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杰｜孙吴乐乡军镇的兴亡

在三国后期孙吴的江防体系中，乐乡是荆州西部重镇，曾作为南郡战区主将乐乡都督的治所，驻有数万兵马和水军船队。《读史方舆纪要》曰：“乐乡城，（松滋）县东七十里。三国吴所筑。”这座城垒现已形迹无存，以地志记载判断，当位于今湖北省松滋市东 30 公里外涴市镇附近。乐乡城与乐乡军镇（都督辖区）的出现及演变情况和对当时战争的影响是本文探讨的内容。

（一）乐乡地望与其城垒建立者

三国以前，乐乡在史籍中并无记载，长期以来一直未受兵家关注。宋代地志称松滋县“旧五乡，今六乡”，看来“乐乡”应是当地古代的某乡之名。关于乐乡所属县邑的历史沿革，《太平寰宇记》曾有一段概述：“（荆州）松滋县，本汉旧县。《古今地志》云：‘松滋，故鸠兹地。’汉属江陵郡。后汉省。”又云：“其乐乡（城）即吴陆抗所筑，皆在邑界。”上述记载有几处谬误，笔者略作以下考证：

首先，西汉没有“江陵郡”， 这显然是江陵县所属之“南郡”的讹写。另外，西汉虽有“松兹”县，但不在荆州的南郡，而是属于扬州的庐江郡，该郡有县十二，其中“松兹，侯国。莽曰诵善”。周振鹤按：“治今安徽宿松县东北。”今天湖北省的松滋市辖境在西汉归属南郡的高成县。嘉靖《荆州府志》言松滋县：“汉置高成县，属南郡。（王）莽曰言程。”《汉书·地理志上》载南郡属县中有“高成”；《汉书·王子侯表》作“高城”县，并记述该县曾作为侯国，封予长沙顷王之子刘梁。周振鹤按：“治今湖北松滋县东。”另外，需要补充的是，汉代北方的渤海郡亦有高成县，治所在今河北省盐山县西南。南郡高成县不见于《续汉书·郡国志》及东汉史籍，通常认为它遭到裁撤，并入附近的孱陵县境，属武陵郡。范晔《后汉书》记载陆康被“刺史臧旻举为茂才，除高成令”，又云“县在边垂”，则明显不是归属位处内地的南郡。因此李贤注曰：“高成，县，属渤海郡也。”据张修桂考证：“《嘉庆一统志》荆州府古迹，‘高成故城，在松滋县南。’……今据洈水流程，定在今松滋县南街河市镇。”

其次，“鸠兹”并不在荆州松滋县境。《左传·襄公三年》曰：“春，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明确记载“鸠兹”位于楚吴边境，此处的“衡山”是位于安徽省潜山县的天柱山，古时亦称“南岳”。文中的“鸠兹”与“衡山”都在楚国郢都（今湖北省荆州市）的东方，而松滋县则地处荆州市西南。《左传》注家认为“鸠兹”在皖南地区：“鸠兹，吴邑，当在今安徽省芜湖市东南二十五里。”光绪《荆州府志》言松滋县“古曰兹方”，见《史记·楚世家》“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史记正义》引《古今地名》云：“荆州松滋县古鸠兹地，即楚兹方是也。”这里明确说松滋县曾是战国楚之“兹方”，但误认为是“古鸠兹地”。今天湖北省“松滋”地名的来历， 其实是六朝时侨置北方移民所使用的原籍县名。顾祖禹曰：“东晋咸康中以庐江郡松滋县流民避兵至此，乃侨置松滋县，属南河东郡，宋、齐因之。梁、陈时，为河东郡治。隋平陈郡废，改属荆州，唐、宋因之。”

再次，《太平寰宇记》称乐乡城为孙吴大将陆抗所筑，这是沿袭了《水经注》的记载。《水经注》卷35《江水》云：“江水又迳南平郡孱陵县之乐乡城北，吴陆抗所筑，后王濬攻之，获吴水军督陆景于此渚也。”此说并不准确，杨守敬已指出乐乡城始筑的时代要更早。“《通典》亦云，乐乡城即（陆）抗所筑。然吴朱绩已为乐乡督，抗盖改筑耳。”孙吴出任乐乡都督的将领有朱然、朱（施）绩父子和陆抗、孙歆。严耕望曾考证：“按乐乡都督始于朱然。”他列举《三国志》的记载：“然卒，绩袭业，拜平魏将军，乐乡督。”他认为“吴之督将例皆世袭。据此（施）绩继（朱）然为乐乡督”，因此孙吴建立乐乡军镇并筑造城垒之事，应是在朱然担任南郡战区主将乐乡都督时所为。

（二）乐乡军镇建立的时间与历史背景

孙吴南郡战区的长官最初是由偷袭荆州成功的“大督（都督）”吕蒙担任，治所在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建安二十四年（219）岁末吕蒙病危，临终时推荐朱然接替自己的职务，仍然在原地驻守。“虎威将军吕蒙病笃，（孙）权问曰：‘卿如不起，谁可代者？’蒙对曰：‘朱然胆守有余，愚以为可任。’蒙卒，权假然节，镇江陵。”至黄初三年（222）九月， 曹丕下令三道征吴，其主力“中军”自洛阳、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南下，“魏遣曹真、夏侯尚、张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为其势援，连屯围城”。魏军占有很大优势，攻占江心的中洲，阻断江陵与南岸后方的联络。“（曹）真等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临城弓矢雨注。”而朱然临危不惧，多次挫败敌人的攻击，坚守至次年三月。“（夏侯）尚等不能克，乃彻攻退还。由是（朱）然名震于敌国，改封当阳侯。”

由此可见，朱然移镇南岸的乐乡虽然具体时间不明，但应是在黄初四年（223） 三月以降，即江陵保卫战结束后实施的。朱然统辖南郡军务从建安二十四年冬直到孙吴赤乌十二年（249）三月去世为止， 历时近三十年，在此期间他驻守江陵的时间至少有四五年，其余时间内，朱然的指挥部与战区军队主力都部署在乐乡，其职务也从江陵都督改为乐乡都督。

为什么孙权要把南郡主将与军队主力的驻地移至长江南岸的乐乡？这和江陵战役结束后当地经济、政治与军事形势发生变化有密切联系。幅员辽阔的南郡位于汉代荆州的中部，其核心地带是土沃水丰的江汉平原。境内的都会江陵交通便利，处在长江航道与南北陆路干线“荆襄道”的汇合点，是当时中南地区最大的水陆会要与物资集散地，属于道路枢纽，军事地位十分重要。汉末蒯越曾说：“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因此，当年刘备入川，关羽留守荆州时，其治所和军队主力就驻在江陵，麾下数万将士的家属与荆州的府库财赋也都安置在城内。孙权占领荆州后，“以（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仍然驻守江陵，他死后， 其“大督”即都督的军职由朱然接任。

黄初三年至四年（222—223）魏军围攻江陵的战役，对当地经济的破坏非常严重，民众死伤流徙，田野荒芜，更有瘟疫流行，“疠气疾病，夹江涂地”。生活环境恶劣与北方的入侵威胁，迫使江陵附近的百姓纷纷迁移到南岸居住生活。史书提到此战之后“荆州残荒，外接蛮夷，而与吴阻汉水为境，旧民多居江南”。刘宋何承天《安边论》亦追述道：“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吴城江陵，移民南涘。”何氏之言表明，南郡江北地区居民除了自行逃难离开之外，还被孙吴政权有组织地迁徙到南岸去居住，并且撤退边兵，收缩战线，放弃了对江陵以北地区的统治和防务。曹魏荆州的南境因此得以由襄阳向前延伸到临沮（今湖北省当阳市西）、旌阳（今湖北省当阳市北）等地，距离江陵仅一二百里，而该城内外少有百姓居住，从繁华都市变成了孤悬于长江北岸的一座前线要塞。

战区军事长官平时的治所，也就是部队的指挥中心和主力驻扎之处，如果距离边境太近，就有可能遭受敌人突袭而蒙受意外损失。由于南郡北边防线后撤，江陵临近敌境，孙吴方面不能让战区的司令部继续留在该城，所以把南郡主将的驻地也迁移到了南岸。朱然麾下统兵约有数万，若是单纯防守江陵城，则用不了那么多兵马。这次江陵保卫战的后期，吴军仅凭数千人就能够抵抗强敌在较长时间内的进攻。“时（朱）然城中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将士皆失色，然晏如而无恐意，方厉吏士，伺间隙攻破两屯。”最终敌人也未能攻陷城池。数万军队如果战后继续留在江北，必须从南方常年调运大批粮草，是相当沉重的负担。从军事角度考虑，南郡的吴军主力如果移师乐乡驻防，一旦北方敌军来侵，江陵只要有数千军队，就足以固守一段时间，坚持到南岸的主力赶来解围。而就经济方面而论，这样部署兵力明显能够减少后方运输的人力、物资耗费，不必向北岸转运那么多的粮饷军械，有利于节省国家的财政开支，因而势在必行。

此后的史书记载表明，孙吴在江陵改派督将率领少数军队镇守，史书记载有“江陵督”张咸、伍延等，受乐乡都督管辖。江陵遭到魏军攻击时，守兵据城防御，驻扎南岸的乐乡都督调遣或亲率兵将渡江支援。如嘉平二年（250）魏征南将军王昶率众入侵江陵，即由乐乡都督施绩带兵前来救助。吴军“凿七道并来攻”，“于是（王）昶使积弩同时俱发，贼大将施绩夜遁入江陵城”。守备兵力得以加强， 迫使敌人无功而返，反映了吴国南郡军事部署改变后的应敌举措。

（三）乐乡城址的确立原因

乐乡城的具体位置，前引《读史方舆纪要》说是在松滋县东七十里，又云：“松滋县，（荆州）府西南百二十里。”由此推断，乐乡城应位于江陵西南五十里的对岸。关于这座城垒设在那里的原因，笔者分析有以下几点：

1.地位重要，配置合理。前文已述，吴国将南郡主将及军队主力的戍所移驻南岸，可以减轻后方输送给养、装备的压力，那为什么设在江陵西南，而不是在东南？这是因为那里已经有了一座重要的屯兵要塞，就是油江口岸的公安城。顾祖禹曰：“公安县，（荆州）府东南七十里，西至松滋县一百五十里。”又云：“建安十四年孙权表刘备领荆州牧，分南郡之南岸地以给备，备营油口，改名公安。”此处原为刘备任荆州牧时的治所，关羽移镇江陵后，该城由将军士仁把守。公安入吴后仍为要镇，防守坚固，兵员充足。如果朱然移镇江陵东南对岸，则与公安城相近，城垒与兵力部署过于拥挤，偏置在同一方向与路线之上。若是将朱然的军镇安排在西南方向的对岸，那么江陵、乐乡与公安三城则展开为“品”字形配置，兵力分布较为平衡合理。乐乡、公安屯兵在江陵的后方两翼，一旦前线有急，对岸的援军可以分别从东南、西南两个方向渡江前来救助。

另外，由江陵西行峡口，大江南北各有一条陆路通道。乐乡所在的松滋县境，“西接夔峡，面江阻山，亦南郡之要区”。由此地沿着南岸的道路西进，即抵达峡口要地夷道县（今湖北省宜都市西）。刘备及孙权统治荆州初期，宜都郡治设在北岸的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西）。但后来刘备出峡东征时，陆逊却将宜都郡治迁徙到南岸的夷道县内。《水经注》卷34《江水》“夷道县”条曰：“魏武分南郡置临江郡，刘备改曰宜都。郡治在县东四百步。故城，吴丞相陆逊所筑也，为二江之会也。”杨守敬按：“《舆地纪胜》，故宜都郡城。《荆州记》云，陆逊筑。”表明这是陆逊领宜都太守时在夷道新建的郡城，他在夷陵之战中率兵在此地阻击刘备的入侵，而后方的粮饷军械支援都是沿着江南这条道路输送过来的，乐乡以及松滋县处在重镇夷道通往后方路径的中途，“北枕大江，西接三峡”，因而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

2.面对渡口，便于交通。长江自三峡汹涌而出，至今枝江市境内摆脱了两岸丘陵山地的夹迫，河面变得宽阔，流速减缓，挟带的大量泥沙沉积在江心，形成一系列沙洲，绵延百余里，直到江陵东南的江津（今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即长江折而南流向洞庭处。《水经注》曰：“（枝江）县左右有数十洲，槃布江中，其百里洲最为大也。中有桑田甘果，映江依洲，自县西至上明，东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江陵城南的大江之中分布着许多沙洲，自西而东有三座大洲，即《水经注》所言之枚回洲、邴里洲和燕尾洲。郦道元云：“此（燕尾）洲始自枚回，下迄于此，长七十余里。”熊会贞按：“《（太平）寰宇记》引《荆南志》，此洲始自梅回，下迄燕尾。”其中枚回洲居西，“江水自此两分而为南、北江也”。邴里洲位置居中，故又称“中州（洲）”“江陵中州”。唐朝避高祖李渊之父名讳，改称“景里洲”，沿用至后代。《读史方舆纪要》曰：“燕尾洲，在（荆州）府南江津戍之西。《通志》：‘江陵有三洲，首曰枚回，中曰景里，下曰燕尾。’《三国志》：‘夏侯尚围南郡，作浮桥以渡景里洲。’”邴（景）里洲面积广阔，曹真、夏侯尚围攻江陵时，“（孙）权遣将军孙盛督万人备州上，立围坞，为（朱）然外救”，后被张郃领兵攻占，“据州上围守，（朱）然中外断绝”。由于邴（景）里洲规模巨大，又被称作“百里洲”。如顾祖禹所言：“百里洲，在（荆州府）城西南大江中。周围百里。亦谓之中洲。”

从江陵过江的船只受沙洲阻隔，不得直航。如《水经注》所称：“江水断洲通会。”杨守敬疏云：“谓至此江中洲，断南北通会也。”江陵渡口因此不在城南，而是分别在城的东南和西南。著名的“江津”就在今荆州市东南的沙市区，即百（景）里洲的洲尾附近，此地沙洲消失，水面宽广，燕尾洲在其西。《读史方舆纪要》曰：“江津戍，（荆州）府东南二十里。亦曰江津口戍。江水经百里洲而枝分，至此合流，势益大。《家语》云：‘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风不可涉。’郭璞《江赋》云‘济江津以起涨’，言其深广矣。”又云：“汉时于此置戍，有江津长司之。戍南对马头岸，亦谓之江陵南岸。”

江陵城西南的渡口则设在枚回洲的洲首附近，对岸就是乐乡。胡三省曰：“乐乡城北，江中有沙碛，对岸踏浅可渡，江津要害之地也。”北岸津渡近旁又有沮口，即沮、漳二水合流后汇入长江的水口。《水经注》云：“沮水又东南迳长城东，又东南流注于江，谓之沮口也。”杨守敬按：“沮口当即今枝江县东北之江口。今霸王河自保康县东南流，迳南漳县为通城河，又为沮河，又东南迳远安县、当阳县、枝江县至江陵县西南筲箕洼入江。”由江陵北岸陆行西赴三峡，必须渡过沮水，占据沮口可以依凭河流加强防御，因而那里也是军事要地。曹魏大兵围攻江陵时，潘璋带领援军自夷陵赶来，就驻守在此处备战。“诸葛瑾、杨粲并会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绝。（潘）璋曰：‘魏势始盛，江水又浅，未可与战。’便将所领，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苇数百万束，缚作大筏，欲顺流放火，烧败浮桥。”

正是因为乐乡为交通枢要，由那里可以西赴峡口，东去公安，北渡大江抵达江陵，所以受到孙吴朝廷重视，于此地修筑城垒、设立军镇。据当地传说，乐乡西邻古城为诸葛亮下令建造。“又乐乡城西二十里有诸葛城，相传武侯所筑。”如果这一传说属实，那么早在建安十六年（211）刘备率兵入川后，主持荆州军政事务的诸葛亮就已认识到乐乡附近的地位价值，在此筑城戍守了。

3.土地肥沃，宜于屯垦。乐乡所在地段是江汉平原的沿江部分，岸边地表属于河流冲刷的淤积物质，土壤沃饶，利于农垦。数万军队驻扎此地，平时可以屯田耕种，就地解决部分粮饷的需求。东晋桓冲曾给朝廷上表云：“南平孱陵县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资业军人。在吴时乐乡城以上四十余里。”

综上所述，由于乐乡的地理位置具备诸多优越条件，孙权命令朱然把南移军镇的城垒和治所设置在那里。

朱然就任的乐乡都督虽然主管南郡防务，但是职权有限，比不上前任战区主将吕蒙。吕蒙坐镇江陵，除了主持军务，还兼任南郡太守，是当地民政的最高长官。而吕蒙死后，孙权把他的“大督”即都督军职交给朱然，却让诸葛瑾“以绥南将军代吕蒙领南郡太守，住公安”。此举不仅削弱了朱然的权力，还把南郡的治所由北岸的江陵迁往南岸的公安，不在朱然的管辖范围内。当时公安是国君孙权的驻跸之所，属于临时国都，并筑有行宫，至荆州局势稳定后才迁都鄂县。黄初二年（221）四月，“（孙）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诸葛瑾继续留驻公安，职务且有所提升：“黄武元年，迁左将军，督公安，假节，封宛陵侯。”此时他不仅掌管南郡的民政，还兼任督将，统率驻守公安的一支兵马；又和朱然同样持有节杖，有权临机决断，甚至先斩后奏。两人同在南郡任职，却分庭抗礼，互不统属。

朱然和诸葛瑾各自麾下军队的数量不详，只能做一些笼统的推断。孙吴后期乐乡都督陆抗说整个荆州西部满编应有兵士八万人，包括驻守南郡、宜都两郡（以前分治的乐乡、西陵两个都督辖区）的所有部队，上述编制很有可能是孙权在世时制定的。陆逊当年在夷陵统率的军队不多，猇亭之战时，“（孙）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这些部将除了潘璋都是从别的防区调过来的，其中朱然从江陵带来的军队就有五千人。夷陵防区原来的部队，潘璋部下“所领兵马不过数千，而其所在常如万人”。陆逊所领是原先陆口驻军万余人，还有益州降将李异等部，所率约有数千人，估算共有二万余人。这样南郡战区的军队在满编的情况下有五万余人，由朱然、诸葛瑾二人分领。按照孙吴的兵制，“督”“督将”通常率兵数千人，如前述之潘璋。多者统军可达万人，如蒋钦称徐盛：“忠而勤强，有胆略器用，好万人督也。”朱然身为“大督（都督）”，统率数位督将，兵卒至少有两万余人。前述夷陵之战他率五千人支援陆逊，这应是他麾下的机动部队，剩下的大部分在江陵守城。朱然是南郡战区的主将，理应统领较多的部队，估计会有两三万人。关于诸葛瑾在公安的部队人数，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但提到后来魏国攻打南郡，“曹真、夏侯尚等围朱然于江陵，又分据中州，（诸葛）瑾以大兵为之救援”。既然手下握有“大兵”，可见人数众多，至少会有万余乃至两万人。这反映出朱然虽接任吕蒙为大督，却未能控制南郡境内的全部军队。

刘备自立为荆州牧后，与诸葛亮相继入川，“拜（关）羽董督荆州事”，所辖南郡、长沙、桂阳、零陵、武陵、宜都六郡归属同一战区，关羽统领辖境之内的军政要务，掌握的权力极大。孙权袭取荆州（西部）后，先后对当地的战区和主将进行了两次设置调整。第一次是在占领荆州之初，任命“大督”吕蒙兼任南郡太守，又命陆逊“领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二人分别负责抵御北边曹魏与西陲蜀汉，可以专意应对一方之敌，心无旁骛。第二次是在吕蒙死后，让朱然接任其“大督”军职，另任诸葛瑾为南郡太守，又率领公安驻军。这项举措反映了孙权对朱然并非完全信任，因此没有让他独自掌握南郡的全部军政大权，而是交给诸葛瑾一部分来分享，这便是帝王的深沉心机。

诸葛瑾虽是文臣，不熟悉军事，但是忠心耿耿，政治上非常可靠。孙权曾说：“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由于诸葛瑾深受信任，让他管理南郡的民政并统辖公安驻军，孙权十分放心。这样做不仅是分权，对朱然也能起到监督作用。不过，此举削减了战区主将朱然手中的军队及权力，若要调动公安驻兵必须与诸葛瑾协商，不能直接下命令，这给他的指挥作战带来掣肘，对统筹军务很不方便。

孙权上述安排的消极影响不久便显露出来。黄初三年（222）九月，曹魏大兵围攻江陵，把朱然困在城里，形势危急。统率公安驻军的诸葛瑾有救援之责，但是他性情迂缓，又缺乏作战经验，拿不出应敌方案，以致多日按兵不动，引起了孙权的强烈不满。“瑾性弘缓，推道理，任计画，无应卒倚伏之术。兵久不解，权以此望之。”后来诸葛瑾进驻江陵对岸，却疏于防备，让魏将夏侯尚过江偷袭，损失惨重。孙权迫不得已从吴蜀边境调来了猛将潘璋，这才拟定出解救江陵的用兵计划，改变了被动的形势。“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于上流，（诸葛）瑾进攻浮桥，（曹）真等退走。”江陵受困六月之后终于解围。在这次战役中，由于南郡兵权分置，诸葛瑾又不晓军务，他手下的部队迟迟不能参战，战区的数万兵马未能完全发挥作用，造成朱然久受围困的窘境。战后朱然移镇乐乡，依旧和诸葛瑾分别统领南郡战区的军队。这种状况延续了二十多年。

朱然死后，继任的养子朱（施）绩与诸葛瑾的两个儿子矛盾很深，这有可能是从江陵围城战后出现的父辈积怨一直延续到后世。诸葛瑾不晓军务，却分割了主将朱然的兵权，带走许多部队，朱然对此显然不会服气。而后诸葛瑾又救援不力，致使战斗失败，朱然父子久困危城，险些覆没，因此难免会产生愤怒与怨恨。孙权称帝后，朱然“拜车骑将军、右护军，领兖州牧”，而诸葛瑾虽然战功远不如他，却因深受宠信而获得更高的职位。“（孙）权称尊号，拜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这也会使朱然父子感到不平。江陵围城战役结束后，孙权在南郡方向发动过数次北伐，朱然和诸葛瑾都是各自领兵出征，再没有合作战斗过。例如嘉禾五年（236）“（孙）权北征，使（陆）逊与诸葛瑾攻襄阳”；赤乌四年（241）“诸葛瑾、步骘掠柤中”。或许是孙权知道两人有隔阂，所以宁愿派诸葛瑾与相邻战区的武昌都督、西陵都督一起北伐，也不让他与同属一个战区的朱然携手作战，恐怕是担心两人发生冲突而影响战局。

诸葛瑾在孙吴赤乌四年闰月病逝，其公安督职务与麾下兵马由次子诸葛融继承。“（长子）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袭爵，摄兵业驻公安”。到赤乌十一年（248），西陵都督步骘去世，由长子步协袭业，“统骘所领，加抚军将军”。这两位继承人的才干都远不如其父，诸葛融“生于宠贵，少而骄乐”，热心举办盛大的娱乐活动，而且性情懦弱、胆小怯战（其详见下文）； 步协也不善用兵，这从他后来的作战经历可以得知。诸葛融和步协能力平庸显而易见，孙权担心他们不能胜任统领要镇的军务，但又要遵行世袭领兵的制度，无法用其他合适人选来接替。在当时，“功臣名将存者惟（朱）然”，于是孙权再次对荆州西部的战区部署进行调整，将公安、西陵两地部队归属到乐乡都督朱然麾下。“诸葛瑾子融，步骘子协，虽各袭任，权特复使（朱）然总为大督。”严耕望对此评论道：“据《步骘传》，协为西陵督；据《诸葛瑾传》，融为公安督；则（朱）然为大督，除督江陵外，又兼统西陵、公安两督也。大督即都督之谓。然卒，子绩继之。”即由富有经验且战功卓著的朱然来统辖诸葛融和步协，以便使他们听从号令，避免与敌人交战时发生重大失误，从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样，乐乡都督管辖的作战区域向西方和南边扩展，又恢复到蜀汉统治荆州时南郡、宜都两地同属一个战区，由一位最高军事长官来指挥调度的状况。

赤乌十二年（249）三月，朱然病故，由其养子“（施）绩袭业，拜平魏将军，乐乡（都）督”。次年（250），曹魏荆州都督、征南将军王昶进攻江陵，施（朱）绩带兵过江拒敌，魏军攻城不利，即将撤退，施绩准备追击，又担心自己的兵力不足，于是给公安督诸葛融写信求援。史载：

魏征南将军王昶率众攻江陵城， 不克而退。（施）绩与奋威将军诸葛融书曰：“昶远来疲困，马无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 可引兵相继。吾欲破之于前，足下乘之于后，岂一人之功哉，宜同断金之义。”

此段史实反映的情况值得注意，施绩不能直接调遣公安驻军，必须和督将诸葛融商议并取得其同意才行，表明施绩虽然继任乐乡都督，但职权有限，只能统率乐乡和江陵的军队，公安的兵众却不归他管辖。这与朱然任大督时统领乐乡、公安、西陵三地军务的情形不同，应该是孙吴在朱然死后作出的决定。看来孙权认为施绩资历声望尚浅、难以服众，所以削弱了他的权力，再将荆州西部战区划分为三，又让乐乡、公安、西陵的都督或督将各自为政，互不干涉。另外，赤乌八年（245）武昌都督、荆州牧陆逊病故，诸葛恪代理其职，后又入朝主政。“恪迁大将军，假节，驻武昌，代逊领荆州事。久之，权不豫，而太子少，乃征恪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前述诸葛融摆脱了施绩的管辖，独自带领公安驻军，其权力与地位有所提升，此事发生在诸葛恪升职辅政期间，可能会有他的干预影响。

诸葛融接到施绩的来信后表示同意出兵助阵，却出尔反尔，在开战后违背约定，拒绝发兵参战，致使施绩寡不敌众，先胜后败。“融答许绩。绩便引兵及昶于纪南，纪南去城三十里，绩先战胜而融不进，绩后失利。”诸葛融懦弱怯战，施绩却对其无可奈何，这是因为他不隶属于施绩，自己有权决定进退。

战后孙权表彰了积极作战的施绩，并严厉斥责了诸葛融，但没有给他任何处分，原因是有其兄诸葛恪的庇护：“（孙）权深嘉（施）绩，盛责怒（诸葛）融，融兄大将军（诸葛）恪贵重，故融得不废。”此事激化了施绩与诸葛氏兄弟的原有矛盾，“初绩与恪、融不平，及此事变，为隙益甚”。

孙权去世后，诸葛恪独揽吴国朝政， 他在建兴二年（253）征发大军进攻淮南，并调遣施绩领兵前来助阵，战役结束后又不让他返回原来驻地，借机让诸葛融接管了乐乡都督职务。“要（施）绩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诸葛）融兼其任。”当年冬季，宗室孙峻发动政变，杀害诸葛恪，又让施绩等领兵赴公安缉拿诸葛融及其亲属，要剿灭全族，诸葛融被迫自杀身亡。“（诸葛）恪既诛，遣无难督施宽就将军施绩、孙壹、全熙等取融。融卒闻兵士至，惶惧犹豫，不能决计，兵到围城，饮药而死，三子皆伏诛。”于是施绩恢复了乐乡都督职务“，绩复还乐乡，假节”，而公安驻军也由施绩管辖，南郡的兵权重新统一集中。

孙休永安元年（258），下令扩展施绩统领的乐乡军镇，将其都督辖区范围向西延伸到三峡峡口。“永安初，迁上大将军、都护督，自巴丘上迄西陵”，但是只有短短一岁。次年（259），孙休又将西陵及荆江下游的军务委任陆抗负责：“永安二年，拜镇军将军，都督西陵，自关羽至白帝。”这段文字中的“关羽”是指益阳县的关羽濑。清儒赵一清曰：“关羽濑与白帝城文义相对，上删濑字，下去城字，史之省文，然不可通也。”又引潘眉曰：“关羽下当有濑字，即《甘宁传》所云关羽濑也，在益阳茱萸江上。《水经注》：益阳县西有关羽濑，南对甘宁故垒也。”卢弼按：“孙吴于沿江要地置督，分段管辖。自关羽濑至白帝城，即西陵（都）督之辖境。”施绩仍然镇守乐乡、江陵等地，看来孙吴朝廷还是顾虑他的职权太重，所以再次分立南郡、宜都两个战区，各置都督镇守。

建衡二年（270），施绩逝世，朝廷调西陵都督陆抗继任并移镇乐乡，至凤凰三年（274）死在任上。孙吴的乐乡都督先后有朱然、施绩、陆抗、孙歆四人，其中朱然在任时间最长，从江陵围城战结束后到他去世（约224—249）大概有二十余年；施绩于赤乌十二年（249）继任到他病故（270）在任二十一年；陆抗任乐乡都督仅有四年（270—274）；孙歆接任六年（274—280）。相形之下，陆抗担任乐乡都督的时间最短，但是声名显赫，威震敌国。这是因为他在凤凰二年（273）以少胜众，成功平定了步阐在西陵的叛乱， 并挫败西晋三路军队的入侵，其战功卓著，故被誉为孙吴后期的国家栋梁。

乐乡军镇在陆抗就任期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其兵力部署和应敌作战的情况如何？下文将予以考述：

（一）战区范围扩大

孙吴朝廷将荆州西部的乐乡、西陵两个都督辖区再次合并为一，由陆抗坐镇乐乡统辖。其本传曰：“大司马施绩卒，拜（陆）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治乐乡。”如前所述，朱然、施绩在世时也曾统辖过整个荆州西部，但时间很短，都是只有一年，随即乐乡、西陵等战区复又分置，各自委任都督镇守。而陆抗统辖这个幅员辽阔的战区时间较长，其地域自长沙郡东境沿长江上溯到三峡中段。如严耕望所言：“大抵自巴丘、洞庭以上西接蜀境为一都督区。”这一情形直到他在四年后去世为止。

（二）都督统领境内军政要务

陆抗在任的乐乡都督辖区分布着许多郡县和城垒，其沿江要镇由督将管辖，如前所述，吴国督将手下兵将通常有数千人，多者达到万人。步阐任西陵督，叛乱失败后，陆抗“所请赦者数万口”，其中包括被俘的守城叛军及其家属。这些督将均由陆抗统率，严耕望考证云：“《（陆）抗传》下文又述抗所统有西陵督步阐、江陵督张咸、公安督孙遵、水军督留虑、宜都太守雷谭等，是都督统辖数督之明证，不仅权位视督为重而已也。”笔者对此补充两点：第一，前引《陆抗传》曰“拜（陆）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表明信陵（今湖北省秭归县西北）、夷道（今湖北省宜都市西）亦应有驻军和督将，接受陆抗指挥，只是史书缺载其姓名；第二，宜都太守雷谭也听命于陆抗，反映了后者对都督区内各郡行政官员也有管辖权，属于上下级关系，表明陆抗是这个庞大战区境内军政事务的最高长官，这和曹魏沿边诸州都督的职权相类，且与当初朱然任乐乡都督，而诸葛瑾为南郡太守，两人各持节杖、互不统属的情况截然不同，陆抗后来升任荆州牧，获得的权力比起前任乐乡都督要大得多。

（三）水陆兵种齐全

陆抗麾下有屯驻在乐乡的吴国步兵、骑兵约三万人，即战区的军队主力和机动部队，受其直接指挥领导。如步阐叛乱时，江陵守军留城准备迎击北方来敌，陆抗率领前赴西陵的部队就是乐乡麾下的这支驻军。陆机《辨亡论》曰：“陆公以偏师三万，北据东坑，深沟高垒，案甲养威。反虏踠迹待戮，而不敢北窥生路。”晋将羊祜解围失败后，有官员弹劾他时也说：“（羊）祜所统八万余人，贼众不过三万。祜顿兵江陵，使贼备得设。”这些都反映了乐乡驻军的数量规模。

此外，停泊在乐乡岸边的还有吴军的水战船队，督将为留虑。凤凰二年（273），步阐在西陵叛乱，晋武帝派遣舟师自三峡方向来救。“晋巴东监军徐胤率水军诣建平”，陆抗命令“水军督留虑、镇西将军朱琬拒胤”。这支部队有五千人，陆机《辨亡论》说西晋“巴、汉舟师，沿江东下”；陆抗“分命锐师五千，西御水军，东西同捷，献俘万计”。后来这支水师仍然常驻乐乡江畔，由陆抗之子陆景率领，在西晋灭吴之役中覆没。见《水经注》：“江水又迳南平郡孱陵县之乐乡城北，吴陆抗所筑，后王濬攻之，获吴水军督陆景于此渚也。”

（四）筑堰蓄水以加强江陵北境防务

顾祖禹曰：“三海， 在（荆州府）城东北。江陵以水为险。孙吴时引诸湖及沮、漳之水浸江陵以北地以拒魏兵，号为北海。”江陵位处江汉平原，附近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尤其是北联襄阳的“荆襄道”相当顺畅。如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占领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孙吴后期为了阻碍敌寇南下入侵，乐乡都督陆抗下令在江陵以北建筑大型堤堰，遏制河流准备浸淹平川道路，使敌人和叛降者不能轻易来往。“江陵平衍，道路通利，（陆）抗敕江陵督张咸作大堰遏水，渐渍平中，以绝寇叛。”《资治通鉴》亦载此事，胡三省注曰：“今江陵有三海八柜，引诸湖及沮、漳之水注之，弥漫数百里，即作堰之故智也。”

西晋泰始八年（272）十月，吴国西陵督将步阐据城投降晋朝，陆抗率军前往平叛。晋荆州刺史杨肇领兵赴救步阐，荆州都督羊祜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率兵五万出江陵”，企图迫使陆抗自西陵撤兵回援。陆抗识破其计策，命令张咸毁堰泄水，使江陵以北的河流水位降低而无法行船，从而破坏了羊祜军队的物资运输计划。“祜欲因所遏水，浮船运粮，扬声将破堰以通步军。抗闻，使（张）咸亟破之。诸将皆惑，屡谏不听。祜至当阳，闻堰败，乃改船以车运，大费损功力。”结果未能及时赶赴江陵攻城以解西陵之围。陆抗先是依凭抢修的工事坚守，迫退杨肇的援军，然后乘势进行追击。“（陆）抗使轻兵蹑之，（杨）肇大破败，（羊）祜等皆引军还。（陆）抗遂陷西陵城，诛夷（步）阐族及其大将吏。”在这次战役中，陆抗的兵力远远少于敌军，但是他调度得当，以寡胜众。特别是破堰泄水使羊祜的晋军主力在这次战役中无所作为，成为取胜的重要因素。战后晋朝有关部门劾奏：“（羊）祜顿兵江陵，使贼备得设。乃遣杨肇偏军入险，兵少粮悬，军人挫衄。背违诏命，无大臣节。可免官，以侯就第。”可见江陵堤堰的修筑增强了吴国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成为克敌制胜的利器之一。

（五）增筑马头城

乐乡以东数十里，是邴里洲尾长江南岸的渡口码头，与北岸的江津相对。顾祖禹曰：“《荆州记》‘江陵县东三里有津乡’，盖沿江津得名也。汉时于此置戍，有江津长司之。戍南对马头岸，亦谓之江陵南岸。”陆抗就任乐乡都督后，为了保护江陵与公安之间的交通路线，又在马头筑城并派兵戍守。他在江津对岸的渡口修筑了马头城，另名马头戍。《读史方舆纪要》云：“马头城，（公安）县北五十里。吴陆抗所屯，江北岸即江津戍。”这样就使南郡地区的兵力部署更加完善，巩固了当地的防务。

综上所述，陆抗就任乐乡都督期间， 军镇的辖区显著扩大，部队兵种水陆齐全，训练有素，主将指挥得当，故能击退强敌，顺利镇压西陵叛乱。但是战区仍然存在着突出问题，主要是兵员数量不足：如前所述，乐乡驻军有步骑三万，水师五千，此外西陵、信陵、夷道、公安等城戍各有将士数千或万人，整个战区的军队合计起来按照编制应有八万人，但是长期缺额；经过平定步阐叛乱的战斗损耗，兵员的欠缺愈发严重。这引起了陆抗的焦虑，他上表陈述自己的窘境：“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弊日久，难以待变。”他急切地要求增派部队，补足缺额。“乞特诏简阅，一切料出，以补疆埸受敌常处，使臣所部足满八万。”最后强调：“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谐大事，此臣之所深戚也。”不过，陆抗上奏后孙皓并未理会，吴国西境兵员缺编的弊端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孙权统治时期吴国豪杰齐聚，文有张昭、张纮、顾雍等名臣，武有史家称为“孙吴四英将”的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异人辐辏，猛士如林”。孙皓即位之初，虽然为政昏庸暴虐，人才凋零大不如前，却还有善战的陆抗与施绩、丁奉等镇守边境，朝内有陆凯、范慎等贤臣辅佐，“孟宗、丁固之徒为公卿，楼玄、贺劭之属掌机事，元首虽病，股肱犹良”，因而能够勉强维持吴国政权的运转。到凤凰三年（274）以后，陆抗等老臣纷纷病逝，江东的世家大族由于自身的腐朽没落，没能再给孙吴政权提供优秀的文武人才，而由庸才奸佞当道，昏君孙皓的统治也就急转直下、难以为继了。如陆机《辨亡论》所言：“爰逮末叶，群公既丧，然后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衅。”乐乡军镇的情况也在各方面发生恶化，导致在西晋伐吴之役中迅速崩溃灭亡。其情况分述如下：

（一）任命孙歆为乐乡都督

陆抗等老将死后，孙皓重用宗室子弟担任军队要职，例如孙邻的四个儿子：“述，为武昌督，平荆州事。震，无难督。谐，城门校尉。歆，乐乡（都）督。”乐乡都督这一要职由孙歆继任，还可以参见《晋书》，杜预派兵“泛舟夜渡，以袭乐乡，多张旗帜，起火巴山”，引起“吴都督孙歆震恐”。这些年轻的纨绔子弟才能有限，承受不起所负军务重担。如丹阳太守沈莹所预言：“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事后果然不出所料，他们在西晋灭吴之役中应对无方，举止失措，纷纷败亡或被擒。

（二）辖区再度分割

凤凰三年（274）陆抗去世后，孙皓下令将荆州西部的南郡和宜都、建平郡分为两个作战区域，任命孙歆为乐乡都督，留宪为西陵都督，由二人分别管理辖区的军务，又重新恢复了孙吴前期的军事部署。孙皓此举的目的显然是削弱州郡将帅的军权，以免他们拥兵自重或发生叛乱，威胁孙吴朝廷的统治。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了荆州西部兵力的分散，军镇因为分割而规模缩小，实力减弱。两位都督各行其是，难以协调，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后来西晋伐吴时，王濬的益州水师驶出三峡，进攻西陵。而乐乡都督孙歆坐视不救，其部下的步骑与水军都没有增援西陵，致使留宪的部队被迅速消灭。

（三）乐乡驻军将领兵权分散

陆抗病故后，孙皓将其麾下直辖的兵马分给他的五个儿子，各自统领一部，这样使原先乐乡军镇集中的兵权发生散落：“（陆抗）及卒，吴主使其子晏、景、玄、机、云分将其兵。”孙皓的这一做法和分割陆抗生前所领都督辖区为乐乡、西陵两个军镇之目的相同，都是削弱地方军镇及主将的权力，防止陆氏宗族势力过于强大，以消除其发动内乱兵变的可能，借以巩固孙吴朝廷的安全，可是上述做法同样不利于战区军队的集中指挥调动。

（四）兵员缺编如故

如前所述，陆抗在世时，乐乡军镇下属南郡、宜都战区的兵力编制应有八万人，但缺编三万，沿至孙歆继任后情况仍未改善。吴国在长江沿岸设防，有漫长的国境线。如纪陟所言：“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所需军队甚多，但国家的兵源有限，孙皓末年全国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孙皓残暴昏庸，认为长江天险晋军无法逾越，又害怕边镇主将势力强大难以控制，因而不惜削弱边防来增强宗室诸王的力量。他在凤凰二年（273）和天纪二年（278）分别封立了十一个孙氏诸侯王，“王给三千兵”，合计六万六千人，占全国军队的28.7%。吴国在孙权死后为了防范藩王叛乱“，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他们的封国都安置在内地后方，因此这六万六千兵马并非部署在长江沿线。此外，孙皓的主力精锐“中军”约五万人驻扎在都城建业，这样镇守数千里江防的其余部队只剩下十一二万人，所以缺编严重。濡须都督钟离牧也埋怨道：“太皇帝时，陆丞相讨鄱阳，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讨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议，弃吾于彼，使江渚诸督，不复发兵相继。蒙国威灵自济，今日何为常。”

吴国末年西陵、乐乡两个都督辖区军队共约五万人，面对实力强大的晋朝兵马。西晋灭吴时，王濬、唐彬率领益、梁二州七万军队乘舟驶出三峡。前述晋朝荆州战区早就可以出动八万兵马南征，此时西晋朝廷又派太尉贾充率数万“中军”（守护京师的精锐部队）到襄阳支援，担任总预备队。这样攻打吴国荆州西部的前线兵力能够达到十五万人之众，是孙歆、留宪两个都督辖区军队的三倍，后者自然难以抵挡。

晋武帝在咸宁五年（279）末发起灭吴之役，出动六路大军共二十余万人。至太康元年（280）正月，各支部队到达前线，准备开战。晋朝对吴国荆州西部非常重视，派出了两支强大的军队来攻打西陵、乐乡军镇。下面分别叙述：

（一）王濬水师出峡攻占西陵、乐乡

孙吴的国防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长江天险和强劲的水军，西晋若想灭吴，必须在水战方面占据上风。早在泰始八年（272），荆州都督羊祜举荐王濬在巴蜀主持备战工作：“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此项工作前后持续七年，晋朝在益州囤积了大批战舰，并训练出骁勇善战的水师，加上步、骑兵有七万之众；而吴国在西陵、乐乡两个战区只有五万人，又是沿江分散配置兵力，各有主将指挥且互不支援。从历史记载来看，孙歆的步兵、骑兵与水军船队始终停泊在乐乡，西陵都督辖区独自迎战，在军队数量、装备、兵种和战斗力等方面都处于劣势，无法抵抗强敌。王濬所部对各地吴军采取了分别击破的战术，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巨大优势，在驶出三峡后进攻连战连胜。“二月庚申，克吴西陵，获其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据、宜都太守虞忠。壬戌，克荆门、夷道二城，获监军陆晏。乙丑，克乐乡，获水军督陆景。平西将军施洪等来降。”致使孙吴在宜都、南郡战区的江防体系土崩瓦解。此后王濬舟师一路势如破竹地杀向东方，“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于是顺流鼓棹，径造三山”，直捣吴都建业城下，迫使孙皓出降。

（二）杜预渡江奇袭乐乡、生擒孙歆

晋朝荆州都督杜预自襄阳领兵南下后，“陈兵于江陵”，摆出要强攻坚城的阵势，吸引了乐乡吴军的注意力，却“遣参军樊显、尹林、邓圭、襄阳太守周奇等率众循江西上，授以节度，旬日之间，累克城邑”。杜预又派牙门将管定、周旨、伍巢组织一支突击队过江偷袭，“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袭乐乡，多张旗帜，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夺贼心”。此举造成了敌人的恐慌，乐乡都督孙歆非常震惊，与江陵督伍延书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

西晋王濬的水军开到乐乡时，孙歆率领兵将出城迎战。周旨、伍巢等人的部队按照杜预的指示化装成吴军，埋伏在乐乡城外，等到吴军战败回城时，跟随他们一起进入，乘乱俘获孙歆带往江北。“歆遣军出距王濬，大败而还。旨等发伏兵，随歆军而入，歆不觉，直至帐下，虏歆而还。”晋军为此胜利还编写了歌谣：“以计代战一当万。”乐乡的吴军由于主帅失踪而无人统一指挥调度，很快就被随即到来的王濬军队打垮。乐乡陷落之际，杜预开始进攻江陵，这座坚固的城垒只防守了九天就被攻克了。“（二月）乙丑，王濬击杀吴水军都督陆景。杜预进攻江陵，甲戌，克之，斩（督将）伍延。”

三国的基本政治、军事形势是南北对抗，赤壁之战以后，孙刘联盟势力逐步扩张，先是联手占领荆州，刘备又接连夺取了益州与汉中。孙权背盟袭取荆州，打断了上述发展趋势。他在夷陵战后虽又与蜀汉结盟，但双方由于内讧削弱了力量，在和曹魏的斗争中逐渐陷于被动，这一形势变化在孙吴荆州西部的国防部署方面尤为明显。当年关羽威震华夏，将战线推进襄阳、樊城，吴国却让出当阳、临沮等大片领土，退守江陵沿岸地带，甚至承受不了南郡数万部队驻守江北的经济负担，被迫把都督治所与军队主力撤往南岸的乐乡。乐乡军镇建立后，孙吴在荆州西部的对魏防御态势逐渐稳定下来，但这主要是曹魏改变对吴、蜀的作战方略，以休兵安民、恢复发展经济为基本国策，暂停大规模南征的缘故。

在孙吴统治荆州西部的六十年间，当地的防务部署屡次发生变化，作战区域和军事长官时而分为二三，时而凝聚归一，频频发生动荡。列举如下：

荆州西部的作战区域多次聚散离合， 对当地防务的巩固显然不利，原因何在值得深究。孙权继位之后对部下大将怀有戒心，往往不愿授予重兵，故经常使用分权之术，以免造成主将权力过重，让国君难以控制。例如：赤壁之战前夕，吴国出征的军队有三万人，孙权将其分为左右两部，委任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各自统领一万余人。按照惯例，两三万人以上应该设立一位“大督”，即都督来统一指挥。可是孙权没有这样做，他把这支军队交给周瑜、程普两个人分别统率，另外宣布周瑜对作战事务有决定权，“事决于瑜”。这件事表现出孙权对周瑜仍有一些警惕，害怕他权力太大，万一生变不可收拾。老将程普跟随孙坚、孙策多年，深受信任，故此交给他一半军队来掌握。建安二十四年（219）冬，孙权偷袭荆州之前又重施故技，“欲令（孙）皎与（吕） 蒙为左右部大督”，结果遭到吕蒙拒绝，他对孙权说：“若至尊以征虏（孙皎）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又提起往事：“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此目前之戒也。”这才迫使孙权任命吕蒙为大督统率全军，孙皎担任后援。

吴国占领荆州后，孙权委任陆逊为宜都太守，主管三峡地段防务。同时“分宜都巫、秭归二县为固陵郡，拜（潘）璋为太守、振威将军，封溧阳侯”。这明显是不愿让陆逊独辖宜都郡，唯恐其权力过大，所以割取一部分交给潘璋。此举和孙权后来把部分南郡军队移驻公安，交给诸葛瑾掌管的情况如出一辙。夷陵之战陆逊立下大功，孙权又将固陵郡并入宜都，由坐镇西陵的陆逊统一管理。至孙休永安三年（260），再次“分宜都置建平郡”，属县有巫、秭归、信陵（今湖北省秭归县东）、兴山（今湖北省兴山县）、沙渠（今湖北省恩施县），其辖境在三峡中段，与蜀汉接境。孙吴末年王濬在益州大造船舰，木屑浮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吴彦取流柿以呈孙皓曰：“晋必有攻吴之计……”吴（吾）彦此举反映他直接听命于朝廷，不受西陵都督管辖；否则他应该将此紧急军情向留宪禀报，而不会越级上奏皇帝，这也是吴国君主分散西陵都督兵权的做法。

综上所述，孙权乃至孙休、孙皓始终奉行削弱军镇主将势力的权术，借此避免出现守边都督拥兵自重，朝廷难以掌控的局面。吴国历代君主的这种统治思想根深蒂固，延续多年，但是缩小都督辖区范围和领兵规模的分权措施，对于抵抗强敌的防御作战非常不利。详述如下：

首先，将领分权妨碍了都督的用兵调度。俗话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军无二帅。”这是说古代的军队实行一长制，一支军队只容许有一个统帅，如果有人另外发布命令就会扰乱军心，使部下的将士无所适从，这是用兵作战的大忌。《尉缭子·将令》提到先秦时期国家命将出征时，先要授给他代表拥有专断斩杀权力的斧钺，然后宣布命令“左、右、中军，皆有分职，若逾分而上请者死。军无二令，二令者诛”。这是讲三军各有自己的职责，如果越职向上请示的要处以死刑。军中不允许有两个发布命令的人，擅自另行发令者要杀掉。这项原则由来已久，而孙权出于私利与戒心过重而漠视兵法，将南郡军队分属江陵（乐乡）与公安守将，结果在江陵保卫战中造成了诸葛瑾按兵不动、朱然久陷城内的困境以及后来诸葛融违约不出兵相助，致使施绩失利的败局。

其次，荆州西部战区分割为二，不利于集中兵力和统一调度。陆抗管辖的乐乡军镇疆域辽阔，东抵江夏，西入三峡，如其前述“所统千里”，属于秦朝与两汉时期南郡的管辖范围。这些王朝的统治者在分置天下各郡时，显然考虑过军事方面的因素，认为划分领土广阔的行政区域能够拥有和集中使用较为强大的兵力，作战时又有充分的回旋余地，这样有利于巩固防务，所以才延续了四百年之久。三国时期吴国的主要对手曹魏、西晋，其边防战区也始终保持着庞大的规模：或以数郡为都督辖区，如设关中都督、陇右都督；或以一州为都督辖区，如置扬州都督、豫州都督；或以二州为都督辖区，如立荆豫都督、雍凉都督及青徐都督。军镇主将即战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有权调遣所有兵员、民夫与财赋，指挥部下各级将领，拥兵数万乃至十万以上，得以凝聚境内的全部力量来克敌制胜。

如果战区分割得较小，军队分散配置，主将又各行其是，则难以统筹安排、指挥调度，作战的回旋余地也较为狭窄，容易被强敌各个击破。乐乡军镇抵御敌兵入侵的战斗共有三次，即太元元年（251）冬魏国王昶攻南郡，凤凰二年（273）羊祜、杨肇等救西陵，以及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之役，吴国唯一获胜的就是第二次，即在乐乡都督辖区范围最广、兵权集中的时期。这次战役虽然吴军数量处于绝对劣势，但陆抗掌握全部军权，指挥调度有方：“抗令张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孙遵巡南岸御（羊）祜；水军督留虑、镇西将军朱琬拒（徐）胤；身率三军，凭围对（杨）肇。”由此陆抗得以聚集兵力投入主要战场，麾下将士无不从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全部军队的战斗力，促使战役最终获胜。而另外两次战斗，施绩孤军迎敌，难免作战失败；王濬舟师出峡后，留宪、孙歆在西陵、乐乡各自为战，也被敌军分别消灭。上述情况证明了孙吴君主违背集中兵力与指挥权的军事法则，玩弄分权之术，以及分割缩小都督辖区的做法已然对国防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吴国末年乐乡军镇与荆州西部江防体系的迅速崩坍，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兵员缺编、主将无能、军队士气低落等，但是战区规划建置不当，乐乡、西陵两地军队未能统一协调应战，也是导致兵败的重要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