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论太学说：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捶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视东汉和宋代为双峰并峙。又论书院：于是学校变而为书院。有所非也，则朝廷必以为是而荣之；有所是也，则朝廷必以为非而辱之。伪学之禁，书院之毁，必欲以朝廷之权与之争胜。其不仕者有刑，曰：“此率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也。”其始也，学校与朝廷无与；其继也，朝廷与学校相反。不特不能养士，且至于害士，犹然循其名而立之何与？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乃论者目之为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党人，编管陈、欧，正坐破坏学校所致，而反咎学校之人乎！非朝廷而是书院，是为宋代书院。
宋亡后，元代的情况完全不同，儒家政治学说丧失核心地位，科举长时间停废，士人地位一落千丈，以至于产生“十儒九丐”的说法。这是千古未有之变局。尽快调适，在新的政治文化秩序中重新定位，成为当务之急。元代出现大量书院，可以视为调适的结果。与宋代相比，元代的书院皆为“官学”，且数量激增。“昔天下未有学惟四书院，在梁楚间。今江浙行中书省所统吴越偏州下邑无不立学，其为书院者至八十有五，大抵皆因先贤乡邑及仕国遗迹所存而表显之，不然则好义之家创之以私淑其人者也。”元代书院体现出士人对新政权的迎合，也体现出新政权在某种层面对士人的接纳。此后，元政权在政治文化层面对儒学也有所吸收，但终究是半心半意，内外有别的：国子监只对官员子弟开放，名额最多时只有四百六十，且从未满额；历年科举取人不足两千。但这在另一方面造成精神文化的某种宽松局面，士人雅集、文人书会前所未有的繁荣。西湖书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和繁荣的。元亡后，大量文人选择成为遗民，西湖书院尤多。当然，这也与明初政治文化上的肃杀气氛有关。明初西湖书院被废，标志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从国子监到西湖书院，再到书院被废，一百余年间，三个时代政治文化判然有别。而相同的庙像斋舍、石经书板，在不同时代亦因此有着不同的命运。下面分别叙述从南宋国子监到元代西湖书院建筑、石经、书板以及元代书院、国子监制度与南宋相关制度的关系。
（一）建筑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八《行在所录·诸监》说：“国子监在纪家桥。”同书卷十一《行在所录·学校》说：“太学，在前洋街，理宗皇帝御书二字为扁。”国子监、太学，合称“两学”，一在纪家桥，一在前洋街，其实是一处：前洋街在纪家桥之东，二者之间即国子监。这里原为岳飞宅，位于钱塘县衙之西。绍兴十二年正月，岳飞被害，次年，“临安守臣王㬇请即钱塘县西岳飞宅造国子监”。高宗本人在岳飞故宅改成国子监的次年，即绍兴十四年三月己巳，“车驾临幸”，在崇化堂从容命讲泰卦，然后赐茶宗子，游观学斋，这一切发生在两年前被杀功臣故宅之内。
▲国子监、太学地理位置图
《行在所录·诸监》所载国子监改造较为简略：按照“至道故事”，“绘鲁国图，东西为丞簿位，后为书库官位，中为堂，绘三礼图于壁”，在后圃建了一个亭子，叫“芳润亭”，还特别提到“书版库，在中门之内”。
《行在所录·学校》罗列国子监诸建筑，分为两组，一是以大成殿为主体建筑的文庙，一是以崇化堂、斋舍为主的学宫。
文庙：
（1）大成殿门，“建隆三年诏立十六戟，政和元年立二十四戟。绍兴建学，司业高闶等请依政和之数。从之”。
（2）大成殿，所供奉孔子像“冕十二旒，服九章”。这是北宋崇宁三年的规制。其背景图似乎颇有缺陷，按洪天锡《通祀辑略》云：“有日月而无星辰，有山龙华虫火彝而无藻与粉米，有两黻而无黼，非虞非周，殊不可晓。”
事实上，大成殿里最深刻的变化并非至圣先师的皇冠从九旒升为十二旒，而是从祀名单按照朱熹所定理学道统进行系统调整：
淳祐元年正月，升周颐等五臣（周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从祀，而削王安石。颁御制伏羲以下道统十三赞宣示诸生。
景定二年，封（张）栻华阳伯，（吕）祖谦开封伯，并列崇祀。
咸淳三年正月，升侑曾子、子思，又从祀邵雍、司马光。
（3）首善阁，“高宗皇帝御书三扁，各有石刻，又有累朝之御札、御制并刻置阁下”，包括：绍兴十四年幸学答诏、淳熙四年幸学诏、嘉泰三年幸学诏、宝庆三年谕内外学官诏、淳祐元年幸学诏、御制御书道统十三赞并序、咸淳三年幸学诏等。
诏书刻石背面为当朝大臣的跋刻，主诏臣跋，都是庙堂官话，但也透露出诸多重要的政治文化信息。高宗、孝宗幸御国子监都为和议完成之际，自然是传达崇文偃武的信息，而理宗以后，最重要的变化则是对理学及理学道统的承认。
（4）石经阁，由孝宗皇帝御书“光尧石经之阁”匾额，为淳熙四年诏临安府守臣赵磻老建阁奉安石经，以墨本置阁上。这是中国现存七种石经中的一种，虽然时代较晚，但也颇为重要。
又，国子监东南隅土神庙，可能是岳飞故宅唯一与岳飞相关的建筑。岳飞为中兴首功，以“莫须有”之罪被害，故宅被改成国子监后，其东南隅建后土神庙，“其英灵未冺而蠁甚著，盖其故居也”。孝宗登基，岳飞昭雪，“遂明指神为岳忠武王”。大概有近二十年，国子监的太学生是借这个后土神庙偷偷纪念岳飞的。
以上为文庙，在西边。
第二组建筑为东边的学宫。
（1）崇化堂。
化堂原名敦化，后改崇化、化原，最后定为崇化。崇化堂及其前后两庑为国子监、太学和武学学官办公场所。太学、武学在后，国子监在前。
崇化堂匾为理宗皇帝御书，堂上有御札刻石，内容为景定元年更学令御札。下方为理宗皇帝御书朱熹白鹿洞学规刻石，及国子祭酒张磻跋刻。
崇化堂左右为监学官题名，有乾道二年题名记，长乐刘季裴记，余杭虞似良书。
崇化堂紧后东西相对分别为祭酒和司业位，两庑为“国子、太武学博士，国子太学正、录，武谕”等，共十个位子。楹间为登科题名录，有国子祭酒高文虎记进士、国子录吴仁杰记释褐。
崇化堂前庑为国子监学官的办公场所：“举录直学位各二，学谕位八，教谕位一”，并有国子祭酒郑起潜记题名。堂前东西两序则是召集国学生受训之所。
（2）斋舍。
国子生所居曰“斋舍”，最初有十个：服膺、禔身、习是、守约、存心、允蹈、养正、持志、率履、诚意（后改明善）。其中养正、持志曾是高宗临幸之斋。
续增七斋，曰：观化、贯道、务本、果行、崇信（后改笃信）、时中、循理。以上皆米友仁书匾。绍兴二十七年周绾为祭酒，又请增置三斋，曰：节性、经徳、立礼。张孝祥书匾。
斋舍的规制如下：“斋各有楼，揭题名于东西壁，厅之左右为东西序，对列位次，后为炉亭，又各有亭宇。”炉亭大概是烧纸之所，亭宇供游观读书，“揭以嘉名”。如服膺斋，斋后有三亭，分别名为得善、仰高、登瀛；禔身斋亦有三亭，为猗绿、斗光、绿光。大致说来，斋名多寓教育修养之意，而斋后亭阁多寄托登科美愿。
这些斋舍多由名人题记，有的曾经皇帝临幸，有的斋生连科登魁，有的甚至颇有传奇色彩，如“绍兴中，京都相传有梦，经德生员为省试第一者。已而增创三斋，乾道丙戌，何澹遂由经德冠南宫”。
至元十三年，南宋亡，国子监“如云如川”的景象戛然而止。
其后大约十余年间，南宋国子监建筑作何用处并无记载。元代保护孔庙，自大蒙古国时期就屡下法令禁止随意占用。南宋纳入元朝版图后不久，即括儒户，成立儒学提举司，南宋国子监可能在儒学提举司管辖之下。但儒学司品阶不高，权力有限，尚远不敌佛道衙门，更遑论军政监督等衙门，国子监又为胜国最高学府，由儒学司来管理肯定是力有不逮，故荒废恐怕是在所难免。变化的关键在至元末年。
“至元三十年以其左为浙西宪司治所，其右，圣庙在焉。三十一年，东平徐公琰为肃政廉访使，乃即殿宇之旧改建书院。”国子监被一分为二，原东部以崇本堂为主体建筑的学宫部分被辟为浙西廉访司，而西部孔庙则被辟为西湖书院。
元代监察系统权力很大，军、政皆在其监察之下，风纪教化更是其重要职责。另外，与其他衙门相比，监察系统着重使用士人，故与学官系统有着特殊关系。尽管如此，徐琰在建西湖书院时大概还是很费了一番心思：将锁澜桥附近的三贤祠移奉至原国子监孔庙，然后按照奉祠先贤的传统建西湖书院，这就显得顺理成章，免去物议。
方回《桐江续集》卷二十四有《送西湖书院赵山长良秘》诗：
东南大郡莫如杭，其西有湖夸钱唐。
两贤刺史一隐士，春秋祠祀专烝尝。
芙蓉杨柳鸥鹭傍，四时不绝炷瓣香。
后来好事者不作，屋摧阶圮莓苔荒。
钱唐城中十万户，自古无人兴书堂。
一朝书堂突兀起，鸱吻大殿环修廊。
其上高阁觚棱骧，其下丰碑镌琳琅。
香山东坡和靖叟，三像野服无金章。
寓意贵德不贵爵，高风大节遥相望。
诸生大带冠昂昂，遴选师儒恢典常。
文星烨焴教雨滂，谁其为此参预老，百世不朽徐子方。
赵君牵联同不朽，首助膏腴五百亩。
这首诗作于西湖书院成立不久，诗中赵良秘当为书院第二任山长。值得注意的是，方回咏西湖书院，曾无一语提及南宋国子监，而把笔墨集中在“三贤”，盖因西湖书院成立的理由是祠奉三贤。诗中提到“百世不朽徐子方”，即徐琰，为书院创始人。而这位山长赵良秘，则捐出五百亩学田。这是《西湖书院学田记》漏载的。
诗中所描绘的书院“一朝书堂突兀起，鸱吻大殿环修廊。其上高阁觚棱骧，其下丰碑镌琳琅”，则是继承改造了南宋国子监。
西湖书院改建布局是：在大成殿前奉祠三贤，殿后为讲堂，设东西序为斋，以处师弟子员。由此奠定西湖书院基本格局。
西湖书院历经三次大整修：
一是延祐三年，“周公德元徙尊经阁，建彝训堂，创藏书库，益增治之”。
二是后至元元年，“特默格（即铁木哥）公、胡公祖广重葺大成殿，开志仁、集义、达道、明德四斋以居来学，扁三贤祠曰尚德，别室以祠徐公曰尚功”。
关于这次整修，时任山长陈泌在《西湖书院重修大成殿记》有详细记载：
元统二年秋，大成殿东南角坏。葺之者不良于谋，因尽撤而治之，费浮而物窳，功未集而逋己积。泌来承乏，竭岁入不足，庚养既弗赡，教于何有。翰林余公谦、国子助教陈公旅提举江浙学事，盖深忧之。至元元年乙亥秋，鲁郡胡公祖广由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来为肃政廉访使，凡工贾之未庚者日诉于庭，乃询于提举，提举白其状。胡公矍然以为己任，即檄真定万户府镇抚苻公伦核实其费，去其浮三之一。时浙东道宣慰使铁木哥公来监宪司事，治书侍御史卫郡李公嘉宾参知江浙省事，胡公与之谋，俾儒司以浙右郡县学书院羡财助之。宪司经历程公丈（文）辉、知事徐公宗仁咸辅成之。宪司忽都海牙承赞唯力。于是宿逋清，而缮修之事备矣。乃扁三贤祠曰尚德，徐公祠曰尚功，列志仁、集义、达道、明德四斋以居多士，立大小学以迪后进，辟思敬斋以为舍菜致斋之所。
这次翻修因为经费短缺一度颇为狼狈，但在省、宪、儒司众多官员的努力下，终于重建大成殿，并乘机几乎修整了整个书院：除了三贤祠，还有徐公祠，以纪念书院的创始人徐琰，书院有四个斋舍，还按照元代学规设大小学，供年幼者上学。另建思敬斋作为日常祭祀的场所。“于是书院之盛，遂为浙东西之冠矣！”
第三次是至正十八、十九年，修复尊经阁、三贤祠。
当时正处元末干戈扰攘之际，“城燹于兵，书院亦废。象设陊剥，庭庑污秽，居人马迹交集其中，书籍俎豆狼籍弗禁。明年（至正十七年），三贤堂毁。又明年（至正十八年），尊经阁坏。学官廪稍久绝，彷徨莫知所措”。
时任廉访使“出私廪白粳二百石，谋作兴之，丞相康里公更益白金五十两”，“乃克裒坚萃良，撤朽易腐，轮奂再新”，最终“尊经阁岿然特起，三贤祠栋宇辉映，设以重门，缭以周垣，殿堂斋庑庖湢库庾无不悉治”。这是西湖书院最后一次大规模修整。
入明后，天下禁绝书院。洪武十一年，即西湖书院改为仁和县学，天顺三年，因为密迩宪司大狱，徙县治北，府学右。西湖书院从此废弃。
（二）石经
宋代皇帝重视书翰，南宋尤甚。宋高宗书宗右军，开南宋书法复古先河，书坛风气为之一变。高宗尝曰：“写字当写书，不惟学字，又得经书不忘。”这当为事实，传世石经七种，出自皇帝宸翰，唯有南宋石经。
陈骙《中兴馆阁录》：“绍兴十三年二月，恭阅御书《左氏春秋》《史记·列传》……六月，恭阅御书《周易》……十四年正月，恭阅御书《尚书》……十月，恭阅御书《毛诗》……六年四月，恭阅御书《春秋左氏传》。”
除了馆阁大臣“恭阅”并赋诗赞美外，“当是时，每终一经，辄诏玉册官事刻，遍以石本，侈锡方夏，光天之内，群戴其书”。
淳熙四年二月，诏：“知临安府赵磻老于太学建阁奉安石经，置碑石于阁下，墨本于阁上，以光尧石经之阁为名，朕当亲写。”·……五月，磻老奏，阁将就绪，其石经《易》《诗》《书》《春秋左氏传》《论语》《孟子》外，尚有御书《礼记》《中庸》《大学》《学记》《儒行》《经解》五篇，不在太学石经之数。今搜访旧本，重行摹勒以补礼经之阙，从之。六月，御书“光尧御书石经之阁”牌赐国子监。百官表请观视，从之。
这是国子监“光尧石经阁”的来由。刻石总数约为二百。需要补充的是，除了刻石，高宗墨迹也存放在阁内；除了石经，还有高宗御制“宣圣七十二贤赞并序”，早在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有司奉安石刻于国子监，为不朽之传”。与之相配的还有李伯时的七十二贤画像石刻。石经阁建成后，这些刻石也奉安于此。
另外，南宋国子监首善阁所藏高宗皇帝御书三匾各有石刻、累朝御札御制石刻、理宗御制御书道统十三赞并序石刻等，在国子监废后，这些刻石是和石经当是藏于一处的。
入元后，国子监废。至元十五年，“西僧杨琏真加，作浮图于宋故宫，欲取高宗所书九经石刻以筑基”，大概是用以镇厌，时任杭州路总管府推官申屠致远“拒之，乃止”。
至元三十一年，“故翰林学士承旨东平徐公持浙西行部使者节，即治所西偏为书院，祀先圣宣师及唐白居易，宋苏轼、林逋三贤，后为讲堂，设东西序为斋，以处师弟子员，又后为尊经阁。阁之北为书库，收拾宋学旧籍，设司书者掌之。宋御书石经、孔门七十二子画像石刻咸在焉”。延祐三年，“周公德元徙尊经阁，建彝训堂，创藏书库，益增治之”。
宋高宗书石经、七十二贤赞在西湖书院时代，当藏于尊经阁，而尊经阁很有可能就是南宋国子监的光尧石经之阁。终元之世，南宋石经保存基本完好。
入明后禁绝书院，西湖书院废。洪武十一年，“移仁和学于书院。然石经久废，人莫知留意也”。宣德元年夏，御史吴讷出按于杭，“乃以属郡守卢君玉润率教官生员收拾得全碑若干，碎折若干，一一补辏，共得经碑百片，异置殿后及两焉”。
明初石经损毁相当严重，宋元时期有二百片，到宣德元年，只剩下百片。损毁近半。
到正德十二年，监察御史宋廷佐发现保存在仁和县学的石经保存不周，遂将其移至杭州府学保护，从此南宋石经归藏杭州府学，直至今日，再未移动，故此次保护整理的记录对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择要移录于下：
监察御史朝郡宋君廷佐奉命按治浙江之暇，尝求所谓石经者，曰在仁和学。因往视之，多斥弃瓦砾中。曰：噫嘻，此南宋太学中故物也，胡倾斥至是哉？乃进杭州府知府晋江留君志淑问其故。……国朝洪武十二年，即书院建仁和学。宣德二年，巡按御史海虞吴公讷慨石经残缺，属知府卢玉润收集之，得全刻及断毁者若干，分丽其中。天顺三年，改建县学于今所，其诸石悉徙以从。四十年于兹。……乃檄府命移置诸石于府学焉，属留君理其事，又命通判咸宁乔迁董工役。因徙图像于尊经阁下，甃以瓴甓，石经及表忠观诸碑则徙于棂星门北之两偏周廊。覆之既甃既坚，其屋之数，左二十有二楹，右如之。石之数，图像十有五，赞八，易二，书七，诗十，春秋四十有八，论、孟、中庸十有九，表忠观诸碑十有四。
▲存放于杭州孔庙石经阁内的《南宋太学石经》
据此，这批石经入明后的第一次保护是在宣德二年，是原地保护。到天顺三年，仁和县学迁址，石经也一同搬迁，但保护状况极差，“斥弃瓦砾中”达四十年。至正德十二年，迁至杭州府学，保存至今。到明末，石经又有损毁。朱彝尊杭州府学宋石经跋云：
崇祯末，廊圮，乃嵌诸壁中。左《易》二、《书》六、《诗》十有二、《礼记》向有《学记》《经解》《中庸》《儒行》《大学》五篇，今惟《中庸》片石存尔。其南则理宗大书御制序四碑在焉。右则《春秋左氏传》四十八碑，阙其首卷，通计八十七碑。
这次损毁主要是《礼记》的几篇，存八十七碑，保存至今，尚存八十五碑。考虑到清代以来数次浩劫，实属不易。
（三）书板
西湖书院从南宋国子监继承下来的珍贵遗产除了石经外，还有书板。
《咸淳临安志》载：“书版库，在中门之内。绍兴九年，臣僚请下诸道郡学取旧监本书籍镂版颁行。从之。然所取多残阙。二十一年，旨谕辅臣曰，监中阙书，令次第镂版，虽重有所费不惜也。由是经籍复全。”“宋亡学废，而板库具在。……异时书库官之所掌悉隶焉”，而刻书、印书也成为西湖书院重要职责。其中不乏中书省下令责成刊刻的，如《元文类》。刻书工费浩大，需要较大的经费支持，有“郡人朱庆宗以二子尝肄业其中，念无以报称，乃捐宜兴州泊阳村圩田二百七十有五亩归于书院，遵着令减其租什二，实为米一百三十有二石，请别储之以待书库之用，而毋移他费。凡书板之刑缺者补治之，舛误者刊正之，有所未备者增益之”。这二百七十五亩圩田收益，属于专款专用。
西湖书院刻印的书籍极为精美，堪称宋元古籍中上乘的精品。存留于今者，无不被视为拱璧。而在当时，西湖书院刻本已经名重于世，书院所藏书板备受珍重，直到至正末年，干戈扰攘，还进行过一次大规模整理补刻。
这次战乱之际的艰难整理，与其事者以斯文自任，所作《西湖书院书目序》至今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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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亡之初，书籍大规模从南方流向北方。南宋官府藏书，特别是大内藏书，被有目的地、系统地掳至北方，成为元皇室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书板可能运输不便，仍留在南方。不仅如此，刻书、印书的传统还得以发展。这与南方传统图书市场、刻书业等都有密切关系。传自南宋国子监的西湖书院书板自然是第一重镇。这得益于像朱庆宗这样的“郡人”，也离不开干戈扰攘之际还在重修书板的有心人。今国家图书馆尚藏元《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一卷记录当时整理情况：“天之未丧斯文也，正在此也！”
▲《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拓片
（四）学田
书院除场地外，还需经费。国子监完全由朝廷供养，“养士费”“月得二千八百余贯”“岁八十二万缗有奇”，“诸生衫帽出入规矩森严，朝家所给学廪动以万计，日供饮膳为礼甚丰”，连中选监帖以文绫制成，精美异常，当然也所费不赀。
元代书院虽纳入官学体系，但并无官费，所有开支，从学官俸禄、生员用度，到日常维修，乃至祭祀等，都须自筹，所以必须有学田等产业支撑，方能维持。西湖书院设置之初并无学田，其置田有一个颇为长期的过程：
西湖古无书院，自至元丙戌徐廉使改旧璧庠为之，创建之初恒产缺然。越二年，松江瞿运使尝一再助田，合肆百伍拾叁亩肆拾陆步，岁得米壹百叁拾石。院中经费浩瀚，延祐戊午，续置杭之仁和田陆拾捌亩一角，收米伍拾肆石陆斗。犹未给用。次年周廉使特为劝率有高赀乐助者，并取补刊书板余力，及以赢粮转售，共得中统钞六百余锭。于是宪府知事赵将仕与经历宋从仕建识增置，力言于廉使，及阖司官同主其说，佥曰是当为者，遂置湖州乌程、平江昆山二庄，共田拾壹顷贰拾玖亩三十五步有零，岁除优放，实收米柒百伍拾贰石壹斗一升五合，山地共贰拾壹亩贰角壹拾步房廊壹拾贰，间岁得租钱中统钞贰锭叁拾捌两玖钱捌分。自此春秋祭奠，师生廪哓，兴盖补葺，一皆取给于此。
据此，西湖书院学田最初由瞿廷发数次捐赠，后来则主要自购，特别是延祐六年，筹款六百锭，购田二庄十余顷，这是最大的一宗。
因为学田所入对书院极为重要，又因为学田多在外地，所以书院山长须亲赴田庄，经理学田。
张之翰《西岩集》卷七《送季山长》载：
季山长长卿自杭而来寓松江郡学，经理西湖书院养士之田，再阅寒暑，无一毫倦怠，可嘉也已。因其回，诗以饯之：
西湖山长新职任，西溪中丞旧主公。
众誉共知儒者行，孤清犹带宪司风。
扶持学校宁无策，经理田畴最有功。
谁道吾儒不办事，似君辛苦几人同。
这位季长卿山长上任之初即长寓居松江两年，“所办”之事就是“经理田畴”，的确是很辛苦的。
尽管如此，学田所入大概只够日常开支，遇到规模稍大的营造，就不敷其用，必须依靠隔壁宪司帮忙解决。所以书院历次大规模修整，都依靠浙西廉访使个人出力。
（一）西湖书院学制
西湖书院“列志仁、集义、达道、明德四斋以居多士，立大、小学以迪后进，辟思敬斋以为舍菜致斋之所”。其教学完全按照元代地方官学的规制。
在西湖书院成立后不久，江南行御史台和江浙行省颁布两个有关地方官学办学的法令，一为《行台坐下宪司讲究学校便宜》（以下简称《学校便宜》），另一是《行省坐下监察御史申明学校规式》（以下简称《学校规式》）。杭州为省府所在，西湖书院在浙西廉访司隔壁，当然是遵行不误。
《学校便宜》《学校规式》分别颁布于成宗元贞元年和大德元年。一为行台颁布，一为行省颁布，但这两个文件密切相关。《学校便宜》发起机关为“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司”。按照元代体例，政府机构制定某法令规制，必引用此前所有相关的圣旨作为依据。《学校便宜》所引圣旨有两条，一为至元五年（1268）“立提刑按察司所颁圣旨条画”中的一条“所至之处，劝课农桑，问民疾苦，勉励学校，宣明教化”。但福建海道肃政廉访司在元贞元年制定《学校便宜》当然并非因为二十五年前的一道圣旨，而是其引用的第二款圣旨“诏书内一款”，考其内容，为成宗登位诏书之一部分，颁布时间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四月。这道圣旨的关键内容是“仍仰中书省议行贡举之法”，这似乎表明在经历世祖朝议而不决的长期废顿后，新君即位会成为复行科举一个新契机。福建闽海道廉访司认为应当“明立教条，使之日就月将，庶几养成材器，以待选抡”，遂责成本道儒学提举司“详细讲究”，儒学提举司又委托福州儒学教授熊朋来等人具体制定。熊朋来是当时著名的科第人物，《元史》有传，“宋咸淳甲戌，登进士第第四人”，声名不在同榜状元王泽龙之下。后被荐为福建、庐陵两郡儒学教授。延祐恢复科举后，在地方层面发挥很大的作用。由科举人物制订旨在迎接科举的《学校便宜》，其与科举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制定完毕后，廉访司上报江南行御史台。行台对此颇为重视，复“行下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行移本道儒学提举司，更为讲究拟定”。儒学提举司“会集守司建康路儒学教授、山长、正、录、教谕，各各职事人等依上讲究”。“讲究”的内容在文中用“前件议得”表述。大致而言，福州儒学所拟“与本道学校见行教养大略相同”，只是《学校便宜》更加具体细化。“讲究”完毕，行台将《学校便宜》“开坐遍下各道廉访司行移所属儒学一体施行”，作为法令在行台所辖范围内推行。可见《学校便宜》是在当时地方官学现行规制的基础上，加以规范而成。它反映当时地方官学——特别是南方官学的普遍情况。定为规式后，又对此后地方官学的规范化起着重要作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学校便宜》与《学校规式》的关系。按照《学校规式》正文内容前的说明，《学校规式》除关于学粮的内容外，其余内容是行台颁布实施《学校便宜》后，作为行省最高学校管理机构的江浙行省儒学提举司对具体落实情况所作调查，并作补充规定。文中“前件讲究得”之后就是《学校规式》增添的内容。
《学校便宜》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十二项：一、肄业儒生朔望陪拜听讲；二、每月课试之法；三、朔望讲书；四、在学行供执事生员每日讲书会课须当立定成规；五、设立小学；六、各处书院山长、县学教谕任命；七、漏籍儒户添补；八、各处学校书板及书籍管理；九、儒户杂役；十、各处文庙修理及管理；十一、宾序的设置；十二、其他事项。涉及教学的部分主要是月试、日课、小学等，其中小学是关于十五岁以下儒户弟子的教育。
《学校便宜》和《学校规式》将在学生员按照年龄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五十以下，“旧为亡宋登科贡舍之人”，其课试内容包括：一、每月须除供课，供课的内容是“孟月经、赋，仲月论，季月经疑、史评”；二、按规定朔望讲书外，每日的主要内容是讲《通鉴》一章。
第二类是三十以下，须“各各坐斋读书”，“日各习所业，或杂文论冒，小经义，唐律诗之类”。《学校规式》具体规定为：“一、六，本经经义，破题承冒，赋破一韵；二、七，本经经义，小经义，赋省题诗；三、八，经、赋同律诗一首；四、九，经、赋同古诗一首；五、十，经赋同《语》《孟》口义。”
以上两类生员还按照所业不同分成治经、治赋两种。《学校规式》还列出五十以下供课生员治经、治赋具体人数。
第三类是十五岁以下小学。“小学生员课试，每日背诵隔日书，授本日书，出本日课题，律诗，省诗对句，登堂听讲。食后习功课，七言律，五言律，绝句，省诗隔对，七字对，五字对，习字，读本日书。午食后习功课，说书《大学》《中庸》《论语》、小学之书、《通鉴》。……每月初三日引试，每月十六日引试。”
小学的内容除讲习四书等小学之书以及练习写字外，主要内容是练习律诗、省试诗的对句等，这是为赋和省试诗作准备。
上述三类涵盖各个年龄段，在教学内容上依年龄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整体内容一脉相承。治经、治赋分开，而特重治赋，从二者人数比例看，约为1:3，与宋代比例一致。学习的内容为经义、论、律赋、省试诗、《论》《孟》小义等，都是南宋科举考试的内容。而破题、承、冒及破赋等训练，完全是为高度程式化的科举准备的。
《学校便宜》云：“每月课试之法，合照旧例，计其分数，……全篇每五卷约取一名，照旧例。”“旧例”是南宋之例，依照南宋科举教育的“旧例”，是这一阶段地方官学教育的特点。
关于“月试”，《学校便宜》规定：“每月课试之法，合照旧例，计其分数，逐月载籍，终岁考其优劣，以定殿最。其十二试俱黜者降供，积及十分者，春秋二季，教官申请本路文资正官诣学，集诸生帘引，籍其高下，以备岁贡。”可见，月课的重要目的是确定岁贡名额。
那么，月试的内容是什么呢？《学校便宜》中说：“从教官出题，或赋论、经义、史评之类，在籍诸生各供一经全篇。”按照南宋旧例，以及《学校规式》中儒人分经、赋的情况，应该是治经儒人考本经经义，治赋儒人考赋，论和史评则是二科共同的考试内容。与南宋科举相比，除“策论”被替换成与之相关的“史评”外，其余一仍其旧。
在延祐开科之前，西湖书院的教学似乎颇为轻松。刘将孙《咏西湖十首》，其中一首道：
春燕弟子头船棝，三学诸斋日日争。
宝祐坊街无角伎，西湖书院有书生。
“三学”当即按照年龄所分大、中、小三学，书院紧邻西湖，有游赏之便，西湖书院的书生学习之余，可以游湖。延祐开科以后，学风为之一改。书院学生科考成绩颇为出色。
（二）元代国子监及南宋的影响
王安石实行三舍法，在科举之外，别开仕进之门，士子趋之若鹜，国子监因而大兴，成为自汉代以来的第二个历史高峰。即以南宋而论，东南半壁江山，“绍兴额三百人，后数增置一千人。淳熙、开禧间各有增，今（咸淳）为额一千七百十有六，上舍三十人，内舍二百六人，外舍一千四百人，国子生八十人”。“绍兴以来五六十年，士之入太学以万计，而擢科第者千有七百八十六人。如云如川，方兴未艾。”
就政策初衷而言，三舍法另开一路，一是为加强对士子的控制，二是力图避免科举弊病。然而，思想控制沦为败坏士风，而避免科举弊病最终还是变成另一种弊病。请看宋人的两则议论：
本朝其始议建学，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几而大狱起矣。崇观间以俊秀闻于学者，旋为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误朝之臣大抵学校之名士也。及诸生伏阙搥鼓以请起李纲，天下或以为忠义之气，而朝廷以为倡乱动众者无如太学之士。及秦桧为相，务使诸生为无廉耻以媚已，而以小利啖之，阴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风，献颂拜表，希望恩泽，一有不及，谤议喧然。故至于今日，太学犹敝，遂为姑息之地。
熙宁以来此法浸坏。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
但另一方面，尽管为姑息之所、声利之场，太学还是培养了众多国士。戴表元回忆自己的太学见闻说：
余家自余以上数世皆在太学，习闻父兄时议，耻于不入学而不耻于不仕。故虽江浙近郡亦有逢举不赴，得恩不陈以为高者。时三舍法严又不易出仕，虽当仕之人、俊才高等，亦须盘薄掩抑，待年久之而后解褐。以陈同父、刘潜夫声望，卒不敢假借他途以出，余人从可知矣。故当是时，宿儒老生既无利禄得丧于心，国有大事，则不顾铁钺，群起是非之。其理明，其言重，往往令人悚息畏听。退而歌吟庠序间，有以自乐，亦无不遇戚戚之叹。
元代国子监的起源可追溯到太宗五年癸巳（1233），“燕京行省”官人“奉圣旨”选了十八个蒙古必阇赤弟子和二十二个汉人官员弟子，编在一起学习，蒙古弟子学习“汉人田地里言语文书”，汉人弟子学习“蒙古语言弓箭”，地点在“燕京夫子庙”，主其事者为全真道士冯志亨。这是元代国子监的滥觞，元代国子监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两个特征：一是注重实用，尤其注重多民族背景下的多元文化以及跨文化沟通；二是生源局限在官员子弟，具有明显的贵族性。这两个特征一直延续，大致在宪宗时期，国子监领导权从全真道士转至儒士。世祖忽必烈登极后，朝中经历李璮、王文统之叛，色目、汉人大臣斗争等，政治风波不断，大儒许衡急流勇退，主动要求居家授徒，至元八年，“以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为择蒙古弟子俾教之”。从此开启了国子监的许衡时代。国子监在保持上述两个特征基础上，成为朝廷中儒家文化的教育中心。随着科举提上朝廷的议事日程并付诸实施，国子监也与科举发生越来越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习内容，二是生员出路。
▲许衡
就学习内容而言，大蒙古国时期连同世祖初期，即许衡教国子之前，学习内容除儒家基础经典，如《孝经》《四书》外，还须“谙诸匠艺事”，这些“匠艺事”甚至包括饮食烹饪等，最重要的则是学习语言文字。儒家经典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与匠艺相当，尚不及语文教育。许衡初期学生不多，仅十一人，都是朝中近侍大臣子弟，许衡亲教只有四人，他将朱子《四书章句》定为核心学习内容，注重洒扫应对、日常举止气质的培养。随着生员增加，制度的完善，教学内容也逐渐增加，开始出现与科举相关的内容。至元二十四年，“国子学，而定其制”，其教学内容有“对属、诗章、经解、史评”，由“博士出题，生员具稿，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录附课簿，以凭考校”。这些内容是传统科举教育的内容。这是一大变化。
到延祐二年，科举制恢复，与宋金科举考试内容相比，元代考试的内容发生变化，而国子监的学习和考试内容与考试科目是完全一致的：
汉人私试，孟月试经疑一道，仲月试经义一道，季月试策问、表章、诏诰科一道。蒙古、色目人，孟、仲月各试明经一道，季月试策问一道。
这里季月所试无古赋，如果不是漏载的话，则是因为古赋较表章、诏诰为难，而第二场可在古赋、表章、诏诰内任科一道，故国子监月考弃其难而择其易。可以想象，至正元年科举内容发生变化后，国子监所学内容必定随之变化，汉人增本经疑、古赋，而蒙古色目则增本经义。生员出路与科举关系则相对复杂。
元代国子监生员出仕有其特殊渠道，且较为优渥。其出仕渠道有二：一是岁贡生员，二是伴读入吏。许衡时期，“其弟子往往巨公名卿才大夫也，及门者犹藉其门得美仕，至于今不绝。国学既立，人才由此出，为时用者相望也。然特起骤为大官者，常因其族，而不尽以诸生选”。此后形成岁贡制。“成宗大德八年冬十二月，始定国子生，蒙古、色目、汉人三岁各贡一人。”至大德十年冬闰十月，“国子学定蒙古、色目、汉人生员二百人，三年各贡二人”。此后，国子监岁贡额形成定制。岁贡为出仕极佳途径，“蒙古授官六品，色目正七品，汉人从七品”，待遇与科举进士同。
国子监生员第二条入仕途径是伴读入吏，其制亦滥觞于许衡。许衡祭酒国子监，择高第十二人为伴读，不久这十二人相续入吏，大部分仕宦显赫。这就开了伴读人吏的先例。《元史·选举志》记载其额定人数和每岁贡额为：
自初二十人岁贡二人，后于大德七年定四十人岁贡六人，至大四年定四十人岁贡四人，延祐二年岁贡八人为淹滞，既额设四十名，宜充部令史者四人、路教授者四人。
经过增加和调整，伴读名额固定为四十名，岁贡八名。其中“其自江南来者。名虽在前不得补吏，惟得为教授”。
国子监满员四百六十人，通过以上二途每年有十四出职或入吏，三年即有四十二人。相形之下，全天下通过科举途径每三年也只有数十人入仕，难易悬殊，不啻云壤。正因为如此，国子监在科举恢复后仍保留着岁贡和伴读入吏的出路，不与科举混淆。这就是延祐元年《科举程序》所规定的：“国子监学岁贡生员及伴读出身，并依旧制，愿试者听。中选者，于监学合得资品上从优铨注。”此后这条规定被不断重申。
岁贡和伴读的选拔原先并不严格，大致“以入学先后为次第”。其弊端是论资排辈，优劣不分。故至大四年十二月，仁宗即位后不久即规定：“试蒙古生之法宜从宽，色目生宜稍加密，汉人生则全科场之制。”这是国子监正式实行科场之制的开始，其时科举在议行之中，尚未恢复。
至仁宗延祐二年秋八月，“用集贤学士赵孟顺、礼部尚书元明善等所议国子学贡试之法更定之”。其法要点有三：
一曰“升斋等第”，分为六斋，下、中、上各二斋，“每季考其所习经书课业，及不违规矩者，以次递升”。
二曰“私试规矩”，汉人上斋就试，蒙古、色目中斋就试。生员在斋中“必逾再岁，始与私试”。孟月仲月试经疑经义，季月试古赋诏诰章表策，蒙古、色目试明经策问。
这是国子监私试，其考制如下：
每月初二日蚤旦，圆揖后，本学博士、助教公座，面引应试生员，各给印纸，依式出题考试，不许怀挟代笔，各用印纸，真楷书写，本学正、录弥封誉录，余并依科举式，助教、博士以次考定。次日，监官复考，于名簿内籍记各得分数，本学收掌，以俟岁终通考。
考试成绩计分累积：
辞理俱优者为上等，准一分；理优辞平者为中等，准半分。每岁终，通计其年积分，至八分以上升充高等生员，以四十名为额。
第三，与之配套，实行严格的“黜罚科条”，如“三年不能通一经及不肯勤学者，勒令出学”等，这主要针对国子监中的不守监规的贵游子弟。
后至元六年，科举中断之后再次恢复，总体上进行较大的调整，除考试内容外，另一项较大的调整是将国子监纳入科举中：
至元六年十二月初三日，别儿怯不花怯薛第二日，兴圣殿后寝殿东耳房内有时分，速古儿赤汪家奴、云都赤张家奴、殿中哈麻、给事中完者帖木儿等有来。脱脱右丞相、帖木儿不花左丞相、别儿怯不花平章、阿鲁参议、许参政、佛嘉闾参政、孛罗帖木儿参议、脱列郎中、兀良哈台员外郎、直省舍人和礼普化、搠思班，蒙古必阇赤哈剌帖木儿等奏：昨前诏书内一款节该“科举取士仰中书省集议举行”的说来，俺商量来，依住夏省、院、台官定拟的：考试依先例录用；又国子监积分生员三年一次依科举例会试，中者取一十八名，通与科举总一百名，其出身依国子监旧例；伴读生员人等也依旧例考试；今后下第举人止听再试，旨：“那般者”。钦此。
中书省据此拟定新的《科举条画》专有一款落实圣旨中关于国子监参加会试内容。
至正八年，大概是搭了副榜措施的便车，国子监会试和录取名额进一步增加：
是年四月，中书省奏准，监学生员每岁取及分生员四十人，三年应贡会试者，凡一百二十人。除例取十八人外，今后再取副榜二十人，于内蒙古、色目各四名，前二名充司钥，下二名充侍仪舍人。汉人取一十二人，前三名充学正、司乐，次四名充学录、典籍管勾，以下五名充舍人。不愿者，听其还斋。
这就是说，将国子监岁贡每年六人，三年十八名的名额折入会试录取名额；加上原先额设一百名，满额录取为一百一十八名。国子监参加会试名额初为一百名，后增加至一百二十名。其产生方法仍然为考试积分。
将元代国子监制度与宋代相比，可以发现，在后至元六年之前，国子监有独立的出仕渠道，这与三舍法类似；而延祐二年开始实施的“国子学贡试之法”与南宋国子监法同出一辙。如果说，出仕途径的类似二者是不谋而合，那么延祐以后实施私试、升斋之法显然是对宋代国子监的模仿。
绍兴十三年，在岳飞故宅所建南宋国子监由两大建筑群构成：西边为孔庙，以大成殿为主体建筑，引人注目的光尧石经在大成殿后；东边为学宫，主体建筑为崇化堂和斋舍。入元后国子监废。至元三十一年，浙西廉访使徐琰将东边学官部分辟为廉访司衙，而将三贤祠从西湖锁澜桥移至原国子监孔庙前，将西边孔庙部分辟为西湖书院。西湖书院规模在江浙行省首屈一指。
南宋石经在西湖书院也得到妥善保存。明初书院被废，石经损毁近半。后在西湖书院建仁和县学，石经随县学迁移，进一步损毁。直到正德年间，石经被移至杭州府学，保存至今，存八十五石，尚不及宋元之半。
元代西湖书院影响最大是其从南宋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的刻书事业。除了南宋国子监的书板库被妥善继承，元代的西湖书院还刊刻印行大量书籍，其刻书事业虽历元末战乱而未止。
作为官学的一部分，西湖书院的教学活动遵行当时江南行御史台和江浙行省制定颁行的两项法规：《行台坐下宪司讲究学校便宜》《行省坐下监察御史申明学校规式》，基本继承了宋代的科举教育。
事实上，西湖书院除办学场所在原南宋国子监外，其余与国子监均毫无关系。而南宋国子监在制度层面影响元代的，是元代的国子监。元代国子监在延祐二年所实行的新法，基本照搬南宋国子监。这与当时恢复科举制度，较多地参考仿照南宋科举的情况是类似的。
编辑 | 吴义全 刘俊萍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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