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924/j.cnki.1674-4144.2020.03.008
1研究背景
杭州是今浙江省省会城市，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京杭大运河南端。此地北接太湖平原，东濒东海，南临钱塘江，天目山余脉由西南向东北延伸，构成江、河、湖、山交融的地理环境，南宋时期杭州成为全国乃至世界著名的经济文化中心和山水城市，享有“人间天堂”之美誉。西湖在唐中期至五代，是杭州城区重要水源及城郊风景游览地，宋代发展成为城市公共园林。在近代，经三次主要的“公园化”改造成为城市公园。由于“山—城—湖”相融，自然与人文景观辉映，西湖文化景观于2011年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随后杭州市政府宣布“使西湖成为世界人民的大公园”。
2018年以来，业界热烈讨论“公园城市”建设问题。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我们希望通过对杭州西湖公园建设历史进程，特别是近代以来三次“公园化”改造的案例研究，来分析其背后的文化现象，讨论何为公园？思考何为公园城市？目前国内外已有一定相关讨论，特别在无锡近代园林建设，中国近代公园系统规划和20世纪五十年代“大地园林化”运动等方面，做了很好的研究。本论文试图在此基础上，回顾历史，剖析经典案例，启示未来。
2三面云山：从城郊风景地到城市公共园林
公元前222年，秦始皇置钱唐县。秦汉西湖显然和城市聚落构不成密切的关系，只是一个与海潮相往来的湾浦而已。隋开皇十年（590年），杨素在凤凰山麓修筑杭州州城；隋大业六年（610年）江南运河凿通，杭州乃大运河之终点，其地位日见重要；但直至晚唐，本区的第一大政治文化中心依然是隔江相望的会稽城。唐中后期，杭州的经济已日见繁荣，西湖此时更多地被称为“钱塘湖”，是州城远郊一个风景优美的水利湖泊，即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写到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使钱塘湖完全变为“西湖”的人是五代吴越国王钱镠。钱镠以杭州为吴越国都，从唐大顺元年（890年）开始三扩杭城，在钱塘湖东侧建成连山带湖、半山半水的“腰鼓城”。钱镠十分重视西湖建设，于西湖边建龙王庙，他在《建广润龙王庙碑》中写道，“钱塘湖者，西临灵隐，东枕府城，澄千顷之波澜，承诸山之源派”，置撩湖兵士千人，专职疏浚西湖。同时在西湖周边大兴寺院，建造佛塔——经过钱镠的建设，西湖和城市开始紧密联系在一起，开始了从自然湖、功能湖向城郊风景地的蜕变。
宋代以后，西湖逐渐成为杭州的城市公共园林。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在著名的《乞开西湖状》中写道，“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并详细讨论了“西湖有不可废者五”——水族生息、饮水、灌溉、漕运、酒税。可见在当时，尽管有“眉目”的比喻，西湖的主要功能还是满足生产生活之需，风景游赏尚未成为主要功能。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宋室定都杭州，改名“临安”，杭州成为全国乃至世界著名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迎来了杭城古代城市建设史上的全盛时期。当时西湖“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梦梁录》等志书描绘彼时西湖风景“湖山之景，四时无穷，虽有画工，莫能摹写”“樊刹琳宫，布殿阁于湖山，周围胜景，言之难尽”，形成了苏堤春晓、曲院风荷等西湖十景。西湖成为杭州城墙外的城市中心，风景游赏上升为主要功能。
南宋灭亡之后，“论者皆以西湖为尤物破国，比之西施云”，因此在元代“废而不治，兼政无纲纪，任民规窃，尽为桑田”。明中期后疏浚西湖，特别在正德三年（1508年），郡守杨孟瑛斥毁田荡3481亩，尽复唐宋旧观。在复湖上疏中，杨孟瑛把“若西湖占塞，则形胜破损，生殖不繁”作为第一条理由。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就此评价道：“西湖者，形胜关乎郡城，余波润于下邑，岂直为鱼鸟之薮，游览之娱，若苏子眉目之喻哉。”西湖在明代是关乎杭城命运的形胜，已和城市成为有机整体。此后，西湖就一直作为杭州的城市公共园林而存在，清代康熙五到杭州，乾隆六到杭州，客观上促进了西湖园林的繁荣，我们可以在南巡盛典和《杭州西湖各景全图》中看到当时的盛况（图1）。
3湖城融合：近代西湖中的公园建设
3.1西湖入城
“西湖入城”标志着西湖开始由传统公共园林转向近代公园。顺治七年（1650年），清政府在杭州建旗营，置镇守将军署，总占地1436亩，从涌金门绵延到钱塘门将杭城与西湖隔开。辛亥革命后，政府拆除旗营制定新的都市计划，其中有营造公园。“拆旧建新，不仅使西湖与杭州重新合而为一，也让湖滨地段后来成为杭州的繁华闲市”，杭州人称“西湖入城”。关于此过程，国内已有学者详加研究，在此不再赘述。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城市改造不仅依托孤山建成西湖公园，而且在原旗营西侧，新建了面向西湖、连接城市的湖滨公园，其形式和内容十分摩登，反映了民国城市新生活理想，是中国开始规划、设计、建设现代城市公园的典型案例之一。
1914年出版的《杭州省城及西湖江墅明细图》中记：“鼎革后，浙人复就旗城旧址开辟马路于湖滨、建设公园，西湖之胜至是益增。”在孤山行宫基础上建的西湖公园（1927年改名为“中山公园”），是开放皇家园林成为公园的时代行动。孤山的改造，基本是将原来行宫建筑改为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建筑，并新建了革命先烈陵园。而湖滨公园的建设显然学习了欧美城市滨水公园的做法——李定夷在《民国趣史》中描写：“沿湖一带，辟有公园，南北约数百丈，以城墙旧砖筑一高二尺之小墙，铺以绿草，细软如毡。游人于此步月纳凉，坐卧皆宜”，我们可以在20世纪30年代的《最新西湖全图》中形象地看到当时的景观（图2）。
1927年，杭州市颁布了《杭州市取缔西湖建筑规划》，其中第五条：“孤山全部关于私有土地，市政府预备依法征建设大规模之公园，自本《规划》公布后，禁止一切建筑。”第七条：“沿湖即临湖山上建筑物之高度以不遮蔽名胜或风景为限，其外表装饰应采取东方风景式（如本国宫殿亭榭等古式）或西方建筑如Bungalow及Dalifornia（原文如此）等式，务须注意美的方面。”可见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对西湖景观加以控制，并有过整体建公园的计划。此时的西湖，除了清代延续而来的湖山胜景，还增加了湖滨公园、公众运动场、民众教育馆、烈士陵园、民众图书馆等要素，已经快速向现代城市中必不可少的城市公园方向转变。
3.2西湖博览会
1929年6月6日至10月20日，浙江省政府为奖励实业、振兴生产开办西湖博览会，博览会展出场所借用沿西湖白堤、孤山、里西湖一带公共场所、祠堂、庙宇、私人庄舍及添造部分房舍，会场面积约占地5km2，除8个馆、2个所及3个特别陈列处外，还建设了跑冰场、游泳池、百艺园、电影场、音乐亭、纪念塔等游娱设施。
用今天的视角看来，西湖博览会让西湖公园的性质变得模糊，但在当时却是一种标准的做法。“设施完全的公园，都应有体德智美四育的设施，如公共体育场，儿童游戏场，公共运动场，游泳场，溜冰场等，是合乎体育的设施。如书报社、巡洄文库、揭示牌、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农产陈列室、诗集徵列所等，是合乎智育的设施。如各种纪念堂、格言亭、石碑、铜像等，是合乎德育的设施。如爱美戏剧、音乐厅、花屋花圃、美术的建设、花木之栽种、天然的风景等，是合于美育的设施”，从这段出版于1930年的文字中可以看出那时候“公园”的概念，而杭州西湖博览会建设的种种设施，恰恰就是这种公园建设思想的体现（图3）。
1905年《大公报》载《中国京城宜创造公园说》一文，称公园之制度，自古有之，比如孟子所称与民同乐的周文王灵台灵沼。又说泰西各国，每获一殖民之属地，除整理街道，推广市廛之外，必先构造公园。尽管开篇即称公园制度自古有之，却笔锋一转认为中国在继承传统方面没有欧美好，转而介绍西方城市公园建设经验，是近代文人典型的“旧瓶装新酒”思想及做法。1927年规定西湖建筑应采取中国传统建筑或西方田园建筑风格，以及西湖博览会建筑立面和装饰设计由留法艺术家刘既漂承担，采用在欧洲博览会的“美术建筑”风格，甚至上溯到20世纪10年代湖滨公园的欧式手法，都能看出当时公园建设受到了强烈的西方文化影响。实际上，1949年以前，西湖中的公园更像是一种符号，代表着欧美先进的文化和城市建设思想，代表着民主革新新生活的开始。
4人民公园：20世纪50年代西湖公园化改造
4.1西湖的社会主义改造
民国期间，西湖并无特定的园林管理机构，1949年杭州市民政局园林管理处成立，1950年改为杭州市建设局园林管理处，1959年上升为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在管理上得到大大加强。1950年7月，杭州市人民政府颁布《西湖风景区管理暂行条例》，规定风景区、公园一切为公有。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杭州市人民政府就西湖管理发布了很多条例和公告，使西湖的属性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独立设置的管理机构体现了园林绿化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地位，20世纪50年代组织开展了湖域疏浚、古迹修缮、植树造林等一系列工作，建设成效十分显著，奠定了今日杭州西湖的基本面貌。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数十个名胜古迹景点的“公园化”改造完成，并环湖建设了新公园，如1954年花港观鱼公园竣工，1953年筹建杭州植物园（1965年建成），1957年柳浪闻莺公园动工（1963年建成）等。除此之外，对湖山环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治，特别是1955年拆迁西湖墓葬，虽然引来了不少争议，但总体上使西湖风景更加开放与明快，体现出为普罗大众服务和社会主义公园的特征。
4.2外来文化的影响
杭州西湖园林创建之初受到欧美的影响，1949年以后又接受了苏联城市建设先进经验的指导。1956年出版的《绿化建设》是第一本翻译成中文的苏联公园建设专著，此后又陆续翻译出版《城市绿地规划》（1957年）《苏联城市绿化》（1959年），系统完整地介绍了苏联公园建设的经验，这些书籍实际上构建了1949年以后公园建设的基本框架和学术语境。《绿化建设》称“创造城市卫生的和舒适的生活条件，是整个国家意义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方法之一，是在大规模的范围内，根据科学方法有组织地进行城市和村镇居民区的绿化工作”，点明了公园建设对城市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西湖建设不仅受到苏联学术思想的影响，还接受了苏联专家的直接指导。在《苏联建筑师代表团在杭州城市规划座谈会上的报告》中，穆欣、沙罗诺夫、马多林，以及塔什干总建筑师、列宁格勒建筑执行处长等苏联专家建议市中心设在湖滨、城区广泛绿化以降低聚集密度，并强调古迹保护与设计、公园出入口艺术化设计等，可见当时专家意见是比较具体，提出了具可操作性的建议。
应该说，在学习西方先进经验方面，20世纪50年代有了质的飞跃。1949年之前，对欧美公园建设经验的借鉴是间接而零散的，大多只是建立在留学归国学者的个人理解之上。建设模式往往是政府主导，社会贤达出力出钱，经常受到各种具体因素的影响。而在1949年以后，西湖建设全面系统地学习了苏联经验，更基于人民当家作主的高涨热情，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建设，无论建设的范围、深度和速度，都是1949年之前不可比拟的。西湖湖山旧貌换新颜，新中国新公园的形象很快呈现出来。
4.3民族风格的传承
在北京中央公园（原为社稷坛，后改名为“中山公园”）建园25周年纪念册序中，朱启钤先生写道：“原夫文物制度之形而下者，见诸栋宇、服御、器用。其形而上者，则播为风俗、思想，总为一体，不可判析。凡所贵乎古物者，非徒以历时久远、制作精异、价值连城，堪为重宝。乃以其为古人精神之所寄，由此可见文化之总体也。”“（中央公园）为我先民奕世精神所寄托……固非以园林视之，徒侈耳目之游观也”。朱启钤先生认为，形式和思想本是一体不可分割，公园并非简单的耳目之娱，而是人们精神的寄托，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传统学人文以载道的思想，及由此生发的对公园的理解。毛泽东在1940年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强调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但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以民族自信自强的姿态阐述了文化的民族性观点，也成为1949年以后公园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在1955年出版的《杭州西湖图》中，西湖西侧丁家山及其南部被划为西山休养区，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风景休疗养地之一。毛泽东在1953至1975年间，总共40次来杭州并居住在西湖。国家领导多次在西湖接待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古老的西湖成为展现新中国城市建设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正因为此，周恩来曾多次指示要在西湖景区增添观赏花木，并希望联合国选择在西湖设立机构或开些小型专业会议。
1952年10月，西湖风景五年规划设想提出：利用整个西湖以及沿湖的山区地带，造成具有统一性的大规模的天然公园。采取民族形式为主，同时在色彩上力求明丽愉快，在布置上力求广大开朗。时任杭州市建设局局长、杭州市园林局局长等职的余森文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西湖园林建设的主要实施者，他认为刘庄、汪庄包括丁家山、夕照山等处占了环湖三分之一的风景名胜园林绿地，是西湖园林风景的精华，也是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继承与创新的典范，体现了杭州园林的特色。同时强调在空间设计方面要打破古代庭院的封闭性，把风景名胜区与园林庭园结合起来。在他的领导下，英国自然风景园和中国传统山水园林相结合的花港观鱼公园与科学内涵、园林外貌的杭州植物园相继建成，西湖经历了一场“公园化”改造运动，稳步向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个环湖的大花园”目标迈进。
5公园城市：21世纪初的行动与设想
5.1第三次公园化改造
在今天看来，第二次公园化改造对西湖的面貌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不仅一改荒山秃岭、古迹破败的颓势，而且从形式到文化赋予了西湖崭新的生命。在形式上，民国以来土洋结合、风格混杂的样貌被修正，整个西湖展现出统一的江南传统自然山水园般的民族风格。在文化上，凸显了社会主义人民公园的特征，彰显新的精神风貌。流韵所及，20世纪80年代始，在以施奠东先生为代表的杭州园文局职工辛勤努力下，新建太子湾、新西湖十景等公园与景点，形成了独特的西湖风景园林风格。近代以来争论不休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终在西湖公园建设实践中被衍生为“文化为体、科学为用”，并发展成一种融合现代生活和传统园林艺术的新而雅的形式。
1999年，杭州市政府启动西湖申遗工程，做了大量工作，本文关注点却是西湖“还湖于民”行动。自1979年西湖19个景点实行购票入内游览以来，绝大多数公园均需购票入内。另一方面，西湖环湖一带曾被众多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民居占据，总面积260公顷的环湖景区，一度有80公顷被占用。2000年底杭州市政府提出了“西湖西进”的设想，随后的三年里，杭州市园文局征集方案并主导建设，为人们展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新西湖。2002年初，在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市长茅临生和园文局局长张建庭的领导下，开展“整合西湖南线景区，还湖于民”行动，并称建设环湖绿地，实现还湖于民，是全市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民为本、为民谋利的亲民工程。2002年10月1日，宣布西湖景区24小时开放环湖公园。
2002年西湖的免费开放，其意义不亚于1912年的拆除旗营和1950年代的资产公有化，是西湖的第三次“公园化”改造。免费开放推倒了最后一道管理的篱墙，实现了从心理上到空间上的无差别游览，公园真正属于全体市民。同时，没有围墙的西湖才完全成为杭州城市的一部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城市生活和文化。
5.2走向公园城市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四川天府新区时强调突出公园城市特点，引起专家学者热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仅要建设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共同体，更要生态为民，公园城市需要“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城市建设……在高质量发展中创造高品质生活，让市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李雄认为：“公园城市建设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积极落实，公园城市建设的核心在于‘公’，面向公众，公平共享”。
2011年6月，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大会关于西湖的决议草案及普世价值声明》指出，西湖景观是中国历代文化精英秉承天人合一哲理，在深厚的中国文化艺术背景下，持续性创造的中国山水美学风景园林设计最经典作品，在10个多世纪的持续演变中日臻完善，并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杭州市政府紧接着承诺“今后，杭州将继续坚持‘还湖于民’目标不改变，坚持‘免费开放西湖’不改变，使西湖成为世界人民的大公园”。在杭州西湖全面开放九年来，西湖日益和城市融为一体。在杭州西湖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之后，市民曾经因“以后西湖要被圈起来收钱了”而惋惜，杭州市政府的承诺却体现了城市管理者的历史洞见和文化深度（图4）。
从宋代的公共园林到1949年后的人民公园，西湖一直在“私”与“公”，或者特定群体的“公”与普罗大众的“公”之间博弈。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应该面向公众、公平共享，这恰恰是“公园城市”概念所隐含的文化精神。在构成西湖文化景观的六大要素中，“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空间特征是其中之一，西湖不仅仅是风景名胜区，还是空间上嵌入杭州城市，文化上融入市民生活的城市“大公园”——这些，在享受了西湖全面开放福利接近二十年的杭州市政府和市民心中，理解得无比透彻。
6结语
公园的建设和公园文化的发展，是时代文化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具体体现。1910年大公报《公共花园论》，逐条列出公园与民生之关系——有益于卫生、民智、民德，即体育、智育和德育，说明了民国时期希望强民体、开民智的社会文化；1950年代人民公园的建立则体现了兴民权、为人民的思想文化；21世纪初的西湖免费开放，则是新时代以民为本、为民谋利精神的具体体现。
纵观历代西湖公共园林和当代西湖公园，事实上除了一些反映时代生活特点和艺术特征的差异，从形式到功能并无本质的不同。城市的核心是人，“公共空间首先是集体记忆和愿望的载体，其次是地理和社会想象的场所，并拓展出新的关系和可能性”。我们倾向于将“公园”首先看成一种文化概念，而非物质空间概念，其形式内容更多地反映此时此地的思想特点和文化特征。
“在塑造环境的同时，我们也在塑造自己的生活及生活方式”，面向未来公园城市建议，或许对布局、指标、科学内涵等形而下的讨论是必要的，但也应该讨论公园作为人们精神之所寄，和可见文化之总体的形而上特点。建设公园城市，或许不仅仅是一个在城市中配置多少公园和什么公园的问题，而更是一种改良城市生活方式，塑造理想城市生活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