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昭庆｜康熙《皇舆全览图》及其谱系地图中西藏地区的绘制——兼谈该图在我国边疆史地研究中的意义

以往康熙《皇舆全览图》（简称《康图》）的研究由于有关文献资料匮乏，加上该研究涉及测绘学、地图学、历史地理学及语言学等方面的问题，研究难度很大，故自20世纪30年代翁文灏开启对该图的研究以来进展缓慢。20世纪70年代曾有零星研究，1990年，才出现汪前进对该图测绘方法及精度展开的全面系统的研究。此后，李孝聪主要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天下舆图总折》，首次较为全面地推定各地舆图绘制人员、绘制时间及舆图呈交朝廷的时间，并介绍了他经眼的各种《皇舆全览图》的保存情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近年随着跨地区、跨学科学术交流和学科融合的加强，《康图》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其中康言（Mario Cams）的著作《地理领域的伙伴：清朝中国地图绘制的中西合作（1685—1735）》跨越语言障碍，围绕该图的测量工具、测绘人员构成、编绘信息来源等方面皆进行了较以往学者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2011年陆俊巍等运用数理统计和回归分析的方法 , 证实了汪前进此前提出的该图投影方式是桑逊投影的结论。自2014年始，笔者带领学生从事《康图》及其谱系地图的数字化及研究工作，发表系列论文，并从量化分析角度进一步深化了《康图》研究，《康图》的意义也在研究中得到不断深入的挖掘。本文基于已有的数字化工作，以西藏地区为例，借助福克司著《康图》序言和其他中、英、法文资料，尝试复原清初西藏地图的测绘过程，分析《康图》及其谱系地图中西藏地区的绘制情况，并探讨《康图》对我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意义。

本文对地图谱系的定义是指地图由于同源性产生的在内容和绘制风格上具有较多相似特征并构成先后顺序的地图系列。本文中的源图指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完成的铜版满汉合璧的《康图》，其谱系地图分别指福克司于1943年整理出版的、据其考证为康熙六十年（1721年）完成的中文图，以及雍正十三年（1735年）完成的法文注记的《康图》，乾隆三年（1738年）在法文图基础上翻译而成的英文注记的地图，以及18世纪70年代中文注记的《乾隆十三排图》（以下简称《乾图》）。

据王丁介绍，福克司（Walter Fuchs，1902 —1979），又名福华德，德国汉学家，柏林人，曾在柏林大学师从高延、米维礼等，主修汉学、汉语、满语，其1925年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唐代以前的吐鲁番地区历史沿革》。1928年，他来到沈阳，担任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附属的满洲医科大学教师，1938年应聘到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任教，同时任职于德国学院（中德学会）。他曾与他人合作主编《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并撰写了许多重要著作，其中包括1943年整理出版的《康熙时代耶稣会士地图集》。该图集系福克司在辅仁大学期间完成，除了一盒36幅的地图，还包括一长篇德文引言和两个地名附录，计414页。地图包括影印出版的35幅中文注记的《康图》和1幅西藏地图，其中前者由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日本学者桥川时雄（T. Hashikawa）提供，单独的一幅西藏地图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提供。引言由两部分组成，包括用德文书写的图集中出现的有关28幅与32幅中文《康图》的绘制及其关系的分析，以及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名的语言学方面的讨论，地名附录包括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共3156条地名的满文索引和4257条中文索引。

福克司认为，17至18世纪的耶稣会士对中西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他们最有意义的学术成就之一就体现在他们对中国舆图学方面的贡献。“耶稣会士在中国最显著的科学成就是他们绘制的中华帝国的地图集《皇舆全览图》，该图初稿于康熙朝的1708年至1716年完成，这也是当时最宏伟的制图工作”，福克司以上述文字作为《康熙时代耶稣会士地图集》（以下简称福版《康图》）序言中的开场白，并引用他人的说法“18世纪初把广袤的东亚地区的地图绘制得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疆域地图都要准确得多”，阐明了《康图》在中国和世界地图史上的重要地位。在介绍这套地图集首先通过法国皇家制图师唐维尔（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1697—1782）的改编而闻名于世之后，他转而批评道：“尽管传教士的这部作品已广为人知，而且至今肯定仍对中国的地图图像产生着影响，但是其详细的绘制历史仍然不为人所知，因为创作者隐藏了学者本该谈及的大量信息。”据翟林奈的研究，耶稣会士地图集最早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通过唐维尔之手，以及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冯秉正（Mailla）、宋君荣（Gaubil）和马国贤（Matteo Ripa）的著述而闻名于世。福克司的序言正是依据上述前贤的记录和前人研究，重点讨论了木版28幅和32幅《康图》的区别，以及它们与铜版《康图》的关系。

据福克司研究，国内常见《康图》由三个版本组成，即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第一版木版地图、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第二版铜版地图和康熙六十年（1721年）第三版木版地图。福克司编的《康图》共收集地图36幅，除了一幅西藏全图外，其余35幅地图为第一版和第三版的合集。其中第一版木版地图有28幅，分别是分省图15幅（图号为21—35）、东北图5幅（图号为1—5）、蒙古图3幅（图号为6—8）、黄河上游图（图号为16）、雅鲁（砻）江图（图号为17）、长江上游图（图号为18）、哈密图（图号为19）和朝鲜图（图号为20）各1幅，缺少今西藏和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和其他一些地区的信息。

1721年绘制完成的第三版木版32幅图，与第一版木版28幅图不同的地方主要是：增加了第11号杂旺阿尔布滩图、第13号拉藏图、14号雅鲁藏布江图与15号冈底斯阿林图；修改了原旧图中的第16—19号，形成新图第9号河源图、10号哈密噶思图、12号江源图等，原雅砻江旧图17号被9号与 12号两图覆盖。当我们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全图中的西藏政区界去对照已配准的福克司图时可知，西藏地区主要绘制在第12、13、14号图上，第15号图中的内容很少，只绘出西藏西北地区一排东西向展布的山岭，分别标注为拉布凄达巴罕、札克昂邦阿林、克勒颜达巴罕和杂杂达巴罕，以及一列无地名注记的南北走向的山脉。由此我们可知，第三版与第一版《康图》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西藏地区的增绘和改绘。

清顺治元年（1644年），朝廷曾派人进藏，采用目测的方式，手工描绘《西藏全图》一幅。康熙时期全国大测量刚开启，清廷就曾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派遣侍郎赫寿去拉萨监督西藏的摄政王拉藏汉。据雷孝思回忆，赫寿及其随从居住西藏两年多，在此期间绘制了所有直接臣服于大喇嘛地区的地图，并带回一幅西藏地区全图。康熙五十年（1711年）他把这幅地图提交给雷孝思神父修订，期望形成与中国各省地图相同的样式。雷孝思神父在审阅此图并询问负责测绘的官员后发现，他找不到任何使用天文观测确定的位置，各地之间的距离也没有进行过测量，只是依靠普通的估算。由于这次所测地图未实测经纬度，所以无法与内地各省测绘的地图进行拼接。但是正如杜赫德所言，尽管这幅地图存在诸多缺点，但还是注意到了更多的细节，显示这块地区的范围比当时最好的亚洲地图表示的都要大得多。福克司推测，尽管雷孝思不承认这次测绘的成果，但它们仍有一部分被印了出来，“抑或他没有对西藏中部和西部进行测绘，所以我们看到的16—18号地图（1717年第一版木版《康图》）只覆盖了西藏东部地区。”

康熙皇帝得知这幅西藏地图的缺点之后，决定重新绘制一幅令人满意的准确地图。为此，他派遣两名在蒙养斋学习的喇嘛前往西宁，由此开始测绘，直到大喇嘛居住的拉萨，再由拉萨测至恒河（Ganges）源头，并带回河源之水。《大清一统志》对此也有记载：“本朝康熙五十六年，遣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绘画西海、西藏舆图，测量地形，以此处为天下之脊，众山之脉，皆由此起。”受这条资料的影响，欧洲文献通常把这一年，即1717年，当作测绘西藏的年代。福克司认为，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这一年应该是测绘的官员们从西藏回到了北京，并把他们的测绘资料交给传教士的时间。他的依据来自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的记载：负责测绘的喇嘛受准噶尔侵扰西藏的影响，从恒河回到了拉萨。“受雇绘制西藏地图的两位喇嘛属于格鲁派，他们侥幸避免了与其他人类似的遭遇。然而他们因这次事故匆忙赶路，不得不止步于恒河源头周边地区，包括他们从邻近地区喇嘛那里得到的信息，以及从拉萨大喇嘛处获得的历史记载中了解到的一些情况。”这条资料亦可与《平定准噶尔方略》的记载相互印证。“又大喇嘛刍尔齐木藏布喇木扎巴奏称，我等由刚谛沙（指冈底斯，笔者注）还至拉萨。拉藏（汉）告云，策妄阿喇布坦令策零敦多卜等率兵六千余至净科尔庭山中，扼险来战，中夜越岭而至，遂据达木地方。”策零敦多卜带领由六千人组成的远征军向西藏进发的时间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一月。次年十一月，准噶尔军攻占拉萨。两天之后拉藏汗被杀。由此可知，受准噶尔侵扰西藏的影响，测绘官员在西藏开始测量的时间应该早于1716年末至1717年初。孔令伟根据藏文资料也得出，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确实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底抵达西宁。据《清实录》得知，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约在1717年底至1718年初之间自冈底斯山返回拉萨。

根据时任四川巡抚年羹尧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六月十三日上奏的奏折推知，这些测绘官员把图交付北京的时间约为该年年末至次年年初。“前奉钦差于藏、卫等处画图，喇嘛楚尔齐母藏布拉木占木巴（即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等已从打箭炉至成都，现在绘《御览全图》，大约六月内可以告竣，齐图回京。”由此可知，这些测绘西藏的官员，并没有如福克司认为的那样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回京，而是在成都待了一段时间才回京城。这次测绘成果成为《皇舆全览图》增订西藏地图的基础。奏折中出现的《御览全图》似乎也不仅限于西藏地图，故对西藏的测量应该始于1716年底，最迟不晚于1718年上半年，持续时间不确。

据福克司论述，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四月前完成了两份雕刻的铜版总图的草图，一份根据省界和自然边界分幅，另一份是按照排和号分幅的草图，这份草图的分幅形式与在沈阳发现的《满汉合璧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一致，《满汉合璧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铜版图系使用排图草图作为样本，并于当年年末印制的地图。但是这套41幅铜版图是否如铜版草图一样是由马国贤或费隐（Fridelli）等人印制，则不得而知。因为马国贤有关制作44 幅铜版图的陈述与盛京的41幅地图的数量不相符，也不同于用作测试的草图。

这次测量方法包括在途中观察罗盘方位、测量道路距离、使用测量正午日影长度的圭表等来推定纬度，似乎也收集了主要山脉的坐标和海拔高度。和在朝鲜的测量过程一样，他们在拉萨获得了一些地图和路书，还有一些当地官员和向导陪伴着他们。福克司所引宋君荣的描述也说明他们对于西藏地区无法观察的地方是根据当地人的描述来绘制的：“这些中国的数学家和喇嘛，在观察方位、测量距离和使用日晷观察极点的高度方面均受过相应的训练。他们跑遍了西藏，来到恒河源头所在的冈底斯山。这些地理学家除了大喇嘛提供的地图和有经验的人外，还有熟悉当地环境的向导陪同。康熙皇帝命人对这些地理学家绘制的地图和制图原则进行检查，并做出了多处正……有一位参加西藏地图绘制的官员，杜赫德神父曾教导他如何还原路线，以及每条纬度中一度经度所对应的里数。这位官员也留存了一份笔记，里面有一幅经杜赫德神父校正过的地图，神父减少了路线，并使用他所能观察到的纬度值对路线进行纠正……就恒河的流路以及周围所标注的城镇而言，不是由派去的……人亲眼所见，而是从拉萨以及冈底斯山附近居民那里所了解到的。”

除此之外，他们还根据周边较为准确的测量值对测量结果进行了校正，也曾利用已有的路程记载和更早年代的地理学家的数据，来验证测量的准确性。如由喇嘛数学家绘制的西藏东部靠近四川的“西番”地区，其测绘过程中没有进行过任何天文观察。耶稣会士把这幅图与他们绘制过的地图进行关联，通过打箭炉（Ta-tfyen-lú）、云南的丽江府（Li-Kyáng-fu）、塔城关（Ta-ching-guan）以及永宁府（Yong-ning-fu）等地的经纬度对之实施校正（见图1）。

此后，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铜版地图的基础上，康熙借大军入藏平定准噶尔对西藏的扰乱之际，对西藏地区的地名也进行了修订。“朕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臣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皆目系详求，载入舆图。今大兵进藏，边外诸番，悉心归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图。其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当于此时考证明核，庶可传信于后……尔等将山川地名，详细考明具奏。”颁发这道谕旨的时间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十二月十七日，福克司根据这道谕旨把前文提及的第二个木版地图完成时间推定为次年，即 1721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乾隆皇帝在派兵平定叛乱之后，也曾专门派遣测绘技术人员对西藏地图进行补测，以加强对西部边远地区的管理，由传教士蒋友仁在《康图》基础上，增加补绘了西藏边疆测绘信息，编绘完成了《乾图》。

由上可知，尽管自顺治年间就开始绘制西藏地区的地图，康熙全国大测量初期也对西藏进行了测绘，但是由于没有使用近代测绘方法，无法与其他地图进行拼接。后在传教士指导下，又对西藏地区开展了测量工作。这次测量由于受到准噶尔对西藏侵扰的影响，没有全面展开，但测量人员通过局部的实地测量、间接校准、参考已有测量数据或当地人民提供的信息，初步完成了西藏地图的绘制。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入藏大军遵照康熙的指示，再次增订西藏地区的地名，进一步推进了西藏地图的绘制。前述测绘工作依次生成了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第一版中文木版地图、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第二版满汉合璧铜版地图和康熙六十年（1721年）第三版中文木版地图。

《康图》完成之后，最初通过巴黎耶稣会士杜赫德在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得以传播。这本书共四卷，随书出版了法文标注的地图。据杜赫德介绍，这些地图由唐维尔依据《康图》改编。福克司认为，唐维尔的地图参考了三种《康图》的版本。康言也证实，唐维尔关于中国十五省的地图完全是照着早期的木刻版本绘制的，但是有的居民点没有标注地名，可能是翻译的缘故。《中华帝国全志》一经出版，很快成为一本关于中国的名著，并在欧洲广泛传播，乾隆三年（1738年）即出版了该书的英译本，由此也产生英文标注的《康图》。鉴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第一版木版地图中西藏地区的绘制存在不准确、不完整的问题，故下面的比较不考虑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第一版的《康图》。

笔者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西藏政区界线界定清初西藏的范围，然后分别对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第二版铜版《康图》及在其基础上产生的康熙六十年（1721年）第三版木版《康图》、雍正十三年（1735年）法文标注的《康图》、乾隆三年（1738年）英文标注的《康图》，以及《乾图》中的西藏地图进行配准和数字化工作，并对点图层地名通名、地名总数量进行比较，如表1和表2所示。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康图》及其谱系图中的山脉使用形象画法勾勒出山脉的走向，为在数字化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存《康图》的地名信息，这里把线状的山脉改为点，故点图层中的数据包括山岭名称。

法文和英文版的西藏地图对山脉、桥使用通名，聚落地名一般不标注通名，数字化过程中通过其使用相同的图例来判断通名的属性。此外，法文版中桥的图例并不统一，除了 Pont Tchasistacsam 外，其余两座桥，分别用缩写的 Pt 表示，没有标出桥的图例，但是英文版中的三座桥皆以明显的图例标注。

由表1、表2可知，从第二版铜版到第三版木版《康图》绘制的西藏地图，地名数量从200条增加到260条，而到乾隆时期，这个数字翻了一倍，达 552条，地名通名也相应变得丰富。从地名数量即可反映出从康熙到乾隆时期，官方对西藏地理认知的逐渐深化。通过第二版铜版、第三版木版《康图》与法文和英文注记的西藏地区地图的地名数量的比较，也可发现它们存在日本学者海野一隆提到的地图传承过程中“同系退化”的现象。法文版地图中出现的点地名只有144个，依据法文地图绘制的英文地图，点地名减少到139个，这些数字皆少于源图即第二版铜版《康图》地图上的点地名数量。不仅如此，法、英文版地图译者对地名通名的标注也出现简化的现象，他们更关注的自然地物主要是山川，而对人文地物则只关注聚落、庙和桥。 

《康图》是我国第一套利用经纬度表示地理要素空间位置的全国性地图，尽管它表示的范围与今天的不同，但它几乎覆盖了清初实际管辖的疆域，故可称作当时的全国总图。这个实际管辖的范围既包括前代明朝管辖的区域，也包括长城以北、以西广袤的边疆地区。此前，中国人绘制的总图很少触及长城以北的区域，在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里，明代疆域及其周边地区虽然越过了长城，但地理信息十分简单。清初出现了私绘大清万年一统系地图的情况，但黄宗羲绘制的原图已看不到，我们看到的也只是吸收了《康图》成果的地图，内容较为简陋，地理要素的位置、名称也不准确。表1、表2西藏地区点图层通名数字化统计的表格，清晰地展现了清初到中期朝廷对西藏地理认知的过程，对地理要素的标注逐渐由早期的简陋变得丰富。值得注意的是，在《康图》出现之前，我国广大西北、东北边疆地区的地理面貌也从未如西藏地区一样，以翔实、准确的形式出现过。故从地理学上讲，《康图》首次以经纬度地图的形式，记录了三百年前我国广大边疆地区的山川地理形势和大量的政区和聚落地名，通过《康图》的测绘，填补了清廷对这些地区地理认知的诸多空白，为我们了解当时的边疆地理环境、政区建置和聚落分布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图形资料，也为我们今天提供一个可资对比研究的地理信息平台，具有原创性。从史学意义来讲《康图》亦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孔令伟指出，清初在西藏的测绘活动，对于清代地理学知识的发展乃至汉藏文化的交流均有重要的贡献，清朝测绘所得之喜马拉雅地区的知识对世界地理学的发展亦发挥过重要作用。据笔者粗略估算，满文标注的广大边疆地区的面积是汉字标注区域面积的近两倍。半个世纪以前，我国蒙元史学家翁独健曾评价《康图》中最重要而且占篇幅最多的乃是边疆及藩属地图，可谓一语中的。《康图》对于我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我们对一个地区的认知总是先从地名及其空间位置开始的，故地图中的地名及其表达的空间信息尤为重要，这一点也被80年前的福克司充分认识到，在他编著的《康图》的文字说明中，仅地名索引就有311页，占全书的3/4。而地名索引都是针对满文标注的广大区域，第一个索引分区把第二版铜版中东北、蒙古和新疆、西藏等地所有的地名按照满文译音，以拉丁字母的顺序来排列，在每条索引地名之后，还把第三版木版上相同地点的中文译名附上，共计3156个满文地名；第二个索引分区把第三版木版以及第36幅图的中文地名，按照图幅顺序，依次罗列每幅图中地名的名称及经纬度，并把《乾图》中相应位置上的地名也列出。福克司补充说明，这种排列对比只是表明，乾隆地图上的地名位于康熙地图上相应的位置，但不一定对应康熙地图中的名称。第36幅西藏图，列出中文地名、经纬度及对应的12—14号及第18号图中相应的位置序号。这个索引地名数量达4257条。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对此也有评价：“最使人觉得珍贵的是，福君将该地图中满洲（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各处所有的地名作出两个索引来……由以上两个索引，就将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左右中央亚洲及东北亚洲地区的满汉地名聚集于一处，历历清晰的（地）呈现于从事史地学及语言学的研究者们之前，为参考及研究的应用，有莫大的方便。”

值得一提的是，边疆地区涉及民族语言的地名，在中文文献中，这些地名多为音译地名，地名或长或短，并无规律可循，在阅读无标点符号的历史文献时，很容易犯错误。有学者就曾利用《康图》上的藏文地名纠正今人误判的地名。对地名的考证往往是民族史研究的难点，需要学者为此付出大量的心血。但是因为第二版铜版《康图》及其谱系地图具有相近的坐标系统，我们今天借助数字化方式，对不同语言标注的地图开展数字化工作，生成不同的图层，并把它们在空间上叠加，即可实现对具有相同或相近空间位置的不同语种标注地名的转化，可大大简化地名考证的速度和效率，一些疑难地名的翻译也会迎刃而解。如表3显示的即是拉萨在不同语言中的表示形式。

表 3 不同语言对拉萨的标注

由表3中拉萨的地理位置，我们还可以清晰地分辨出这五种语言图之间的承继关系。其中，第二版铜版《康图》是福版《康图》和《乾图》的底图来源，而法文注记的地图则另有来源，英文注记的地图则来源于法文图。

综上，本文依据多语种文献回溯了清初对西藏地区的测绘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康图》对我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意义。本文亦指出由于《康图》利用近代测绘方法完成，可运用今日地理信息系统对之进行数字化和空间分析，利用不同语言标注《康图》地名位置的相似性，可解决以往难以从语言学角度解决的部分地名翻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