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嘎｜从青州到济南：宋至明初山东半岛中心城市转移研究

文 李嘎

在明朝甫一建立的洪武九年（1376年），山东承宣布政使司治所由青州城移至济南城，济南由此成为山东的行政中心，至今依然。此前一千余年的岁月中，具体来说，自西晋末年青州刺史治所从临淄移至广固（今青州市城区），至明洪武九年，山东半岛的行政中心城市始终在青州。中心城市转移是区域社会中的重大事件，我们有理由追问洪武九年这一治所迁移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众所周知，至晚自宋代始，主要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发生了学界所谓的“中世纪城市革命”。因此要深刻理解明初山东半岛行政中心的转移问题，对二城在宋金元时期的变迁轨迹加以考察就显得倍加重要。

城市比较研究是国内外学界均十分重视的研究方法，在城市经济学、城市规划学及城市建筑学等领域被广泛运用。近年来，国内学界也逐渐认识到比较研究在城市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有意识地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进行历史时期中外城市的比较考察，已有学者发出了应尽早建立“比较城市学”的呼吁，相关的实证性成果也逐渐产生。不过总体来看，历史时期的城市比较研究仍然较为薄弱。从城市比较的角度考察青州、济南二城的成果尚未出现，就单体城市的个案研究而言，宿白对青州城、邹逸麟、陆敏对济南城有所考察，但对宋金元时期二城的发展态势却不免言之过简。

由此，本文拟采用比较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宋金元时代青州与济南的比较研究，以复原二城在时段内的变迁轨迹，从而对明初山东半岛行政中心转移的深层原因作出回答。

从北宋初年起，山东半岛所在的京东路因其突出的政治经济地位，被朝廷视为藩卫京师开封的重要地区，朝廷通过济水运道将京东路的大量财赋输往京城，此外沿泰沂山脉北麓的东西交通线也繁忙起来。水陆交通的高利用率促进了区域之间的商品交换，山东半岛区域的经济开发力度较之前代更加深入了。

就青州城而言，整个北宋一代，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城市发展的外部环境是优越的。此外作为半岛行政中心的政治优势、地理环境的优越、沟通东西南北的交通优势也有利于城市的持续发展。行政中心优势对于人口、财富的集聚功能自不待言。地理环境方面，青州城坐落于山地与平原交接的山麓地带，城南为绵延起伏的鲁中山地，城北则没入一望无际的鲁北大平原，100米等高线恰好穿城而过，此一地带乃是地下水埋藏较浅、易于排涝的优越之区；城北的平原地带地肥土厚，很早即是发达的农业区，这为城市本身的发展提供了广阔且物产丰饶的经济腹地。交通枢纽地位同样突出。东西方向上，自西晋末年青州刺史治所由临淄迁至广固城之后，青州城就处在了泰沂山脉北麓东西向交通线——青齐大道的要冲位置上。除此之外，青州城还处在一条重要的南北交通线上，其对该城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暂名之为“穆陵关道”。穆陵关道在今山东境内的大致走向为：由临沂城经沂水县城北上，过穆陵关进入临朐县境，经大关镇、蒋峪镇、七贤镇，到达临朐县城，然后继续北上进入青州市境内，过赤涧村，最后抵青州城，亦可由青州城继续北上，到达寿光等地。与贯穿青州城的东西向交通路线相同，穆陵关道亦是一条极为悠久的交通线路，先秦齐国时期沿泰沂山脉修筑长城，穆陵关即是齐长城沿线上最重要的关隘之一，它当时是由齐都临淄南去莒国的捷径，免除了东绕胶莱平原的长途跋涉之苦。如此一来，青州城就成为了青齐大道与穆陵关道这两条重要交通线的枢纽，对城市发展起着持久性推动作用。

图1 金代青州、济南二城的水陆交通区位特征及腹地城镇发展态势示意图

北宋时代济南城的发展条件同样优越，除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之外，还得益于该城优越的生态环境、良好的交通区位以及当政者的大有作为三个方面。在生态环境方面，济南区别于北方其他城市的最大特点之一在于水资源的极大丰富，城内诸泉汇集于城内北部的大明湖，然后北出城，汇入济水，使得城北水源丰富，多藕荷、水族之利；此外济南位处泰沂山脉北侧丘陵与平原的交接地带，土质肥沃，土地的单位产出相当可观。就交通区位而言，水路方面，济水运道是供应京师的重要水上运输通道，济南北去济水甚近，由此成为这条水上运输线的重要中转站；陆路方面，若由京师开封出发东去青州或以东的胶东沿海区域，济南城是必经之地，曾任齐州从事的苏辙记载说：

泺水之源，发于（齐州）城之西南山下，北流为堭，其浅可揭。城之西门，跨而为桥。自京师走海上者，皆道于其上。

水陆道冲的交通优势对济南城的发展意义重大。北宋一代诸多济南官员的励精图治也是该城发展的重要因素。首先值得一提的即是熙宁年间的齐州知州曾巩，其在任虽仅一年，却对济南城市建设贡献巨大。修建了控制济南城内外水势的北水门，围绕大明湖亦有诸多土木之举，还于趵突泉附近修筑了“泺源堂”和“历山堂”以为使客之居。继曾巩而任齐州知州的李肃之亦对济南城的建设有过贡献，其于城西门外修建泺源石桥，减轻了城市水患的发生。

与北宋一代青州城的风平浪静相比，金元时期则是该城迭遭战乱的动荡岁月。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中国北方经历了长期战火的洗礼。金天会五年至七年（1127—1129年），金兵对青州城先后发起五次大规模进攻，他们攻进青州城内，又因种种原因而退出，期间曾纵火焚烧青州城，整个城市遂遭灭顶之灾。赵明诚与李清照夫妇在城内的居所“归来堂”以及数十屋书籍杂物就在这次战乱中被焚毁：

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建炎元年，即1127年——笔者注）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为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青州名刹龙兴寺的佛教造像也在宋金双方的拉锯战中遭到严重毁坏。经过金代几十年的短暂恢复，金末的青州城又遭到长时期的战火冲击。金宣宗贞祐元年（1213年）秋，蒙古分兵三路攻掠两河、山东之地，连破九十余城，史载：“是岁，河北郡县尽拔，唯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可见青州城未能在此次劫难中幸免。金兴定元年（1217年）蒙古兵再下青州城，不守而去。其后张林、李全又互相攻伐，先后盘踞青州城。李全之子李璮世袭益都行省之后，长期割据山东东路，虽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的举措，期间也一度于蒙古中统二年（1261年）大修青州城，“益都因涧为城，国初以全师攻之，数年不下，今更包以砖石，而储粟于内”，但所有这一切皆是其为伺机反叛蒙古所做的战争准备。随着中统三年李璮之乱的爆发，青州城又再次成为废墟瓦砾。自李璮乱后直至元末，青州无大兵革，统治者采取了诸多积极的经济政策，城市经济有所恢复。但元末内乱又起，先是至正十七年（1357年）青州城为刘福通部所陷，此后战事不断，至正二十一年元将察罕帖木儿围城：

环城列营凡数十，大治攻具，百道并进。贼悉力拒守。复掘重堑，筑长围，遏南洋河以灌城中。

城市的发展势头又一次被遏止。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明将徐达攻下青州城，地入于明。

与青州城不同的是，宋末金初之际的济南城并没有受到像青州城那样严重的破坏，原因在于宋将刘豫的降金之举，宋金战争由此对济南城的冲击相当有限。这从刘豫的降金过程可管窥一二：

是冬（指建炎二年，1128年——笔者注），金人攻济南，（刘）豫遣子麟出战，敌纵兵围之数重，郡倅张柬益兵来援，金人乃解去。因遣人啗豫以利，豫惩前忿，遂蓄反谋，杀其将关胜，率百姓降金，百姓不从，豫缒城纳款。

由引文并未见济南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进一步而言，有金一代实为济南城市发展十分关键的阶段，最突出的表现即是济南作为水陆交通枢纽的地位空前提高了。水上交通方面，刘豫下令开凿了小清河，“古泺水自华不注山东北入大清河，伪齐刘豫乃导之东行，为小清河。自历城东迳章丘、邹平，又东迳般阳之长山、新城，又东迳高苑，至博兴合时水，东北至马车渎入海”。从该河的运输职能来看，主要为食盐运输，“小清为运盐河”。小清河的开凿，使得济南城的水上运输通道由北宋时期的济水一途，增加为北清河（即明清时期的大清河，前身即济水）、小清河两途，水上交通更为便捷了。陆路交通方面，则表现为济南城在南北向交通线上所居冲要地位的提升。金贞元元年（1153年），金主完颜亮将都城由上京迁至燕京，改名中都，也即现在的北京，自此尔后，由都城南下，济南城成为陆路交通的重要支点。金兴定三年（1219年）金臣蒙古纲上奏说：

“济南介山东两路之间，最为冲要，被兵日久，虽与东平邻接，不用相属，缓急不相应，乞权隶本路，且差近于益都。”诏从之。

济南城、东平府城均位于由中都南下的陆路交通线上，蒙古纲主张济南府应权隶山东西路，足见济南城居于南北陆路交通的冲要位置。加之要东去青州城及胶东沿海，济南城始终为必经之地，由此济南城陆路交通枢纽的优势凸显。

金末之时，由于蒙古军队的南下，与青州城相似，济南城也遭到了战火的沉重打击。元好问记载此时的济南城：“丧乱二十年，唯有荆榛瓦砾而已”。不过在大蒙古国时期，由于济南世侯张氏的积极经营，济南城得以较为迅速地恢复往日旧观。济南张氏主要是指张荣及其孙张宏，其与真定史氏、东平严氏、顺天张氏并称为大蒙古国、元初的四大汉人世侯。在蒙古窝阔台汗八年（1236年）张荣进驻济南城之后，采取了诸多积极措施以恢复济南城的旧貌，《济南公世德碑》记载：

修复济南废城，为国雄藩，当东南一面之寄，事上有礼，恤下有恩，而民益有所倚赖。乃修济城，官廨民庐，期年具兴，阗溢往来，诩诩笑声，不图斯今，复睹昇平，有司违行，额外征兵，固请如额，部众以宁，岁在戊戌，朝论铨衡，天下诸侯，治孰可称，济南第一，莫之与京。

济南公即指张荣，引文中的戊戌年为1238年。功德碑虽不可避免多溢美之辞，不过张荣确曾对济南有过一次大规模恢复性的城市建设行动应是了无疑义的。此后不久的蒙古中统三年（1262年），据有青州城的李璮起兵反叛，济南城很快受到波及，数月之后，蒙古将领史天泽破济南，兵乱遂息。从相关史料来看，此次战事对济南城的破坏明显要小于金末之际，《济南路大都督张公行状》记载：

（李）璮已据济南，诸道兵既合，诏勿攻城以伤吾民，乃筑城周六十里围之，璮既不得出，公率卒青齐境上，断其饷道，攻下寨栅，胁从之民相率归正。逆徒数突围，公及诸军却之，以功迁大都督。秋七月甲戌，璮伏诛。公言济南民皆王民，城为逆徒盗据，今罪人斯得，恐军士例肆虏掠，请戒敕兵毋入城。于是王遣将分掌门钥，寻有卒褫民妇衣，斩首以徇，诸军肃然。

此处张公即张荣之孙张宏。由引文可知，攻方并没有采取强兵攻城的方法，而是围而困之，在李璮被杀之后，由于蒙古一方对烧杀掳掠行为的严厉禁止，济南城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元代山东半岛局势长期安定，济南城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元人于钦记载说：“今齐俗比燕赵诸郡，号为朴野，东方尤甚，惟济南水陆辐凑，商贾所通，倡优游食颇多，皆非土人”，可见元代济南实已成为繁华奢靡之都。

综上可见，北宋之时，青州、济南二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都较为优越，金元时代二城却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外部环境方面，青州城迭遭战火，一路坎坷，而济南城虽亦遭遇战争挫折，相较之下却明显轻于青州；内部环境方面，济南城的交通优势进一步凸显，而青州城却未见交通改善的迹象。凡此种种，均一一折射在城市本体的相关指标上。

毋庸置疑，城市本身的变迁必然受制于城市内外部环境的优劣，随着宋金元时期青州、济南二城内外部环境的改易，城市本体在诸多方面也发生着陵夷变迁，这突出的体现在城市风貌和城市占地规模两大指标上。

北宋时期，作为山东半岛行政中心城市的青州城，处处体现出物阜人丰的繁华气象。宋人夏竦就记载说：“其城萦带山岳，控引川渎，气候高爽，风物楙盛，雅俗杂处，修涂四达。富焉庶焉，东夏之都会也”，将青州城优越的自然条件、便利的交通优势以及富庶的都会风貌表露无疑。宋代青州城的牡丹之盛就是这繁华气象的极好写照，元人于钦在《齐乘》中引录宋代石刻称：“青州富庶地，宜牡丹，春时游乐之盛，不减洛阳”，能与洛阳牡丹相提并论，青州牡丹之美可见一斑了。随着城市发展，城内外多处风景区得到开辟，一时游人络绎，远近闻名。现在追溯起来，大致有洋溪风景区、石子涧景区、表海亭、云门山景区等，以洋溪景区最为闻名。洋溪即南阳河。景区坐落于青州城西门外，即南阳河进入城区段拐弯处的大型堑谷中，古木繁密，环境清幽。《渑水燕谈录》记载说：

环泉（指范公泉，位处洋溪之中——笔者注）古木蒙密，尘迹不到，去市廛才数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往往赋诗鸣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珑，珍禽上下，真物外之游，似非人间世也。……最为营丘佳处。

皇祐年间，范仲淹知青州，曾建亭于洋溪之上，欧阳修、刘贡父等诸名公亦多于此赋诗刻石，为青州城附近对游客最有吸引力之处。时至今日，该地仍为范公亭公园的所在。

在北宋，济南城优美的自然景观在整个国家中也已鼎鼎大名了，生态环境的优越甚至影响到了某些士大夫的为官取向，苏辙即是其中之一，其在《舜泉诗并叙》中说：“始余在京师，游患贫困，思归而不能。闻济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鱼之利与东南比，东方之人多称之。会其郡从事阙，求而得之”。济南之美，美在湖、泉、山。湖即大明湖，北宋时又称西湖，“济南风物在西湖”，可见已成为济南城最为主要的游观之地。苏辙吟咏湖滨的环波亭说：“南山迤逦入南塘，北渚岧嶤枕北墙。过尽绿荷桥断处，忽逢朱槛水中央。凫鹥聚散湖光净，鱼鳖浮沉瓦影凉。清境不知三伏热，病身唯要一藤床”，荷花、小桥、水鸟、鱼蟹，此时的大明湖真有一派优美绝伦的精致。济南泉水遍及城内外，成为构建城市自然景观的重要元素。趵突泉无疑是众多名泉中声名最著者，又称槛泉，曾巩咏赞该泉：“一派遥从玉水分，暗来都洒历山尘。滋荣冬茹温常早，润泽春茶味更具。已觉路傍行似鉴，最怜沙际涌如轮。曾成齐鲁封疆会，况托娥英诧世人”。就济南城附近之山体而言，城北的鹊山、华不注山及城南的历山当时已闻名远近。

总体而言，北宋时代青州城与济南城均是城市发展的高峰期，不过比较起来，济南城的发展总体上尚落后于青州城。这首先体现在两城的商品经济规模上，对此，熙宁十年（1077年）的商税额当有一定说服力。该年青州城的商税额在山东半岛7座州城中仅次于密州城，居第2位，而齐州治所济南城则排在密州城、青州城、潍州城之后，据第4位。宋人的诗文也是很好的佐证，夏竦记载说： 

国家制天下，肇有十八路，京东首焉。西起甸服，东渐淮海，南略洙泗，北际河濮，关防之要，控制之重，城闉之大，室居之盛，青复首焉。

“闉”者，瓮城之门也。青州城池之大、户口之盛，独居京东路首位。该城的领先态势在苏辙的诗文中亦有体现，其《送龚鼎臣谏议移守青州》一诗提到：

面山负海古诸侯，信美东方第一州。胜势未容秦地险，奇花仅比洛城优。新丝出盎东裘具，贡枣登场岁事休。铃阁虚闲官酿熟，应容将佐得遨游。

“信美东方第一州”，苏辙之言与夏竦遥相呼应，将青州城在山东半岛区域的领先优势形象地刻画出来了。

金元时代的青州城市风貌史载阙如，但从其迭遭战火的事实来看，城市发展的进程当受到很大影响，而同时期的济南城似乎与此截然相反。金代之时，济南城依旧壮美无比，金末元好问的记载可以为证：“予儿时，从先陇城府君官掖县，尝过济南，然但能忆其大城府而已。长大来，闻人谈此州风物之美，游观之富，每以不得一游为恨。……大概承平时，济南楼观天下莫与为比”。在当时之人看来，金代的济南城已经是不弱于路级治所的大城了，金承安三年（1198年）陈大举说：“天下十有九路，文风号称郁郁然者，莫如山东。山东会府有三，溪山秀爽，号称多名士者，莫如济南”。陈氏所言“会府有三”，当指金代山东东、西路辖境内统县政区称为府者，即益都府、东平府、济南府，而其中唯独济南城不是路级治所，足见金代的济南已能与地方一级治所城市相提并论。时至元代，济南城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生活于13世纪后期的戴表元在《寄赵子昂济南》一诗中对元代济南城市地位的描述极有说服力，该诗曰：

济南官府最风流，闻是山东第一州。户版自多无讼狱，儒冠相应有宾游。秋风鱼酒黄粱市，夜月笙歌画舫舟。行乐使君诗笔俊，一篇肯寄剡溪头。

由上文所及，苏辙诗文中北宋“信美东方第一州”的是青州而非济南，金代之时济南成为山东的三大“会府”之一；由戴表元的诗文，时至元代，济南城户口繁多，物产丰盛，繁华奢靡，已是众口相称的“山东第一州”了。城市变迁的沧海桑田于此表露无疑，令人唏嘘不已！

从长时段来看，任何一座城市的兴盛或衰退必然会在占地规模上体现出来，因而它无疑是考察城市变迁的重要指标。就北宋时期青州城的占地规模而言，《宋史》曾记载说：

青州河贯城中，苦泛滥为病。

按青州城附近河道有南阳河、北阳河、石井水三条，从三条河流的具体坐落来看，引文中所言之“河”只能是南阳河。可知该河在北宋成为了青州城内河道。《齐乘》引宋人注欧阳修《表海亭》诗曰：

欧阳公《表海亭》诗注曰：“南洋、北洋河，一在州中，一在城外。”

南洋、北洋即南阳、北阳河，可见该史料亦称南阳河在州城之中。相似记载还有《渑水燕谈录》：

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贯洋水，限为二城。先时，跨水植柱为桥，每至六七月间，山水暴涨，水与柱斗，率常坏桥，州以为患。

引文所称之“洋水”即南阳河无疑，“二城”指南阳河之北的东阳城及南阳河之南的南阳城。同样称其穿城而过。至此可确知，北宋之时的青州城市建成区实际上包括了东阳城与南阳城的范围，而在此之前的南北朝隋唐时代，青州城区是仅及于东阳城的，南阳城一带长期作为南郭而存在。可知北宋青州的城市规模已远超前代。再结合前引宋人夏竦“城闉之大，室居之盛，青复首焉”的记载，则北宋时期青州城的占地规模无疑是要大于济南城的。

变化发生在宋末金初之时，宋金军队在青州城的长期拉锯战，致使城市占地规模因此次战事而大为萎缩，于钦记载说：

古昔全盛之时，初无弃地。靖康兵烬之余，金人止据北城立府，后徙南城，（北城）遂为瓦砾之区耳。《齐记补》曰：天会中北城颓废，移州治南阳城，为益都府。

于钦为元代青州之人，所引《齐记补》系金代李庆余所撰，上引文所言无疑有很大的可信度。其中所指“靖康兵烬”即指此次宋金青州之战。由于战火破坏，加之青州官衙自北城移至南城，南阳河以北的东阳城一带终成“瓦砾之区”，从此颓废不堪。这是北宋繁盛后青州城的一次大衰退。关于金元时期青州城的占地规模，《齐乘》有明确记载：

（益都）府城五门，周二十里，俗称南阳城。

在元人于钦眼中，青州城即南阳城，周20里，已远不及宋代包纳东、南两阳城的规模，直至明清时期，东阳城旧址始终作为北关而存在。

那么金元时期济南城的占地规模如何呢？史料虽无明确记载，但我们可以通过大明湖的水域面积及所占济南府城的比例进行大略推估。于钦对大明湖有如下记载：

（大明）湖今在府城内，周十余里，即历下泉源竞发，北流出郭者也。

金末元好问则对大明湖与济南府城的比例关系有所涉及：

湖曰大明，其源出于舜泉，其大占府城三之一。秋荷方盛，红绿如绣，令人渺然有吴儿洲渚之想。

则金末元初之时的大明湖大体约占整个济南府城的三分之一，于钦撰《齐乘》之时去金末仅有数十年之遥，湖体面积不会有太大变化。因史料缺失，金元时代大明湖及济南城的外部形态已无从查考，因而通过湖、城之间的比例关系来精确计算济南城的占地规模实不可行，但保守估计金元时期的济南城周长至少在20里以上应是没有多大问题的。比较起来，这一数字已超出同时代青州城周20里的规模。

可以看到，在城市的内外部环境均较为优越的北宋时代，青州与济南二城同样有着可观的发展，比较来看，无论在城市风貌与城市占地规模方面，济南均略逊于青州一筹。但金元时代，两城却有着很不相同的城市发展路径，青州城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难现往日辉煌；而济南城却一路高歌猛进，元代时已占有“山东第一州”的“宝座”，城市规模也后来居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降至元代，虽然山东半岛的行政中心仍在青州城，但在城市发展方面，济南城已经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超越青州城的迹象。

对任何一个区域而言，其内部的多个聚落点不可避免地会通过一定的交通路线而与该区域的中心城市发生联系，这一区域就是该中心城市的腹地。腹地条件的优劣对中心城市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同时中心城市亦会藉由一定的渠道将物质产品推入自身的腹地之中。城市与腹地之间是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正相关关系。欲考察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状况，对其腹地的发展态势加以探讨是不容回避的。基于此，笔者试图通过对宋金元时期青州、济南二城腹地的比较，以审视二城的变迁过程，比较的指标限于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两个方面。在传统社会，由于国家行政力量的强大，某一城市所辖的政区范围一般可视为该城市的腹地。

人口数量的多寡直接意味着区域劳动力的多少，并会最终影响到社会财富的产出量，是腹地变迁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宋金元时代青州与齐州户数的变化十分引人注意。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之时，齐州境内的户数要远远低于青州区域，仅为青州的62.6%，户数密度更仅占青州的55.7%。元丰元年（1078年）由于没有齐州的户数记载，吴松弟乃是用邻近的淄州的户数予以估算而得。在笔者看来，这一做法是可行的。可知该年度青州多齐州少的态势仍没有发生变化，但差距有缩小的趋势，齐州户数占到青州的64.9%，户数密度占到青州的57.5%。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崇宁元年（1102年）。该年度齐州境内的户数跃升到133321户，短短25年，户数增加了72908户；青州境内的户数为95158户，户数反而比齐州少38163，25年间仅增加了2096户。就在崇宁元年时，齐州的户数密度已经登上了山东半岛第一的“宝座”。北宋后期齐州境内人口的飞速发展亦有其他史料的佐证，政和元年（1111年）详定《九域图志》的何志同指出：

自建国逮今百五十余年，其（户口）数倍于前矣，而县之第名仍旧。若齐州历城户九千七百，今为紧，临邑万七千户乃为中；杭州临安户万二千，今为望，盐官二万四千乃为上。

何氏之语是指齐州境内临邑县的户口已经数倍于前，与该县等第仍为“中”实不相称。于是户部重新制定了新的县等标准，“一万户以上为望，七千户以上为紧，五千户以上为上，三千户以上为中，不满三千户为中下，一千五百户以上为下”。由《宋史·地理志》可知，正是在政和元年，临邑县的等第由“中”而升为“望”。何志同举齐州历城、临邑二县作为例证，足见北宋后期齐州境内的户口增长确是令人瞩目的。至金泰和七年（1207年）之时，济南府境内户数的领先优势进一步得以奠定，该年度济南府户数为30余万，而益都府仅11万余，两区域的户数密度比拉大到接近3：1的水平。金代济南府境内人口众多的状况可由济阳县的例子加以印证，金天眷元年（1138年）何弼在《济阳县创修县衙记》中说：

（济阳）县既搆城，治署未备，徐侯莅政之明年，按籍叹曰：吾邑环四镇，列二十寨，总万八千四百余户，郛郭肆市。咸为可观。

济阳县乃是金初新建之县，户数即有如此之多，济南府人口殷繁的盛况是可以想见的。金元之际整个山东半岛地区迭遭战乱，人口损耗严重，户口绝对数量均有大幅下降，不过蒙古至元七年（1270年）时，就济南路与益都路而言，两者的户数密度比却上升到了新的高度，由金代接近3：1的比例，至此已接近4：1了。

宋代以降，草市镇在大江南北大量萌生，其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考察城镇发展态势无疑能够反映腹地经济的强弱。

北宋青州境内除州治益都县城之外，凡有县城5座，熙宁十年在城商税总额约为18887贯，平均每座县城约为3777贯；齐州境内除州治历城县城之外，凡有县城4座，熙宁十年在城商税总额约为24268贯，平均每座县城约为6067贯，较之青州境内的县城明显要高出许多。就镇市数量而言，青州境内仅有7个，而齐州境内多达24个，这些镇市主要分布在济水沿岸以及泰沂山脉北侧的东西向交通大道上。就熙宁十年镇市的商税额而言，齐州亦明显高于青州，后者仅相当于前者的57％。进一步来看，青州境内的镇市商税额数分布很不均衡，额数最高的文家港高达17000余贯，而博兴河渡却仅有19贯之谱；相较之下，齐州境内就较为平均，多数在1500至2500贯之间。就齐州境内诸镇的发展态势而言，宋人吕颐浩吟咏临济镇的诗文倍显珍贵：

古邑吾乡閈，闲居况可嘉。膏腴环百里，市井簇千家。南郭连山色，东郊接水涯。秋风故军路，纵目赏荷花。出郭遥墙路，行行到旧庄。春深杨叶闹，雨足稻花香。草色连三径，槐枝罩一堂。挂冠他日事，投老此徜徉。

临济，原为县，即今章丘市西北临济村，宋咸平四年（1001年）省入章丘县，原临济县城降为临济镇，濒临济水。由诗文可知，临济镇附近膏腴百里，物阜民丰，镇内麕集有数千户人口，镇区东部濒临之水当即济水无疑，且有经过遥墙镇通往州城济南的交通线。该镇熙宁十年时商税额为5000余贯，在齐州境内仅次于标竿口镇，亦可算作远近闻名的大镇了。

时至金代，益都府与济南府境内的镇市仍旧是后者多于前者，据《金史·地理志》所载，金代益都府有镇7，与北宋时持平，济南府有镇凡29，在前代24个的基础上再增5个，优势进一步凸显。

元代青州、济南二城腹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呢？元代益都路辖境要远远大于济南路辖境，即便如此，在天历年间，济南路的商税额在今整个山东省区域已是最高的了，就山东半岛地区而言，更是遥遥领先，这充分说明济南路一带的商品经济在元代依旧处于领跑地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宋金元时期，至少是金、元时代，济南城市腹地的户口数量和经济发展程度已经完全超越了青州城的腹地，此可视为经济核心区由半岛中部向半岛西部转移的完成。这当然是由济南城市腹地良好的地理区位、更为便捷的水陆交通条件以及相对轻的战争冲击等多种因素促成的。元代济南城较之青州城表现出来的发展优势是腹地条件不断提升的必然结果。

李孝聪先生曾对明洪武九年（1376年）山东半岛行政中心的移治问题有过论述，他说：

临淄—青州—济南，此三座城市曾经先后做过鲁中山地以北平原地区的中心城市。……青州在临淄东南，彼此相去不过二、三十里，仍可视为城址稍有移动的同一地区中心城市。其地位一直持续到十四世纪中叶，明太祖洪武九年改山东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移治济南府，才逐渐衰落，济南至今仍然是该区域最主要的中心城市。

可见李先生是将山东半岛行政中心由青州移至济南的时间认定为青州城的衰落之始。通过本文的考察，这一论断似有进一步精确的空间。实际上，青州城与济南城的地位升降在宋金元时代既已开始，宋末金初之际，青州城市就已走上了逐渐衰落的下坡路，至元代，无论在城市风貌、城市占地规模，还是腹地户口数量、腹地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济南城已经表现出全面超越青州城之势。城市本身受战火波及大小、交通区位改善与否、当政者的贡献程度等，无疑是发生上述巨大变化的重要因素。

李先生的上述论断还牵引出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即历史时期的政区治所也即行政中心是否就必定是区域内的中心城市。现在看来，如果在北宋之前，对这一问题下肯定的结论，也许是能站得住脚的，但对北宋之后，对此务必要慎下断论！根据学界的研究，随着宋代以降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复杂化倾向，诸如坊市制的解体、城市夜市的出现、城外街区的扩展、乡间市镇的兴起等，也即“中世纪城市革命”。诸多变化的最终结果之一，即是区域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相互分离现象的出现。本文的研究实际上就印证了这一分离现象的存在：金元时代，至少在元代，山东半岛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实际上已经移至济南，经济核心区已经由半岛中部移至西部，青州城久已失去经济中心地位，明洪武九年承宣布政使司的移治，只不过是行政中心“追逐”经济中心，对济南经济中心城市地位的一种政治承认而已。

随着历史城市地理学的深入进展，以往过于重视单体城市研究的倾向正在发生变化，从特定地域范围出发，对区域城市群体的变迁及其相互关系问题进行考察，愈来愈引起学者们的兴趣——本文关于山东半岛中心城市转移问题的探讨即属此类——在这一形势下，城市比较研究必然会得到更广泛的运用。通过比较研究，可以有效突破研究视野的局限，以最大限度地“激活”史料；通过比较研究，有利于认识城市发展的共性与个性，从而更深入地揭示城市发展的深层规律。由此来看，城市比较无疑是推动历史城市地理学进一步走向深入的不容忽视的重要研究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