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杰｜汉末三国战争中的孱陵与公安

宋杰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孱陵（治今湖北省公安县西）原先是两汉荆州武陵郡在江南的一个小县。汉末赤壁、江陵之战结束后，孱陵附近建立了公安城，成为刘备的左将军府与荆州牧的驻地，后又被孙权作为临时国都和南郡的治所，在那里屯驻重兵，并经常外出征伐。本文拟对孱陵和公安在汉末三国时期在政治、军事地位上的发展演变做一探讨。

《汉书·地理志下》曰武陵郡，“高帝置”，其属县有孱陵，“莽曰孱陆”。王先谦补注曰：“高帝五年置，见《名胜志》。”汉高帝五年为公元前202年，正是刘邦最终打败项羽、统一天下之岁。孱陵县治在今湖北省公安县西。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秩律》记载国内各县级机构有“孱陵”，其主官为令，“秩各六百石，有丞、尉者半之，田、乡部二百 石，司空及卫官、校长百六十石”。东汉武陵郡亦有孱陵县，《续汉书·郡国志四》“武陵郡”本注曰：“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俗说“汉承秦制”，孱陵县很可能是在秦昭王设黔中郡时建立的属县，沿至秦朝及两汉。不过，在东汉末年战乱爆发之前，孱陵在秦汉400余年基本上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记载的事件，仅仅是在汉章帝时，“（建初）三年冬，溇中蛮覃儿健等复反，攻烧零阳、作唐、孱陵界中”，李贤注：“孱陵，县，故城在今荆州公安县西南。”

建安十三年（208）冬，曹操战败于赤壁，率领大军撤到江陵，留下曹仁等镇守，自己带主力部队返回北方。孙刘联军随即开赴南郡战斗，至建安十四年（209）冬，“（周）瑜、（曹）仁相守岁余，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孙）权以瑜为南郡太守”。江陵战役胜利后，孙刘两家对荆州进行了划分，由于吴军是作战的主力，所以辖境分配主要是按照孙权的意志来决定的。西连峡口、东抵江夏、北通襄阳的南郡地理形势十分重要，因而被孙吴占领，江南的长沙、桂阳、零陵、武陵四郡则分给了刘备。于是刘备带领兵马来到孱陵县，在油水入江的河口（今湖北省公安县城）建立营地，称作“公安”，事见《江表传》：“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胡三省注“南岸地”曰：“荆江之南岸，则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郡地也。”

“公安”一名的来历，是刘备此前曾被朝廷封为左将军，《荆州记》云：“时号先主为左公，故名其城为公安也。”《元和郡县图志》亦曰：“公安县，本汉孱陵县地，左将军刘备自襄阳来油口，城此而居之，时号左公。”所谓“刘备自襄阳来油口”，实际上是江陵战役当中，周瑜率吴兵在正面与曹仁等交战，刘备则领本部人马在江陵与襄阳之间驻扎设防，截断曹仁与后方的联系。曹仁败走后，刘备兵马从襄阳方向开赴油口，并筑造城池，作为军队的大本营。刘备之所以不驻在孱陵县城，是因为它在内地，距离长江航道较远，而油口就在江畔，交通更为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指出，“公安”最初只是城名，并非县名，孱陵县改称公安县的情况出现较晚，是在南朝后期陈时才给予命名的：“《荆州记》言名城曰公安，则先主时但为公安城，如上明城、乐乡城、夏口城之类。地居冲要，实未置县。故《宋志》《通典》《元和志》《旧唐志》《寰宇记》《舆地广记》诸书皆不言先主时置公安县。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吴增仅《三国郡县表》亦不载。据《陈书·陆子隆传》， 时荆州新置，治于公安，城池未固。子隆修建城郭云云，盖陈始以公安名县，而隋以后因之。”《献帝春秋》载建安十五年（210）“（刘）备自住孱陵”，即表明当时这个县的名称并没有改称“公安”。

另外，油口地区只是邻近孱陵县境。当时，前者隶属南郡，并非归属孱陵县所在的武陵郡。前述胡三省认为周瑜分给刘备的“南岸地”指的是荆州江南四郡，而赵一清不同意他的解释。赵氏根据《三国志》中《先主传》和《诸葛亮传》的记载，指出“是四郡皆先主自力征服，非为吴借可知”，又云“上文周瑜分南岸地给备者，即指油口立营之地，非谓江南四郡也”。按周瑜当时为南郡太守，只是有权力处置该郡在长江南岸的辖区，因此刘备得到的油口当时归属南郡而并非武陵郡。顾祖禹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他说：“建安十四年孙权表刘备领荆州牧，分南郡之南岸地以给备，备营油口，改名公安。”还可以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荆州刺史部中描绘的孱陵县境与今公安县城的位置。东汉公安城所在的油口地区，仅仅是邻近孱陵而已。刘备征服武陵郡后，孱陵县归属于他的辖地，这时公安城所在的油口才并入孱陵县，孱陵县境向北扩展到长江南岸，收揽了沿江地区。

周瑜虽然划分了荆州江南四郡给刘备，但那只是个空头人情，曹操当初占领江陵后，曾派遣刘巴招降长沙、桂阳、零陵等郡，所以这几个郡属于孙刘联军的敌对势力，需要刘备自己动手去征服它们。武陵郡在沅水流域，长沙、零陵郡属于湘水流域，桂阳则在东南的耒水流域。大江在江陵以东改向南流，是为荆江航段，沿途流入沅水，几经曲折后与洞庭湖相连， 又能沿湘水进入耒水。刘备的军队自沿江的油口出发，可以水陆兼行，开赴江南四郡。江陵战役之后，“先主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这段记载表明了他由近及远的用兵次序，先是收降距离最近的武陵郡，然后顺江而下，进取长沙郡；最后征服在今湘粤、湘桂交界的桂阳、零陵二郡。其间也经历了战斗，并非一帆风顺。例如《三辅决录注》载金旋“迁中郎将，领武陵太守，为（刘）备所攻劫死”，就是进行了武装抵抗而被杀的。桂阳太守赵范归降后，赵云曾说“范迫降耳，心未可测”，后来赵范果然也暗地逃走。

这次军事行动结束后，刘备占领的江南四郡相当于今湖南全省及湖北西南边缘地带、贵州省东部，地域较为广袤。这是他流离苦斗多年首次占据的一块立足之地。刘备随后进行了系列活动以巩固统治。

（一）分派部下驻守，自己回到公安

征服江南四郡后，刘备将手下的文武官员留在当地戍守。例如赵云，“从平江南，以为偏将军，领桂阳太守，代赵范”。距离公安较远的长沙、桂阳、零陵三郡，都交给诸葛亮治理，征收粮饷以供军用，史载：“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零陵先贤传》云：“亮时住临烝。”卢弼注：“《一统志》：临烝故城，今湖南衡州府衡阳县治。后汉置县，烝一作承。谢钟英曰：诸葛亮住临蒸（烝），是县为桓灵后所置。吴增仅曰：亮屯临烝县，疑汉末立。”又云：“此县居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之中，调其赋税， 最为要地也。”后又任命义阳人郝普担任零陵太守，刘备则回到公安居住。

江南四郡如果是居中调度，刘备应该将自己的左将军府设置在长沙郡治临湘（今湖南省长沙市），但是他却驻在北边濒临南郡的公安，这是什么缘故？笔者按：这和刘备准备执行《隆中对》的战略构想有密切联系。按照诸葛亮的规划，刘备应该先取荆州，再夺巴蜀，从而“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而荆州最重要的区域就是位置居中、处于富饶的江汉平原之南郡。如蒯越所言：“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可是现在南郡由周瑜占领，刘备被隔在位置相对偏僻的江南，断绝了北进襄阳与西入三峡的道路，无法实现此前制定的扩张计划。如果刘备是刘表那样的“自守之徒”，那么驻扎在长沙也就心满意足了。但对于具有雄心大志的他来说，这是绝不能接受的，将来的发展要鼎足而立、三分天下，那么必须拿到南郡才能打开局面。所以，刘备把自己的军府和部队主力安置在靠近南郡首府江陵的公安，为下一步行动计划做好准备。

另外，孱陵县境位置重要，它的辖地扩展到江陵对面的南岸以后，“北枕大江，西接三峡”，具有优良的战略位置。其北边临江的马头戍，正对隔岸重镇江陵的渡口江津。顾祖禹曰：“《荆州记》‘江陵东三里有津乡’，盖沿江津得名也。汉时于此置戍，有江津长司之。戍南对马头岸，亦谓之江陵南岸。”油口临近长江，水陆交通非常便利，通过湘水、沅水、耒水可以开赴江南四郡。沿江平原又是冲积土壤，土质肥沃，利于耕垦：“田土膏良，可以资业军人。”而且，当时孙刘两家最强劲的敌人曹操在北方，其边境襄阳与南郡相对，有周瑜所部为其遮蔽，位处江南的公安又相当安全。这些都是刘备选择在那里驻足的有利条件。

（二）自领荆州牧，声势壮大

刘备取得江南四郡后声威大振，远处的土豪武装也前来投顺。这时，驻守夏口的刘琦猝亡，部下拥立刘备为荆州之主：“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刘）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汉末的军阀割据称雄，“不据一州，无以自全”。这是刘备通往建国立业的第一步，他采取的策略是拉上孙权各自做一州的长官：“刘备表（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 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不过，刘备的荆州牧是自封的，事先没有经过孙权认 可，否则从礼制上应该是互相推举，而不是自己认领。再者，刘备做荆州牧有些名不副实，因为江北的南郡还在周瑜手里。所以，他的下一步策略就是要说服孙权，让他把南郡“借”给自己：“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刘）备。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后从（孙）权借荆州数郡。”胡三省对此解释道：“荆州八郡，（周）瑜既以江南四郡给备，（刘）备又欲兼得江、汉间四郡也。”

面对刘备势力的发展，孙权有些忌惮，于是提出愿意把妹妹嫁给刘备以加深两家的友好关系：“权稍畏之，进妹固好。”但是，这位孙夫人是率领一支武装部队出嫁的：“孙权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 除了身边这支娘子军，孙夫人帐下还有男性兵将，《赵云别传》称：“此时先主孙夫人以（孙） 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刘备与孙夫人各怀异心，因此分别居住两城。《水经注》卷37《油水》记载孙夫人住在原东汉孱陵县城，“县治故城，王莽更名孱陆也。刘备孙夫人，权妹也，又更修之”。杨守敬疏：“在今公安县西二十五里。”又引《舆地纪胜》曰：“孱陵故城，又名孙夫人城……夫人，权之妹，疑备，故别作此城，不与备同住，是谓孙夫人城即县城，与此《注》合。”《元和郡县图志》则云孙夫人城在汉孱陵县城之东，乃新筑城池：“孙夫人城，在孱陵城东五里。汉昭烈夫人，权妹也，与昭烈相疑，别筑此城居之。”是说当时该地有公安、孱陵与孙夫人城三座城垒。孙夫人城应是由她带来的吴国将士把守，等于是刘备大本营旁的独立军事据点。可见孙权嫁妹是施展美人计，在刘备身边布置下一支武装监控力量，如果孙权要和刘备反目，就能利用孙夫人的部队暗地擒拿甚至杀掉他。难怪刘备心常凛凛，正如诸葛亮所言：“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

孙权尽管嫁妹于刘备，但是对他“借荆州”一事却并未应允。吴国将士费尽全力打赢了赤壁之战和江陵之役，好不容易拿下了南郡，终不能白白便宜了刘备。为此，刘备亲自到京城求见，要求得到荆州江北之地。孙权对这位妹婿招待得很好，“绸缪恩纪”，不过并未同意把南郡借给他，最终，刘备空手而回。只是在周瑜突然去世后，孙权没有得力的人选镇守南郡，鲁肃缺乏指挥作战的经验，老将程普又不擅于外交。此时曹操即将发动“四越巢湖”的战役来攻打江东，孙权需要集中兵力抵御，这才听从了鲁肃的建议，同意“借荆州”给刘备：“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

（三）沿江设防，拒吴西进

周瑜生前曾向孙权提出攻取巴蜀的建议，获得首肯。然而，“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此项作战计划遂告夭折。孙权“借荆州”于刘备之后，又想派遣兵将进攻四川，派遣使者到公安来告知刘备，要求借道并以军队相助。刘备召集群臣商量，有些人主张接受孙权的提议，乘机夺取蜀地：“或以为宜报听许，吴终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为己有。”荆州主簿殷观表示反对，认为此举过于危险：“若为吴先驱，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即事去矣。”他主张表面拥护这项计划，但推托刚取得江南四郡，尚未巩固统治，不宜出征：“吴必不敢越我而独取蜀。如此进退之计，可以收吴、蜀之利。”刘备接受了他的主张，婉言推辞，孙权果然打消了攻蜀的企图。另据《献帝春秋》记载，刘备打算夺取巴蜀，以实现《隆中对》的筹划，因此去信向孙权表示拒绝，声称取蜀的困难很大，“益州民富强，土地险阻，刘璋虽弱，足以自守”。又称曹操将要进兵江东，希望孙权注意提防：“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将欲饮马于沧海，观兵于吴会，何肯守此坐须老乎？”最后说攻打刘璋会使曹操获利，是不可取的，可以拉拢其加入反曹阵营：“今同盟无故自相攻伐，借枢于操，使敌承其隙，非长计也。”这番言辞未能打动孙权，他坚持己见，遣孙瑜领水军前往夏口，准备强行西征。刘备下令阻拦，派人对孙瑜说“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并重新安排了荆州的布防：“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刘）备自住孱陵。”孙权见刘备摆出反目动兵的阵势，不愿和他撕破脸皮，只好下令撤兵，让孙瑜返回江东。

（一）刘备入川与孙夫人归吴

建安十六年（211），益州牧刘璋听说曹操要进兵汉中，心生畏惧，因而听从张松等人的建议，邀请刘备入蜀讨伐汉中的张鲁，借以保卫四川。刘备本有取蜀之意，正好借机出兵，于是答应了刘璋的请求。“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荆州的日常政务由诸葛亮处理，因此他驻在州府公安。关羽则在北岸的江陵主持防务，抵御襄阳而来的曹军。另外，刘备还把赵云从桂阳调到公安，“领留营司马”。这是因为驻在孱陵的孙夫人帐下东吴吏兵经常骄横违法，刘备担心自己走后没有人能镇得住他们。赵云为人刚正，执法严明，所以调他到公安来主持当地的军务：“先主以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 孙权得知刘备已经离开公安，孙夫人失去了对其监控的作用，继续留在那里毫无意义，于是“大遣舟船迎妹”，将她与身边的男女将士接回东吴，并嘱咐她把刘禅带走以作为人质来要挟刘备。消息传出后，“诸葛亮使赵云勒兵断江留太子，乃得止”。《赵云别传》也记载：“云与张飞勒兵截江，乃得后主还。”成功地解决了这起外交事变。

（二）吴蜀对南三郡的争夺

建安十九年（214），刘备进攻成都，在雒城（治今四川省广汉市北）受阻：“时（刘）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因此下书到荆州，调集兵马前来助战。“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将兵溯流定白帝、江州、江阳，惟关羽留镇荆州。”得到援兵后，刘备力量壮大，在当年夏天打破雒城，并逼迫刘璋投降，从而完全控制益州。

这时荆州出现了政治、军事危机，当地的军队经过刘备、诸葛亮等两次入川，缺少了数万人，势力大减。孙权见此情况，即派遣诸葛瑾入蜀，向刘备索要荆州的南三郡（长沙、桂阳、零陵），但是遭到拒绝：“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孙权听了说：“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于是向南三郡派遣行政官员前去接管，却被关羽全部驱逐。孙权闻讯大怒，马上领兵出征：“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孙）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刘备得知后，“引兵五万下公安”，然后“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但为时已晚，长沙、桂阳、零陵三郡都向东吴投降。孙权命令吕蒙、孙皎、潘璋等率兵协助鲁肃，到益阳和关羽相拒，双方陷于僵持状态。此时刘备接到曹操进攻汉中的消息，担心益州有失，随即与孙权议和，“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刘）备”。

在这次战役中，公安是刘备率领预备部队坐镇之处，对益阳前线关羽所部提供后勤补给，并根据战况随时准备予以支援。战役结束后，刘备返回四川，公安与荆州的政治、军事情况发生了下述变化。

（三）刘备归蜀后公安军政情况的变化

其一，荆州与南郡军政长官治所设在江陵。刘备平定益州后，“拜（关） 羽董督荆州事”，即委任关羽做荆州军政长官，相当于荆州都督。原来刘备的荆州牧治所在公安，后来诸葛亮也在公安治事，但南三郡割让给东吴后，关羽从益阳回到江陵，将公安的州府也迁移到那里，南郡治所和太守麋芳也在江陵。关羽又主持了荆州城墙的重修工程，《水经注》卷34《江水》曰：“（江陵）旧城，关羽所筑，羽北围曹仁，吕蒙袭而据之。羽曰：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乃引而退。”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关羽是将旧城的面积向南延伸，新旧城区之间加筑城墙：“江陵府城，州城本有中隔，以北旧城也，以南关羽所筑。”后来关羽水淹七军，“以舟兵尽虏（于）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由此可见，江陵城的容量巨大，它安置了普通居民、官吏以及数万将士的家属，还能接纳、囚禁于禁的三万多降兵。公安城不仅在政治地位上有所下降，而且在城市规模上也相形见绌。

其二，公安临近前线。原来的公安位居后方，东有巴丘（今湖南省岳阳市）、北有江陵为其掩护，相当安全，被刘备选作左将军府和荆州牧治所。但是随着吴蜀双方矛盾冲突日益激化，特别是长沙郡割让给东吴之后，重镇巴丘落入孙权之手，由此地上溯长江而行，直到公安，沿途再没有蜀汉的军镇和要塞，只有“屯候”——侦察警戒并施放烽燧烟火的哨所。公安实际上成为吴蜀边境沿江来往的第一座城市，危险系数显著提高。后来吕蒙偷袭荆州，就是一路未经战斗，顺利抵达公安城下。

其三，任命士仁镇守公安。据《季汉辅臣赞》所言：“士仁字君义，广阳人也，为将军，住公安，统属关羽；与羽有隙，叛迎孙权。”可知士仁是北方广阳郡（治蓟县，今北京市）人，可能是早年跟随刘备征战到荆州的，虽然被委以重任，但是他往日没有什么战功，为人胆怯、贪生怕死、品行不佳，因而受到关羽的蔑视。此人既无征战守御的才能，也缺乏忠烈的禀性，所以在强敌来临时即刻献城投降。刘备对他的任命非常失败，是后来公安城乃至荆州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国志》关羽本传作“傅士仁”，《三国志集解》引何焯曰“杨戏《辅臣赞》《孙权传》《吕蒙传》皆作‘士仁’，‘傅’字衍”，又引李慈铭曰“东汉无二名，此下亦屡言‘芳、仁’，则单名‘仁’可知”。

（四）孙权袭取荆州战役中的公安

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北征襄樊，消灭曹操精锐的七军，威震华夏。曹操接受司马懿、蒋济的建议，“遣人劝（孙）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孙权同意后修书给曹操，暗地准备袭击荆州。关羽北伐之前，曾对后方的防务有所担忧，“留兵将备公安、南郡”。镇守陆口的吕蒙伪装病重，带领部分兵将撤回江东。接任的将军陆逊给关羽写了一封口气谦卑的书信，自称“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关羽看了满篇称赞的词句很是得意，因而放松了警惕，从后方撤掉部分军队赶赴樊城前线。孙权见关羽中计，便命吕蒙率领精锐前行，孙皎和自己领兵殿后。吕蒙到了寻阳（治今湖北省黄梅县西南），将前锋精兵隐藏在船舱里，“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遂到南郡”。士仁率先投降，《关羽传》说麋芳、士仁是主动降吴：“（孙）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吴书》则说吴军到达公安城下， 吕蒙派虞翻去劝降，士仁不愿相见，虞翻给他写了一封书信，欺骗他说：“大军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举，此非天命，必有内应。”又恐吓道：“死战则毁宗灭祀，为天下讥笑。”士仁看后心生恐惧， 流涕而降。吕蒙于是带士仁赶赴江陵，“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麋芳见到士仁，得知公安城已经陷落，因此无心独军坚守，马上向吕蒙投降。

公安和江陵的城防本来相当牢固，可以坚守很长时间。董昭曾向曹操献计，将孙权准备袭击荆州的文书用箭射到关羽的营中，以动摇其军心：“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胡三省曰：“羽虽见权书，自恃江陵、公安守固，非权旦夕可拔。”但是麋芳、士仁对关羽轻视自己早已心怀不满，关羽北征襄樊，麋芳、士仁在后方供给粮饷器械又不及时，惹起关羽的愤怒，声称撤军后要惩办他们：“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二人都是势利小人，缺乏对刘备政权的忠心，所以在吕蒙兵临城下时不战而降。关羽丧失后方，数万将士的家属又被扣为人质，军队完全丧失斗志，纷纷归顺吴国，局势遂不可收拾。关羽只带了关平、赵累等十余骑逃走，在临沮被吴将马忠设伏杀死。孙权几乎是兵不血刃地拿下了荆州。

建安二十四年（219）冬孙权袭取荆州之后，孱陵与公安即由吴国统治，直到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为止。在这61年的时间里，根据孙吴军事部署和公安主将地位、权力的差别，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第一阶段是吕蒙与诸葛瑾驻扎并治理孱陵和公安的时期，即从建安二十四年到吴赤乌四年（241）。其中吕蒙在任的时间很短，当年十二月荆州平定，孙权对吕蒙重加封赏，宣布“以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但是吕蒙很快病危，甚至没有等到爵邑的封赐仪式举行“，封爵未下，会蒙疾发”，当年就去世了。其官职由诸葛瑾接任，到吴赤乌四年病逝，在任22年。这个时期公安及孱陵的政治、军事状况具有以下特点。

（一）公安曾作为临时国都

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孙权夺取南郡，他曾经进驻江陵，抚慰归降的蜀汉官员。随即撤退到江南的公安，在那里处理军政要务，作为临时的国都。他在公安设有居住的行宫，见吕蒙本传：“会蒙疾发，（孙）权时在公安，迎置内殿，所以治护者万方”，最终医治无效，“年四十二，遂卒于内殿”。荆州平定后，孙权还在公安召开过大规模的庆祝酒宴，召集文武官员参加，并对吕蒙等有功之臣进行褒奖。《江表传》曰：“（孙）权于公安大会，吕蒙以疾辞， 权笑曰：‘禽羽之功，子明谋也。今大功已捷，庆赏未行，岂邑邑邪？’乃增给步骑鼓吹，敕选虎威将军官属，并南郡、庐江二郡威仪。”又见全琮本传：“及禽（关）羽，（孙）权置酒公安，顾谓（全）琮曰：‘君前陈此，孤虽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于是封阳华亭侯。”

孙权选择公安作为临时国都的原因是：首先，荆州刚刚占领，各郡形势未稳，或有叛乱发生。如“武陵部从事樊伷诱导诸夷，图以武陵属刘备，外白差督督万人往讨之”。这时需要安抚归顺的郡县官吏与当地豪强，镇压反叛，来巩固胜利成果。如果仍然居住江东的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实属鞭长莫及，恐怕难以控制局面。其次，若是把国都安排在北岸的江陵，距离襄阳的魏军不算太远。《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曰：“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里），势同唇齿。”当年曹操从襄阳南下追击刘备，“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步兵行进也就是十天左右，因而受到的威胁较为严重。另外，江陵毕竟是关羽经营多年的根据地，降将故吏众多，君主在此居住不够安全。孙权驻跸在公安，北方有重镇江陵与长江的庇护，不用担心受到侵害，他为了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宣布当年“尽除荆州民租税”。此外，陆逊向孙权建议，普遍录取荆州士人出任官吏：“今荆州始定，人物未达，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载抽拔之恩，令并获自进，然后四海延颈，思归大化。”该建议获得了孙权的采纳，得以拉拢和收买人心。通过一年多来各项经济、政治措施的实行，吴国在荆州的统治日益稳固，而它的沿江防线绵延漫长：“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公安的地理位置偏在西隅， 一旦长江中游或下游遇到曹魏的入侵，孙权和他身边的军队主力“中军”不能及时进行调度和救援。于是在魏黄初二年（221）四月，“（孙）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其将国君百官和“中军”主力安置在位置居中的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就能够左右逢源，从容应敌。如《贾逵传》所称：“是时（豫）州军在项，汝南、弋阳诸郡，守境而已，（孙）权无北方之虞，东西有急，并军相救，故常少败。”

（二）孱陵、公安划归南郡

公安城所在的孱陵县，东汉时属于武陵郡，学界多认为吴国占领当地后划归南郡。如梁允麟《三国地理志》称：“吴南郡领汉旧县6：江陵、编、当阳、华容、州陵、枝江，入武陵之作唐、孱陵共8县。”陈健梅亦云：“时吕蒙领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孱陵当是此时自武陵郡移属南郡。”上述观点可以信从，但也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即刘备“借荆州”取得南郡之后，公安城和孱陵县就脱离了武陵郡，而划入南郡辖境了。例如《吕蒙传》载吴军过寻阳后，“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这里即表明公安、江陵都属于南郡，蜀汉统治时期已经如此。笔者推测，刘备“借荆州”后取得南郡，公安为州治所在地，原本就属于南郡在江南的管辖范围，而这时孱陵县可能也划归南郡了。吴国将公安和孱陵归属南郡，只是沿袭蜀汉的有关制度而已。

（三）公安成为南郡的治所

关羽镇守荆州时期，南郡治所在北岸的江陵，太守麋芳即驻守此地。吴国占领荆州之后，某些学者认为，南郡治所起初设在江陵，后来移到南岸的公安。如陈健梅云：“孙权以吕蒙为南郡太守，据江陵。后诸葛瑾以绥南将军代吕蒙领南郡太守，住公安。”有关情况，清代学者吴增仅曾做过考证，认为吕蒙任南郡太守时，就已经驻在长江南岸的公安（孱陵），其文如下：

今考周瑜领南郡太守，屯江陵。及吕蒙袭破荆州，领南郡太守。时江陵未城（《吴志》赤乌十一年始城江陵），遂住公安（据《蒙传》，蒙发疾时，权在公安迎置内殿云云，可见）。诸葛瑾代蒙亦即住此。是后魏人攻围南郡皆须渡江。沈《志》云吴南郡治江南，又云晋改公安曰江安。《通鉴》胡注云晋平吴，以江南之南郡为南平郡，治江安。参证史志，知吴之南郡始终治公安也（《诸葛瑾传》注引《江表传》，公安灵鼍鸣，童谣曰：南郡城中可长生云云，亦足证南郡治公安也）。

笔者按：吕蒙任南郡太守时驻孱陵，还有史料可证。如前引《江表传》载吕蒙到公安城参加庆祝封赏酒会，“敕选虎威将军官属，并南郡、庐江二郡威仪。拜毕还营，兵马导从，前后鼓吹，光耀于路”。表明他返回军营走的是陆路，其驻地应是 在公安附近；若是回到江陵，则应乘船渡 江走水路。孱陵当地后世尚存有吕蒙屯兵 遗迹，《〈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云孱陵县：“有吕蒙城。陆游《入蜀记》‘光孝寺后有废城，仿佛尚存。《图经》谓之吕蒙城。’《一统志》‘今公安县东北。’”顾祖禹亦曰：“吕蒙城，在（公安）县北二十五里。蒙尝屯孱陵，筑城于此。”这应是他驻军立戍的城垒，孙权封其为孱陵侯，封邑即就近安排。

孙权将南郡治所迁移到江南的孱陵、公安，其中原因，主要是江陵面临北方曹魏的严重军事威胁而不够安全，不适合再充当地区的军事和行政中心。南郡江北的百姓经历战乱后纷纷迁移到南岸，《夏侯尚传》提到，“荆州残荒，外接蛮夷，而与吴阻汉水为境，旧民多居江南”。刘宋何承天《安边论》追述道：“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吴城江陵，移民南涘。”这段话反映了江陵附近居民除了自发逃难离境之外，还被孙吴政权有组织地迁徙，转移到南岸去居住。曹魏方面则将汉水以南的残留居民迁徙到汉水北岸，“（曹）仁与徐晃攻破（陈）邵，遂入襄阳，使将军高迁等徙汉南附化民于汉北”。这样在襄阳与江陵之间就形成一个宽数百里的无人居住地带，敌军可以不受阻拦地越过它而来到江陵城下，这座城市的性质逐渐由南郡的行政、军事中心演变为位处前线的防御型堡垒。城内主要是军队驻扎，少有居民，原有的郡级民政管理机构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南岸，安置在公安城内。

（四）公安城设置督将，驻有重兵

诸葛瑾本来是文职官员，他跟随孙权袭取荆州，立功赐爵。吕蒙死后，诸葛瑾继任南郡太守并获得将军职衔，治所在公安城，“后从讨关羽，封宣城侯，以绥南将军代吕蒙领南郡太守，住公安”。孙权迁都武昌后，又任命诸葛瑾为公安督，握有节杖：“黄武元年，迁左将军，督公安，假节，封宛陵侯。”吴国的督将通常领兵在万人上下，如蒋钦称赞徐盛：“忠而勤强，有胆略器用，好万人督也。”诸葛瑾部下将士的人数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记载，但《吴录》称其拥有“大兵”，顾祖禹亦言公安县，“吴徙南郡治焉，往往以重兵驻守”。看来数量不止万人，可能还要多一些。原先关羽镇守荆州时，他是统率各郡兵马的最高长官，辖区东抵江夏，西至三峡中段的秭归，南达五岭，执掌的权力很大。孙权占领荆州后，对当地的驻军将领采取了分权的策略，他把南郡和宜都郡沿江地段分为三个军事辖区，朱然镇江陵，诸葛瑾督公安，陆逊守西陵（夷陵），三位主将都是“假节”，即执有孙权颁发的节杖，可以在自己管辖的战区里发号施令，专断生死，只接受朝廷的调遣，互不统属，遇到大战时则按照孙权的指示相互配合支援。例如夷陵之战时，“刘备举兵攻宜都，（朱）然督五千人与陆逊并力拒备”。黄初三年（222）九月，曹魏围攻江陵，孙权派遣诸葛瑾与西陵战区的潘璋带兵予以救援。公安与江陵南北相对，隔江守望，距离70余里，在危急时支援江陵作战应是公安驻军的重要任务。此次朱然困守孤城，“（曹）真等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临城弓矢雨注”。张郃又带兵击败孙盛，攻陷了吴军外援屯驻的中洲：“前部三万人作浮桥，渡百里洲上。”江陵内外断绝，但诸葛瑾是文官出身，不晓军事，又禀性缓慢，临时拿不出办法：“瑾 以大兵为之救援。瑾性弘缓，推道理，任计画，无应卒倚伏之术，兵久不解，（孙）权以此望之。”直到春潮发生，“潘璋等作水城于上流，（诸葛） 瑾进攻浮桥，（曹）真等退走”，才解除了江陵的长期之围。

除了支援江陵的防御战斗，公安守军还担负着出击江北魏国边境的作战任务， 诸葛瑾在世时共有三次。

其一，黄武五年襄阳之役。当年即曹魏黄初七年（226），“秋七月，（孙）权闻魏文帝崩，征江夏，围石阳，不克而还”。孙权调遣江陵的朱然所部到江夏共同出征，同时命令诸葛瑾率公安守军渡江北上，进攻襄阳。八月，“吴将诸葛瑾、张霸等寇襄阳，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讨破之，斩霸”。《晋书》记载司马懿“败瑾， 斩霸，并首级千余”。吴将张霸可能是朱然在江陵的部将，他带领部分兵马来协助诸葛瑾北征。

其二，嘉禾三年襄阳之役。当年即曹魏青龙二年（234），诸葛亮率蜀军出斜谷驻五丈原，东吴方面也大举北伐以配合作战：“夏五月，权遣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这次行动，诸葛瑾所部是乘船渡江，经夏水进入沔水（今汉江），与自武昌、沔口（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而来的陆逊水师会合，然后溯沔水至襄阳附近，被敌人阻拦。至七月，孙权部队从合肥返回江东。陆逊与诸葛瑾商定撤退的计策，“令瑾督舟船，逊悉上兵马，以向襄阳城。敌素惮逊，遽还赴城。瑾便引船出，逊徐整部伍，张拓声势，步趋船，敌不敢干”。于是两部兵马成功瞒过敌军，顺利撤回境内。

其三，赤乌四年柤中之役。当年即曹魏正始二年（241），夏五月，“吴将全琮寇芍陂，朱然、孙伦五万人围樊城，诸葛瑾、步骘寇柤中”。柤中位于今湖北省南漳县蛮河流域，水土肥沃，利于垦殖，当时有少数民族“夷人”和部分汉民居住在那里。《襄阳记》曰：“柤中在上黄界，去襄阳一百五十里。魏时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万余家屯此，分布在中庐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陆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谓之柤中。”这次军事行动，朱然作战经验丰富，他的部队战斗力强，因而承担了强攻要塞樊城的任务。诸葛瑾及其部下的作战能力较弱，所以和步骘的西陵部队配合攻打没有正规军的夷人居住区。柤中的土著居民抵挡不住，被迫逃亡，司马懿因此向朝廷建议领兵救援。他说：“柤中民夷十万，隔在水南，流离无主，樊城被攻，历月不解，此危事也，请自讨之。”当年六月，魏国遣司马懿领诸军南征，到达樊城前线之后，朱然所部不愿迎战，随即在夜间撤退。司马懿带兵，“追至三州口，斩获万余人，收其舟船军资而还”。诸葛瑾也从柤中收兵回境，他撤到公安后不久即病死，享年68岁。

诸葛瑾死时，其长子诸葛恪已封都乡侯，故由次子诸葛融继承南郡太守与公安督将职位：“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袭爵，摄兵业驻公安。”诸葛融于吴赤乌四年（241）上任，建兴二年（253）自杀，在公安镇守了12年。这段时期吴国对荆州西部战区的部署和指挥屡次做出调整，公安督将的地位和权力经历了三次变化。

（一）公安督听命于江陵（乐乡）都督

诸葛融“生于宠贵，少而骄乐，学为章句，博而不精”，对于军事也不在行。孙权对此了解得很清楚，恐怕他镇守公安要地不能胜任，因此下令让诸葛融接受富有作战经验的朱然指挥，并收回了此前颁发给诸葛瑾的节杖。如前所述，诸葛瑾在世时，江陵与公安两城的主将互不统属，现在则成为上下级关系。后来镇守西陵的步骘病逝，由其子步协接任，孙权也让步协听从朱然的号令：“诸葛瑾子融、步骘子协，虽各袭任，权特复使然总为大督。”这样，江陵、公安、西陵三地就合并为一个战区，由朱然出任最高长官：“又陆逊亦卒，功臣名将存者惟（朱）然，莫与比隆。”公安督诸葛融接受江陵（乐乡）都督朱然的指挥是从赤乌四年到十二年（241—249）。

这个时期孱陵县境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乐乡城的修筑。乐乡城在今湖北省松滋县东的长江南岸，位于江陵西南。胡三省曰：“乐乡城在今江陵府松滋县东，乐乡城北，江中有沙碛，对岸踏浅可渡，江津要害之地也。”该城属于孱陵县，《水经注》卷35《江水》曰：“江水又迳南平郡孱陵县之乐乡城北，吴陆抗所筑，后王濬攻之，获吴水军督陆景于此渚也。”熊会贞指出，乐乡城实际的修筑时间要更早，赤乌十二年（249）施（朱） 绩接任乐乡都督时已经存在：“《渚宫故事》五，吴置军督于江陵，（陆）抗迁治乐乡。《通典》亦云，乐乡城即抗所筑。然吴朱绩已为乐乡督，抗盖改筑耳。”严耕望根据《三国志·吴书·朱然附子绩传》的记载，强调施（朱）绩是继承父亲朱然的职位，因此，“按乐乡都督始于朱然”。乐乡城的修筑因此也是朱然在世时完成的。吕蒙死后，“（孙）权假（朱）然节，镇江陵”。他曾经带兵在陆逊帐下参加夷陵之战，获胜后又返回江陵驻地，主持了黄初三年九月到次年三月的江陵保卫战，筑城并移镇乐乡应该是在这次战役之后发生的事。

作战区指挥中心和军队主力的屯据之处，最好不要距离边境太近，否则容易遭受敌人突袭而蒙受意外的损失。成为前线要塞之后，江陵已经不再适合被用作后方基地，所以孙吴政权把南郡治所与都督军镇先后转移到江南。另一方面，三国的战斗实践也表明，坚固险峻的小型要塞城垒，只要有千余或数千兵众就能够抵抗强敌较长时间的进攻，像魏国的郝昭守陈仓抗拒蜀兵、张特据合肥新城抵御吴师，都 是成功的战例。江陵原来是春秋战国的楚国都城，也是汉代繁华的商业城市，“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敝也”。关羽又对它进行了扩建。但是规模庞大的都市，需要数量众多的军队来防守，消耗的给养为数浩繁，因此不利于长期作战。赤乌十一年（248）正月，“朱然城江陵”。笔者推测，这有可能是放弃原来关羽修筑的江陵大城，另筑一座较小的城垒，安排数量较少的驻军防守，守将为江陵督，主力则随着都督军镇迁移到南岸的乐乡。从此后的战争情况来看，江陵如果遭受强敌入侵，乐乡都督即带领兵马渡江前来支援。史书上记载后来孙吴的江陵督有张咸、伍延，听命于乐乡都督陆 抗和孙歆的指挥调遣。

（二）乐乡、公安各自为政

朱然在赤乌十二年三月病逝，由其子施（朱）绩继任：“然卒，绩袭业，拜平魏将军，乐乡（都）督。”由于施绩威望和资历尚浅，难以服众，因此孙权又命令恢复到此前江陵（乐乡）与公安、西陵督将或都督分别治兵、互不统属的状态。赤乌十三年（250）十二月，魏国荆州都督、征南将军王昶领兵攻打江陵，施绩渡江前来救援。王昶攻城不利而退兵，施绩想要追击，但觉得自己兵力不足，他又无权调动公安的兵马球，只得写信恳请诸葛融前来支援。书曰：“昶远来疲困，马无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继。吾欲破之于前，足下乘之于后，岂一人之功哉，宜同断金之义。”诸葛融看了以后答应出兵相助，可是次日交战时临敌畏惧，食言而不进兵助战，导致施绩先胜后败：“（施）绩便引兵及（王）昶于纪南，纪南去城三十里，绩先战胜而（诸葛）融不进，绩后失利。”战后孙权褒奖了施绩，对诸葛融严加斥责。由于他的长兄诸葛恪是辅政大臣，深受恩宠，诸葛融才没有被免职。但是经历了这次战斗，施绩和诸葛恪兄弟结下了深仇：“初（施）绩与（诸葛）恪、融不平，及此事变，为隙益甚。”

（三）公安都督统领乐乡、江陵军务

太元二年（252），孙权病逝，孙亮继位，大将军、太傅诸葛恪主持朝政，他给兄弟诸葛融写信，让他不要擅离职守前来奔丧：“又弟所在，与贼犬牙相错，当于今时整顿军具，率厉将士，警备过常，念出万死，无顾一生，以报朝廷，无忝尔先。”当年冬天，吴国在东关大败入侵的魏军，诸葛恪被胜利冲昏头脑，于建兴二年（253）四月调发20万大军出征淮南。他颁发给诸葛融节杖：“假融节，令引军入沔，以击西兵。”即率领水师，溯汉江北进；同时命令施绩领兵到淮南来助战。淮南战事不利，吴军撤退后，诸葛恪将施绩“留置半州，使（诸葛）融兼其任”，就是提升诸葛融做都督，兼领乐乡和江陵的军务，这是公安主将权力最盛的时期。但是好景不长，此年冬天，孙峻发动政变，在建业杀死了诸葛恪，“遣无难督施宽就将军施绩、孙壹、全熙等取（诸葛） 融”。朝廷的大兵来到公安，将城池包围起来。诸葛融惊慌失措，又无计可施，“饮药而死，三子皆伏诛”。在此之前，公安有一条灵鼍（鳄鱼）发出鸣叫，时有童谣曰“白鼍鸣，龟背平，南郡城中可长生， 守死不去义无成”，“及（诸葛） 恪被诛，（诸葛）融果刮金印龟，服之而死”，这首歌谣的寓意被印证。

诸葛融死后，公安仍置督将领兵，并划归乐乡都督管辖。施绩本传曰：“（建兴二年）冬，恪、融被害，绩复还乐乡，假节。”即恢复了乐乡都督的职务。“永安初，迁上大将军、都护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卢弼注：“自今湖南岳州至今湖北 宜昌也。”表明他掌管的辖区范围包括公安在内。永安二年（259），孙吴朝廷又对 陆抗“拜镇军将军，都督西陵，自关羽至白帝”。《三国志集解》：“赵一清曰：‘关 羽濑与白帝城文义相对，上删濑字，下去城字，史之省文，然不可通也。’潘眉曰：‘关羽下当有濑字，即《甘宁传》所言关羽濑也，在益阳茱萸江上。《水经注》：益阳县西有关羽濑，南对甘宁故垒也。’（卢）弼按：‘孙吴于沿江要地置督，分段管辖。自关羽濑至白帝城，即西陵（都）督之辖境。’”关羽濑在资水（今资江）沿岸，属于西陵都督辖区。自关羽濑至白帝城，陆抗管辖的地段似乎与前述施绩“自巴丘上迄西陵”的辖区有所冲突，史书记载不够明确，难以了解其详细情况，估计不会朝 令夕改，公安仍由施绩管辖。

建衡二年（270），施绩去世，朝廷“拜（陆）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治乐乡”，即把长江上游荆州西部南郡和宜都、建平郡所有沿江城镇都交给陆抗来管辖，并从西陵移镇乐乡。从后来他赴西陵平定步阐叛乱的情况来看，陆抗在乐乡驻有军队主力三万，这也是他的机动部队。同时陆抗又在江津对岸的孱陵县境北部修筑了马头城，另名马头戍。《元和郡县图志》曰：“马头城，在公安县，北对江津，与羊祜相距。”顾祖禹亦曰：“马头城，（公安）县北五十里。吴陆抗所屯，江北岸即江津戍。”

这时公安城的守将是孙遵，乃吴国宗室。凤凰元年（272），西陵督将步阐叛降晋朝，陆抗自乐乡带兵前去平叛，西晋荆州都督羊祜前来救援，他自己带五万兵进攻江陵，又派遣“晋巴东监军徐胤率水军诣建平，荆州刺史杨肇至西陵”。陆抗临危不惧，从容调度，命令江陵督张咸固守城垒，“公安督孙遵巡南岸御（羊）祜；水军督留虑、镇西将军朱琬拒（徐）胤。身率三军，凭围对（杨）肇”。最终逼退援兵，攻克西陵。这次战役中，公安督孙遵的部队只是在江陵对面的南岸巡逻，以防羊祜军偷渡过江袭扰，担负的不是重要的作战任务。陆抗仅凭乐乡的三万军队围城打援，在以少敌众的被动局势下，他也没有让孙遵的公安守军赶赴西陵助战。笔者判断可能是因为这支部队人数不多，战斗力也不强，如果来西陵参战也未必能管用，所以将其留在后方担任巡逻警戒。

陆抗在凤凰三年（274）病逝，由宗室孙歆接任了乐乡都督的职务。但是荆州西部战区在西陵平叛之后没有获得朝廷的兵力补充，部队缺编情况严重。陆抗在病危时要求按照正常的编制补满八万人： “前乞精兵三万，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乞特诏简阅，一切料出，以补疆场受敌常处，使臣所部足满八万。”但是朝廷一直未予理会。由此可见，他的部下原先缺编三万人，即只 有五万人。经过西陵平叛的战斗消耗，大概只剩下四万余人左右，分布在从建平、西陵、乐乡、江陵、公安等地的漫长防线 上。其次，朝廷选派的主将孙歆过于年轻，缺乏领兵才干与作战经验。后来抵挡 不住晋军的进攻，还被少数敌人化装进营抓捕做了俘虏。恰如吴国丞相张悌所言：“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宋儒胡安国指出，吴国末年朝廷只考虑长江下游都城建业附近的江防安全，而削弱了南郡的兵力，致使在后来西晋伐吴时一触即溃：“孙皓之季，虑不及远，彻南郡之备，专意下流，于是杜预、王濬一举取之。”

晋武帝在太康元年（280）发动灭吴之役，乐乡、江陵、公安这一地带遭受到晋军来自三个方向的有力攻击。王濬率巴蜀舟师驶出三峡，占领西陵后顺流直下。二月，“壬戌，（王） 濬又克夷道乐乡城，杀夷道监陆晏、水军都督陆景”。荆州都督杜预自襄阳南下，“甲戌，杜预克江陵，斩吴江陵督伍延”。平南将军胡奋领兵出夏口，溯江而上，也在二月甲戌那天“克江安”。江安即公安，是西晋灭吴后更改的地名。可见公安城至吴末已经没有重兵把守，因而被晋朝军队顺利攻陷。

建安十四年（209）江陵之战结束后，曹仁败退北方，孙权为集中兵力对付曹操，把南郡“借”予刘备，荆州中南部因此成为刘备的龙兴之地。公安北以江陵为屏障，水陆直下可以通达江南四郡，泛舟大江能够西赴三峡，东抵夏口、武昌，由于它有利的地理位置，被刘备作为政治、军事中心。刘备和诸葛亮等相继入川以后，蜀汉荆州兵力削弱，又面临魏、吴两方威胁，形势日益险恶。此时江陵成为关羽的州府与南郡治所，公安则演变为对吴防御的前线城垒，它的迅速失守引起了江陵的陷落，进而导致关羽的覆亡。吴国统治下的荆州西部战区，公安作为屯有重兵的后方基地，与江陵、西陵三足鼎立，互不统属，并在黄初三至四年（222—223）的江陵围城战中发挥了支援作用。但是后来江陵彻底演变为前线要塞，其主将和主力军队移镇江南的乐乡，乐乡都督权势增大，南郡乃至整个荆州西部战区的机动兵力发生了集中到乐乡的趋势，公安的政治、军事地位由此逐渐降低，不再拥有重兵，督将则是乐乡都督的下级，最终沦为一座沿江防御的普通城垒，在西晋灭吴之役中也没有突出的防御战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