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资本
帝制中国经济的源代码
作 者：刘三解
书 号：978-7-5714-3045-0
定 价：108.00元
装 帧：精装
出版日期：2023年07月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记号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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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作者通过引入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及张家山汉简等出土文字材料，以及钱币学研究、统计的成果，借鉴布罗代尔历史人类学中的“三时段”观察视角，重新勾稽自殷周直至汉武帝时代的货币、财政、制度、政治史实，以贝壳、仿贝、青铜块、称量金银、金银铸币和青铜铸币等五花八门的货币产生、竞争、统一为纲目，将春秋战国、秦亡汉兴、楚汉争雄、直至汉武帝建立统一大市场的短时段史实，置于跨越殷周之变、周秦之变1000年间的中时段里，置于2000年帝制中国的长时段中，立体化地剖析早期帝制中国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发掘“中国何以如此不同”深邃母题的历史源代码。
本书以货币为纲，重述帝制中国早期经济、财政制度发生、发展、定型的全过程，无疑开创了古代中国历史书写的新范式。
02
作者简介
刘三解，历史研究者，关注制度史、财政史研究。
著有《秦砖：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汉瓦：西汉王朝洪业启示录》。
03
目录
04
内容试读
序章
历史的十字路口
铜钱世界与金银币世界的对峙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开始讨论货币的概念，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顺便提及了货币是为便利交换而设计的一种“符号”；亚里士多德则在《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多角度地阐述了他对货币的理解，正如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所描述的，“亚里士多德老老实实把欲望及其满足作为他经济分析的基础，从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出发，接着谈到分工、物物交换以及为了克服直接交换的困难而使用的货币—这里他恰好混淆了财富与货币而受到苛责。”亚里士多德口中的货币，首先是一种商品，只是由于它为交换行为带来明显的方便而诱导人们默契地或通过立法行为来选择它作为交换的媒介，所以，金属，尤其是金银，比其他商品更适合担当这个角色，这也是古希腊诸城邦的现实。而柏拉图却明确反对使用金银，认为国内的货币拿到国外是无用的，这无疑隐含着一个特殊的认识范式，那就是货币的价值原则上与币材无关。
遗憾的是，柏拉图对货币的讨论很有限，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则系统得多，一方面，“他使货币的发展遵循一种所谓的历史的顺序，从没有货币的情况或阶段开始。”[1]这种追根溯源的表述方式虽然没有直接的事实依据，但符合人们的经验常识，影响相当深远，一直到十八、十九世纪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等经济学家，仍在延续他的物物交换解释。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对货币存在的基础，“交换的正义”即“定价道德”着墨颇多。他赞许公正的交换，反对价格垄断，认为“公正交换”的标准就是交换物价值的相等。这个价值并非我们耳熟能详的劳动价值概念，而是在充分市场竞争环境下产生的正常竞争价格。简言之，当甲以鞋子换取乙的面包时，鞋子和面包各自乘以其正常竞争价格，结果应正好相等，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等价交换”概念的滥觞。亚里士多德对这一原则的坚持，使他注意到货币的另一个重要职能：“货币是使得所有物品可以衡量和可以平等化的唯一尺度。”至此，“十九世纪的教科书列举的货币的四种传统职能，有三种都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具体来说，就是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价值贮藏，100多年后的现代货币五大职能，仍是在此基础上的拓展，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
很明显，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对货币的表述更接近于今人所熟悉的范式，从货币的性质、起源到原理、功用都有分门别类地解释；而中国古代的货币理论则一鳞半爪，不成体系，直到1831年清人王瑬《钞币刍言》的出版才有了第一部专门货币论著。此前的货币思想散见于子书、史书、奏议、笔记、书信，甚至诗词、墓志中，简言之，有具体思考而无系统理论。这些思考也往往集中在“用”的层面，如“子母相权、轻重之术、虚实相权、称提之术”等。具体来说，就是利用不同种类、区域的货币、商品价格差，通过调整货币流通量来满足市场对货币的需求，进而达成增加财政收入或干预物价、调节生产的目的。这种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战国、秦、汉之际成书的《管子》一书，其中对货币的性质和起源的探讨，影响相当深远。
《管子》中说，“黄金刀币，民之通施”，“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刀布者，沟渎也”。其中，通施、通货、沟渎正是对货币流通手段职能的不同表述。对于货币的起源和职能，该书采取了一种类似亚里士多德“假设历史”的手法进行叙述。美玉、黄金、珍珠出产在距周都7800里的边荒之地，由于山川阻隔、舟车难通，得之不易而价格高昂。“先王”借助它们的贵重，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这三种“币”，握着不能取暖，食之不能果腹，“先王”用他们来保存财物、管理民事、治理天下。[2]之所以说“假设历史”，就在于“先王”的时代不确定性与“刀布”的时代确定性之间存在矛盾。考古证据显示，作为齐文化圈的特色，刀币铸行时间始自春秋晚期，不但夏、商、西周三代的“先王”用不上，就算是《管子》托名的作者管仲也不太可能见过刀币。这意味着，“先王”的时代至早不会超过春秋中期未铸行刀币时，至迟不会晚于秦统一后废刀币行圜钱，所以，我们有理由猜测这是秦汉之际作者对战国时代制度的追述。
这段话透露出的认知图景相对明晰：（1）美玉、黄金、珍珠首先是商品，且是奢侈品；（2）没有叙述既不是奢侈品，且价值较低的刀布成为下币的理由；（3）币之所以为币，主因是“先王”的意志，也就是由权力决定；（4）币的作用是财富贮藏和支付手段的组合，引申作用是“治国、平天下”的工具；（5）币的范围包括“珠玉、黄金、刀布”，而“通货、通施、沟渎”（交易媒介）的范围则只有“黄金、刀布（币）”或“刀布”，币的范围大于“通货、通施”，更大于“沟渎”。
黄金的存在展示了战国时代中国与古希腊的共同点，以贵金属担当交易媒介；但又有明显的区别，亚里士多德、色诺芬、普林尼都提到，贵金属尤其适合充当通货和用来铸造硬币，亚里士多德更系统性地指出“像其他物品一样，货币的价值也不是始终不变的。但它比其他的物品要稳定些”。[3]贵金属无疑最符合这种需求，这种价值理论正是卡尔·马克思“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表述的思想源头之一。而在贵金属的问题上，《管子》的表述和先秦中国的货币现实与古希腊的最大区别有两点：
（1）中国的黄金从来都不是以贵金属为币材的“铸币”，也不是商品的价值尺度；
（2）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价值相等的“公正的交换”在《管子》等中国货币著作的讨论中，从来不是追求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