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可达｜试论浙、赣省界的形成——以明初广信府的改隶为中心

文｜宋可达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行政区划的边界实质上是国家意志、社会形势、自然资源等多元要素在下垫面上的综合表现。其中，国家意志是指中央对地方的治理，社会形势反映的是地方的人文环境，自然资源则代表了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如何利用这些要素，从而在区域之间划置合理的边界，以加强对基层的统治，是历代中央政权思虑的重要问题。在古代中国，政区边界的规划普遍遵循一个基本原则，曰“山川形便”。以接地邻境的浙江、江西为例，即把绵延在明衢州、广信二府的怀玉山脉作为划分省界的重要地标。这条边界自明初划定以后，便长期保持稳定。但是，不为人所熟知的是，明代浙、赣省界形成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相当曲折的历程。

1947年，谭其骧先生完成了《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一文，在论及历史时期浙、赣省界的形成时，其称：“明初广信府属浙江，洪武四年即改隶江西。”[1] 谭其骧先生所述洪武四年（1371）广信由浙改赣之事虽不见于《明实录》《明史》《明一统志》等官方史料记载，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元明易代之际，广信府确曾属浙境政区管辖。明太祖壬寅年（1362），朱元璋令“改中书分省为浙东等处行中书省，陛同佥朱文忠为左丞都事，杨宪及胡深为左右司郎中，照磨史炳、丹徒知县刘肃为都事，仍开省于金华，总制衢、处、广信、严、诸全军马”[2]。浙东等处行中书省即明代浙江行省的前身，从这一史实来看，广信无疑在浙东行省的辖域之内。同年，因四方战争，财用不足，臣下奏请朱元璋“置关市，设官领之，专通物货”，而“浙东所辖金华、广信等府及诸全州，接连外境，盐货以十分为率，税其一分；物货以十五分为率，税其一分，从之”[3]。该年十二月壬辰，“广信守将元帅葛俊擅发民夫筑城浚池，浙东行省左丞朱文忠遣人喻止之”[4]。以上记载，足以证明于时广信府确受浙东行省节制。既如此，则广信府究竟又于何年改属江西？

事实上，关于这一时期广信府的沿革，后世《大清一统志》有载称：“明洪武二年，改曰广信府，隶江西布政使司。”[5] 虽然根据《明史·地理志》的记述，洪武二年（1369）改曰广信府之说实属谬误[6]。但斯年广信隶属江西的论断，则既符合广信曾属浙省之事实，又不与其他的史料记载相抵牾[7]；与“洪武四年改隶江西”的观点相较，其逻辑关系要显得更为通顺。

由此回溯明以前广信之地的政区沿革，可以发现自先秦起，其地与浙江便有着牵扯不断的联系。直至唐乾元元年（758），信州（即后世广信府）与衢州始完成行政上的切割；在元代，信州路更一度隶于江浙行省，成为浙地辖区。那么，何以明初朱元璋要将已属浙省的广信府改隶江西，将其与浙江进行政区剥离？这中间，既有交通方面的因素，也隐含文化、政治方面的考量。由于以往对浙、赣省界的研究很少展开，这一重要问题迄今仍未引起学界的注意。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从交通往来、文化认同、政区统合等三个角度出发，对历史时期广信与浙江的地域空间关系进行细致剖析，以求探寻出广信政区隶属变迁乃至浙、赣省界形成背后所蕴藏的深层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广信、浙江之空间范围，乃以明代广信府府境及浙江省省境而言。广信府共领上饶、玉山、弋阳、贵溪、铅山、永丰、兴安七县，浙江行省则辖杭、嘉、湖、宁、绍、台、温、金、衢、严、处十一府之地。

广信境当“吴、楚、闽、越之交”[8]，凡以陆路来往于浙、赣之间者，此地为其所必经。故在交通形势上，广信具备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历史时期，大致可依元代为限，将广信与浙江的空间交通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交通优势地位的确立

据《左传》记载，昭公二十四年（前518），“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而“越大夫胥犴劳王于豫章之汭”[9]。所谓“豫章之汭”，顾栋高考之“为今日之鄱阳湖无疑”[10]。以是观之，以当时的越地中心山阴为起点，溯钱塘江而上，穿怀玉山，过广信至鄱阳湖这一交通干线，在春秋晚期已经形成，这对于加强广信与浙江之间的交往是相当有利的。  

至秦汉，这条春秋以来的要道继续发挥着作用。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闽越王攻南越，武帝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11]。关于汉军的行军线路，后人有着清晰的认识，胡林翼解释称：“出豫章者，自江西广信府玉山县至浙江常山县；入舟出会稽者，度钱塘江，皆会于衢州府。”[12] 不难看到，当时豫章、会稽二郡间的交通严重依赖于这一陆路通道。

六朝时期，信、浙陆道仍具有重要意义。据《陈书·留异传》载，于时留异据东阳，王琳占江州，“世祖即位，改授（留异）都督缙州诸军事、安南将军、缙州刺史，领东阳太守。异频遣其长史王澌为使入朝，澌每言朝廷虚弱，异信之，虽外示臣节，恒怀两端，与王琳自鄱阳、信安岭潜通信使”[13]。《留异传》中所言之信安岭，在后世又被称为岭路，顾祖禹曰：“自衢州经信州达于鄱阳，必由常山，所谓岭路也。”[14] 正是由于这条岭路的存在，留异与王琳得以暗通往来、彼此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以前，这条贯穿信、浙的交通干线多与军事行动联系在一起，商旅往来并不频繁。不过自唐五代以降，信、浙之间的经济往来渐趋密切。以当时信州永丰县为例，其“路通闽川，越客担荷麇至”[15]，可见此县已成越地商贩趋之若鹜之所。在经济联系加强的同时，信、浙之间的交通条件却成为了彼此交流的阻碍。北宋初，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记地居信、衢二州交界的玉山县交通环境云：“他山合沓，峻岭横亘，溪谷皆相牙分其流，虽步通三衢，而水绝干越，千峰万拥隈隐，不可得而虞也。自陈、隋以来，此为巨奥。”[16] 《记》中所谓“水绝干越”，指的是玉山县东的上干溪，此溪“溪源干浅，秋冬不通舟船，故名曰干溪”[17]。由此可见，信、衢之间的交通完全依赖于山路，故时人晁补之有诗称：“玉山东去不通舟，万壑千溪隘上游。”[18]

即便如此，入宋后，信州与浙地之间的经济往来仍在增强。元祐六年（1091）苏轼知杭州，上书乞开石门河，其中言道：“衢、睦、处、婺、宣、歙、饶、信及福建路八州往来者，皆出入龙山，㳂泝此江。”[19] 不难看到，于时信州与衢、睦、处、婺等浙东诸州一道，皆受到来自于两浙中心杭州的经济辐射。

靖康南渡，以临安为行在，信州地“控闽粤，邻江淮，引二浙，隐然实冲要之会”[20]，而其与浙地的交通往来也愈加频繁。根据当时吉州人刘辰翁在《送人入燕序》一文中的记述：“往时吾州去行朝千七百里，长亭、短堠如画。衢、信之间，华堂逆旅，高屋盖道，憩车击马，不见晴雨。列肆青楼，倚门成市，行者如织。”[21] 通过刘辰翁的文字，我们不难窥探出于时信、衢乃至信、浙之间商旅往来的盛况。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南宋信、浙交通的繁荣，与这一阶段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当时由信入浙有两种途径：一为陆道，即传统的信、衢山路；一为水道，自信州出发，经信江水系入鄱阳湖，再泛鄱阳湖经长江至两浙。不过，因南宋立国江南，长江为其国防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所谓“自吴以来，立国江南者，莫不恃江以为固”[22]。因此，南宋政府在长江沿线皆置兵扼守，各重要渡口亦设有巡检。在长江成为军事要道的背景下，势必会给普通的行旅交通带来一定限制。此外，南宋时期，鄱阳湖一带盗贼多发，范成大过鄱陽湖尾邬子口时，言此地“名为盗区，非便风张帆及有船伴不可过”[23]。种种原因，皆推动了信、浙陆道交通的繁荣。

伴随着交通往来频次的日趋增加，自然也给信、浙之间的交通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当时人看来，来往于两地仍然是一段困难的旅程，其中主要的限制因素即为信、浙交通线上的山岭。早在北宋，孔武仲即描述信州的交通环境曰：“地形狭隘，环以群山。”[24] 两宋之际，李纲出衢至信，因旅途艰辛，留句云：“悠悠征骑渡溪岩，跋涉艰难分所甘。”[25]之后，侨居玉山的赵蕃在《寄怀章衢州辛越州》诗中更直言不讳地指出：“信州去衢州，道阻而匪修。”[26] 为解决这个难题，信州当地官吏意图连通玉山、常山二县水道，以开辟一条水上交通线，减轻官私行旅往来的负担。是时，玉山县的上干溪，“所经处间与衢之常山接，自信而衢，不可舟行，而间以陆运者，此而已矣”[27]。因之，时任玉山知县的汪杞便欲“浚凿（上干溪），使之通流”，但终以“工役不赀而止”[28]。由此可见，浚通玉、常水道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工程，而地方政府显然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财政负担。

2.通行压力加大及交通形势的变化

可以看到，与水路交通相比，信、浙陆道虽长期以来一直占有优势地位，但仍存在不少天然缺陷，这在两宋时期已初见端倪。入元后，随着通行压力的不断加大，更将此交通线路的劣势暴露无遗。当时信州路隶江浙行省，其地漕粮皆需人力肩运至衢州，再经钱塘江水道载运到杭州。漕粮的运输，显然是一个相当艰辛的过程。而信州“控带溪山险”[29]的自然地理环境，无疑又给税粮的运送增加了额外的负担。

明代以降，随着传世文献的极大丰富，我们得以愈加清晰地勾勒出这一时期两地的交通往来图景。根据本文引言中的考证，自元末信州路被改为广信府后，至洪武二年（1369），广信之地迭属中书分省、浙东行省、浙江行省。在此期间，广信税粮的输送仍沿元代之旧，需经信、衢之道运至杭州。就漕粮运输而言，这条山路自然相当不便。时任浙江行省郎中的余德让因奏请以广信府改隶江西，嘉靖《广信府志》详细记载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始末：

余德让，永丰人，元季之乱，德让率义旅保障乡邑，民赖以安。国初举贤良，历官知池州。时浙西初平，上命简郎官有才猷者，往参阃务，德让拜行省郎中，区处安辑，悉有条理，以信隶浙漕运不便，诣阙陈其所宜，遂改隶江西，民深德之。[30]

关于广信隶浙时期漕运之艰辛，后世人有着深刻的记忆，乾隆《广信府志》称：

信州明以前隶浙江行省，漕粮数万石，由玉抵常，山路八十里，南漕不蓄车马，率丁夫肩运，长途汗血。且信河滩石磊砢，贵、弋、铅粮舟送进，暴涨则奔流冲激，鹢首难停；亢旸则水落石出，牵挽不上。洪武四年，部郎余德让有改隶江西之请，民困始苏。[31]

元代信州路漕粮的运输已令当地百姓困顿不堪，可以预见，若使广信府隶于浙省，其地漕粮的输送确实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无怪余德让移信属赣之奏为明廷批准后，“民深德之”。

漕粮运输问题可以通过变更行政隶属关系解决，但来往于浙江、广信间的普通行旅依然会受到陆路交通环境的限制。明人郭之奇曾从衢州出发，游历赣、闽两省，其行程记曰：“自龙游舍棹，经浙西衢州，又历豫章广信诸郡，乃抵闽中汀府，始识岭东故土，计程二旬余，无日不与山逢。”[32] 昆山人张寰亦称：“舟航仅可达常山止耳，陆行过玉山。”[33] 在《赠别古林和尚之吴越》一诗中，时人郭金台表达了类似的感受：“江东水绝玉山巅，秘阁深藏住古仙。”[34] 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到，衢、信之间山峦绵亘，水道断绝，这无疑加重了旅途的负担。

为缓解信、浙间的交通压力，继南宋汪杞后，嘉靖年间，又有衢州府常山县民詹璞向该县上条,请贯通常、玉水系，条称：“县北三里，地名傥溪，沿河溯流，西抵九都黄狮塘下冈涧，可与上干（溪）接流。”[35] 时任常山知县的吴襄览其条陈后，“议行之，后以用工不赀遂止”[36]。至此，沟通常、玉水道的设想终以失败告终。

鉴于浙、信陆路交通之困难，在明代，不少入赣者已摒弃了这一通行路线，转而选择水路交通。尤其与南宋时期相比，此时长江航路已不复为军事要道，官私往来相当通畅。时人张岳在《赠郑子荣还曲江序》一文中即称：“西出新林浦，泝采石、入湖口、泛彭蠡，抵豫章城下，以归易矣，而有彭蠡风涛之险；东迂道千余里，以避彭蠡，历吴会、横绝两浙，绕衢、信而亦会于豫章，然迂回缓曲，不如西之捷也。”[37] 如其所述，虽然泛彭蠡有波涛之险，但其方便快捷，则非浙、信陆道所能媲美。

到了清代，时人对广信与浙江之间的陆路交通仍颇有微词。如张应昌《玉山登陆至常山》诗云：“百里环围岭万重，天分江路各西东。恨无力士开山术，不似邗沟水易通。”[38] 感慨此道多山而无水路。张际亮《常山至玉山》诗亦抱怨：“常山至玉山，山行不百里。苦寒自徒步，两日血流趾。” 以至于“明发放归舟，陆穷水可喜。”[39] 从上述感知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信、浙之间的交通条件仍相当恶劣，宜乎朱彝尊在《曝书亭集·常山山行》一文中写道：“常山、玉山相去百里许，山行十人九商贾。肩舆步担走不休，四月温风汗如雨。劝客何不安坐湖口船，船容万斛稳昼眠。”[40] 据此记叙，足见朱彝尊对衢、信间的陆路交通状况颇为不满，并指出水路交通有两大优点：一为运输量大；一为轻松稳便。故其力劝来往客商改用水路交通：泛彭蠡、出湖口，顺江而下以达浙地。

回首信、浙的交通发展史，得益于独有的区位优势，广信与浙江在历史时期一直保持着颇为密切的往来，在南宋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信、浙的空间交往更达到了高峰。但受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长期以来，二地的陆路交通条件一直维持着相当低下的水平，尤其是随着元以后信、浙之间运输压力的加大，径将山路交通的劣势显露无遗。因此，虽然明初沿元制将广信划属浙江，却无法解决信地漕粮的输运问题，这也成为广信政区隶属发生变更的直接原因。而在与长江水路的博弈中，广信所拥有的入浙交通优势亦不断被削弱，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信、浙地域交往的进一步深入。

传统意义上，浙江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区域，一般被视为越之分野。广信则不然，其地处“吴头楚尾”，常与赣省一齐被看作广义上楚地的一部分。不言而喻，在后人看来，广信相较两浙有着更浓的楚文化色彩。不过，在早期历史中，广信与浙江的文化联系却颇为密切，其地域文化面貌与后世人的感知相比，亦存在一定的差别。

1.由楚、越之交到地归南楚

1978年，上饶贵溪县发现了大规模崖墓群。考古学研究表明，贵溪崖墓的年代当属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而从其反映的文化特征、生活习俗等，与“干越”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属于越族的后裔[41]。又据清人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的考证，越王勾践在位时，越国“其地全有浙之绍兴、宁波、金华、衢、温、台、处七府之地。其嘉、杭、湖三府则与吴分界。由衢历江西广信府至饶之余干界，与楚分界”[42]。以上材料，从实物和文献两方面证明，春秋晚期，广信为越、楚交境之所，并一度受到越国的统治和管辖。因而乾隆《上饶县志》在追述上饶地域历史时，记道：“上饶属扬州境，在古为荒服，在春秋为楚、越之交。”[43]

战国时，楚威王大败越，杀越王无疆，越国灭亡[44]，广信遂入为楚域。自此以后，楚文化在广信之地的影响愈来愈深，尤其在秦汉时代，更兴起了一个“三楚”概念，“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45]。当时，广信除后世玉山县以外的境域皆属豫章郡余汗县，清人吴卓信考之曰：“今余汗县以东，连广信一府，皆汉余汗地。”[46] 广信既属豫章，此地理所应当地被秦汉人纳入南楚之分野，而其原有的越地文化色彩则相对消褪不少。

魏晋以降，情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分置江州，其诏曰：

荆、扬二州，疆土旷远。有司奏割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为新州。新安、东阳、宣城旧豫章封内，豫章之东北，相去悬远，可如故属扬州。又割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并十郡，可因江水之名为江州，宜治豫章。[47]

历两汉至三国，广信与浙江同隶扬州，而以此为标志，二地在两晋南朝时期遂分属不同的高层政区，这对加强彼此间的文化认同自然是不利的。

至唐代，肃宗乾元元年（758），诏割饶、建、衢、抚四州地置信州[48]，广信之地至此独立成为州郡级行政单位。由于信州包括州治上饶在内的大部分境域皆由饶州析置而来，而在唐人的记载中，饶州向来被视作楚地的一部分，杜佑《通典》即曰：“饶州，春秋时楚之东境，后属吴。楚昭王时，吴伐楚取番，是也。战国时属楚。”[49] 以故信州设立后，在唐人意念里，其地亦被划入楚文化圈。戴叔伦在《送前上饶严明府摄玉山》一诗中吟道：“家在故林吴楚间，冰为溪水玉为山。”[50] 直言不讳地将信州玉山县视作吴头楚尾之所。也有人着意突出信州的楚地属性，如卢纶在《送信州姚使君》诗中即写道：“楚国上腴收赋重，汉家良牧得人难。” [51]

由此可见，唐人视野中的信州无疑带有鲜明的楚文化色彩，这一文化认同在之后的时代继续保持了下来。

五代时期，两浙地属吴越，而信州则隶南唐，在吴越、南唐长期对峙的政治形势下，信州与两浙的文化往来势必会受到不小的阻碍。至北宋初，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记信州风俗为“同饶州”[52]；与之相较，一山之隔的衢州“春秋为越西鄙之地，吴洎晋为东阳之墟”，其“地土所属，与婺州同”[53]。不难看到，信、衢二地虽近在咫尺，但在人文风俗上，却分属不同的地域系统。

不仅如此，在北宋时人的著述中，普遍将信州与楚地联系在一起，如梅尧臣在《送裴虞部知信州》诗中称：“楚人竟握水精璞，汉女买作月珮环。”[54]明确表达了其以信州为楚地的文化认知。而在《陈经秘校之信州幕》一诗中，梅尧臣将自己的观点阐述得更为清晰，其咏道：“东吴海物错，南楚江味多。家吴而宦彼，风土去几何。既得风土乐，可赞政治和。归来识香草，为缀楚人歌。”[55] 径将信州视为南楚之分。

宋室南渡，定都临安，引发了规模空前的北人南迁浪潮。信州因地近行在，自然成为文人雅士侨居的优选之所。其治所上饶，“号称贤俊所聚，义理之宅，如汉许下、晋会稽焉”[56]，故浙地士大夫对其的兴趣尤为突出，两地的文人交往由此也达到了一个小高峰。以人称“上饶二泉”的韩淲、赵蕃二人为例，其寓居信州期间，与浙地诗人如陆游、巩丰、“永嘉四灵”等皆有着频繁的互动，作诗唱和，相交甚欢[57]。“永嘉四灵”之一的徐照，更曾特地至玉山拜会赵蕃，并作《题信州赵昌甫林居》诗称：“谱接江西派，声名过浙间。”[58] 彼此情谊之厚可见一斑。

再以辛弃疾为例，其在中年以后便长期隐居在信州。淳熙十五年（1188），婺州人陈亮从东阳出发，经浙、信陆道抵上饶辛居，两人相与在鹅湖同憩，瓢泉共酌，长歌相答，极论世事[59]。陈亮归浙后，辛弃疾更寄以“既别之明日，余意中殊恋恋，复欲追路，至鹭鸶林，则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独饮方村，怅然久之，颇恨挽留之不遂也”[60]等句追念之。辛、陈“铅山鹅湖之会”无疑是赣、浙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须提请注意的是，尽管此时信州与两浙的情感距离有所拉近，但在浙人的体认里，仍清晰地将信州排除在浙地之外，衢州人毛幵在《伫舟亭记》中称，衢州“南走闽，西适楚，距浙江五百里而近”[61]，不言自明，在其心目中，包括信州在内的衢州以西之地皆属楚，其地域文化特色与两浙截然不同。不唯如此，范成大《玉山道中》诗曰：“常山多清溪，玉山富乔木。”[62] 可见虽相隔一山，但在时人看来，玉、常乃至信、衢的文化景观却大有差异。

而在韩淲、赵蕃等信州本地人诗文里，以信为楚的感知也比比皆是。韩淲《过吴淞》诗称：“家住楚溪口，几年卧云峰。”[63] 途经富春滩时，韩淲再次强调了其寓所的位置，所谓“吾庐更在楚溪口，归卧北窗听竹声”[64]。与之相似，赵蕃寓居玉山章泉时，有“举觞随楚俗，酌醴从枯鱼”[65]之叹，其文化归属感已不言自明。

孝宗时，庐陵人周必大自临安归吉州，途经浙、信等地。在行程记录中，周氏清晰记录了浙地与信州风俗民情的差别，如其记衢州顺溪曰：“庚子，雨行极劳，过顺溪，市井颇盛。”[66]癸卯，“过（衢州）江山县，避雨海会寺，梁天监中某甲舍宅。造雨不止，复行，途中邸店颇多”[67]。出衢入信，风景顿异，“甲辰，入信州界，邸店稀矣”[68]。周必大虽然重在描述衢、信两地市镇兴盛程度的不同，但从中也不难揣测出信州与衢州乃至两浙风土人情之异。

2.楚地文化认同的进一步强化

元时期，信州路虽属江浙行省，但在时人观感中，信、饶之地的文化面貌仍带楚风。时人赵景良在《江东制置使谢公枋得》一文中即明确指出：“信州在江东路，扬域吴楚地；饶州在江东路，扬域楚地。”[69] 查以元人的诗文，以信州为楚的认知亦随处可见。宋无《送陈行之之信州推官》诗称：“楚泽寒多雁，吴波暖见鳞。”[70] 信州贵溪县龙虎山道人薛玄曦则有句云：“楚云江树，遐阻万里。”[71] 在《华素台》一诗中，薛氏更感叹道：“星斗九天分楚越，山河万里界瓯闽。”[72] 明明白白地将信州视为楚、越分界之所。以上种种，皆可反映元人之于信州地域文化归属的看法。

到明代，信州路改为广信府；在高层政区归属上，其由浙江行省改隶江西行省。与此同时，明人对广信属楚地分野的感知较前代有了更大的强化，嘉靖《广信府志》在记述广信铅山县与闽省边界时，称：“（铅山县）分水岭，县南七十里，闽、楚自此分流，故名。” [73] 同书又云：“温林关，去（铅山）县东南七十里，为闽、楚冲要。”[74] 显而易见，《广信府志》以铅山乃至广信之地全为楚。

而在外地人意念中，亦视广信为楚域。谢肇淛《玉山道中苦雨》有云：“楚天信多雨，十行九滞留。”[75] 在留滞广信期间，其又写道：“断鸿落木楚云秋，寒雨空山卧信州。”[76]这显然是以广信为楚地。顾璘在《泊弋阳溪》诗中则称：“岂是怀荣禄，来过楚水西。”[77] 无独有偶，薛梦雷夜次弋阳，亦表达了和顾璘类似的感受，所谓“风尘何事只栖栖，楚水茫茫去鸟低”[78]。

当然，除玉山、弋阳外，广信其他区域亦被时人视作楚地，如贵溪人夏言《送王仁六归铅山》即谓：“五月南风江草长，坐怜楚客棹相将。”[79] 宗臣送张簿赴上饶时，则有句称：“送君燕市北，作客楚江西。”[80]

广信既已被判定为楚，那么在明人体认里，其与怀玉山东面的浙江自然分属不同的文化地域。郭谏臣自常山赴玉山，于途中作诗云：“乱山青四合，江浙路中分。”[81] 在其看来，江西与浙江虽只隔一山，但其间的分别却一望而知。对此，熊明遇《饭草坪驿苦热》诗则谓：“楚越一峰令，天分江海情。”[82] 不难辨别，广信与衢州虽接地邻境，但在熊明遇眼里却明显透露出楚、越之异。黄淳耀离衢赴信，在玉山道中吟道：“怀玉山边路，萧萧离越中。”[83] 甫至广信玉山地界，黄淳耀即生离越入他地之感。

入清以后，广信的风俗习尚依然表现出浓重的楚地特色，清人孙嘉淦在《南游记》中述江西之俗曰：“江右风俗胜于三吴、两浙，男事耕耘，兼以商贾；女皆纺织。所出麻、枲、绵、葛、松杉、鱼虾、米麦，不为奇技滛巧，其勤俭习事，有唐魏之风。独好诈而健讼，则楚俗也。”[84] 在时人看来，包括广信在内的江右之地，其地域风貌与三吴、两浙全然不同，且带有明显的楚地习气。

乾隆时，钱塘人桑调元自杭州出发，赴湘观衡岳，途径广信，留下了不少与之相关的诗句，如《舟发玉山》诗云：“过山已作江西客，游岳原为物外人。”[85] 一出浙境，桑调元即生作客在外的疏离感。至铅山河口镇，其吟咏曰：“南去宾鸿凌楚塞，西流玉水入彭湖。”[86] 在弋阳时，桑调元又写下“沙鸟惯看流浪客，冲波不避楚人船”[87]之句。不难看到，在浙人桑调元看来，广信之地在在皆与楚文化相关。

在这样的背景下，清人笔下的广信和浙江，虽近在咫尺，但在地域文化认同上却明显透露出楚、越之异。时人吴俊甫出常入玉，即敏锐地捕捉到了两地分野的不同，所谓“稳坐箯舆半睡醒，楚天无际越天青”[88]。与之类似，郑炎在《肩舆自常山抵玉山》一诗中吟道：“烟火稠草萍，立石分楚越。”[89] 江右人刘凤诰过草萍驿，览驿书，亦留下“五里结一亭，十里堆一堠，东界闽越、南楚疆”[90]等文字。可以看出，清人对于广信、浙江地域文化的归属，有着清晰的判定。

不唯如此，翁心存由广信入衢州，作《常山放舟》诗曰：“水过江右碧，山到越中青。”[91] 在其意念里，广信与衢州的山水景观颇有差别。更有意思的是钱塘人张应昌在《玉山登陆至常山》一诗中的表述，其谓“草坪岭到入吾乡，萧瑟营官此驻防。步步行来风景别，茭荷香已送池塘”[92]。玉山、常山虽地域相连，但在张应昌看来，两地却无处不显露出风景之异。更重要的一点，直至过草萍、到常山，浙人张应昌方生入乡之感，其将玉山乃至广信视为异乡的心态已跃然纸上。

纵观历史，广信之地除在先秦曾短暂地属于越域外，在其余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皆被时人归为楚地。南宋时期，其与两浙的文化交往虽有进步，但并不足以改变此区的地域文化属性。“浙水东流信水西，常山高与玉山齐”[93]，从明代湖州人郑明选的诗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信江与浙江的流向截然相反，无合流之可能。这种感知，折射到地域文化归属上，即为广信属楚、浙江属越，两地的文化归属和文化认同始终存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到无论是地理交通，抑或是文化认同，都深刻影响到了广信地域的归属。那么在政治空间层面，广信府作为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域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其与浙境政区又呈现出怎样的政治关系？

1.信江流域的政区整合及信州的设立

事实上，从地缘角度观察，极易发现广信、浙江二区之间存在一个天然的地理障碍，即怀玉山脉。所谓“浙至江西千有一百里，阻怀玉之崇山”[94]，东北—西南走向的怀玉山脉，是信江、钱塘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不过，即便怀玉山将广信与浙江隔属不同的自然区，但彼此之间的政治联系仍然萌生得很早。

前文已述，春秋晚期，广信曾属越国之疆，在当时，其与浙地的政治关系实称紧密。《左传·哀公十三年》云：“六月丙子，越子伐吴，为二隧，畴无余、讴阳自南方，先及郊。吴大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寿于姚自泓上观之。弥庸见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见仇而弗杀也。’”[95] 杜预注“姑蔑”曰：“姑蔑，越地。今东阳大末县。弥庸父为越所获，故姑蔑人得其旌旗。”[96] 大末，又称太末，在今衢州龙游市境内。

当时的“姑蔑”，为越之西鄙。《国语》在叙述越国疆域四至时，即谓：“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97] 据顾栋高考证，越国西疆越怀玉山以西，包有后世广信府之地[98]。由此可见，此时广信亦在“姑蔑”的空间范畴中。

秦混一寰宇、郡县天下，于衢州地设太末县，属会稽郡。西汉改太末为大末，仍属会稽。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阳羡令周喜上书朝廷，求以钱塘江为限，分置吴、会二郡，太末依旧隶会稽不改。清人王先谦通过详实的考据，证秦汉时期，“龙游、西安、江山、常山、开化、遂昌、玉山并汉大末地，汤溪半入大末境”[99]。可见明清广信府玉山县境以东地区，于时皆受浙境之郡县管辖。而玉山以西之地，则属余汗县，隶豫章郡。一言以蔽之，秦汉时代，广信地区尚未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县级行政单位。

三国时，孙吴沿信江西上，先后在广信西、中部辟置葛阳[100]、上饶[101]二县，以其属鄱阳郡，此为信地出现地方行政建置之始。而广信东部地区，则仍隶于浙境政区。东汉初平三年（192），析太末置新安县[102]，属会稽郡。建安二十三年（218），又析新安置定阳县。孙吴宝鼎元年（266），分会稽西部为东阳郡[103]，太末、新安、定阳三县并由会稽郡改属之，直至隋初[104]。不难看到，三国至隋，玉山以东地区依然受浙境郡县管辖，故从政区统合而言，信江流域仍处于一种割裂状态。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了唐中叶。《新唐书·地理志》载，肃宗乾元元年（758），“析饶州之弋阳，衢州之常山、玉山及建、抚之地”[105]，置信州。成书时间去唐不远的《太平寰宇记》中，详细记载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始末：

正月，江淮转运使元载奏：“以此地邑川源夐远，关防襟带，宜置州。州东南五十里，即饶州弋阳县进贤乡永丰里，可置一县，以永丰为名，兼割饶州之弋阳置，衢州之常山、玉山，建州之三乡，抚州之三乡，固当迤逦相望，自然无虞。”制曰可。赐名信州，以信美所称，为郡之名。”[106]

从这一材料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元载请立信州的原因有二：一为川源夐远；一为关防襟带。简言之，从区域开发和战略形势两方面考虑，广信之地置州的条件皆已成熟。信州的设置，标志着此地开始独立成为州郡一级行政区划，并奠定了后世广信府的境域基础，信江流域的完整性至此也得以突显。

信州设立后，由于其地属鄱阳湖水系，且大部分境域皆由饶、抚二州析置而来，因此，出于地缘政治关系和历史渊源两方面考虑，此州顺理成章地被划属以洪州（今南昌）为中心的江南西道。此外，信州初置时，辖玉山、常山、上饶、弋阳、永丰五县。未几，常山还属衢州[107]，衢州西界至此再未发生变更，故后世浙、赣省界的形成，实肇基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因信州之设，衢州失去了玉山县之地，但事实上，这一政区变革对衢州本身的影响并不大。时人李华在《衢州刺史厅壁记》一文中称：

自卫公累单于，英公灭句丽，天下和平，户口繁衍，元圣溥行，苇蓼萧之泽于下廷，延公卿议割州邑。谓疆与府近，则易为理；人与吏亲，则易为安。以婺州封畛为广，分置衢州，领六县，犹为大郡。近岁析玉山全邑，洎须江南乡益信州，而不为寡；去年江湖不登，兹境稍穰，故浙右流离多就遗秉，凡增万余室，而不为众。[108]

从李华的文字中不难推测，在唐人看来，衢州越怀玉山脉而有玉山之地，其实在行政管理上颇有“封畛过广”之嫌。故“析玉山全邑，洎须江南乡益信州”后，时人仍不以衢州“为寡”。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执政者对以怀玉分水岭作为赣、浙两大政区的分界所在，已表现出充分的认可和尊重。

2.赣、浙两大地域对信州的争夺和博弈

五代时，钱镠以浙地为基础，建吴越国；至北宋，又以吴越旧疆置两浙路。信州于五代先隶杨吴，后属南唐，北宋时则辖于江南东路（见图1）。从行政统辖关系而论，信州自设立后便与两浙长期处于政治割离状态，这显然不利于加强两地的政治联系。

图1 北宋时期信州政区示意图

南渡后，杭州取代汴梁，成为帝都所在，信州与全国政治重心的空间距离因之拉近。于时信州隶江南东路，仍被斥于两浙以外；但其与行在临安的政治耦合程度，却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以两浙西缘衢州为例，于时衢州据浙之上游，名重一时，南宋人祝穆在《方舆胜览》卷7衢州“四六”中言道：

出绋九宸，分符三辅。眷惟浙水，莫重衢城。姑蔑古郡，浙江上游。析壤三衢，去天一握。维今四达之衢，即古三辅之地。眷太末之提封，实浙河之要口。惟兹太末之里，实本东阳之墟。衢故太末也，今实辅藩。君薄淮阳耶，即归禁闼。[109]

衢州既为临安之三辅，那么与衢地相表里的信州，自然也被人视作畿辅要地，正所谓：

疏荣中扆，作填上饶。惟信置郡，自唐分疆。睠言古郡，间出异材。近联闽浙，远控江淮。惟上饶之名郡，实江左之奥区。析建、抚二州之地，当江、吴四塞之冲。矧楚尾吴头之地，据闽商粤贾之冲。地僻山深，尚带瓯、闽之俗；民贫赋啬，偶联江浙之区。峭壁奇岩，晁太中归于洚水；茂林修竹，徐隐君应于方闻。郡分江左，奈士俗之素贫；地近日边，幸政声之易达。[110]

于兹可见，信州的政治重要性虽然无法与包括衢州在内的两浙之地相颉颃，但仍被时人视为日边之名郡。

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在前代基础上，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了一定的变革，改信州为信州路，以其隶于江浙行省（见图2）。在元代，信州自置州后第一次被正式纳入以杭州为中心的高层政区体系中，但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杭州已失去了全国第一都会的地位，其对除两浙以外地区的政治辐射力，亦不如前代之强。并且，在行省以下宣慰司一级行政建置中，信州路属江东宣慰司，一山之隔的衢州路则属浙东道宣慰司，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信州依然不在两浙这一政治空间范畴内。

图2 元时期信州路政区示意图

元末，信州路改为广信府，并一度隶于浙江行省。不过，在洪武初，历史终究回归到唐以来的固有轨迹，其地改属以南昌为中心的江西行省（见图3）。至此，广信与浙江彻底完成了政治剥离。

还须指出的是，自信江流域归属江右后，江西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其地域完整性方得到时人的普遍认可，章潢《图书编》有云：

江西古扬州地，当吴南直、楚湖广、闽福建、粤广东之交，险阻既分，形势自弱，安危轻重常视四方。若保境和民，则九江独据上流，牵至沿江州郡，且密迩南康，滨临巨湖鄱阳湖，盗舟四出，不可无备。南南安、赣赣州之间则汀、漳汀州、漳州俱福建属府、雄、韶南雄、韶州俱广东属府诸山会焉，连州跨境，林谷密茂，盗贼之兴，斯为渊薮。故设巡抚重职，提师以临之。袁州地僻长沙湖广属府，逋民客户，颇难讥察。而南昌、建昌、饶州，宗室固在，民疲供亿，视临临江、吉吉安、信广信、抚抚州诸郡，代有加焉。[111]

浙江亦然，所谓“浙江古扬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湖与江、淮相表里，严、衢以徽、饶为浮郭。左信都、右闽关，大海东蟠，绕出淮、扬之境，斯固四通八达之区也”[112]。

清沿明制，赣、浙二省仍维持固有之边界。广信所在的信江流域虽为赣地东缘，但其却具有守护全赣的重要作用，清初顾祖禹敏锐地观察到广信之于江西的战略价值：

府当吴、楚、闽、越之交，为东南之望郡。唐元载以鄱阳川原夐远，边防襟带，请增置信州，是也。宋韩元吉曰：“郡南控闽越，东引二浙，隐然为要冲之会。”今自玉山以达三衢，自铅山而入八闽，诚绾毂之口也。刘宋泰始初，邓琬以晋安王子勋举兵寻阳，遣其党张淹自鄱阳峤道入三吴，军于上饶。南宋德祐末，谢枋得崎岖于此。明初，胡大海与伪汉相持，屡争信州，岂非以地利所在欤？[113]

对于顾祖禹的看法，清人刘锦藻也表现出深切的认同，所谓“广信府前带冰溪，后枕灵阜，西南由铅山达八闽，东北由玉山通两浙。明初胡大海守婺州，拒陈友谅之兵，败之于玉山；而近世咸丰五年，广信告警，李续宾与罗泽南自浔阳驰援，迭克府城及弋阳等四县，则此亦用武之地也”[114]。

而从政治空间这一角度而言，广信既为江右之户牗，那么浙省自然被摒为广信以外之域。事实上，清人对信、浙之间的政区边界，有着相当清楚的判定。顾炎武在《肇域志》中称：“（常山）东为常山，西为玉山，是两邑护峡也。东为衢州，西为广信，是两郡护峡也。界水东西分流，而群山峰峦，错拥送迎，郁纡旋绕。草萍驿即玉山岭，昔置邮令，废矣。其后馆亦罗回禄，此江浙分界处也。”[115] 康熙《衢州府志》更言道：“假设为攻守之论，以浙拒江者，封草萍之关，则西师之万骑可遏。以江拒浙者，塞鱼溪之津，则东师之一缕莫通。”[116] 在此，修志者不仅指出衢州之草萍、广信之鱼溪为浙、赣二省分界之所，同时也从侧面表明：广信隶赣而不属浙，赣、浙二省方能独立成为完整的政治实体。

图3 明清时期广信府政区示意图

综上所述，唐中叶以前，广信之地一直分隶于赣境、浙境政区。但随着信州的设立，信江流域作为一个完整的区域，其之于江右的重要性开始凸显，进而与怀玉山以东的两浙完成了初步的政治切割。南宋时期，由于杭州地位的水涨船高，其对信江流域的拉力有所加强，元世更将其纳入以浙地为核心的江浙行省中。不过，因元以后杭州政治地位的持续走低，无力再对怀玉山以西地区扩散其政治影响，以故在洪武二年（1369）后，广信便彻底脱离浙境政区的管辖，由此形成的浙、赣区划格局一直延续到尽头。

在古代中国，政区边界的划分和确定，一直被视为至关重要之事，《周礼》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117] 孟子谓：“夫仁政必自经界始。”[118] 雍正帝更称：“疆界所关，诚为至重。”[119] 就浙、赣省界而言，其分划无疑十分符合文章开篇所述的“山川形便”原则。那么，“山川行便”究竟是怎样影响广信地域归属乃至二省省界形成的呢？

事实上，通过本文的论证我们不难看到，历史时期，广信与浙江在交通往来、文化认同、政治统合等诸多空间层面的联系，都深深受到了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上文已述，明初余德让以广信属浙漕运不便，因奏请改隶江西，民皆称便，此即广信行政隶属关系变更的直接原因。至清代，广信、衢州地方政府及士绅曾做了不少努力，以改善衢、信间的交通环境。作为赣、浙通衢的玉常大道，更多次得到修葺，同治《广信府志》载：

由玉抵常山县城，陆路八十里，为八省通衢。乾隆三十年至三十三年，据玉山县职监符达偕其友吴钦隆、钦雯，分年修砌，共捐资二万余金修官路，自玉至常计长八十里，宽各一丈五尺，工竣仍捐岁修费，行者称便。数十年后，山水冲啮，小车蹂躏，渐至洼陷，士商裹足。道光初，陈令骧呈请禁车，不果。十四年甲午，刘令有庆续请禁车修路，会浙省一体兴工佥举，绅士萧溥智、王允聪等劝捐督役，分段责成，逾年告竣，工坚料实。咸丰年间，以运军装，驰车禁，驯至盐车益多，路亦日形坍塌云。[120]

从这一材料可以看到，历乾隆至咸丰年间，玉常大道虽然得到了多次修整，但不久便辄被毁损。这一交通干道屡遭损坏的因素有二：一是山水冲啮，此为自然地理因素；一是小车蹂躏，此乃人为因素。

人为因素虽可控制，但自然地理条件却无法改变。更何况，正如同治《广信府志》所记，军装、浙盐等大宗物品的运输，势必不能单凭肩夫挑运，以是小车屡禁不果，而这显然给玉常大道造成了巨大的通行压力，致使其路日形坍坏。道路的毁坏，反过来又阻碍了广信与衢州乃至浙省之间的地域交往。

其次，自然地理条件对相邻区域的人文风俗乃至地域文化认同显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所谓“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121]，以广信与衢州为例，二地虽相隔一山，但其间却存在不小的文化差异。明人宋懋澄曾途经常山、玉山，在其笔下记录了一段饶有趣味的见闻：

常山与玉山邻，以草萍为界，各四十五里，而草萍属常山，客多饭于此，两县夫各就归途易荷。顾常山上涯客众，而经江右者多从大江东下，故玉山之夫每折节下常山，于是常山人率不至草萍，行二十余里而止，以俟玉山夫逾界。若常山夫过草萍，则索玉山夫贴银三分，稍不如意，辄加毒殴，玉山人恨入骨，每欲甘心焉。故常山人死不敢至玉山行，客督责百端，卒不敢前，必使相易而已。遇役于官，则重赁常山人自代，虽数环不惜。[122]

根据宋懋澄的观察，玉山和常山虽壤地相接、互为邻里；但两县的民间关系却势如水火，彼此之间冲突不休，毫无亲密感可言。无怪其在地域文化认同上，亦表现出显著的楚、越分异。

最后，对于浙江行省这一政治区划的最终形成，自然地理因素亦起到了至关紧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即指出：

（衢州）府居浙右之上游，控鄱阳之肘腋，掣闽、粤之喉吭，通宣、歙之声势，东南有事，此其必争之地也。《图经》云：衢州川陆所会，四通五达，江、浙、闽、广之所辐辏，守两浙而不守衢州，是以浙与敌也。争两浙而不争衢州，是以命与敌也。虽然攻守万端，巧拙异用，神而明之，亦存乎其人而已矣。[123]

衢州虽地处浙地边缘，但考虑到其地表结构，西有怀玉山为其屏障、南有仙霞岭作其藩篱，而广信完全被隔离在浙境之外（见图4）。因之，两浙有衢州，已可形成一完整的政治实体，原不需广信为浙之屏藩。

图4 浙、赣交界地区山脉水系图

传统研究视野中，一般将政治因素视作政区边界划分的主导力量。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对于山川界限尤为分明的区域，其边界的划分其实更多地遵循了自然地理的固有轨迹。尤其从本文所论的浙、赣省界来看，在这一省界调整、形成的背后，自然地理条件无疑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