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华｜南宋末期四川的军事部署：以余玠主政时期的规划营建为中心

 文｜孙  华

南宋时期的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这四路是益州路（成都府路）、梓州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其首府分别在今天的四川省成都市、四川省三台县、陕西省汉中市、重庆市奉节县；其疆域包括今四川省大部、重庆市全部、陕西省南部、贵州省北部、湖北省西北和西南部。南宋端平二年（1235），蒙古大汗窝阔台在第二次西征的同时，分兵南下攻宋，其西路军在皇子阔端的率领下主攻四川。蒙古军战斗力极强，四川又长期承平，不能抵御蒙古骑兵的进攻，包括四川首府成都在内的大半州县都为蒙古军所攻占。为了守住四川这个南宋王朝疆土的上游屏障，宋廷加紧了对四川地区的防御部署，开始利用山河之险筑城设防。嘉熙四年（1240），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修筑重庆城。淳祐三年（1243），南宋王朝将四川军政中心“四川制置司”治所由成都迁至重庆，余玠被调任四川制置使主持四川军政事务。他根据当时的严峻形势，充分征求朝野熟悉战区的蜀籍人士的意见，在四川境内三条纵向大江（由东到西分别是嘉陵江、沱江和岷江，这三江又分别以距离当时中心地区的远近称为内水、中水和外水）以及三江汇合后的横向大江即长江沿岸险要的地点修筑山城和水寨，将当时无险可守的府州以上的行政建制单位迁到这些山城中去，以遏制蒙古骑兵优势的发挥。从而建成了以山水城池为点，以江河为线，点线结合、相互策应，有一定纵深的建置城市体系和军事防御体系。由于这个军事防御体系依托建置城市规划建设，而城市几乎都规建在地势险要的山上，宋元战争以后又都迁回平地和浅丘的旧城，没有被后来的城市所占压，整体得到保护，为我们认识南宋末期四川军事部署提供了实物证据。

南宋王朝立国江南，其外部安全主要依赖东西延绵的秦岭山险以及横亘在长江以北的淮河防御地带作为前沿保障，以横贯东西的长江天险作为上下联系和防御基线，所谓南宋“无百二河山，唯长江为严庭，两淮为樊篱”（程珌《策问江淮形势》语）。这道长江防御地带分为上、中、下游三段，所谓“蜀犹首也，荆犹咽喉也，江淮则犹股臂也”。故南宋将长江防线划分为三个大的战区：一是长江上游以成都府和重庆府为中心的四川战区；二是长江中游以襄阳府和江陵府为中心的京湖战区；三是长江下游以扬州和庐州（今安徽合肥）为中心的两淮战区。在宋元战争中，两淮战区虽距南宋京畿最近，但江淮间河流纵横，又有广阔的黄泛区，便于南宋水军的驰援却不利于蒙古骑兵的机动，故蒙军一直都将这一地区作为牵制南宋军队的次要战场。京湖战区位于长江中腰，是整个长江防御地带的核心，京湖战区稳固则可以上援四川，下拯两淮，保持整个防御体系的完整；如果蒙军实现中心的正面突破，宋军失去京湖战区，则不仅四川战区和两淮战区难以坚守，南宋中心地区也难以保全。四川战区位于京湖防区和南宋腹地的上游，虽距南宋腹心地区较远，但如果南宋失去四川战区，蒙军就可以建瓴之势顺流而下，包抄京湖战区的后路，并直接威胁位于东南地区的南宋京畿地区的安全。在历史上，秦国的统一事业先从灭巴蜀开始，晋灭吴的统一战争也是从蜀地而下，隋打破南北分治局面是从益州出发，诗人所谓“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就是这种形势的形象反映。

蒙军以骑兵为主力，机动性强，其军事战略具有极强的草原族群围猎的特点，即长时间、大空间和高机动。蒙古围猎既有获取野兽补充食物以减少宰杀牲畜数量的经济目的，也有训练部众服从调遣，习惯战略战术的军训目的。蒙古族群的集体围猎是北方草原人群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参与人多、规模宏大、规则严密，晚期蒙古阿拉善和硕特旗《道光九年军事围猎律令》还保留了这种规则的文字记载。蒙军按照围猎习惯，开始军事行动前往往会派遣先头骑兵深入，侦察敌方军情，了解行军路线和沿途保障情况。开始军事行动时，往往将部众分为左、中、右三路：左路军一般虚张声势，负责引起敌人注意，隐蔽中路和右路的意图；中路军往往是军队统帅所在，负责整个军事行动的部署和协调，并指挥中路军进行中心突破；右路军一般由统帅的副手主管（有时主帅也会转移到右路），该军绕道潜师而进，从后面包抄堵截并合围敌军，实现军事行动的目的。如果中路前行受阻，右路往往成为三军主力，代替中路实现军事目标。正因如此，蒙古军队三次大规模远征军事行动，除了以右路西征作为主要作战方向外，几乎同时还有中路的南征和左路的东征，军事行动的地域极其宽广。在蒙军每路远征军中，往往也不会将军队集中在一路，尤其像针对南宋这样疆土相对广阔的国家，更是要三路同时出征，分别面对南宋四川、京湖、两淮战区。还在宋元战争之初，吴昌裔就上疏：“臣闻之道路，见之谍报，窃知鞑靼聚兵牧马，决意南来，一渡河洛以窥江淮，一由唐、邓以窥襄汉，一讬秦、巩以窥四川。三道并入，众号百万。甚至修搭桥路，将带羊皮浮环，以为饮江之计。兵有先声，虽虚实未审，然三五见闻，殆有可深虑者。”而在征宋的每路大军中，军队也是分合不定，分兵合击，如宪宗蒙哥汗亲率南征蒙军的左路攻蜀，就是从六盘山兵分三路进入四川。

由于蒙古在借道灭金之战中已经熟悉了南宋四川地区北部的山形地貌和交通线路，宋元战争前期都把四川作为灭宋的主要进军路线。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元太宗窝阔台汗派遣三路蒙军南下攻宋。其中阔端率领的蒙军西路军主力，就选择从四川插入宋境，摧毁了南宋在抗金战争中长期经营并坚守的秦岭防线，歼灭了四川宋军主力，并从金牛道和阴平道两路突入四川腹地，攻占并摧毁了包括首府成都在内的四川大部分城市，四川四路只有夔州府路以及潼川府路的泸州、果州、合州没被攻占。蒙军这次在摧毁四川大部分城市后，退兵北撤，但留下了军队驻守在当时四川兴元府一带（今陕西汉中盆地及其周边），轮番进入四川宋境进行抄掠，使得南宋难以恢复；1253年后更在益昌（今四川广元）屯兵和屯田，以便作为大举从四川攻宋的前进基地。益昌和兴元位于四川盆地的盆缘内外，前者还是嘉陵江、白龙江和金牛道东西二线交汇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在宋元战争进行到相持阶段后，蒙军不仅留驻兴元，还前出益昌，阻止了南宋四川军政当局趁蒙军北撤恢复秦巴山地防线的道路。从此，南宋四川防区不仅失去秦岭外围山险，还失去了巴山内侧屏障，只能在盆地内的盆中丘陵和盆东平行岭谷地区重新组织防御。从端平二年以后，一直到淳祐元年（1241），蒙古军连年攻入四川，流动杀掠，四川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鞑寇深入，譬之外邪，先侵蜀道，九郡丘墟；继犯京湖，十州疲敝”，京湖战区在宋元战争初期虽曾经变乱，连襄阳府都一度失陷，但京湖战区在孟珙主动出击，驱逐蒙军，恢复襄阳、樊城、信阳军等处后，南宋以来的基本形势有所恢复。这是宋元战争时期南宋四川战区与京湖战区和两淮战区完全不同的形势，后两个战区基本上还是维持着宋金战争时期的防线，而四川战区只能重新构筑新的防御体系。

在失去了抗金时期长期依凭的“三关五州”防御体系后，南宋四川当局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危机、政治危机和财政危机：既无秦巴山区屏障可以屯兵据守天险隘口，也没有足够的军队防守要地并实施机动，更没法保障残存军民粮草供给的经济基础。宋廷也深知四川战区的重要性，不断以京湖防区支援四川防区。淳祐二年（1242）年底，余玠被宋廷任命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并得到了“任责全蜀，应行军调度，权便宜施行”的许可，于是其广纳贤才，集思广益，最后按照“以重庆为中心，以府州为基础，以内水为轴心，以大江为根本，以山险为据点，以江河为连线”的思路，重建了四川建置城市体系和军事防御体系。

在余玠重建四川军政体系之前，四川安抚制置司对如何重建有不同的认识。早在陈隆之帅蜀之前，蜀人李鸣复就集中蜀士建议，建议朝廷和四川制置司应把恢复重点放在四川四路最为关键的利州路上，否则四蜀“无以自活”，并建议抢筑利州益昌城（今四川利州区），将四川四大戎司之一的沔戎司也移驻益昌，“以扼贼骑冲突之路”，保障四川腹地的安全。当时四川制置司和利州安抚司都忙于处理四川乱局，没顾得上李鸣复的建议。之后，四川制置使陈隆之致力于重建成都，副使彭大雅忙于抢筑重庆，也没有采纳李鸣复先前的意见。余玠帅蜀之后，广泛采纳各方的建言献策，虽然未能如李鸣复等所建言的那样，在益昌筑城重建巴山防线以屏蔽四川内地（当然这是余玠规划中的一大失误），却也在益昌与阆州间的剑门关沿线建立了若干前沿山城，以之为前沿边界重建了四川建置城市体系和军事防御体系。这个体系的要点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四川首府重庆城地位的确立。四川地区的首府自秦灭巴蜀后一直是成都，由于成都位于平原，无险可守，再加上成都及其周边城市在蒙军初入四川时已被烧毁，以后虽然力图重建成都，但都难以守住，故重建的四川军政体系的中心最终确定在重庆。重庆古称江州、渝州、恭州，因宋光宗曾被封为恭王领恭州贡赋，故他登基后升恭州为重庆府。城早在东周时期就曾作为巴国的都城，秦灭巴蜀后又曾重建，蜀汉李严曾扩建重庆，但未能按规划完成。南北朝至唐宋，巴渝地区经济落后，重庆城基本上维持蜀汉以来旧有规模，没有大的重建和扩建。随着宋蒙战局紧张，嘉熙四年（1240），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增筑重庆城。从此以后，淳祐二年（1242），宋理宗采纳右正刘晋之的建议，将四川首府移往重庆。淳祐三年（1243），余玠入蜀主持四川军政后，基于“保蜀三策”的中策，将重庆确定为四川的首府，代替了成都在四川的地位。从此以后，直到景炎三年（1278），即元军攻占南宋首都临安之年重庆陷落前，重庆一直是南宋四川军政体系的中心。

其二是以大江即长江沿线作为四川核心区域。余玠重构四川的军政体系，虽说以播州杨氏土司及其下属“保蜀三策”的中策为基础，但中策和下策都以重庆为中心，只是防御范围的大小有所不同。早在四川山城防御体系整体思想形成之前，南宋朝野就已形成了坚守四川长江核心区域即夔州府的思想，即以重庆为首府，以重庆东西两翼的泸州（或嘉定府）、夔州和长江以北的合州和梁山军保卫重庆。南宋四川山城体系基本完成以后，实际上形成了内外两个防御圈，内圈就是播州杨氏土司所说“保蜀三策”的下策，即“下则保江自守，纵敌去来耳”，该区域的边界大致是西北的嘉定府（今四川乐山）、西南的长宁军（今四川兴文）、中北的合州（今重庆合川）和梁山军（今重庆梁平）、中南的南平军（今重庆南川区）和东北的夔州（今重庆奉节县）的连线范围，其中岷江—长江沿线除了制置司所在的重庆外，四川四路的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和夔州路的治所后来都确定在这一线，也就是内圈的范围中（成都府路开始应该在外圈的怀安军云顶城，后来才迁到内圈嘉定城，说见后）。这个范围，在宝祐六年（1258）蒙哥汗征宋之战以后，也就是南宋四川安抚制置司能够控制的实际范围。

其三是重构建置城市和军事山城为一体的体系。早在南宋初期的抗金作战中，吴玠就在三关五州地区实行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城寨结合的制度，建设了岷州仇池、凤州秋防原、阶州杨家寨、成州董家山四个家计寨，“是四者皆有险可恃，有泉可饮，又为之粮以食，为之屋以居，无事则寓于州，有事则归于寨”。蜀人吴泳也曾经根据蜀口防金老兵“今日之势，不当置戍太繁，设备太简”的经验之谈，论述了“川蜀之形胜，固不可不厚三关之屯，而三关之门户又不可不设一重之卫”的并屯思想。余玠借鉴吴玠家计寨和先前四川地方自行建立山寨御蒙的经验教训，并采纳了合州阳枋“聚小屯为大屯”（阳枋《上宣谕余樵隐书》语）的建议，以原府州军监级城为基础，以三抚司级城及四戎司所在城为主干，以制司重庆城为核心，重构了金字塔形的南宋四川建置城市和军事防御体系。

其四是选择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处建城。蒙军端平三年（1236）入蜀以后，四川府州县的一些官员就自发地开始在辖区内的险要之处建立山城水寨。四川两个核心山城重庆府城和合州钓鱼城，就是嘉熙四年（1240）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及其部将甘润抢筑。余玠规划重建四川军政机构治所时，其中最紧迫的建设项目就是迁城，在沿四川大江大河沿线选择险要地形构筑山城，将原先难以坚守的路府州军监城废弃，将这些行政单位的治所全都迁到新建的山城内。对于最后形成的南宋四川山城体系，宋人自己评价说：“凡地险势胜，尽起而筑之。大获、大梁、运山、梁山、钓鱼，峙莫逾之势于前；古渝、凌云、神臂、天生、白帝，隆不拔之基于后。”敌方元人评价说：“宋臣余玠议弃平土，即云顶、运山、大获、得汉、白帝、钓鱼、青居、苦竹筑垒，移成都、 蓬、阆、洋、夔、合、顺庆、隆庆八府州治其上，号为八柱，不战而自守矣。”这些山城体系，尤其是前述十城或“八柱”，成为南宋四川军政当局先后能够坚守三四十年的基本保证。

其五是注重水上交通线的利用。宋王朝自开国后就一直存在战马不足的问题，“茶马互市”是宋廷的基本国策之一。以茶换马之茶主要来自四川，川茶北运除了秦蜀驿道外，主要就是嘉陵江水道。宋朝的水军相当发达，元军以骑兵为主，南宋的陆路军队运动和粮草输送容易遭到元军拦截，故南宋四川当局在建立山城时一般都是选择靠近大江大河的水陆要冲，以便充分发挥山城体系的相互支援作用。宋廷从战事相对平稳的荆湖战区调运兵员粮草支援四川战区，如1259年吕文德帅军从重庆逆嘉陵江而上试图解合州之围；或四川战区内部的各种山城之间的支援行动，如1260年昝万寿从嘉定顺岷江入长江再逆渠江远距离运粮至缺粮的渠州，都是宋军发挥水路交通线作用的例证。

在南宋四川山城防御体系规划的形成过程中，最著名的就是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采纳冉氏兄弟抗蒙方略的故事。关于这个故事，文献记载比较简略，只说到迁合州城一事。但文献同时记载，余玠用冉氏兄弟之计：“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由此可见，冉氏兄弟进献的抗蒙方略实际上包括了三部分：一是迁城，沿四川盆地内大江沿线的险要地形构筑山城，将原先府州县城废弃，府州县的治所全都迁到新建的山城内；二是聚民，将每个府州县所属居民全部迁入这些新筑的山城，将原先的驻防军也移驻山城，保证宋朝四川人口不至于继续流失；三是在四川制置司所在的重庆城外，选取最为险要的合州钓鱼城作为保蜀的军事中心。迁合州实际上只是建设四川山城防御体系这一抗蒙方略的重要环节。在余玠规划重建南宋四川军事防御体系的过程中，熟悉四川形势且关心四川事务的川籍官员、四川耆旧和西南土司，如阳枋、吴昌裔、牟子才、杨文等都提出过重要的建议。在这些建议中，播州土司杨文的“保蜀三策”最为人们所称道。《杨文神道碑铭》说：“时蜀事转亟，君条陈保蜀三策，献之制使，曰：连年虏寇如蹈无人之境， 由不能御敌于门户故也。莫若近司利、阆之间，节次经理三关，为久驻计，此为上……莫若于诸路险要去处，众□城筑，以为根柢，此为中策；至于保一江以自守，敌去敌来，纵其所之，此为下策。”在这三策之中，上策最有成效，但需将四川军政中心即四川安抚制置司从重庆迁到川北阆中一带，整个四川军政体系结构需要作较大调整，且具有一定的冒险性；中策和下策的四川军政中心位置可以不变， 只是体系结构的规模和军事防御的防线有所不同，中策实际上可以包含下策。余玠权衡利弊，选择了相对保守的中策，在四川盆地内重新构建四川军政体系。

余玠重建后的南宋四川军政系统，其基本构架和要点如前所述，学术界已有很多讨论，认识也基本上大同小异。不过，对于南宋山城体系体现的军事防御体系的层次和结构特点，学术界还有一些不同的见解。陈世松等认为，这个军事防御体系改变了宋金战争一直沿袭的专注蜀边的边区防御态势，将军队依次布置在四川内地进行多层防御，整个体系具有防御层次分明、防御重点突出、防御阵地坚固、发挥地理优势以扬长避短四方面的特点，其中首要特点就是“针对蒙古军自北而南进攻的特点，余玠所建的防御体系以重庆为大本营，以合州钓鱼城为屏障和支柱，以长江为依托，以长江南岸为后方，以会注于长江的4条北南走向的大江（岷江、沱江、嘉陵江、渠江）旁的山城为骨干，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叉状防御网，把长江北部作为防御正面，南部作为防御纵深。这就改变了过去那种散漫布防，层次不分的防御格局”。改定四川军政中心在重庆，以钓鱼城为核心支撑，以江水为线，以山城为点组成防御网络，这些观点都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认同，但对防御体系防区划分和结构节点，则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何平立就认为，南宋四川山城防御体系的战略思想是以“官民结合，军民结合，平战结合，耕守结合”为基础，以“山城防御阵地对抗骑兵”“利用地形地物克制对方”以及“集中优势兵力守御主要防御方向”为特点。其防御体系的战略部署分为前沿阵地带、主要防御地带和后方阵地带，在前沿阵地带的“得汉、小宁、平梁、大获、苦竹等城，主要作用为警戒、阻滞延缓蒙军进攻，为主力军赢得准备时间”；其后的主要防御地带“以合州的钓鱼城为支柱，有赤牛、运山、青居、蓬溪、铁峰、云顶等城”，钓鱼城作为防御要点“以控制渠江、嘉陵江、涪江而屏障重庆”；后方阵地则“以指挥中枢和预备队控制地域的重庆为中心”，在长江沿线设立瞿塘、白帝、天生、多功、神臂、紫云、嘉定等城，其中“重庆为保蜀之根本，夔门为蔽吴之根本，嘉定为镇西之根本”。上述这些认识得到了以后研究者的认同，只是又有一些补充，如周思言等认为在南宋四川军政体系的结构中，抚司所在的山城是制司与府州间的重要环节，是四川盆地内不同区域防御的中心；南宋抗蒙防御体系的三个防御层次，每个防御层次都包含了一个抚司级山城在内的各级山城，构成一个子系统。薛安国等则将余玠营建的川渝战区防御体系的结构概括为“一个战略枢纽”“八个战略支点”“两个战略方向”和“三层战略防线”，其中把守蜀“八柱”山城上升到战略支点，把主要战略方向定为嘉陵江内水和岷江外水，也具新意。

余玠时期规划建设的南宋四川军事防御体系，其层次和结构和特点还有三个方面需要补充和强化。

首先是南宋四川军事防御的防区层次问题。文献说余玠是以冉氏兄弟或播州土司的中策为基础，并吸取了其他四川贤达的意见。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保蜀三策”的中策包括了下策，余玠营建的南宋四川防御体系自然也应分为两大防御地域，也就是中策除去下策区域外的防区，以及下策本身涵盖的防区。如果对照今天的自然地理区划来说，这两个防区大致分别相当于盆中丘陵地区和盆东岭谷地区。在这两个防区中，前一个外围防区是南宋军队在蒙军进攻时进行层层阻击的弹性防御地带，也是南宋军队进行战略反攻时期保障军队和物资集聚的前进基地；后一个核心防区则是南宋四川长江干流的基本区域，它既是支援前一区域的后方，也是长期坚守的主要区域。关于外围防区，一直关注四川战局的牟子才有“四蜀近边剑、阆、巴、达，次边惟渠、蓬六郡”之说，并有“厚巴、阆之卒，分绵、剑之兵，以遏东西入侵之路”的建言。余玠主持营建的南宋四川防御体系基本建成后，曾为余玠建言献策的蜀人阳枋这样赞誉道：“大获、大梁、运山、梁山、钓鱼，峙莫逾之势于前；古渝、凌云、神臂、天生、白帝，隆不拔之基于后。”就基本反映了两大防区的前后位置及所属主要山城的情况。

其次是南宋四川军队的重点防御方向问题。余玠入蜀之时，蒙军主要盘踞在利州北部兴元府一带，不时出击袭扰南宋四川控制的区域，使之无法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蒙军侵袭的路线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顺嘉陵江沿岸的道路而下，可以袭扰南宋四川的核心地区，并伺机夺取新筑的重庆城。蒙军首次侵蜀，就是骑兵沿嘉陵江“径破阆中，分为两队，一沿江至顺庆（今四川南充），一绝流指潼川”。第二条是沿金牛道及其复线或间道南下进入成都平原，摧残成都城及其周边地区，并穿越平原袭扰岷江沿线城市，伺机从西面顺江而下迂回进击重庆；蒙军端平残蜀之役，皇子阔端军就是从金牛道及阴平道突入成都平原。第三条则是穿过大巴山的米仓道和荔枝道，突然插入四川盆地东部进行袭扰，并逆江而上夹击重庆。在余玠帅蜀之前，南宋四川的军政中心还没有确定，四川安抚制置使陈隆之等还一直有恢复成都为四川首府的愿望，故蒙军当时的主要进军方向之一是成都方向；而在南宋四川确定以重庆为首府以后，蒙军的主要进攻路线无疑更要以第一条嘉陵江路线作为主要路线，以便能够直接威胁南宋四川首府重庆。因此，余玠构建四川山城防御体系，自然也就以嘉陵江一线及其东北支流渠江作为防御的重点方向，在此规划营建了相对密集的山城，仅嘉陵江干流上就有剑阁苦竹隘（隆庆府）、苍溪鹅顶堡（苍溪县）、苍溪大获城（阆州）、蓬安运山城（蓬州）、南充青居城（顺庆府）、合川钓鱼城（合州）等。余玠还将四川四大戎司中的三支从弱至强依次驻扎在嘉陵江干流的山城中，最前面是金戎司（约1000人）所在的阆州大获城，中间是勉戎司（约3000人）所在的顺庆府青居城，最后是兴戎司（约4600人）驻扎的合州钓鱼城， 构成了梯级纵深防御体系。位于最后最强的兴元戎司，同时还要负责堵截从米仓道和荔枝道沿渠江而下的蒙军。嘉陵江干流才是余玠时期规划建设的四川防御蒙军的主要方向。

其三是南宋四川外围防区的前沿支撑点问题。尽管熟悉蜀地情况的川籍官员、四川耆旧、蒙元将领都强调，重庆城和钓鱼城是南宋四川坚守的柱石，并有“重庆为保蜀之根本，嘉定为镇西之根本，夔门为蔽吴之根本”之说。不过，无论是重庆城、钓鱼城，还是嘉定城、白帝城，都属于南宋四川主要防区的核心防线的支撑点，也是支撑南宋四川战局的最后据点。外围防区前沿防线的支撑点，是几座靠近南宋四川控制区边鄙的州郡山城，其中剑州苦竹隘、阆州大获城、巴州小宁城三城的地位尤其重要。牟子才认为，“议者以为剑门天线，实为互枢。昔守三关，无所事此。今既退守，险实可因。莫若分三戎之兵，并三小屯之卒，令及万人，阻关为固……以遏敌骑突入西川之路。大获一城，形势虽斗险，然规模狭窄，不当要冲，只可以作家计，不可以御敌兵。莫若于阆州境内踏逐一险要去处，大为城筑， 约可安万人，与大获犬牙相制……以遏敌骑出葭萌之路”；又建议“敌聚汉中，去岁出兵，乃越米仓以南。臣以创议，欲调六郡义士，分屯三会以却之，盖欲阻其越险之谋也”。牟子才的上疏时间虽然是在余玠离任以后，但这几座山城都是余玠时期所筑，牟子才只是认为这三座城驻兵数量不够，且阆中大获城的选址还不够理想，应该在阆州大获城附近另选一个更理想的险要之地筑城而已。后来接替余玠主政四川的余晦在阆州一带抢筑紫金山城，遭到蒙军偷袭，功败垂成，或许就是落实牟子才所说在阆州择要地另筑大城建言的举措。

余玠主持重建的四川山城军政体系总体来说还是较为保守，他既没有采纳播州土司杨文“莫若近司利、阆之间，节次经理三关”的上策，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将防御前出到巴山边缘，封堵四川盆地的嘉陵江隘口（也就是在益昌即今广元利州区筑城），而是将重点放在盆地内山城体系的营建，以及试图恢复原四川首府成都等方面。因而在他主持营建的山城中，有一座重要山城并不在蒙军进攻主要路线上，这就是怀安军云顶城。云顶城位于中水沱江上游江边，金牛道复线和万州至成都府陆路也从这里经过，在这里设置山城驻扎重兵，既可以阻断蒙军往来于成都平原和川中丘陵的道路，又可以伺机谋取恢复成都或支援其他山城，故余玠在怀安军的云顶山筑城，并将四川四大戎司之一且实力保存最好的利戎司从成都以南的嘉定改驻此城。余玠时期南宋四川总兵力不过五万左右，除了制司所在的重庆城驻有一万四千人外，云顶城所驻利戎司就有七八千人，仅次于重庆城，云顶城应该是余玠规划的南宋四川外围防区最重要的支撑点。这个支撑点位于外围防区西北端，与外围防区东北端的巴州小宁城可以遥相呼应，后者余玠也派驻有武进军“二千余人”，在南宋四川山城驻军数量中排位第四，仅次于合州钓鱼城兴元戎司的“四千六百余人”，巴州小宁城也应该也是余玠规划的前沿山城的重要支撑点。

余玠规划建设的“以重庆为中心，以府州为基础，以山险为据点，以江河为通道，以大江为根本”的南宋四川军事防御体系，分为内、外两个防御区域，三个前沿支撑点，一个主要防御方向，这样的军事部署有利于保障南宋四川首府重庆城的安全，控制区域内疆土和人民，集中军事力量于主要防御方向并彼此支援。正是依靠这样的军事部署，南宋四川战区的基本态势得以维持了许多年。不过，由于南宋四川军政首长制置使所在的重庆城位置过于靠后，外围防区又缺少了靠近前线的制置副使所驻山城作为前敌指挥部，前后之间容易脱节。这种部署情况加上整个南宋四川总兵力的不足，仅能勉强保证一般情况下的防守需求，难以机动兵力积极防御和发展进攻，更不利于从后方抽调足够的兵力长距离出击，实现恢复南宋四川先前抗金态势的战略企图。余玠在采取“保蜀三策”的中策时，未能吸取上策的合理因素，没有采纳在利阆间另建一大城驻以重兵的建议，也没有采取在剑外利州或益昌之地筑城屯田的措施。因此，就在余玠去职并暴卒的宝祐元年当年（1253），蒙古汪德臣就在利州筑城屯田，南宋四川“则亡形具而人寒心矣”；蒙哥大汗率蒙军主力取道四川南下攻宋之年的宝祐六年（1258），前沿支撑山城几乎都难以坚守，外围防区几乎丧失殆尽。自1259年以后直至南宋灭亡，南宋四川的军事态势就是“保蜀三策”划江自守的下策态势。余玠四川防御体系的效果和不足，从余玠帅蜀之时举兵恢复汉中的失利，以及余玠之后四川战区外围防区的丧失中就可以得到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