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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2年，我大姐戴辰一曾到过安徽的屯溪老镇。据说，当年的瑶溪村还在，离屯溪镇老街15里地。晚上，她在一个小店用餐，偶尔店主问到瑶溪村，店主说他们家90岁的老太太，就来自瑶溪村，而且也姓戴！正欲向她打听，无奈老太太已经睡觉，只好作罢。
一百四十年前，我的曾祖父离开了他的出生地瑶溪村，由此衍生了几代人的沧桑。
2007年，我到常州看望我的常州嬢嬢（我在《上海寻根之四》里写过她），她90岁的人了，脑子煞清，跟我回忆当年她到上海，住的是徐家汇孝佑里65号，如今的太平洋百货（见《上海寻根之二》）。
我出国前，父亲好几次提到我的曾祖父。我就向常州嬢嬢询问。她说了两件父亲从未向我提及的关于我曾祖父的两件事：一件是他在生意上成功后，又在一位吴姓盐城著名盐商的的提携下成立了经营地方盐业的“东兴公司”，这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第二件事是他从青楼里赎买了一位叫杨玉仙的女子，收入房中为妾，这事发生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他当年四十多岁。
黄山脚下山坳里的村庄
1885年左右，刚满十六岁的戴晓峰走出大山，离开故乡徽州的休宁县瑶溪村，跋山涉水，到了东海之滨的东台，投靠同乡人吕老板，当起了吕家典当铺的学徒。据说，按徽州的老规矩，十六岁的男孩就应该出外打工给家里挣钱了。
晓峰显然是个聪明又勤快的人，很快得到吕老板赏识，在打拼了十年后，吕老板干脆把女儿嫁给了晓峰，让他自立门户经营典当业。戴晓峰经营盐业，创立“东兴公司”，一定是后来的事。
我从父亲和姑婆（戴晓峰的独生女）那里早就得知，戴晓峰与我的曾祖母吕氏结婚后育有三男一女，分别出生在1897到1905年之间。二十余年后，戴晓峰的大儿子娶了杭州的祝家小姐，生了凤喜（即常州嬢嬢）和戊喜（即我的四川峨眉山伯伯），他的二儿子（我祖父）娶了张家的三小姐，次年还生了个儿子（小名闰喜，即我父亲，见《上海寻根之三》）。戴晓峰看上了青楼女子，并娶回家当小妾，看来戴晓峰在当地混出了点人样，而且颇为放浪。
一切似乎人生圆满。
（二）
2010年六月，我去合肥有公事，顺便看望合肥嬢嬢，即戴晓峰三儿子的女儿，然后去南京大学。合肥嬢嬢说那我们可以先去黄山附近的休宁老家看看，然后送你去南京。一不做二不休，由表弟培军开车，我们坐了他的小车在高速公路上一路向南。
从合肥到黄山，郁郁葱葱的皖南山峦，一路通途。我不由想到，当年那样的崎岖山地，曾祖父是怎样走出大山的。我们在黄山脚下造访了我的一个素昧平生的叔叔的家。我们在屯溪老镇吃了午饭（我第一次品尝了安徽名菜臭鳜鱼），随后驱车约一小时，弯弯曲曲，直到右前方渐渐开阔起来，一条大河展现眼前。极目远望，是静静躺在大山里的一条清澈的大河。我们的左前方，也出现了村落。一个六十多岁模样的老人在那儿闲坐。我们停车上前询问询，原来，这里就是瑶溪村的村口。那条河，便是率水。
这个率水之滨的瑶溪村，建村于宋朝德佑年间约1275年左右。当年一支戴氏家族可能是逃避饥荒或战乱，由江西乐平（景德镇附近）迁徙到休宁，看到这里一片洼地地势平坦，依山傍水，遂决定安营扎寨，到现在，这个瑶溪村已经有七百五十年历史了。这里共有四支戴氏宗族：前门，中门，后门，和金竹。村口那位老人告诉我们，他也姓戴，已经是第三十八代戴家传人。因为和外村人通婚，这里还剩一半人姓戴。
我站在那儿发呆，从曾祖父1880年代后期走出大山算起，到2010年，也将近一百三十年了。
率水之畔的村落
率水从这里向东而去，与横江汇合进入屯溪，就是新安江了。据说，这里“农夫山泉”采水的水源地。再从屯溪往下，就到了千岛湖，然后是新安江水电站。
1981年夏天，我和三个大学同学去黄山观光，我们决定不从原路返回，而是从黄山的背面下山。走到山脚下，是一个宽阔的浅滩和渡口，一副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景象。我们顺水而下，先是坐小船，然后坐能挤四五个乘客的小机动船，在马达的突突声中过千岛湖，经新安江水电站，最后在桐庐上岸，吃了尚好的河鱼，然后去杭州，从杭州坐火车回到上海。说不定，戴晓峰是走了这条水路，然后由京杭大运河北上抵达扬州？
在上海四川北路的家里，我的姑婆戴季清（即戴晓峰的独生女）跟我们姐弟说过，1930年左右，戴晓峰的大儿子和二儿子一路用船送载有父亲遗体的棺木回屯溪镇瑶溪村下葬，入土为安。我想，他们也来到了率河之滨。
掐指一算，戴晓峰从子孙满堂到人去楼空，最后凄惨地死去，也就短短的几年时间（见《上海寻根之二》）。闯荡了四十余年的江湖，他最后又回到了那条流淌了千年的率水。
戴晓峰当年十六岁走出大山，是父母的期待，还是自己的决定？从后来的发展看，他是个不甘寂寞，敢说敢为的人。但他后半生为什么会穷途末路，以至于他一死，他的儿女不得不纷纷离开东台去上海、去南京讨生活？
（三）
东台，一个隶属盐城的县级市。我去年夏天（2024）坐沿东海行驶的京沪高铁，第一次看到了我父亲的出生地。窗外看过去，虽不如福建长乐或温州郊外有海外背景的村落，但大差不差，农田，民居，错落有致。
京沪高铁过东台
江苏东台条子泥海滩
当年扬州、盐城一带的商人，一定颇为风光。戴晓峰也一定通过盐业赚了一票，否则家境优越的杭州祝家大小姐（常州嬢嬢的母亲）为何远嫁给苏北的戴家大儿子。估计，当年扬州和盐城的经济地位，一定不在杭州之下。要知道，宋朝以来，中国最耀眼的城市不是苏东坡眼里的青山绿水的杭州，而是马克波罗眼里的商业和艺术互相辉映的水城扬州。
无奈好景不长。戴晓峰这样的新富扛不住1925年的乱世，更不用说是当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盐业的衰落，水旱灾害、军阀和流寇的猖獗、社会自助组织的溃散......有钱人落荒而逃，挤进了上海的租界。
扬州好景不再，盐城毛将焉附？大量在这里生活不下去的人去了上海，这也和上海的经济发展迅速，工作机会多，租界相对安全稳定有关。
但是，戴家衰败的一个更隐秘的原因是缺乏文化根基，发家后戴晓峰和老婆吕氏都染上鸦片烟瘾，最后戴家老大（常州嬢嬢四川伯伯的父亲）鸦片成瘾，老二（我祖父）赌博成性，戴晓峰还经常逛妓院，可见当时的奢靡之风，为后来的家庭败落埋下伏笔，这一点，新富的戴家和书香门第的张家（我奶奶家）成为鲜明对照。
这一切，为戴晓峰的独生女儿（我姑婆）和孙女（常州嬢嬢）二十年代去了上海，为我父亲和我的四川伯伯1946年抗战胜利后去了上海，提供了重要的注脚。
1934年上海航拍，最醒目的是左上角的“百老汇大厦” Broadway Mansions，现在的“上海大厦”。和平饭店，汇丰银行大楼，旁边带钟楼的上海海关大楼，都历历在目。黄浦江对岸的一片滩涂，是如今高楼林立、争奇斗艳的陆家嘴
（四）
十九世纪中叶，有近两百万爱尔兰人，由于爱尔兰遭受大饥荒（Great Famine，1845–1852)，先后涌进美国新大陆的都市，包括纽约，波士顿，费城，水牛城，巴尔的摩。
马丁斯克西斯导演的《纽约黑帮》，写的是当年两个帮派的大打出手，一个是以爱尔兰人天主教为靠山的黑帮，一个是有安格鲁新教背景的黑帮，地点就在曼哈顿下城那个拥挤、肮脏、混乱、犯罪率极高的贫民窟所在地 “五点”（Five Points），位于现在曼哈顿下城的唐人街的运河街以南一带。纽约市由于种族、经济地位、宗教（天主教）因素形成的社会和经济歧视，持续了上百年。
当年的上海，在1842年《南京条约》开启“五口通商”后，除了洋人的资本和商界进入，还有大量以江浙商人为主力的新移民涌入，其中不少是躲避“太平军“的杀进江南而逃进上海租界的有钱人家。据说上海的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五金店、第一家绸布店、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染织厂、第一家化学制品厂、第一家印刷厂、第一家中药店，等等，都出自宁波人的手笔。
尤其是民国后，不单是宁波人，广东人在南京路上经营的百货公司，苏南的容氏家族经营的面粉业和纺织业，在上海都做得风生水起，他们是中国民族经济的先驱，是新上海人的上层阶级，大部分住“上只角“的英租界、法租界（现在的黄埔静安一带）。
以扬州为中心的苏北广大地区，由于盐业的衰微，京杭大运河失去物流枢纽的重要地位，早已经衰落，而整个苏北的土壤种植条件远不如苏南，1866年又遭遇大饥荒。所以大量的苏北穷人、难民涌进上海讨生活。他们大部分居住在闸北、杨浦、南市、徐汇肇嘉浜路的棚户区。
苏北人在上海的命运，类似当年爱尔兰人当年落脚纽约时只能集聚在脏乱差的“五点”一样。当年的上海政府，为了维护大都市的秩序和“上等人”的体面，还曾经设法遣返苏北的经济难民，但是，当时并无户籍制度，最后这些“低端人口”成为上海的不可忽视的存在，也几乎包揽了上海的苦活脏活累活，职业以澡堂、理发、小贩、拉黄包车为主。
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1992年在耶鲁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社会学专著《上海的苏北人：1850-1980》。她认为“苏北人”（或“江北人”）是这些经济移民进入上海后被杜撰出来的一个概念。确实，对苏北人的社会歧视和经济歧视在上海一直存在。只要谁说一口苏北话，或者上海话里有苏北口音，就会被贴上“江北人”的标签。中国别处来上海的人基本没有同等的待遇。
我在四川北路老宅的左邻右舍大部分是宁波人、无锡人、本地人（松江人）、苏州人，只有一家苏北人。我从15到25岁之间对父亲上海话中的苏北口音特别敏感，母亲是安徽巢湖人，安徽人说上海话也带江淮官话的腔调，上海人有时也分辨不出。
在上海，地域歧视主要是以方言为标志的，对“江北人”尤其如此。在弄堂里，同样有心照不宣的地域和方言鄙视链。以至于我跟对门一个苏州好婆还有过一次争论，她说我家是苏北人，我说我家户口簿上“籍贯”一栏明明写的是“安徽省休宁县“。
“正宗”上海人（不管三代前是不是广东人，苏南人，浙江人）对“乡下人”，“苏北人”的态度，是一种源于身份和教养的优越感，“乡下人”是没见过世面、不懂城市规矩，因此刘姥姥至少还“憨态可掬”，“苏北人”则是野蛮邋遢没教养的代名词，如同纽约市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被有些移民到纽约的上海人骂成“苏北人”，最好眼不见为净。贾府的焦大高攀不了林妹妹，主要还不是经济地位和阶层问题；你焦大再怎么财运亨通，也不入林妹妹的法眼！
我曾经问一个常年住纽约市的犹太人同事，纽约市有没有类似上海的“上只角”，“下只角”，她说这在纽约市由来已久，非常明显，从住的地方，上哪个学校，甚至穿着、口音，都能知道这些小孩的家住在哪只角。嘴巴不说，内心也是有鄙视链的，这只要看纽约市中城那些喜欢“攀比”不余遗力鸡娃孩子拼死择校的中产父母就能看出。
上海文化是由租界的城市文明定义的，说上海人“洋气”主要还是指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那些住在武康大楼或乌鲁木齐路以西的法租界里的上海人。我在大学里认识了很多出生在“上只角”的“巨富长”一带的同学。他们周边住的人家和我住的四川北路是不一样的。比如我的好友家住“巨富长”附近的太原路，他上的“永嘉路小学”就比我上的小学有名。他在中学里已经读过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我在读大学前几乎没有读过什么像样的文学作品，只看过巴金茅盾的一些作品。十六七岁发现家里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本有些破旧的张恨水的《北雁南飞》，刚想一睹为快，还被母亲发现，立即没收了。
身份认同，永远是贯穿戴家几代移民的隐秘的主线。我少年时曾羞于父亲的苏北口音。回头看，是一种莫大的精神包袱。一个动荡的时代和不断迁徙的人群，作为移民城市的上海，汇聚了各种身份故事。最近几十年，常住上海的最大外来群体来自安徽（23%）和江苏（16%），其中盐城排名第一。如此，类似戴家的百年家族史还在许许多多家庭中延续。
（五）
去年（2024）10月，去波士顿参加一个活动，因为要赶回Albany教课，错过了去附近萨乐姆小镇参观荫余堂的机会。荫余堂，十八世纪建造、坐落在休宁县的黄村的一栋即将被拆除的徽派老宅，十几年前被波士顿地区的一个博物馆买下、花九牛二虎之力一砖一瓦地搬到了美国，然后一砖一瓦的被完全被复原。
整体搬迁到美国波士顿地区的荫余堂
荫余堂木雕镂窗
虽然没有看到荫余堂，我2010年在西递宏村看到了大户人家的屋梁上的精美木雕，从建筑到村落的设计。感受了一把老徽州的精致。什么是文化，这就是。文化本质是一种不满足于温饱的讲究。印象最深刻的是高大的徽派建筑，一种被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放大了的静穆和厚重，一幅幅天然的现代派水墨画。
宏村印象
休宁自古文风昌盛，书院、私塾星罗棋布，“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我的曾祖父戴晓峰，应该也受过一些耳濡目染吧。徽州多山，可耕地少，生活相对比较清贫，所以要想改变命运，必须走出大山，要么出外读书投身科举，要么混迹商海出人头地，休宁在这两方面都成绩斐然，无论是驰骋江湖数百年、名噪一时的徽商，还是屡屡金榜题名的状元。自宋代到清末，休宁人斩获状元十九人之多。其中的戴有祺，便是出自瑶溪村（他最后定居于位于上海的金山县）。
我2010年看到的徽宅，给孩子读书的厅堂开有天窗（下图），据说就是要让小孩经受冬天的寒冷，而不是为了采光，大概是激励孩子从小锻炼意志吧。
父亲多次提起清朝的哲学家语言学家戴震，说戴震原籍休宁，很可能和我们戴氏家族同宗。我2010年去瑶溪村时，还特别问那位村口的老先生。他和另一位族人交换信息后，回答是戴震属于休宁县隆阜的戴姓家族。父亲的猜测，透露了他对孩子们的一种期待。不管怎样，能成为读书人在中国总是一种身份的提升，这是他从早逝的母亲那里领悟到的。儒商，冥冥中契合了上海气质：面子上的精明能干和里子里的见多识广。
（六）
从1925年间戴晓峰的大家庭分崩离析，到这个家族的生生不息。这是一个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故事。晚年异常凄凉的曾祖父可曾想到，他的孙辈都顽强地存活了下来，五岁去了上海的常州嬢嬢，后来成为了一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自后定居常州，而她失散的弟弟却在四九年被征兵进入国民党军队，最后定居四川峨眉山颐享天年。戴家的衰败，也把我的父亲逼到了上海做学徒，经历过战乱和饥荒，后来靠一己之力撑起了一个家，然后才有我的两个姐姐和我。
1988年，常州姑父嬢嬢到上海小住。他们的到来总让我开心不已。晚上坐下来搓搓麻将，姑父、嬢嬢还是那么认真。有天，姑父约我到楼上谈心，我还以为他和父母亲串联着向我催婚。在我父母住的前楼坐定，常州姑父跟我谈起了当年他还是八路军干部时的一些往事。记忆最深的是他讲道有人用“还我荆州”来表达夺回日占区的决心。刘少奇把“还我荆州“改成了”还我河山”，改了两个字，境界和气魄提升不止一个档次。我当时颇为诧异，原来姑父要我更为大气地面对人生啊。这有点像刘震云的舅舅，对外甥说，你要走出去，才会打开一片天地。
我1993年回沪探亲，得到了父亲的赞赏，因为在他眼里，能在美国读研坚持两年而依然不倒，就值得庆贺。父亲去世三十年了。我从来不曾好好想过，我的父母的经历，他们兢兢业业的持家，跟我和两个姐姐的命运有何关联。父母把我生在了上海，也算是一种幸运吧。我申请美国大学时，父亲写信给在台湾的表叔张家燕，请他帮忙出具经济担保书，父母最后拿出所有积蓄支持我出国。
父亲三岁丧母，他的父亲无能抚养儿子，遂把他送了人。或许是因为童年的经历，他会觉得要尽可能支持儿子出国的努力。在我年少气盛的年纪，父亲总是忍受我的少不更事。他默默的支持我，但从来不给我压力，也许是他给我的安全感，让我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的世界里而从未感到畏惧或退缩。直到今天，我都觉得我是个赤脚的，从不怕穿鞋的。我本来就一无所有，无所忌惮。I’ve got nothing to lose。
（七）
在瑶溪村村口的戴姓老人说，村里祠堂早在50年代就被毁掉了，宗祖的坟地也在文革中被毁。所以戴晓峰出自哪门戴氏兄弟，已无从查考。从黄山到东海，从上海到纽约，1880年代到2025年，五代人，走过了多少坎坷岁月！而在即将退休之际，回望我自己在美国的岁月，真可谓，六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我的孩子，出生在印第安纳的女儿，和出生在纽约的儿子，两个都大学毕业了。一个落脚西海岸的湾区，一个在东海岸的新泽西获得了人生第一份工作。他们生长在新世纪的互联网时代，同时又遇上了一个战争频仍和冲突不断的乱世。
在历史长河里，每个人都是人类生殖树上的一片落叶，随风飘摇。从生物学角度，似乎每个人的使命是传承基因。但从家族史角度，则是一代代人在苦难、挫折和逆境中的成长和坚持。而这一切留给个人的，则是海德格尔的“存在和时间”，还有普鲁斯特想牢牢抓住的“流逝的时间”。
“上海”是一个符号，代表我前半生的岁月和记忆，“上海”在我的家族史上留下了印痕。但到了我孩子的孩子那一代，这种历史符号和印痕很可能被抹去了。他们（如果有他们的话）更不会知道大山里的瑶溪村和屯溪老镇。非常可能，他们除了还有一张或半张亚裔的脸，连汉语都不会说了。
上海苏州河畔贝拉乔酒店外的露天咖啡座
我不觉得遗憾。每个人用不同方式获得生活意义和生活的理由，日本人所谓的ikigai。我有时闲下来，会看看上海的街拍和City Walk的视频，看看我熟悉的街道和建筑，那些老派而又不失风韵的小街，梧桐树和咖啡屋。漫无目的地在那里晃悠，有一种自得其乐的悠闲和惬意。
戴耘完成于2025年元旦，一个暖冬的雨天，纽约州府郊外寒舍。（注：本文写作中有几次涉及历史背景和事件，笔者咨询了ChatGPT。《上海寻根之八》会谈谈犹太人与上海人的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