等同志一道参加发动了著名的“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

7月，许凌青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昌地委第一支部书记。

在上海奉陈独秀总书记之命，加入中国国民党，遂到广州组织召开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8月，他去广州出席全国学生代表大会，路过上海，根据党中央陈独秀总书记的指示，他

由李烈钧作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

不久，他到达广东，由胡汉民引见，见到孙中山总理时，他按照陈独秀总书记的意见，以党员身份向孙中山陈述了三点政见：

（一）离开广州，摆脱拥军自重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新军阀的包围；

（二）亲到上海，彻底宣传三民主义，领导国民革命；

（三）请勿同北洋军阀段祺瑞、张作霖搞三角联盟。

孙中山听了，深以为然。

孙中山与许凌青晤谈甚欢，孙先生说，他已年老，革命尚未成功，要青年继续努力云云。

许凌青听后，深受鼓舞，终生难忘。

这次会见孙中山后，还受到瘳仲恺何香凝夫妇的家宴款待，并见到其子廖承志其女廖梦醒。

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开幕那天，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都亲临大会祝贺，并同代表们合影留念。

12月，他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1924年，与董必武、陆沉等同志成立了中共湖北区委员会，许凌青同志被选为委员长兼青年部长，并为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常委。

以后不久，和张浩然介绍陈绍禹（王明）入党。

寒假回乐平，发展汪庭光、夏威伯、黎国华、汪兴等同志入党，创建中共乐平县支部……

下面继续回到王明这里：

后来王明被保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上学，他成了较早到苏联留学的人，也是在这里，王明真正开始了他在中共党史上的政治起点。

到苏联以后，王明被编入了俄文班，当时中山大学俄文班列宁主义课的教师是当时学校的副校长米夫。尽管当时的米夫也仅仅24岁，但是他渊博的学识和对远东革命问题深入的见解就已经深深折服了王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明甚至对米夫有一种盲目的崇拜，他坚信这个人以后一定会大有作为。因此，王明就特别喜欢在米夫面前表现自己，王明对马列主义的积极响应自然吸引到了米夫的注意。

他对这个总是在课上能够给他回应的学生特别有好感，所以在1926年9月中山大学学生公社选举的时候，王明当选了公社的主席，尽管不否认他自身努力的成果，但这其中必定也少不了米夫的帮助。

米夫是影响了王明一生的人，他带领着王明逐渐深入对马列主义的认识，也成了他认识马列主义的绊脚石。如果将王明在中共内的经历分割成两段，前半段的辉煌少不了米夫对他的引导，后半段的激进也少不了米夫的控制。

1927年8月，中山大学校内 “党务派”和“教务派”爆发了一场冲突的争论，王明见两派斗争有机可乘，便给米夫献计，让他先集结非两派的学生，然后联合“党务派”一起反对“教务派”。

这样一来，不仅打击了“教务派”，米夫还将“党务派”控制在了手中，成功掌控了整个学校的权力，并升任了校长一职，自此，王明在米夫的眼中更成了一块“香饽饽”。

因为米夫的赏识，王明在校内成了红人，他享受着这种被众人拥簇的滋味，但初尝权力滋味的王明并没有纠结在此，他还记自己的国家正处于危难水火之中。

王明毕业后并没有直接回国，而是留在了中山大学内任教，他想要继续学习马列主义，为中国之后的发展找到一个“模板”，也正是他的这个选择，让他在权力的旋涡中越陷越深，最终无法自拔。

王明留校任教期间担任着米夫的翻译，并参加了学校支部局相关的工作，尽管王明在支部局内部担任的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职位，但由于米夫的赏识和信任，整个支部局实际都在王明的控制下。

这样专治的局面自然会引来不满，但是几乎很少会有人直接表达出来，只不过是偶尔会对他们二人所下达的命令表示反对，但这在米夫的眼中便成了对自己权威的挑战。

为了扩大自己对中山大学权利的掌控，排除异己，在米夫的授意下，王明等人在1927年制造了“江浙同乡会”事件，王明将江浙地区的学生的聚会污蔑为密谋造反，并对他们进行大肆攻击，一度惊动了中共中央。

尽管这件事最后被查明只不过是一场普通的同乡聚会，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在这次事件中受到了严重的压迫和打击，而王明因为该事件策划的失败，便将原因将气撒在了事件涉及到的左权身上，让这个阴影笼罩了他一生。

1929年，王明被共产国际派遣回到国内指导工作，在此后的一年间，他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做着一些宣传和编辑的工作。和在苏联时的境遇相比，这些工作对王明来说实在是乏味，便生出了些许大意。

在多数的历史记载和影片资料中，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向来都死咬着牙，绝不向敌人泄露一丝的秘密，但是王明却不一样。他买通了监狱的看守，让他送信到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希望能够设法营救他。

王明在苏联一直都被簇拥在校内权力的中心，他固执地认为，尽管到了国内，自己仍旧有足够的资格要求党用尽所有力量营救，甚至不惜暴露党内机密。这也注定了，在解放中国的这条路上，王明绝不是担任党领导人的最佳人选。

私自暴露了党的秘密机关位置，王明此举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因此，他被营救出后，就受到了严重的警告处分，并调离了中宣部，被分配到了全国总工会去担任日刊编辑。

接连的打击让王明心中郁郁不堪，他将这些烦闷转换成了文字，发表在了总工会的刊物中，还在文章中附和了当时党认为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要通过一省或数省的城市暴动，来夺取全国政权。

因为王明对立三路线的积极追随，他只呆了三个月，便被重新调回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并且担任秘书一致。这一遭不降反增，让王明手中再次触碰到了国内的政治权力，也让他露出了自己最真实的想法。

回到中宣部的王明大改之前对“立三路线”的拥护，始终坚持要对国际共产的决议照搬照抄，这就与李立三提出的要“创造性”的执行共产国际的“左”倾政策出现了分歧。

这场争论直接导致了王明被撤销了中宣部秘书一职，并被下派到了江苏省委宣传部，可这并不是最终的结局。

要知道，王明的“靠山”是米夫。 1930年10月的时候，共产国际来信指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同时还对六届三中全会的各种决议进行了批评，而这也成了王明的“机遇”。

这封信导致中共内部领导层出现了新的领导危机，不能否认的是，也似乎存有帮助王明打压对方的嫌疑，毕竟这一封信确实成为了王明当时争夺党的领导权的助力。

同年12月，米夫作为共产国际委派的代表亲自来到了中国，并将王明扶上了台，尽管当时的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党的最高领导权却被掌握在了王明的手中，自此，王明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危机全党，并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凡是支持王明意见的都被委以重任，而反对者则要遭受各种打击和屈辱，最严重的是，党好不容易建立起的革命根据地也遭到了破坏。

1931年，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此时的他已经掌握了党的最高权力，但他并未满足，在接到共产国际需要中共委派一人，前去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时候，王明并未与其他人商讨，而是自己接下了这个任务。

但与此同时，他又舍不得放下在国内已经取得的“成果”，于是便安排博古等人组成了临时的中央政治局，王明在莫斯科下命令，他们就在国内执行，可这也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相隔万里，王明并不了解国内的实际情况。

这导致的最恶劣的后果便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损失了大量的红军战士，至此，王明在党内的权威开始被质疑，也成了他在国内争夺权力期望破灭的开始。

王明左倾错误受到了党内严重的批评，但是他却拒不认错，并将责任推到博古等人身上。失去了领导权的他以生病为由拒绝出面参加此后的多次会议，并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因为和党内的联系越发减少，王明逐渐被隔离出了领导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的劝说下，王明在中共七大成功当选了中央委员，并参加了初期的国家立法工作。

在此期间，主席曾与他交谈，并希望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积极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去，但王明却一直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

三、亡命苏修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会议确定了要做好土改、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肃清反革命、整党等八项工作，以争取在三年时间内实现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

这次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

七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为讨论财政经济政策，制定国家发展战略计划。为什么中共中央又旧事重提，好像毛泽东老是要跟王明过意不去呢？

事情并非偶然。原来，这个决定还是与七届二中全会上王明对待自己错误的态度有关。

1949年3月，在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王明

不肯作自我批评，怕负责任，有功归己，有过归人。

在闭幕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口头要求王明对历史错误问题写一声明书，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

当时，王明也口头答应了，但一直拖延，没有回音。    

1949年10月23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同王明谈话，批评他不尊重二中全会决议，催促从速写好声明书，交中央政治局审阅。

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决议的第九项中写道：

“中央政治局听了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后，认为刘少奇同志对王明同志谈话时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王明同志必须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并按照二中全会上同志们对王明同志所作批评的方向及王明同志在会上所作愿意写声明书的口头表示，从速写好声明书，交政治局审阅。”

11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由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签发的通知，将10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这个决议通知了王明。

接到通知后，11月6日，王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您在二中全会作结论时，要求我对于您所指出的我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所犯的错误再写一声明书，现遵示声明如下：    

1. 关于内战时期错误问题，我于1945年4月20日已经写了一封信给六届七中全会，表示完全接受七中全会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主席四五次反复问我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还有什么意见，并说，如果我认为还有哪些不合事实的话，中央可以修改决议。

前几次，我均答复已经没有什么意见了，最后一次我觉得主席既然这样反复地询问，不妨遵照主席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指示，将我想到的有些意见向党的领袖陈述一次，

现在我再向中央正式声明一次：我完全接受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决议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再不向任何人发表任何问题的不同意见。

2. 关于抗战初期错误问题，中央作出结论，我是一个党员，一切接受和服从。

在这封信中，王明对自己抗战初期的错误问题，依然只字不提。

显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王明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和阳奉阴违的做法，已经失去了耐心，于是就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对王明的问题作出这个决定，认为：

王明同志至此时为止，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其不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向政治局写声明书的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

因为在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王明去天津了解地方工作，回京后就病倒了，所以这个决定通过的当天，也就是1950年6月9日，王明没有参加会议。

但在这天他曾写信给杨尚昆并转毛泽东，说：

“经过医师轮流注射几天葡萄糖后，心脏衰弱情况已经好转，唯肠炎腹泻未好，每日只吃少许流食，故仍不能起来工作，因而不仅三中全会未能参加，恐政协全国委员会头几天的会议，也很少参加，非常着急。除继续请假几天外，特将情况报告，请释念。”

7月30日，王明收到了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交的七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

决定全文如下：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

（1950年6月9日通过）

关于王明同志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所犯的错误，1949年2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曾决定王明同志应写一个声明书提交政治局审阅。

当时王明同志亦曾在全会上口头表示接受这一决定。

但事实上，王明同志对这一决定的执行，一直采取拖延的态度。

中间虽经政治局的催促，并于1949年10月25日派刘少奇同志代表政治局同王明同志谈话，指出王明同志不尊重二中全会决议，拖延不写声明书，是不对的，并催他从速写好声明书。

同年10月26日，政治局听了刘少奇同志同王明同志谈话情形的报告之后，又曾将政治局的决定通知王明同志，指出：

“王明同志必须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并按照二中全会上同志们对王明同志所作批评的方向，及王明同志在会议上所作愿意写声明书的口头表示，从速写好声明书交政治局审阅。”

1949年11月6日王明同志写信给主席说：他对于内战时期所犯错误问题，已在1945年4月20日写了一封信给六届七中全会，表示完全接受七中全会、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他在后来又向主席表示不同意这个决议，

但他除表示接受这个决议外，拒绝再有所声明。

他对于抗日时期的错误问题，除准备接受中央的结论外，亦拒绝声明他自己的任何意见。    

三中全会认为，王明同志至此时为止，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对不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向政治局写声明书的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

因此三中全会决定：王明同志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

此次声明书写好后，应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并在必要时，由政治局提交以后的中央全会讨论。   

在这大背景下，投机取巧的王明于1950年，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去苏联治病的要求，鉴于当时王明的确在心脏和肠胃上有着负担，国内的医疗条件又不乐观，便批准了他的请求。

在莫斯科修养了三年后，王明回到了国内，但是没过两年，他再次多种疾病并发，只好重新赶赴苏联，走的时候，王明就已经做好了不再回来的准备，他不仅带着妻子，甚至连警卫和护士都一同带走了，但是莫斯科的生活并不如他想象的顺利。

到了莫斯科以后不久，中苏关系就开始恶化了，为了依附苏联生存，王明一家加入了苏联国籍，他借着“马马维奇”等笔名开始发表一些反对国内政策和毛主席的文章，还对中共中央进行诽谤，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或许是远离祖国心中郁结，或许是对权力渴望的破灭，他的病情越发严重，1974年，王明病逝，他的政治权力争夺也随之结束。在他死后，家中只剩下了妻子孟庆树和孩子，而他们也对祖国有着不同的态度。

王明的女儿王芳妮因为自小就生活在苏联，一句汉语都不会说，中国于她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甚至比不上她对苏联的感情浓厚，而儿子王丹芝也加入了苏联红军，并娶妻生子，兄妹二人一生都未踏入祖国一步。

但另一个儿子王丹丁却完全相反，他10岁离开了中国，记得在中国生活过的点滴，对祖国抱有热烈的感情。从苏联毕业以后，他在当地开了一家中国武馆，为的便是向当地人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

作为王明的至亲，王丹丁对自己的父亲有着清醒的认知，他曾说过，“父亲确实是一个好父亲，但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

王明的一生虽然有一些贡献，但其人，他确实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他对马列主义构想下的新中国抱着热烈的期盼，但是他对权力过于的渴望也终结了他的抱负，他被束缚在权力的牢笼中，以自我为中心，固执又死板，注定了要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