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琼 侯昂妤｜世界战略视野下的《孙子兵法》

——战略学者吴琼访谈

文｜吴琼  侯昂妤

吴琼：西方战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始于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的世纪30年代初，西方战略理论初步形成。形成的标志是德国近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出版（《战争论》三卷出版于1832至1834年间）。当时在《战争论》中所形成的，主要是一种“作战战略”或者叫做“军事战略”理论（即一个军事统帅在战争时期和战场上怎样带领军队打仗的理论）。

第二阶段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20世纪40年代，西方战略理论发生了一次质变。这次变化以1946年英国现代著名的战略家利德尔·哈特《战略论》的出版为标志。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批判了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战略”理论，吸收了中国古代《孙子兵法》中朴素的“大战争”思想，总结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种“大战略”理论（即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为了战胜敌国，必须在和平时期就想方设法削弱敌国的综合国力；如果敌国不屈服，再进入战争时期使用军事暴力手段打垮敌人）。

第三阶段是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冷战”即将结束的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西方战略理论又一次发生质变的标志，就是当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战略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出版于1987年）和《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出版于1991年）中提出“国家战略”理论，使西方战略理论开始从“作战战略”“大战略”理论进入探讨“国家发展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之间关系的阶段。

吴琼：与同一历史时期西方古代的军事著作相比较，《孙子兵法》有“言简意赅”“词约意丰”的特点，哲理性很强，也有很强的整体性思维和辩证思维。《孙子兵法》只有6000字左右，却以如此小的篇幅，总结了中国古代社会非常丰富的战争经验，提炼出许多正确的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例如，“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等等。《孙子兵法》的不足之处则在于，有许多关键性的概念、范畴和原理，具有混沌性、模糊性、比喻性和猜测性。

而西方近现代的战争和战略著作如《战争论》和《战略论》则恰恰相反，概念明确、范畴清晰、逻辑推理严密，在理论的细节方面优于《孙子兵法》，但在反映战争和战略的整体和辩证关系上存在片面性的缺陷。

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才有必要用中西比较的方法研究西方战略与《孙子兵法》，在比较中考察二者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一方面发扬其中的精华，另一方面摒弃其中的糟粕，提取其中科学的战争和战略理论，为我们当前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服务。

吴琼：第一，《孙子兵法》是一部军事哲学和战略哲学著作。《孙子兵法》虽然只有6000字左右，篇幅也只有13篇，然而所包含的内容却很丰富，理论也很深刻，同时涉及很多有关战争和战略的基本问题，是一部把战争和战略理论高度“浓缩”起来的军事哲学和战略哲学性质的著作。正如宋代梅尧臣在《孙子兵法注》中说的，《孙子兵法》的特点是“文略而意深”。同时，《孙子兵法》在论述战争和战略问题时，只讲理论，不涉及具体的战史、战例，这就是“舍事而言理”。

第二，《孙子兵法》重方法而轻本体。从战争和战略理论的侧重点和性质上看，《孙子兵法》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争指导规律组成的。这些战争指导规律不注重回答“什么是战争”“什么是战略”“什么是战术”等问题，而是注重回答“怎么进行战争”“怎么制定和实施战略”“如何使用战术”。《孙子兵法》是对中国古代战争和战略经验的直接总结，又受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人特有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基本内容是战争指导规律和方法论的集合，便于实际应用。

第三，《孙子兵法》重视构成战争事务的整体联系，而思维方式又有模糊性。从哲学和思维方式的特点考察，《孙子兵法》还属于朴素唯物主义和原始的辩证法阶段。《孙子兵法》中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原理既有重视构成战争事物的整体联系，具有“整体性”“综合性”“辩证性”“开放性”的优点；又有轻分析、轻逻辑，具有“模糊性”“混沌性”“比喻性”“猜测性”的缺点。

吴琼：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时代主题，中华民族正在复兴、崛起。学习和研究《孙子兵法》是为了掌握好军事学和战略学的基础理论，以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军事学和战略学的科学体系。此外，借鉴《孙子兵法》中有益的历史经验，找出大国兴起的共同规律和方法，古为今用，为中国崛起服务。最后，《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兵家、兵学的代表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批判地吸收《孙子兵法》中特有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其发扬光大。

吴琼：是的。《左传·成公十三年》中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说的是国家有两件大事：一是祭祀祖先，二是应对战争。这两件大事都关系到民族的延续、国家的存亡。司马迁也说过：“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吴琼：民国时期《孙子兵法》的研究者钱基博在《孙子章句训义》中说：“《计》篇开首，不曰‘兵者，大事’，而曰‘兵者，国之大事’；‘国’字须着眼，此为十三篇命脉所寄。”孙子把“国家战略”的眼光和立场自始至终贯彻到《孙子兵法》十三篇之中。

吴琼：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和战略理论既有创新性，又有局限性和片面性。

首先，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广义的战争”，即“大战争”思想的提出。这一理论突破了早期欧洲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家的传统观念，即战争只是战争时期战场上“战争本身活动”。同时，他还提出了“广义的战争艺术”，即“大战略”思想。克劳塞维茨把“战争艺术”视为“铸剑术”和“击剑术”的结合体，即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建设军队和战争时期作战的综合。这对以往只把“战争艺术”视为战场上“作战方法”的传统之见是极大的突破。

其次，局限性和片面性。主要体现在对和平时期“战争准备活动”的轻视上。在战略研究中，他只是从战争时期战场上军事统帅的作战方法中区分“战略”和“战术”，把国家在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武器装备建设、军队给养准备活动都排除在战略研究的范畴外，认为它们不属于战略研究应该考虑和研究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战略学家认为《战争论》的“战略”只是“作战战略”的原因。比如，保罗·肯尼迪在《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里把克劳塞维茨的战略称为“纯粹作战性的战略”，其外延狭小、层次较低，只适用于战争时期和战场上，称不上“军事战略”，就更别提“国家战略”了。

吴琼：克劳塞维茨的战略是轻视“诡诈”、反对“间接路线”的“直接路线”战略。事实上，这也是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或者说是一个严重的理论失误，一个理论缺陷。

吴琼：我认为，相比于《战争论》《战略论》，《孙子兵法》最明显的优势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在战争和战略理论的理论起点论述上明显更高。《孙子兵法》既强调国家战争实力的积累，又能从“国家战略”来观察和解决战争和军事问题。从这点上看，它已不仅是一部单纯的军事著作。

第二，《孙子兵法》在战争和战略理论的内容论述上更加全面。简单说，《孙子兵法》囊括对“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和“战术”的论述，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战争和战略理论体系。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只是“纯粹作战性的战略”。

吴琼：是的。利德尔·哈特很喜爱《孙子兵法》。例如，在1946年出版的《战略论》一书的“目录”页之后、正文之前，利德尔·哈特一共精选出19段世界上著名军事家和战略家的语录，而列在最前面的13段语录竟然都是《孙子兵法》里的原话。由此可见，《孙子兵法》对于利德尔·哈特创建“大战略”理论，产生了何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吴琼：是的。孙武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古代战争中，就反对把战争胜利的希望和重点只放在战争时期和战场上，反对只放在流血的暴力手段上，反对只使用“直接路线”的“作战战略”解决问题；而是力主对敌国要进行“全争”，即进行包括种种非暴力手段和暴力手段在内的“大战争”，使用包括“间接路线”和“直接路线”在内的“大战略”。

吴琼：《孙子兵法》主张战争要贯穿于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些论述都说明，孙子实际上是力主要对敌人进行“全争”，即进行“大战略”，使用“大战略”。这些思想被利德尔·哈特所充分吸收，构成了他创建“大战略”理论最重要的思想理论来源。

吴琼：是的，利德尔·哈特是在充分吸收了中西方战略思想家的智慧，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孙子兵法》中有关思想和智慧的基础上，才创建了以“大战略”为主要内容的“间接路线”战略理论。

吴琼：应当用世界眼光和现代学术方法探索《孙子兵法》的战略理论真相。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从整个中西方战略理论的历史发展中，掌握战略学的基础理论和科学的战略方法，以便应对我国当前和今后的现实挑战。

吴琼：人类对于世界上任何事物的认识，其实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比较。只有与其他事物进行比较，才能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事物的全部内容、性质和特点。在研究当中，我始终采用“中西会通”“中西比较”“古今比较”“中西互释”的方法。这种比较方法能够深入《孙子兵法》和西方战略理论的各个部分和许多概念、范畴的底里，从而避免滞留在问题表面，得出片面的结论。

《孙子兵法》《战争论》《战略论》《大国的兴衰》《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这5部世界战争和战略名著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和国家，可是它们所讨论的问题却具有共性，都是讨论人类社会的战争与和平问题，都是试图解决国家如何更加强盛的问题。只有把这5部世界战略名著会通起来，看作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全面而细致地比较其间的同异，才能够找到人类社会战略学发生和发展的脉络和客观规律，从而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战略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