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杰|三国第一战:董卓与关东诸侯的战争

文摘   2023-11-28 20:06   北京  

三国第一战

董卓与关东诸侯的战争

文|宋杰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摘要:董卓执政后在人事安排上屡屡失误,如任命袁绍、刘岱、张邈等异己人士出任州郡长官。关东诸侯起兵反卓后分为河内、酸枣、南阳三个集团,共有军队二十余万人,但未能配合作战。董卓采取了杀害弘农王、内应官员和袁氏家族,迁都长安,派遣朝内大臣进行安抚等应对措施,并在与孙坚的战斗中频频失利,被迫撤往关西。董卓与关东诸侯之间未发生大规模的会战,在他的军队挟都城西迁后,形成了关西和关东地区在政治、军事上的对立。东汉傀儡朝廷失去对关东的控制,各地豪杰割据兼并,他们之间的交战结果,促成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关键词:董卓   洛阳   长安   关东   关西


本文出自《孙子兵法研究》2023年第3期,感谢宋杰老师和编辑部授权转载。


三国乱世发生的首场战争,就是关东诸侯对董卓集团的讨伐。这场战争声势浩荡,“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双方拥有的军队合计有数十万,但是交战时间不长,也未能出现大规模的会战,后来以董卓放弃洛阳、撤往关中告一段落。关东诸侯与董卓的兵力部署和攻防策略如何?战局的发展态势怎样?造成了何种历史影响?关于上述问题,本文拟进行详细的探讨。



董卓进京前后的军事实



董卓是凉州陇西郡临洮县(今甘肃省岷县)人,年轻时“以健侠知名。为州兵马掾,常徼守塞下”。他身体健壮,武艺高强,“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在汉桓帝末年,董卓“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两汉西北的天水、陇西、安定、北地、西河、上郡等地靠近边陲,民俗尚武,“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所谓“良家子”,是指出身从事农牧业的家庭,“医、商贾、百工不得豫也”。其中武艺出众者可以选拔到朝廷去做羽林军、期门军的郎官,以后作战立功就能够提拔为将领。“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董卓此后走的就是这样一条仕途,《英雄记》曰:“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他屡立功勋,历任军司马、郎中、广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后来“征拜并州刺史、河东太守”,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员。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后,董卓被委任为东中郎将,但因作战失败而被撤职。当年冬天,凉州羌胡拥戴边章、韩遂等反叛,“共杀金城太守陈懿,攻烧州郡。明年春,将数万骑入寇三辅,侵逼园陵,托诛宦官为名”。朝廷再次起用董卓为中郎将,辅助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平叛,但战事不利,“嵩以无功免归,而边章、韩遂等大盛”。东汉政府又任命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率领十余万大军出征,董卓升任破虏将军,在张温部下作战。“乃与右扶风鲍鸿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斩首数千级。(边)章、(韩)遂败走榆中。”张温随即又“使(董)卓将兵三万讨先零羌,卓于望垣北为羌胡所围, 粮食乏绝,进退逼急”。他临危不惧,伪装在返回道路的河流中立堰捕鱼,“使水渟满数十里,默从堰下过其军而决堰。比羌、胡闻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时六军上陇西,五军败绩,(董)卓独全众而还,屯住扶风”。他由于战功显著拜前将军,乡侯。前将军是很高的官职,蔡质《汉仪》曰:“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后(将军),皆金(印)紫(绶),位次上卿。典京师兵卫,四夷屯警。”此外,董卓性情粗豪,很会收买人心,他在击破汉阳叛羌的战斗中立功,朝廷赐缣九千匹。董卓曰:“为者则己,有者则士。”k即立功者虽然是自己,但战斗是全体将士打的,奖赏应该和士兵共有,“乃悉分与吏兵,无所留”。因此在身边拉拢了一批亲信死党,如部将牛辅、李傕、郭汜、樊稠、张济、李蒙、王方、胡轸、杨定、段煨、徐荣,能够忠心为董卓效力。“以上所列董卓11个主要将领中可以肯定是凉州者共有9人,也就是说董卓军队的将领绝大多数都是凉州人,而且大多数又是董卓的旧部曲。”


中平五年(188),凉州反叛势力王国围攻陈仓(治今陕西省宝鸡市东),朝廷“复拜嵩为左将军,督前将军董卓,各率二万人拒之”。结果大获全胜,“斩首万余级,(王)国走而死”。皇甫嵩的部队因为胜利而得到扩充,后来有“精兵三万”,若是加上非精锐部队,全部武装至少有四五万。董卓的军队收容了大量投降的“羌胡”,数量可能更多,但具体数目不详。后来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郦看出董卓有谋反的迹象,建议出兵剿灭他,却遭到皇甫嵩的拒绝。方诗铭认为:“老谋深算的皇甫嵩却终于不敢动手,说明其时董卓的武装力量不但已经和皇甫嵩相等,而且很可能超过了皇甫嵩。”按照方氏的估计,董卓的兵力会有五六万人,而且经验丰富,具有较强的战斗力。皇甫郦曾对皇甫嵩讲:“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与董卓耳。”说明皇甫嵩与董卓各自拥有一支对东汉政局举足轻重的队伍。《资治通鉴》则记载皇甫郦的话说:“天下兵柄,在大人与董卓耳。今怨隙已结,势不俱存。”对此讲述得更为明确。夏曾佑也指出:“因东汉经羌胡之乱,天下精兵猛士,恒聚于凉州。其后羌胡之祸,虽赖以熄灭,而重兵所在,遂成乱阶。”


董卓兵力的扩充以及他的专横跋扈,已经引起了朝廷的警惕,因此企图把他调入京师架空起来,以解除他的兵权。“中平五年,征卓为少府,敕以营吏士属左将军皇甫嵩,诣行在所。”但是董卓深知军队在乱世之秋是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所以拒不从命,推托理由是朝廷欠发部队的军饷,所以属下兵丁不让自己离任。上书曰:“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朝廷对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是“颇以为虑”。等到中平六年(189)四月,灵帝病重不起,再次下诏,“玺书拜(董)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董卓重施故技,答应赴并州上任,却不肯交出兵权。上书曰:“臣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天恩误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就是请求将属下兵马带到并州,灵帝又下诏斥责他,董卓却不作理会,仍然带领本部兵马去上任。“帝以让卓。卓亦不奉诏,驻兵河东以观时变。”这样他的军队距离京城洛阳又靠近了一些,企图等待时机以攫取政治利益。


汉灵帝驾崩之后,宫廷斗争愈发激烈。外戚大将军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商议,准备诛杀以张让为首的宦官集团,但是临朝听政的何太后却不同意。何进暗地调集董卓等地方军队进京,想借此来逼迫何太后就范。董卓终于等到了领兵进驻京城的绝好机会,他马上起兵。“卓得召, 即时就道。”何进同时征调了多支地方武装到京师附近,以壮大声势。“又使府掾太山王匡东发其郡强弩,并召东郡太守桥瑁屯城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诛宦官为言。”


何进的这些举措,尤其是调董卓领兵进京,遭到了一些臣属的反对。如主簿陈琳入谏曰:“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夫违经合道,天人所顺,而反委释利器,更征外助。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侍御史郑太对何进说:“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厌。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将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亲德之重,据阿衡之权,秉意独断,诛除有罪,诚不宜假卓以为资援也。且事留变生,殷鉴不远。”何进虽然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但是听说董卓领兵到达洛阳西边的渑池(今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后,却有些犹豫了。何进派遣谏议大夫种劭带上诏书前去阻止,没想到董卓根本不听,反而让部队继续前进。“大将军何进将诛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渑池,而进意更狐疑,遣(种)劭宣诏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胡三省注释道:“河南,周之王城,去雒阳不远。”种劭以慰劳为名,坚持让董卓退兵。“卓疑有变,使其军士以兵胁(种)劭。劭怒,称诏大呼叱之,军士皆披,遂前质责卓。卓辞屈,乃还军夕阳亭。”李贤注:“夕阳亭在河南城西。”就是董卓军仍然逗留在洛阳附近。


随后京城形势骤变,八月戊辰,宦官张让、段珪等诱杀了大将军何进,何进的部将袁术、吴匡等率兵攻烧洛阳南宫青琐门,打进南宫和北宫。八月辛未,张让等宦官挟持少帝与陈留王逃出京城,被尚书卢植领兵追击,将宦官全部消灭,奉迎少帝与陈留王回到洛阳。董卓乘动乱之际带兵进京,他的先头部队人数较少,“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于是过四五日后在夜间暗地将部队调出迎敌,次日清晨又大张旗鼓地开进来,致使洛阳人众都以为是又来了援兵。“寻而何进及弟苗先所领部曲皆归于卓,卓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而并其众,卓兵士大盛。”后来他在河东的主力军队也开到了洛阳,凭借强大的武装,董卓逼迫朝廷任命他接替刘弘做了三公中的司空,从此把持朝政,废掉少帝刘辩,另立献帝刘协,并将何太后迁入冷宫,又暗地毒死了她,成为在朝内专权暴虐、颐指气使的头号权臣。


董卓此时手下共有多少兵马?这里可以做一番统计。他原先在河东的凉州军队估计为五六万人,应有少量兵马留驻当地,带到洛阳的军队可能有四五万人。董卓吞并了执金吾(原为武猛都尉)丁原的数千人,还有大将军何进与车骑将军何苗的部曲大约八千人,京师洛阳的南北军共约七千人,灵帝中平五年设立的“西园八校尉”共六千余人;光禄勋及属下率领的郎官总数不详,仅有虎贲中郎将所率一千五百人、羽林中郎将所率百二十八人,羽林左监率羽林左骑九百人的记载,推测总数也不过数千人。此外,汉灵帝在去世的前一年,即中平五年(188)曾经调集天下各郡国的部队到洛阳检阅,“于是乃诏(何)进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列步兵、骑士数万人,结营为陈”。检阅结束后,“诏使(何)进悉领兵屯于(平乐)观下”。这数万人具体情况不详,如果都能安置在平乐观下,人数也不会很多,可能只有两三万人;他们原来也是归属何进指挥的,现在则成了董卓的部下。这样估算起来,原来洛阳当地的驻军大约有五六万人,加上董卓的四五万人,总数约为九万至十一万人,这只是个很粗略的数字,其中董卓自己的部队战斗力最强,约占二分之一。


有学者认为董卓执掌朝政后,他在洛阳附近的凉州兵马仍然仅有起初带进京师的三千人。笔者认为这恐怕不是事实。从史籍记载来看,董卓在京师附近拥有很强的凉州兵及羌胡军队,他的亲信诸将如李傕、胡轸、徐荣、董越、牛辅等也都在他的身边听从调遣。大臣郑太(泰)劝阻他从天下州郡调兵进京时列举了许多理由,其中有两条:一是“且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而明公拥之,以为爪牙,譬驱虎兕以赴犬羊”。二是“又明公将帅,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诚可任,智谋可恃。以胶固之众,当解合之势,犹以烈风扫彼枯叶”。说明他的主力凉州军队和心腹部将都在身边,即洛阳附近,绝对不止三千人。


关东诸侯起兵前董

卓人事安排的失策



董卓废立汉帝之后,又一再提升自己的官职,先后担任了太尉和相国。“封郿侯,赞拜不名,剑履上殿。”与两汉的权臣霍光、梁冀的地位相等。汉献帝不过是个傀儡,朝政完全听从董卓摆布。如他所称:“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董卓还控制了洛阳武库储备的大量兵器装备和朝廷府藏的巨额财富, 权威不可一世。其本传曰:“卓既率精兵来,适值帝室大乱,得专废立,据有武库甲兵,国家珍宝,威震天下。”但是董卓性情粗鲁,不学无术,缺乏文化素养,还不具备赵高、王莽、曹操等巨奸大猾的心机和诡诈。朝内大臣们虽然畏惧他的武力与权势,但是认为董卓没有学识和智谋,私下里对他相当轻蔑。如荀攸与郑太、何颙等人议论道:“董卓无道,甚于桀纣,天下皆怨之,虽资强兵,实一匹夫耳。”就是说他只是倚仗兵权而得势,其实素质低劣,不过是个胸无点墨的粗汉。由于上述原因,董卓比较容易受人欺骗,周毖(或作周珌)、伍琼,是董卓在朝内相当信任的两位官员,就成功地蒙蔽了他,在官吏任免方面做了许多手脚,为后来关东诸侯起兵反对董卓做了突出的贡献。计有以下内容:


其一,说服董卓停止缉拿袁绍等流亡豪杰。袁绍、袁术兄弟出身名门,又在消灭宦官集团的斗争中立下大功,在海内很有声望。袁绍出于对董卓的不满与愤恨,逃离京师而奔往冀州。“卓购求袁绍急”,周毖和伍琼等人前来为袁绍讲情,并请求给他一个地方官职,以进行安抚。“侍中周毖、城门校尉伍琼、议郎何颙等,皆名士也,(董)卓信之,而阴为(袁)绍,乃说卓曰:‘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绍不达大体,恐惧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购之急,势必为变。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则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董卓居然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欺骗,“乃拜(袁)绍勃海大守,封邟乡侯”,不再通缉他。勃海是个大郡,据《后汉书·郡国志二》记载,其人口有一百一十万,比京师洛阳所在的河南郡(人口一百零一万八百二十七)还要多。这样袁绍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地,此后他起兵反卓,能够征用勃海郡的众多兵员和粮饷。董卓还拜袁术为后将军、曹操为骁骑校尉,但是这两个人都不愿与董卓共事,相继逃出了洛阳,后来也成为讨伐董卓的干将。


其二,提拔各地名士到朝内任职。“初,尚书武威周毖,城门校尉汝南伍琼,说董卓矫桓、灵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众望,卓从之。”董卓还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周毖等人去完成,“命毖、琼与尚书郑泰、长史何颙等沙汰秽恶,显拔幽滞”。结果,通过他们的引荐,“以处士荀爽为司空。其染党锢者陈纪、韩融之徒,皆为列卿。幽滞之士,多所显拔”。于是朝内的公卿百官多为名士担任,而董卓的亲信党羽却未能够得到任用,仍然只是在军队里任职。“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


其三,外放仇视董卓的朝内官员到州郡赴任。中平六年(189)十一月,“卓信任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等,用其所举韩馥、刘岱、孔伷、张咨、张邈等出宰州郡”。其中韩馥任冀州牧,刘岱任兖州刺史,孔伷任豫州刺史,张咨任南阳太守,张邈任陈留太守,他们到任后纷纷举起讨伐董卓的义旗,董卓这才明白上了周毖、伍琼等人的大当,将他们逮捕处死。“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将以讨卓。卓闻之,以为毖、琼等通情卖己,皆斩之。”但是关东诸侯讨伐董卓的战火已然遍地燃烧,朝廷再也无力扑灭了。


关东诸侯起兵后的部署态势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诸侯举行会盟讨伐董卓。“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这些诸侯主要分作三个集团,各据一方,来与董卓对抗。如陈寿所言:“是时,(袁)绍屯河内,(张)邈、(刘)岱、(桥)瑁、(袁)遗屯酸枣,(袁) 术屯南阳”。下面分别予以叙述:


(一)河内袁绍、王匡集团


如前所述,袁绍和袁术起兵时“众各数万”,下面进行一些分析。河内位于豫北平原, 治所在怀县(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有“十八城,户十五万九千七百七十,口八十万一千五百五十八”。其郡境在洛阳北边,隔黄河相望,有著名的渡口河阳(孟津)与平阴津、小平津等联络往来。河内郡与京城所在的河南郡同属于司隶校尉辖区。参加讨伐董卓行动的河内太守王匡是泰山郡(治奉高,今山东省泰安市范镇)人,手下除了河内本地兵马,还有他从故乡带来的亲信部队“泰山兵”,王匡让他们镇守重要的河阳渡口,对董卓盘踞的洛阳造成威胁。王匡的河内郡兵与“泰山兵”合计会有三四万人。盟主袁绍自称车骑将军,手下有他带来的勃海郡兵马,与王匡驻扎在河内郡治怀县。勃海为大郡,有“八城,户十三万二千三百八十九,口百一十万六千五百”,可以动员的军队很多,应该超过王匡。但是袁绍的军队要离开勃海本郡到河内屯驻,囿于粮饷运输补给的困难,估计人数有限,若按保守的判断恐怕也就是一两万人。参加这一集团并扮演重要角色的是冀州牧韩馥,“于时冀州民人殷盛,兵粮优足”。韩馥以粮草供应袁绍的部队,这是袁军唯一的物资来源。所以韩馥的部下耿武、闵纯对他说:“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谋士逢纪也劝袁绍伺机占领冀州,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说:“将军举大事而仰人资给,不据一州,无以自全。”另外,王匡的泰山兵后来被董卓消灭,韩馥派遣了一支万余人的精兵到河阳来协助袁绍和王匡作战。《九州春秋》曰:“(韩)馥遣都督从事赵浮、程奂将强弩万张屯河阳。”后来听说袁绍要夺取冀州,赵浮等“自孟津驰东下。时(袁)绍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从后来,船数百艘,众万余人,整兵鼓夜过绍营,绍甚恶之”。总的估算,袁绍、王匡在河内的部队大约有五六万人,由于和京师洛阳只有黄河一水之隔,是距离董卓集团最近的敌对势力。不过,袁绍畏惧董卓的凉州兵马作战强劲, 始终未敢主动发起进攻。“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


(二)酸枣诸侯联军


酸枣故城在今河南省延津县西,会集于此的是关东诸侯人数最多的一支军队。其召集者为陈留太守张邈,他是最先举起反卓义旗的。中平六年(189)岁末,曹操与张邈联络。“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己吾县治今河南宁陵县西南。张邈本传亦载:“董卓之乱,太祖(曹操)与邈首举义兵。”张邈治下的陈留是兖州第一大郡,有“十七城,户十七万七千五百二十九,口八十六万九千四百三十三”。陈留郡位于豫东平原,交通便利,户口繁盛,因而实力强劲。所以陈宫曾对张邈说:“今天下分崩,雄杰并起。君拥十万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眄,亦足以为人豪。”另外,张邈之弟张超时任广陵太守,广陵也是富庶之地。臧洪曾对他说:“明府历世受恩,兄弟并据大郡。今王室将危,贼臣虎视,此诚义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动桴鼓,可得二万人。以此诛除国贼,为天下唱义,不亦宜乎!”李贤注曰:“谓超为广陵,兄邈为陈留也。”张超听从了臧洪的建议,和他同到陈留与张邈商议,决定起兵反卓,并派臧洪去联络附近各路诸侯,请他们到陈留郡的酸枣县聚会立盟,讨伐董卓。“乃使诣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谋约,会超至,定议,乃与诸牧守大会酸枣。设坛场,将盟。”盟会结束后,“豫州刺史孔伷屯颍川,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邈弟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与曹操俱屯酸枣”。随即掀起了关东地区反对董卓暴政的举义高潮。


酸枣诸侯联军以兖州、豫州各郡的部队为主,因此又被称作“兖豫之师”,在关东诸侯中势力最为繁盛,有十余万人,但是战斗力很差。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联军的几位领导者虽是当时名士,但只是擅长坐而论道,并不懂得军事。郑太即对董卓说:“张孟卓东平长者,坐不窥堂。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并无军旅之才,执锐之干,临锋决敌,非公之俦。”


其二,这些诸侯普遍缺乏舍生忘死的胆魄与斗志。由于董卓挟持献帝,代表朝廷,又握有重兵,举义反卓之事成败尚未可知,所以参加酸枣盟会的诸侯心怀忐忑,谁也不愿意领先主盟。张邈“乃与诸牧守大会酸枣。设坛场,将盟,既而更相辞让,莫敢先登,咸共推(臧)洪”。众多州牧郡守都不肯出头,一致推举广陵郡功曹臧洪这个属吏出来带领大家盟誓,简直成了笑话,这充分表露了他们的畏惧心理。最后,与会的诸侯共同推举不在现场的袁绍为盟主,其原因除了袁绍出身高贵、“四世三公”之外,还有自己说不出口的理由,就是谁也不愿挑头来担任“祸首”,万一举义失败则要承担重大的责任。


其三,为了保存各自的军事实力,酸枣会盟的各路诸侯对进兵洛阳讨伐董卓之事都不积极。“太祖(曹操) 到酸枣,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如郑太所言,关东诸侯“恃众怙力,将各棊峙,以观成败,不肯同心共胆,与齐进退”。只有人微言轻、实力弱小的曹操态度坚决,在劝说不成的情况下,独自率领部下数千人西征,结果寡不敌众,“到荥阳汴水,遇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被迫狼狈而还。


(三)南阳袁术、孙坚集团


南阳郡治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属于荆州,在京师洛阳之南,其地域广阔,经济发达,人口繁众。南阳太守张咨于中平六年(189)十一月赴任,并未积极参加反卓斗争。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诸侯纷纷举义,消息传到南方后,当时荆州的长沙太守孙坚响应号召,率领部下军队北征。“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坚无礼。坚过杀之。比至南阳,众数万人。”至少有两三万人。这样一支大军进入南阳郡境,太守张咨仍然态度暧昧,对孙坚的进军并不表示支持。“初(孙)坚至南阳,咨既不给军粮,又不肯见坚。坚欲进兵,恐有后患。”于是诱骗张咨来到军营,双方饮酒之际,突然长沙郡主簿前来奏事,“白(孙)坚:‘前移南阳,而道路不治,军资不具,请收(南阳)主簿推问意故。’(张)咨大惧欲去,兵陈四周不得出”。在逮捕张咨主簿审问之后,“(长沙)主簿复入白(孙)坚:‘南阳太守稽停义兵,使贼不时讨,请收出按军法从事。’便牵(张)咨于军门斩之。郡中震栗,无求不获”。使孙坚的军队得到了物资供应。


袁术从洛阳逃亡后藏匿在南阳,他原先官拜后将军,金印紫绶,在起兵的关东诸侯中地位最高,这次正好乘机占据了南阳。“会长沙太守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袁)术得据其郡。”当时袁术屯兵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与孙坚相见,结成同盟。孙坚“引兵从术”,奉袁术为主。由于孙坚没有军职,袁术又以后将军的名义“表坚假中郎将”。关于孙坚依附袁术,王夫之认为就像刘备投靠公孙瓒那样,原因主要是想借助袁氏门阀世族的声望。“袁氏四世五公之名,烜赫宇内,孙坚崛起,不能不藉焉。彼公孙瓒之区区,徒拥众枭张耳,昭烈且为之下,而况(袁) 术乎?”又说孙坚“贼未讨,功未成,以长沙疏远之守,为客将于中原,始繇(袁)术以立大勋”。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这时朝廷刚委任的荆州刺史刘表也来到鲁阳,被袁术阻拦而无法赴任。于是他们达成了一项交换协议,先由刘表向朝廷举荐袁术为南阳郡行政长官,袁术再上表保举孙坚任职。“刘表上(袁)术为南阳太守,术又表(孙)坚领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然后袁术准许刘表过境赴荆州上任,“乃单马入宜城”。孙坚继续领兵北进到河南郡梁县之阳人(今河南省汝州市西,北汝河以北),他的军队后勤供应由袁术补给,但后来有人离间他们的关系, 对袁术说:“(孙)坚若得洛(阳),不可复制。此为除狼而得虎也。”袁术因此发生怀疑,不再调发军粮。孙坚连夜赶回鲁阳,面见袁术说:“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仇。(孙)坚与(董)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将军受谮润之言,还相嫌疑!”这番话打动了袁术,“即调发军粮,(孙)坚还屯”。袁术占据了广阔富庶的南阳郡,有“三十七城,户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兵员、粮草供应充足,至少会有五六万军队。孙坚又是一位得力的战将,手下亦有数万将士(两三万人),因而是董卓的劲敌。


总的来说,关东诸侯起兵后合计军队至少会有二十余万(其中袁绍、王匡集团五六万人,酸枣诸侯联军十余万人,袁术、孙坚部队七八万人),超出董卓在京师的兵力一倍有余,对洛阳构成了北、东、南三面半包围的部署态势。但是由于大部分州郡长官的胆怯,只有曹操的数千人和孙坚的数万兵马对董卓实行了进攻,而多数军队并没有投入作战,只是在犹豫观望。王夫之说:“起兵诛(董)卓之时,(曹)操与孙坚戮力以与卓争生死,而(袁)绍晏坐于河内。”所以实际上并未对董卓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


董卓对关东起兵的应对举措



关东诸侯起兵反卓后,董卓陆续采取了以下几项应对措施:


(一)杀害弘农王、内应官员与袁氏家族


董卓获悉袁绍等人起兵之后,先是大赦天下以收买人心,然后杀死了他废掉的原少帝、现弘农王刘辩,以免其被敌对势力拥立为皇帝,与自己扶持的汉献帝刘协分庭抗礼。初平元年(190),“春正月,山东州郡起兵以讨董卓。辛亥,大赦天下。癸酉,董卓杀弘农王”。这项任务是由董卓的亲信李儒执行完成的:“卓乃置弘农王于阁上,使郎中令李儒进鸩,曰:‘服此药,可以辟恶。’王曰:‘我无疾,是欲杀我耳!’不肯饮,强饮之。”


当年二月“庚辰,董卓杀城门校尉伍琼、督军校尉周珌”。如前所述,周、伍二人在中平六年(189)十一月说服董卓,外放韩馥、张邈等人到州郡去做行政长官,准备在各地起兵反卓,而周毖、伍琼等人则在朝内响应,形成里应外合之势。“馥等到官,与袁绍之徒十余人,各兴义兵,同盟讨卓,而伍琼周珌阴为内主。”结果董卓发现中计,怒斥周毖等人曰:“诸君言当拔用善士,卓从君计,不欲违天下人心。而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还来相图。卓何用相负!”于是将周、伍二人逮捕处死。


随后,董卓又杀害了关东诸侯盟主袁绍及其堂弟袁术在京的亲属。“董卓闻绍起山东,乃诛绍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师者,尽灭之。”注引《献帝春秋》曰:“太傅袁隗,太仆袁基,术之母兄,卓使司隶宣璠尽口收之,母及姊妹婴孩以上五十余人下狱死。”下葬后,董卓又担心其尸骨被人掘走,将其藏匿到关中郿县(今陕西省眉县)。“悉埋青城门外东都门内,而加书焉。又恐有盗取者,复以尸送郿藏之。”


(二)迁徙皇帝、百官于长安


关东诸侯在初平元年正月举行会盟, 讨伐董卓。“二月乙亥,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免。”罢免他们官职的原因,是这两个人在当天的朝会上反对董卓提出的迁都主张。“卓欲迁都长安,召公卿以下大议。”他假借谶书的说法,声称“昔高祖都关中,十一世后中兴,更都洛阳。从光武至今复十一世,案《石苞室谶》,宜复还都长安”。在座的百官都感到惊愕,没有人敢发言。司徒杨彪表示反对,说迁都改制是天下大事,应当符合民心,顺应时宜。过去盘庚五次迁都,民怨沸腾,所以作了三篇告示,来向臣民详细地说明。“往者王莽篡逆,变乱五常,更始赤眉之时,焚烧长安,残害百姓,民人流亡,百无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现在刚刚拥立了圣明的皇帝,使汉朝的统治光耀兴隆,却无故抛弃了宗庙园陵,恐怕会使百姓惊恐,不了解其中缘故,将要发生大规模的动乱。《石苞室谶》是妖邪之书,怎么可以信用?另外,长安的宫室已经毁败多年,不会很快将它们修复。董卓听后反驳说:“关中肥饶,故秦得并吞六国。今徙西京,设令关东豪强敢有动者,以我强兵踧之,可使诣沧海。”又说修复长安的宫室相当容易,“武帝时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窑数千处,引凉州材木东下以作宫室,为功不难”。所谓“民心” 在董卓看来,更是不值一提。“百姓小民, 何足与议。若有前隙,我以大兵驱之,岂得自在。”百官听后都惊惧失色,太尉黄琬又劝董卓再考虑一下杨彪的意见。“此大事。杨公之语,得无重思!”董卓听后马上起身,停止了这次朝议,并决定迁都长安,自己领兵留在洛阳。“即日令司隶(校尉)奏(杨)彪及(黄)琬,皆免官。大驾即西。”这次朝会是在二月乙亥召开,十二天后献帝和百官就开始动身西迁,董卓和军队驻扎在洛阳东郊的苑囿。“(二月)丁亥,迁都长安。董卓驱徙京师百姓悉西入关,自留屯毕圭苑。”毕圭苑是汉灵帝于光和三年(180)在洛阳郊外修建的苑囿,李贤曰:“毕圭苑有二,东毕圭苑周一千五百步,中有鱼梁台,西毕圭苑周三千三百步,并在洛阳宣平门外也。”宣平门是洛阳东面靠南的城门。


关东诸侯起兵后,董卓还没有和他们交战,为什么就要把帝室、百官和京城迁徙到关中的长安去呢?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关东诸侯的军队人多势众。如前所述,酸枣诸侯联军有十余万人,袁绍、王匡与袁术、孙坚各有五六万人及七八万人,加起来应有二十多万。而董卓部下,洛阳附近的军队虽然总共在九万至十一万人,但不少是关东人,政治上很不可靠。真正为董卓死党的是他带领进京的凉州军队以及羌胡人马,而这些武装也就是四五万人,与敌人的兵力相比实力悬殊,这是他心生畏惧的原因之一。所以他想撤退到关中以避战,躲开关东诸侯的众多兵马。而且那里距离凉州老家要近得多,容易补充兵力,比较安全。正如史书所言:“及关东兵盛,(董)卓惧,数请公卿会议,徙都长安。”


其二,就进行防御的地理形势而言,迁都长安也比洛阳更为有利。洛阳位于天下之中,周围虽然也有山川之险环绕,但是地域狭隘,缺乏作战的回旋余地。西汉初年朝廷大臣们讨论定都时,很多人说:“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倍(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张良则主张在关中建都,反驳道:“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就东汉末年的情况而言,洛阳的防御体系是凭借周围环绕的八关,如黄巾起义爆发后,朝廷随即“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都亭。置八关都尉官”。李贤注:“都亭在洛阳。八关谓函谷、广城、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孟津也。”但是这八座关城距离洛阳都不算远,万一某个方向被敌人突破,京师就会面临义军直抵城下的危险。长安防御在地理方面的安全系数要比洛阳高得多,其东边从潼关到陕县长达四百余里的崤函山区,地形险要,可以步步为营来进行防守,敌军要想突破有很大的困难。因此董卓对公卿们讲述他迁都的理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关东方乱,所在贼起。崤函险固,国之重防”。先将帝室和百官西迁到长安,然后再将自己的军队撤退到陕县以西进行防御,可以改变目前遭受关东诸侯三面半包围的不利态势。


其三,迁都关中能够缓和京师粮饷严重短缺的问题。洛阳所在的河南郡是东汉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据《后汉书·郡国志一》记载:“河南尹,二十一城,永和五年户二十万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万八百二十七。”东汉末年的人口要更加繁盛,这还不算帝室、百官及其数量庞大的服务人员,以及驻守洛阳的大量军队,当地的物产远远不够维持他们的生活需要,这主要靠的是全国各地对京师的漕运,但是现在北、东、南三面漕运的水陆通道已被起兵的关东诸侯封锁,那么京师帝室、百官、军队与庶民的给养就无法解决。关中平原是当时比较富庶的粮食产区,如果把帝室与百官迁徙过去,可以就地获得奉养。


其四,迁徙关中距离凉州较近,可以利用补充当地的兵力资源。陈勇指出,在董卓拥有的部队当中,真正可以依赖的只有凉州兵。可是凉州人不愿脱离本土和关西,“董卓越往东走,跟随他的凉州兵就越少”。因此董卓选择迁都长安的方案,“期待重新以关陇为依托,实现与凉州旧部的会合,从关中乃至凉州本土直接获得兵源”。


至于洛阳及附近的百姓,则是董卓准备抛弃的沉重包袱。但他也不想把这些繁众的人口留给关东诸侯。董卓在当地纵兵杀掠,又逼迫百姓随着献帝西迁,沿途更肆意虐待屠戮迁徙的民众,致使京师百姓大量死亡。


卓部兵烧洛阳城外面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又收诸富室,以罪恶没入其财物;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


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朝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


洛阳京师粮仓的存粟和财物,留下来为董卓驻守的军队消费。一个月后,献帝到了关中。“三月乙巳,车驾入长安,幸未央宫。己酉,董卓焚洛阳宫庙及人家。”他在洛阳实行焦土政策,使旧京的繁华之地变成了废墟荒野。董卓这样做,为的是不让关东诸侯占据和利用河洛平原的人力、物力资源。他后来撤到陕县以西,在关东和关西两地之间制造出洛阳及周边区域渺无人迹的隔离地带,以增加关东军队将来向西征伐的后勤补给困难。为了实现董卓这项计划,东汉傀儡政权在人口和财富方面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


董卓采取的放弃洛阳、迁都长安之避战措施,大臣朱儁觉得是个失策,这样不仅彻底毁坏了河南郡的民生,还会使天下臣民离心离德,放任关东诸侯势力的扩张。他说:“国家西迁,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东之衅,臣不见其可也。”这里需要指出,东汉的关中由于长期遭受羌人侵扰和水利设施的废弛,经济实力已经大不如前。桓帝时崔寔在《政论》中说:“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垦发。”据有关统计,西汉三辅地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有64万户,243万人;东汉中叶仅有10万户,43万人。“户、口均减少了约五分之四。”当时全国的经济重心在关东,董卓从洛阳迁都到长安,就是把全国最辽阔、富庶的经济区域让给了对手关东诸侯,自己退居到偏僻贫穷的关西,实际上是放弃了对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统治。


曹操也认为迁都关中是董卓的严重失误。在与酸枣诸侯联军领袖的对话中,曹操指出:如果董卓继续挟持献帝居住在洛阳,以朝廷的名号动员各州郡发兵,来与关东举义的诸侯们作战,这是很难应付的。“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但是董卓没有那样做,反而毁灭了洛阳,逼迫献帝迁徙到关中, 因而丧失了各地中立势力的支持,成为天下的公敌,给予关东举义诸侯进军消灭他的可乘之机。“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 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但是酸枣会盟诸侯不愿接受曹操的建议,继续驻军不前,采取观望态度。曹操孤军深入荥阳,被董卓部将徐荣击败后回到酸枣,他知道诸侯们不想与董卓交锋,便又提出了三路义军同时进兵占据要地,不与交战,逼迫与等待董卓集团发生内乱的主张。“诸君听吾计,使勃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胡三省曰:“观操之计,但欲形格势禁,待其变起于下耳,非主于战也。”但是这个计策仍然没有得到张邈等人的采用。曹操于是愤然离开了他们,南下到扬州招募军队。


(三)派遣朝内大臣安抚关东,说服袁绍、袁术罢兵


不久,董卓迎来了一个利好消息,酸枣诸侯联军由于粮饷耗尽,发生了分裂,各路诸侯分别领兵回到自己的州郡治所。《三国志》臧洪本传称酸枣诸侯联军在会盟后,“顷之,诸军莫适先进,而食尽众散”。司马光经过考订,认为此事发生在初平元年(190)三月,“酸枣诸军食尽,众散”,而且还发生了内讧,兖州刺史“刘岱与桥瑁相恶,岱杀瑁,以王肱领东郡太守”。这样一来,起兵直接威胁洛阳地区的关东诸侯,就只剩下河内袁绍、王匡与南阳袁术、孙坚这两个集团了。看到对手的力量明显削弱,董卓企图不战而屈人之兵,就以朝廷的名义,派遣担任九卿的几位大臣分别到袁绍、袁术的军中予以劝降,希望说服他们罢兵休战,服从朝廷的统治。“(董)卓乃遣大鸿胪韩融、少府阴循、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循、越骑校尉王瓌譬解(袁)绍等诸军。”他没有想到错打了主意,袁绍、袁术兄弟因为在京的亲属被董卓灭门抄斩,满腔仇恨正无处发泄,于是下令将这些劝降的大臣斩首。因为韩融曾是“党人”,名望较高,所以饶过了他。“(袁)绍使王匡杀(胡母)班、(王)瓌、吴循等,袁术亦执杀阴循,惟韩融以名德免。”


袁绍、袁术此举,虽然表示了他们与董卓集团誓不两立的决心,但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是约定俗成的惯例,他们将董卓派来的几位大臣(也是名士)杀害,做得也是相当过分了。其中执金吾胡母班很有声望,“字季友,泰山人,名在八厨”。他还是王匡的妹夫。王匡受袁绍逼迫,不得已将胡母班逮捕入狱,准备杀死他。胡母班觉得自己既不是董卓的亲信,又是奉朝廷命令前来,这样被杀实在是太过冤屈,于是给王匡写了封信。说:“足下拘仆于狱,欲以衅鼓,此何悖暴无道之甚者也?仆与董卓何亲戚?义岂同恶?足下张虎狼之口,吐长蛇之毒,恚卓迁怒,何其酷哉!死者人之所难,然耻狂夫所害,若亡者有灵,当诉足下于皇天!” 但是仍然没有改变被杀的命运。董卓妄想的这项安抚计划,也终于以完全的失败而告终。


(四)与关东诸侯交战


自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诸侯起兵反卓后,战事相当沉寂。双方都对自己的敌手有些畏惧。董卓先是觉得自己的兵力不占优势,因此“乃会公卿议,大发卒讨之”。企图征调全国其他州郡的军队来进行讨伐,但是并未得到大臣们的支持。后来“董卓以山东兵盛,欲迁都以避之”。总的来说是处于被动防御的局面,不敢主动出击。关东诸侯方面作战的态度也很不积极,“董卓在雒阳,袁绍等诸军皆畏其强,莫敢先进”。只是到了三月,才由曹操率领属下数千兵马进攻荥阳,被董卓部将徐荣战败。曹操的军队虽然失利,却抵抗得非常坚决,徐荣因此认为酸枣的诸侯联军人数众多,要是都像曹军那样奋战,不是能够轻易打败的,于是便领兵撤退,没有乘胜追击。“(徐)荣见太祖所将兵少,力战尽日,谓酸枣未易攻也,亦引兵还。”


后来双方相持日久,董卓看出了关东诸侯的怯战心理,才开始出兵反攻,时间已经到了当年冬季,起初董卓是连连获胜,先打败了孙坚。“时长沙太守孙坚亦率豫州诸郡兵讨(董) 卓。卓先遣将徐荣、李蒙四出虏掠。荣遇坚于梁,与战,破坚,生禽颍川太守李旻,亨之。”《三国志》孙坚本传也记载他治兵于鲁阳城,“(董)卓遣步骑数万人逆坚……卓兵见坚士众甚整,不敢攻城,乃引还。坚移屯梁东,大为卓军所攻,坚与数十骑溃围而出。坚常著赤罽帻,乃脱帻令亲近将祖茂著之。卓骑争逐茂,故坚从间道得免”h。至于河内的袁绍、王匡的军队,要数据守河阳的“泰山兵”距离洛阳最近,威胁也较大。董卓对其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得以取胜。“卓遣疑兵若将于平阴渡者,潜遣锐众从小平北渡,绕击其后,大破之津北,死者略尽。”王匡由于亲信的“泰山兵”伤亡惨重,又回到故乡募兵,然后准备离开袁绍,去投奔陈留太守张邈,在途中受到曹操与胡母班亲属武装的截击,兵败身死。


初平二年(191)初,孙坚聚拢散兵,卷土重来,再次北进,董卓派遣胡轸、吕布前来迎战。《英雄记》曰:“(孙)坚讨董卓,到梁县之阳人。卓亦遣兵步骑五千迎之,陈郡太守胡轸为大督护,吕布为骑督,其余步骑将校都督者甚众。”胡轸在战斗前声称要杀一员部将来立威,引起属下的不满与愤怒。“轸字文才,性急,预宣言曰:‘今此行也,要当斩一青绶,乃整齐耳。’诸将闻而恶之。”吕布等人因此想要破坏他的军事行动。胡轸的部队在夜间赶到阳人城下,“于是吏士饥渴,人马甚疲。且夜至,又无堑垒”。刚刚卸掉盔甲准备休息,吕布等便传播谣言,说孙坚部队前来夜袭,致使“军众扰乱奔走,皆弃甲,失鞍马。行十余里……”天明后孙坚军队前来进攻,“合战于阳人,大破(董)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胡轸、吕布败走后,董卓畏惧孙坚的勇猛,派遣将军李傕前来恳求和亲,“令(孙)坚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许表用之”。但是遭到孙坚的痛斥与拒绝,他随即“进军大谷,距洛九十里”。李贤注:“大谷口在故嵩阳西北三十五里,北出对洛阳故城。张衡《东京赋》云‘盟津达其后,大谷通其前’是也。”董卓亲自领兵前来迎击,“卓自出与坚战于诸陵墓间,卓败走,却屯黾池,聚兵于陕”。孙坚获胜后进兵洛阳城下,打败了守城的吕布。“坚进洛阳宣阳城门,更击吕布,布复破走。”孙坚得以光复了旧京洛阳。


(五)董卓与其军队主力撤往关西


孙坚占领洛阳后做了两件事:其一,扫除汉室宗庙,平塞被董卓发掘的各座皇陵;其二,准备派遣一支部队开赴董卓背后,想要截断他退往关中的道路。“坚乃扫除宗庙,平塞诸陵,分兵出函谷关,至新安、黾(渑)池间,以截卓后。”董卓得知后,对孙坚非常忌惮,他与长史刘艾说:“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董卓不想继续在洛阳附近和孙坚战斗,于是派人到关中胁迫汉献帝,“讽朝廷使光禄勋宣璠持节拜卓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上。乃引还长安”。其时间在当年四月。孙坚在洛阳也因为后方遭受袁绍部将袭击,“引军还,住鲁阳”。


董卓此时对其兵力作出了以下部署:首先,让宿将朱儁留守洛阳空城。当地几经战火屠戮,已经荒无人烟,后方的粮饷也难以支持。董卓不愿意让自己的嫡系将领和军队来接受这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就把它交给了属于异己势力的老将朱儁,任命他为河南尹。朱儁到任后即与关东诸侯联络,准备参加反卓阵营,后来害怕消息泄露就弃官逃往荆州。“(董)卓后入关,留(朱)儁守洛阳,而儁与山东诸将通谋为内应。既而惧为卓所袭,乃弃官奔荆州。”董卓随后“以弘农杨懿为河南尹, 守洛阳”,朱儁闻讯又进兵返回洛阳,驱逐了杨懿。“(朱)儁以河南残破无所资,乃东屯中牟,移书州郡,请师讨卓。”他的这番举动获得了关东诸侯的兵员和物资支持,“徐州刺史陶谦遣精兵三千,余州郡稍有所给,谦乃上(朱)儁行车骑将军”。董卓得知后,“使其将李傕、郭汜等数万人屯河南拒(朱)儁。儁逆击,为傕、汜所破。儁自知不敌,留关下不敢复前”。此后朱儁仍然驻守在中牟,双方仍然隔着洛阳地区进行对峙。


其次,董卓退入关中后,将自己的亲信将领与部队分别部署在豫西、河东与关中东部。“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黾(渑)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中郎将、校尉布在诸县,以御山东。”后来他知道朱儁与关东诸侯联合后,就命令其女婿牛辅领兵从河东开赴陕县(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镇),再遣其部将李傕、郭汜东征,打败朱儁。“初,卓以牛辅子婿,素所亲信,使以兵屯陕。辅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张济将步骑数万,击破河南尹朱儁于中牟。因掠陈留、颍川诸县,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这场战斗发生在初平三年(192)正月,是董卓集团与关东诸侯之间的最后一场战斗, 三个月后董卓就在王允、吕布等人发动的政变中一命呜呼了!


再次,董卓以吕布率领的并州兵和亲信胡轸、徐荣等统率的部分凉州军队留守长安,保护自己与都城的安全,“乃结垒于长安城东以自居”,并监控帝室和百官。除此之外,董卓还在长安以西二百六十里外的郿县修筑了坞城,作为他最后的根据地。“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这座坞城的高度与长安城相等,董卓还把他在洛阳搜刮国库与民间的财富都聚集在坞内,“卓坞中金有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珠玉锦绮玩杂物皆山崇阜积,不可知数”。这时的董卓不仅变成了一个守财奴,而且开始为自己将来的失败来准备后事了。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目光和志向有多么短浅,已然失去了进取天下的雄心壮志。


董卓回到关中后的

倒行逆施与灭亡



董卓回到长安后,对内加强了统治压迫,大臣有不满者,就随意找个借口将其杀害。“故太尉张温时为卫尉,素不善(董)卓,卓心怨之,因天有变,欲以塞咎,使人言温与袁术交关,遂笞杀之。”对待民众更是“法令苛酷,爱憎淫刑,更相被诬,冤死者千数。百姓嗷嗷,道路以目”。他巧立名目,搜刮民财,派遣司隶校尉刘嚣,“籍吏民有为子不孝,为臣不忠,为吏不清、为弟不顺,有应此者皆身诛,财物没官。于是爱憎互起,民多冤死”。董卓对于自己的亲信部将,也是稍有不满就下令处死。“诸将有言语蹉跌,便戮于前。又稍诛关中旧族,陷以叛逆。”吕布是他的心腹爱将,又武艺高强,“(董)卓自以遇人无礼,恐人谋己,行止常以(吕)布自卫”。但即便如此,也会因为一些琐事而与之翻脸。“然(董)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吕)布。布拳捷避之,为卓顾谢,卓意亦解。由是阴怨卓。”吕布率领的并州势力开始与董卓集团离心离德,最终被王允等大臣说服利用,共同策划实行了反卓计划。由此可见,董卓几乎是得罪了朝野内外所有的人(除了那些不在他身边的亲信,如牛辅、李傕、郭汜等),导致内部矛盾迅速激化,所以他的灭亡就是必然的了。董卓回到长安后,接连出现了三起刺杀他的阴谋,分述如下:


其一,伍孚的刺杀行动。越骑校尉伍孚是汝南郡人,“质性刚毅,勇壮好义,力能兼人”。因为憎恨董卓的凶恶狠毒,准备独自对他在拜见后实施暗杀。“乃朝服怀佩刀以见卓。孚语毕辞去,卓起送至阁,以手抚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奋得免,急呼左右执杀之。”伍孚因此丢掉了性命。


其二,荀攸等人的谋划。荀攸当时为黄门侍郎,他与议郎郑太、何颙、侍中种辑等策划暗杀董卓,谋议道:“董卓无道,甚于桀纣,天下皆怨之……今直刺杀之以谢百姓,然后据殽、函,辅王命,以号令天下,此桓文之举也。”就是说董卓残暴凶狠,激起了所有阶层的怨恨,现在可以采用刺杀的办法来消灭他以解除民愤,然后据守崤函山区,辅佐朝廷来统治天下,完成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壮举。后来他们的计划泄露而遭受失败,何颙、荀攸被逮捕入狱,何颙在狱中自杀,荀攸镇定自若,等到董卓死后被释放。


其三,王允、吕布等人刺杀董卓。吕布由于同董卓的矛盾产生怨恨,担心会受到诛戮,所以和司徒王允诉说。王允此时正与尚书仆射士孙瑞密谋刺杀董卓,便说服吕布参加。吕布还因为董卓是其义父而踌躇未决。王允对他说:“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掷戟之时,岂有父子情也?”这才打消了吕布的顾虑,加入了王允的密谋集团。初平三年(192)四月辛巳,献帝患病痊愈,因此在未央宫举行朝会庆祝。王允和士孙瑞乘机表奏董卓罪恶,“使瑞自书诏以授(吕)布,令骑都尉李肃与布同心勇士十余人,伪著卫士服于北掖门内以待卓”。在董卓进入宫门时对他实行了刺杀,除掉了这个十恶不赦的国贼,他在长安与郿坞的亲属和党羽也被悉数杀戮。“司徒王允录尚书事,总朝政,遣使者张种抚慰山东。”


董卓与关东诸侯战争

的特点和影响



随着董卓被刺身亡,他和关东诸侯的军事对抗也宣告结束。作为三国历史上的首次战争,这场历时两年多、牵涉广泛地域和庞大武装力量的交锋具有哪些特点和影响?笔者归纳有以下几点:


(一)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会战


在这场军事对抗中,双方的兵力总共有三四十万。如前所述,关东诸侯举义联盟的兵力至少有二十多万,董卓在洛阳的兵力有九万至十一万人,他撤回关中后,由于靠近凉州根据地,方便兵员的补充,手下的军队又有所增加。后来董卓被刺杀,驻扎在陕县的李傕、郭汜等聚集凉州人马为他报仇,“遂将其众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长安,众十余万”。这仅仅是凉州兵,如果加上董卓生前在长安附近的并州兵,还有关中当地部队和随着献帝西迁的洛阳禁军,大概也接近二十万人了。


尽管交战双方拥有众多的军队,又对峙了两年多,但是发生的战斗却寥寥无几,规模也相当有限。洛阳东线的战斗只有两次,先是徐荣击败曹操的进攻,据曹操自己回忆,当时他的人马很少。“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 亦复不过三千人。”后是初平三年(192) 正月,牛辅派遣李傕、郭汜、张济等“将步骑数万,击破河南尹朱儁于中牟。因掠陈留、颍川诸县,杀略男女”。当时朱儁手下没有多少兵马,“徐州刺史陶谦遣精兵三千,余州郡稍有所给”,合计不过万余人。李傕等获胜后劫略陈留、颍川等郡边缘各县,也是迅速离去,并未和当地州郡部队进行战斗。


洛阳北线的战事,也仅有初平元年(190)冬董卓遣兵偷渡小平津,打败河内太守王匡派驻河阳的“泰山兵”的那一次,规模也不大,并没有与袁绍、王匡驻扎在河内的军队主力交战。


洛阳南线的战斗最为频繁,但是亦不过四次,关东诸侯方面只有袁术派遣的孙坚所部,史籍说是有数万人,具体人数不详。考虑到这支军队的主力由袁术掌握,屯驻在后方准备接应,孙坚的部队属于前锋,兵马不会太多,估计也就是两三万人。董卓派遣与其交战的军队与之规模相当,“卓遣步骑数万人逆(孙)坚”。另有记载说董卓只出动五千人来迎战,“初(孙)坚讨董卓,到梁县之阳人。卓亦遣兵步骑五千迎之”。孙坚先败后胜,随即进军洛阳,又与董卓、吕布各打了一仗,董卓、吕布并不恋战,稍有失利便退出洛阳了。也就是说,董卓与关东诸侯的军队主力都有所保留,并不像后来袁绍、曹操的官渡之战,曹操与孙权、刘备的赤壁之战那样,尽遣精锐出动激烈厮杀,势必要决出胜负。


董卓与关东诸侯没有出动主力对阵厮杀的原因之一,就是交战双方的统帅都有些胆怯,缺乏全力歼敌的勇气;又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愿投入精锐被这场战争消耗。关东诸侯起兵后声势雄壮,董卓心生畏惧,他先是借朝廷的名号向天下州郡征兵来与之对抗。“及义兵起,卓乃会公卿议,大发卒讨之。”可是由于朝廷的公卿大臣都不赞同,郑太还向他讲述了不用征兵的十条理由,说服董卓撤销了这项提议。董卓虽然手中也握有重兵,但是他既不敢主动进攻关东诸侯,又担心守不住京师洛阳,以致在敌人还没有打过来的时候,就安排皇帝和百官西迁长安,放火烧毁洛阳的宫殿和民居,准备放弃这块繁华的中土。他自己领兵断后,暂守洛阳,只和孙坚率领的先锋部队打了几仗,小有挫折,就抛弃洛阳,撤到渑池、陕县了。后来又听说孙坚要分兵截断其退路,吓得他留下诸将驻守,自己迅速跑回了长安。仅仅是孙坚的一支偏师,就把董卓逼迫的连连撤退,还告诫诸将对他要格外小心,由此可见董卓的怯战心理。他根本不敢率领主力主动找诸侯的领袖袁绍、袁术进行决战,其目的显然是保留自己凉州军队的实力,以免出现过多的伤亡。从他回到关中后修筑郿坞、聚敛金银粮饷的情况来看,董卓其实已然放弃消灭关东诸侯,进而雄踞天下的企图,此时他的最高理想,是取代汉献帝,在关西做个割据一方的土皇帝。最坏的打算则是连关中、长安也守不住,龟缩在郿坞来养老终年。这时的董卓已经是暮气沉沉,就连两年前进京夺权的勇悍也都丧失殆尽了。


关东诸侯那边,几位著名的领袖如袁绍、袁术、张邈等人,也是害怕董卓手下并州、凉州军队的强劲,从而拒绝投入主力来和敌人决战。王夫之评论说,当时关东诸侯当中决心消灭董卓集团的将领,只有孙坚和曹操两人,像袁绍、袁术的兵力都远远超过孙、曹二人,但是他们希望董卓与其他诸侯鹬蚌相争、两败俱伤,自己再出来坐收渔翁之利。“故天下皆举兵向(董)卓,而能以躯命与卓争生死者,(孙)坚而已矣。其次则(曹)操而已矣。岂袁绍等之力不逮操与坚哉?操与坚知有讨贼而不知有他,非绍、术挟奸心以养寇,而冀收刺虎持蚌之情者所可匹也。”其实身为盟主的袁绍和董卓是一路货色,都想趁汉室懦弱而掌控朝政或割据一方,并没有救国安民的抱负。“孙坚收复雒阳,乘胜以攻卓,在旦晚之间也,而绍若罔闻。”此时袁绍如果与各路诸侯齐心合力进攻,董卓很难抵挡。但是袁绍在河内踌躇不前,内心的畏惧就不用说了,实际上也怀着篡权称霸的阴谋,他不仅提防董卓,还忌惮各路诸侯,甚至希望汉室被董卓推翻而趁机自成基业。袁绍“早怀觊觎之志,内顾(董)卓而外疑群公,且幸汉之亡于卓而己得以逞也”。鲍信看出袁绍心怀鬼胎,将来也会成为董卓那样的奸党。他对曹操说:“今(袁)绍为盟主,因权专利,将自生乱,是复有一卓也。”鉴于上述原因,双方没有举行大规模的会战,各自的主力部队都得以保存下来。


这里有个疑问,就是袁绍怯战还情有可原,他手下兵马不多,只有数万;本人又是纨绔出身,没有作战经验,不大懂得军事。如郑太对董卓所言:“袁本初公卿子弟,生处京师,体长妇人……无军帅之才,负霜露之勤;临锋履刃,决敌雌雄,皆非明公敌。”而董卓打了多半生仗,可谓身经百战,军事阅历非常丰富。史书上说他“麤猛有谋”,手下又有十万左右的部队,为什么也会胆怯?笔者分析,这与董卓本人的能力、性格及凉州军事集团的特点有密切联系。


董卓为人志大才疏,色厉内荏。他先是做威震当朝的权臣,后又想篡位称帝,“所愿无极”。但是其军事、政治才能有限,和他的野心很不相称。在军事方面,他虽然久历兵阵,屡建战功,但多是在边疆地区与装备较差、组织纪律性不强的羌胡武装作战中获得的;羌人叛乱,往往“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盾,或执铜镜以象兵”。首领头脑简单,其战斗也都是中小规模的野战。若是到了内地进行大规模战争,董卓的指挥调度就会出现问题。例如中平元年(184)他被调往中原镇压黄巾起义,就因为失利而免职。“拜东中郎将,持节,代卢植击张角于下曲阳,军败抵罪。”中平五年(188),凉州起义军王国领兵包围陈仓,朝廷派左将军皇甫嵩领兵前往解围,董卓担任其副手,他先是建议速赴陈仓救援守军,后来王国撤退,他又主张穷寇勿追,机械地引用兵法。但是皇甫嵩都没有听从他的意见,“遂独进击之,使卓为后拒。连战大破之。斩首万余级,(王)国走而死。(董)卓大惭恨,由是忌(皇甫)嵩”。说明他的用兵方略很普通,算不上高明。在政治方面,董卓不学无术,缺乏文化素养和权术韬略。他来到洛阳后与公卿百官、士大夫阶层明争暗斗,吃亏上当,屡屡受骗,只会依仗兵权以强势压服对方,动辄施以威吓:“天下事岂不决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设令关东豪强敢有动者,以我强兵踧之,可使诣沧海。”但是真的遇到关东诸侯纷纷举义,他就乱了方寸和手脚,以致于一仗未打,就策划实施放弃首都洛阳而西迁长安。董卓到了关中后仍有半壁山河,可与对手长期相持,他却营造郿坞,囤积金银粮谷,准备兵败后据守养老,这些都是内心怯懦、很不自信的表现。


另一方面,学界认为董卓所凭借的凉州军事集团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他的主力部队在凉州形成并发展起来,官兵大多为当地人,其民族成分可划作两类,一类是“习于夷风”的汉族将士,即所谓“羌胡化”的汉人;另一类则是郑太所称“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等少数民族将士,概称为“羌胡”。凉州羌胡有较强的战斗力,上阵视死如归,“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但是他们和羌胡化的汉族军队在作战方面也有明显的弱点,“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若在关东随处可见的广阔平原上列阵厮杀,董卓集团军事上的弱点就会充分地暴露出来,战斗的效果经常不够理想。他与黄巾军及孙坚部队的屡次战斗失利,就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受羌胡劫掠风俗的影响,这一武装集团在汉末三国最为野蛮凶残,“凉州军阀有着超乎寻常的杀掠性和破坏性”,因此激起了关东士民的强烈反感。这支军队到了洛阳远离故土,难以补充凉州和关西士兵。他们面对关东气候、风俗的陌生环境以及普遍的敌意,都会很不适应。这些因素也对董卓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鉴于上述各种原因,面对关东声势浩大的举义行动,董卓表现出胆怯畏缩,匆忙抛弃了京师洛阳而西迁关中。如陈勇所言,董卓在迁都长安之后,“他在洛阳那种‘恐惧不宁’的心态一扫而光,其收关陇之兵为己所用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这又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董卓政权的地域性特征”。


(二)关西与关东政治、军事的对立与缓和


董卓挟持汉献帝和百官迁徙到长安以后,中国政治斗争的地理表现形式就变成了(函谷)关西与关东两大集团的对立抗争。双方的军事分界线西在陕县,东到中牟,洛阳附近数百里内变成了荒无人迹的弃地。董卓那边接连委任了朱儁和杨懿两位河南尹,企图保住对这块地域的控制,但是都没有成功。后来牛辅派李傕、郭汜进攻中牟,劫掠陈留、颍川,也是战斗结束后立即退回陕县,无法在这片无人居住的隔离地段立足。这样就在客观上将两股政治势力隔开,无论哪一方要想进攻对手,都要穿过这块废墟荒野,在数百里内得不到当地的人力支援和粮饷供应,只能从遥远的后方长途转运过来,这是很难负担的。所以关东诸侯不愿耗费的巨大代价来组织西伐,而董卓集团同样也不想大举东征。这两股政治力量隔着洛阳地区各自为政,基本上也不再发生军事冲突。


西迁关中之后,董卓集团和汉献帝实际上堕落为偏据关西一隅的割据政权,它在名义上虽然还是天下共主,但是其号令指示在关东没有人听从,各地诸侯已经不向朝廷进贡,根本不把那位受董卓操纵的小皇帝放在眼里,像袁绍和袁术敢于杀掉傀儡皇帝派来的使者胡母班、王瓌、吴循、阴循等大臣,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后他们想要什么官职,也只是给朝廷上表奏报一下,走个过场罢了,根本不需要皇帝的批准。例如袁绍保举曹操,“表行东郡太守、兖州刺史”,前述袁术表奏孙坚任假中郎将、豫州刺史。关东各路诸侯忙于扩张自己的地盘,吞并邻近的势力,无心再对董卓作战,反卓联盟名存实亡。董卓也只是想守住自己的关西,对出兵消灭关东诸侯势力不感兴趣。他除了热心于建造郿坞、准备自己的后事,还有登上天子宝座的打算。董卓先是僭用皇帝的车服,“乘金华青盖,爪画两轓,时人号‘竿摩车’,言其服饰近天子也”。后又企图进一步废掉献帝,直接登基,这一苗头暴露出来,引起了朝内大臣们对他的警惧和暗杀密谋。“(王)允见(董)卓祸毒方深,篡逆已兆,密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公业等谋共诛之。”总而言之,献帝与董卓西迁之后,由于他们与关东诸侯之间被洛阳附近的数百里弃地所隔离,双方虽然在政治上仍然尖锐对立,但是军事对抗的形势却逐渐缓和下来。对于董卓来说,不管经受了多么沉重的损失,他已然达到自己分陕而治、免受对方威胁的目的。


(三)促进了关东诸侯之间的激烈兼并


曹丕《典论》自序曾称,汉末全国政治、军事斗争的焦点前后发生过变化,起初是关东诸侯纷纷起兵讨伐董卓。“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 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这一阶段,显然关东诸侯与董卓集团的对立斗争是中国社会政治领域的主要矛盾。


自献帝西迁到长安以后,东汉小朝廷就丧失了对关东广袤地区的实际统治,各地豪杰纷纷自立,但绝大多数人不再兴兵讨卓,而是互相攻伐兼并。“(董)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后来董卓及其主力军队焚毁洛阳,撤退到关西,放弃与关东诸侯作战。他只是想据守这块“天府之国”,并没有大举出兵关东、消灭“反叛”的诸侯以重新统治天下的打算。关西董卓集团与关东举义诸侯的对立抗衡,由于双方基本上脱离接触,相互之间未进行频繁的交战与来往,这两股势力天各一方,他们之间的冲突逐渐淡化,彼此的矛盾已经下降为次要地位,而各自的内部斗争却愈演愈烈。由于关东的地域、人口和财力远远超过关西,是国内首屈一指的重要经济区域,其内部政治、军事斗争的社会影响明显要更为重大。就全国而言,政治、军事领域的主要矛盾已经转移到关东诸侯内部的相互攻杀吞并,即所谓“中原逐鹿”。袁绍、袁术等有实力的军阀热衷于打击、削弱其他势力;而进兵关西、消灭董卓集团已经不是他们的计划和目标。


董卓西迁之后,袁绍从韩馥手中夺走了冀州,又与幽州的公孙瓒交战;袁术在南阳横征暴敛,伺机向东、南方向的豫州、荆州扩张;他们甚至不顾同宗兄弟的名分而相互攻击。“是时关东州郡务相兼并以自强大,袁绍、袁术亦自离贰。术遣孙坚击董卓未返,绍以会稽周昂为豫州刺史,袭夺坚阳城。”孙坚被迫从反卓前线撤兵,他慨然叹道:“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另外,袁术派遣公孙瓒之弟公孙越与孙坚攻击周昂,“(公孙)越为流矢所中死。(公孙)瓒怒曰:‘余弟死,祸起于(袁)绍。’遂出军屯盘河,将以报绍”。袁绍提出拥立幽州牧刘虞为皇帝,遭到袁术等诸侯的反对。“(袁)术好放纵,惮立长君,托以公义不肯同,积此衅隙遂成。乃各外交党援,以相图谋。”双方远交近攻,势同水火。袁术勾结公孙瓒以攻击袁绍,袁绍则联合刘表以牵制袁术。初平三年(192),袁术派孙坚领兵进攻荆州刘表,结果孙坚在襄阳岘山中了埋伏而死,使反卓联盟失去了一员最得力的干将。“公孙瓒使刘备与(袁)术合谋共逼(袁)绍,绍与曹操会击,皆破之。”通过兼并战斗,关东地区形成了几个力量较强的军阀集团,如袁绍、袁术、曹操、孙策、刘表等得以脱颖而出,割据一方。他们之间的交战结果,对后来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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