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通常需要具备出色的记忆力，这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和国家。
这种记忆力不仅帮助他们记住大量的信息和细节，还使他们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做出明智的决策。
领导干部的记忆力往往非常出色，他们能记得大量的个人信息，如各个部门的工作情况、下属的性格特点和工作能力等。这种能力使他们能够有效地管理和指导下属，同时也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信任和理解。例如，周总理以其卓越的记忆力和专注细节而著称。
情感力和兴趣的影响
记忆力往往和情感力密切相关，领导者对人民和事业的真挚情感能增强他们的记忆力。同时，兴趣也是提高记忆力的重要因素。当一个领导者对某项工作或某个任务充满热情时，他能更轻易地记住相关信息，更有效地解决问题。记忆力与领导效能
良好的记忆力，使领导者能够在必要时调用过往的经验和信息，对突发情况做出快速反应。这种能力对于维护稳定、推动政策实施和解决复杂问题至关重要。
例如，记忆力能帮助领导者在谈判或国际会议中迅速回忆起关键数据和历史事实，从而在外交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记忆力的锻炼与培养
领导干部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经验来锻炼和提高他们的记忆力。阅读、学习新技能、参与复杂项目等都有助于提高记忆力。此外，一些领导者还通过专门的训练和练习来增强这一能力。
总之记忆力是领导干部不可或缺的能力之一，对于提高领导效率和效果、增强沟通协调能力及提升整体领导效，都具有重要意义。
1977年8月，耿飚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需增加一名能写发言稿的秘书。蔡华同便从中联部被调到了耿飚身边。
1978年初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耿飚当选为副总理，工作越来越繁重。一次，蔡华同送去的文件很多，他叹道：“哎哟，不行了，我看得眼睛都花了，头都大了。”
1979年初，耿飚在党政职务之外，又担任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副主席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他的办公地点从人民大会堂搬入军委所在的三座门。
每天夜里，机要秘书高春明和蔡华同一人一天，轮流值班，保险柜的钥匙由值班人员掌管。办公室有张床，值班时就睡在办公室。
不久，他从清华大学毕业，成为耿飚的秘书。他来之后，就三个人轮班。
他给蔡华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人诚恳，办事很负责。我们有时会讨论国际、军事上的问题，他的看法很有眼光。我们不仅谈工作，也谈文艺，他多才多艺。”蔡华同告诉记者。
工作之余，耿飚会拉上三位秘书下围棋。蔡华同记得，耿飚曾教自己，下棋不能下一步看一步，而是要下一步看几步，甚至几十步，要有长远的眼光和全局观。
在裁军方案的设计上，蔡华同就看到了这样的全局观。
“当时一个师有十几个副师长，所以要把多余的裁下来。”蔡华同说，“但是仅仅这样裁，难以完成裁军百万的任务。因此耿飚建议，不光裁人，还要裁非战斗单位。”
裁减较大的两个单位，一个铁道兵团，一个是建设兵团。这两个单位加起来，就裁减了五六十万人。
2000年6月23日，耿飚逝世，出版传记之事提上了日程。由军委办公厅牵头，外交部、中联部等参加，解放军出版社立项，具体工作由军事编辑部承担，陈济康担任责任编辑，
孔祥琇担任统稿作者。
2004年4月14日，孔祥琇等去拜访了当时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他。
在讨论裁军方案的会议上，耿飚讲：精简整编一是出于军队自身建设的需要。
2009年，在耿飚百年诞辰前夕，《耿飚传》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为了向耿飚百年诞辰献礼，耿飚长女耿莹还联系中华书局编辑朱振华，在解放军出版社版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版的基础上，加入图片，再版了《耿飚回忆录》。
2017年7月，新版《耿飚回忆录》出版时，正逢中央军委主席在朱日和阅兵。
孔祥琇注意到，一张华北大阅兵的旧照在网上流传。“有的网友还搜出了这位‘安静地坐在观礼台后排的年轻军官，镜头弥足珍贵。”
第一份工资：52元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部长的耿飚，是他政治生涯开始时的老首长。
为耿飚担任机要秘书的三年，是他开眼界、长本领的关键三年，见到的、学到的东西，很可能至今留有印迹。
1979年春，他接到了担任耿飚秘书的任命。当时耿飚的工作是中央军委秘书长。
他需要多办一个入伍手续，作为机要秘书，如果没有现役军人的身份，是无法接触那些军队内部重要文件的。
耿飚的绝密文件都锁在抽屉里，钥匙随身携带，妻子儿女也无法靠近。
“他报到的时候，大概是3月20几号，那时耿飚还在西山的指挥部。”
《耿飚传》作者，耿飚1985年之后的秘书孔祥琇说：“当时还在进行（对越）自卫反击作战。”
国务院办公厅的秘书的他跟随耿飚转入了中央军委。根据他清华的本科学历，他被定为副连级，工资是每月52元。
那时的我军没有实行军衔制，大家的军服都是绿色“三块红”军装。
秘书和首长的军装款式完全一样，和士兵相比仅仅多了上衣下排的两个口袋，那个时代人们用“四个兜”来指代指挥员。
干部经常需要开会的人，下面的两个口袋对于干部意义深远——开会时装小笔记本，是比较重要的用途。
不过他的下两个口袋基本上没派上用场，很多事情耿飚根本就不许记录。机要秘书要有个好脑子，耿飚要求他记下了几百个电话号码。
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是华国锋，副主席则是邓小平和叶剑英，负责日常工作的其实是耿飚秘书长。
做耿飚的机要秘书，清华大学毕业生的他必须万无一失。“他有时候也会‘作弊’，”《耿飚传》的作者孔祥琇对记者说，“一些事情如果实在无法记下来，他会听完了赶紧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写在纸条上，悄悄塞进兜里。”
他们的风格一样
耿飚那几年会参加很多中央的会议，他的事务可谓庞杂：军队、地方和外事工作无所不包。作为秘书的他可以看到很多中央的东西，比如有些会议、文件，中央怎么处理问题，在他的眼前都不再神秘。
当时耿飚还会轮流带秘书出去，他也曾陪同首长出访和在各省考察，积累了很多经验。 杨希连在耿飚调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后一直是耿飚的司机，直到2000年耿飚逝世。他任中央军委机要秘书时，常常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陪耿飚出席会议，处理文件。
耿飚在军中历来有“恤下”的美名。在耿飚牵头起草裁军方案时，他同时提出的是一个给军官加工资、给士兵加津贴费的计划，以及恢复军衔制的设想。
耿飚曾经批评解放军的老式解放鞋技术上太落后：“北方冷，南方热，一间宿舍十几人一起睡，无论多冷窗户都要开着，就因为鞋子臭得太厉害。”
这是一个吃过苦、做过工、受过穷，知道下面的人困扰在哪的管理者。 他跟着这样一位多谋谨慎、分寸感极强的首长工作，对他以后的工作风格有很大影响。
“他很像首长，”杨希连这样评价当年的他，“他们都是非常憨厚的人。不会面子上一套，背后做一套，他们喜欢谁，不喜欢谁，都会说出来。” “他们的风格一样。”耿焱说。
除了工作，耿飚和他有着共同的爱好，他们都喜欢下围棋。这种古代最贴近兵法的对弈，有这样的魔力，让所有醉心战略者欲罢不能。
耿飚让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学下围棋，他认为这能够训练他们的大局观。他的发小好友围棋运动员聂卫平说，他很早就“学会了围棋规则”。
1980年代初，是聂卫平大放光辉的年代，他打破了日本棋手的垄断，一度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式的人物。
耿飚访日时，中国棋手正在日本参加中日围棋擂台赛时，在他的牵线下，耿飚接见了棋手们，耿飚喜欢下棋，也要求他尽快学会围棋，与他对弈。
为此，他还专门找聂卫平学下棋。“当时他想学一点快速提高的办法，”聂卫平说。
耿飚是个爱才的人。聂卫平曾谈耿飚给予自己的帮助。“当时我还在黑龙江上山下乡，但是经常在北京参加比赛，耿飚就特别关照，让组织给我分了套房。”
耿飚和他的对弈可能是比较激烈的，不过因为聂卫平的水平太高，后来如果聂卫平来访，耿飚就和他把棋盘搬走，“他们都背着我下棋。”
欢送
他和首长耿飚的工作关系在裁军中结束。耿飚设计的裁军方案中，有裁撤机关冗员的设计。
“当时首长身边四个工作人员，夫人赵兰香还有两个月提副军，两位秘书资格要老得多，他则是最年轻的秘书。”孔祥琇说，“他理解首长难处，所以表现得很主动。”
他的新工作是正定县县委副书记。“也没有搞个宴会欢送一下，只是来点猪头肉，一瓶酒，几个同事喝了几杯，就把习秘书送走了。”孔祥琇说。
耿飚家吃得很节俭，一般是三个菜，有时候是四个，杨希连回忆说，首长过生日的时候会加个菜，拿瓶酒，耿飚是湖南人，不辣不高兴。“首长爱喝酒，但是不敢喝，”孔祥琇说，“有的时候应酬必须要喝酒，他又担心影响工作不能喝，就由另一位能喝的秘书代劳。有的时候喝完酒，首长要扶着秘书离开。”
他转业之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常穿没有肩章领花的旧军服。
后来他调往福建。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时，福州市委大院里，“马上就办”四个大字十分显眼。
在厦门任职时，他认识了妻子。逢年过节会经常来看老首长，有的时候也带着年轻的妻子一起来。
“他在福建时，每次过来都带很多海鲜。”耿飚的警卫参谋黄心明回忆道，“有一次他回来看首长，还陪首长又下了一盘棋。”
首长后来把围棋棋盘和棋子，都送给了黄心明，那是一副云子围棋，是聂卫平送给耿飚的礼物，日光下会发出神秘的绿色。
他时常把苏东坡在《晁错论》中暗合弈道的一段话挂在嘴边：“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
在首长面前，他还是过去那个他。不过，在厦门工作时的他，已经独当一面。
一位曾1980年代中期就读于厦大、后去美国的留学生，在他任厦门副市长时，曾担任过翻译。
这名留学生远赴美国期间，又曾接待过作为福州市委书记赴美考察的他。
在专业的公司法律介绍会上，注意到他坐第一排，从头至尾埋首记录，且特别爱问问题，从不惧尴尬。
随后的几年里，他每年春节都能收到越洋寄送的新年贺卡。“足见他心细和善于交际。” 这是一个可以记忆几百个电话号码的脑子。这是党第一批职业外交家亲手训练出来的年轻人。
他和他的导师和首长耿飚一样，好学、务实、好琢磨、做事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