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3)03-0130(22)
俄乌冲突持续期间，波兰成为欧盟内部的反俄急先锋，其政策目标是成为塑造欧洲安全的重要角色，进一步提升自己在欧盟外交事务中的话语权。主要政策手段包括：全力支持乌克兰，推动欧盟对俄罗斯进行严苛制裁，追随并紧密配合美国和北约。为何波兰在俄乌冲突中倡导强硬的对俄对抗与遏制政策？探寻其背后的深层次动因，需要追溯到作为波兰对俄外交历史源头的“雅盖隆思想”（the Jagiellonian Idea）。雅盖隆思想所包含的对俄外交立场，体现了波兰的历史记忆以及波兰的战略文化。依托这一思想的“波兰东方政策”（polska polityka wschodnia），主要战略意图就是防范俄罗斯对波兰的威胁。冷战结束后，波兰一直积极将欧盟和北约的东向政策“波兰化”。 这一波兰政治思想遗产，随着俄乌冲突的加剧，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雅盖隆思想是波兰重要的政治文化遗产，可以追溯到波兰王国历史早期的雅盖隆王朝。从雅盖隆王朝建立起，波兰开始成为中东欧地区最强盛的国家。这一王朝在16世纪中叶通过卢布林联合（Union of Lublin）而演化为波兰-立陶宛联邦（Królestwo Polskiei Wielkie Księstwo Litewskie）。当时的版图包括今天的波兰、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是欧洲仅次于俄国的第二大国家，国土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100万。这一时期被称为波兰的黄金时代，其强盛体现在内部发展和对外关系两个方面。在内部发展方面，1505年，波兰的中等贵族通过了一项宪法性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波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两院贵族民主制（Aristocratic Democracy），这是近代欧洲最早的议会制度。在这一贵族民主制度下，由贵族控制的议会决定国家大事，国王并不拥有无限的权力，约有占全国10%人口的居民（全体贵族）参与国家政权。这一制度保障了对外关系作为内政的延伸。波兰和立陶宛1569年，波兰和立陶宛在卢布林签订了合并法令，共同组建了统一的波兰共和国，史称“波兰第一共和国”。
虽然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从未用“雅盖隆思想”指代当时联盟的历史和政治愿景，但该政治联盟的合作从1569年一直延续到1795年。政治联盟显著推动了文化和政治发展。雅盖隆思想在后来的历史条件下被不断提及。一些学者认为，“雅盖隆思想意味着在外交政策中采取对进攻性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反对立场”。雅盖隆思想因此成为波兰历史思潮的核心组成之一，至少包含内部政治文化和对外政策偏好两重含义。在内部政治文化的层面，雅盖隆思想是对作为波兰历史上“黄金时期”雅盖隆王朝历史记忆的追溯和沿用；在对外政策偏好上，雅盖隆思想则强调波兰对其东部邻国的态度。
本文从外交思想史角度出发，对雅盖隆思想的历史和理论脉络进行梳理，通过回溯波兰依托雅盖隆思想塑造其外交战略的发展脉络与波兰东方政策的选择，探究当前俄乌冲突情境下，为何波兰对俄采取强硬对抗与遏制的外交战略。并通过研究波兰的个案，进而观察中东欧国家的历史思潮对自身外交战略选择的影响，展望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的政治与外交秩序。
一、关于雅盖隆思想的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对雅盖隆思想的研究多与波兰外交政策研究相关。从内容来看，这类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三组关系：波兰与欧盟、北约的关系，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波兰与周边国家、中东欧地区的合作关系。相关论文包括对波兰外交政策中的“海间联邦”构想的考察，对波兰参与的魏玛三角、维谢格拉德集团和卢布林三角三个区域合作机制的分析。对21世纪初波兰东方政策的考察主要分为三个方向：波兰对俄罗斯的政策，对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等东欧中亚国家的政策，以及谋求成为地区内有影响的大国。此外，尽管并未明确使用“雅盖隆思想”一词，国内学者在讨论波兰的对外政策时已经广泛涉及了雅盖隆思想指引下的波兰外交行为的核心特征：一方面，波兰与俄罗斯争夺影响力，尤其是对于那些在俄波之间摇摆国家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波兰想要将自身打造成中东欧的中心国家，以波兰为主导、中东欧国家为整体，进而形成对俄的制衡。
国外学者对雅盖隆思想的研究论述角度相对多样，但总体而言也与国内研究成果存在相似之处，即雅盖隆思想既单独构成讨论主题，又在区域国别研究的视角下作为讨论波兰内政外交时广泛参考的背景性材料。这种关联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主题的讨论中：第一，20世纪初波兰领导人毕苏斯基和德莫夫斯基对波兰前景的辩论，通常被认为是雅盖隆思想和皮亚斯特思想的一次重要交锋；第二，随着近年来波兰积极参与中东欧地区合作，一些关于波兰的中东欧地区合作政策，尤其是关于三海倡议的讨论，也会追溯其思想渊源及雅盖隆思想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雅盖隆思想的概念得到了广泛使用，但不同学者对雅盖隆思想的界定并不完全一致。就范围而论，一些学者认为，雅盖隆思想是一种外交风格或政体形式，而另有学者指出，雅盖隆思想是一种基于历史、想象、并贯穿波兰内政外交的政治和战略文化。从侧重点看，一些学者强调，雅盖隆思想表达了波兰国内政治的宽容，而另一些学者指出，雅盖隆思想显示了对俄罗斯的制衡和遏制。但共识是，学者们普遍承认，雅盖隆思想是对波兰历史上雅盖隆王朝历史记忆的沿用，包含了对波兰国家身份的理解和对外政策偏好。“统一东欧国家的想法起源于雅盖隆时期，后来被称为雅盖隆思想，是一种特殊政治文化的例子，这种政治文化是建立在各国和平合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统一为一个共同治理的政治实体基础之上的。”雅盖隆思想是一个政治系统，主要目的在于“吸引波兰自愿加入或与包括喀尔巴阡山脉和波罗的海之间地理区域的邻国结成联盟……雅盖隆思想一方面意味着在外交政策上反对外部大国的干涉，另一方面在国内政治的各个领域采取尽可能广泛的自治形式。”思想史视角的研究认为，雅盖隆文化是波兰重要的政治思想传统，雅盖隆文化特征包括两个核心组成部分，一是更愿意对人性作善而非恶的前提假设，二是意识到个体对国家的义务。
在历史取向的研究中，学者们试图从“一种建设一个国家联邦的战略”和“一种政治文化”两个角度对雅盖隆思想进行解释，认为前者是一段历史事实，以1569年的卢布林联合为顶点，后者则包括两项主要内容：一是对潜在合作伙伴的信任，二是人们宣扬雅盖隆思想的缘由。相关研究认为，雅盖隆思想经历了三次复兴，第一次复兴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复兴发生在一战结束后，第三次复兴发生在冷战结束后，三次复兴均支持波兰在中东欧具有独特使命的合法性。学者们认为，尽管人们对雅盖隆思想的理解并不一致，但雅盖隆思想本身的规范性潜力使得其一直延续并可能在21世纪继续发挥作用。1989年以后的波兰东方政策来源于雅盖隆思想并包含着弥赛亚的色彩，强调波兰在东方独特的文明使命与对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认同。
政策取向的研究回顾了雅盖隆思想对波兰东方政策的影响，尤其着重讨论了雅盖隆思想在1945年后的变迁，还包括雅盖隆的历史遗产，以及对波兰、波兰与邻国关系的影响。从当下波兰对邻国的政策中可以看出与雅盖隆思想相关的文化使命，但是，这些国家之间不同的历史记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们与波兰关系的紧张。有学者认为，当前波兰的军事计划参考了雅盖隆思想，并以波兰地区安全援助计划（RESAP）、区域领土防御中心倡议、区域军事合作的专业化平台和与北约东翼内外的伙伴合作等为例进行了阐释。相关研究还讨论了雅盖隆思想对罗马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影响。约翰-保罗二世受到奥斯卡·哈莱茨基（Oskar Halecki）和瓦迪斯瓦夫·布科文斯基神父（Father Władysław Bukowiński）的影响，他在担任教宗期间宣扬雅盖隆思想，对20世纪后期波兰的现实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外交思想方面，一方面，学者们认为雅盖隆思想对现代波兰外交的影响要回溯到波兰-立陶宛联邦、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时代的波兰人对俄罗斯的刻板印象。这被一些学者总结为波兰的“恐俄症”。学者们回顾了1989年以后波兰东部的安全环境和波兰东方政策的演进态势，强调“恐俄症”在波兰东方政策中所扮演的非理性因素。这导致了波兰东方政策的目的就是确保可以抵御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波兰外交强调这一历史观带来的独特信念和对其他中东欧国家所怀有的特殊使命感。波兰梦想成为中东欧地区的大国，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被波兰视为这一地缘抱负中的重要利益区和政治伙伴。波兰精英认为，这是对白俄罗斯、立陶宛和乌克兰国家的“道德义务”。
二、雅盖隆思想复兴溯源
（一）复国愿景：雅盖隆思想的第一次复兴
19世纪下半叶，随着近代民族主义的传播，加上数次起义和抗争，波兰的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当时的历史学家将波兰-立陶宛联邦视为波兰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一愿景对大众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也被称为雅盖隆思想的第一次复兴。1795年以后，波兰一度被从欧洲的地图上抹去，直至1918年才重获新生。1859年卢布林联盟成立300周年之际，当时就有学者提出，波兰与立陶宛的联合证明了波兰在东方的历史使命，即将西方基督教带到异教徒的土地上，波兰国王索别斯基曾在1683年率基督教联军驰援维也纳，击败奥斯曼军队，消除了奥斯曼帝国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因此波兰还作为“基督教堡垒”保卫欧洲大陆，抵御了“来自东方的入侵”。雅盖隆思想复兴的第一个动因是追求民族复兴，以动员波兰人对抗他们在普鲁士、奥地利或俄国统治下面临的各种威胁。“雅盖隆的历史可以和成功的反俄战略与文明使命联系在一起”。
1905年革命爆发以后，波兰王国需要考虑如何应对德国支持的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可能的冲突，这对波兰政治思想家的思考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学者们就在争论波兰共和国介入东方事务是否必要，因为介入东方事务会转移对欧洲西部更重要问题的注意力。作为两种主要思潮的代表性人物，波兰领导人毕苏斯基和德莫夫斯基的辩论成为这一时期的焦点。就两者的外交政策偏好而言，毕苏斯基对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传统推崇备至，将沙皇俄国视为波兰独立最大的障碍，提倡积极的东方政策，主张在俄占波兰发动武装起义以取得独立。与之相反，德莫夫斯基将现代民族主义引入波兰，认为德国帝国主义才是波兰民族生存的根本威胁，提倡俄波和解与新斯拉夫主义，主张以争取沙皇统治下的自治作为独立的第一步。
（二）故国重建：雅盖隆思想的第二次复兴
历史的进程无疑对思想的争辩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毕苏斯基的掌权，雅盖隆思想成为波兰外交政策事实上的指导思想，这一时期的雅盖隆思想复兴发生在1918年波兰重获独立后不久，也被称为雅盖隆思想的第二次复兴。
几乎与一战结束同时，在协约国的支持下，波兰共和国在从德国、奥地利和苏俄收复的领土上重建。波兰人认为它是1795年被俄、普、奥三国瓜分的波兰共和国的继承者。波兰重建后，毕苏斯基利用复杂的大国关系，试图从德国和苏俄手中收复失地，确立波德边界和波苏边界。雅盖隆思想此时被视为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愿景。在这种秩序中，该地区国家可以再次团结起来反对俄罗斯的专制统治。这个政治实体被设想以波兰为主导、中东欧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以对俄国形成制衡。鉴于波兰-立陶宛联邦在历史上曾经对抗莫斯科和其他来自亚洲的民族对西方基督教的挑战，这一政治实体被称为基督之盾（Antemurale Christianitas）。为了恢复东部的“历史边界”，毕苏斯基拒绝了以民族原则为依据确定东部边界的建议，并且在1920年发动了大规模的对苏战争。
1945年，波兰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时期雅盖隆思想在波兰流亡者圈子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尤利乌什·米罗茨维奇在1973年发表于《文化》（Kultura）月刊上的文章里，提出过一项“综合了毕苏斯基的联邦主义传统和德莫夫斯基的民族主义传统”的计划，政治家耶日·盖德罗埃茨（Jerzy Giedroyc）早在1947年也提出过类似的计划：这一计划假设苏联将会崩溃，并建议波兰应当永久承认目前的边界并支持立陶宛等国的民族独立。与此同时，加强和深化与立陶宛、白俄罗斯，尤其是与乌克兰的关系。欧洲和平只有在东西方中间地带的四个国家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在1989年解散之前的官方立场，也一直是“波兰应该重新商榷东部边界”。不过，盖德罗埃茨等人的思想逐渐在波兰国内传播开来，在20世纪80年代对团结工会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冷战结束后成为波兰对外政策的重要思想资源。
在意识形态层面，二战之后波兰虽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宗教的影响并未在这个国家消失，统一工人党领导着波兰的“世俗世界”，天主教会控制着波兰人的“精神世界”。1978年10月16日，波兰人、克拉科夫都主教卡罗尔·沃伊蒂拉当选教皇，即约翰-保罗二世。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任期间，积极参与现实的政治活动，对20世纪80年代的波兰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教宗版本的雅盖隆思想在实际上成为波兰的一个政治纲领——这一点可以在约翰-保罗二世就任之初的声明和行动中得到证实。1979年6月，保罗二世访问祖国，告诫波兰人“接受以波兰名义所拥有的全部精神遗产”，“永远不要与自己的根源割裂”。1991年之前，教皇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他对苏联及其在东欧的统治的态度上。“从1991年起，约翰-保罗二世在关于独立波兰的政策、与邻国的关系、波兰人与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关系等方面的讲话中，使用了雅盖隆式的波兰思想”。
三、融入西方：雅盖隆思想的第三次复兴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欧剧变，雅盖隆思想正式回到波兰外交政策辩论的舞台。在外交政策方面，雅盖隆思想不再是乌托邦理念，而是应对冷战后出现的地缘政治真空的一种现实解决方案。作为“皮亚斯特思想”和“雅盖隆思想”辩论在20世纪末的翻版，这一时期的波兰外交政策辩论通常被称为“极简主义（Minialists）”和“浪漫主义（Romantics）”之争。浪漫主义思想与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历史遗产密切联系。浪漫主义强调波兰与过去曾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组成部分的国家的联系，表达了波兰作为向东方传输西方价值之纽带的使命感。极简主义则挑战了波兰-立陶宛联邦这一历史遗产。极简主义对波兰与乌克兰结盟是阻止俄罗斯重返帝国主义的唯一路径提出质疑。冷战结束以来，尽管存在政党轮替和地缘环境变迁等因素，“浪漫主义”却始终是冷战后波兰东方政策的主基调，“卡钦斯基兄弟的时代可以被视为波兰浪漫主义思想的顶点，但图斯克的行动也没有完全放弃浪漫主义战略，即使他在与俄罗斯交往时更务实，更少对抗”。
雅盖隆思想的复兴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至少包含内部政治文化和对外政策偏好双重意涵。首先，雅盖隆思想具有政治文化意涵，强调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政治实践及对西方文明的持久贡献。长久以来，雅盖隆思想为中东欧地区的政治组织形式提供了借鉴，在地方自治和文化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实现了宗教、民族和语言差异的和平共处。概言之，波兰-立陶宛联邦留下的这些持久遗产或不断变化的历史地理环境中的政治愿景，是雅盖隆思想的第一重意涵。在这一思想的复兴中，它不仅指过去的历史现实，还关系到未来的波兰国家地位。雅盖隆思想存在于波兰人的历史记忆中，并在需要重新思考波兰民族或波兰国家未来政治发展的基本问题时，被重新发掘。在此基础上，雅盖隆思想无疑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色彩，这种意识形态源自对波兰-立陶宛联邦历史的再阐释，宗教、政治哲学甚至更加抽象的“文明使命”都参与到这一阐释的过程中，从而塑造了雅盖隆思想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侧重。
第二种含义是受历史经验启发的对外政策偏好。作为中东欧地区极为重要的国家，上千年来剧烈的领土和政权变迁对波兰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17世纪中叶起，在经历了俄波战争（1654-1667）、波瑞战争（1655-1660）和波土战争（1672-1699）之后，波兰开始走向衰落，在18世纪后期遭到俄、普、奥三次瓜分。波兰于1918年重获独立后不久，承担了重塑自己领土边界并在中欧界定自己空间的艰巨任务，雅盖隆思想在第二种含义上的复兴就发生了。维托尔德·卡米涅茨基（WitoldKamieniecki）在1929年将雅盖隆思想定义为一种合作制度，内容包括将位于波罗的海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邻近领土聚合到波兰。
四、雅盖隆思想对波兰东方政策的形塑
在受雅盖隆思想影响的波兰政治术语中，传统上的“东方”是指波兰的东部近邻，即“俄罗斯以及曾经属于波兰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版图的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等”。波兰的东方政策因此包括对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政策。冷战时期，苏联是波兰东方政策的核心。苏联解体后波兰东方政策的核心议题，过渡到波俄、波白、波乌关系。
波兰的东方政策是与西欧的德国和法国截然不同的战略思想。与俄罗斯建立合作关系，是德法两国的政治目标。而对于波兰而言，主要的外交目标是保持东部邻国的主权独立，并拉拢他们与自己共同建立一个反俄联盟。
在1999年与2004年相继加入北约与欧盟之后，波兰获得了西部边界的“安全”，这时，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安全威胁成为首要关切。历史的记忆被当作现实的政治。于是，波兰将2%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国防开支（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只有少数国家达到这一北约标准）。波兰的国防开支一方面用于扩大军队人数，另一方面用于进行军队体系现代化改革，以进一步加强波兰保卫自己东部边境的能力。与此同时，波兰希望助推乌克兰、白俄罗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最终促使这些国家加入欧盟，那么波俄之间将重新出现一个战略缓冲地带。
波兰对雅盖隆思想的沿用还存在与俄罗斯开展意识形态竞争的动机。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部分政治精英长期秉承泛斯拉夫主义（Pan-Slavicideology），这与波兰第三共和国所构建的波兰民族认同形成竞争。泛斯拉夫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同为东部斯拉夫人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拥有共同的文明起源，俄罗斯国家（或者历史上的帝国）及其人民（拥有共同的斯拉夫血缘和东正教信仰的人）是有机统一的整体。这暗示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些现代国家在今天和未来都应该共享政治命运。这个共同体以俄罗斯为核心，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一东斯拉夫民族地区为基础。这一观点的推论是，独特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身份是广义的“历史俄罗斯”的产物，他们各自的民族身份是人为的，因此是脆弱的。脱离“历史俄罗斯”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身份是外国力量操纵的产物，这也构成了西方利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推动反俄议程的一部分。
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在18世纪对波兰领土进行了三次瓜分。在1830年、1864年波兰人起义失败后，波兰王国被并入沙俄帝国，被称为“维斯瓦边区”，由沙皇任命的总督直接统治，波兰从而受到了东斯拉夫文明影响。雅盖隆的第三次复兴在某种意义上是波兰要对抗和消解俄罗斯的这些历史叙事，回到波兰-立陶宛联邦的雅盖隆思想传统中去。波兰虽然已经是欧盟与北约的正式成员，波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21年）已经达到13580欧元，经济总量列欧盟第6位，然而这些并没有动摇波兰人民的“苦难的例外主义”信仰。在波兰亡国的123年间，天主教会为延续波兰民族身份和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波兰人的宗教受难意识更是深入民族骨髓。1832年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在其剧作和诗作中，首次表达了波兰的“弥赛亚情结”（指基督教传教士向全世界推广自己信仰与价值观的强烈愿望），认为波兰就是“国家中的基督”（Chrystus narodów），波兰的受难将拯救整个欧洲。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4%的波兰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在历史上遭受的苦难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在18岁至29岁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为67%。这意味着，即使是除了加入欧盟以外从未亲身经历过此前任何重大事件的波兰人也相信，他们的国家因自己经历的艰辛而与众不同，高尚地输给了更强大的对手，并在失败中找到了道德上的胜利。和一百年前一样，这样的关于自我形象的定位在今天的波兰依然受欢迎。无论是繁荣、民主还是新的领导人，都没有让波兰自动治愈旧伤，也没有改变这个国家对自身和历史的看法。波兰认为自己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是特殊的，且仍有资格获得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特殊对待。波兰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人仍然认为实用主义和妥协是卑微且有失尊严的，而对抗更强大对手的无望战役是一种荣誉，也是国家责任的彰显。
在政策层面，波兰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推行东方政策：第一种是利用地区热点事件；第二种是争取欧盟和北约东方政策的“波兰化”；第三种是主导地区合作。突发事件往往会引发政治上的轰动，因此政治家经常选择这样的时候表达立场。冷战结束以来，在地区热点问题上，波兰极少缺席，热点冲突成为波兰表达自身立场和推进东方政策的重要资源。2004年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波兰积极介入。“橙色革命”爆发后第一周，时任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率领的波兰代表团就来到基辅独立广场，表示对乌克兰反对派的支持。2008年，俄格战争期间，时任波兰总统卡钦斯基曾飞赴格鲁吉亚，表明对格鲁吉亚的支持。2014年乌克兰危机期间，应时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请求，波兰成为第一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2020年波兰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该文件认为俄罗斯正在大力发展其进攻性军事能力，是波兰最大的安全威胁。
波兰积极将欧盟和北约的东方政策“波兰化”，努力希望成为这两个组织的“东部问题专家”，并借助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的身份及有利的地理位置，来实现自身的地缘政治抱负。2008年5月，波兰与瑞典一起向欧盟理事会提出关于欧盟与东欧邻国建立“东部伙伴关系”的建议。2009年5月9日，在布拉格举行的欧盟峰会上，“东部伙伴关系”正式启动。2011年下半年，波兰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更加积极推动“东部伙伴关系”政策，并在华沙召开东部伙伴（关系）峰会。波兰还积极推进北约在波建设永久基地和反导系统，目的是确保自身的安全，同时对俄罗斯形成战略威慑。
在主导地区合作方面，作为中东欧地区除德国和俄罗斯之外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显著领先于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波兰多次发起地区合作项目，力图引领中东欧地区的合作。2015年，波兰和罗马尼亚共同发起成立“布加勒斯特九国机制”（BucharestNine/B9），强化北约东翼的防务合作；2016年，波兰与克罗地亚共同发起“三海倡议”，力图加强中东欧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2020年，波兰与立陶宛、乌克兰发起成立“卢布林三角机制”，加强三国安全合作。这些项目大多以促进地区合作为主要特征。但对中东欧地区而言，地区合作涉及地区概念的界定，而这包含了区域合作背后隐含或明示的有关外交偏好的政治考虑。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所有关于波兰国际关系的辩论，都是被其不可更改的位于德国和俄国之间的位置决定的”。
五、俄乌冲突下波兰的外交选择：雅盖隆思想的再复兴
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对欧洲安全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武装冲突再次出现在欧洲东部地区。波兰东方政策的重要性也因此大幅提升。按照2023年初杜达总统向驻波兰的外交使团发表的讲话中的提法，“从去年（指2022年）年初开始，波兰已经成为全球事件的中心”。为了应对这一新形势，在东部面对、抵制俄罗斯成为波兰外交政策的偏好，再次体现出鲜明的雅盖隆思想影响。波兰在推动欧盟对俄制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先后通过了11轮对俄制裁，而“波兰是对莫斯科实施严厉制裁的主要倡导者”。对俄罗斯的强硬和不妥协的姿态延续了波兰东方政策的传统。对抗和遏制俄罗斯贯穿了波兰外交战略的三个“基本面向”：第一，加强大西洋主义取向，波兰政府将自身定位为美国在欧洲最可信赖的盟友，充当北约东翼前沿的排头兵。第二，作为乌克兰事实上的盟友，波兰将支持乌克兰作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波兰搁置了与乌克兰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支持乌克兰，将共同反俄作为优先事项。第三，波兰利用俄乌冲突，加强自身在欧盟内部的影响力。为此，波兰指责法德在对俄态度上的长期软弱和不作为。通过强调“反俄挺乌”的立场来加强波兰在欧盟的核心作用。
在具体外交政策中，波兰的外交战略偏好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支援乌克兰，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在多边机制中发挥影响力和增强分量。首先，在对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态度方面，波兰的公开表态是继续尽一切努力确保乌克兰击败俄罗斯军队并重新获得对其所有国际公认领土的主权，支持乌克兰成为欧盟和北约成员。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采取了多种途径支持乌克兰。在外交方面，波兰总统杜达先后多次访问乌克兰，成为访问乌克兰次数最多的外国领导人，还多次与泽连斯基举行电话会晤或在多边平台上会晤以表达支持。总理莫拉维茨基和部长级官员也与乌克兰开展了密切的沟通与协调。2023年4月5日，泽连斯基在俄乌冲突爆发后首次访问华沙，波兰总统杜达向泽连斯基保证，波兰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在2023年7月北约维尔纽斯峰会举行之前为乌克兰寻求额外的安全保障。杜达总统还重申波兰对乌克兰未来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支持。两国总统还讨论了未来的经济合作和“棘手”的历史话题。双方强调要建立一种诚实、可靠的历史记忆。在援助方面，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波兰累计承诺了10亿欧元的金融援助、1.8亿欧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和18.2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承诺的总额仅次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波兰成为乌克兰难民重要的暂居国或过境国：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截至2023年3月，波兰累计为超过156万的乌克兰难民提供了临时性保护或类似国家保护（Temporary Protectionor Similar National Protection）。波兰向乌克兰援助了主战坦克、自行榴弹炮以及其他各型轻重武器装备和弹药，还为乌克兰士兵提供培训。
波兰在北约安全框架下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波兰积极利用俄乌冲突带来的地缘政治机会，希望借此加强自身在北约东翼的分量。一方面，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作为与乌克兰接壤的欧盟和北约国家中综合国力相对突出者，波兰自然成了欧盟和北约援助乌克兰的“前线”，以热舒夫机场为代表的波兰基础设施得到了北约的重视，并成为物资转运的关键枢纽。另一方面，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欧盟国家和北约东翼国家的对俄强硬立场逐渐在欧盟和北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西方应对俄乌冲突的议程设置。波兰多次提出加强波兰境内的北约东翼力量的倡议并得到了响应。2022年4月，拜登访问波兰。波兰的波兹南已经建立了美国在北约东翼的第一个永久基地。2023年2月，波兰总统杜达与北约秘书长会晤，提出希望北约为该集团的东翼起草一份新的安全计划。同月，美国总统拜登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第二次访问波兰，并与北约秘书长一道出席了布加勒斯特九国领导人会议。
波兰因为担心欧盟对战略自主的追求会影响跨大西洋关系，尤其会影响到美国对波兰的安全承诺，所以一直批评法国倡导欧盟需要建立自身安全防卫能力的言论和行动。波兰认为欧盟应该强调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而不是建立与美国想法相左的战略自主权。2023年4月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访美，强调俄乌冲突对欧洲地缘安全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希望美国在欧洲安全中发挥核心作用。他坚持波兰与美国建立防务和经济联盟的主张，强调2023年波兰将把4%的GDP用于国防预算开支。他还提出要欧盟在未来发展自主防卫力量时更多考虑北约和美国的反应。
与此同时，波兰积极利用自己在中东欧地区合作中的领导地位，帮助乌克兰加强与现有中东欧各合作机制的联系。这些合作机制包括三海倡议、布加勒斯特九国和卢布林三角峰会等。2022年2月和6月先后两次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九国（B9）峰会都对俄乌冲突给予了高度关注，联合声明中都使用了较大的篇幅进行阐述。波兰邀请乌克兰参与第七次三海倡议峰会，并将乌克兰列入合作伙伴之列。10月，包括波兰在内的9个中东欧北约成员国的政府首脑发表《关于俄罗斯企图非法吞并乌克兰领土的联合声明》，强调了2008年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对乌克兰未来成员资格的认定。2023年1月，第二次卢布林三角峰会在乌克兰利沃夫举行，三国元首在联合声明的序言部分特别回顾了三个国家“反对暴政和压迫的一月起义160周年”的共同历史记忆，并提出了诸多支持乌克兰的措施。波兰努力通过将乌克兰纳入这些次区域合作机制，与中东欧国家共同建立新的反俄轴心，重新绘制了一幅包括乌克兰成为欧盟新成员的欧洲政治版图。波兰希望利用俄乌冲突背景下波兰战略地位提升的契机，将自身的东部安全诉求转化为塑造自身加强在欧盟影响力的资源，进而提升塑造欧盟政策的能力。
波兰政府希望借俄乌冲突之机，消解法德在欧洲安全议题上的影响力，塑造自身领导中东欧的合法性。波兰进而希望通过加强在中东欧次区域合作组织的影响力来制衡法国和德国，并通过加强与乌克兰的长期合作，促进欧盟的战略重心东移。2023年4月，波兰外交部长兹比格涅夫·劳概述了支撑波兰外交政策的理念和原则，敦促法国继续参与北约威慑俄罗斯的政策，并对法国在俄罗斯与欧盟之间促成某种对话的举措表示怀疑。同时，他还批评德国在过去几十年将与俄罗斯的合作置于欧洲和平和盟友安全之上的行为。波兰前外交部长、现任欧洲议会议员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RadosławSikorski）对西欧国家多年来“庇护”俄罗斯的行为表示失望，他指出，这些国家不理解“波兰作为安全世界边缘国家的痛苦”。
六、结语
回顾波兰东方政策的历史，波兰与俄罗斯的竞争和对抗源于双方对欧洲政治版图的不同要求，这种受历史经验启发的对外政策偏好，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仍然没有改变。但是，与近代早期的竞争和对抗相比，现如今欧洲东部地区安全秩序重构更突出了意识形态的色彩。在近代早期，俄波关系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框架，结盟与战争是两国在中东欧地区互动过程中常用的手段与方式。而到了近代晚期，虽然地缘因素仍然塑造着双方互动的基本框架，但意识形态（包括政治的、宗教的、文明的）却日益成为外交中常见的表达，雅盖隆思想正是在这样一种对历史的复写和再阐释中发展起来的。
雅盖隆思想是对波兰历史上“黄金时期”的雅盖隆王朝的追溯和美化，尤其强调波兰在历史上对其东部邻国的影响。虽然三次复兴的演进过程存在差异，但第二次和第三次复兴过程中的雅盖隆思想在波兰外交政策中的体现有明显的共性。雅盖隆思想的第一次复兴发生在19世纪后期波兰复国之前，此时的雅盖隆思想被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以唤起人们对旧日强盛的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回忆，并激起复国热情。雅盖隆思想的第二次复兴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时的雅盖隆思想强调和苏俄/苏联争夺两国“中间地带”国家。雅盖隆思想的第三次复兴发生在冷战后，波兰将自身外交政策的基调定位为“重返欧洲”，并在此基础上借助雅盖隆思想的文化基础与俄罗斯争夺对俄波中间地带国家的影响力。
在雅盖隆思想指引下的波兰东方政策始终具有三重理念：第一，波兰多次遭受邻国的瓜分，具有极强的地缘不安全感；东部的俄罗斯一直是波兰安全的梦魇。第二，波兰曾经作为欧洲大陆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历史上的大国荣光重新唤醒了其领导中东欧地区的大国雄心。第三，作为冷战时期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波兰在东欧剧变后仍然与西欧国家心存芥蒂。为此，波兰除了同欧盟保持紧密的关系之外，还一直坚定支持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在安全上追随美国的外交取向，这是其地缘不安全感的重要体现。在新时期，波兰先后成为北约和欧盟的成员，并部分实现了波兰东部政策的欧盟化和北约化。波兰塑造欧盟政策能力的提升，也提高了波兰在欧盟对外决策、特别是在处理对俄关系中的议价地位和谈判筹码。波兰政府希望借助俄乌冲突的契机，消解法德在欧洲安全议题上的影响力，塑造自身领导中东欧的合法性，并构造包括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在内的新的欧洲政治版图。
与20世纪相比，新时期波兰雅盖隆思想指导下的外交政策的突出特征，在于波兰对联盟尤其是欧盟和北约成员国身份的使用：一方面，波兰在经济和安全上分别有求于欧盟和北约；另一方面，客观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波兰在这两个组织中会担任所谓“东部问题专家”的角色。波兰通过这种价值观的重建，加强了内部凝聚力和支持乌克兰的合法性。而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对俄波关系而言，经历了近代早期的势均力敌和近代中后期直到20世纪后期俄罗斯的压倒性优势之后，冷战结束以来的三十年似乎俄波力量对比的天平又在重新回调和波动。虽然波兰和俄罗斯也曾为和解进行过多轮努力，但历史恩怨并不容易克服。波兰与俄罗斯之间的恩怨不是暂时的误解，并且不是由某个政治领导人的个人观点决定的，而是因各自国家身份塑造的差异形成的。俄波关系走向何方，取决于俄乌冲突的结果，在更长的时间段内取决于北约与俄罗斯重构欧洲东部安全秩序的竞争。
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波兰已成为塑造欧洲东部安全秩序的关键角色。波兰一直对西方邻国与俄罗斯可能达成的秘密协议感到担忧，希望尽快巩固西方军事同盟一体化结构，以追求在中东欧次区域的领导者地位，并尽其所能将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纳入欧洲一体化来加强波兰在欧盟内部的地位。欧盟东部邻国的问题正迅速成为欧盟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东部邻国成功融入欧洲一体化，将对未来整个欧洲秩序以及欧盟作为地缘政治行动者的新的自我认同至关重要。如果乌克兰在俄乌冲突结束后成为北约成员国和未来的欧盟成员，可能预示着在法德之外以波兰为核心的欧盟第三极的出现。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转轨已经充分证明了意识形态口号无助于解决国家间实质性的利益分歧和地区秩序安排。而随着以美国民粹主义盛行的国内政治乱象为代表、“美国第一”口号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祛魅和大变革时代中以身份政治为代表的意识形态争鸣的返魅，传统安全问题经过“新华盛顿共识”这一意识形态话语巧妙包装后，重新回到了各国的政治议程。虽然俄罗斯与北约国家关系的主要斗争领域是传统的安全议题，但各行为体却纷纷用各种意识形态为自己的立场造势，而这又使本已高度复杂的欧洲东部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了。以波兰为典型，北约与欧盟成员的双重身份与原有的历史记忆结合，重新塑造了一种新的波兰身份的叙述，随着波兰国力上升，波兰希望有效实现欧洲东部地区团结和认同的愿望尤其强烈。雅盖隆思想及其对波兰东方政策的塑造，也同样应该被视为波兰和俄罗斯意识形态竞争的一部分。普京发起了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其思想基础是对乌克兰历史的泛俄式的理解。如今在波兰国内和国际话语中再次复兴的雅盖隆思想，则力图强调波兰的基本价值观。但波兰从自身历史中取材，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辩护，坚定的反俄态度对欧盟整体对俄立场的僵硬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不仅对于目前欧洲与俄罗斯分裂的地缘政治主张与利益分歧没有帮助，反而加剧了欧洲与俄罗斯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