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效杰|唐代东亚海上交通网中的“德物岛”海域

文摘   2024-09-20 10:40   河南  

唐代东亚海上交通网

的“德物岛”海域

文|李效杰

鲁东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唐高宗出兵百济时的“德物岛”与“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中的“得物岛”,在不同语境中的地理指向并不相同,分别指的是今韩国大阜岛和德积岛。但就地理学范畴而言,“得物岛”实际上应该就是“德积岛”,由于唐时中国人对朝鲜半岛的海洋地理认知不清晰、信息来源不确定、信息翻译和传播过程中的偏差等因素,形成了不同史籍中“德物岛”和“得物岛”这两个音同字异的名字,以及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地理指向。这正是“德物岛”在当时的东亚海上交通中具有十分重要地位和作用的直接体现,“德物岛”海域是唐代东亚海上交通的“十字路口”。


[关键词]唐代;德物岛海域;海洋地理认知;东亚海上交通


[作者简介]李效杰(1976—),男,山东郓城人,鲁东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史、全球史。



显庆五年(660年),唐高宗以百济“恃高丽之援,数侵新罗”为由,派苏定方率“水陆十万以伐百济”。史载苏定方从当时莱州的成山出海,在百济西部海中的“德物岛”停留休整后,沿海岸线南下到达熊津江入海口,溯流而上攻占了百济都城泗沘城。《新唐书·地理志》载有贾耽“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其中通往新罗的一段路程为:“又过秦王石桥、麻田岛、古寺岛、得物岛,千里至鸭渌江唐恩浦口。乃东南陆行,七百里至新罗王城。”“得物岛”是这条航线的海上最后一站。


隋唐时期的东亚海上交通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领域,高楠顺次郎、木宫泰彦、严耕望、张泽咸、樊文礼、朴天申、孙光圻、崔根植、牟元珪、申滢植、严明哲、金光明等[1]中外学者都有深入研究,部分学者的研究涉及到了“德物岛”和“得物岛”,但就笔者所见,尚无学者对二岛所在海域进行专门研究。


“得物岛”最早出现在《新唐书·地理志》,且只在中国史籍关于东亚海上交通的内容中出现;“德物岛”最早见于《三国史记》,朝鲜半岛史籍多有因袭。为何不同国家的史籍中会出现“得物岛”与“德物岛”两个音同字异、容易混淆的记载?二者的实际地理指向是否是同一岛屿?二岛所处海域在唐代东亚海上交通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试作解答。


一、“德物岛”的地理位置


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苏定方率水陆十万大军“自成山济海,百济据熊津江口以拒之”,[2]唐军在熊津江口大败百济军,并沿熊津江溯流而上攻占了百济都城泗沘城。


苏定方并非从成山向东直航到达熊津江口,而是在朝鲜半岛西部海中的“德物岛”进行了停留休整。《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武烈王纪》记载,“定方发自莱州,舳舻千里,随流东下”,武烈王遣太子金法敏“迎定方于德物岛”;[3]卷二八《百济义慈王纪》:“苏定方引军自城山济海,至国西德物岛。”[4]卷四四《金仁问传》:“遂与定方济海,到德物岛,王命太子与将军庾信、真珠、天存等以巨舰一百艘载兵迎延之”。[5]


据《三国史记》,武烈王七年(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五月二十六日,新罗王金春秋“与庾信、真珠、天存等领兵出京,六月十八日,次南川停”,此后“苏定方发自莱州,舳舻千里,随流东下”,六月二十一日,新罗王金春秋“遣太子法敏领兵船一百艘迎定方于德物岛”。[6]在唐军抵达“德物岛”之前,金仁问曾派人先行告知武烈王,“金仁问与唐大将军苏定方、刘伯英领兵十三万过海到德物岛,先遣从者文泉来告,王命太子与将军庾信、真珠、天存等以大船一百艘载兵士会之”。[7]《三国史记》关于以上事件发生时间的记载过于简略,笔者认为,事情的原委顺序应该是这样的:


百济数次进攻新罗,新罗金仁问赴唐请兵,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从海路出兵百济,金仁问随唐军从成山出海时,先派自己的“从者文泉”向新罗王金春秋汇报请兵的结果和唐军行动计划。苏定方率大军于六月十八日从“成山”启航,六月二十一日与新罗太子金法敏在“德物岛”会师。因此,唐水军到达“德物岛”的时间最晚为六月二十一日,从“成山”到“德物岛”用时约为3天。


日本僧人圆仁曾在牟平县唐阳陶村听当地村民言起,从唐阳陶村乘船前往新罗,“得好风,两三日得到”。[8]大中元年(847年)圆仁返回日本时,于九月二日午时从山东半岛最东部的赤山浦乘船“向正东行”,“至三日平明,向东望见新罗国西面之山”,然后又“侧帆向东南行一日一夜”,“至四日晓”向东已经可以看到“山岛段段而接连”的“新罗国西熊州(‘德物岛’之南偏东,今韩国忠清南道)西界”。[9]从“赤山浦”到达“新罗国熊州西界”,圆仁用时也是大约3天。


赤山(位于今山东荣成斥山街道)北距成山约50千米,新罗熊州位于“德物岛”南偏东约40千米处。圆仁回国时的路线与苏定方所率水军的航行路线相仿,虽然苏定方舰队规模要远远超过圆仁船队,但二者用时均为3天左右,说明唐初成山至“德物岛”一段航程已经较为成熟。

唐军到达德物岛后,苏定方与金法敏约定:“吾欲以七月十日至百济南,与大王兵会,屠破义慈都城”。七月九日,金庾信与百济将军阶伯战于黄山之原,苏定方同日进至伎伐浦,七月十二日,“唐罗军围义慈都城”。[10]唐军从六月二十一日左右到达“德物岛”,至七月九日在“熊津江口”大败百济军,历时约18天。“德物岛”至“熊津江口”的距离约是“成山”至“德物岛”距离的一半,航行时间以最多2天计,那么唐军在“德物岛”停留了约16天的时间,“德物岛”无疑是唐军在战争前线的休整之地。


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认为,“德物岛”位于今“南阳湾”和“仁川湾”之间的海上,与“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中的“得物岛”为同一岛,唐军从成山先至“德物岛”然后再迂里前往“熊津江口”。[11]但根据唐与百济战争的形势、唐水军的行进路线和“德物岛”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德物岛”不会在“南阳湾”附近,而应为今韩国华城市西部海中的德积岛,这也是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菊露秋写朝鲜历史》:“德物岛,在今仁川西方,即德积岛镇。”[12]“德物岛”又名德勿岛、仁物岛,《大东地志》“德积镇”条:“德勿岛,一云仁物岛。”[13]


德积岛现属韩国仁川广域市甕津郡德积面,东北距仁川市约50千米,正东距华城市海岸约45千米,南偏东距秦安郡约40千米,面积约21.9平方千米,[14]岛四周港湾众多,“内有汊港,可藏舟舡”,且“田甚肥沃,有耕稼之利”,[15]非常合适船只停泊和补给,现岛屿北部、南部仍建有港口。


德积岛西与“中国登、莱正相对”,一直是朝鲜半岛西部的海上门户。《海东绎史》称“德物岛”是新罗入唐的海上门户之一,“唐时,新罗渤海诸国亦皆航海朝贡,新罗则今南阳之德勿岛、丰川之椒岛皆为往来之门户”。[16]到了朝鲜时期,因“德物岛”“南控安兴,北际海州,为海路要沖”,[17]又被称为“京师咽喉”。正是由于“德物岛”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和良好的航运条件,唐军在此停留休整,既可避开百济和高丽军队可能来自岸上的袭扰,又非常有利于南下前往熊津江口。


“德物岛”虽有良港和“耕稼之利”,可能无法承载唐军的庞大舰队。《三国遗事》引《乡记》称唐军有“十二万二千七百十一人,船一千九百只”,[18]虽然人数与《资治通鉴》和两《唐书》所记载的“水陆十万”有所不同,但唐军舰队规模庞大却是事实。唐军的停留和驻扎之地,应该还包括“德物岛”的周边岛屿,据《朝鲜王朝实录》,德积岛傍的小岛苏爷岛,“即唐将苏定方领舟师来泊处”。[19]


唐济战争中,唐军曾多次经“德物岛”往返于唐与百济之间。占领百济都城后,苏定方“虏百济王及臣僚九十三人、卒二万人,以九月三日自泗沘泛船而归,留郎将刘仁愿等镇守之”,[20]《三国史记·新罗武烈王纪》也称“郎将刘仁愿以兵一万人留镇泗沘”,“定方以百济王族臣僚九十三人、百姓一万二千人,自泗沘乘舡回唐”,[21]可见苏定方是从百济的“泗沘”城乘船返回成山的。因百济旧部的反抗,高宗又派孙仁师“率兵四十万,至德物岛,就熊津城”,[22]支援驻守百济的唐军。后孙仁师与刘仁愿从百济返回,不久高宗又“遣刘仁愿率兵渡海,与旧镇兵交代”,[23]刘仁轨“以新罗、百济、耽罗、倭国使者浮海西还”。[24]笔者认为,唐军在唐与百济之间多次往返,均是沿“成山—德物岛—熊津江口—泗沘城—熊津城”航线行进,这也应是唐与百济海上交通的实际交通路线。“德物岛”及周边岛屿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较好的航运条件,既是唐水陆大军的中转站和休整地,[25]也是唐济海上交通的重要中转站。


二、“得物岛”的实际地理指向


贾耽所说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是唐代中国与东亚国家海上交通的重要航线。《新唐书•地理志》载有这条航线的具体走向:


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壖,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壖,过乌牧岛、贝江口、椒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又过秦王石桥、麻田岛、古寺岛、得物岛,千里至鸭渌江唐恩浦口。乃东南陆行,七百里至新罗王城。自鸭渌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溯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又溯流五百里,至丸都县城,故高丽王都。又东北溯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陆行四百里,至显州,天宝中王所都。又正北如东六百里,至渤海王城。[26]


在这条航线中通往新罗的线路上,“得物岛”是海上最后一站。


“得物岛”,朝鲜时期的史学家韩镇记作“得勿岛”,关于“得物岛”的地理位置,韩镇认为“德”“得”古通用,“得勿岛”即为“德勿岛”,为今德积岛,[27]今韩国史学界大都持此观点。[28]吴承志认为,“得物岛”是由四座岛屿组成的“大富群岛”,自西向东依次为灵兴岛、小部岛、大富岛、月尾岛。[29]按其所说岛屿的方位和相互关系,以上四岛分别对应今韩国京畿道安山市西部海中的灵兴岛、仙才岛、大阜岛和仙甘岛。章異、曹东升、卢苇、魏存成等学者亦持此观点。[30]


就“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的走向和航行原则来看,“得物岛”的地理指向不会是今德积岛。

在古代汉语中,“得”与“德”发音均为“多则切”,但意思完全不同, “得,行有所得也,从彳、㝵声”,“德,升也,从彳、㥁声”,[31]但在韩语中,“得”的读音为“(dek)”、“德”的读音为“(deok)”,读音稍有差异。因此,仅从“得”和“德”古音韵学的角度判定“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中的“得物岛”即是“德物岛”,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就“得物岛”与“德物岛”出现的语境综合判断,二岛的地理指向并不相同。


从“都里镇”开始,“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都是“傍海壖”而行,在德积岛之东还有紫月岛、灵兴岛、仙才岛、大阜岛和仙甘岛等,仅大阜岛与海岸线的距离还有“水路十里”,[32]因此德积岛并不在“海壖”范围之内。学界普遍认为“麻田岛、古寺岛”为今乔桐岛和江华岛,在以上二岛位置确定的情况下,假定“得物岛”是今德积岛,那么前往新罗的航线等于在“傍海壖”航行至“麻田岛、古寺岛”后,又向远离“海壖”的德积岛航行,然后再从德积岛迂回前往位于今牙山湾的“唐恩浦口”。这既不符合“傍海壖”而行的前提,也比从“麻田岛、古寺岛”直接前往“唐恩浦口”多走了近一倍的路程,无疑是舍近求远之举,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唐代,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


“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傍海壖”而行的原因,是受制于当时的航海条件,因此,笔者认为,从“麻田岛、古寺岛”前往“唐恩浦口”,没有理由舍弃距离近又安全、途经大阜岛的“傍海壖”航线,而选择距离远一倍且危险、绕道今德积岛的远海之路。“得物岛”的实际地理指向,不应该是今德积岛。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之前,“党项城”或“党项津”是其入唐航线的海陆衔接地。贞观十六年(642年),百济与高丽联合“谋欲取党项城以绝新罗入朝之路”,[33]唐高宗乾封三年(新罗文武王八年,668年)六月,刘仁轨曾“奉皇帝敕旨,与宿卫沙湌金三光,到党项津”,[34]一般认为“党项城”与“党项津”指的是同一地区,那么“党项城”是新罗入唐通道的关键地点,应该位于便于航行的沿海之地。


《读史方舆纪要》认为“党项城”在全州(今韩国全罗北道全州市)东北。[35]全州原为百济威德王元年(554年)设立的完山州,“义慈王十九年(659年),新罗与唐将苏定方灭百济,遂有其地”。[36]全州在贞观年间尚处于百济控制之下,且并不是陆海交通要冲,因此“党项城”不可能在全州。


朝鲜史学家韩百谦认为“党项城”在今南阳附近,[37]韩镇在《海东绎史续》中称“党项城”“在南阳近地”,高句丽时称“獐项口县”,新罗时为“獐口郡”,[38]津田左吉也认为“党项城”高句丽的“獐项口县”,[39]今属韩国京畿道安山市,位于大阜岛之东的始华湖沿岸。李俊善等韩国学者主张“党项城”位于今韩国华城市的南阳湾。[40]笔者认为,韩镇的观点更有说服力。


刘仁轨前往新罗时,唐与高丽激战正酣,其极有可能是从高丽前线前往“党项津”的。刘仁轨在“傍海壖”经过今朝鲜瓮津郡后前往位于今安山市的“党项津”,应是大致沿着“秦王石桥—麻田岛—古寺岛”的航行路线,在“党项津”登陆,而不可能舍近求远绕道德积岛。这也从侧面说明,“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中“得物岛”的地理指向,不会是今德积岛。


同时,“得物岛”指的不会是群岛,而应是单个岛屿。


“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只是记录了唐与新罗、渤海之间交通路线的大致走向以及沿途所经的重要地点,并不是海上地理的详细记载。如“大谢岛”(山东省烟台市长岛县南长山岛)周边即有庙岛、大黑山岛、小黑山岛、烧饼岛、马枪石岛(以上五岛均为今名)等多个岛屿,但贾耽只记“大谢岛”而不记其他,“大谢岛”并不是群岛;“麻田岛”和“古寺岛”分别为今韩国的乔桐岛和江华岛,二岛周边还有西检岛、弥法岛、席毛岛、惠音岛、注文岛、东检岛(以上六岛均为今名)等岛屿,贾耽只记“麻田岛”和“古寺岛”,二者同样均为单个岛屿。


中国古代对海洋地理的认知中,有“洲”“岛”“屿”的概念。《释名》:“水中可居者曰洲。洲,聚也,人及鸟物所聚息之处也。”“海中可居者曰岛。岛,到也,人所奔到也,物所赴如鸟之下也。”[41]《初学记》:“海中山曰岛,海中洲曰屿。”[42]但就笔者所见,并无“群岛”概念,唐代也没有关于群岛的记载。即使在高丽和朝鲜时期的史书中,吴承志所说的灵兴岛、小部岛、大富岛、月尾岛等均各有其名,并没有被称为“大富群岛”。《高丽史·地理志一》“唐城郡”有“大部岛、小牛岛、仙甘弥岛、灵兴岛”等12个岛,[43]如此多的岛屿是分别列出,并没有被冠以群岛之名,《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大东地志》同样只列单个岛屿而并无群岛的记载。[44]就笔者所见,19世纪晚期采用西方测绘方法绘制的《大清一统海道总图》将德积岛及周边岛屿标注为“因皮理阿尔列岛”,[45]且明显为外来词,是最早将“德物岛”及周边岛屿标注为群岛的地图。


笔者赞同林士民、陈尚胜、牟元珪、王赛时等学者的观点,[46]认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中的“得物岛”,实际地理指向是今韩国安山市西部海中的大阜岛。


大阜岛,又称大部岛,今属韩国京畿道安山市,岛之东南是今韩国的牙山湾海域,位于牙山湾东北部的华城市即是新罗唐恩郡所在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中的“唐恩浦口”即位于此处。按照“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中“傍海壖”的航行原则,从“麻田岛、古寺岛”前往“唐恩浦口”,应是先经过永宗岛、龙游岛(今二岛合建为仁川机场),到达大阜岛后,再沿海岸线向东南航行,即可到达“唐恩浦口”。


大阜岛在周边岛屿中面积最大,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一直是朝鲜半岛西部海域的重要门户。古代大阜岛之东还有仙甘岛、佛岛等小岛,与东部海岸线的距离有“水路十里”,为“海道要冲”。[47]现大阜岛已与仙甘岛、佛岛等已连为一体,加之岛对面沿海地区的填海造地,大阜岛与华城市之间现仅有一条宽约600米的狭长海面相隔。


三、不同语境中的“德物岛”与“得物岛”


关于“德物岛”与“得物岛”的关系,不少学者认为“德物岛”和“得物岛”是同一岛屿,大部分韩国学者及部分中日学者认为二岛为今德积岛,[48]部分学者认为是今大阜岛。[49]


通过以上两部分的分析,笔者认为苏定方率唐水军停留休整之地的“德物岛”,指的是今韩国仁川市西部海中的德积岛,而“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中的“得物岛”,其地理指向是今韩国安山市的大阜岛。


笔者在第二部分已经说明,按照“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傍海壖”而行的原则和海上航行的常理推断,“得物岛”的实际地理指向不是今德积岛;从唐军军事行动的目的和行进路线来看,“德物岛”指的也不会是今大阜岛。唐出兵百济的最终目的是“屠破义慈都城”[50],德积岛正西与唐之“成山”相对,是成山至百济都城泗沘城航线上的最佳中转地。而大阜岛距朝鲜半岛本土较近,唐军在此地停留休整,既不利于南下熊津江入海口,也可能会面临着岸上高丽或百济奇兵偷袭的危险。


“得物岛”最早见于《新唐书》所引贾耽《道里记》,此后中国史书多有因袭,其实际地理指向均为今“大阜岛”,《高丽史·地理志》称“大部岛”,[51]朝鲜时期开始称“大阜岛”并沿用至今。而被称为“德物岛”的今德积岛,最早见于《三国史记》,此后在朝鲜半岛的史籍中多次出现,虽几易其名,但“德物岛”的实际地理指向始终为今德积岛。大阜岛与德积岛均位于韩国安山西西部海中,二者东西相距约35千米。笔者认为,依据古代地名形成的规律,一般不会将相距较近的两座岛屿分别冠以两个音同字异且容易混淆的名称。从历史事实和地理学范畴来说,“得物岛”与“德物岛”应是同一岛屿,即为今韩国西部海中的德积岛;但就贾耽“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的具体语境而言,其实是把“大阜岛”误当成了“得物岛”,故形成了不同语境中“得物岛”与“德物岛”这一名称相近、地理指向却不相同的概念。


这种现象是由古代中国对朝鲜半岛地理认知上的不足造成的。


唐代,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互动频繁,对朝鲜半岛的认知虽较前代有所深入,但由于受东方地理条件等的限制,这种认知与前代相比并没有太多变化,[52]且这种认知多是通过间接途径实现的。贾耽的地理著作并不是其亲自实地考察所得,而是来自于各国使者和唐出使四夷归来者,“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53]因此其内容的准确度,取决于各国使者对自己所介绍地理的了解程度。但贾耽所“从容”的对象,不一定对其所来或所到之处的地理完全熟知,同时在讲述、翻译与记录的过程多少会出现一些偏差,“得物岛”很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记载,被错误地安置于“大阜岛”的。这也是“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中诸多地名不见于其他史籍且考证困难的原因之一。


中国和高丽、朝鲜时期的史书对朝鲜半岛同一地点的记载各不相同,在有关朝鲜半岛的历史中较为常见,代表性的还有关于唐军与百济军首战发生的地点。


关于唐军与百济军首战发生的地点,有“熊津江口”“熊津口”“白江”“伎伐浦”“依伐浦”等不同的记载。《资治通鉴》《旧唐书》称苏定方在“熊津江口”大败百济军,[54]而《新唐书》及《三国史记·金仁问传》称唐济之战发生在“熊津口”,[55]《三国史记·新罗武烈王纪》记载唐罗联军“到伎伐浦,遇百济兵,逆击大败之”[56],《三国史记·金庾信传》称战斗发生在“依伐浦”,[57]百济佐平兴首向义慈王建议又有“白江(或云伎伐浦)”的记载。[58]同时,《三国遗事》对“伎伐浦”的注释为“伎伐浦,即长岩,又孙梁,一作只火浦,又白江”,对“白江”的注释为“白江,即伎伐浦”。[59]不同史籍关于战斗地点的记载各异,甚至同一史籍的记载也不相同。


笔者认为,唐军与百济之战发生地的“熊津江口”或“熊津口”,并非熊津江的入海口,因为战斗发生之前,“唐罗兵已过白江、炭岘”。[60]熊津江在金刚川与锦江交汇处之上为熊津江,之下至“古多津”为“白江”,[61]“古多津”至入海口又称熊津江。而“古多津”是一段长约四十里的江面,[62]既可称“白江”,也可称熊津江。如果唐罗联军与百济军大战之地同是满足“熊津口”“熊津江口”“伎伐浦”和“白江”等诸多地理条件的话,那么大战应该就发生在熊津江与“白江”连接处的“古多津”。


虽然不同国家的史书关于唐军与百济军之战地点的记载较为混乱,但这些地名的实际地理指向只有一个,即熊津江与“白江”的连接处“古多津”的某个地点,“熊津江口”“熊津口”“白江”“伎伐浦”“依伐浦”等均是这一地点的不同名称。中国史籍之所以出现“熊津江口”的记载,可能是因对百济的地形不熟悉,将“熊津口”当成了熊津江入海口。而朝鲜半岛史籍之所以也对大战之地有多个地名记载,应该是新罗、百济和后来的高丽对同一地点的不同命名以及认知上的差别造成的。相对而言,朝鲜半岛史籍的记载应更接近于史实。


因此,信息来源不确定、地理认知不清晰、翻译和传播过程中的偏差等因素,是中国史籍中的“得物岛”与朝鲜半岛史籍中的“德物岛”名称不同、地理指向也不相同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熊津江口”“熊津口”“白江”“伎伐浦”等不同史籍对同一地点不同记载的根源所在,同时还是朝鲜半岛诸多地名记载较为混乱且考证不易的原因之一。


四、“德物岛”海域:

唐代东亚海上交通的十字路口


虽然“德物岛”与“得物岛”实际上应为同一岛屿,但二者在不同语境中的地理指向分别是今德积岛和大阜岛,且二岛都位于今韩国京畿道西部海中,东西相距约35千米,二岛之间自西向还有紫月岛、灵兴岛、仙才岛等大小岛屿,可以称之为“德物岛”海域。


学界关于唐代的东亚海上交通已有定论,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海上航线有南路和北路之分,而北路又有北路南线和北路北线之别。“德物岛”海域是北路北线与北路南线的交汇点,也是连接中国、日本、高丽、新罗、百济之间海上航线的十字路口。


首先,“德物岛”海域是唐与百济海上航线的重要休整之地。


目前来看,百济入唐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朝鲜半岛西部横渡黄海到达山东半岛最东部的航线,即东亚海上交通北路南线的一部分,这条航线在南北朝时期即己开通,据韩昇统计,百济经由这条航线遣使东晋和南朝33次。[63]笔者在第一部分已经论述,唐高宗出兵百济时,唐水军多次沿“成山—德物岛—熊津江口—泗沘城—熊津城”航线往返于唐与百济之间。以唐军的进行路线反推,则“泗沘城—熊津江口—德物岛—成山”航线是百济入唐的海上航线之一,“德物岛”是这一航线的重要休整地。


百济入唐的另一条航线,是从“泗沘城”乘船到达“德物岛”海域后,向北航行到达今朝鲜的长渊郡,然后沿“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反向航行,最后在登州登陆。唐代登州黄县北二十里有大人故城,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称“今新罗、百济往还常由于此”。[64]《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此时百济早已经亡国,这里的“今新罗、百济往还常由于此”指的应为百济未亡时的入唐通道。这一航线的走向应该是:从百济都城泗沘城乘船出发沿熊津江到达入海口,转而向北傍海而行到达“德物岛”海域,再从“德物岛”北上,到达今朝鲜的长渊郡海域后沿“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反向航行,前往登州或大人故城。很明显,“德物岛”海域也是这一航线的必经之地。


其次,“德物岛”海域也是唐与新罗之间多条海上航线的必经之地。


显庆五年(660年)唐出兵百济之前,新罗派金仁问赴唐乞师,唐高宗曾向其咨询“道路险易、去就便宜”,从金仁问“应对尤详”[65]可以看出,其对新罗的入唐航线是非常熟悉的。出兵百济时,苏定方与金仁问从成山出海到达“德物岛”,金仁问应该起到了向导的作用。金仁问还“先遣从者文泉”向新罗王汇报唐军信息,说明文泉对从成山经“德物岛”前往新罗之路同样较为熟悉。笔者在第二部分已经说明,位于今韩国安山市的“党项津”是这一时期新罗与唐海上航线的海陆衔接地,那么唐初新罗入唐航线之一可以概括如下:从新罗都城陆路行至“党项津”后,乘船入海向西航行,经过“德物岛”横渡黄海,在山东半岛的成山附近登陆。金仁问入唐乞师,走的应是这条航线。


新罗占有百济和高丽南部之地后,入唐航线的启航点为唐恩郡的“唐恩浦口”,在山东半岛的登陆地还包括“之罘”(位于今山东烟台芝罘区)。新罗国无染禅师曾于“长庆初”随新罗王子金昕入唐,“舣舟唐恩浦,请寓载,许焉,既达之罘山麓”。[66]可见“唐恩浦”至“之罘”航线也是新罗入唐的航线之一。按照及走向来说,“德物岛”是绕不开的必经海域。


新罗与唐之间的另一航线是著名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虽名为“入高丽渤海道”,但只在“渤海道”中提到了高丽,“至丸都县城,故高丽王都”,而在“高丽道”中却两次提到新罗,因此这里的“高丽”为“高句丽”故地之意,其实际地理指向是作为政治实体的新罗。高丽灭亡后,唐代敕书中仍常出现高丽国,如“圣历三年(700年)三月六日敕: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为入番,以外为绝域”,[67]【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北至突厥、契丹、靺鞨,并为入蕃,余为绝域”。[68]笔者认为,如此正式的官方敕书起草者不可能对“高丽国”已亡之事一无所知,这些敕书可能是对以往同类敕书的承袭,“高丽国”指的应是占据高丽故地的新罗。因此“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实际上是从登州出发通往新罗和渤海的交通线路。笔者在第二部分已经说明,“德物岛”海域也是这条航线的必经之地。


同时,“德物岛”海域还是唐与日本海上交通北路的必经之地。


南北朝时期,日本曾8次遣使南朝,因高句丽的影响,均是经百济往返的,即倭国王在刘宋世祖时上表中所说的“道迳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69]木宫泰彦将日本的遣唐使分为四期,第一期、第二期都经由百济往返,其中第一期走的是北路北线,即从难波的三津浦出发,在筑紫的博多津稍作停留,经壹岐、对马、耽罗,到达今韩国的仁川西部海域,即“德物岛”所在海域,然后进入“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前往登州。第二期走的是北路南线,到达仁川西部海域,即“德物岛”附近海域后,向西横渡黄海在山东半岛一角登陆。[70]


日本僧人圆仁回国时走的即是北路南线。圆仁于大中元年(847年)九月二日午时从赤山浦乘船“向正东行”,“至三日平明,向东望见新罗国西面之山”,然后又“侧帆向东南行一日一夜”,“至四日晓”行至“新罗国西熊州西界”,[71]而“德物岛”即位于熊州北偏西海中,正好处在圆仁航行路线之东。可见,日本与唐之间的北路航线,无论是北路南线还是北路北线,“德物岛”海域始终是无法绕开的必经之地。

并且,“德物岛”海域还是朝鲜半岛国家之间及与日本海上航线的必经之地。


《三国史记》载,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高丽酋长剑牟岑“自穷牟城至浿江南,杀唐官人及僧法安等,向新罗。行至西海史冶岛,见高句丽大臣渊净土之子安胜,迎至汉城中,奉以为君”,并遣“小兄多式”向新罗求援。[72]“浿江”即“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中“贝江口”之“贝江”,“史冶岛”为今德积岛东南方的苏爷岛,《大东地志》:“土也串岛,《三国史》云史冶岛(一云苏爷)”,[73]《朝鲜王朝实录·英宗大王实录》载:“德积岛距京都为半日程,而与中国登莱相对,其傍小岛名曰苏爷岛,即唐将苏定方领舟师来泊处”。[74]“汉城”并非今首尔,而是位于今朝鲜黄海南道的载宁郡,《三国史记·地理志四》:“汉城郡(一云汉忽,一云息城,一云乃忽)”[75],“安州,本高句丽息城郡(一云汉城郡, 一云汉忽, 一云乃忽)”。[76]以上史料说明,在“浿江”与“史冶岛”之间,存在着一条通往新罗的海上航线,即韩国学者李丙焘所说的“浿江口—椒岛—白翎岛—史冶岛(德积岛)”[77]航线,申滢植所说的“赤山航路”的南端。[78]


高丽安胜于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二月“率四千余户投新罗”,[79]剑牟岑于咸亨元年(670年)六月之后在“史冶岛”遇到安胜,之后二人一起回到“汉城”,八月新罗文武王封高安胜为高丽王,[80]唐高宗咸亨二年(日本天智天皇十年,671年)正月安胜派遣的“上部大相可娄等”到达日本进调,八月“高丽上部大相可娄等罢归”。[81]从669年二月至671年八月,剑牟岑、安胜等在高丽之“浿江”和汉城、新罗、日本之间频繁活动,多是围绕“史冶岛”展开的,说明“史冶岛”所在的“德物岛”海域是沟通以上多地的中转站和必由之地。


在一定时期内,“德物岛”海域是唐代东亚多条海上航线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的交汇点。从“德物岛”海域出发,向西可通往中国的成山、赤山以及之罘、登州等地;向北可经今朝鲜黄海南道的长渊郡到达“浿江口”,并沿“浿江”上行到达高丽都城平壤;可从“浿江口”再沿“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反向航行,到达鸭绿江入海口后,向西“傍海壖”而行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的“马石山东之都里镇”和山东半岛北部的登州、“大人城”,向北沿鸭绿江溯流而上可达“渤海王城”所在地;从“德物岛”海域向东航行可达新罗的“党项津”和“唐恩浦口”,再向东南陆行前往新罗都城;向南可到熊津江入海口,再沿熊津江溯流而上到达百济都城泗沘城和熊津城;从熊津江入海口向南航行,经耽罗、对马、壹岐可至日本筑紫的博多津,进而经濑户内海前往难波。如此,唐代前期,在中国北部、渤海、高丽、百济、新罗和日本之间,已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海上交通网,而“德物岛”海域是这一网络在朝鲜半岛的交汇点,可以说是东亚海上交通的十字路口。


五、结语


唐平百济时水军停靠的“德物岛”与“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中的“得物岛”,实际地理指向分别为今韩国的德积岛和大阜岛,但真正的“得物岛”应该就是“德物岛”,即今德积岛。“德物岛”与“得物岛”之所以会在不同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地理指向,是由唐代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海洋地理认知不清晰、信息来源不确定、信息翻译和传播过程中的偏差等综合造成的。“得物岛”“德物岛”以及“史冶岛”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史籍中多次出现,更能说明这一海域在当时的东亚海上交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德物岛”海域因其西与中国山东半岛相对和沟通朝鲜半岛南北海域的有利位置,在东亚海上交通中的十字路口作用并非仅限于唐代。朝鲜半岛各国之间早已存在着近海航线,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百济遣使朝贡,均是经“德物岛”海域往返的。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徐兢出使高丽时,从明州沿海岸线向北航行,在“黄水洋”(淮河入海口附近)转而向东航行,到达今韩国西南部的大小黑山岛附近后,傍海岸线向北航行前往高丽的开城,沿途所经的“大青屿”,[82]吴承志认为即为“德物岛”。[83]

直到今天,“德物岛”海域依然港口众多,有着良好的航运条件。在德积岛西南,白牙岛东部、西部各有建有港口,蔚岛、池岛、仙甲岛、掘业岛、文甲岛也建有港口;德积岛东南方的小伊作岛、大伊作岛、升凤岛、丰岛、六岛都建有码头;德积岛之东的紫月岛、灵兴岛、大阜岛同样建有港口。其中,德积岛与苏爷岛之间的港口,即苏定方停留休整之地,是能抗八级大风的深水良港。[84]从今天“德物岛”海域众多岛屿良好的航运条件,也能看出唐代这一海域在东亚海上交通中的地位和作用。



注释


[1] [日]高楠顺次郎:《以唐为中心的对外航海交通》1、2,《史学杂志》(东京)第14编,1903年,第4号第1-13页,第6号第22-33页;[日]木宫泰彦著,陈捷译:《中日交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六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981-2086页;张泽咸:《唐代工商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55-466页;樊文礼:《登州与唐代的海上交通》,《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25-34页;樊文礼:《唐代“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变迁与赤山法华院的形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期,第114-125页;朴天申:《八至九世纪东亚交易航线考察》,《唐史论丛》2008年第10辑,第217-227页;孙光圻:《公元8-9世纪新罗与唐的海上交通》,《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30-42页;[韩]崔根植:《〈道里记〉“登州海行道”和张保皋交关船的航路研究》,《史从》第49辑,汉城:高大史学会,1999年,第1-23页;牟元珪:《唐宋时期中韩海上交通述论》,载《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16-322页;[韩]申滢植:《韩国古代的西海交涉史》,《国史馆论丛》2,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89年,第1-40页;[韩]严明哲:《高句丽海洋交涉史研究》,汉城:博士学位论文,成均馆大学历史学系,1993年;金光明:《试论新罗遣唐使朝贡道的几个问题》,硕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2010年。

[2]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高宗显庆五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标点本,第14册,第6320-6321页。

[3] [韩]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武烈王纪》,汉城:民族文化推进会,1982年影印本,第48页下。

[4] [韩]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二八《百济义慈王纪》,第202页下。“城山”当为“成山”之误,《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一《河南道七》登州文登县:“成山,在县东北一百八十里。”见(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一《河南道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312页。

[5] [韩]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四四《金仁问传》,第369页上。

[6] [韩]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武烈王纪》,第48页下。

[7] [韩]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四二《金庾信传(中)》,第359页上。

[8] [日]圆仁著,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修订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一,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50页。

[9] [日]圆仁著,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修订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四,第514-515页。

[10] 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武烈王纪》,第48页下。

[11] [日]津田左右吉:《满鲜历史地理研究》(一),载《津田左右吉全集》卷一一,东京:岩波书店,1964年,第181页。

[12] 姜璘:《菊露秋写朝鲜历史》卷二,高丽大学藏木活字本,1928年,第68页。

[13] [朝鲜]金正浩:《大东地志》卷四“德积镇”条,高丽大学藏写本电子版,第2册,第101页。

[14] [韩]金光铉:《德积岛史(德物志)》,仁川:德积岛史编纂委员会,1985年,第114页。

[15] [朝鲜]金正浩:《大东地志》卷四“德积镇”条,第2册,第101页。

[16] 韩致奫:《海东绎史》卷四〇《交聘志八》,汉城:京城朝鲜光文会,1912年,第13册,第5页。

[17] [朝鲜]金正浩:《大东地志》卷四“德积镇”条,第2册,第101页。

[18] [高丽]一然撰,[韩]李东欢校勘,李丙焘监修:《三国遗事》卷一《纪异第一·太宗春秋公》,汉城:民族文化推进会,2009年影印本,第93页。

[19] 《朝鲜王朝实录》卷四九《英宗大王实录》英宗十五年(1739)五月三十日,太白山史库本,第24页。

[20] [韩]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四二《金庾信传(中)》,第359页下。

[21] [韩]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武烈王纪》,第50页上。

[22] [韩]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文武王纪》,第54页上。孙仁师“率兵四十万”当误,《新唐书·百济传》载孙仁师“发齐兵七千往”,见《新唐书》卷二二〇《百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册,第6201页。

[23] 《旧唐书》卷八四《刘仁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册,第2795页。

[24]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麟德二年七月,第14册,第6344页。

[25] 拜根兴、金光明亦持类似观点。见拜根兴:《朝鲜半岛现存金石碑志与古代中韩交往》,《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51页;金光明:《试论新罗遣唐使朝贡道的几个问题》,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3页。

[26] 《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七下》,第4册,第1147页。

[27] [朝鲜]韩镇:《海东绎史续》卷七《地理考七:新罗》,汉城:新文馆,1913年,124页。

[28] 代表性的有:[韩]权悳永:《古代韩中外交史:遣唐使研究》,汉城:一潮阁,1997年,第201页;[韩]崔梦龙:《德积群岛的考古学调查研究》,首尔大学校博物馆,2000年,第35页。

[29] 吴承志:《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卷二,第263页。

[30] 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22页;曹东升:《唐代的东方门户——登州》,《唐史论丛》第八辑,第386页;卢苇:《中外关系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7页;魏存城:《汉唐时期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线路及文化交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89-95页。

[31] (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56、57页。

[32] [朝鲜]金正浩:《大东地志》卷四“南阳”条,第2册,第91页。

[33] 《新唐书》卷一九一上《百济传》,第16册,第5330页。

[34] [韩]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文武王纪》,第56页上。

[35]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八《山东九》,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册,第1754页。

[36] 《高丽史》卷五七《地理二》,东京:日本国书刊行会,1909年,第2册,第253页。《高丽史》称“全州牧,本百济完山,威德王元年(554年)为完山州,十一年(564年)州废”,而又言“真兴王十六年(555年)改今名,二十六年(565年)州废”,《三国史记》卷三六《地理三》亦称“全州,本百济完山州,真兴王十六年(555年)为州,二十六年(565年)州废”,此时“全州”尚在百济控制之下,新罗不可能改百济之地名,《大东地志》卷一一《全罗道一》“全州”条认为“罗济两国沿革年纪相同,可疑”,笔者认为《高丽史》疑是以新罗纪年记载百济之事。“真兴王十六年改今名”,应是真兴王十六年改“完山州”之误。“义慈王十九年(659年),新罗与唐将苏定方灭百济,遂有其地”,为“义慈王二十年(660年)”之误。

[37] [朝鲜]韩百谦:《东国地理志》,汉城:一潮阁,1972年,第250页。

[38] [朝鲜]韩镇:《海东绎史续》卷七《地理考七:新罗》,第124页。

[39] [日]津田左右吉:《满鲜历史地理研究》(一),《津田左右吉全集》卷一一,第87页。

[40] [韩]李俊善:《新罗党项城历史地理的考察》,《关东大学论文集》1980年第8辑,第273-290页。

[41] (汉)刘熙:《释名》卷一《释水》,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15-16页。

[42] 《初学记》卷六《海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册,第115页。

[43] 《高丽史》卷五六《地理志一》,第2册,第232页。

[44] 《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九“南阳都护府”条,首尔大学藏奎章阁本,第15-16页。[朝鲜]金正浩:《大东地志》卷四“南阳”条,第2册,第91页。

[45] 《大清一统海道总图》,大英图书馆藏本,电子版见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_detail.jsp?id=A104000048。

[46] 林士民、陈尚胜、牟元珪、王赛时等学者均持此观点,见林士民:《北洋航路拓展与朝鲜半岛制瓷文化的交流》,《中外关系史论丛》第4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86页;陈尚胜:《唐代的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韩国学论文集》第三辑,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1994年,第9页;牟元珪:《唐宋时期中韩海上交通述论》,见孙进己主编:《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16页;王赛时:《山东海疆文化研究》第五章《航海与海上交流》,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333页。

[47] [朝鲜]金正浩:《大东地志》卷四“南阳”条,第2册,第91页。

[48] 如[韩]崔梦龙:《德积群岛的考古学调查研究》,首尔大学校博物馆,2000年;[韩]权悳永:《古代韩中外交史:遣唐使研究》,汉城:一潮阁,1997年,第201页;[日]松井等:《隋唐二朝远征高句丽的地理》,见姜维东、高福顺译著:《中朝关系史译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262页;金光明:《试论新罗遣唐使朝贡道的几个问题》,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9-24页。

[49] 岑仲勉:《隋唐史》卷下《唐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589页;姜维东:《唐丽战争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216页;牟元珪:《唐宋时期中韩海上交通述论》,载《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16-322页。

[50] [韩]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武烈王纪》,第48页下。

[51] 《高丽史》卷五六《地理志一》,第2册,第232页。

[52] 史念海:《隋唐时期域外地理的探索及世界认识的再扩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期,第73-110页。

[53] 《旧唐书》卷一三八《贾耽传》,第12册,第3784页。

[54]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高宗显庆五年八月,第14册,第6321页;《旧唐书》卷八三《苏定方传》,第8册,第2779页。韩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34-44页。

[55] 《新唐书》卷一一一《苏定方传》,第13册,第4138—4139页;[韩]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四四《金仁问传》,第369页下。

[56] [韩]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武烈王纪》,第49页下。

[57] [韩]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四二《金庾信传(中)》,第359页上。

[58] [韩]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二八《百济义慈王纪》,第203页上。

[59] [高丽]一然撰,[韩]李东欢校勘,李丙焘监修:《三国遗事》卷一《纪异第一·太宗春秋公》,第91页。

[60] [韩]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二八《百济义慈王纪》,第203页上。

[61] 王小甫:《白江口之战相关史地考论》,《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345页。

[62] 转引自王小甫:《白江口之战相关史地考论》,载《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第345页。

[63] 韩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34-44页。

[64]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一《河南道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313页。

[65] [韩]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四四《金仁问传》,第369页上。

[66] 《唐文拾遗》卷四四《有唐新罗国故两朝国师教谥大朗慧和尚白月葆光之塔碑銘并序》,《全唐文》第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869页下。

[67] 《唐会要》卷一〇〇,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798页。

[68] 仁井田升:《唐令拾遗》杂令第三三,长春出版社,1989年,第787页。

[69] 《宋书》卷九七《倭国传》,第2395页。

[70] [日]木宫泰彦著,陈捷译:《中日交通史》,第48-53页。木宫泰彦所绘航线地图,非常明确地经过“德物岛”海域。

[71] [日]圆仁著,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修订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四,第514-515页。

[72] [韩]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文武王纪上》,第58页下。此处与中国史书记载不同,《资治通鉴》:“高丽酋长剑牟岑反,立高藏外孙安舜为主。以左监门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发兵讨之。安舜杀剑牟岑,奔新罗。”见《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咸亨元年,第14册,第6363-6364页。

[73] [朝鲜]金正浩:《大东地志》卷四“南阳”条,第2册,第91页。

[74] 《朝鲜王朝实录》卷四九《英宗大王实录》英宗十五年(1739)五月三十日,第24页。

[75] [韩]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三七《地理四》,第322页上。

[76] [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卷五八《地理三》,第2册,第266页。

[77] [韩]李丙焘译注:《国译三国史记》,汉城: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103页。

[78] [韩]申滢植:《韩国古代的西海交涉史》,《国史馆论丛》2,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89年,第25页。

[79] [韩]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二二《高句丽保藏王纪》,第170页下。

[80] [韩]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文武王纪上》,第59页下。

[81] 《日本书记》卷二七《天智天皇》,东京:经济杂志社,1915年,第576-578页。《大日本史·高句丽传》:“按《东国通鉴》,高丽已亡,新罗私封高安胜为高丽王,其称高丽朝贡者,盖是也。”此次高丽使者应是安胜所派,见《大日本史》卷二三四《高句丽传》,东京:德川笃敬,1990年影印本,第97册,第19页。

[82] (宋)徐兢撰,朴庆辉校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九《海道六》,第79页。

[83] 吴承志:《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卷二,第263页。

[84] [韩]金光铉:《德积岛史(德物志)》,仁川:德积岛史编纂委员会,1985年,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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