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E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883－(2017)06－0011－06
海湾战争不仅对中东地区的政治生态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于冷战在欧洲的结束起到了关键性的“临门一脚”的推进作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军事和政治上的惨败，推进了随后华约的停止运作并解散、苏联的最终解体等“连锁反应”。苏联的解体意味着东方集团的彻底瓦解和冷战在欧洲的结束。美国取得了美苏争霸的胜利，但其利用海湾战争驻军圣地的行为又开启了其与伊斯兰极端势力之间的冲突，对美国而言，“绿色威胁”开始取代“红色威胁”构成对西方的最大挑战。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标志着“红色威胁”的残余在欧洲的退却，2001年的“9·11”则标志着“绿色威胁”的扩张，美国又回到伊拉克发动被称为第二次海湾战争的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成为美国塑造冷战后国际新秩序的理想战场。
一、萨达姆发动入侵科威特战争的具体背景
萨达姆选择在1990年8月2日入侵科威特并将其吞并，具有明显的冷战向后冷战转型的时代烙印。中东长期以来只是东西方阵营对峙的地区，在1989年下半年以来东西方对抗逐步缓和、东欧开始出现变化的情形下，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点都投向发生剧变或具有剧变潜质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1988年苏联自阿富汗撤军以后，即便当年出现了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的第一次“因提法达”，中东伊斯兰国家整体上并不属于国际社会的热点地区。作为与东西两大阵营均有着良好关系，且因两伊战争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颇具人气的伊拉克开始意识到东方阵营的裂变、两极格局的崩溃可能对自身产生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其传统东方阵营盟友东德在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之后，利用西方国家应接不暇之际，增强其自身国家实力以求得自保便成为伊拉克的重要选择:一方面，美国出于遏制伊朗革命输出而对伊拉克提供各种间接支持，但对其并不信任，认为“伊拉克看起来已成为一个潜在的挑衅的而非缓和的地区行为体”;另一方面，“通过入侵科威特，萨达姆可以消除许多他两伊战争的残留债务，控制科威特的石油与石油生产设施，并恐吓其邻国，尤其是沙特阿拉伯。”总而言之，萨达姆敢于铤而走险地入侵科威特与当时欧洲地区复杂多变的局势息息相关。
第一，西方阵营的主要精力投入在如何引导苏东国家进一步转型。随着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开启“改革与新思维”，苏联逐步放松对东欧“卫星国”的掌控，许多国家开始走上了西方式的改革道路。1989年6月，波兰团结工会赢得大选标志着东欧剧变的开始，此后直至1990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等国的反对派相继在选举中上台。游离于苏联掌控之外的南斯拉夫也于1990年出现了变革的苗头，其内部分崩离析态势愈加明显。西方国家为之振奋，如何促进东欧转型国家的平稳过渡以及如何勾画苏联的未来成为其1990年的重点考量。1990年3月11日，苏联加盟共和国立陶宛单方面宣布独立，这是苏联走向分崩离析的一个信号。 随着苏联走向政治多元化以及苏共领导地位的削弱，1990年3月15日，苏联改行总统制，戈尔巴乔夫以苏联总统的身份来掌握国家权力。由于苏联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结局仍不明朗，西方对苏联的未来走向仍无法把握。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后，美苏关系依旧是西方的重心。 “1990年秋，一组苏联和美国的专家开始碰面并讨论苏联的未来和苏美关系的未来。在最初支持了一项快速的经济转型计划之后，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因面临着来自保守派的施压而部分退让，这使得改革者的影响变得不确定。”西方国家很明白，尽管东欧国家开始走向转型，但苏联的根本性变革才是真正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性意义的事件，毕竟苏联是一个长期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
第二，美苏共同应对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的未来定位，伊拉克密切关注德国统一问题。德国的分裂是东西方冷战的标志性事件，四国分区占领演变成西占区与苏占区并立已露出冷战的端倪。在苏联不断松绑的态势下，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虽具有历史的偶然，但这种偶然加快了东德政权的转型。美苏最初的考虑是东德实现转型后继续独立存在，西方阵营内部也有以法国为首的反对两德合并的声音，但德国统一问题是西方对苏联东欧政策的重大考验。1989年12月，东德部长会议主席莫德罗便与来访的西德总理科尔商定以经济合作为中心的条约共同体。此后两德以及有关各方进行了会晤与磋商，1990年3月东德进行自由大选后上台的非共产党政权更加积极推进两德合并。
伊拉克利用德国迈向统一的范例与国际舆论开始实践其伊拉克“统一”的军事行动，“伊拉克的入侵正值国际焦点集中于使德国成功统一和即将来临的苏联解体等问题之时”，伊拉克认为吞并科威特不过是“将其归还给祖国”，“伊拉克的政策从未接受科威特1961年的独立，伊拉克认为它是英帝国非法的、人为的创造。”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的2个月，经过美苏的共同努力，东德在有利于西方的情形下于1990年10月3日正式加入西德。此后，伊拉克不断渲染其“统一”与德国的相似性，美国外交官约瑟夫·威尔逊访伊期间发现，“数小时内，伊拉克人援引德国的统一作为他们自己在科威特那些行动的先例与理由。”
第三，伊拉克在两伊战争后事实上与世界和地区主要阵营保持着合作关系。首先，与苏东集团的友好关系。伊拉克复兴社会党1963年武装夺取掌握政权，该党是具有世俗主义、民族主义的泛社会主义政党。早在1944年，伊拉克王国便与苏联建交。埃及萨达特总统上台后转向美国，苏联开始大力强化与伊拉克的关系，如1972年，复兴社会党政权与苏联签订友好条约，两国具有军事盟友关系。虽然伊拉克与苏联在许多问题上矛盾不断，如伊拉克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在中东的扩张表示不满，苏联则在两伊战争初期偏向于伊朗，但伊朗因俄国历史上对其侵略史以及伊斯兰革命后“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激进意识形态而与苏联保持距离，因此苏联在两伊战争后期一直公开支持伊拉克并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其次，与美国的准联盟关系。由于伊拉克是苏联的中东盟友，伊美关系交恶，美国于1979年将伊拉克列入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但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两伊战争的爆发使得美伊关系出现逆转。美国通过公开与秘密的双重渠道对伊拉克军队进行训练并提供武器装备，两国于1984年11月恢复外交关系。尽管两伊战争结束后美国国内出现对萨达姆政权不满的声音，但美国政府并未有调整与伊拉克关系的计划，其注意力在东欧而非中东，毕竟中东伊斯兰地区在1988年刚从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和两伊战争这两场热战中平静下来。甚至在1990年7月伊科谈判破裂之后，美国驻伊大使阿普雷尔·格雷斯皮与萨达姆谈话时发表了足以令其想象的语句:“我拥有来自总统的旨在寻求与伊拉克建立更好的关系的直接指示……我知道你们需要资金。我们对此明了且我们的意见是，你们应该拥有重建你们国家的机会。但是我们对阿拉伯与阿拉伯的冲突没有意见，如你们与科威特的边界分歧。”最后，与阿拉伯世界整体上保持着合作关系，除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领袖埃及以外，伊拉克还因两伊战争而获得海湾君主国的鼎力支持和大力援助，并以抵抗伊朗的功臣自居，海湾君主国不得不暂且容忍其地区霸权行为。
二、萨达姆发动入侵科威特战争的不利因素
萨达姆试图利用东方阵营出现剧变以及美苏冷战的缓和，尤其是大国最终妥协的产物———德国统一进程，来为其自身吞并科威特、打造海湾地区霸权争取时间和空间，其最终目的是放弃貌合神离且日落西山的盟友苏联，利用他所认为的美国的“默许”来加强日后对美关系的筹码。萨达姆铤而走险的举动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见证德国统一，尤其是东德退出华约、西方得以通过东德军队详细了解苏式武器性能之后，于1991年1月17日开始解放科威特的军事行动。
第一，东方阵营分崩离析，苏联无法在伊拉克问题上有效制约西方，甚至寻求与海湾君主国和解。冷战期间，美苏尽量避免面对面的军事冲突或战争，而是通过代理人战争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争夺。美苏还避免颠覆或直接介入对方盟国事务。东欧剧变与苏联的转型对于伊拉克而言是双刃剑，一方面苏东事务牵制了美国的主要精力，延迟了美国调整中东战略的时间，另一方面苏联在中东的战略收缩也为美国在中东扩张提供了空间。苏联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调整其与海湾君主国的关系，积极发展全方面外交，尤其是谋求与海湾大国沙特复交，其突破口便是科威特。科威特于1963年与苏建交，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向苏联购买武器，但在政治上对其保持警惕。 科威特在购买美国毒刺肩扛式防空武器被拒后，1985年初允许苏联军事顾问入境，苏联同意为科威特的石油出口提供保护;“1987年，苏联人看起来已成功地同时与海湾所有国家提升了关系，即使伊朗人与阿拉伯人仍然彼此强烈敌视”。这带来的结果是海湾所有国家都无法将苏联视为可靠的盟友。虽然苏联于1990年在战略上从中东收缩，但其改善与海湾君主国的意愿并未消退。由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明显违反了国际法以及科威特作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主权国家这一事实，伊拉克遭遇美苏为首世界大国的共同谴责。苏联基于与伊拉克的军事同盟关系，对其也作出了一定的安抚，美国传统基金会1990年的报告指出:“虽然谴责伊拉克的入侵，戈尔巴乔夫继续在军事上援助萨达姆。通过8月22日红军上校瓦伦丁·奥古尔左夫(Valentin Ogurtsov)的官方记者招待会，莫斯科自己也承认，193名军事顾问仍在训练和协助伊拉克的百万大军。私下里，五角大楼消息人士说，可能有大约3000～4000名苏联军事顾问在伊拉克。”尽管苏联仍是两大超级大国之一，但已是强弩之末，对于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和巨额战争债务无能为力，对伊拉克的军事援助也无法深入发展。
第二，主要阿拉伯国家均反对伊拉克的行为，甚至倒向美国派兵参加多国部队，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空前孤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使其统治下的大片阿拉伯领地变成西方列强瓜分的对象，罔顾历史与地理人为制造出许多国家，原本完整的阿拉伯世界分崩离析，伊拉克本身也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国家，这也为其日后对科威特提出领土要求埋下伏笔。惟有埃及与沙特的建国历程较为自主且较早获得主权国家地位，埃及与沙特一直是阿拉伯世界领袖地位的争夺者。埃及高举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大旗，沙特则高举伊斯兰主义大旗与之抗衡。伊拉克在1978年埃以媾和之后极力谴责埃及的作为，在埃及被赶出阿盟、阿拉伯国家纷纷与之断交的时候试图取代埃及，埃及则为了重返阿拉伯世界而极力讨好两伊战争中的伊拉克，埃及在战争期间“向伊拉克提供它所需要的苏制武器及其零部件，埃及在同苏联关系疏远之前曾长期接受苏式武器，这些武器和伊拉克军队原先装备的武器相近，有利于伊拉克军队直接使用”，这在两伊战争最初两年苏联停止向伊拉克出口武器时更显得难能可贵;伊拉克又利用对伊朗苦战8年的资本对沙特为首的海湾君主国颐指气使;伊拉克认为自己已成为阿拉伯共和制和君主制国家的领导者。尽管阿拉伯世界存在着阿拉伯统一的口号，但22个阿拉伯国家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与之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各国之间边界领土争端时有发生。阿拉伯国家基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认同，认为此类领土争端是阿拉伯兄弟间的内部事务，伊拉克“欺负”兄弟国家科威特的事情遭到除巴勒斯坦以外的齐声谴责，埃及利用此机会修复与海湾国家的关系。由于伊拉克是阿拉伯军事大国，海湾君主国无力与之抗衡，于是亡国的科威特王室将伊拉克入侵从阿拉伯内部事务升级至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与领土的被侵犯，从而诉诸联合国和西方大国，希望引入超级大国予以军事干预。沙特、埃及、卡塔尔、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日后出兵参加解放科威特的多国部队。埃及利用海湾战争重新恢复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沙特则利用海湾战争强化其在海合会中的领导地位以及“伊斯兰盟主”的宗教地位，埃及、海湾国家、叙利亚组成阿拉伯防卫轴心以加强彼此间的安全合作。
第三，美国利用东德政权的终结及时详细了解苏式武器性能以及东德与伊拉克之间在生化武器方面的合作情况。在西德“新东方政策”出台之前，西方长期不承认东德政权的合法性。伊拉克与东德于1969年5月建交，它是第一个与东德建交的非共产党国家，这对于东德打破其外交孤立有着特殊意义，伊拉克的泛社会主义属性为双方的持久深入合作奠定了基础。伊拉克时任总统贝克尔指出:“除了我们是两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并拥有共同目标这一事实外，我们带着自豪与愉悦回想起民主德国在谴责侵略、支持阿拉伯事业中所采取的态度，我们还记得这个事实，即民主德国未与侵略者保持任何关系，并且抗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我们再一次对民主德国的这种态度表示感谢。”东德与伊拉克的军事合作包括生化武器合作与常规武器出口两个方面。首先，生化武器合作方面。伊拉克在东德科学家的帮助下，第一座化学武器工厂于1983年建成，伊拉克建立国营农药生产企业(SEPP)来主管化学武器，1986年底另外两座化学武器工厂落成，伊拉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化学武器库之一。伊拉克在生物武器规模方面也仅次于苏联，“即使苏联过去减少其军事用途的生物技术向伊拉克的转移，伊拉克仍有可能从东德搜集的知识中获益”，西德、美国、英国的企业以及埃及也对伊拉克的生物武器发展贡献良多。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对伊朗使用过霉菌毒素等生化武器，对库尔德人使用过疟蚊、伤寒病菌等生化武器。其次，常规武器方面，伊拉克除了装备苏联武器之外，还装备了东德提供的苏式武器。正是由于东德与伊拉克在军事上的密切关系，美英等国及时利用东德国家人民军成建制部队留下的先进苏式武器进行研究和测试，对苏式武器装备为主的伊拉克军事实力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即将关闭的东德政府在1990年8～10月与多国以极低的价格签订了44份武器出售的“最后一刻合同”，尤其是1990年10月1～2日，与美国、沙特等国签订了武器出售合同。
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后，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向德国政府要求获得一些极可能在未来海湾战场上遇到的苏联和东德武器装备，以进行测试与评估;鉴于基本法限制无法向国外派兵，德国为了消除来自盟国的压力，以提供大量东德装备作为补偿，快速彻底解散国家人民军(NVA)成为德国政府的选择，联邦国防军东部指挥部司令耶尔格·舍恩伯姆回忆道:“我亲眼目睹原国家人民军士兵工作完1990年的圣诞假期之后于1991年1月1日被遣散，以确保其物资能被及时提供给正在经营波斯湾的我们的盟国。”此时距联合国安理会第678号决议规定的伊拉克撤出科威特日期1991年1月15日仅隔半个月。萨达姆的苏式米格战机和“飞毛腿”弹道导弹在美军面前几乎丧失战斗力，美军以先进传感器技术武装起来的新一代武器具有极大优势，“海湾战争的实质是美军依靠全面领先的传感器技术，彻底击败以苏式武器为主的伊拉克军队。海湾战争戳穿了苏式武器的神话，也宣告了信息化战争的来临”。美军为了应对伊拉克的生化武器袭击，给前线部队配备了大量的防生化服，但伊拉克并未使用此类武器。多国部队也在战场上投入其采购的军车等东德装备进行消耗。
三、海湾战争直接加快欧洲冷战结束并激发新一轮意识形态对抗
美国利用苏联从中东的战略收缩、国际社会对伊拉克侵略行径的普遍谴责，获得联合国授权并整合阿拉伯大国埃及以及海湾君主国参加西方国家为主的多国部队，筹备对伊拉克发动战争，而东德政府的解体以及军队的解散为西方全面了解苏式武器性能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华约与苏联的终结标志着冷战在欧洲的结束，经过10年的徘徊期，“9·11”事件标志着由海湾战争而来的政治伊斯兰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对抗正式成型，圣战与反恐成为两者对自己行为的不同定位。
首先，海湾战争直接加快了苏联的解体与欧洲冷战的最终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的冷战虽从乔治·凯南“长电报”就已现端倪，但冷战格局却是在两大集团的军事组织北约与华约成立之后才最终成型。冷战之“冷”表明两大集团之间避免面对面的直接冲突或战争，但“战”表明其对抗与冲突的实质，两大集团以外的国家往往成为其角力的战场且热战不断。两大集团之间不仅是美苏为代表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之争，也是北约与华约为代表的军事对抗为导向的科技实力之争。欧洲冷战结束的显著标志就是华约的解散和苏联的解体。随着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转型，其制度上已迈向建立西式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直接对苏联的盟国伊拉克发动战争，美军将其划时代的新武器与用苏联和东德武器武装起来的阿拉伯军事大国伊拉克进行直接对抗，仅仅40多天便结束战斗且双方阵亡人数悬殊，使得全世界对高科技战争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也使得美国彻底摆脱“越战恐惧症”，“打1990～1991年海湾战争的这支军队已长期准备着与苏联和华约组织的末日决战(Armageddon)，它是被训练用来面对苏联魔鬼(juggernaut)的冷战军队的组成部分。”一个苏联军事顾问指导以及大量苏式武器武装起来的伊拉克军队成为西方与东方在军事上一决胜负的对象。
由于东欧剧变以及西方在海湾战争中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华约组织已名存实亡，在1991年2月28日海湾战争停火以后一个月的3月31日，华约停止一切活动并于当年7月1日正式解散，而东德在1990年9月退出华约已经表明该组织与北约的对抗中处于下风。东方集团在军事上的劣势不仅由于科技水平的相对落后，更深植于其制度的缺陷。戈尔巴乔夫在海湾战争上的态度以及海湾战争的战况激起了苏联保守派的不满并展开意识形态的斗争，“这种叙述将苏联在海湾之角色的争论定位在苏联内部更大的政治冲突框架之中，并在1991年8月的政变达到高潮”，认为“对伊拉克的谴责是对盟友的放弃以及对莫斯科支持阿拉伯激进政权的传统中东政策的彻底逆转”。事实上“8·19”政变加快了苏联的解体。1991年12月20日，强化北约与前华约国家对话的“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正式成立。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决议从法律意义上宣告了苏联的不复存在。华约与苏联的消亡标志着欧洲冷战的最终结束。
其次，海湾战争促使伊斯兰与西方矛盾升级，酿成新的意识形态冲突。1979年沙特麦加禁寺事件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预示着伊斯兰教对国际关系影响的越来越明显，这也标志着伊斯兰教的全球复兴。美国为了对抗苏联而大力支持阿富汗抗苏战争其中也包括本·拉登在内的各国伊斯兰圣战士和组织。伴随着东欧剧变、东西方走向和解，伊斯兰激进势力不能接受西方介入伊斯兰世界内部事务，更不能接受埃及和海湾君主国与美国一起出兵攻打伊拉克。海湾战争成为西方与伊斯兰关系的转折点: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遭遇空前孤立之后，世俗主义的复兴社会党政权开始向伊斯兰激进势力示好，突出的例子是在多国部队展开进攻之前，伊拉克于1991年1月13日在国旗上增加萨达姆手书的“真主至大”，萨达姆越来越多以宗教形象来包装自己。麦加与麦地那是伊斯兰教最为神圣的两大圣地，沙特国王从1986年开始的正式头衔便改为“两圣地监护人”，麦加朝觐是伊斯兰教独有的“五功”之一，随着20世纪伊斯兰教的全球扩张，伊斯兰朝觐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极为深远。⑤正因如此，沙特因允许美军进驻而使其“伊斯兰盟主”地位受损，不得不通过大力援助全世界伊斯兰激进势力来树立其伊斯兰领袖形象;美军驻扎圣地所在国沙特的行为饱受伊斯兰世界的争议，使其开始取代苏联成为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头号敌人，美国海外军民机构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反美行为并非单纯的宗教行为，而是在后冷战时代背景下宗教政治化的典型形态，政治化的伊斯兰与西方之间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之争。从1991年底苏联解体到2001年“9·11”之前，美国的敌人徘徊在共产主义残留势力和政治伊斯兰之间，“9·11”的爆发以及随后美国与塔利班因本·拉登问题的彻底决裂，使得美国最终将敌人锁定为政治伊斯兰，欧洲本土伊斯兰恐怖袭击也沉重打击了有关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