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Ｋ712．54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0583－0214（2020）06－0082－11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是冷战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冷战期间美苏关系的转折点。苏联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不仅打破了当时美苏间相对的缓和状态，使得双方再次回到激烈对抗的道路上，而且随之开启的十年阿富汗战争更是导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有关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的研究大多侧重于苏联方面，根据苏联解体后公开的大量档案资料和相关人员的口述，关于苏联出兵的决策已得到较为充分的研究，基本认为苏联并没有南下扩张的战略计划，出兵阿富汗则是苏联领导人由于错误的情报和过于机密的决策过程等因素，而做出的错误决定。关于美国方面的政策，往往认为苏联出兵前夕美国忽视了苏联在阿富汗可能进行的军事行动，其沉默态度也使苏联低估了美国的反应，是导致苏联军事决策的因素之一，而美国对苏联出兵意图的错误解读也是随后美国采取强硬政策的主要原因。
总的来说，相较于对苏联方面的研究，有关美国政策的研究略显薄弱，并且已有研究有很明显的美国价值倾向。事实上，1979年前后卡特政府在苏联干涉阿富汗问题上的政策，不仅为之后里根时期大规模的隐蔽行动奠定了基础，而且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苏联政策的起点。从1978年4月阿富汗发生政变到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卡特政府在面对阿富汗局势时是如何考虑和决策的？为何最终选择隐蔽行动来在阿富汗问题上对抗苏联？本文试图利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最新解密的资料和其他相关档案，解释卡特政府在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上的政策形成。
一美国对阿富汗“四月革命”的反应
二战结束后至1978年，美国对阿富汗的政策一直属于其南亚国家政策的范畴。1978年4月阿富汗爆发政变，美国开始意识到阿富汗有可能将落入苏联阵营，进而不断调整在阿富汗和苏联干涉问题上的思路和政策。
1978年4月17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旗帜派领袖海勃尔遭到暗杀。人民民主党借机发动游行示威活动，结果遭到达乌德政府镇压，并逮捕了默罕默德·塔拉基（Ｎｕｒ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Ｔａｒａｋｉ）和巴布拉克·卡尔迈勒（Ｂａｂｒａｋ Ｋａｒｍａｌ）等人民民主党领导人。27日，党内第三号人物哈菲祖拉·阿明（Ｈａｆｉｚｕｌｌａｈ Ａｍｉｎ）密谋军队中的左翼军官发动政变。至此，阿富汗共产党，即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通过军事政变，推翻了奉行中立路线和不结盟政策的达乌德政府，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人民民主党领袖塔拉基、卡尔迈勒、阿明成为新政权的主要领导人。4月30日，苏联第一个承认了阿富汗的新政府。苏联大使在电文中也表示对新政权抱有极大期望，认为新政府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景是强烈的。
面对阿富汗这场突如其来的政变，美国起初很难相信苏联与这次军事政变毫无关系。就在阿富汗发生政变前夕，美国驻阿富汗大使专门就达乌德之后的政权继承问题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报告指出，虽然阿富汗素有政变和暗杀的惯例，但当前阿富汗内部党派众多，政治斗争激烈，很难确定哪个集团有着明显优势。无论是“中间派”或者“保守派”，还是代表达乌德宗亲的一些政治人员，当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继承者对象。其中，亲苏的左翼政党人民民主党尽管人数不多，却是全国最有组织和经验的政治力量，它的一些成员被任命为军队官员，并接受苏联的军事训练或接触苏联顾问，但很难确定有多少人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或是亲苏的。中央情报局的另一份报告也表示，除非苏联进行大规模且不切实际的努力，否则外部势力很难影响继任的结果。因此，时任美国驻阿富汗大使西奥多·艾略特（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Ｅｌｉｏｔ）认为，鉴于阿富汗的伊斯兰传统与保守思想，最终的继承者可能来自“中间派”，并且可能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利益集团斗争，才会产生一位新的领导者。恰巧在这份报告提交后数日，并不被看好的人民民主党通过军事政变，掌握了政权，美国人自然有理由怀疑苏联在此次阿富汗内部政变中发挥了作用。
从美国驻阿富汗使馆和中央情报局反馈的信息看来，美国虽然没有找到苏联直接参与这次政变的证据，但可见的、更重要的事实是莫斯科与阿富汗新政权的关系越来越密切。4月29日，美国国务院执行秘书彼得·塔诺夫（Ｐｅｔｅｒ Ｔａｒｎｏｆｆ）在给布热津斯基的关于阿富汗政变的评估报告中指出，领导这次政变的多数军事人员是一些年轻的左派和民族主义分子，阿富汗共产党的一些成员与他们有联系，然而，并没有迹象表明苏联参与了这次政变，这场政变似乎是仓促策划的，苏联可能在最后时刻才得到通知。随后，中央情报居的数份文件也提出了相同的判断。虽然苏联没有直接参与这场政变，但显然阿富汗这场政变是莫斯科所欢迎的，并且苏联有意帮助新上台的人民民主党巩固政权。5月5日，中情局在报告中表示，考虑到阿富汗国内民族主义和各伊斯兰反政府组织的现状，以及南亚的紧张状态，苏联将会以一种谨慎的政策来帮助阿富汗新政府巩固政权，并且通过更大规模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来加强与阿富汗的关系，以实现阿富汗和南亚地区的稳定。5月31日，大使馆和中情局反馈的信息证明了苏联与阿富汗新政府的特殊关系。大使馆在报告中提到，政变以来阿富汗几乎每天都会公布与苏联的经济协定，大约有十五项。中情局也报告，莫斯科近期不断与阿富汗新政府签订军事和经济协定，并且增加派遣到阿富汗的军事顾问，从11日开始有至少一百六十名苏联军事顾问被派遣到喀布尔，截至目前在阿富汗的苏联顾问至少有五百人。
此外，苏联总参谋部佐托夫中将率领的军事代表团也来到喀布尔，与塔拉基政权讨论签署新的军事援助协议。到了7月，莫斯科与阿富汗新政府签订了又一项重大协议，苏联将向塔拉基政府提供价值2．5亿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苏联派遣的军事顾问也增加到了七百多人，是政变前的两倍，其中有许多文职人员被派往喀布尔，为新的政府部门服务，以帮助新政府巩固政权。而当时的美国驻阿富汗大使艾略特在6月中旬离任前夕，最后一次提交了一份关于阿富汗局势和美国政策的报告，同样谈到当前阿富汗的新政府在军事物资和装备上完全依靠苏联，经济技术贸易等方面也越发依赖苏联。 尽管情报部门报告了苏联不断援助阿富汗新政府的情况，华盛顿始终没有就该问题向苏联公开正式的表态，并对阿富汗采取一直观望的政策，且继续援助阿富汗。
关于美国对阿富汗的政策和苏阿特殊关系上的态度，华盛顿内部也存在分歧。艾略特大使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当前阿富汗还称不上是“共产主义国家”或是苏联的卫星国，当前最好的战略是鼓励一个独立和真正不结盟的阿富汗。国务卿赛勒·万斯（Ｃｙｒｕｓ Ｒ．Ｖａｎｃｅ）显然接受了这种的观点，在他看来塔拉基和阿明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阿富汗不至于沦为苏联的卫星国，所以维护美国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阿富汗继续在东西方之间玩弄平衡，继续向阿富汗提供有限的经济援助。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与万斯在外交事务中本来就存在许多分歧，自然无法接受这种保守的观点。他认为这次政变是苏联在西南亚实现霸权的开端，最终阿富汗将被纳入苏联的轨道，并通过政治和军事行动征服海湾石油生产国，因此美国应该采取一些秘密措施来挫败苏联在该地区的野心。据当时的中情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Ｓｔ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Ｍ．Ｔｕｒｎｅｒ）回忆，布热津斯基并不担心这样的政策会激怒苏联，因为他相信苏联已经有意控制阿富汗。同布热津斯基持相同观点的还有美国驻阿富汗前大使罗伯特·诺依曼（Ｒｏｂｅｒｔ Ｇ．Ｎｅｕｍａｎｎ）和万斯的苏联顾问马歇尔·舒尔曼（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Ｄ．Ｓｈｕｌｍａｎ）。
最终以万斯为代表的国务院意见占了上风。美国不仅很快承认了阿富汗新政权，而且继续维持着政变之前的经济援助。7月，副国务卿戴维·纽森（Ｄａｖｉｄ Ｄ．Ｎｅｗｓｏｍ）访问喀布尔，虽然他对新政权的能力和阿富汗的形势感到悲观，但依然和万斯等人决定，继续执行若干援助计划。美国之所以决定在阿富汗问题上采取一种温和、克制的政策，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卡特总统倾向于维持之前对阿富汗的援助政策。卡特上台以后就在全球范围内坚定地推行以人权主义为中心的外交政策，致力于缓和美苏关系或是东西方关系。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上，经济和军事援助是卡特人权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阿富汗政变一周后，布热津斯基给万斯的备忘录中提到，卡特总统表示应该与阿富汗新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但经济援助方面应该谨慎行事。卡特在援助阿富汗新政权问题上的顾虑源于国会。根据1961年的《对外援助法》第620条（ｆ），国会一些人反对继续对阿富汗进行援助，该法案规定“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援助”。而布热津斯基告诉总统，如果国务院发现阿富汗并不是在“国际共产主义的控制下”，那么仍然有资格获得援助。5月31日艾略特大使提交的那份关于阿富汗政权属性的报告，显然就是针对此番卡特总统的顾虑，不仅是国务卿万斯，而且卡特总统本人也有意认可“阿富汗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或是苏联卫星国”的观点。
第二，卡特政府并未重视阿富汗政变和对周边可能引起的影响。一方面，在华盛顿看来，阿富汗的事态并不是影响美苏关系的一个问题。在1978年期间，卡特总统一如既往地致力于缓和美苏关系。“最高级的决定一再强调不要把非洲及第三世界问题与苏联的双边关系或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联系起来”，万斯也坦言自己更致力于促使美苏关系缓和。同时万斯也讲，没有证据证明苏联参与了这次政变，那么维护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阿富汗继续在东西方之间玩弄平衡。另一方面，美国的决策者似乎也忽视了阿富汗政变对周边国家的影响。5月5日中情局和国务院情报部门共同提交的备忘录便指出，伊朗国王一直担心苏联通过控制阿富汗来分裂巴基斯坦，以此包围伊朗并作为通向印度洋的出口，因此他将下令对阿富汗新政府展开某种秘密行动。而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阿富汗新政权也有倾向重燃与巴基斯坦间的普什图斯坦问题，以此来转移内部注意力，巩固政权。阿富汗政变引起了巴基斯坦的严重不安，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齐亚·哈克9日在信中告诉卡特，阿富汗新政权上台后他们不仅要重拾普什图尼斯坦问题，而巴基斯坦也将直接面对苏联南下印度洋和波斯湾的威胁。他认为喀布尔左派政权的出现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将对该地区和世界力量的平衡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对巴基斯坦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接着，美国驻巴大使恒安石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也汇报了巴基斯坦的情况，他说整个巴基斯坦内部都充斥着一种沮丧和不安的情绪，并且对美国在阿富汗政变中的沉默十分失望瑏瑡。6月9日，卡特给巴基斯坦总统的回信中，并没有直接回应齐亚对巴基斯坦安全上的担忧，仅仅表示会与巴基斯坦共同努力，使阿富汗新政府遵守不结盟的承诺。万斯在回忆录中说：“从历史观点看，我们一直认为，那里并未牵涉我们的根本利益。何况我们在那个地区的朋友们采取了观望态度。”
第三，美国认为阿富汗不会落入苏联阵营。美国国务院情报部门曾表示：“尽管他们（指阿富汗新政府领导人。———笔者注）与莫斯科有着长期往来，但共产主义的领导者们基本都是民族主义者。如果是这样，他们可能会奉行一种至少对西方保持开放的政策。”万斯认为，塔拉基和阿明强烈的阿富汗民族主义，“有可能使阿富汗不至于沦为苏联的卫星国”。阿富汗新政府领导人的态度也影响了美国的判断。塔拉基等人曾向到访的美国副国务卿纽森表示，阿富汗将继续坚持不结盟政策，希望与美国维持友好关系，并且期待美国和苏联的援助。塔拉基特别提到，如果阿富汗受到苏联攻击，阿富汗政府将向美国和其他朋友寻求帮助。阿富汗政府的回应显然加强了卡特政府的看法，使后者相信阿富汗将继续维持之前中立、不结盟的政策。
二美国对阿富汗局势的关注与隐蔽行动的开始
从1978年4月阿富汗政变到1979年年初，美国在阿富汗政变和苏联援助阿富汗等事态上，一直采取保守和观望的态度，不仅对阿富汗新政府维持着先前的援助政策，对苏联的明显介入也没有作出任何回应。1979年2月，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阿道夫·杜布斯（Ａｄｏｌｐｈ Ｄｕｂｓ）遭到绑架并遇害，美国由此开始调整对阿富汗的政策。
1979年2月14日，阿富汗反政府势力劫持杜布斯大使，要求塔拉基政府释放在押的同伙。阿明不顾美国大使馆和苏联大使馆要求暂缓进攻性行动的呼吁，采取武力解救行动，导致大使在枪战中受伤身亡。美国对此反应强烈，认为如果没有最高级别的决策，不可能展开进攻行动和枪战。布热津斯基认为，事后阿富汗领导人阿明拒绝承担责任和道歉反映了他们反美亲苏的倾向。大使死后，卡特政府宣布大幅度削减对阿富汗的援助。8月，卡特总统签署了《1979年国际发展合作法》。该法案第505条规定，禁止向阿富汗进一步提供援助，除非总统向国会证明，阿富汗政府已正式道歉并且承担大使去世的责任，以及对所有在阿富汗的美国政府人员提供保护。据杜布斯大使的政治顾问布鲁斯·弗拉廷（Ｂｒｕｃｅ Ｆｌａｔｉｎ）回忆，大使去世前曾与阿明进行过14次会谈，并取得了一个重要突破，即阿明同意恢复和扩大美国对阿富汗军官的军事训练项目。但是，最终该项目也和其他援助项目一同因大使去世而中止。
杜布斯大使遇害后，卡特政府加强对阿富汗和苏联干涉问题的关注，并决定在阿富汗采取隐蔽行动。1979年3月底，布热津斯基说服国务院的万斯等人，正式表示开始关注苏联在阿富汗不断加紧干涉的问题，并在给卡特总统的每日国家安全简报多次提到这一问题瑏瑠。3月24日，美国第一次因阿富汗问题公开警告苏联。美国认为，外部势力涉足阿富汗的内部问题，是“一个有可能加剧紧张局势和破坏地区稳定的严重事件”瑏瑡。4月，布热津斯基促使特别协调委员会通过一项协议，对那些立志维护国家独立的阿富汗人表示更多的同情。5月，布热津斯基再次提醒卡特总统，苏联一旦控制了阿富汗，就有通过巴基斯坦和伊朗南下扩张的可能，“于是总统便指示万斯让国务院就这一形势向阿富汗所有邻国吹风”。而关于支持阿富汗独立运动的协议，正如加特霍夫所认为的，“布热津斯基并没有提到这一决定意味着什么，但显然已经超出了同情的范畴”。7月3日，卡特总统签署了两项关于阿富汗隐蔽行动的方案。第一项内容包括：授权支持阿富汗境内的反抗宣传和其他心理行动，利用第三国设施向阿富汗人民进行无线电宣传，单方面或通过第三国向阿富汗反政府势力提供资金或军事物资支持。第二项授权内容是，在世界范围内，“揭露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专制和对苏联的屈从”，并“宣传阿富汗反政府势力为恢复国家主权所作的努力”。
起初，美国仅仅关注阿富汗反政府势力的活动并采取相应情报收集行动。1978年夏天，美国官员开始评估阿富汗反政府势力的能力，考虑美国是否要支持他们推翻塔拉基政权。6月22日，艾略特大使离任后的临时代办布鲁斯·阿姆斯图茨（Ｊ．Ｂｒｕｃｅ Ａｍｓｔｕｔｚ）在报告中首次提到，一个由阿富汗军中第二号人物领导的主要反共组织与他接触，就如何更好地反抗当前阿富汗亲苏亲共的政府向美国寻求建议，并且这个组织正在考虑发动军事政变。他们相信：“如果没有苏联的干涉，他们可以在6个小时内获得政权。他们担心苏联会像干涉斯洛伐克一样，除非美国（可能还有伊朗和巴基斯坦）愿意与苏联对抗。”但是，他建议采取中立立场，“为这个组织提供鼓励和建议，而不是卷入另一个朝鲜”。 这份报告后来也由国务院递交给布热津斯基和卡特总统。28日，中情局副局长弗兰克·卡鲁奇（Ｆｒａｎｋ Ｃ．Ｃａｒｌｕｃｃｉ）在给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戴卫·艾伦（Ｄａｖｉｄ Ｌ．Ａａｒｏｎ）的备忘录中建议，为了收集情报应该与反抗势力保持联系，并鉴于苏联对任何反抗活动的强烈反应，有必要事先尽可能多地了解情况，以便更好地处理美苏关系。7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负责南亚事务的托马斯·桑顿（Ｔｈｏｍａｓ Ｐ．Ｔｈｏｒｎｔｏｎ）在给艾伦和布热津斯基的备忘录中，涉及中情局对阿富汗反抗组织的评估，从这两份评估中可以看出，中情局已经开始有意加强在阿富汗的情报收集工作。27日，中情局局长特纳在给布热津斯基的备忘录中提到，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情局作出了一份关键决定，美国将继续与阿富汗的反抗人员保持联系，但不会为他们提供援助。
随着苏联与阿富汗关系的不断升级，美国开始考虑是否对阿富汗反抗组织进行援助。9月，塔拉基和阿明对人民民主党内部的旗帜派进行了血腥清洗，并宣布乡村的伊斯兰抵抗运动为恐怖主义行径。苏联对此十分不安，指出这些镇压活动已经在民众间引起了不满，损害了政府威信和政权稳定。 塔拉基除了对镇压活动辩护外还解释道，西方和美国正试图通过许诺提供援助来诱惑反政府势力，对此他向苏联表示：“阿富汗将始终站在苏联一边，赞同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结盟。”与此同时，美国驻苏联大使认为，苏联虽然对塔拉基的镇压活动进行指责，但“无论好坏”都将该政权作为维护和扩大阿富汗“革命”的最佳选择，而莫斯科也有意扩大和深化苏阿关系。
阿富汗的叛乱活动持续升级，尽管有苏联的援助，但塔拉基政府仍然难以镇压反抗势力。到了11月，反抗组织控制了阿富汗北部和东部大片区域，一位苏联军事顾问判断，阿富汗几年内都需要一支庞大的军事顾问部队。12月5日，塔拉基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苏阿友好睦邻合作条约》，随即苏联大量的援助和各行各业的专家顾问涌入阿富汗。1979年1月26，卡鲁奇向艾伦提交了关于阿富汗隐蔽行动的备忘录，奠定了美国对阿富汗隐蔽行动的基本内容。他提出几点关键看法。
首先，美国通过政府援助等外交手段来影响阿富汗的政策，给美国在阿富汗带来的影响力十分有限，而就地缘和军事经济关系来看，苏联的影响力更大。
其次，无论美国在叛乱问题上采取什么立场，反抗活动都将持续下去；持续的叛乱和阿富汗政府的无力应对，使得塔拉基政权有被推翻的可能；而反抗势力若要维持当前的反抗水平，就需要一些外部的援助。因此，他认为，美国政府可以通过从宣传支持到秘密武器供应的各种隐蔽行动手段，增加塔拉基政权被推翻的可能性，并提出包括向反抗组织提供物质援助等具体措施。3月5日，中情局准备了一份关于向阿富汗反政府和反共组织提供秘密援助的方案，并准备上报特别协调委员会进行研究，其中清楚地写道：“可以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采取隐蔽行动，其目标是从骚扰到实际推翻当前的共产主义政府。其主要目的是向苏联和第三世界表明，美国不会默许另一个国家进入苏联轨道。”3月30日，特别协调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讨论了援助阿富汗反抗势力的政策，并在全体会议上确定具体方案，其中提出了包括广播宣传，直接间接的资金物资援助和培训相关抵抗人员等9项具体措施。4月6日，特别协调委员会讨论了中情局准备的文件，最终认为应该通过巴基斯坦向阿富汗反抗势力提供资金和物质援助以及广播宣传。6月26日，特别协调委员会确定了援助阿富汗反抗组织的最终方案和资金，并要求中情局起草一份总统令。7月3日，卡特总统批准授权实施。美国开始了在阿富汗的隐蔽行动。
三美国对苏联直接军事干预阿富汗的考虑
1979年7月之后，阿富汗内部的叛乱活动持续升级，苏联相应地扩大了对阿富汗的军事援助。 同时，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内部的政治斗争也加剧了阿富汗的复杂性。苏联铲除阿明的计划落空，阿明杀害塔拉基并掌握阿富汗政权。由于阿富汗持续的叛乱活动和新领导人阿明的不确定性，苏联开始加强在阿富汗的军事部署，最终于12月底全面出兵阿富汗，镇压叛乱活动，并扶持新的政权领导者。
1979年夏以来，美国开始更加关注阿富汗的内部局势以及苏联增派部队的情况。然而，从情报部门的分析看来，他们显然已经预测到了苏联对阿富汗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并将苏联调动军队的情况及时上报华盛顿，但卡特政府在获悉苏联部队的异常动作后却并未作出强硬的反应。直至苏联出兵阿富汗，1980年年初卡特主义出台，美国开始在阿富汗问题上正式与苏联展开较量。
第一，美国在1979年夏季开始的对阿富汗叛乱势力的秘密援助计划，其真正意图仍然值得推敲。 一方面，1979年杜布斯大使在叛乱中身亡，卡特政府停止了对阿富汗政府的援助，但转而支持不断引发叛乱活动、并致使大使身亡的抵抗组织；另一方面，美国高层似乎意识到，持续的反抗活动会加剧阿富汗的混乱局势，并增加苏联对阿富汗直接军事干预的可能性。1979年9月，桑顿再次提醒布热津斯基，当前“阿富汗具备使苏联无休止卷入其中的所有特征。唯一缺少的是反对派的团结意识”，并且还建议建立一个统一的阿富汗解放阵线。同样，如中情局战略预警局局长道格拉斯·麦卡钦（Ｄｏｕｇｌａｓ ＭａｃＥａｃｈｉｎ）所认为，除了可预见苏联将展开有限的军事干涉外，更是看到了一个陷阱的开端：“然而，一旦开始增加军事赌注，苏联很可能会发现自己被卷入更大的行动中，尽管他们可能必须避免这样的行动。”在1979年上半年，布热津斯基极力促成的以推翻塔拉基政权为目的隐蔽行动，便是有意来增加苏联直接军事干预阿富汗的可能。十几年后，布热津斯基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他在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半年前就告诉总统，“苏联可能会进入阿富汗”，并建议“不应该坐以待毙”。后来，他还透露了一些关于7月卡特批准隐蔽行动方案的细节：“在那天，我给总统写了一张纸条来解释我的观点，在我看来这种援助将带来苏联的军事干预。”不仅如此，布热津斯基还谈到此时实施隐蔽行动的真正目的：“我们没有推动俄罗斯人进行干预，但我们有意识地增加了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隐蔽行动是个好主意。它的作用是吸引俄罗斯人进入阿富汗陷阱。”苏联出兵阿富汗后的12月26日，布热津斯基说，“虽然它可能成为苏联的越南，但由于国内外原因，干预的初期可能会对我们不利”，因此他正式建议总统扩大对阿富汗反抗势力的援助，并鼓励周边伊斯兰国家共同参与支持。
第二，美国情报部门很早就发现，阿富汗内部政治斗争和叛乱不断升级的局势将会使苏联深陷泥潭，苏联为避免对阿富汗的直接军事干预，只能继续增加援助。早在4月份中情局就分析，苏联并不希望对阿富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因为莫斯科也担心陷入阿富汗的泥潭之中。到了7月隐蔽行动批准后，情报部门再次警告，莫斯科将不断升级的叛乱归咎于阿明的暴政，并打算撤免阿明，全力支持塔拉基。7月19日，桑顿和舒尔曼向布热津斯基汇报了一条重要信息，东德大使提醒他们，苏联可能会在8月撤免阿明，目的是为了保护“阿富汗的改革”。7月23日，布热津斯基提醒总统注意苏联可能撤换阿明总理，因为阿明所推行的共产主义恐怖政策所产生的效果适得其反。8月初情报部门的数份报告提出，面对日益严重的叛乱活动，阿富汗政权岌岌可危，塔拉基和阿明呼吁苏联进行直接的军事行动。莫斯科意识到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阿富汗伊斯兰反抗组织、伊朗及巴基斯坦的敌视，但同时“他们可能看到目前除了试图继续支持塔拉基和阿明之外，别无他择，尽管这一选择几乎肯定需要苏联在阿富汗有更深入的军事干预”。情报部门认为，这是“莫斯科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艰难的外交决策之一”，因为除非苏联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预，否则任何行动都无法确保阿富汗政府不被反抗组织推翻。
8月底，克林姆林宫决定铲除阿明，并为此制订了一个详尽的计划。9月中旬，阿明发现了莫斯科和塔拉基的计划，不仅成功逃脱，而且囚禁了塔拉基，接管了政权。尽管苏联的高层一致表现出对阿明的不满，可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都表示当前还无法放弃与阿明的合作。与此同时，美国情报部门依旧时刻关注着阿富汗政府和苏联部队的动态，认为苏联可能打算对阿富汗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并且相应的军事准备已经开始。9月14日，中情局专门提交了一份警报备忘录，再次警告，苏联可能开始认真考虑对阿富汗进行直接军事干预，当前巴普洛夫斯基访问喀布尔就是为日后苏联的军事干预做准备，而近几周苏联正在积极参与某些小规模作战，并且向喀布尔增派了3600名士兵。此时美国很清楚地意识到，在面对不断升级扩大的叛乱活动与阿明政变，苏联不得不加紧对阿富汗的援助，做好直接军事干预的准备。
不仅如此，而且美国深知苏阿矛盾将促使苏联加紧对阿富汗进行直接军事干预的准备。阿明指责苏联参与了塔拉基谋害自己的计划。对此，苏联内部不仅引起强烈反应，同时有人指出阿明有摆脱苏联的倾向。“1979年10月到11月间，通过克格勃渠道汇集来的情报开始表明，阿明正在考虑某种改变对美政策的可能性，这使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深感不安。”阿明上台后，多次向美国官员表示阿富汗有意同美国改善关系，并且邀请巴基斯坦总统和外长尽快访问阿富汗。11月，阿明拒绝了苏联对他访问莫斯科的要求。无论阿明是否真正有意改变对美政策，苏联领导人已然对阿明暴露出来的离心倾向深感不安和怀疑。而克格勃所截获的阿富汗官员的反苏言论，使莫斯科更加确信阿富汗可能即将失控，为此苏联加紧了在苏阿边境地区的军队部署。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10月，苏联在与阿富汗的边境地区的地面部队活动异常，部署在那里的作战部队和预备役部队向阿富汗边境移动了几百公里，并且这些部队可以在48小时内进入阿富汗。12月13日，情报部门内部讨论了当苏联部队持续集结的情况，一致认为这反映了阿富汗军队和政府局势的恶化，但对苏联即将采取军事行动的规模和目的存在分歧。其中一些官员认为，除此之外，苏联集结部队的理由有可能与再次撤换阿明的计划有关。
到了苏联出兵阿富汗前夕，华盛顿面对不断上报的关于苏联集结部队并即将展开军事行动的报告，决策者们有意给苏联带来一种错觉，美国并不关注阿富汗和苏联可能采取的行动。12月19日，中情局在给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备忘录里提到，苏联在苏阿边境集结的部队表明“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承诺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并且可能在边境附近部署更大规模的军队。2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苏联顾问马歇尔·布雷姆（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Ｂｒｅｍｅｎｔ）在备忘录中也提醒布热津斯基和艾伦，针对苏联介入阿富汗长期的叛乱战斗，“美国政府必须以具体的方式和公共及私人的行动方案来予以回应”。22日，国家安全局局长博比·雷·因曼（Ｂｏｂｂｙ Ｒａｙ Ｉｎｍａｎ）打电话告诉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长布朗，苏联将在接下来的72小时内对阿富汗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24日，他再次致电，警告苏联的行动将在未来15小时内开始。
尽管情报部门的报告一再警告阿富汗事态的严重性，但美国高层并没有通过私人或者官方渠道充分向苏联表达关注和警告。在苏联出兵阿富汗之前，美国总统、副总统以及国务卿等高层从未公开向苏联表达过对阿富汗形势的警告，唯一的官方声音仅仅是国务院发言人公开表示对苏联集结部队的关注和相关情况。虽然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称他在苏联出兵阿富汗前夕一直在努力推动美国对阿富汗事态的关注，但在美苏之间，连华盛顿的官员都疑惑最高层为何没有对苏联表示应有的反应。当时美国国务院官员麦克·加里森（Ｍａｒｋ Ｊ．Ｇａｒｒｉｓｏｎ）回忆道：“我们不止一次地提醒国内，可12月13日却收到卡特致勃列日涅夫的信函，里面谈的是柬埔寨边界问题。”在12月之前，万斯和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Ａｎｄｒｅｉ Ａ．Ｇｒｏｍｙｋｏ）之间，甚至任何美苏高层之间的会议，都未谈起过阿富汗问题。并且，在苏联行动前夕，卡特和万斯拒绝就阿富汗的局势发表评论。万斯曾解释：“11月和12月，白宫和国务院都忙于处理伊朗人质危机以及我们正在同苏联人讨论的其他问题，特别是柬埔寨和南部非洲问题。”12月17日关于伊朗问题的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也谈到了阿富汗的局势。会上中情局局长特纳专门汇报近期阿富汗的情况：“阿富汗北部边境新近设立了两处指挥点，还观察到空军力量有所加强，以及集结了近两个师的兵力。在阿富汗目前有5300名苏联军事人员……”并且认为，苏联已经决定继续维持现政权，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会动用军事力量。除此之外，会议还决定继续与巴基斯坦和英国探讨向反叛分子提供资金、武器和通信设备的可能性，“以使苏联的努力付出更多代价”；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加强对苏联的宣传压力”“使苏联以伊斯兰宗教和穆斯林国家敌人的面目出现”；同时仍继续通过私人渠道保持与苏联的秘密外交接触，因为“当前公开这些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此时，美国除了刻意忽视苏联即将采取军事行动外，专门召开的关于隐蔽行动的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很明显也是针对近期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活动的。
12月24日到26日，在苏联部队进入阿富汗之后，“使苏联尽可能地付出更多代价”成为了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的主要目标。27日，华盛顿首次通过驻苏联大使馆向莫斯科表示不满，并要求澄清其军事行动的意图。28日，卡特总统一反常态，亲自向勃列日涅夫发出强烈警告，在电话备忘录中告诉勃列日涅夫，苏联的行动是“对和平赤裸裸的威胁”，并且是“两国关系中一个带有根本性且影响深远的转折点”。
就在同一天总统发出警告之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专门讨论了眼下阿富汗的局势，内容则是关于如何鼓励别国公开反对苏联干涉和对阿富汗叛乱分子的援助。当谈及秘密援助问题时，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向卡特表示，他们一致认为“加大对阿富汗反政府组织的援助是明智的”，但反抗势力不可能接管政府，随即万斯补充道：“他们可以坚持下去并让苏联付出代价。”同样，在谈到当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应对政策时，虽然多数官员认为迫使苏联从阿富汗撤退不太可能实现，但包括卡特、布热津斯基和布朗等在内，都同意应该借此“让苏联的卷入尽可能地付出沉重的代价”。12月30日和1980年1月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最终决定以苏联撤军为根本目标，但同时“蓄意要莫斯科为其野蛮行为付出代价”。会上卡特总结说道，他相信美国无法使苏联撤出阿富汗，但苏联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行动将因我们在这场危机中的行为而受到影响。正如1月3日布热津斯基告诉卡特，美国现在有机会使苏联陷入自己的“越南战争”，布热津斯基显然很愿意看到这个机会的到来。就在苏联行动后的几天内，他向卡特建议了具体的方案和战略，并告诉卡特，这如同杜鲁门总统在希腊和土耳其所做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
四余论
在苏联出兵阿富汗初期，卡特政府的政策形成过程中当然还要考虑到，如美巴关系、美中关系、伊朗危机等一系列外部问题，然而就阿富汗局势的具体问题而言，显然此时美国在其持续的观望态度和隐蔽行动之下，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1980年1月23日，卡特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任何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外来势力都将被认为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侵犯，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包括武装力量在内，来反击这种企图。”这就是卡特主义。随后，美国宣布了谷物禁运、抵制奥运会、加强美巴关系和推迟限制性战略核武器条约等一系列对抗苏联的措施。与此同时，史上最大规模的隐蔽行动也由此展开，并成为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一，1979年7月，美国开启的隐蔽行动计划就是针对苏联可能对阿富汗展开的军事干涉。对比苏联方面关于1979年年初拒绝直接军事干涉和年底最终决策出兵的档案以及相关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卡特政府对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部署、入侵准备和意图有着准确的情报分析和预测，其不仅深知苏联并不愿直接干涉阿富汗的混乱局势，并且很早便发现随着阿富汗内部政变的发展，苏联的直接军事干涉可能无法避免。那么，面对如此的趋势，对于依旧深受越战影响的卡特政府，隐蔽行动就成为日后对抗苏联的最合适的手段。
第二，美国希望苏联对阿富汗进行直接军事干预。美国情报部门较早便提出了阿富汗成为“苏联的越南”的可能性，也正因为如此，卡特政府在准确侦察到苏联即将出兵的情况下，并未采取任何阻止苏联出兵的措施和反应，这与苏联出兵后美国政府立即出台的针对苏联的强硬政策形成鲜明对比。那么，有理由认为，卡特政府为使苏联步入阿富汗泥潭，有意采取一种沉默的态度。
第三，美国试图将阿富汗打造成“苏联的越南”。根据美国情报部门对苏联意图的准确分析和预测可以发现，卡特政府对苏联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目的有着清楚的认识，而布热津斯基提所提出的苏联扩张的意图，无非是美国为采取强硬政策对抗苏联的“正义”口号。在美国情报部门给高层的报告中也提到阿富汗的复杂局势或将成为“苏联的越南”。正因为如此，让苏联尽可能地付出更高的代价，就成为美国在阿富汗战争政策中的主要目的。
总而言之，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对阿富汗的利益关切十分有限，其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依然是对苏联在阿富汗地区动作的反应，始终受制于冷战格局和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美苏冷战思维贯穿始终。显然，在阿富汗的局势中，卡特政府看到打破缓和时期美国相对弱势的可能。然而，美国为此所展开的隐蔽行动，也并非迫使苏联撤退或拯救阿富汗人民于战争水火之中，卡特政府忽视了美苏在阿富汗民族和国家层面上的影响，而是希望利用阿富汗复杂的局势，使苏联深陷自己的“越南战争”中，以推崇人权外交和致力于美苏缓和的卡特总统，终究没有摆脱冷战思维，而此时的美国决策者们依然不惜与苏联直接对抗，也不顾阿富汗地区的动荡存亡，来实现他们的冷战目标。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利用阿富汗反抗组织对抗苏联，虽然使得苏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实现了其战略目的，但为此培养和训练的圣战组织，多年后对美国展开的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同样也为美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