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与杭州文教近代化

鸦片战争是传统中国向近代转型的开端。战后的五口通商，令宁波成为浙江最早接触近代文明的地区。美国北长老会在1844年就来到宁波（鄞县），麦嘉缔、祎理哲两位传教士在次年创立了崇信义塾，开始传教。

宁波地处东南沿海，传教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太大进展。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签订后，倪维思在1858年来到杭州访问，迫切想在杭州开展传教活动。1867年9月，陶锡祈将崇信义塾迁到杭州，改名为“育英义塾”，同年，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英士礼牧师（Rev. E. B. Inslee）在杭州也开始传教。

经过10年的努力，育英义塾招生情况逐年好转，但传教事业与西学教育之间远远达不到互为推动的平衡状态。学校缺乏独立办学的地位，传教士既当牧师又担任教师，缺乏充足合格的师资力量。年复一年，育英义塾仅有几名传教士兼管教育工作，没有专门的学校负责人。

1877年，来华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召开，成为在华教会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狄考文提出应更加注重发展教育来为传教服务的鲜明观点，受到参会代表的热议。育英义塾的教学活动逐渐开始规范。1880年美国传教士裘德生（Rev Junius H.Judson）出任校长，专门从事教育管理工作。裘德生想尽办法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对育英义塾的课程进行了改革。育英义塾扩大了课程设置的范围，系统开设了西学相关课程，在教学中，开始进行科学实验，举办通俗科学知识讲演，课程体系日趋完善，现代教育的基本框架已基本形成。在裘德生（Rev Junius H.Judson）的努力下，育英义塾的学生达到五六十人，办学水平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1888年（光绪十四年），育英义塾改名为华中长老会差会中学，形成了严谨、求实的优良风格。

杭州的长老会差会所办文教机构也开始出现，主要以女子教育为特征。1883年南长老会传教士麦姑娘创办了女学堂，1899年北长老会创办了育才女学，1901年北长老会传教士李姑娘创办了女学堂，长老会差会所创建的女子学堂中，以弘道女中最负盛名。长老会创立的女子学校，突破了男尊女卑的礼教与社会伦理束缚，为女子转变观念，走向社会，追求独立、自由，争取男女平等提供了成长的土壤。

1890年，第二次在华传教士大会召开，杭州的文教近代化步入了一个加快发展的阶段。育英义塾步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学校增设英文专修科，毕业生的出路由教会、学校、医院职工工作进一步扩大到从事医药、教育、商业、税务、洋行、邮政等工作，毕业生人数也进而增加到近百人。1893年，长老会华中差会决定将育英义塾发展成为高等学校，育英义塾开始开设相应课程，通过继续开办两个超过高中水平的班级，逐渐发展成为初级学院。

在这一年，传教士王令赓（Elmer L. Mattrox）夫妇来到育英义塾。王令赓的加盟更使得该学校的教学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王令赓的努力下，育英义塾的教学水平有了显著提高。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育英义塾得到北长老会华中差会的同意，转制办理大学，改英文名为“Hangchow Presbyterian College”，中文名为育英书院。育英书院分为备文馆和汇文馆两馆，分为圣道科、国文科、英文科、算学科、格致科五科。

育英书院的兴办，直接推动了浙江文教的近代化进程。1897年，杭州知府林启决定创办求是书院与浙江蚕学馆，开启了浙江官办新式文教机构的进程。求是书院以养正书塾、紫阳书院合并而成，在课程设置上，中西并重，文理兼收，成为浙江官办新式文教机构的代表。求是书院随后改称浙江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停办。浙江蚕学馆则以实业救国为宗旨，着力培养近代蚕桑养殖的专门人才，由于办学成绩卓著，1908年升格为浙江高等蚕桑学堂。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浙江法政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浙江武备学堂、杭州府、嘉兴府、宁波府、绍兴府等各府中学堂陆续筹建。随着一批新式文教机构相继建立，招收了数以十计的中西汇通的教师，培养了成千上万日益受到西学熏陶的学生，从而大大加快了浙江文教近代化的进程。

1906年美国北长老会与坎伯兰长老会召开了联合会议，决定成立新董事会联合办学：叔美客（Shoemaker）、艾斯北（J. M. Espy）和巴包（Frank W. Bible）代表北长老会，司徒雷登（J. Leighton Stuart）、布林恩（J. Mercer Blain）和哈得逊（W. H. Hudson）代表南长老会。

裘德生（Rev Junius H. Judson）和王令赓（Elmer L. Mattox）等学校董事会成员趁机提出了扩大学校规模的提议，并很快获得董事会全票通过。教职员委员会最终选中了钱塘江边秦望山二龙头所在的山头，购置500亩地皮，筹建新校园。1911年初，新校园基本建成，育英书院也改称之江学堂。

受1907年传教士来华百年大会的影响，1912年，贞才女校、育才女校及惠兰女校决定合并，定名为“弘道女子中学”。弘道女中培养教育了众多新女性，在杭州引领着女子教育发展的风向。1914年，弘道女中校长惠而生向北长老会、南长老会及北浸礼会差会提出申请，要求拨款购地营造新校舍，历经20余年的营建，1935年基本完成。合并后的弘道女中积极发展幼儿教育，1916年秋弘道女学设立幼稚师范科，并在法院路创设幼稚园，首届招收幼儿22名，成为“杭州创办得最早的幼稚园之一，采取设计教学以启发儿童之本能及陶冶其品性，保教工作较正规”。弘道女中从1916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共招过18届，毕业学生共计106人，基本上进入沪杭宁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从教。女子教育与幼儿教育的结合，是弘道女中校方的创造性尝试，既适应女子教育的规律，也充分满足了社会的需求。这种办学理念不独弘道女中秉持，长老会差会所办其他文教机构也多与之同。

1921年巴顿调查团认为，今后教会学校必须把基础放在教育质量上，华东地区的基督教教育机构应模仿伦敦大学，将包括上海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神学院在内的高校合并为“华东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China）。

之大校友反对巴顿调查团的建议，1922年2月，校董会通过争取之江成为一所完全大学的决议。1923年校长费佩德在美国进行了公开宣传和私下说服，最终差会董事会同意之大发展本科学制，之大特别注重教育学科、大力培养教育人才。1919年（民国八年），之江大学与美国西方大学及台维生大学约定，每年由两校派遣教员来校任教，此后，之江大学与美国本土高校之间的联系日渐增多，在师资共享方面，享受了更多的便利，直接增强了师资力量，提高了教学水平。

除普通教育外，长老会传教士依托平民夜校、主日学校等文教机构，举办了杭州的平民公益教育，授课内容非常注重实用。弘道女中在其民众夜校的组织及概况中这样规定：“甲、原则：专办12岁至50岁失学民众之初级教育。乙、经费：由本校青年会负担，学生书籍用具等均由学校供给。丙、教员：本校同学9人。丁、课程及授课时间：一、三民主义千字课每周三小时；二、珠算每周一小时；三、习字每周一小时；四、常识每周一小时。（因为同学工科忙碌，所以只在每星期一、三、五晚教授。）戊、毕业期限：规定八个月毕业，读完三民主义千字课乙种（品学优良者，待学期终了，给予奖励）。”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11月9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兵锋直指杭州。杭州即将沦陷，之江文理学院、之江文理学院附中、弘道女中等一批文教机构也相继迁校，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办学。之江文理学堂先迁往建德、屯溪，后又前往上海租界，与苏沪一带其他基督教高校一起，组成华东联合大学，弘道女中则与嘉兴秀州中学、蕙兰中学、之江大学附中、江阴辅实中学、励实中学、金陵附中等其他15所基督教中学合并成立了“基督教华东联合中学”，开始了“孤岛办学时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之江文理学院在校长李培恩的带领下，大部离开上海租界，前往福建邵武，与逃离上海的东吴大学、福建女子协和医学院等在邵武坚持办学，浙赣战役爆发后，李培恩将工学院迁往贵阳花溪。1944年春，贵阳校区于解散后在重庆复课。这样，之江在流亡办学时期，散落在沪、闽、黔、渝四地。

华东基督教联合中学在日军侵入公共租界后旋即解散，弘道女中的学生并入其他学校继续学业，直至抗战胜利才复校。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组织战后复员，浙江文教机构在战争中损失惨重。由于教会所办文教机构已在教育部获得立案，因而在复员过程中教育主管部门将其纳入到私立教育范围，给予其国民待遇。除之江大学外，弘道小学、之江附中、之江附小、新民小学、弘道女中等长老会文教机构相继复校。尤其是之江大学，在战时流亡办学中，虽然损失巨大，但因主动适应战时需求，强化扩大土木建筑工程专业，其水准非但没有降低，反而享有更高声誉，得到政府与社会的广泛认可，战后的发展势头迅猛，形势喜人。其他文教机构情况也大体类似。

总之，在长老会来杭近百年的传教史中，创办并发展了一批文教机构，为杭州文教近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自19世纪60年代起，随着传教士们在华传教活动的开展，如何加强各差会及传教团体的联系，促进传教士相互之间的交流，推动各地区传教事业的协调发展成为一种现实需要。基于此，在华传教士们于1877、1890、1907以及1922年在上海召开了四次全国性的大会。以四次大会为契机，长老会传教士在杭州文教近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随时代演进而逐渐嬗蜕，其身份转换经历了“献身上帝”到“服务社会”的转变。

（一）1877年大会推动传教士关注西学教育。

1877年5月，来华传教士们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大会，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发表了《基督教与教育的关系》一文，强调传教士们应在今后的传教事业中，特别重视教育，“尽管基督教与教育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全然不同的，但是它们之间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智力训练总是涉及到道德的训练”，因此“在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国家，基督教会应当把教育作为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教育可以培养有效而可靠的当地牧师，可以解决基督徒子女的上学问题，并能吸引异教徒子女上学，并相信教会学校在“破除异教迷信和传授有关神与自然的正确思想方面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当然教育还提供了接触中国上层社会的有力途径，因为许多上层人士都希望了解西方科学。狄考文的主张受到与会者的热议，在这次大会上，成立由丁韪良、威廉臣、狄考文、林乐知、黎力基和傅兰雅等传教士组成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又称“益智书会”），负责编写各教会学校适用的教科书，以满足学校教学的需要。由此，中国教会学校的教育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传统的“差会教育”向“基督教教育”转变。

受这次大会影响，杭州的长老会传教士们在对待传教与教育的关系上，开始更加重视专业化的西学教育。裘德生在育英义塾进行的教育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声誉，但离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还有一定的差距。1890年召开的第二次在华传教士大会，则对育英义塾发展成为育英书院，并进一步发展成为近代意义上的高等学校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1890年大会明确了基督教教育的发展理念。

1890年，来华传教士第二次全国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拓展基督教教育模式，努力推动教会学校的专业化发展已成为传教士们的共识。无论是关于英语教学的争论，还是其他议题，都已明白无误地显露了这一特点。在这次大会上，“益智书会”改组为“中国教育会”，其工作内容已由编辑教科书转向全方位关注基督教教育的问题，主要职能包括“通报信息，协调各差会的教育政策；为各差会的教育发展提出建议；为会员提供一个探讨各种教育问题的机会；以团体身份向中国政府提出各种建设，以影响中国的政策；协调基督教学校与政府的关系；为基督教学校提供各种实际的方便”等六个方面。1891年，中国教育会成立了“五人委员会”，由巴修、潘慎文夫人、谢卫楼、卜航济、施美志组成。其任务是起草制定一项全国性的“公共考试方案”。1900年，这项计划终于在来华传教是团体中取得共识，以“学习课程及考试方案”名义公布，传教士们还拟定了各种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方案，希望能被清政府接受。他们也亲自参与清末兴办新式教育运动中来，丁韪良、王令赓、司徒雷登、费佩德等长老会传教士纷纷投身于育英书院的发展，为育英书院升格为之江学堂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育英书院的发展，无论从校方还是从北长老会的传教士教师都认为，应传授学生更加专业的各科知识，使学生在被培养的过程中，对上帝、基督教、传教士产生深厚的情感，从而完成传教布道的使命。因此，对于传教士教师而言，首要的是对自身角色身份的判断与认知，必须使自身具有更加专业化的科学背景，才能满足基督教教育正规化专业化发展的要求。之江学堂于1920年代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立案后，选聘外籍教师的学历背景标准越来越高，更多具有学士、硕士乃至博士学位的长老会传教士进入杭州各类文教机构，推动着杭州文教近代化的进程。

（三）1907年大会促使传教士们主动调试自身身份。

传教士们来华之初，是依据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援引领事裁判权等一些治外法权，在传教活动中获得官府的保护。在1860-1890年代，传教士们往往凭藉不平等条约享有的特权，冲动、粗暴地干涉民间事务，袒护教民，欺压百姓，造成层出不穷的晚清教案。传教士们自诩为上帝的使者，对教民所受到的“种种迫害”视而不见，因此主动提供援助成为基督教教徒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在最初的30年内，以长老会为代表的传教士们往往更多介入到民教冲突中去，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外间的宗教冲突不断尖锐乃至激化。各地教案不时发生，不断挑战民众与官府对基督教容忍的底线。

1890年前后，中国各地民间宗教起义、民教冲突纷起，在数量与规模上越来越大，所造成的后果越来越深，引起了传教士们的关注与思考。李提摩太提交的《中国政府与西方差会的关系》的报告中，回顾了基督教各差会对中国政府态度演变，被迫承认少数传教士确实有包揽中国信徒官司、干涉词讼的现象，希望能够作深刻反省，悔过自新，弃恶从良，向好的方面进取。

1897年以来，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起，反洋教斗争使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遭受了巨大损失，也让传教士们有了深刻反省的机会。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基督教传教士遭受重大打击，据不完全统计，庚子教难中，天主教宣教士遇难者约53人，教徒18000人；新教宣教士及其家属遇难者为188人，其中内地会的宣教士占1/3强，信徒被杀者的数字很难统计，一说有1912人，另一种估计为5000人。

鉴于义和团运动的惨痛教训，教会内部对传教方式进行了重大调整，传教士们也对自身的行为作了反省与检讨。赫德承认，“也有传教士自己卷入或插手干预地方官员的事务等，这样一类越界干涉官员职权的事情，使官员们愤怒至极，一次次地引起地方的骚动，使官与民均感不悦。”欧美各国先后对传教士们涉足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活动进行相应限制。英国公使1903年发布禁止各地传教士直接到官府为教徒诉讼出面干涉，避免再次引起教案纠纷，如有必需去找官府时，须由各地领事负责与中国官府交涉。德国也禁止传教士从事与宣教和知识以外的工作，违者予以处罚和驱逐。

在1907年的传教士百年大会上，狄考文在发言中承认今后传教士在涉及与信徒诉讼有关的事务时，尽量采取克制和忍让的态度，以避免发生冲突。“传教士问题”成为大会的重点议题，形成了七条决议，分别是：1.感谢中国政府往日对传教士及教徒的保护；2.表示当前撤销“保护传教”法令的时机未到，但鉴于“条约保护”政策的本质是不公正且易被传教士及中国信徒滥用，因此大会警戒所有传教士今后在遇到迫害或不公正待遇时务必要保持“克制与忍耐”；向中国政府呼吁帮助只是最后的计策，即使那样也要认真作好切实的调查工作，以保证“保护传教”政策不被滥用；3.重申传教士只负有道德和灵性的使命而没有任何政治目的；4.要求传教士在中国民族主义上升的时代，注意使教会不被革命所利用，不要造成反对政府的不忠诚行动；5.请求官方在文件中取消“教民”的提法，因为它意味着中国基督教徒是另一种百姓，这就容易因对教徒的歧视而引起冲突；6.提请中国政府区别对待基督教与天主教；7.大会向上帝祈祷诚恳地祝愿中国的改革事业将取得成功。

（四）1922年大会发起倡导了本色教会运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史也迈进了新的阶段。受欧美民族国家思想影响，晚清以来中国思想界对民族主义的鼓吹不遗余力，面对帝国主义的重重压迫，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中国知识界，对基督教产生了拒斥的心理，1922年3月爆发了“非基督教运动”。上海学生率先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了声讨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罪行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抗议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中国召开会议。北京大学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出版了《非宗教论》一书，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1924年，上海学生将矛头直指教会教育，提出“收回教育权”的主张，上海、长沙、广州、南京、济南、武汉、九江、青州、苏州、徐州、杭州、绍兴、宁波、安源、重庆、太原、北京等地纷纷召开反对基督教群众大会，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北洋政府颁布“教育部布告第十六号令”，规定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遵守中国有关教育法令；学校名称冠以“私立”字样；学校校长须为中国人；学校董事会众，中国人名额应占半数以上；学校不得传布宗教；学校课程须遵教育部所定标准。

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后，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教会学校及教会势力均受到极大冲击。英美为保护本国侨民利益，派出军舰炮击南京，造成中国军民的严重伤亡。非基督教运动落下帷幕。

迫于压力，1922年传教士在华大会召开，传教士们提出建立“本色化”教会的观点，从而掀起了1920年代中国基督教的本色教会运动。所谓本色化，就是中国教徒认为有必要“从速谋中国教会之自养、自传”，“使基督教的思想、制度、组织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精神不相背驰，并使基督教作促进中国自觉对于世界有一种使命的工具。”这次会议上通过成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表了《教会宣言》，指出，“在中国的历史，国人的特性，教务的性质，经验的指示，以及国内种种迅速的变迁，莫不要求一个中国本色的基督教会。稗得宣传中国本色的基督教。”也就是“基督教与本土文化综合的整个过程，而非其中的某一阶段。基督教传播到其他民族或地区，与各种本土文化发生冲突与整合，由此基督教的信仰显示为激励、引导、改造这种文化的动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改造自身。”

会后，基督教各教会学校纷纷改革校务，应对“非基督教运动”带来的冲击，在校董会及学校管理层任命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担任相关工作，对学生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并不一味强加干涉，举办平民教育、服务社会的公益活动。最重要的是，许多教会学校纷纷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立案请求，终因不愿放弃教会对学校的控制权，未能获得教育部立案的通过。1929年之江学堂、弘道女中、之江附中、之江附中等长老会差会所办学校的立案过程一波三折，使教会学校转向了如何应对国民政府“收回教育主权”的自立阶段。杭州文教近代化，也随之进入了由教会学校引领、国立私立学校跟进转向政府主导，国立、私立学校竞相争辉，教会学校亦步亦趋的阶段。

从育英书院改称之江学堂的过程来看，一大批长老会传教士加盟杭州新式文教机构，为其正规化专业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发展基督教教育的过程中，传教士们的身份正在由“上帝的使者”向世俗化的西学知识传播者的身份转变，尽管宗教教育在杭州的教会学校中依然占有重要位置，但传教士们力图通过系统的近代科学知识传授，使学生能够皈依上帝。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后，长老会所办的文教机构真正进入了本色化、自主化的阶段，大大加快了融入并服务中国社会的进程。

抗战爆发后，在晚清民国三十年间萌发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使长老会在杭文教机构中的许多有识之士，在实践中型塑着“国民品格”。曾弥白称：“我辈青年是负有多大的责任呵！同学们！快起来为我们的前途而奋斗，为我们的民族而挣扎吧！”“莽莽禹甸，芸芸黄裔，在有亡国灭种之虞，而吾侪青年，何不投袂以起。”

杭州长老会文教机构不愿向日军投降，纷纷内迁，辗转流亡，于1938年涌进上海的英美公共租界，在那里暂时安顿下来，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孤岛办学”。

初到上海，租界里挤满了各地流亡而来的难民，也有相当多的基督教华东各地所办教会学校汇集于此，且多数已经失去原有的校产，他们都面临着师资、场地、设备、资金等实质性的挑战，师生生活十分窘迫。有鉴于此，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高等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先后与各校进行协商，决定合作办学，协调各自的力量，团结起来共享教学资源，以解决实际困难，渡过难关。

联合办学开始后，之江文理学院在上海博物馆路广学会大楼重新开办，利用南京路慈淑大楼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与圣约翰、东吴、沪江一起，成立“基督教大学上海协会”，协调各校间的利益。很快，之江的办学形势利好。一位之江学子写道：“看着位于南京路上的七层大厦，每天来来往往的学子，或西服革履或高跟烫发，夹洋书、操洋语，拥挤于电梯之内，国道之中，战前任何大学也没有如此五光十色的热闹。所以今日处在这‘孤岛’上的学士，无时无刻不在竞争中过日子，早上抢公共汽车，到校抢电梯，上课抢座位，下课抢图书馆，中午抢饭馆座，每天是在这五抢也可以说是五挤中过日子，这样争先恐后的精神，放在后方也许是太大材小用，但这种练习也不见的没有好处吧！因这大团体的集合我们还须感谢战争，不然这几千来自华北、华中、华南的儿女们如何会相聚一楼呢！”

由于参加合作办学，之江的学生数、教师数和开设课程数稳步增长，到1939年时，之江文理学院的办学规模已经超出了战前在杭州时的水平。在合作办学的四年里，之江文理学院已经初步扭转了战争给学校带来的各种不利局面，并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同时，之江的财务状况也逐步好转，办学经费也在不断增加。

在上海稳定下来后，之江除了充分利用母国差会、基督教上海大学协会、华东基督教联合大学提供的各种资源外，也积极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战时教育政策，重点发展适应战时需要的应用型专业。

在应用型专业中，工程学科是之江在抗战爆发后为适应中国抗战需要而积极发展的方向。之江于1938年迁到上海租界办学，1939年土木工程学系开设的专业课程多达51门，其中专业课程中接近40%的课程采用了国外教材，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教授内容的前沿性，使得学生能够有机会了解专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和最新研究方法，保证了之江大学较高的教学水平。专业课程的涵盖面广，专业的实用性程度高，理论与实践并重，使得土木工程学系在抗日战争上海“孤岛”时期得到快速的发展，而这离不开政府在课程建设、设备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同时，之江文理学院在原有的土木工程专业之外，又增设了一个建筑工程专业。由于工程学科教育需要大量的设备支持，之江原有的设备最初滞留在杭州，因此之江在沪的工程学科教育主要依靠与圣约翰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合作进行。校长李培恩后来写道：“圣约翰非常慷慨的接受我们的学生选修他们的材料测试课程，我们也接受圣约翰的学生选修他们没有开设的课程。1940年秋，圣约翰搬回到了他们原来的校址，但是我们仍然在材料测试和调查工作方面进行合作，如果两校的校址近点的话，两校在土木工程方面的合作将会更加深入，尽管我们的课程是用中文教学，而圣约翰是用英文教学。”

1939年后，之江从杭州校园运出了部分书籍和仪器设备，以供土木工程系学生使用。1941年，之江大学向教育部报告称：“实验室现有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建筑系绘图室，土木工程系绘图室等，已有了较好的设备基础，暑期测量则假圣约翰大学校场举行。”

之江发展工程学科，得到了急需工程人才以满足战时需求的教育部的赞赏和支持，为此直接给予了之江经费支持。1939年度之江的院务报告称：“教部对于本院实际之补助甚多，在沪校舍之租金，及其他特别开支，均有资助”。为吸纳专业人才赴后方服务，国民政府还制定了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赴后方服务办法，规定由政府发给毕业生旅费津贴。之江赴后方服务的毕业生1937年为6名，其中4名为土木工程系毕业生；1938年为3名，其中2名为土木工程系毕业生；1939年为15名，其中男生12名，女生3名。另外，工作职员也以铁路、工程方面为主。之江的工科毕业生曾参与了滇缅公路的修筑，用所学知识为抗战服务。

之江发展应用性专业所取得的成就斐然。鉴于学校学科发展的逐步完善，在1940年时，之江校董会认为已有条件向国民政府申请从文理学院升格为一所真正的大学，并以此为契机对其办学模式进行全面改进，决定将“之江文理学院”改制为“之江大学”，并由校长李培恩亲自赴渝向教育部提出申请立案。

1940年5月初，李培恩赴重庆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之江改设大学计划书。按照这份计划书，之江将下设文、商、工三个学院，其中文学院下设国文、英文、政治和教育4个主系，并以历史、哲学为副系；商学院在原经济系基础上扩展设立，下设工商管理、运输、贸易和银行4个主系；工学院由原理学院改设，下设土木工程、建筑工程、化学工程和机械工程4个主系。从这份计划可见，之江通过商学院和工学院的设立，将从原来文理学院的基础理论教育模式全面转变为应用型专业教育模式。

之江改设大学的计划最初未获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在给之江的复信中称：“现值抗战影响，添置设备不易，希就现有各科系力求充实。扩张增并院系改设大学一事，应暂时缓议。”而之江的出资人代表美国托事会对于改设大学也颇有顾虑，当时派往中国的特使鲁兰德博士（Dr. Lloyd S. Ruland）对此也没有在意，未向托事会作报告。于是托事会在获悉改设大学计划后，向之江校方提出了8个问题，主要涉及之江改立大学后将如何处理与合作各校的关系、之江现有设备、师资、资金能否达到国民政府的大学最低标准、大学可从美国和中国获得哪些资助、传教士教师将如何处理以及新学校的学术标准是否会影响学校的基督教目的等等。为此，之江代校长明思德于6月7日回信答复了四点主要内容：（一）与其它基督教大学的合作关系不会改变，改立大学计划是为了寻求与其他三所学校更加紧密地合作。与圣约翰大学民用工程系的合作会继续，化学工程系则分别开展与沪江和东吴的合作，冶金和采矿学则与东吴开展合作，商学院也将相应地与其他学校开展合作。（二）就国民政府关于大学三个独立学院的最低要求，已经选择了60万美元的校产和设备。教师的资格仍跟以前一样。教师的数量则取决于系科的设置和所开设的课程。（三）在战时不会在中国国内举行募捐活动，中国政府也不会提供资助；美国的募捐活动则取决于校董联合会的决定。（四）改立大学不会影响传教士教师的资格和数量，相反，之江希望聘请更多的传教士教师，这些要求已经得到美国托事会和两个差会的同意。

随后，之江校董会经过特组委员及常务委员会先后缜密研究讨论后，校董会全体一致通过了改设大学计划。之江于是宣布自1940年8月1日起试办文、商、工三学院一年。经李培恩赴渝多方洽商后，教育部终于在11月9日发文“核准暂就原文理学院名称试设文商工三学院，文学院之教育系并可暂准设立”。至此，之江得以在不改变文理学院的名义下试办，实质性升格为大学。

之江的工科教育也形成了“注重学生有实验或实习之机会，俾理论与实际并重”的特色，所开课程中有实验或实习者占全部课程的30%以上。李培恩曾对之江与圣约翰两校工科教育的不同之处进行了比较，指出，除了之江比圣约翰设置专业更多、开设课程更多、拥有教师和学生更多外，之江是四年一贯制的专业教育，更注重实践训练，而约大的工科教育则到大三才开始，只有两年的专业训练，注重学生的文化课程。因此，之江升格为大学，是其最终确立突出应用性专业教育办学模式的标志。

战时“孤岛”办学阶段，既是长老会杭州文教机构在战争时期求生存发展的特定形态，也是彰显其“国民”品格的关键时期，通过联合办学，长老会文教机构稳定了战争爆发后流亡所带来的艰难形势，还通过难民救济、学生救济，军人服务等形式，提供战时服务，并以救治伤员的医疗服务，力所能及地为抗战作出贡献。更重要的是，能够主动满足战时政府及社会需求，积极发展土木工程等应用型学科，为政府培养了大批实用人才，不但赢得了政府的认可、社会的尊重，也使自身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