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超群｜犏牛国考——苏毗与附国新论

文｜妥超群

汉文史籍中，苏毗乃唐代吐蕃东境一大国，附国是唐以前蜀郡檄外一大国。

学界对这两国的地望、族属问题论述丰富，观点纷呈，以此涉及到青藏高原东部前吐蕃时期诸邦国位置与民族形态的探索，意义重大。下面首先开列出各家主要观点：

1.苏毗研究。关于此国地望，法国学者伯希和（P.Pilliot）首先提出苏毗与藏史中所记吐蕃军制五茹之一的“sum pa”（松巴）的对译关系[1]，日本学者佐藤长在考证《新唐书·地理志》唐蕃古道路线时沿袭了这一说法，将苏毗国的地望按“松巴茹”的四至考定，其地望为今西藏昌都地区边坝县一带[2]。任乃强先生认为苏毗中心地带为怒江上游的霍尔三十九族的驻牧地，其中心即清代所设霍尔总管的那曲地区。关于苏毗的族属，任乃强先生认为苏毗即隋唐之女国[3]。王忠认为苏毗有大小二王，分别居住于年楚河与拉萨河流域。[4]。杨正刚在其《苏毗初探（一）》《苏毗初探（续）》《苏毗大事记》三篇文章中广泛讨论了苏毗与汉文史籍中的东女国之间的关系，认为苏毗最初是在西藏日喀则南木林县的襄曲（shangs chu），约在公元六世纪中后期迁至拉萨河上游的彭波（vphan po）成为森波杰（zing po rje）王室，隋末部分苏毗人迁往阿坝嘉戎地区建立东女国，原留居苏毗遗众被编为吐蕃五茹之“松巴茹”[5]。周伟洲在其《苏毗与女国》一文中也大致持此观点[6]。但是，早在1983年巴桑旺堆通过藏文文献的考证就提出了苏毗与森巴杰王室的对译关系并不成立[7]，后台湾学者林冠群也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附议[8]。这说明苏毗族源地在后藏以及迁徙阿坝嘉戎地区之说的立论基础不可靠。现在学界对佐藤长的结论苏毗（松巴）的地望是在昌都边坝县以西丹达塘这一观点基本比较认可。

2.附国研究。学界中关于此国最引人关注的问题就是附国与吐蕃的勘同问题。石硕在其《附国与吐蕃》《从唐初的史料记载看“附国”与“吐蕃”》两篇文章中比较全面地回顾了学界对此问题争议的由来[9]。附国为吐蕃之说最初是由岑仲勉先生依据吐蕃之“蕃”（bod）与“附”的对音关系提出[10]，后任乃强先生提出了反对意见[11]。汤开建依据《广川画跋》与《剡源集》中对唐初画家阎立本所画《王会图》与《西域图》的文字描述，附国与吐蕃的入唐使节同时出现在唐初唐人画作中，指出了附国非吐蕃的这一关键性证据[12]。现学界普遍倾向附国在康藏地区。关于其地望代表性观点有主要有二：①任乃强、石硕持甘孜说；②杨嘉铭持道孚说[13]。

笔者认为，历史地名的勘定，不能取法于简单的对音与文化比附，应首先要有紧扣地理和严谨求实的研究基础后再进行地名审音与文化研究。藏东地区被吐蕃兼并年代久远，这一地区吐蕃时期的地理、民族史资料稀缺，藏区发达的宗教历史学传统中往往又掺和了许多传说与臆断的成分。因此对一些青藏高原史地疑难问题的研究，有必要对以往注重从历史文献入手研究地理的范式做出某种检讨，须转换思路注重从考古、地理研究去考订史料中的纰漏与不实，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相关问题。佐藤长考唐蕃古道为玉树西南藏北路线，将苏毗以西之关键地名鹘莽驿也定在这条线路上，又取伯希合之说苏毗与“松巴茹”的对音关系才确定苏毗之地望在边坝县。然而近年国内组织的考古科研人员在这条线路上没有发现唐代吐蕃遗迹，倒是在玉树东南方向的康藏地区发现了大量吐蕃时期的摩崖石刻。针对这一问题，笔者有专文对《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入蕃路线进行了重新考证（下称《唐蕃古道新探》），所得结果与佐藤长之结果大相径庭，其在康藏地区的路线应该是（括弧内为相应唐代驿站名）：黄河源-甘孜州石渠县呷依乡（众龙驿）-甘孜州石渠县洛须镇（多弥国西界）-甘孜县（婆驿）-理塘县（悉诺罗驿）-巴塘县（鹘莽驿）-昌都察雅县香堆镇洛加宗（乐桥汤）-八宿县郭庆乡（合川驿）-洛隆县马利镇嘉玉桥（蛤不烂驿）-洛隆县康沙镇（突录济驿）[14]。这一线路与发现的康藏地区吐蕃摩崖石刻分布位置完全吻合，与苏毗相关之关键地名鹘莽驿位置应在巴塘，唐代“鹘莽山”即为宁静山（邦拉）的古写“vbom”记音。由此结果进一步发现，与唐蕃古道密切相关的苏毗、多弥和白兰三国的位置依次为理塘、甘孜与阿坝马尔康，藏区传统地理概念安多、多康、多思麦、朵堆并不如教法史所言与黄河流向有关，而是与唐蕃古道的走向有直接关系，这也证明了紧扣考古、地理研究方法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可以肯定佐藤长将苏毗与藏史中的“松巴茹”对译是有问题的，边坝与理塘的距离要1000里以上，松巴茹所在位置边坝县与唐史地理文献所记录的苏毗位置的出入实在太大了。

再如附国，附国传中言此国“其国南北八百里，东西千五百里”，所记地貌风俗应指今川西地区，是唐代以前藏东一大国。康藏地区唐代已经有苏毗、多弥和白兰三国，料不能唐初这一地区又存在一庞大之附国，史料中唐蕃古道线路上也没有关于此国的任何记录；史籍中又言苏毗为诸部之中最大，人口是黄河北吐浑部落的数倍。由于笔者的前期研究发现苏毗就在康藏地区的理塘，可以推定唐代以前的附国极有可能就是唐代的大国苏毗。依据这一地理线索，经认真查阅相关史籍，分析这一地区多种历史地名资料，可得苏毗与附国应为一国，其与汉代蜀郡檄外的旄牛夷、莋夷有直接关系，其国名的藏语名称可还原为“mdzo bod”，即“犏牛蕃”之义。

（一）两国国传在史料中的问题

苏毗传初见于北宋欧阳修纂修的《新唐书》:

苏毗，本西羌族，为吐蕃所并号孙波，在诸部最大。东与多弥接，西距鹘莽峡，户三万。天宝中王没陵赞欲举国内附，为吐蕃所杀。子悉诺（罗）率首领奔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护送阙下，玄宗厚礼之。[15]

此传虽只有寥寥80余字，却也为一单独国传。非常奇怪的是唐代活跃在青藏高原上的苏毗国居然在唐代史家纂修的史籍中未见辑入。杜佑《通典》中就未见有苏毗传。再查唐代纂修的《北史》《隋书》等记录前代史籍，苏毗国也未有立传。对于这样一个被吐蕃役使的“户三万”大国，唐中期又发生其王被吐蕃杀、王子投奔唐朝的震荡性事件，此国应该不是一朝成国而是立国很久，唐代史家为何皆不为其立传？笔者推测原因可能有多种，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苏毗与唐朝接触很晚，至唐天宝中苏毗由于“举国内附”才与唐朝接触，唐初成书的《隋书》《北史》《周书》作者是不可能知道苏毗的。《通鉴》载苏毗内附的确切时间是天宝14年（755年）4月：“以苏毗王子悉诺罗为怀义王，赐姓名李忠信[16]”。这些资料在杜佑《通典》中均无反映，说明杜佑纂修完成《通典》时并未获得苏毗资料。苏毗归附唐朝同年年底，唐朝便爆发了安史之乱，长安、洛阳两都陷落，官方藏书与文件遭遇重大劫难，估计苏毗文献在此期间散佚他处，这也是造成唐代中后期苏毗未能入史的原因。后来自《旧唐书》至北宋纂修的《通鉴》《新唐书》《册府元龟》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大量苏毗信息，说明宋人应该得到了唐代散佚的苏毗史料。可以肯定，唐天宝前苏毗与唐朝是没有接触的，如果有接触，苏毗信息肯定会出现在唐代史家纂修的史籍中。

另一问题是两《唐书》中均未见附国传。《隋书》《北史》《周书》中附国传的内容基本相同，料其史源相同。该传明确提到附国通使隋朝是在隋大业4年（608年），但除了唐初画家阎立本画作《王会图》中出现附国使节这一细节外，整个唐代乃至后代史籍中关于此国在隋代以后的记录踪影皆无。这与苏毗在史料中的情况正好相反，苏毗是有尾无头，附国是有头无尾。如果唐代确实存在附国，那么两《唐书》为何删去附国，特别是欧阳修《新唐书》走得更远，即减 “附国”而添 “苏毗”。需要说明的的是，汤开建先生在论及这一问题时特别提及了《新唐书》中的“附国传”，后石硕也持同说，后者用“吐蕃传”与“附国传”在《新唐书》中并存作为证据反对岑仲勉先生认为的附国即吐蕃的说法。但笔者翻遍《新唐书》却始终未见有“附国传”，百思不得其解之下发现石文在引用《广川画跋》时将原文献中的“附国筰都”少一“都”字，并将“附国”与“筰”用顿号标点以示两者之分别，汤文也有此误，因此才恍然大悟，原来其《新唐书》有“附国传”之说来自汤文[17]。近来李宗俊等人也言之凿凿地说“欧阳修等人撰写的《新唐书》再次为附国立传，并将之归入南蛮，但细读其文，明显也是对《隋书·附国传》的删节，并未多加入隋朝之后的半点史料信息[18]”。因此笔者又特意查阅了《新唐书·南蛮传》，依然未见“附国传”痕迹。后来在清人沈炳震所纂修的《唐书合钞》中南蛮飞头獠传下，笔者才找到“附国传”的部分删节内容，此显然是沈炳震所为。可以肯定地说，《新唐书》中是没有“附国传”的。

细查宋人董逌《广川画跋》中所涉附国信息，便可发现其所指阎立本画作《王会图》中代表附国出使唐朝的其实并非是附国使节，而是“附国莋都”的使节，这一信息对认识唐朝与附国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兹录原文如下：

有司告办，鸿胪导客，次序而列，凡国之异，各依其方。东首以三韩、百济、日本、勃海而扶桑、勿吉、流求、女国、挹娄、沃沮次之；西首以吐蕃、高昌、月氐、车师、党项而轩渠、厌达、叠伏罗、丁令、师子、短人、掸国次之；其南首以交趾、沆谿、哀牢、夜郎而板楯、尾濮、西僰、附国筰都等次之…… [19]

莋都地望在今雅安市汉源县清溪镇，是附国边界上莋人的重要中心，下文将会对这一地名有详细考证。汉代在莋都首开置汉郡之先，置沈黎郡旄牛县，后历代皆置郡县。《元和郡县图志》黎州条下载唐代在莋都的设置情况为：唐武德元年（618年）置南登州，大足元年（701年）改置黎州，后废；开元3年（715年）又置黎州，管汉源、通望二县，州治汉源县。该条目下又言，贞元元年(785年)又在州城以北“置堡三所，为州城之援，管羁縻州五十七并蛮夷部落大首领主之[20]”。因此唐代在莋都的设置基本是连续的，至唐贞元时期有管理57个羁縻州的大首领受此唐州节制，莋都本身不可能代表一国去与唐朝通贡。《广川画跋》考《王会图》应作于贞观17年（643年），此时莋都为南登州州治，莋都派往唐廷之使节应该是受南登州节制的羁縻州首领之使节，即所谓“附国莋都”之使节，不然为何在“附国”之后缀一“莋都”？这也说明受莋都节制的羁縻州部落就是附国之民。按附国莋都使节到达唐廷时，吐蕃已经占领苏毗、多弥、白兰且兵锋直指青海，整个藏东地区皆为吐蕃势力所控制，此时附国应该已经陷于吐蕃，贞观17年到达唐朝的使节应该是附国靠近汉界内附唐朝的部落。

从史料反映的情况看，自唐朝开国以后，附国王室与唐朝是没有接触的，苏毗王室迟至天宝中才与唐朝进行了接触，这就可以解释从唐代到宋代的史料中，附国传的内容只停留在唐以前的记录，而苏毗传的内容只始于唐天宝中。这为下面附国与苏毗两国的勘同理清了文献脉络。

（二）两国地理位置的勘同

单从这两国国传在文献中的增减，很难看出这两国之间的直接联系，如果结合今日对苏毗地理研究的结果再看这一问题，其答案就昭然若揭。苏毗位置在今理塘，理塘以北略偏东的甘孜，便是多弥国的位置所在。唐蕃古道上的悉诺罗驿与婆驿便设在这两处。苏毗的疆域和四至在《新唐书》中的记录十分简略，但大致可以判断其国境西起巴塘金沙江东岸，以理塘为中心，向东延伸至川边汉界，囊括现在康藏地区大部。下面选用《北史·附国传》中提供的地理信息进行分析，可得附国与苏毗的地理位置是一致的。

附国者，蜀郡西北两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东部所居，种姓自相率领，土俗与附国同……其国南北八百里，东西千五百里……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舂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白兰、北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大业朝贡，缘西南边置诸道总管以管之。[21]

该传所言从蜀郡前往附国，是从成都西北方向行2000余里即可抵达附国中心王城。今理县杂古脑镇西北2.5公里朴头梁子发现的隋代开皇9年（589年）《姜须达通道记碑》记录了隋朝会州刺史姜须达重修蜀汉姜维旧道以开诸羌一事[22]，可证理县为唐以前连通川、康之旧道。从蜀郡西北前往附国的路线可与唐蕃古道白兰道合路。《唐蕃古道新探》考白兰道的路线为：从阿坝马尔康（白兰国王城）向西至甘孜，即婆驿；再向南至理塘，即悉诺罗驿、苏毗国国都；由此向西过巴塘、察雅和洛隆县前往吐蕃牙帐。今成都经阿坝理县、马尔康、甘孜县至理塘公路里程大约为1070公里，此基本与蜀郡至附国2000余里相符；甘孜与成都间里程大约700多公里，道孚更近，故任乃强、石硕的附国在甘孜说、杨嘉铭的附国在道孚说皆与2000余里之条件相去太远。

这里提到的十几个羌人部落有个别可考。其中当迷在史料中也为当弥、多弥，贞观12年（公元638年）唐朝以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进伐吐蕃。当迷、当弥、多弥应为藏史中的“sdong（ldong）mi”的不同音读。《唐蕃古道新探》考其位置在今甘孜县，吐蕃称之为难磨(nam)，吐蕃在此地置朵甘思(mdo gams)，今“甘孜”一名正为“朵甘思”这一古名的简称；其中北利摸徒，即白兰国之西界，此名也出现在涉及白兰国四至之史料：《北史》作“东北接吐谷浑，西北利摸徒，南界那鄂[23]”、《周书》作“东北接吐谷浑，西北至利模徒，南界那鄂[24]”、《通典》作“东北接吐谷浑，西至叱利摸徒，南界那鄂[25]”，故学界对其定名有“北利、摸徒”、“利摸徒”、“叱利摸徒”这样三说。《唐蕃古道新探》考《通典》“叱利摸徒”应不误，其位置在白兰以西通多弥中途，今炉霍县虾拉沱镇清代称“吉日楮卡”，意“鲜水渡口”，“虾拉沱”正为“叱利摸徒”（phyug ru mdo）之今读，其原义为“鲜水路口”。嘉良夷，唐代又谓哥邻夷，属唐代“西山八国”之一，其地望为大渡河上游大金川丹巴境内。附国东北当以今丹巴县党岭与嘉良夷接界。苏毗东与多弥接界，多弥王城甘孜其实是在苏毗东北方向，多弥东又与白兰在虾拉沱交界，虾拉沱盖为隋唐时炉霍、道孚两县境内鲜水河上游一小国，自鲜水河以东至党岭之地应属苏毗国境，这与附国东界位置相合。《唐蕃古道新探》也考白兰之南界那鄂是丹巴县境内大金川的隋代叫法，汉代称涐水，唐代称弱水，今藏语称“嘉莫诺尔曲”（rgyal mo dngul chu），境内有弱水国与嘉良夷同属“西山八国”。《北史·附国传》中的那鄂即唐代弱水国，其位置当在大金川嘉良夷上游与白兰国交界。

多弥在甘孜，叱利摸徒在炉霍县虾拉沱镇，白兰在阿坝马尔康，嘉良夷在丹巴县，可认为在北纬31º-32º之间、由玉树金沙江至阿坝大金川的东西连线上分布着大小十几个羌人小国。按“其风俗同于党项”，《北史·附国传》中记载的这些羌人部落大部为夹于北方吐谷浑与南方附国之间的党项部落。该传又言附国跨度东西1500里，南北800里，并将吐谷浑与附国相提并论，附国应是吐谷浑南方一大国。唐天宝中哥舒翰奏表《奏苏毗王子悉诺罗降伏状》言：“苏毗一蕃，最近河北吐浑部落数倍居人，盖是吐蕃举国强授，军粮兵马半出其中[26]”，这句话的原意是指苏毗人口众多，为诸蕃中最大，是河北吐谷浑人口的数倍，吐蕃军粮兵马多由其出，希望唐玄宗能重视苏毗王子的归附请求云云。吐谷浑南方有十几个党项小国，多弥、叱利摸徒、白兰与嘉良夷南方的大片地区就是今天的巴、理塘地区，这一地区正好是苏毗国境，其王城就在理塘，党项以南的大国附国也应为这一地区。白兰毫无疑问附于吐谷浑，史载北魏时期吐谷浑为抗拒北方西秦南下经常“退保白兰”以此地为避难所[27]；当迷也为多弥、当弥，《新唐书》中多弥国传在苏毗国传下，此国应属苏毗；《北史·附国传》中的党项小国叱利摸徒、当迷、那鄂在白兰西或南，只能属附国不可能属吐谷浑，因此可间接指明附国与苏毗的对等关系；嘉良夷风俗与附国同，《北史·附国传》又载：隋大业5年（609年）附国“又遣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贡[28]”即可说明此国也是附国的藩属国。从这些小国家的地理位置以及与附国、苏毗之间的附属关系看，附国与苏毗的地理位置基本一致，就在今四川甘孜州境内。

从两国国传在史料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看，附国在史料中中断的时间与苏毗在史料中出现的时间高度契合，再结合地理分析基本可以判断苏毗与附国应该是同一个国家。下文从苏毗与附国的读音分析，中古时期“毗”与“附”的读音十分接近，古人治史时最有可能凭此直觉做此判断。欧阳修纂修《新唐书》时减“附国”而添“苏毗”应该暗含这一深意，但囿于材料缺乏与地理不明，他没有将两国辑为一国。即便如此，他也为后人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信息。他清楚地告诉后人，至少从他那个时代所掌握的材料判断，唐代不存在附国而只有苏毗。采取这种悬而不解的治史方法，体现了古人面对疑难问题的高超智慧。

(一)汉代“莋夷”、“旄牛夷”辨同

落实了苏毗与附国的文献与地理问题，就可以对其国名做一番探究。甘孜州在汉代属蜀郡旄牛县檄外之地。《汉书·地理志》蜀郡旄牛县条下载：

鲜水出檄外南入若水，若水亦出檄外南至大筰入澠，过郡二，行千六百里。[29]

“鲜水”为今流经道孚县与炉霍县境内的鲜水河。“若水”指雅砻江，《唐蕃古道新探》考此河就是唐代的大月河，上源称西月河，唐 “月”应为汉“若”之音转。“过郡二”指若水流经蜀郡以西沈黎郡和越嶲郡二郡。汉代甘孜州东部地区、雅砻江至大渡河间大片地区应该受这两个汉郡节制，这一地理范围正好为前文所考苏毗与附国之核心地区。汉代称这一地区的居民为旄牛夷、莋夷，因此有必要搞清楚这两个族称概念。

史书中旄牛县也称莋都，这是解决“旄牛”与“莋”关系的重要线索。关于旄牛县的位置，《水经注》青衣水注下言：“水（布仆水）出檄外成都西沈黎郡……理旄牛道，天汉四年置都尉主外羌，在邛崃山表”[30]。邛崃山石硕考为今雅安市荥经县西南方向的大相岭，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但他认为沈黎郡郡治、莋都在青衣县无疑与史料有出入[31]。《水经注》明言沈黎郡的郡治就在旄牛，在邛崃山表。《后汉书·西南夷传》莋都夷传条下也言：“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32]”。旄牛与青衣原为西汉蜀郡所管十五县中之二县，《后汉书》明言武帝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在莋都置沈黎郡，武帝天汉4年（公元前97年）合沈黎郡与蜀郡为西部都尉，在旄牛与青衣两县各设治所分管夷汉。沈黎郡郡治如在青衣管汉，原蜀郡所辖汉区该如何受位于邛崃山表主管外夷的旄牛都尉辖治呢？这个旄牛都尉究竟是属于沈黎郡还是属于蜀郡呢？！因此沈黎郡郡治只能是位于邛崃山表的牦牛县，也谓莋都，其先为蜀郡属县，后为沈黎郡郡治，又为旄牛都尉，其位置邛崃山表即今荥经县西南大相岭山南，与大相岭以北的青衣县、青衣都尉互为表里，邛崃山当为汉代汉夷之界山。唐代在旄牛县地置黎州，有沈黎镇，下管汉源（州治）、通望二县。《元和郡县图志》汉源县、通望县条下均载 “沈黎镇在县东北六十一里”令人生疑，其一必为衍文。通望县条下有“大渡水经县北二百步”，今汉源县大渡河南岸为唐通望县地望无疑。从大渡河南岸向东北方向行60里，为清溪镇位置。同书汉源县条下又载：“飞越山在县西北一百里，山西、北两面并接羌戎界”。今清溪镇西北方向100里外有飞越岭，西南方向60里至大渡河边，清溪镇为唐代沈黎镇、汉源县无疑。《元和郡县图志》对黎州州城环境有详细的记录:“其州城东西南三面并临绝涧，惟北面稍平”[33]。这与今清溪镇所处地形基本吻合，今清溪镇正为唐黎州州治、汉源县、沈黎镇，汉旄牛县地望应为此地。

那么旄牛县为何称之为莋都呢？《史记·西南夷传》就说：“自嶲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徙、莋都最大”，其下南朝史家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言：“徙在汉嘉”。[34]明显徙、莋都二地名在汉武帝开蜀郡前就有，二者皆为当地民族语言。汉嘉即东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年）由西汉青衣县改置的汉嘉县，《后汉书》蜀郡属国条下谓：“汉嘉，故青衣，阳嘉二年改，有蒙山”[35]。然而《汉书·地理志》蜀郡下有徙县，有青衣县[36]，既有徙县、青衣县，为何又称“徙在汉嘉”？可见“徙”非专有之地名而是族名。《水经注》青衣水注又有：“县故青衣羌国也”[37]，青衣县、青衣水原本得名于青衣羌。青衣县大致位置在今雅安市青衣江上游天全县与芦山县一带，徙在汉嘉即在青衣县，青衣羌居地其实就是徙羌居地，“青衣”可谓是“徙”之音转，西汉蜀郡之徙县、青衣县得名均源于此。莋都在清溪镇，这一位置是近代从雅州过大相岭、清溪、飞越岭至打箭炉进入康藏之传统路口，也是向南沿大渡河至石棉县前往汉代越嶲郡与南中诸郡之要道。前引《北史·附国传》有从蜀郡西北前往附国之路线，合计从蜀郡前往旄牛夷之地有此三道。旄牛县独占两道之要冲，重要性非同一般，汉唐均在此设州立郡。莋都之“都”应该对译为现代藏语“mdo”（路口），此与青藏高原藏羌人喜欢在交通要冲建立城镇中心的习惯符合，其本义为“通往莋地之路口”。就涉蜀郡檄外汉文文献中频繁出现的“旄牛夷”与“莋夷”，以及从地名反映出的“旄牛县”与“莋都”之间的对应关系，“莋”与“旄牛”之间应该有一定的对译关系，这与“徙”与“青衣”的情况类似，汉县县名与原有民族语地名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

现代藏语牦牛一词的表述有“g·yag”（音“雅合”，牦牛通称）、“vbri”（音“治”，义“母牦牛”）、“vbrong”（音“仲”，义“公牦牛”）、“mdzo”（音“木作”，义“犏牛”）。西汉司马相如所作《上林赋》中记录了关于汉帝国西南的几种异兽，其中就包括有牦牛。司马相如本来就是蜀郡成都县人，他对周边青藏高原的物种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其文谓“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其兽则庸旄貘犛沈牛麈麋”。其中“庸旄犛沈牛”皆为不同牛的称谓。对此颜师古注曰：

张揖曰：旄，旄牛，其状如牛而四节毛。犛牛，黑色，出西南檄外。沈牛，水牛也，能沈没水中……郭璞曰：庸牛，领有肉堆……师古曰：庸牛即今之犎牛也；旄牛，即今所谓偏牛者也；犛牛，即今之猫牛者也。犛字又音茅。[38]

《说文》：“犛，西南夷长毛牛也[39]”。金沙江在唐代又称犛牛河[40]，藏语称“治曲”（母牦牛河），犛牛就指今天的牦牛。司马相如将旄牛与犛牛相提并论，可见两者是有区别的。按颜师古的训释，旄牛指犏牛。犏牛是指牦牛与黄牛杂交后的品种，其藏语称“mdzo”（木作）。莋音才各反，“木作”前置字“Ma”可轻读，其音同“莋”。这不仅为颜师古所解“旄牛为犏牛”之说在藏语中找到了依据，同时也为汉代“莋”与“旄牛”之间的对译关系在前文地理线索的基础上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语言证据，可以确定唐人所言汉代“旄牛即犏牛”的知识是可信的。汉文文献中也只有“旄牛夷”而并未见有“犛牛夷”，唯见《后汉书》西羌传中言“氂牛种，越嶲羌是也[41]”。高亨先生《古字通假会典》定“氂”通“旄”而并不通“犛”，其见《玉篇·氂部》：“氂，犛牛尾，或作旄”[42]，“氂牛种”可以与“旄牛种”互通。 汉代对牛的表述“旄”、“犛”应各有所指，旄牛指犏牛，犛牛指纯种驯养的牦牛，二字皆可读“茅”音。前人研究以“旄”作“牦”，皆误，今正之。

 (二)“毗”、“附”与“蕃”之藏羌语同源

“莋”（木作）本为汉代蜀郡檄外一民族称谓，在汉文文献中有时也写为“筰”、“笮”，其原义为“犏牛”，汉人称其为旄牛夷、莋夷。隋代与唐代这一地区先后又出现了附国与苏毗两个大国，其国名必与前代有关联。吐蕃人称苏毗为孙波，“苏”、“孙”应与汉代莋夷的自称有关，应皆为藏羌语“mdzo”的不同音读。前文所引《奏苏毗王子悉诺罗降伏状》中哥舒翰提到“苏毗一蕃”这一关键信息，说明苏毗为蕃不为羌。隋代附国虽与中原互通但只是昙花一现，至唐天宝中苏毗恢复与中原接触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唐人对苏毗真正意义上的认识应该是与吐蕃不断深入交往开始的。如果注意《北史·附国传》对附国周围不同民族文化异同的陈述就可知附国与党项文化是有区别的。该传言嘉良夷风俗同附国，夹在附国与吐谷浑之间的十几个部族羌人部落风俗同党项。至少在隋代汉人已经知道附国与党项的文化区别很大，只是汉人以前只知羌而不知蕃。随着唐人对苏毗了解的深入，才明确说出了“蕃”这一概念。苏毗王称没陵赞，吐蕃人称王也为“赞”，两者文化应有一定相似性。苏毗与吐蕃一东一西以鹘莽山为界，两国自然分界大致为今南北流向的金沙江，两者地理位置毗邻也说明这两国有可能同属于一个大的族群。综合这些因素，就有必要对“毗”、“附”、“蕃”三者的历史音读进行考察。

中古汉语声母无轻唇音，宋代以后才出现了重唇音与轻唇音的分化，[b\p\m\f]四唇音在中古前没有轻唇擦音[f]音。“毗”、“附”、“蕃”的中古读音声母均为并母。“毗”音，《说文》与《唐韵》均作房脂切，宋代《集韵》作频脂切。“房”音声母在中古不读轻唇音，如“阿房宫”一例，宋代呈轻唇音化后故不切“毗”音，以“频”切。因此“毗”音中古声母为重唇塞音[b]，读若“比”，王力拟音为[bi]。“附”音，《集韵》作符遇切，又作薄口切，可见此字在宋代并未完全轻唇化，还有重唇音的残余，其中古音应读若“表”， 声母为重唇塞音[b]，王力拟音为[bʱuə]。“蕃”音《唐韵》作附袁切，其声母也为重唇塞音[b]，读若“变”，王力拟音为[bĭwɐn]。概言之，“毗”、“附”、“蕃”三字的中古读音大致与今“比”、“表”和“变”的读音相当，三者读音还是比较接近，其中“附”音的韵音与今藏语“bod”的韵音最为接近。岑仲勉先生认为附国之“附”与吐蕃之“蕃”的对音关系便是建立在此基础上，“附”与“蕃”皆为“bod”的记音，但他误将附国与吐蕃当作同一国家。结合苏毗与吐蕃之间密切的文化与地理关系，进而可以推定“毗”、“附”、“蕃”三者应该语源相同，应为不同时期“bod”的汉语记音。按此唐代苏毗可对译为“mdzo bod”，即“犏牛蕃”之义，隋代取其末字简称“附国”，唐人则记为“毗”。 

那么吐蕃人为何称苏毗为孙波呢？吐蕃吞并苏毗后，并未废掉其王室，其王室成员的活动在天宝中还见于史端。这与吐蕃对待多弥与白兰等西羌外族的政策有所不同，这两国被灭后均湮没无闻。自松赞干布时代至唐天宝末（8世纪中叶），苏毗王室受吐蕃役使绵延近百年，吐蕃对苏毗是举国强授，其对唐作战的军马兵粮有一半出自苏毗。唐天宝末哥舒翰接受苏毗王子悉诺罗的归附，说明苏毗不堪吐蕃压榨准备秘密归附唐朝，天宝中苏毗王没陵赞也曾秘密款附唐朝但被吐蕃发现后杀，王室前后有3000余人被戕，天宝末苏毗王子投奔唐朝此国终亡。作为征服者的吐蕃，苏毗虽与己同文同种，但只为旁系和附庸，吐蕃视自己理应为“蕃”之正统，故吐蕃不称其为“蕃”而称其为“波”。对照现代藏语，“孙波”一词可以对译为“mdzo pa”，其音读若“莋巴”，即“犏牛人”、“犏牛部”之义。

苏毗之义获得解决后，吐蕃之义也因此有了新的解决路径。藏人俗谓西方为 “堆”（stod 义“上部”）， “堆”、“吐”音近。吐蕃以东有苏毗，吐蕃居其西方，“吐蕃”原义可作“西蕃”、“上部蕃”解，其藏语对译应该为“stod bod”（西蕃）。元明以来西蕃、西番等叫法正来源于此，其实就是“stod bod”一词的直译。藏语方位词与名词的前后关系分两种:如果置于所修饰名词前，那么限定的是所修饰名词的方位特点，如巴尔康(中康)、麦康（下康）；如果置于后，则表明以某一地点为中心的方位，如多思麦（“多”之下部）、多堆（“多”之上部）。“吐蕃”一词的构成应属于前者，这一得名源于其东部有另外一“蕃”苏毗的存在。

可以结论，吐蕃与苏毗同属一个庞大的“蕃”（bod）民族集团，其北方近邻即西羌党项民族集团。蕃羌分界线大致为北纬31º附近甘孜-阿坝间的东西连线，以此形成了整个青藏高原被吐蕃征服以前“南蕃北羌”的民族分布格局。进一步也可认为，“吐蕃”一词应是早期吐蕃人的自称和他称，其吞并苏毗以后对外自称就为“蕃”（bod）或“大蕃”（bod chen po）了，而唐代汉文史料则忠实记录了其早期的称谓。今天的敦煌藏文卷子与现存吐蕃时期藏文金石铭刻中，为何“吐蕃”一词的藏文原写难觅踪迹，唯见“蕃”或“大蕃”，其原因正在于现存藏文文献对吐蕃族称的记录皆发生在吐蕃征服青藏高原以后。就当前吐蕃国名的考证有多种，争议也颇多，其中一个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吐蕃”之“吐”在藏文表述中无法找到文献依据，依据苏毗与吐蕃之间的地理关系而对吐蕃国名的这一解决方案，可谓是意料之外的发现，此说暂作一家之言供学界讨论。

（一）对《华阳国志》中一则磨些史料的释读

学界一般认为唐代磨些蛮源自东晋时期的摩沙夷，此即涉及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的一则史料：

定筰县，筰，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筰，蜀曰邛，皆夷种也。县在郡西，渡泸水宾刚徼，白（曰）摩沙夷，有盐池。[43]

这则史料信息量较大，也十分关键，含有最早磨些人族称的记录，也是解决吐蕃东进以后苏毗族下落的钥匙，以往研究对此解读不够也不够准确。首先这是东晋时期莋人周边人群对莋人的各种称谓。定莋县可定为今四川凉山州盐源县没有异议，汶山郡即今成都以西的茂汶地区，以下汉嘉、越嶲、南中、蜀等地区皆为汉郡。汶山人称莋夷为“夷”，汉嘉、越嶲地区的人称其为“笮”，南中地区的人称其为“昆明”，蜀人则称其为“邛”，渡泸水宾刚徼又称其为“摩沙夷”。其次亦可见莋人分布的地区十分广袤，从成都西北的阿坝州茂汶地区至西南的凉山州盐源县，皆为东晋时代的莋夷地区。石硕先生显然对这则史料理解有误。他认为“蜀”与“邛”是对等的，进而认为汉嘉、越嶲人叫“笮”，南中人叫“昆明”等等，因此认为这则史料是“对分布于西南夷地区的‘夷’系人群的一个总叙[44]”。这一认识是大错特错。东汉汉嘉县前身是西汉青衣县，后为主管蜀郡汉人的青衣都尉，最早为青衣羌居地，此地莋人从何而来？莋夷分布的范围很大，蜀郡西边、西南基本都涉莋人范围，难道只有汉嘉与越嶲叫“笮”？另外，汉武帝开蜀郡至东晋几百年后还能称蜀地是“皆为夷种”？这则史料分明是对“定筰县”之“筰”的释文，如按石硕先生的解读此段文字上下文理是不通的。

定莋县属汉越嶲郡，越嶲郡范围与今四川凉山州地区大致相当，三国时期有关这一地区的史料中出现了旄牛王一名，说明这一带皆为“莋夷”范围。《三国志》张嶷传载，蜀汉建兴14年（公元236年），越嶲郡内的苏祁邑君冬逢之弟隗渠反，越嶲太守张嶷诛逢，隗渠西逃。苏祁邑即汉代越嶲郡下的苏示县，今在西昌市西北方向不远的礼州镇。同书又言：

汉嘉郡界旄牛夷种类四千余户，其率狼路欲为姑婿冬逢报怨，遣叔父离将逢众相度形势。嶷逆遣亲近齎牛酒劳赐，又令离秭逆逢妻，宣畅意旨。离既受赐并见其秭，秭弟欢娱，悉率所领将诣嶷，嶷厚加赏待，遣还旄牛，由是辄不为患。郡有旧道，经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绝道已百余年，更由安上既险且远，嶷遣左右齎货币赐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诣嶷。嶷与盟誓，开通旧道，千里肃清，复古亭驿，奏封路为旄牛㽛毗王。[45]

汉嘉郡界旄牛夷，指天全以西甘孜州境内的莋人，其首领称狼路。旄牛王之女、冬逢之妻为狼路的姑母，狼路应为旄牛王之孙，冬逢为其姑父，他准备与其叔父离为冬逢报仇。张嶷利用冬逢之妻说服狼路的叔父离，由此化解了一场干戈。汉嘉郡有旧道，经旄牛中至成都既平又近，但已经废弃百年。张嶷赐给狼路货币，又利用冬逢之妻说服狼路，双方盟誓，重修此道，于是旄牛与汉界之间千里畅通，亭驿相望，张嶷奏请蜀国封狼路为旄牛㽛毗王。这里的旄牛中汉嘉郡旧道，指经牦牛县、莋都前往今甘孜州境内的道路。如上文已言，旄牛北道即成都西北通附国之白兰道，南道即莋都以南至越嶲邛都之道。旄牛中道距离有千里，从汉界经此道深入甘孜境内千里之处便为旄牛王都邑，今理塘至雅州间距离大致与此记录相合。蜀国封狼路为㽛毗王，㽛，《集韵》见母居侯切，又为群母权俱切，读若“口”或“曲”， “㽛毗”应读若“曲比”，其音同“苏毗”，这应该是汉文史料中有关苏毗一名的最早记录。《三国志·蜀书》也载定莋县的莋人族长叫狼岑，张嶷为取其境内盐铁漆而将其鞭笞至死，所居北部理塘的旄牛王应该为其共主。

蜀人称莋人为邛。附国境内有高碉建筑，称邛笼。《后汉书·西南夷传》冉駹条下载：“其众聚邑皆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为十余丈，为邛笼[46]”。此邛笼无疑指今天的川西高碉建筑。《北史·附国传》中明确记载附国人就有高碉：“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爲巢而居以避其患。其巢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余，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巢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于下级开小门，从內上通，夜必关闭以防贼盜[47]”。冉駹在汶山郡，《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言邛笼具体应指附国东界之嘉良夷民居。嘉良夷地望在今大渡河上游丹巴境内，风俗与附国同，因其地近汶山郡故《后汉书》将其归入冉駹风俗。那么为何称嘉良高碉被称为“邛笼”？荥经县南的大相岭，即汉代邛崃山，又称邛莋山，此山以西以南皆有莋人。邛、莋地理关系《史记·西南夷传》就言：“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自嶲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徙、莋都最大[48]”。从蜀郡前往定莋必经越嶲郡邛都，翻越邛莋山后，莋都为一路口，邛都又为一路口。故自东汉以降至晋，蜀人将西南方向的莋人张冠李戴误作邛人，以致流传成对其西部整个莋人地区的别称、异称。《后汉书》之“邛笼”、《华阳国志》之“蜀曰邛”皆因此理。

南中人称莋人为昆明，昆明在汉文史志中也记为昆弥。《通典》载：“昆弥国，一曰昆明，西南夷也，在爨之西，西洱河为界，即叶榆河……其部落七十二，户十万九千三百”[49]。《旧唐书·地理志》也载：“昆明，汉定莋县，属越嶲郡，后周置定莋镇，武德二年镇为昆明县，盖南接昆明之地故也”[50]。昆弥国、昆明在定莋县南，其地望应在今盐源县以南的大理地区。但南中人为何称莋人也为昆明呢？同样，我们在附国传中也找到了答案。

南中地区即南中七郡，蜀汉建兴3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平南中，置建宁（原汉益州郡改置，先在滇池后迁至今云南曲靖）、云南（今云南祥云县云南驿）、兴古（今云南砚山县境内）三郡，合此前牂柯（大致在今贵阳以东）、越嶲（今四川凉山西昌）、永昌（今云南保山）和朱提（今云南昭通）四汉郡称南中七郡。隋代南中地望的位置更加具体，隋开皇17年（597年）行军总管史万岁入滇平叛，《隋书·史万岁传》载：“入自蜻蛉川经弄冻，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贼屯据要害，万岁皆击破之，行百里见诸葛亮纪功碑[51]”。其行军路线大致是沿今蜻蛉河西南行至大姚县（弄栋城），再向西南至弥渡县（大小勃弄），史万岁一路破敌至此才算接近南中，故而此处南中具体指弥渡以南地区。《华阳国志·南中志》言：“南中在昔夷越，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嶲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该志又言：“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无大侯王”[52]。此处大理西北方向叶榆(西洱河)、东南方向滇池等地区也被称作南中，因此昆明应该是大理西北、南和东南滇池等地区夷越民族对大理地区居民的叫法。《北史·附国传》谓附国南有薄缘夷：

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用皮为舟而济。附国南有薄缘夷，风俗亦同。[53]

嘉良水指大渡河，附国水指雅砻江，两河并行南流经旄牛檄外。附国南端在定莋，今盐源县以南是大理地区，可定附国南薄缘夷在今大理。白族古称僰人，近代又称白伙、白子、白尼， “薄”、“僰”、“白”应出一源。薄缘族的具体地望应在今大理洱海东弥渡县红岩镇，隋唐大小勃弄（也谓大婆、小婆）的核心地区即为此地，南诏时代此处有白崖城（又称白岩城、薄白崖城、白崖诏、白崖睑、勃弄睑），是大理地区较为富庶宜居之地。“白崖”应该为“薄缘”之音转，此地在唐代以前应是薄缘族的中心，其国号昆弥、昆明。按《北史·附国传》提供的薄缘与附国风俗相同这一信息，两族语言和文化相近，薄缘族族应该是蕃民族集团最南的一个分支。大理外围散落并无侯王的夷越人视二者为一体，因其地域和人口庞大故总名“昆明”、“昆弥”，南中称莋人为昆明盖因如此。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讲到他“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54]”。巴蜀以南的邛、笮、昆明即四川凉山州境内不同方向的人群，西为莋人，南为昆明国，东为邛人。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时应该到达了这些地区，其向南经略最远便到达今弥渡地区，当时为昆明国的中心。

渡泸水宾刚徼，又曰摩沙夷，此处何人称莋人为摩沙？泸水宾刚徼这一地名为关键线索。大理以北有泸水和东泸水，泸水指金沙江，东泸水指雅砻江。如无特指，泸水宾刚徼就指金沙江边一个叫宾刚徼的地方，在此渡江就进入摩沙夷的地界。弥渡县以北不远即宾川县宾居镇，唐代宾居以北、金沙江南岸是南诏六诏之一的越析诏治所，此诏也称磨些诏。《蛮书》称:“宾居汤又北至越析川磨些诏故地也”[55]。宾居至金沙江南岸大约100里，此路是南诏前往磨些地区的传统大道，宾刚徼当为宾居地区金沙江边渡口，从此渡口向北便达汉定莋县或唐昆明县，再向东便达汉越嶲郡或唐嶲州。薄缘族北有莋人，摩沙一名应该是东晋时薄缘族即昆弥国人对金沙江以北莋人的称谓，唐代称磨些。按“mdzo”（莋）之前置字“ma”音被薄缘人清晰地发了出来，可知确如《北史·附国传》所言薄缘族与附国风俗相通不妄，两者语言应同属藏缅语藏语支，前引“宾居汤”之“汤”（thang 藏语宽阔的平地之义）也同此理。

（二）苏毗南境的磨些蛮

磨些人居住的范围在唐代后期成书的《蛮书》中有明确记载：

昆明城……正南至松外城，又正南至龙怯城，西南至小婆城，又西南至大婆城，西北至三探揽城，又西北至铁桥东城。其铁桥上下乃昆明、双舍至松外以东边近泸水并磨些种落所居之地……

……（磨些江）源出吐蕃中节度西共笼川犛牛石下，故谓之犛牛河。环绕弄视川南流过铁桥上下磨些部落即谓之磨些江。[56]

吐蕃中节度指吐蕃朵甘思，《唐蕃古道新探》一文考在今甘孜，也为原多弥国国都。犛牛河从朵甘思西犛牛石下发源，金沙江源头正在今甘孜以西玉树境内。吐蕃有铁桥城，在今丽江塔城境内，铁桥上下指丽江西金沙江河段，金沙江在此处称磨些江。昆明即定莋，在今盐源县。龙怯城周边又名双舍，《蛮书·六诏》载越析诏诏主于赠东北逃亡龙怯城：“东北渡泸邑龙怯沙，方一百二十里，周迴石岸，其地总谓之双舍”[57]。双舍、松外皆在昆明正南通南诏半途。因此磨些境域西界起于丽江西金沙江塔城段，东界止于金沙江向北四川宜宾方向弯曲河段，正好为大理以北金沙江先向南、再向东、后向北的河湾大套之内，丽江、西昌、盐源等皆在此套内，汉代属越嶲郡辖境，隋唐为附国或苏毗南境，今大部在四川凉山州境内。

磨些一名源于昆弥国人薄缘夷对金沙江北岸莋人的称谓，基本可以肯定汉文史料中的磨些就是苏毗南境之莋民。唐开元年初（8世纪初）唐蕃战争渐呈白热化。唐蕃在北起陇右河西、青海湖地区，西至西域大小勃律地区，南至剑南的漫长战线上展开较量，双方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员物资。《唐蕃古道新探》一文考吐蕃占领多弥国的时间是632-638年之间，苏毗在多弥国之上路地区，因此吐蕃征服苏毗在前，其陷于吐蕃的时间应该是多弥亡国与松赞干布登基（629年）之间。至唐开元初百年间，苏毗一国已经有名无实，其国山河破碎，百姓离散。正如哥舒翰言吐蕃一半军马兵粮来自苏毗，其国境内大部民众成为吐蕃编氓，吐蕃对唐作战的人员与物资大部来自对苏毗的虏掠。按唐晚期成书的《蛮书》所描述的磨些族分布之范围，其众已经越过盐源县南至金沙江北岸，向东延伸至西昌以东、金沙江西岸，可以推断当时金沙江以北磨些人口数量早已超过了唐初，吐蕃陷苏毗后应该有大量的苏毗流民陆续逃入该国南境，造成这一地区人口不断增加。唐朝与南诏通聘始于开元末，唐人应从南诏获得磨些信息，自此磨些一名在唐史中大盛。

南诏六诏之一的越析诏，又称磨些诏，其地望宾居以北介于其他五诏与磨些之间，与磨些关系最为密切。《蛮书·名额》载：“磨些蛮在施蛮外，与南诏为婚姻家，又与越析诏姻娅”[58]，可见此诏中混有大量磨些人。越析诏并入南诏应该是开元中之事，然而今本《新唐书》《蛮书》皆误作贞元中事。其载，白蛮豪族张寻求私通越析诏主波冲的妻子，张寻求暗害波冲，剑南节度使王昱巡察姚州时将张寻求捕回鞭笞至死，越析诏地与部众尽属南诏，波冲之侄于赠携余众以及王宝铎鞘东北渡泸水在龙怯沙安家。[59]《通鉴》载，王昱任剑南节度使的时间不是贞元中应该是开元26年（737年），此时南诏独强而五诏弱，南诏主皮阁逻贿赂王昱奏请唐朝合五诏为一诏，唐朝遂封皮阁逻为云南王并赐名蒙归义。[60]越析诏后主于赠流亡之地龙怯沙，即前文所言龙怯城，在金沙江北盐源县南，属磨些中心地带，于赠应投奔寄居于磨些部落。后蒙归义越过金沙江击败于赠获宝物铎鞘，于赠投江死，越析诏终亡。蒙归义灭于赠事史载时间不详，但可以肯定在蒙归义殁年（748年）之前。天宝9年（750年），南诏新主阁逻凤杀姚州太守张虔陀叛唐，吐蕃封阁逻凤“赞普钟”（赞普弟）。安史之乱爆发后，阁逻凤趁唐人平叛之隙攻略唐嶲州之地，尽取磨些全境。

南诏吞并磨些后与吐蕃不断越过大渡河发动对唐境蜀地的进攻，可以料见在此过程中苏毗南境莋民受到南诏与吐蕃的双重掳掠。同时，原属东爨乌蛮之东蛮部落在唐天宝中北上越过金沙江进入嶲州磨些地界，至唐贞元磨些族长常为东蛮族，自此史书上经常将东蛮与磨些并称，可见磨些地界混入大量东蛮族。贞元10年（794年）正月南诏投唐，同年南诏主异牟寻为了填补天宝中因阁逻凤将西爨蛮20余万户迁往永昌（今保山）造成的西爨故地人口空虚（东爨乌蛮向西北迁移的主要原因），开始将原居丽江铁桥上下的施蛮、昆明城周围的磨些人迁往滇中，其数达数万户。其史见《蛮书·云南城镇》拓东城条下：“贞元十年，南诏破西戎，迁施、顺、磨些诸种数万户以实其地”，以及《新唐书·南诏传上》：“异牟寻攻吐蕃，复取昆明城以食盐池，又破施蛮、顺蛮，并虏其王置白崖城，因定磨些蛮隶昆山西爨故地” [61]。拓东城、西爨故地在今昆明滇池地区，二志皆记录了此次磨些大规模南迁滇中之事。异牟寻此举也有在南诏与吐蕃间施行人口隔离的意味，异牟寻听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的抗蕃之策，搜粮囤于嶲州城，并焚毁周边民间余粮，于是不断有磨些人来归附。其史见《新唐书·南诏传上》，贞元15年（799年）10月，吐蕃在昆明城集兵8万意图围困嶲州，但只准备了一年的军粮，“异牟寻乃檄东、磨些诸蛮内粮城中，不者悉烧之[62]”；《旧唐书》韦皋传、吐蕃传上均载:贞元17年（801年）“吐蕃昆明城管磨些蛮千余户又降[63]”。估计南诏将以后陆续归附的磨些人全部迁往了滇中。

要之，苏毗北境落入吐蕃之手后，南境遗众磨些人又处于唐、吐蕃、南诏三强争斗的中心，虽经不断挣扎于南诏、唐朝、吐蕃之间，但最终摆脱不了消亡的命运。苏毗遗众的去向可大致归纳为三：北部被吐蕃化，南部并于南诏以及与东爨东蛮族相融。自7世纪初吐蕃陷苏毗至9世纪初的不到200年后，苏毗族在动荡与战乱中加速完成了与青藏高原其他民族的大融合，这一古代藏东大国最终消失在了历史的地平线上。

如前论，苏毗在历史上有多种名称，曰旄牛，曰莋夷，曰附国，曰邛，曰昆明，曰摩沙，曰磨些，“犏牛”是其族称的核心概念，原因大概与苏毗是青藏高原上最早掌握了牦牛与黄牛杂交技术的人群有关。众所周知犏牛肉奶产量高，耐力和负重力强，比纯种牦牛耐热且能耕地，在汉藏地区均受欢迎。现代生物遗传研究表明，犏牛与牦牛或黄牛回交五代之后就会丧失杂交特性而返回其父本或母本生物特点，因此需要重新选种杂交。汉代苏毗西界起于金沙江，东北沿甘孜县、炉霍县、道孚县与多弥、叱利摸徒等党项小国接界，再东南沿党岭、亚拉雪山、大渡河、汉源县（莋都）至凉山州西昌（邛都），东北与大渡河那鄂、嘉良夷等国接界，东西跨度如附国传所言1500里；北界起于甘孜州理塘以北新龙县境内，北与多弥国接界，南界至凉山州盐源县略南与薄缘夷或昆弥国接界，西南抵丽江金沙江岸边，南北跨度如附国传所言800里，范围涵盖今四川甘孜州与凉山州大部。与青藏高原北部安多地区海拔变化平缓相比，苏毗境内地理垂直海拔变化呈切割状，因此物种海拔垂直分布呈多样性，人类生产方式为半农半牧。正是在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亦农亦牧的生产方式下，增加了苏毗先民发明将3000米以上的金沙江两岸牦牛与四川盆地内的黄牛进行杂交的概率和便利。相信在7世纪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苏毗人因地理因素具有的选种优势垄断了这一独一无二的生物技术并成为本民族在青藏高原上的立身之本。《史记·西南夷传》载：“巴蜀民或窃出商货，取其筰马、僰僮、氂牛，以此巴蜀殷富[64]”，便记录了莋民与巴蜀之民之间的这种互利贸易关系。“犏牛部”这一称谓首先应该是蕃民族集团内部对他们的他称，后逐渐固化为专称。苏毗失国既早，吐蕃人无疑获得犏牛杂交技术后将之传遍了整个青藏高原甚至更远地区，唐代文献涉此国又晚且与前代文献不相连贯，所以无论是藏语族称“mdzo”还是汉语族称“莋”都脱离了其所发生的原有文化与地理环境，加之历代文献记录语焉不详，在汉、藏文献中均产生了不同音读与异写，其词义离其原义也越来越远。

《元和郡县图志》昆明县条下言：“凡言笮者，夷人于大江水上置藤桥谓之笮，其定笮、大笮皆是近水置笮桥处[65]”。其谓“笮”得名源自藤桥，此种猜测比附之说历代不绝于书，其根源与苏毗文化过早与周边其他民族文化融合有关。藏史中对莋人则称之为“rtsa mi”（咱米）。成书于16世纪的《贤者喜宴》载，松赞干布从东方汉地（rgya）和木雅（mi-nyag）获得工艺和历算之书，又将东方之“咱米兴米”（rtsa mi shing mi）收为属民。在此书的汉译注本中，译者黄颢和周润年也提到“rtsa mi”在其他藏文文献中的情况：伏藏文献《玛尼宝训》有“咱米就是木雅人的别称”以及“木雅咱米之王”（mi-nyag-rtsa-mivi-rgyal-po）之说；“rtsa”在《贤者喜宴》《红史》《拉达克王系》中又有“rtswa”、“tsa”等异写形式。[66]近代藏人把雅砻江中下游与大渡河之间称木雅地区，这一地区正为唐代苏毗之国境，汉代莋人之故土。木雅咱米即指木雅地区的莋人，“rtsa”应为“mdzo”晚近时代的藏文表述，“mi”即藏语“人”之义，这与早期吐蕃称其为“孙波”（mdzo pa）的音、写形式相比，变化是比较大的。就莋人在藏文文献以及在藏区文化遗存中的情况将是另一篇文章讨论的问题，限于篇幅，故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