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苏尼尔•阿姆瑞斯：奔腾不息

亚洲的历史是由水域塑造的历史。在《奔腾不息：雨、河、岸、海与亚洲历史的塑造》一书中，历史学家苏尼尔·阿姆瑞斯通过亚洲的雨水、河流、海岸和海洋的故事，以及试图控制它们的气象观测员、工程师和农民的故事，重新审视了亚洲的历史。从印度的角度来看，他展示了对水的梦想和恐惧如何塑造了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愿景，激发了人们通过水坝和水泵重塑自然的努力，并扭转了国家内外的紧张关系，为读者思考亚洲历史进程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启发。

[印]苏尼尔•阿姆瑞斯（Sunil Amrith）  著

苏尼尔•阿姆瑞斯，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专攻南亚史、移民史、卫生与贫困史。

王庆奖、朱丽云  译

王庆奖，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美国问题、文化文学批评、跨文化交流与翻译研究。

朱丽云，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对比语言学。

气候：一种重新认识亚洲的新方式

亚洲的环境遗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改变呢？在改变亚洲、利用水资源并惠及所有人方面，技术到底有什么潜力？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几十年里，此类问题的答案层出不穷并引起争议。工程师、科学家和民族主义者对征服大自然充满了钢铁般的信心，与之交替出现的，是人类在大自然的巨大力量及其不可预测性面前的脆弱感。随着对季风新的认识更为大众所知，气候本身也提供了一种重新认识亚洲、亚洲的边界以及亚洲的未来的新途径。

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写道：“我希望把季风当作某种生活方式，”因为这是“湿度表难以完成的工作”。季风构成了印度的本质，这一完美的表达却来自日本的观察家，而非出自欧洲人之口。和辻哲郎是日本伦理学家和美学家，曾经翻译过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的著作；1927年曾游学德国，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学习。他沿途游历东南亚、印度和中东，在旅行期间和结束后，撰写了《风土》一书——“风土”在日语中大致就是“气候”的意思——作为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的回应。《风土》一书直到1961年才被译成英文，所以在印度很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多。然而，印度正是该书气候塑造文化、社会和历史这一论点的核心。《风土》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印度的气候与日本和中国——而非欧洲，进行了对比。在欧洲主导世界、日本企图成为地区霸主的背景下，日本掀起了一场大规模反思亚洲社会的思想和政治运动，比较亚洲各个社会的异同，而和辻的著作就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

和辻认为，季风气候的湿度“并未让人们在头脑中树立起与大自然斗争的意识”，这点与沙漠地区不同。他始终认为：“季风地带的人性中……很鲜明的特征是逆来顺受、唯命是从。”其中部分原因是季风气候所具有的二重性：季风“很典型的特点是”通过巨大风暴“显示大自然的暴力，其威力之大，使得人们不得不放弃所有抵抗的意愿”，但这种“充满威力的威胁却又能够赋予人们生存的希望”。 在和辻眼中，印度体现了季风气候最极端的状态。他指出：“最能形成印度人唯命是从性格的正是季风带来的雨季。”他还发现，“在印度3.2亿人口（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三分之二以上为农民，依赖季风种植庄稼”，因此“季风是否按时到来、比预期持续更长时间”都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和辻认为，印度大众“没有抵抗大自然的手段”。“面对生活中如此的不安全感，印度人民无处可逃。”这种不安导致他们“历史意识缺失、感情充沛而意志力松懈”。

这个熟悉的论证模式，即把印度人视为懒惰而又情绪化的刻板印象这一熟悉的套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声称印度人缺乏自治的理性；他们太过于接近大自然。和辻也借鉴了这种传统思路；但在其书写中也可看到日本人抱有非常鲜明的历史使命——他们试图把亚洲从欧洲统治和自身的落后当中“拯救”出来。和辻宣称：“南洋人民从未在文化上取得过任何明显的进步，”但“如果找到方法来打破这种模式，并使其巨大的能量释放出来，就会取得令人称奇的进步”。他写道；“印度人的逆来顺受激起了我们内心中的侵略性和主宰欲，并促使我们行动。”正是“基于这个前提，印度的来访者不免在冲动之下希望印度人起来为独立而斗争”。以这种循环论证来推断，这场斗争只能由被气候赋予了不同气质的民族来领导。和辻暗示说，日本人比欧洲人更适合领导这场斗争。西方人永远无法真正地了解季风，而日本南部边缘地带及其当时的殖民地台湾则是热带气候，日本拥有自己的经验。并非和辻一人这么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亚洲的学生、科学家和政治领袖们都思考过自然与权力、自然与帝国、自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和辻哲郎断定，对于印度的未来，“改变取决于对气候的征服”。 如果不考虑其中的道德、甚至精神内涵，这种征服最终不过是一个技术问题。

孟 加 拉 裔 社 会 学 家 和 经 济 学 家 阿 连 卡 玛 尔 · 穆 克 吉（Radhakamal Mukerjee）的视角则更具象，但又与和辻哲郎一样，关注气候与生态如何塑造文化的问题。作为勒克瑙大学（Lucknow University）的教授，他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印度农村问题并撰写了大量文章。阿连卡玛尔·穆克吉非常关注水的问题。近几年，历史学家已重新认定古怪而博学的阿连卡玛尔·穆克吉为“先知”，他对生态易感和地方主义发展路径很有一套，不过他的轮廓还不是特别清晰。他是个坚定的优生主义者；他吸纳了他那个时代的种族与环境决定论，然后反其道而行，例如，他曾呼吁给印度和中国的“数百万人”予“生存空间”（lebensraum）。尽管如此，他关注印度的环境生态平衡，在那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此类声音凤毛麟角，而且与甘地等人相比，他的关注更切合实际、更为具体。阿连卡玛尔·穆克吉写道，“人、树、水，不应将此三者分开看待、视为各自独立”，他斥责征服大自然的“犯罪”，这将反过来“放任破坏性的力量”。阿连卡玛尔·穆克吉认为，明智的发展模式注重“人与周边有机和无机世界的天然平衡”。只有处于那种平衡之下，人类社会才能找到“安全、福祉和进步”。

阿连卡玛尔·穆克吉为印度未来开出的“药方”来自他对自己的家乡孟加拉河沿岸景观的详细研究。俄国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列昂·梅契尼科夫（Léon Metchnikoff）于1889年出版了一部河流沿岸（包括恒河流域）文明史，其内容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阿连卡玛尔·穆克吉借鉴了该书的观点，把江河流域视为生命体。每一条河流都是“所有潜在环境变化和环境影响的综合或缩影”；每一条河流的“特性、色彩和各种味道”以及河流的“可塑性与毁灭性”都是气候和地质的产物。阿连卡玛尔·穆克吉判断，一个多世纪的英国统治已经吞噬了孟加拉河的生命力。他观察到，过度集约化的耕种使得土壤肥力每况愈下。也有人看到了这种令人担忧的趋势，将此归咎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压力。但在阿连卡玛尔·穆克吉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农耕更多地受到市场状况的影响，而非按计划耕种庄稼，这样可以补充土壤肥力”。英国殖民政府和资本家对土地产品的需求压迫着当地的土地和水源生态，使孟加拉三角洲“濒临崩溃”。但是，恢复生机的关键又在哪儿呢？对阿连卡玛尔·穆克吉和英国水利工程师威廉·威尔科克斯（William Willcocks）——后者作为尼罗河上第一座大坝阿斯旺大坝（Aswan Dam）的建筑师而闻名——来说，答案之一是恢复和振兴灌溉和水源管理的本土传统。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其他人则认为，只有通过技术对大自然进行全面的改造，才能应对这种规模的挑战。

阿连卡玛尔·穆克吉的另一关注点则呼应了20世纪初关于印度世界地位的论辩：应该把印度看作有边界的领土还是海洋实体的一部分？这个论辩横跨科学与政治的诸多领域。阿连卡玛尔·穆克吉认为，在人类“逐渐获取控制水源的各种方法中，目前最重要的进展是通过海洋开展贸易”。阿连卡玛尔·穆克吉认为印度的海上联系“开创了海洋文明，取代了河流文明”。比起“胸怀全世界的”海洋商业，河谷资源“即狭隘又有限”。海洋航线吸纳的河谷产品越多，河谷衰退的趋势就越明显。来自远方市场的需求破坏了阿连卡玛尔·穆克吉所谓的“生态平衡”。但他依然感到乐观。他认为“海洋文明”过度发展的问题已经很突出；他期待有朝一日“人们比以往更拥抱农业，弥补过去对农业的忽视”。事实证明阿连卡玛尔·穆克吉是有先见之明的，不过回归农耕、复兴河谷的原动力并不完全是为了弥补过失，而是出于必要。

为水而战的亚洲

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亚洲陷入战争的泥潭。中国所经历的战争时间跨度最长，受到的伤害最大。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并步步进逼。日本统治者的目光紧盯着中国的矿产资源、战略地位以及自身的领土扩张。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内部纷争使日本产生对中国的图谋，日本惮于蒋介石的势力而不敢贸然行动。1937年，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爆发。在此冲突压力之下，开发水资源的规划只能被搁置，而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38年6月，为了阻止日本人向国民党的军事要地武汉进军，国民党军队在后撤时，炸破了位于河南花园口的黄河防护堤。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是“世界历史上对环境破坏最大的一次战争行为”。防护堤决口，黄河水向东南方向一泻千里，流入淮河水系，所到之处，大片农田被淹没。此次不计后果的破坏行为致使80余万人死亡、400万人流离失所。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同时，战火在亚洲蔓延，席卷东南亚。一年之内，日本就侵占了自19世纪以来被帝国主义列强所瓜分的地区，征服了英国治下的缅甸和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法属印度支那、美国治下的菲律宾。缅甸的陷落使印度的边界面临日本人入侵的威胁。

虽然在二战期间，印度领土上几乎没有战事发生，但它却是盟军在亚洲战事的巨大后勤供给基地和军事行动中心，印度军队则成为盟军在所有战场的、数量可观的后备军事力量。战争也改变了印度的政治局势。英国政府在没有同印度政治家们协商的情况下就代表印度宣战，令国大党大为光火，于是辞去职务，退出了自1937年大选以来就一直控制的执政省政府。1942年8月，在与英国工党政治家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爵士所率领的英国政府代表团协商未果后，甘地再次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公民抗议运动，即“退出印度”运动（Quit India Movement）。印度北方部分地区陷入混乱。英国向平民投掷炸弹来制止暴乱。国大党的领袖们被关押在监狱受尽折磨，英国人只好将目光投向别处以寻求支持。战争提升了穆斯林联盟的权力和地位。其领导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在1940年通过了《巴基斯坦决议》（Pakistan Resolution），主张为在印度的穆斯林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虽然该决议中刻意没有提及如何设立、在哪儿设立、什么时候设立等问题。英国人被迫妥协退让，答应战后印度将以某种形式获得自由。

历史学家斯里纳特·拉加万（Srinath Raghavan）指出，战争促使政府广泛拓展其在经济调控上的作用，为印度独立后经济机构的设立打下了基础。

在其他领域，由于印度成为军事航空枢纽，战争推动了气象学的繁荣。印度气象局得到飞速发展，1939—1944年的预算增加了两倍，而且还在德里的罗迪路（Lodhi Road）建起了一个占地约12公顷的新运营基地。但事实证明，很难找到并培训足够的人才来跟上机构设施的扩张步伐。战争期间，印度多位首席气象学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境遇艰难。缅甸气象局的大部分员工为印度人；日本人空袭仰光时，他们成近50万名印度难民队伍中的一部分，离开缅甸，大部分人都是徒步越过密林、翻山越岭进入阿萨姆邦，步行回到印度。缅甸气象处的主任罗伊（S. C. Roy）从仰光步行回到因帕尔（Imphal），他的副手高希（S. N. Ghosh）熬过了长途跋涉，却在印度边境葬身于日本人的轰炸。战争见证了印度新一批气象人才的招募，而这批人才将成为印度独立后气象部门的中坚力量。战争结束后印度气象部门的工作人员数量是战争开始时的3倍。1944年，印度气象局局长查尔斯·诺曼德在为气象部门工作31年后退休了；他的继任者是班纳吉，他是领导气象部门的首位印度人。战争也见证了飞机被用于气象监测，它们在孟加拉湾上空、马德拉斯和安达曼群岛之间来回飞行；还见证了通讯技术的突破。印度气象广播中心设在位于印度中部城市那格浦尔（Nagpur）的皇家空军基地内。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还在印度安装了第一台电传打印机，以便传输气象数据。

气象事业的发展是以军事需求为导向的。气象预报与医学一样，新技术并非优先运用于民用。不管新技术预示着怎样的愿景，印度的战争经历打碎了直到20世纪30年代都普遍存在的、自满自大的幻想——认为大自然已经被征服。

1942年日本入侵缅甸，英属印度的稻米供应总量只剩下原来的约85%。在诸如马德拉斯这类大量进口缅甸稻米的地区，所造成的短缺只能通过当地的产量来克服。但在孟加拉邦，乡村经济的长期衰落叠加自然灾害，再加上战时的政治失误，导致了自20世纪初期以来印度的首次严重饥荒。饥荒再次降临孟加拉邦，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冲击。自1918年印度成立工业委员会以来，大部分观察家都想当然地认为饥荒已经一去不复返。20世纪二三十年代，营养学家和卫生官员开始将食品视为一种提高生活质量的方式而非仅仅用来维持生存的方式，他们的关注点从绝对饥饿转向营养不良。尼赫鲁在1929年写道：“我们因生病而埋怨神明的日子已经不再有了。”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经济学家威基泽（V. D. Wickizer）和贝内特（M. K. Bennett）在1941年研究了亚洲的稻米经济，考察了这一曾经完整的体系中被毁坏的部分。在分析过程中，他们采用了术语“季风亚洲”以“作为一种方便的描述，指代在农业和经济生活方面深受季风气候状况之影响的一组特定国家”。“季风亚洲”通过气候、风向、稻米交易相联结，但又为帝国所分化。威基泽和贝内特目睹了“季风亚洲”由于大萧条和二战而进一步分裂。文章中，他们表达了对“扭转近期经济民族主义的趋势”的期望。他们给区域可持续发展开出的“药方”是恢复稻米自由贸易，并通过资本投资进一步扩大稻米贸易。不过，他们对“不利”条件的设想要更接近最终的结果。他们认为：“如果和平会随着季风亚洲内重要的疆域变化而来，那么随着目前战争的终结，季风亚洲的政治结构变化可能会立即导致突然的转向和重新定位，它将完全扭转过去10年、甚至存在更久的趋势。”

孟加拉邦饥荒最深远的政治影响是该地区明确拒绝在战后回归失序的市场和跨区域稻米交易的老路。印度的工程师和政治家们、技术官僚与民粹主义者们都强调未来自给自足的必要性。水源在他们的规划中是关键。印度再次遭遇饥荒，给尼赫鲁这代领导人留下了创伤。尽管尼赫鲁及其同辈都坚信国家主权能够缓解饥荒问题，但失败的场景仍是他们心头的阴影。

战争接近尾声，印度、中国、越南的饥荒同时掀起了越发高涨的期待。在许多亚洲观察家的眼中，只有全心全意地接受政府统一规划，与强大的技术相结合，在民族主义而不是在殖民权力的控制之下，才能应对亚洲人民在匮乏和饥荒面前严重脆弱的问题，而无论是饥荒还是物资匮乏，都已在战争中被暴露无遗。

甚至连英国的工程师也都开始考虑采用大型工程来对水源进行水利改造。1944年，旁遮普邦首次提出修建巴克拉水电站（Bhakra Dam）。几乎没有人相信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会在战争结束后如此迅速地垮台，在此背景下，巴克拉水电站标志着英属印度政府对战后印度重建所作出的规划，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水既是联系亚洲各国的纽带，也是分割亚洲各国的边界。人们对气候动力学的新认识清晰地表明，亚洲海岸线沿岸区域都极易受到强大气旋风暴的影响。在地理学和气象学领域，“季风亚洲”概念的产生强调了受限于极端季节性的乡村生活所具有的共同节律。此概念认为亚洲是以水为纽带在各个维度上，即通过雨水、河流和海洋，把亚洲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意味着现实条件超越了帝国划分的边界。但这些边界在战争之间的几十年中却变得更为坚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打破了将季风亚洲相联系的链条上的许多环节：流动障碍猛增、移民模式被反转；商品市场崩溃、稻米贸易萎缩。这些反转现象说明了一个问题：“谁来控制水”才是关键。

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新的工具，也重燃了旧有的恐惧。饥荒和社会崩溃的创伤过后，政府统一规划和重大技术得以重塑经济、社会和环境，人们从中重新找回了信心。下一章讨论的是印度和其他独立的亚洲民族国家为认识、征服水资源而展开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