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代定居杭州的穆斯林，文献中有一些零星的人物信息和笼统且不知是否完全确实的总体印象，相比而言，凤凰寺现存阿拉伯文、波斯文墓碑则提供了一批元代杭州穆斯林居民的确凿资料，是进行元代杭州穆斯林研究的最直接、最可靠的史料。《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的出版，则为研究者全面利用这一批碑铭资料提供了可能。由这一批墓碑资料进行研究，使得元代杭州穆斯林的基本状况进一步丰富起来。
在此，就墓碑反映出的元代杭州穆斯林的状况，如元代回回人进入杭州的时代和方式，元代杭州回回人的职业身份和文化特征作一些归纳和分析。有关凤凰寺藏穆斯林墓碑基本的情况，则请参见本书附录四，以下关于墓碑编号、碑文内容等均据《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
壹｜元代杭州回回人的职业身份
根据墓碑碑文的叙述，明确可知墓主职业身份的有：第2号墓碑的墓主赡思丁·亦思法杭（Shams al-Din Muhammad b. Ahmad b. Abi Nasr al-Isfahanī）被描述为“商人的骄傲”，可见是商人；第6号墓碑的墓主麻合木·宾·马合麻·宾·札马刺丁·呼罗珊（Mahmūd b.Muhammad al-Kurāsānī）被称作“学者（‘Alim）”；第7号墓碑的墓主马合木·宾·马合麻·宾·阿合麻·西模娘（Mahmūd Simnānī）被称作“筛海”“苏菲”；第8号墓碑的墓主异密·别都鲁丁（amir Badr al-Dīn）被称作“异密”，因此被认为是一位“军官”；第11号墓碑的墓主塔术丁·牙牙（Tāj al-Dīn Yahyā）被称作“信士的导师，（穆民的）传教者”，“卓越的伊玛目，真理的爬梳者，传教者的封印，布道者的权柄”，可见是清真寺中的伊玛目，同时也是宗教学者；第12号墓碑的墓主被称为“商人”。第13号墓碑的墓主被称为“学者（‘Alim）”。
综合以上，可知这一批穆斯林中有军官、商人、学者、宗教人士等多种职业身份，尤其是宗教职业者和学者的比例很高，或许可以用来说明杭州有较多的穆斯林生活，以至于对于伊玛目等宗教职业者有一定的需求。刘迎胜老师认为这些穆斯林“社会地位普遍较高”。这批墓碑中的多件雕工精美，也可以说明墓主是有比较高社会地位。这方面，与扬州出土的元代穆斯林墓碑十分相仿。
贰｜元代回回人进入杭州的时代和方式
有多种墓碑刻有强调墓主是异乡人的词句，如第1号墓碑引到穆罕默德话：“人殁于异域，则其死有若殉道者。”第2号墓碑两次引到穆罕默德的话：“人殁于异乡，则其死有若殉道者。”“异乡之死是为殉道。”第3号墓碑两次引到穆罕默德的话：“人殁于异乡则其死有若殉道者。”“异乡之死是为殉道。”第5号墓碑称：“愿真主照亮他的墓穴，让他的荣光长耀。他一生之中扶助弱者，尽其韶华关怀异乡人。”第7号墓碑两次引到穆罕默德的话：“人殁于异乡，则其死有若殉道者。”“异乡之死是为殉道。”第12号墓碑两次引到穆罕默德的话：“人殁于异乡，则其死有若殉道者。”“异乡之死是为殉道。”第17号墓碑引到穆罕默德话：“人殁于异乡者，则其死有若殉道者。”总的来说，给人一个印象，他们是从远处徙居杭州的。同时，也说明是墓主是刚刚入华的回回人，很可能是第一代入华的回回人。泉州的元代回回墓碑也多见这样的句子，可见在元代入华的回回人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中第2号墓碑和第4号墓碑的墓主是父子二人，但是只有第2号墓碑刻了如此词句，说明这样的词句也不会随便刻的，而这父子二人，分别是刚刚入华的第一代和已经不能称作异乡人的第二代。
有几位墓主是知道哪里人的，他们来自遥远的地方，杭州对于他们而言，确实是“异域”“异乡”了。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第2号墓碑，碑文中明确说：“真主还从未把像他这样的人从伊拉克（the Kingdom of‘Iraq）带到久负盛名的秦国（Chīn）。”Chīn是西方称中国的一个古老的名称，元代仍然通行。可见墓主是从伊拉克来到中国的。实际上他是伊朗亦思法杭人，在伊拉克做生意。此外的几例则是可以通过人名来推断墓主是哪里人的。
伊斯兰人名由多个部分组成，其中有一部分称Nisba，指出生、居住和起源的地名，如城市、部落名等等。在阿拉伯语地名中构成的方式是在地名后面加上ī（男性）或iyya（女性）。一个人的人名中也可以有几个Nisba。在由多个部分组成的伊斯兰人名中，Nisba这一部分通常放在人名的最后部分。历史上不少知名的穆斯林，其简称的名字还往往就取Nisba这一部分。因此由人名的这一特点，我们可以粗略地推测杭州的这一批回回人来自何处。
现在可以判断的是来自亦思法杭、汗八里、不花刺、呼罗珊、西模娘、合列卜的八个例子。第2号墓碑的墓主赡思丁·亦思法杭（Shams al-Din Muhammad b.Ahmad b. Abi Nasr al-Isfahānī）和第4号墓碑的墓主火者·阿老丁·宾·火者·赡 （Khawaja 'Ala al-DIn b. Khawaja Shams al-DIn al-Isfahani）是父子俩，他们都是亦思法杭人，父子二人，父亲估计出生在域外，称为“异乡人”，而儿子或许出生在中国，不称为“异乡人”，但人名中仍保有“亦思法杭人”的痕迹；第3号墓碑的墓主火者·麻合麻（Khawāja Muhammad）是阿尔思兰·汗八里（Arsalān Khānbāliqī）的儿子，他的父亲是汗八里（元大都的突厥语名称，流行于中国以西地区）人，大约墓主本人也可以看作是汗八里人；第5号墓碑的墓主异密·卜合提亚尔·宾·阿不别克儿·宾·乌马儿·不花剌（Bakhtiyār b.Abū Abkrb.‘Umar al-Buhkārī）是不花刺人；第6号墓碑的墓主麻合木·宾·马合麻·宾·札马剌丁·呼罗珊（Mahmūd b. Muhammad al-Kurāsānī）是呼罗珊人；第7号墓碑的墓主马合木·宾·马合麻·宾·阿合麻·西模娘（Mahmūd Simnānī）来自西模娘；第10号墓碑的墓主沙不丁·阿合马·宾·暗都拉·合列卜（Shihāb al-Dīn Halabī）来自合列卜；第12号墓碑的墓主游历细节与第7号墓碑同，被认为也来自西模娘。
至于来华的时间，可以根据卒年大致推断。已知卒年的共有6例，时间比较集中，是伊斯兰历707年4月29日（公元1307年10月28日）到伊斯兰历752年（公元1351年）。如果以平均卒年50岁计，则出生于公元1257-1301年，如果是20岁成年的时候来华，则来华时间在公元1277-1321年，都是在元代。
学者如此描述元代回回入华的总体状况：“元朝境内回回人的来源主要是成吉思汗西征以来中亚、波斯、阿拉伯各地被俘东来的工匠和其他平民，归降蒙古的贵族、官员、及其族人、部属，先后签调来的军队，被征辟入仕的学者，以及来中国经商因而留居的商人。”杭州穆斯林墓碑反映的这一批回回人有军官、商人、学者、宗教人士等多种职业身份，并且卒年比较集中，总体符合元代多种身份的回回人集中入华的基本特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3号墓碑墓主先定居大都再迁移杭州的情况。早在清代中期就已经得到发现和公布的舍刺甫丁墓碣，反映的也是同样的回回人从大都迁居杭州的情况：
故朝列大夫、广州路治中系本哈撒尼，世居大（下阙）卢沟桥。公之父讳可剌马丁，乞答察大王位下诸色人匠宣差。公讳舍剌甫丁，至元十二年，公（下阙）中书省，伯颜丞相奇公之才，荐引进见，俾中书省咨发浙江省，差充嘉兴上海县达鲁花赤。至元十九年，祗（下阙）敕命累调绍兴之山阴、衢之常山、安丰之霍邱、宁国之泾县、建康之句容，皆任长官。再调杭之税司提举，又再调常州宜兴同知。延祐六年，以资考升转，钦受宣命朝列大夫、广州路治中。时公年未七旬，遂移文谢事。……及其余年可仕，乃急流勇退，隐居于杭之丰乐桥东旧班前。筑池圃，植花竹，为高世避贤之举。
舍刺甫丁一家虽说是哈撒尼人，但在舍剌甫丁迁居杭州之前原居大都。墓碣中甚至用“世居”一词形容其居住在大都，可见至少居住在大都已有两三代了。舍刺甫丁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延祐六年（1319年）之间的45年中长期在江南各地做官，最后选择杭州定居，死后也葬在杭州。舍刺甫丁的住地和葬地问题，前文已作分析。延祐六年舍刺甫丁“年未七旬”，可见他出生于蒙古宪宗元年（1251年）之后不久，他的父亲可剌马丁（可马剌丁Qamāl al-Dīn?）作为乞答察大王位下诸色人匠宣差，已经定居北京，很可能是在蒙古西征过程掳掠或者归附于蒙古人而从哈撒尼入居中国北方的。而舍剌甫丁之南下，则与至元十二年伯颜率元朝军队征宋有关。因为南宋为蒙古所占，当然需要一批官僚参与地方的管理，舍刺甫丁因此成为上海县达鲁花赤，此后便长时间主要在江南各地做官。
叁｜元代杭州回回人的文化特征
这一批回回墓碑的墓主来自多地，显示墓主有着多样来源的同时，波斯来源和波斯文化内涵突出，亦思法杭、呼罗珊、西模娘均在波斯，不花刺也受到波斯文化的强烈影响。确实，第2号、第4号、第9号、第10号、第12号、第14号墓碑都使用波斯文诗歌，是说明来自波斯文化区的重要的依据。很有意思的是第2号墓碑和第4号墓碑是父子二人，这方面仍没有变化，说明波斯伊斯兰文化在他们家庭中得到了完整的保存。更有意思的是，第14号墓碑铭文中的波斯文诗歌，为13世纪波斯大诗人萨迪（Sa’dīShīrāzī，1208-1292年）的抒情诗。与此相仿，14世纪上半叶《伊本·拔图塔游记》中记载的他在杭州听到的波斯语诗词，出自萨迪的另一首抒情诗。也就是说，在萨迪创作这首诗歌不久之后，作品就传播到了杭州。伊朗学者Ahmad Rezaei认为一共有七件墓碑具有波斯文的诗歌（第2号、第4号、第9号、第10号、第12号、第14号、第15号），其中是萨迪的作品或者接近萨迪作品的有三件（第2号、第12号、第15号），其中第2号、第9号、第10号是颂歌（ode），第12号、第14号、第15号情爱诗（Ghazal），第4号是一段诗和四行诗（a starzaand a quatrain），一共有81对句，除了第9号，语义都是明确的。
但是同时，我们仍可以在墓碑铭文的措辞和石刻纹饰上发现一些中国文化的内涵。
首先是石碑花纹中的中国元素。例如第5号墓碑的背面中间是鼎式香炉正在焚香，表现出了香烟袅袅的样子；两边是花瓶，左侧花瓶插牡丹，右侧花瓶插莲花。香炉和元代常见的青花大香炉很接近。当然，这是中国式样的图案。
▲凤凰寺第5号墓碑异密·卜合提亚尔·宾·阿不别克儿·宾·乌马儿·不花刺（Bakhtiyār b. Abū Abkr b. 'Umar al-Buhkārī）墓碑背面图案（杭州文史研究会提供）
又如第10号墓碑的背面，在周边的缠枝纹之内又加上了有两道曲尺纹，上端还是云头纹。这样的花纹不见于其它墓碑，但是是中国石碑以及木雕、砖雕中常见的花纹。
▲凤凰四第10号墓碑沙不丁·阿合马·宾·暗都拉·合列卜（Shihāb al-Dīn Halabī）墓碑背面图案（杭州文史研究会提供）
其次，则有少量的中国文化适应的表现，如第5号墓碑采纳中国年号纪年（至顺JH ShWN ZH NYN），但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
刘迎胜老师已经指出：“这批墓碑还有一个有趣的特征：其形制为穆斯林式，使用语言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但许多刻纹却是明显的汉式。这个特征是富有意味的，它反映当时的穆斯林在顽强保持自己宗教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开始受汉文化影响。”
编辑 | 吴义全 刘俊萍
《杭州伊斯兰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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