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国难时仍须虑及根本
从北伐到抗战全面爆发的十年，是一个有争议的时段。不少学者视之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但那些年大规模的内外战争接踵而至，从1929年的蒋桂战争到1930年的中原大战，动员兵力远超过此前的北伐。随后就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正式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又有上海“一·二八事变”和随后的淞沪抗战，1933年日军入侵山海关，中日签署《塘沽协定》。1935年又有华北事变，中日双方实际达成“何梅协定”。在这样战乱频仍、外侮迭至的时期，经济还能好到足以“黄金”称之，这种认识是对基本常识有力的挑战。实际上，一度甚嚣尘上的“乡村崩溃”和“农村破产”说，也恰产生于这一时期，那时中国还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国，若农村濒临“破产”，则整体经济很难说好。而胡适在九一八事变周年时发表纪念文章，更是题为《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这不是仅针对国难，而是他根本认为，中国近六七十年的历史，都可以说一事无成。同年著名报人马季廉也说，如果把中国现状与十多年前相比，“十二年前，简直成了黄金时代”。次年吴鼎昌也慨叹，当时“内忧外患”的程度“比十年前更加严重”。他们的言说，表现出一种非常不同的意态。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那十年的经济应当好不到哪里去。然而像“黄金十年”这样的迷思可以流行，多少表现出一些读书人那种因远虑而释近忧的超越性眼光。与此相类的是，尽管那时中国连续发生了很多影响到国家地位和个人生活的大事，可以说是遇到很多棘手的实际问题。然而，相当一些读书人关注更多的是文化。我们如果看那段时间思想界较大的论争，多在探讨与现实危机关系不大的文化、制度等深层问题，实在有些虚悬迂远。
这样一种看似“避实就虚”的倾向，就连外国入侵这样严重的国难都未曾打断。先是全盘西化的始作俑者梁漱溟，在1930年提出了中国无法西化而应“往东走”的反面主张。九一八事变后，国土已在丧失，亡国的威胁迫近，但关于“民主与独裁”“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的大辩论却相继发生。就那时的当下危机而言，三者皆悬远了些，仅“民主与独裁”之争稍近现实。但在救亡图存已迫在眉睫之时，还在辩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更能救亡，也显得太过“镇静”了一点。
按照现在的新看法，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战就已经开始了。无论如何，那时侵略已经发生，而且正在扩大或将要扩大，国难的存在是人人都知道的现实。在一个面临战争威胁或正在作战的国家，是所谓已经要命的时候，正常的反应当多思考具体的政治军事问题(这样的讨论也不少)，但思想界更关注的还是文化、制度等基本面相。当时不少读书人，就是把国家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上升到文化层面来思考，而且认为其重要性超过眼前的国难。
从思想文化言，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转变，可能就是王国维概括的“道出于二”。怎样因应这一新局面，则所见人各不一。胡适在1929年强调，“中国的问题，是在多文化的冲突中如何调整的问题”，因为中国正“处在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现代西方文明之中”，只有通过自我调整，才能“感到安适自在”。与那些仅希望改变中国在世界地位的人相比，胡适还能虑及中国自我感觉的问题，层次已经不同。他的主旨，是主张中国应当全盘接受现代西方文明，让文化的惰性去解决自身特性可能丢失的问题。
问题在于，中国是在中西文化竞争的大背景之下向西方学习的，这个自我调整显然不那么简单。梁漱溟也主张要设法调理“中国社会里的许多矛盾和冲突的点”，使其“不矛盾，不冲突”，否则只能互相牵掣，“谁都不能奈何谁”。“在这种局面下，最难对外，实在说也无对外之可言”。在他看来，中国问题主要是文化的，而西潮冲击就是导致问题的主因。
史家孔繁*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明言，“人有人格，国有国风”。当时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多以西人之见解为见解”，形成一种“发愤倾销外货之市井文化”。这才是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盖“‘国难’虽殷，犹癣疥也。此风不革，祸逾灭亡”。至少对孔氏而言，中西之间的文化竞争，是比国难更严重的“大根本处”。他的话说得可能有点过，却表出了很多人的共同忧虑。
可以说，中国在外患面前之所以不容易一致对外，就因为一方面许多人眼中的“根本问题”就是外来的，另一方面，关于解决问题的思想资源和可能方式，多数人也在向外寻求。进一步的困难在于，民初出现了“西方的分裂”这一重要现象，即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是一个由不同民族、国家以及文化构成的发展中的变量，在时空意义上都是一个复合体。
正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苏联的出现，使中国人进而认识到世界发展有两种模型，一是英美式的，一是苏俄式的。那时大部分中国人是把俄国当成西方的，于是“西方的分裂”进一步显著，学西方的模式也分为两种，以前学的是英美的议会民主制，而苏联则是一党领导政府的制度，两者有根本的不同，但后者可以在短期内全面改变一个国家，从效率言更有吸引力。随着苏俄支持的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的成功，中国到底是学苏联模式的西方，还是学英美模式的西方，更成为一个影响中国命运的选项(实际也确实影响了中国的命运)。故北伐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基本上已从原来中西对峙的“道出于二”变成了一中二西鼎立的“道出于三”。这是一个过去注意不多的重要现象，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下面的探讨也从“新俄”对中国的冲击说起。
二、西方的新旧:俄化对欧化的冲击
“西方分裂”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以中国为战场的西与西斗。后来蒋介石提出，“辛亥革命以来，流行一时的学说和政论，没有一派不是因袭外国的成说”，从民国二年(1913)开始，十多年的政治制度之争，其实都是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的政制之争。这是大实话，北伐推翻的北洋政府，实行的本就是西来的共和政制;而北伐自身，则是受到新的西方政治模式影响。这意味着西与西斗从进入民国就开始了，只不过没有上升到意识层面而已。
一旦西方分裂变得明显，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学习榜样的转变。“五四”前后出现了“从威尔逊到列宁”的转移，一些人逐步由陈独秀所说的“拿英美作榜样”转向了“以俄为师”。尽管一开始这只是部分人模糊的选择，对所有关心国是的人来说，“新俄”和“赤化”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五四”学生运动前一年，北大学生傅斯年已认为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继德国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第三度改革之试验”，所以他相信“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五四”后一年，著名报人胡政之已观察到，“今日世界，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激战之时”，且“资本主义已成强弩之末，社会主义之实行，不过方法问题与时间问题”，这已明确点出了西方的新旧分裂。
但对于更多人而言，对西方分裂的认知有一个逐渐明晰的过程。1921年，曾被苏联招募入境抢收粮食的华工被驱逐回国，其中的山西侨民在阎锡山资助下始得返乡。阎锡山听他们报告事情始末后，感觉“甚为惊骇”，于是想到“因资本主义之剥削演出共产主义来，是两极端之错误。就世界人类说，应产生一个适中的制度”。从阎锡山的“惊骇”看，似乎他对苏俄曾也有所期待。此后他一直关注西方的分裂，多年后他支持办的《村治》月刊，仍侧重辨析欧化与俄化的利弊(详后)。
而梁漱溟更是一个显例。他在1920年前后曾以“个性伸展”和“社会性发达”来概括西方的德谟克拉西，视为自己的独得之见。尽管那时他已隐约意识到其间有着某种内在的紧张，最初仍把两者视为一种共时性的存在，后来才逐渐改为一种历时性的发展，于是有了西方的两大趋向及其分道扬镳。
先是梁漱溟在演讲中说，西方化的奇处就是“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从历史视角看，个性伸展和社会性发达“像是”一前一后。那“像是”两字表出了他的犹疑，但他仍坚持两者就是“一事”。后来成书时更指出，“粗着说，似可把破坏时期说作个性伸展，把建设时期说作社会性发达”，其实不然，因为这“并非两桩事，而要算一桩事的两面”，故“要同时发展才成。如说个性伸展然后社会性发达，实在没有这样的事”。但胡适告诉梁漱溟，世界上的文化“不能没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个性的区别”，在西方，个性伸展和社会性发达的区别是历时性的:先有从神到人的“人化”，然后有十八世纪理想的个人主义，再后才有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化”和社会主义。
梁漱溟最初不同意胡适的看法，以为科学和德谟克拉西是“有普遍价值的”，没什么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个性区别，但他实际暗受胡适的影响，后来就开始区分欧洲的“近代”思潮和“最近代”思潮。这术语大概是借鉴自陈独秀，唯所指颇不同。梁漱溟是把个人主义、近代国家和资本主义融为欧洲“近代”思潮，而把“最近代”思潮定义为社会主义，并以苏俄模式为代表。当他以“个人”和“社会”来表现西方思潮的特色时，已隐约意识到其中的紧张。把“近代”和“最近代”的差别点明的，是被称为“赤化”的“新俄”对中国政治的介入，以及因此而起的反赤风潮。
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而改组，象征着苏俄在中国的介入已从思想到实际政治。起初这并未引起多少全国性的关注，但在1924年春，关于广东“赤化”的说法开始流行。那年3月，张作霖派杨大实到广州面见孙中山，了解国民党联奉反直策略的延续性，并及赤化问题。孙中山表示，“粤中实未施行共产”，那些说“国民党共产、赤化，皆逆党造谣”。随后《广州民国日报》开始连载辟谣文告，贺衷寒稍后也说，“近来广东各种报纸，有很多关于共产辟谣的纪载;各种集会，有很多辟谣的演说”。这些迹象说明，广东的“赤化”已逐渐引人注目，但关注更多仍在南方。
1924年底孙中山的北上，与国民党内反对“容共”的一部分元老离粤北上京、沪活动大致同时，促进了北方及全国性舆论对国民党联俄的重视。再加上孙中山北上途中一再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标帜，进一步引起国人对中外问题的注意。而1925年的五卅事件，使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更加高涨。一般人未必能区分“反帝”与“排外”的差异，在南方联俄的冲击下，苏俄是敌是友的问题随即在北方思想界引起一场大争论。而北方军阀也开始争相使用“反赤”术语于其文电之中，以暗示南方“卖国”。
吴鼎昌敏锐地看到了这中间西与西战的实质:由于南军和北军皆“互引外援”，表面是北方以“赤化”攻击南方，而南方以“白化”诋毁北方，实则“无异赤化之帝国主义将借以排斥白化之帝国主义”，而“白化之帝国主义将借以排斥赤化之帝国主义”。也就是“赤化帝国主义与白化帝国主义势力冲突”，却“在黄化国家开辟战场”。这场激烈“厮斗”使中国思想界“如在狂风暴雨之中”，如恽代英之所见，“人们不站在‘赤化’一方面，便几乎不得不站在‘反赤’一方面”。
因赤化引起的严重对立特别能表现西方在中国的分裂，也连带着损伤了此前风靡一时的欧化。严独鹤注意到，以前“欧化两字很足以吓倒人”，谁“反对欧化就是腐化”，而没人“愿意做腐化分子”。由于欧洲人自己也整顿风化，“欧化这两个字的招牌”，可能“从此要打碎了”。他说的虽然是生活方式，却非常适合思想界的状况。
毕竟新出的“赤化”虽不同于“欧化”，在区别中又有略同之意。在报纸说戏的韩补青就明言，“新派指欧化、俄化各种新戏”，而“新化派乃兼欧化、俄化、日本化”等各种“与旧派不同”的派别。可知欧化和俄化曾共同分享“新”的名目，然在反赤运动后就逐渐分手了。
周作人1928年1月说，现在若谈国事，“就容易被人家指为赤化或是欧化，一样地都不大稳当”。北京的新书店若不想关门，就只能“改卖反欧化的小说与反赤化的杂志”。那时欧化和赤化还是“一样”的。但到那年8月，随着复古的加剧，在“政治、道德上，凡新的都就是左的赤的”。而“新势力”在政治、经济、道德方面的反抗，也“几乎统以‘赤化’之名而被压倒”。不过几个月的时间，欧化就已淡出，只有赤化来代表“新势力”反抗复古了。
从这视角看，欧化招牌的“打碎”或有多重的意思，也随时保留着重塑招牌而回归的可能。实际上，赤化独居“新”之名的时间是短暂的，北伐的成功为南北政治之争划上了句号，反赤运动也随之飘散。而国民党自己不再联俄，反使很多人对苏俄的观察从其在中国的活动转向其国内的发展。
三、苏俄等西方建国新模式的挑战
反赤运动既然不再，白化和赤化这类象征性表述就逐渐被更实在的欧化和俄化所取代，但西方分裂带来的紧张并未消失。有意思的是，在苏联开始结束其接近西方的新经济政策之时，其经济发展的初步成功却给中国读书人以深刻的印象。而斯大林所推行的集中发展重工业的取向，也让不少中国人耳目一新。“耳目一新”是徐志摩的表述，恐怕说出了不少人的感受。如他所言:
除非是白痴或是麻痹，谁去俄国都不免感到极大的震惊。赞成或反对他们的政治或别的什么另是一件事，在那边人类的活力几乎超到了炙手可热的度数，恰好反照我们这边一切活动低落到不可信的地位。
且不论苏俄的欣欣向荣实际到什么程度，那里的朝气蓬勃确实具有不小冲击力。而正是中国人对苏俄了解渐多而又未必真正深入，增强了“新俄”对他们的吸引力。经济的迅速发展凸显出苏俄模式的效率，这使得榜样的竞争，即中国究竟学什么样的西方，变得更加具体了。
还在1920年，胡政之已开从中国流行的新旧视角看西方之风，以为“英国所行之政策，可认为旧势力之代表;俄人所揭之理想，可认为新势力之代表”。其余各国，“若法若意，视英为近;若美若德，视俄为近”。在西方的新旧之间，他主张中国当以向“新势力发展为有利”。盖中国“若不察世界之新潮流，一以欧美现在资本主义之社会组织为法”，则最多不过“学到西方今日之物质文明”，还会“继承现代社会之缺点，以种他年社会革命之根”。若“参酌世界之潮流趋势”，中国之改造不妨“取资本主义之长处，以谋殖产兴业;行社会主义之精神，以弭社会革命”。
类似的思路是延续的。到1926年，与胡政之关系密切的吴鼎昌开始认真探讨中国是继续“仿行欧美式经济制度”，还是“以苏联制度施诸中国”的问题。一年多后，《大公报》明确主张，中国改革不能选“俄化”之路，而应“采欧美宪政之长”，却也要“去其资本家专制之短”。尽管作出了明确的选择，仍很能表现“俄化”带来的冲击和时人的纠结。毕竟欧化与俄化虽共享“新”之名目，却又互相冲突。
胡适在1933年深有感触地说，“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的西洋文明”，并无“多大的疑义”。简言之，“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然而，
欧战以后，苏俄的共产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人的视听;最近十年中苏俄建设的成绩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世界企羡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污玷了。
“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是尼采的话，曾被胡适引用来定义他自己推动的“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如今他用来表述苏俄共产革命怎样转变了全世界人的视听，可见他对此认识的深度。关键是在这一波全球“震动”里，中国实首当其冲。对中国的多数青年来说，由于对“西洋文明本身的估价已有了绝不同的看法，‘新’与‘现代’也就都成了争论的问题”。这些人本“不曾领会得十九世纪西洋文明有什么永久的价值，现在听见西方有人出头攻击西欧文明”，自然容易接受。结果，“不上十五年，中国青年人的议论就几乎全倾向于抹杀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
这不是胡适一人的观察，梁漱溟也注意到中国学习榜样的转变。他也认为，“五四”前后四十年间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实因欧战这一“西洋近事”的转变和西方思想迁易而“被动的截然有二期”:此前“感受着欧洲近世潮流”，以学西方较成功的日本为榜样，“讲富强、办新政，以至于革命共和”，希望建立一个“近代国家”，那时颇“艳称人家的商战为美事”;此后“因欧洲潮流丕变，俄国布尔塞维克之成功尤耸动一时”，国人受此“最近代潮流”影响，“掉转头来又唱打倒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
苏俄能使国人“掉转头来”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或就因这“出头攻击西欧文明”的苏俄也是西方的一部分。毕竟西方进入中国，如蒋梦麟的形象表述，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在戊戌维新三十周年时，胡适眼中“三十年的不同”仍在于榜样的转变:此前康有为和梁启超“盲目地大声疾呼嘉富尔、俾士麦、大彼得，而三十年后的青年却大声疾呼马克斯、列宁、布鲁东”。
其实对于苏俄“伟大的、艰苦卓绝的大试验”，胡适自己此前也曾鼓吹，所以他那时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重要的是，“‘新’与‘现代’如今变成有争议的问题了。”“说到‘现代化’，我们不能不先问问，我们要化成哪一种现代”?如孟森所说，“必有一形成之现代，而后从而化之”。然而，“1917年以前的欧美是不是已够不上‘现代’的尊称了?1917年以来的苏俄是不是‘形成了的现代’呢?”胡适关于“‘现代’是什么”的疑问，充分表述出时人“迟疑与矛盾”之所在。
所谓“新”和“现代”，本不过是西方的代名词而已。它们成为争议的对象，恰是西方分裂的表征。特别是在一些人的眼中，西方之内也出现了新旧之分。而胡适点出的1917年，大体就是新旧的分界点。北伐后《村治》月刊社曾发出宣言，就以1917年作为青年欲“以改造社会之方法改造国家”活动的起点。那些青年想利用的是西方“两种澎湃汹涌之新潮流”，即“发生于欧战后的反映之新思想运动”和“根据于马克斯学说之共产运动”。宣言实际说的就是“欧化与俄化”，尽管把前者具体到欧战后的新思想，其实并未认真。
那时积极参与《村治》月刊事务的王鸿一，更明确地在欧化和俄化之前冠以新旧的标识，以为“旧欧化只知有争，新俄化更不知有让”，使“错误之学说，演为杀人之政治，致全世界人类思想，同陷于烦闷疑难之困境”。十多年前胡政之曾以新旧说西方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如今王鸿一把它们落实在具体的空间之上。他所谓全人类都陷于烦闷疑难之中的说法或有些过，但苏俄的发展模式给西方思想界带来极大冲击，却是事实。正因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已较前更深入，西方自身的思想冲突和发展模式竞争，至少让更多中国读书人“陷于烦闷疑难之困境”。
曾是联俄先锋的汪精卫那时提出，中国百年来想要改造国家的“模型”都是外来的，第一种是欧洲“十八世纪自由主义制度”，具体“以美法为模型”;第二种则基于“一般青年欢迎俄国大革命的心理”，是“以苏俄为模型”。这两种模型在中国都已先后“瓦解”，导致“一般青年，感觉烦闷”。所谓两种模型都已“瓦解”，大概只是汪精卫自作多情的梦境。实则正是两种模型的竞争，给青年带来了“最大烦闷”，因为他们不知“中国之改造到底采取那一种模型才好”。
说近代欧洲制度不及英国而独言美、法，似为那时的新风尚。在西方分裂的同时，美国逐渐兴起于西方之中。或鉴于此，张申府感觉有必要辨析胡适所“代表的不是西洋文化，他只是代表的美国化”。郭斌騄也说:
我国四十年来，所谓维新运动，花样虽多，一言以蔽之，不外舍己从人，模仿外国。自康梁以至共产，其揆一也。始而模仿日本，继而模仿欧美，终而模仿苏俄。最近虽号称反俄，实际不过模仿美国之势力暂时胜于模仿俄国之势力而已。不入于美，则入于俄。
所谓“不入于美，则入于俄”，很可以代表一些人眼中西方分裂后的新倾向。以前常被提到的英国逐渐淡出，而“欧化”的表述也显出了局限性，逐渐为“欧美”或更全面的“西化”所取代。这当然有个过程，此前“欧美”之说已不稀见，此后一段时间里，“英美”和“欧化”的表述仍较常见。受汪精卫影响的梁漱溟，那时关注着同样的问题，就以“欧化”对应“近代思潮”，而以“俄化”对应“最近代思潮”，自称“我平常所用欧化、俄化两名词”，指的就是“从欧洲近世社会所产生的‘法治’”和“共产党新兴的‘党治’”。
如前所述，梁漱溟那时提出了中国不能“往西走”而应“往东走”的主张。但有年轻人就指出，他关于“往西走”的定义犯了“含糊的错误”，因为“现在西洋有两种完全不相同的国家并立着”，一是英、法、意、德等“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是俄国这个“与帝国主义占在相反方向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两者的“政治制度与精神却是完全不相同的”。
这是一位相信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之说的左派青年，所以把“英、法、意、德”都算入“帝国主义国家”的范围。几年后另一位反驳梁漱溟的报人马季廉，也暗示梁漱溟不了解西方的差别，指出“英、美宪政国家，有实行宪政的法律，这就是英、美宪政的轨道。意大利、苏俄一党专政国家，有实行一党专政的法律，这就是意大利、苏俄一党专政的政治轨道”。这是另一种区分，就像前引胡政之说西方新旧之分，已点出英、法和俄、德的近似。
那时苏俄的社会主义和意大利、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在西方兴起不久，对西方思想和政治制度形成有力的挑战。或也因此，它们在中国共居西方之“新”。张君劢在论及中国文化“厌旧喜新之态”时，所举之例就是这三国———“试检国内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申报月刊》《新中华》每期题目，不外苏俄五年计划、意之法西斯主义、德之希特勒如何如何。”
熊十力对此也有隐约的感觉，他质疑“现代化”一词说，俄国和英、法、德、意乃至美国诸雄，都是“现代的国家”。然“俄为共产主义，英、法乃至美国诸雄则反之”。他谨慎地没把德、意两国算进“反之”的范围里，而是指出“美国与英、法、德、意诸雄，又各有其国民性”。老一辈的孟森，则直接把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和法西斯主义国家并列为“现代国家”的三种类型，但指出三者都受到国人的批评和攻击，致使想要现代化的中国无“现代”可化。故西方分裂的一个结果，是各类西方榜样都遭到了不同人的质疑。
有意思的是，法国作家AlfredFabre-Luce在1930年告诉胡适，那时的法国也有“不入于美，则入于俄”的问题。胡适因而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选项，即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去过苏俄的Fabre-Luce立刻赞同，说苏俄“崇拜机械文明与科学文明，最像美国”，他在苏俄看到“处处宣传HenryFord的传记”。类似现象胡适自己也曾观察到，因为福特模式的特点是工时少、工银多而货价低，却“得利比谁都大”。此“虽名为私有资本主义，而最可以作国家社会主义的模范”。苏俄政府“近年极力宣传Ford的传记和著作，也正是因为这种绝大的效率”。
如前所述，这或是稍早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时的现象。对积弱的中国来说，关键就在胡适所见之“绝大的效率”。除了代表更“新”的西方，苏俄以及意大利、德国对很多中国人的吸引力，就在于提供了迅速由弱变强的最新模式。胡适在1926年访问苏俄时，就曾写文章高度推崇新俄新试验的“空前伟大”。他那时也提出中国应当学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应当学德国学日本，“以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象”。倒是“英国不足学”，因其名为渐进，“实则得过且过”。
徐新六当时就对胡适说，“俄国革命对旧式社会虽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辈亦不能见其力大而即以为是”。这个观察非常敏锐，看到了国人的关切点。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力大”而高效，正是新俄的魅力所在。翁文灏稍后指出，欧美的富强是长期努力的结果，像中国这样“落伍的国家要赶上人家，非但要努力，真还要拼命”，而“苏俄的建设工作，便是拼命赶的榜样”。瑏瑠很多年后，熊十力在感叹近代中国的衰败时，心中的榜样仍是“苏联革命，二十年而已大强”。
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紧迫的危机感进一步推动了国人对效率的追求，也使不少人作出了特殊的选择。丁文江、蒋廷黻、钱端升等曾经向往民主政治的留学生，转而倾向于独裁，如黄道炫所说，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德、意等法西斯国家所表现的表面高效率和超速发展，代表了新的时代潮流”。若回到前引汪精卫所说的不知中国改造“到底采取那一种模型才好”的烦闷，这种展现效率和速度的新潮流恰提示了与旧欧化不同的选项。
而这种中国政治思想“分野的骤变”却也是积累而成，胡适观察到，“二十多年前，民主立宪是最令人歆羡的政治制度。十几年来，人心大变了，议会政治成了资本主义的副产，专政与独裁忽然大时髦了”。学者中有人感觉到“过去二十年的空名共和的滑稽”，开始“羡慕苏俄与意大利的专制政治的成绩”。还有些人“更是明白的要想模仿苏俄的一阶级专政，或者意大利的一党专政”。
不知道胡适此时是否后悔当初自己对苏俄“大试验”的赞颂，但那时他已经注意到国内不少人“妄想天生‘狄克推多’来救国”。不幸他一语成谶，不过几年，局势的急迫就使一些当年和他站在一起的朋友公开站出来鼓吹独裁了。留美政治学者张纯明甚至说，“苏俄的政治是廉洁的，或者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是世界上最廉洁的”。意大利“现时的政治虽不能算绝对的干净，然与法西斯未执政前的立宪政府相比，究胜一筹”。对于德国，尽管“现时关于国社党的文献都是反对态度的”，他也宁愿相信这是因为“希特拉执政未久”而出现的“暂时的现象”。
即使是反对中国独裁的胡适，对这些国家的模型也并不取进攻的态度，而是强调“苏俄与意大利都不是容易学的。意大利有两个一千年的大学;五百年以上的大学是遍地都有的。苏俄也有近二百年的大学。他们又都有整个的欧洲做他们的学校与训练所”。换言之，胡适看到的不是苏俄和意大利对“整个欧洲”的挑战，反倒是它们之间的共性。
那时三国新模式对中国的冲击已很有力，连执政者也不得不对此作出澄清。1934年11月27日，汪精卫、蒋介石联名通电全国，就特别说明“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治之必要与可能”。同日蒋介石答复日本记者访问，也说到“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之必要”。胡适注意到了这些表态，并作为中国无须“独裁”的依据。其实这样的澄清，恰说明三国的影响已到提上“议事日程”的程度了。
不过，西方的“新旧”之分带来更多的仍是困惑。反对“俄、意式专制思想”的王慎庐，又主张“介绍西来思想”应是“整个系统的”，更看到“封建时代所遗留的家族思想依然存在”，致使“全国的青年依然是彷徨歧路，无所适从”。瑏瑠当然，让更多人注意到“传统”也在参与竞争的，是梁漱溟提出的“往东走”主张。尽管不少人暗示或明示梁漱溟不了解西方，但他之所以提出“往东走”的主张，恰是认识到西方自身出现了“近代”和“最近代”的“新旧”之分。
换言之，那时在中国思想战线上竞争的发展取向或“模型”有三种，中西的对峙仍然存在———在对应“国粹”或“复古”时，欧化和赤化便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但两者间又有明显的紧张，形成更激烈的竞争(挑战旧欧洲的意大利和德国取向也已进入“议事日程”)。此前吴鼎昌曾指责被视作“赤化”和“白化”的南北双方激烈争斗，却忘了“中国五千年所传之黄化安在”。若把竞争中的“赤化”“白化”和“黄化”聚而共观，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中西对立向一中二西鼎立的转移，表明过去的道出于二已转化为道出于三。
四、从中西对立到一中二西鼎立
“西方”模型的一分为二，对那些仍寄希望于西方的中国人冲击最大。从西方分裂出的俄化，因“独立”于欧化而形成与欧化的竞争，造成西化不可能全盘。而前引孟森指出的各类“现代”取向都受到质疑，又使非全盘的西化也极为困难。他们的困扰在于怎样西化，道出于三对他们更多是一种新的道出于二，以中国为思想资源的发展“模型”，本不在其选项之中。而不多的另一些人，则重新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以及参与竞争的机会。在这些人的心目中，道出于三要更加名副其实。
一方面，在向中国文化进攻时，欧化与俄化常常是共谋的。如《村治》社宣言所说，这“两种潮流者之目的”，都是“欲以中国文化为西方文化之被征服物”。另一方面，恰是俄化对欧化的冲击，让一些人，如王鸿一和梁漱溟，看到了西潮的不适于中国。
王鸿一注意到，“西洋学者，把我们固有的文化、固有的道德认作封建社会的东西，共产党又说我们是什么宗法社会”。从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这一更多出于直觉的观察极为敏锐，但在当时则体现出欧化与俄化间无意识的合谋。要到1927年“武汉那次混战而后，中国的一般思想界，才晓得以前取法西洋的思潮完全是错误的”。
梁漱溟也说，北伐特别是共产党使他明白了中国西化的不可能。他后来把自己对中国政治改造的思路分为前后两段，前半段思想“从国人之后”，倾服“英国式政治”。后半段则与国人不同，“有所觉悟而转变”，到1927年，“乃断定中国不能学西洋，中国必自家开路来走”;再到1930年正式表出“英美宪政、苏联党治在中国都是走不通的路”。
我们知道梁漱溟曾经向往全盘西化，他说北伐使自己明白了中国西化的不可能，可能有着没说出的隐性逻辑，即俄化的出现及其与欧化的竞争，凸显了西方的分裂，破坏了全盘西化的可能。他一直强调西方的长处就在于“个性伸展”和“社会性发达”并进的德谟克拉西，如今英美和苏联分别代表了个人本位的文化和社会本位的文化，意味着德谟克拉西的一分为二。似乎可以说，西方的分裂毁掉了自己最主要的文化优势，因而也就拉抬了其竞争对手中国文化的价值。
王鸿一就对比三种文化说，“旧欧化之文化，实基于人类之利己心;新俄化之文化，则利用人类之忌鮅心;而中国文化，则发于人类之同情心”。欧化与俄化的共同点是前者“只知有争”，后者“不知有让”。而中国文化最重教养，可起救济作用。他承认“共产党均平之精神，固不可厚非;惟利用忌鮅之心理，强不平使之均平，背乎人情。如照中国教养化之精神，可自然使之均平”。
晚清趋新的王鸿一并非那种一心一意的保守者，此时仍主张“一方采取欧美科学文明之精粹，以充实我文化内容;一方介绍吾国文化于欧美，以光大我民族精神”。光大中国精神或许乐观了些，但需要汲取欧美文明精粹则是很多所谓保守者的共识。不论是梁漱溟的“往东走”取向，还是后来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其中都含有不少的西方元素。
如汪精卫尽管强调中国发展“整个的模型，必须中国人自己制造出来”，但具体到“方法”，则仍“不外以欧美之学说及成例为资料，而相度其可行于今日之中国与否”。也就是说，制造者必须是中国人自己，但思想资源还是“欧美之学说及成例”。对汪精卫的言说，梁漱溟表示自己“想要说的话亦不过如是，差不多不必更赞一词”。他仅补充一点，即模型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制造“不单有自然地理的关系，而民族历史的关系乃更重大”，故不能仅仅“步趋”和“摹拟”西方。
正如梁漱溟的反驳者所说，无论他“怎样否认西洋把戏，但问题一深入，便跑不脱西洋把戏的范围”。所以他虽号称往东走，其实仍在“往西走”。的确，俄化不仅挑战了旧欧化，也给中国人带来新的思想资源。梁漱溟一向强调中国问题是“从外面引发的”，尤其是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实“含有多分世界新性质，而不能不与外面相关，直可说成了世界问题之一部分”。既然“中国问题已不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而是世界问题之一部”，就只能“在反抗资本帝国主义运动下始能解决”。故“中国革命的完成，以中国社会能达到此刻世界其他各国社会问题所要求满足的地方为止”。
这些言说看起来很像当时倾向“俄化”者的见解，而梁漱溟那时特别注重和强调的，正是解决中国问题要从经济入手。他在《村治》月刊社会见新闻界，就说在“近代国家”和“最近代国家”之间，他“个人赞同最近代国家”。因为前者“偏重在政治”，后者“同时注重经济方面”。而中国的村治运动，就应“由经济入手”。
陈嘉异当时就从这一表态看出梁漱溟的“脑影无形中已为注重物质生活经济环境之最近代思潮所转”。瑏瑠但梁漱溟辩称是报纸记录不准，“‘最近代国家’这一名词，实未尝出诸我口”，他也并无“模仿‘最近代国家范型’之意”。瑏瑡按梁漱溟说法他可能真没说过“最近代国家”这几个字，但他确实用“最近代思潮”来表述苏俄思想，也说到苏俄之长就在注重经济。几年后梁漱溟更说，尽管他的主张“不相同于马克思和共产党”，自己在“比较中西社会组织构造之不同”这些地方，“得益于马克思和共产党各方面之启发不少”。
简言之，不论是汪精卫还是梁漱溟，他们对发展“模型”之中国因素的提倡都是有限度的。当然，他们的限度也各不同:汪精卫并未排除以欧美为模型的基本思路，更接近那些坚持“往西走”的人;强调不能放弃自我而步趋而“摹拟”西方的梁漱溟，则更看重中国文化因素。如前所述，这些人对道出于三的感触更明显。王鸿一先点到为止，而梁漱溟后来做出了进一步的分析。
从道出于二向道出于三的转移，有一个历史性的发展进程:“自从西洋的近代个人主义传进来以后，在中国也就有了自由、平等、民主等等的要求;可是这与中国固有的伦理道理是不合的。”于是“一种主张采取欧洲文化，一种主张保守中国文化”。辛亥革命后表面上已成了民主共和国，外来“风气好像是渐渐的盛行了，但终未能把旧风气压倒”。然而追寻“西洋近代风气”还没有成功，“接着又进来了一个最近代的或曰现代的西洋风气，———反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西方出现法西斯主义以后，中国也有人“介绍、宣传”。这些主张“都还没有定形化”，因此也“都在奋斗，以图取得生长繁荣的机会”，呈现出“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的样子”。
此前被视为单一的“西化”道路，如今分解为对立的“欧化”与“俄化”，与中国文化鼎足而三———“过去之中国可以说是伦理本位的文化，近代的英美可以说是个人本位的文化，最近之苏联可以说是社会本位的文化。”只要“假想英美的观念播入苏联、苏联习尚流行英美，是多么杂乱无章”，就可以知道西方那两套文化是“不易调和”的。结果是“三个不相协调的是非取舍混在一起”，互为剌谬，“矛盾之中又有矛盾”，使“中国人的思想老不得归一”，而“新社会秩序无由形成”，于是“永不得太平”。
需要注意的是，梁漱溟不仅认为中国问题是西方造成的，还预期中国问题只能是一种“世界的”解决。在他看来，在中国鼎立的“三套文化各有其不可抹杀之点”，只有“把他们融会贯通起来，使其矛盾磗格皆消融不见，而后中国的新秩序、世界的新秩序才都有了。那时中国亦太平了，世界亦太平了”。不过那是遥远的未来，此前恐怕更多是“各执一偏，矛盾不通”，彼此“闹来闹去不得休”的状态。
承认三套文化皆有其“不可抹杀之点”，意味着在中国土地上的“道出于二”已经转向了“道出于三”。但三者间的“矛盾磗格”又尚未融会贯通，如水天同所说，中国的“礼之不讲，早在‘打倒孔家店’口号流行之先”。问题是“打倒旧礼教之后，或正在打倒之时，是否有较胜一筹之社交习惯以代替之”。实际当然是没有。反而是三套文化的相互竞存，使中国社会和思想进一步没了中心。国民党的张振之注意到，那时“人的好坏”“事情的功罪”和“学说理论的错误”与否，“一切失了根据”。
那时“闹来闹去”的一个典型现象，就是参与思想论争者常常左右开弓，不止针对一个论敌。如罗隆基指出的，汪精卫所出言论集“攻击的有三种人:(一)南京执政，(二)共产党，(三)‘人权论’者”。那三种人的思想差距是非常大的，却同为汪精卫的论敌。罗隆基等“人权论者”自己，也是同时与国共两党商榷，并同受到两党人士的攻击。而那些坚持“欧化”的，也不得不两面作战。
最有意思的是，胡适曾说苏俄作为西方的一部分而“出头攻击西欧文明”，并因其论调“恰恰投合中国向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而受到中国“多数青年”的拥戴。他那意思，似乎那时的多数中国青年很接受“重农抑商的传统”，这与当时和后来的一般认知有着很大的差距。不排除这是胡适疏失的移情，但更可能是因为既然欧化成为打击目标，它的左右对立面中国传统与俄化就自动成了同盟军。
可知三套文化的相互竞存确实给很多人带来困扰，甚至大家的思想都有些“混成”(hybridization)特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彼此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之同情”，故更容易看到对方那些与己不同的地方，并视为某种“危险”甚或“威胁”而不肯放过，于是互不相谅，终致“闹来闹去不得休”，加剧了中国思想社会没有重心的状态。
可以说，北伐前后“新俄”的思想和体制，既提供了“西方”之中不一样的模仿选项，也带来强有力的冲击。一些人可能直接选择了“最近代思潮”，当然也有反复(如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分手);而另一些人则试图坚守原来的西化，甚或进一步强调其全面性;还有一些人对西方整体失望而转趋“保守”，开始提出立足中国本位(其实又不够本位)的文化取向。九一八事变之后几次大的思想论争，就特别能展现道出于三之后的思想混成。
五、道出于三之后的思想混成
鲁迅曾提醒国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然而民初很多中国读书人，恰是在彷徨中想要寻出中国在世界的合适位置。在道出于三的局面下，即使达成了全心全意学西方的共识，到底该学什么样的西方，便使人不能不彷徨。何况凡事久假难归，若将本文化的核心成分久置高阁，流连忘返于西向之途，文化的惰性是否强韧到可以确保完璧归赵，同样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不少人在国难期间仍侧重文化的辩论，恐怕也因为这深层的难解之惑。
对北伐后道出于三的现象，上引梁漱溟后来的分析或更明晰一些。而其他对时代变化稍敏感的人，也都有所觉察。胡适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已提出，要明确“究竟我们走哪一条路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地”，就必须“睁开眼睛看看面前有几个岔路，看看哪一条路引我们到哪儿去，看看我们自己可以并且应该走哪一条路”。他说的“几个岔路”应当不包括回归传统，而是在他稍后所说的不同“现代化”中作出选择。
这很像汪精卫所说以“欧美之学说及成例”为思想资源来制造中国的发展模型。参与国民党围攻胡适的张振之注意到，那时学术界的辩论“可说是用‘以夷制夷之法’，就是你宗某家洋圣人的学说，我捧出一个另外一个洋圣人来压倒你”。这应是国民党内较流行的看法，蒋介石后来也说，那些“崇拜外国”的“文人学子”所以“各成派别，是由于外国不止于一国，外国的学说也不止一派。他们各仿一国，各宗一派，因而各立门户，入主出奴”，随各国学说的不断变迁而“不断的变化”。
这一观察未必是偏见，蒋廷黻也看到，各种“留美留英留法留德留俄留日的学生”带回了“美英法德俄日的各时代各派别的思想和所拟的制度”，而“这些学说制度在讲者的口里不过是‘口头禅’，在听者那方面完全是不可懂的外国话”。再加上“中国固有制度和学说”，可以说“我们包有中外古今的学说和制度了。难怪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胃里打架，使我们有胃病”。
在蒋氏看来，“我们的问题不是任何主义或任何制度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饭碗问题、安宁问题”。但胡适比他看得更清楚，知道主义之争就可能导致“杀气”———“今日国中各地的杀气腾腾”，正是“几种不相容的主义在那儿火并”。大家同向往现代化，但因“各人所信为‘现代化’的”不同，“目的不同、方向背驰，所以有互相压迫、互相残杀的惨酷行为”。
简言之，时人为了“救中国”，乃“把世界上各种主义、组织，与夫一切的救国方案，个个来讨论试验”。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西方的新旧在中国场域里竞争。再加上中国传统因西方自身冲突而回升，加剧了道出于三之后的思想混成，即使九一八事变这样的国难也没能根本改变。一方面，九一八事变带来不少改变，包括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和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增强;另一方面，九一八事变似又未改变很多读书人注重远虑思考基本问题的倾向。
九一八事变带来的，首先是急迫的危机感。丁文江两次强调，中国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和“空前的经济恐慌”这样的“双重国难”，是“如何改革我们的政治，才始可以生存”的问题，故此时“要讲民主政治，是不切事实的”。实际上，他在1934年专门“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显然是有的放矢的观察，以与他曾经读书的“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作对比。而他在鼓吹独裁政治的同时又选择不学苏俄，也是基于外患的压迫。因为中国“外患的压迫、生产的落后，决不容许我们来做共产的试验”。
与“民主与独裁”争论大约同时的，还有“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的大辩论。类似的思想虽然早就有人提出，但作为口号拿来辩论，正式成为倾向性的、群体性的意见，都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国家遇到重大现实问题的时候，这两个文化主张反而被凸显出来，引起争论，多少都归因于道出于三之后的思想混成。换言之，道出于三既是那几次文化论争的语境，也是论争中各方不少人都在因应的问题。
如《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简作《宣言》)所说，当时“各种不同的主张正在竞走，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其中一派“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另外两派则“一派主张模仿苏俄，一派主张模仿意、德”，尽管他们都“轻视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李立中的表述更为鲜活:“这里有孔孟偶像的复活，这里有释迦香烟的缭绕，这里有德谟克拉西思想的憧憬，这里有法西斯蒂理论的酝酿，这里更有布尔希维克学说的流行。”
按照何炳松和樊仲云的回顾，《宣言》的提出，本身就是针对着道出于三的问题———“现在的中国人都正在徘徊歧路，有的指引他们走到苏俄去，有的指引他们走到美国去，有的指引他们走到德国或意大利去。”那些从英美回来的“觉得英美的民主政治是我们的理想;而从苏俄回国的，则以为中国也应该有苏维埃制度。最近由意、德两国法西斯主义势力的兴起，于是有的人主张中国也当来效法一下”。导致“徘徊中道，无所适从”的中国人“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
用陶希圣的话说，以三代汉唐为模型的封建主义、以美国为模型的资本主义和以苏俄为模型的社会主义，都在互相作战，“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反对封建主义”。陶氏关于三主义互战的描述，最能反映道出于三的现状。而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者则同时向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开战。
如《宣言》所强调的，他们既不模仿外国，也不回到过去，而是立足于“现在的中国”。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些号称本位的人却强调他们是要“创造”，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本位还在未来，则“现在的中国”实无“本位”在。若借用足球的术语，这不啻是一种“越位”。
如果说本位文化建设是“越位”，大致同时的全盘西化主张，看似进取，实则近于“防守反击”。因为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主义空前上升的语境下，提倡西化已有些逆时代潮流而动，何况还要全盘地化。当然，尽管全盘西化更多是防守，在那时提出也是一种“挑战”。因为必须有一个整体的西方，才有可能全盘西化。如果面临的是一个分裂的西方，要“全盘”接受西方文明，即使在技术上也是一个明显的悖论了。
可以看出，一方面，西方的分裂和全盘西化本身在逻辑上是紧张的，有显著的冲突。另一方面，很可能就是因为西方分裂加剧的危机意识，促使作为一个口号的全盘西化不能不提出。那些提出全盘西化的人虽无这样的表述，反驳全盘西化的人则提出了这个问题。常乃鰆就说，全盘西化是“不通到极点的名词”，因为“西洋文化的内容是极复杂极矛盾的”，各式各样的思想和主义相互“矛盾而冲突”，让“我们怎样去全盘接受”?如眼前“苏俄的集产制度和其他国家的自由竞争制度，能够一起接受吗”?
早在五卅运动之前，恽代英就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外国还是不是“一个整个的东西”?他发现一般人对于外国势力的恐怖，就因“他们以为所谓外国是一个整个的东西”。其实帝国主义国家“各怀鬼胎”，不太可能“协以谋我”，所以“外国决不是一个整个的东西”。不过，一年之后，他的同志张太雷就主张，要向青年指出，“世界文化是整个的”，给学生“一种世界的科学的人生观，使他们知道世界是整个的、进步的”。
这看法的显著对立或是因为两人的着眼点不同，但他们的关怀是共同的，即都是外向的，同时也都针对着“西方”的多面化。或即因为有苏俄的或英美的不同西方，那些主张全盘西化者的奋斗目标，可能不过是个缩版的西化。问题在于，一些提倡者自己似乎相信他们所提倡的是正宗的和完整的，而并不认为是打了折扣的(例如陈序经)。而多数反对者也是基于相信对方的真心实意而提出反对。一个类似的现象是，前述提倡中国本位文化的人，其实意在创造一种新文化，但其反对者多相信他们就是要走回头路。
这类特别的思路揭示出，在某种程度上，思想的混成已成道出于三格局下的一种共相。一些人或许希望能化合出一种综合性的新思想，另一些人则相信这样的思想已经出现。如杨铨就说，“自东西文化接触以来，中国社会之思想经一大变化。孔孟庄佛以外，益以西哲之新说，其结晶遂成近三十年来合古今中外之新思想”。
然而杨铨并不认为这新思想有多高明，反指出“近五十年来中国改革运动，其思想与事迹无不涉及外人”。后来提倡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人就特别强调，在现代世界的文化领域里，“已经没有了中国”。而在“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却也呼应了杨铨指出的现象。不很赞同本位文化建设取向的张申府，同样认为“中国近年一个大患，也在许多地方都没有了自己”。
若把“没有了中国”的认知与前引恽代英关于没有“整个”外国的说法共观，便可知当日与思想混成相伴随的，是严重的认同危机。古兵书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面临国难的中国，却发现“己”和“彼”都已朦胧，又何“战胜”之可言?正因此，对那些具有“天下士”遗风的读书人来说，中国究竟当怎样自立，可能真是比眼前的国难更紧要的“大根本处”，不能不优先思考，有所澄清。
六、余论:大国怎样自立
张申府当时就强调:现在中国不论是民族还是个人，“最需要的乃是有一个真正自己的自己”，所以“要自觉，要自信，要自知，要自立”。在他看来，所谓中国本位，“不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意思，而只能是以中国为主的意思”。因此，“就令要全盘西化，也要中国自己作得主宰”。孟森也说，时人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师法外国”。然若“以师法外国言国是”，则“一国自有国情、国故、国俗等等，不能即以违国情、背国故、异国俗之他国政法蒙之、他国人物主之”。
问题是，近代积弱的中国又蒙新难，连知己知彼都出现了问题，什么是可以自主自立的基础呢?张申府以为，“假使中国本没有东西，中国不应有这么长久的历史;假使中国本来的东西圆满无缺，中国也不应屈辱到今日这步田地”。要为中国找出路，两者要同等地正视。“凡是想替中国找办法的，自必不可不深求中国所可以自立者”;而“凡属对于中国可能的办法”，还必须在“今日世界行得通”。最理想的取向是，一面保持、发扬“本有要得的东西”，同时也容纳和讲究“世界的新东西、好东西”。这样才“不失为大国，不失大国的风范”。
然而什么是大国风范，时人的见解不一。胡适就以为，能够谴责自己，愿意学习他人，才是“大国风度”和“兴国气象”。他曾以1914年的欧战为分界点，把甲午中日战争以来的四十年分为两个时代:“前二十年是开国的气象，后二十年是亡国的气象。”以前能承认自己不及西洋，知道人家的长处，赞美人家的精神。后来就不肯责备自己，只说人家不好。
西方分裂带来的困扰，正在于使国人对于西化产生了“迟疑与矛盾”。那时几乎没有人反对学习西方，然而西方出现了新旧之分，中国在很多方面也“没有了自己”。于是既不能全盘西化，也很难折返而走回自己，连“本位”都有待创造!在道出于三的语境下，不论是实行胡适那种责备自己、学习他人的大国风度，还是推动张申府提倡的融汇中西的大国风范，都有实际的困难，却又都不得不先有所解决，然后才好“共赴国难”。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当年许多读书人会把诸多现实问题上升到文化层面来思考，并认为其重要性超过眼前国难的原因吧。
而这段道出于三的历程也揭示出，由于自己的特殊经验，中国人似乎比世界上很多人更早也更清楚地看到了西方的“新旧之分”。世界上多数人是到冷战才确认了西方的两极分化。而由于西方对近代中国的特殊意义，向往西化的中国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注意新俄对西方思想和制度的挑战，并因苏俄对中国实际政治的介入，在北伐前后就基本确认了西方的分裂。
不过，中国人以他们熟悉的“新旧”来区分西方，也表现出与冷战时代认知的有所不同。这些中国读书人同样看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却与后来冷战时期重视的那种意识形态对峙不同，而是侧重其所代表的不同发展模式的竞争。从这些思考背后可以隐约看到一些“天下”思虑的遗风，即欧化和俄化都被看作整个世界成长的一部分，仿佛都是在为“世界”尝试不同的发展模式。
而“不入于美，则入于俄”的概括，本是在说明西方在中国分裂后的新倾向，却也多少“预见”到此后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发展趋势。后来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便注意到“美国和苏联宣称分别代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倾向，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20世纪的开端。而我们从上文中可以看到，不少中国人也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点来观察自己的时代，似不无先见之明。这样看来，回顾这段中国历史的发展，也可以推进我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