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格拉乔夫,李珍珍译.从"共同欧洲家园"到"欧洲联邦"——弗朗索瓦·密特朗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更伟大的欧洲"之路的探索[J].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2020(2):16.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弗朗索瓦．密特朗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度过一段特殊的政治合作与共谋的亲密经历，这段经历是一种政治浪漫，最终带来了他们都称之为的“更伟大的欧洲”计划。 不过，他们是从一个相当不同且疏远的立场出发的。 事实是，两位领导人出于各自原因，都热衷于法俄／苏特殊关系的历史传统。尽管如此，他们却被许多政治差异和稳固的个性差异阻隔开了。
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的首要差异是时代差异。与戈尔巴乔夫不同，密特朗属于这样的一代人，这代人已经被一场可怕战争的亲身经历深深地打上了烙印。 第二个是教育文化与政治文化的总体差异，尤其是在解决欧洲问题的态度上，这种差异特别明显。 当密特朗把很多时间与精力投人以法德两国为核心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基本上忽视了一体化的欧洲这个现实，后者在最初几年的执政中尤其如此。 关于德国问题，至少到1988年，戈尔巴乔夫毫无疑问低估了德国问题的独特性，低估了二战战败给德国带来的民族分裂创伤的深度。 最后一个差异甚至是这样的事实，一个是古典的西欧社会主义者，而另一个是虔诚的共产主义者。 这样的事实在这两者之间引发了心理障碍，逾越这样的心理障碍比逾越意识形态的对立还要难。 意识形态的对立指的是戈尔巴乔夫与强硬保守派之间的对立，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就是这样的强硬保守派。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与政治逻辑使得两者走到了一起。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准确地说，可能正是这些重要的相互之间的不同使两位杰出的政治人物首先接近、相互理解彼此之间的差异，最后实现共同筹划决定的行动。这种共同行动不仅基于策略上的相互利用，而且基于对欧洲共同未来的共有战略的设想。 这项行动呈现出两种形式的计划，贴上了两个标签，本质上却趋于一致： 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与密特朗的“欧洲联邦”。
一、俄国提议，法国有所保留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6年半中，他的首次和最后一次官方国外之行都是访问法国，与密特朗会面，这不能被认为是历史巧合。 戈尔巴乔夫的首次访问是1985年10月他对巴黎的访问，在他当选总书记一职6个月后；最后一次访问是1991年11月对密特朗的乡村别墅拉切的访问，在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苏联首任总统一职的几个星期前，苏联即将分崩离析之际。 在两次会面中，两位领导人都广泛地谈论了欧洲，两次访问的不同基调清晰地表明了巨大的差距。 这里所说的巨大差距主要指，他们在彼此通往欧洲大陆未来的旅程中所存在的差距。
回顾在1985年10月对巴黎访问期间的“共同欧洲家园”计划，戈尔巴乔夫依然遵循苏联对欧洲外交传统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方法，尽管有使自己远离勃列日涅夫一葛罗米柯倾向的清晰意愿。 勃列日涅夫一葛罗米柯倾向指仅将欧洲视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争论的一个战利品。 正如葛罗米柯的一名前助手所回忆的： “在莫斯科，几十年的冷战后，欧洲被看成与华盛顿战略博弈中的一张政治纸牌，而不是一个拥有它自身价值的独立实体。 ”
戈尔巴乔夫对巴黎的访问仅仅发生在他与罗纳德里根的首次日内瓦峰会一个月之前，巴黎访问主要被用来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会面做准备。戈尔巴乔夫一直抱有这样的希望（他的希望被证实了）：密特朗对戈尔巴乔夫的印象，一旦被传递给里根总统，将为日内瓦峰会上苏联和西方关系的突破奠定基础。这也是戈尔巴乔夫选择在巴黎宣布他在裁军领域的一些新提议的原因，尽管事实上这些提议与其说是对欧洲人说的，倒不如说是对美国人说的。例如，在巴黎期间，作为对美国停止战略防御计划（SDI）的回报，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美苏双方的战略武器裁减50％，概述了莫斯科最终废除《中导条约》（INF）以及巡航导弹的计划。
与此同时，遵循传统的苏联外交计谋的这位苏联领导人想要从他对法国的访问中获利，即这次访问是为了打欧洲牌以对抗美国。戈尔巴乔夫想要提醒里根的是，俄国人在欧洲比美国人在欧洲更感到如自家般自在，苏联领导人不必看美国的脸色就可以直接与欧洲对话。 不过，这种传统的外交道路已迥异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外交道路。 新苏维埃欧洲战略的根本理念是由戈尔巴乔夫的新外交团队制定的。 在新的外交团队中，与葛罗米柯亲近的强硬的美国主义者已经被自由欧洲主义者取代，后者如瓦季姆 扎格拉金、阿纳托利．科瓦廖夫、阿纳托利 切尔尼亚耶夫以及后期的瓦连京 法林。 新总书记的外交顾问们意识到政治上可耻的惨败。 前任苏联领导层用增加了的军事建设与军事威胁维护苏联在欧洲影响力的时候，政治上可耻的惨败就产生了。 军事建设与军事威胁指在苏维埃的常规武器优势基础上增加SS－20洲际战略导弹。 戈尔巴乔夫团队的推论是易于理解的：
每次通过威胁欧洲的方式，历任苏联领导只会把欧洲推得更靠近美国，那么要重新获得欧洲人的支持并抑制美国人在欧洲存在所做的是，在欧洲方向上从苏联这边发动一次新的和平进攻，这次和平进攻不仅局限在宣传性的声明和修辞的改变上，而且将宣称废除苏联军事在欧洲潜在的“进攻性因素。
总而言之，尽管新的策略比较“柔和＂，但这依旧是在大西洋联盟成员之间插下楔子的传统目标之一。
按照这条思路，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构想的首次变体，尽管和戴高乐提出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概念一样模糊，但仍然以苏联外交的传统目标为基础：将欧洲大陆安全从美苏战略斗争中“隔离”出来，确保莫斯科与欧洲其他国家“面对面”时占据有利地位。
确切地说，这就是包括密特朗在内的大部分西欧领导人对待戈尔巴乔夫的计划时彬彬有礼却充满疑虑的原因。密特朗在1985年10月回答一名记者关于对“共同欧洲家园”概念态度的直接提问时，更愿意含糊其词地答复： “就个人来说，我将不会使用（这个概念）。 ”
然而，戈尔巴乔夫“共同欧洲家园”的个人设想并不能仅被简单地看作宣传口号或者被怀疑的外交诡计。戈尔巴乔夫将许多更加深刻的内容吸纳进这个方案中，与他的外交顾问们形成对比。 在改革发起初期、乐观的阶段，“共同欧洲家园”计划，反映了戈尔巴乔夫的这样一个信念，即“改良的”和民主化的东部的社会主义有能力与“人性化的”（也许是社会民主化的）西部的资本主义在一个共同的欧洲统一计划中融合。 戈尔巴乔夫坚信，这种理想主义概念的政治框架必须由两个一体化的组织逐渐融合： 西部的欧共体与东部被盟国环绕的脱胎换骨的、焕然一新的苏联。
戈尔巴乔夫选择巴黎作为展示他新欧洲政策的宣讲台，有一些明显的原因。首先，作为受到莫斯科特别优待的伙伴，法国被期待成为跟随苏联发起新版缓和政策的第一个西方国家。 自从戴高乐退出北约之后，克里姆林宫流传着一种错误的政治观念，即将法国视为大西洋链条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法国的外交活动是积极展开与苏联合作，支持赫尔辛基议程的建设性成果。 甚至密特朗在SS－20洲际战略导弹问题上的挑衅立场也未被戈尔巴乔夫团队解读为偏向大西洋主义，偏离传统的戴高乐主义路线，因为现在苏美两国互相销毁部署在欧洲的导弹已经成为戈尔巴乔夫的首要事务清单中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苏联专家继续认为，法国人将永远被打上一种反德典型的印迹，这将总是与莫斯科自身对德国的担忧相符合（密特朗对德国统一的观点的过敏反应，至少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证明苏联专家的认识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但从总体上看，对戈尔巴乔夫而言，法国以密特朗为领导代表了对欧洲的政治领导。 因此，还有比巴黎更适合戈尔巴乔夫发表对欧洲演讲的地方吗？
自然而然地，如果要从法国人那里获得利益，那么理由是法国必须被吹捧并应该得到政治礼物。举实例来说，雄辩的谢瓦尔德纳泽毫不迟疑地称法国为“世界时钟” 。 而且，戈尔巴乔夫为他的法国之行储备了几项重要的公告。 他证实了苏联把欧共体看作一个“政治实体”态度的根本转变，并呼吁签订一个欧共体一经互会合作条约。 密特朗是被告知戈尔巴乔夫将把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走的第一个西方国家领导人（也许是希望密特朗把这个消息传给里根）。 早在1985年10月1日，戈尔巴乔夫与密特朗第一次面对面会谈时，戈尔巴乔夫就告知法国总统，在未来，苏联不准备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将法国的核力量纳人美苏之间的核武器库存和裁军协议中。
1986年7月，当密特朗抵达莫斯科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做了另外一番诱导这位法国总统的努力，概述了有关常规军备控制的苏联新提议以及采取措施的信心（为了斯德哥尔摩会议），并首次召唤新版赫尔辛基议程的可能性。 这是苏联又一次向法国传统的示好，以寻求为他们提供一个受到特别优待的地位，即作为新一轮缓和的“缔造者”，同时在美苏领导人之间发挥一个调停者的荣幸作用。
然而，对密特朗而言，这是不够的。两位领导人花了不少于三年时间，直到1988年才建立个人层面的互信，在政治层面达到共谋的水平，最终在1989—1990年他们才得以采取同心协力的行动。 在这个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毫不犹豫地表达他的不耐烦甚至愤怒，因为法国总统对他持续不断的提议持保留态度，继续不为所动。 密特朗的保留态度实际上转变为公开表达分歧，他不同意1986年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的反核协议，该协议在雷克雅未克差点儿达成。
密特朗一定对戈尔巴乔夫展示的政治姿态很敏感。他很乐意成为欢迎苏联新总书记官方访问的第一位西方领导人。 然而，仅仅在首届美苏日内瓦峰会后不到一个月，在美苏雷克雅未克峰会期间和为1987年《中导条约》准备的过程中，密特朗观察到，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除了承诺给欧洲人美好前景（1987年甚至在形式上被宣布为苏联政治议程中的欧洲年）之外，再次展示出苏联与美国讨论世界主要问题的嗜好，使欧洲在这个过程中被边缘化。
特别是，法国的另一个担忧源于两个超级大国在雷克雅未克的公开声明。这个声明指，两个超级大国宣称朝一个无核世界努力，而美国没有与它的盟友商量且肯定忽视了法国“核威慑”自主权的特殊性。 戈尔巴乔夫团队花了些时间才理解为何法国比英国（更依赖美国防务战略）对这件事的反应更充满敌意。 尽管事实上莫斯科已经做出很大让步，把法英的核武库排除在军控协议之外。
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也对巴黎不愿称赞苏美销毁欧洲导弹计划感到尴尬。 毫无疑问，苏美忽视了一项对于法国而言意义重大的事情： 美苏核裁军进展使得法国前线暴露在更大的打击压力下，这种压力比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时代苏联对法国前线的压力还大。 进一步而言，提议的欧洲无核化增加了常规军力的重要性，在常规军力方面，苏联的优势仍是绝对的。 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戈尔巴乔夫所承诺的在苏联内部进行的共产主义体制民主化改革尚未取得具体的成果，法国对前景的憧憬就没有苏联那么有热情。 这种前景指，法国与苏联体面地保留在一个指定的“共同欧洲家园”的框架内。
1987年5月，戈尔巴乔夫公开声称，苏联承认西欧安全与美国联系的重要与必要。 这标志着对传统苏联战略的一次真正背离，这种背离出现在戈尔巴乔夫的西方政策的第一阶段。 传统苏联战略指，苏联寻求在大西洋盟友不同成员中钉入楔子。 1987年12月，在华盛顿签署《中导条约》时，戈尔巴乔夫煞费苦心地强调在常规武器方面取得突破的必要，类似于一年前他与里根在雷克雅未克取得的核武器方面的突破。
二、一个被改变的怀疑者的热情
到1988年，法国总统的态度也已经开始转变。 这种转变的第一个原因是，随着戈尔巴乔夫裁军提议令人印象深刻地扩大，提议已从核裁军领域扩大到常规军备领域—《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也已在日内瓦签署—密特朗获得了消除华约组织在欧洲武装力量中优势地位的承诺。 确定且明显不可逆转的美苏核裁军趋势缓和，为实现法国政治和战略思想的长久梦想开辟了一种真正的可能性： 把欧洲从作为超级大国对峙前线的人质地位中解放出来。 人质地位主要指，欧洲（在西半部）被迫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寻求保护。 这是战后历史上欧洲首次能够认真思考属于自己的未来安全系统和防卫战略。
第二个原因是，苏联控制的中东欧地区在戈尔巴乔夫正式废除“勃列日涅夫主义”之后崩塌的可能。这个原因使新欧洲框架的形成加速。 密特朗害怕，如果一体化的欧洲之建构还没有形成，此时中东欧就要崩溃，那么1957年发起的整个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未来可能受到危及。 在观察到东部政治局势变化出人意料地加速之后，密特朗认识到双重必要性： 既要加速一个西部欧洲政治的建构，又应提出建立一种中东欧国家的“等候室”。 密特朗相信，中东欧国家的人民在恢复自由后，为了适应新的政治与经济现实，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期。
然而，对于密特朗而言，欧洲东部的紧迫问题仍然是苏联内部的演变。到1988年，法国领导人对戈尔巴乔夫在国际政治性质改变中发挥的作用和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民主改革中成功概率的评估已经发生极大变化。 从一个尽管好奇却惯持怀疑态度的观察者—在密特朗首次与戈尔巴乔夫面对面谈话后，密特朗和杜马斯分享了他对戈尔巴乔夫的印象，“这个人似乎没有意识到实现他的计划在他的国家和全世界舞台中可能引起的所有后果”。 —他已经转变为一名对戈尔巴乔夫政治冒险行为几乎狂热的仰慕者（如果热情这个词能完全用在密特朗身上的话）。 根据杜马斯的说法，密特朗完全被戈尔巴乔夫给“迷住了”。我们不应该忘记，作为一个有坚定信仰的社会主义者，当密特朗发现在铁幕背后可以实现传统的欧洲社会民主长久梦想的时候，也就是发现悔改的共产主义者正在转化为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他不能依旧漠不关心。
密特朗意识到，苏联内部持续的民主改革能够在欧洲局势乃至世界局势的变化中发挥积极作用，他毫不犹豫地优先给予戈尔巴乔夫支持，而不是鼓动华约组织内部成员国甚至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反对者运动，因为害怕他们可能节外生枝地危及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地位。在至少三届七国集团（Ｇ7）会议上，密特朗表现得像赞许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说客一样，呼吁对苏联领导人经济援助的请求给予积极的回应。
另一个原因是，法国总统为何担心中东欧地区亲苏政权可能崩溃，他害怕欧洲这个敏感地区的局势最终不稳定。很明显，密特朗被二战之后边界有可能回到1913年的问题困扰，这可能导致二战后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划定的界线被宣告无效。 欧洲大陆集团学说在欧洲大陆西部成功地得到验证，作为该学说的忠实信奉者，密特朗支持戈尔巴乔夫的计划。 该计划会以联合的形式将华沙条约成员国组建成一个环绕改革过的苏联的松散民主联盟，这种形式的灵感来源于欧洲共同体的范例。
三、通向心灵的会晤
就戈尔巴乔夫而言，从1988年开始他就一直朝着一个与密特朗会晤的时刻准备，这次会晤是由他自己的政治议程表所指引的。 在外交层面，戈尔巴乔夫已经与里根签署了《中导条约》，并且面临着美国总统变换带来的不确定性，他转向了欧洲。 他这么做并不仅仅是为了寻求外交帮助。 戈尔巴乔夫对待欧洲态度逐渐变化，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苏联国内改革演变的政治逻辑。 这样，欧洲从苏联外交的一个工具与苏联对美施压的一种手段转变为戈尔巴乔夫主要事业中一个受到特别优待的伙伴。 这个主要事业指苏联国内社会改革。 随着苏联国内改革的进行和国内矛盾的积累，戈尔巴乔夫开始感到，不仅需要与西方停战和结束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而且需要西方对他的社会改革的援助。 前者是戈尔巴乔夫必须首先从美国那里获得的，后者是只有欧洲能够提供的。 正是作为一种改革政治视域下的欧洲“内在化”逐渐改变了戈尔巴乔夫“共同欧洲家园”概念的本质，并为其政治行动与密特朗的政治行动的结合开辟了道路。
1988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接待密特朗的时候，指出到了法苏两国共同建设欧洲的时候，并建议每年召开法苏峰会。这标志着莫斯科在德法之间微妙的平衡行动的开始。 有可能的德国经济援助在苏联解决改革中日益恶化的经济问题时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对戈尔巴乔夫而言，法国是新欧洲大厦建设中的首要政治伙伴。
1989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对联邦德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一个月后，出访巴黎。 在巴黎，戈尔巴乔夫称密特朗为一体化欧洲的政治领袖，并建议改善苏联与欧共体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还敦促密特朗支持他呼吁召开第二届赫尔辛基峰会的提议。 戈尔巴乔夫又从巴黎飞抵斯特拉斯堡。 在这里，他恳请支持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扩大的欧洲。 这个扩大的欧洲将把拥有共同经济和法律空间的特点与一个泛欧洲安全学说结合起来。 所有的这些倡议都将构成他的“共同欧洲家园”。 “共同欧洲家园”由“两翼”组成，这两翼源于赫尔辛基议程（因而在进程中包括美国）。 戈尔巴乔夫对欧洲委员会议员大会称，“我们需要欧洲，一个和平、民主的欧洲，在这样的欧洲，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未来”。
四、法苏构想的兴起与衰落
接着，在1989年，东欧政治剧变发生了。 紧随着波兰，匈牙利也开启了“天鹅绒革命”时期。 随后轮到了两德。 当戈尔巴乔夫和密特朗设法追踪这些事件的时候，他们被迫将注意力从平和交流欧洲遥远的未来构想转移到对事件的迅速反应。 在这样的情形下，尽管以不同关切的事务为指引，但他们不得不加快他们两项计划的融合。
密特朗最想要保护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推动欧洲国家的政治联盟建设。与之相反，为了减轻即将发生的华沙条约崩溃和开始于波罗的海国家的首批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宣布脱离苏联这两个事件的影响，戈尔巴乔夫急切地寻求苏联与西欧之间的有机联系，两位领导人都被不可阻挡的德国统一带来的无法预测的后果迷惑。
尽管事实是，戈尔巴乔夫和密特朗都已承认在某个不确定的时间点德国统一的不可避免性，但德国“火山”的爆发使得戈尔巴乔夫与密特朗措手不及。戈尔巴乔夫与密特朗一直都坚信，精心设计和组建新的欧洲大厦主要框架，在适当的时候为德国（或者两个德国）找到一个恰当位置之前，他们会有足够的时间。 “德国可以等待”是大多数欧洲国家首都和华盛顿的最高政治领导人的非官宣假设。 实际上，直到1989年6月戈尔巴乔夫首次正式访问联邦德国时，他才不仅发现德国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实力，而且意识到德国人准备好以他们对苏联改革的支持换取通向国家统一的钥匙，因为在德国人看来，德国统一的钥匙是由克里姆林宫保管的。 戈尔巴乔夫与科尔在政治上的“一见钟情”必定是促使密特朗朝着苏联领导人的方向采取新行动的另一个原因。 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法国将永远无法像德国一样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潜在的经济赞助者，为了吸引戈尔巴乔夫的注意，密特朗选择打政治牌项关于欧洲未来的共同政治计划。
在这个方向上，第一步是支持苏联重启赫尔辛基议程与欧安会的提议。在1989年夏，密特朗与杜马斯同意了谢瓦尔德纳泽的两年召开一次新欧安会的提议，并接受于1990年11月在巴黎举行新欧安会。 当希望将赫尔辛基议程转变为一个赫尔辛基框架的时候，法国与苏联的外交家们都相信他们能够建立起一个牢固的政治框架，可以控制和引导新欧洲历史的潮流。 但当柏林墙突然倒塌之时，所有的政治日程都不得不重新适应新的现实。 无论是欧洲东部还是西部（甚至在波恩），没有人有防备。 在华盛顿、伦敦、巴黎和莫斯科，都可以感受到政治恐慌之风。 四个战胜国的领导人自然迫不及待想要弄清，新德国在没有获得他们的许可决定开始德国统一运动后，将如何表现。
戈尔巴乔夫一门心思想着这样的事实，即在苏联内部，德国的“丧失”会被他的政敌用来反对改革。布什和撒切尔则害怕，联邦德国有可能退出北约并选择中立作为其向莫斯科要求统一的筹码。 密特朗有类似的担忧（担忧苏联坦克移到两德边境，就像1953年一样，或被苏联军方用来废黜戈尔巴乔夫—这样一个假设是错误的，但仅仅在两年内），但他最担心的是欧共体的命运。被1913年与1939年的魔影所萦绕，密特朗也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想着德国边界未来的问题，尤其是东部边界未来的问题。
每个人都害怕首先采取行动，担心这种行动会成为激怒他者的政治失态行为。没人知道要做什么，与其说所有人的目光转向德国人，倒不如说他们把目光转向戈尔巴乔夫。 但在这次事件中，戈尔巴乔夫比其他人更没准备。 就戈尔巴乔夫而言，他还想咨询其他人。 幸运的是，在12月的最初几天里，戈尔巴乔夫与布什在马耳他有约定的峰会，这次峰会为超级大国提供协调行动的机会。
密特朗不仅扮演着法国总统的角色，更扮演着欧洲发言人的角色，提出与戈尔巴乔夫紧急会晤，谈论德国与欧洲问题。在戈尔巴乔夫与布什1989年12月6日会面三天之后，法苏两国领导人在基辅举行紧急峰会。 戈尔巴乔夫从布什那里获得了美国对东欧与德国突然加速历史进程会谨慎对待的保证（就像布什所指出的，将不会有人“在柏林墙上跳舞”）。 而戈尔巴乔夫从密特朗那里期待更多，尤其是共谋延缓德国统一。 这一观点在科尔的十点计划中就宣布过，发生在联邦德国的联邦议院于11月28日威胁要削弱法苏领导人的作用到仅仅是观察者之前。 据戈尔巴乔夫所言，这种补救有两个方面： 首先，尝试维持两个独立的德国并行存在，这种尝试很快被证明是徒劳的； 其次，彻底加快可以容纳统一德国的巨擘的新全欧大厦建设。
密特朗和戈尔巴乔夫在第一个方面立即达成一致意见：有必要“抑制”德国人—当然不是通过重建柏林墙，也不是阻止德国统一运动，而仅仅是延缓这个进程，为苏法两个国家（更不用说其他胜利大国）跟上事态节奏贏得时间。 密特朗想要科尔在德国最终统一之前就确定科尔忠于欧洲计划，而戈尔巴乔夫则需要时间重新获得国外与国内的政治主动性，并决定如何处理民主德国问题。 密特朗与戈尔巴乔夫也都一致认为，既然德国人“拒绝等待”，那么必须要加速详细制定若干欧洲总体性框架，这些框架将用作“石棺”，为欧洲生存政治上的“切尔诺贝利”服务。
在基辅，当戈尔巴乔夫被迫即兴表演时，他尝试运用已掌握的一些要素来更新他的“共同欧洲家园”计划。这样，戈尔巴乔夫谈到了“联盟的联盟”（指北约与华约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框架），并重申新版赫尔辛基议程在不牺牲最初基础的情况下适合新环境。最初的基础指，战后边界的合法性与两个德国的存在。对于密特朗而言，同样清楚的是，未来共同家园的长期远景必须迫切地被规划得更具体。戈尔巴乔夫的方案并不能为多种多样的政治与司法问题提供准确的政治解答，这对密特朗来说是明显的。这些政治与司法问题涉及崛起的“更伟大的欧洲”遇到的多样的、极其杂乱的因素。
密特朗尝试以他自己具体的方式来回应戈尔巴乔夫关心的问题。当在基辅的时候，密特朗就向戈尔巴乔夫宣布他打算继续进行他既定的对民主德国（在现在已被罢黜的昂纳克的邀请之下）访问，让戈尔巴乔夫感到意外的是，密特朗甚至提议他与苏联领导人能一起去柏林。接着，在返回巴黎之后，密特朗在1989年除夕演讲中，出乎意料地呼吁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欧洲联邦。这个联邦将由以法德为核心的若干个核心圈组成，包括欧共体（西欧）的其他国家，包含东部—例如东欧、中欧和苏联。所有这一切都将按照欧安会的标准建构。事实上，这是法国在往空洞的“共同欧洲家园”计划中填充一些更加具体的内容。
这样的场景在历史上是如此地常见，正是在共同恐惧的基础上，两种最初的关于欧洲的不同设想由于共同原因而终止。在法国外交政策传统中，这种新计划指向周全的准备，其基本优点是它足够模糊，适合不同的解释。密特朗的欧洲联邦计划被设计用作西欧联合体的屏障，目的是保护西欧联合体免受东部不稳定和最后的混乱局势的影响。它构想了一个为东欧与中欧做出的共同欧洲未来的承诺（经历了过渡期之后，这个过渡期持续了一段不确定的时期）。这代表了对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经过改良的苏联参加“更伟大的欧洲”计划的一次慷慨邀请。
唯一没有被邀请参与该计划的重要大国是美国。在这一点上，密特朗甚至比戴高乐走得更远，因为他设想在战略上自治的欧洲不需要一个大西洋纽带保护自身的安全。这个切断与美国战略联系（而拥抱了苏联）的矛盾的欧洲设想，是一个比戈尔巴乔夫的欧洲一大西洋文明（与安全系统）设想更大胆的新思想。欧洲一大西洋文明设想覆盖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区域。事实上，在马耳他峰会期间，戈尔巴乔夫就已经告诉了布什，莫斯科将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视为世界战略稳定的一个积极因素与必要保障。
密特朗建立欧洲联邦的提议受到莫斯科的热情支持，因为戈尔巴乔夫立即将这一计划视为使经互会与苏联本土得以稳定的一个机制，视作反对分裂主义者与离心潮流的一个工具。戈尔巴乔夫与密特朗政治联盟的有效性也在1990年11月巴黎成功举行的泛欧洲峰会上表现出来，以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转变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并签署《巴黎宪章》而结束。但是，这次峰会既标志着“更伟大的欧洲”走向顶峰，也标志着这样的时刻，即“更伟大的欧洲”构想的命运开始衰落。
从1991年冬天开始—随着华约组织急剧混乱和苏联内部政治危机的加剧—“更伟大的欧洲”的前景便变得黯淡。人们提出不同的原因来解释联邦构想的最终失败。第一个原因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产生于巴黎的观念缺乏当时欧洲圈中主要政治参与者的支持。这在西部是真的—联邦德国与美国都礼貌地忽略了它。这在东部也是真的，因为华约与经互会前成员没有准备再次将自身置于一个与莫斯科而非华盛顿有稳定关系的单一框架中。甚至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被密特朗授意于1991年6月在布拉格举行一次共同赞助的重大会议，谈论更伟大的欧洲时，他表现出了极大的保留。
但该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则在于其他方面。因为，联邦的观念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欧洲西部变化与东部（包括苏联巨擘自身）变化的政治对称性；同时也基于这样的观念，即最终东西部可能合并。但这样一种被认为用两条腿站立的结构个西部，一个东部—在只有一条腿时不可能保持稳固。正如我们现在所知，密特朗在1989年末和1990年初付出大量的精力并诉诸数次最后通牒的语言，以从德国领导层获得一份实现一体化的欧盟的议程。当密特朗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被迫无助地主导着苏联经济与政治实体的解体。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并不是一个领导人比另一个领导人更有经验和更熟练（或者也许是狡猾）—在这些品格中他们是完全匹配的。实际上，就像从事情发展中（尽管仅仅在事后）清晰地看到的那样，它假设经过战后几十年发展，西欧盛行的一体化的理性与逻辑将会很容易被欧洲东部国家的社会与政治精英接受，而欧洲东部国家刚刚摆脱“极权主义”的苏联体制强加的不同形式整合的束缚。这个假设就是一个幻想。
我记得，1991年11月，距离戈尔巴乔夫被迫辞职仅仅剩下几周，戈尔巴乔夫与密特朗在拉切举行最后（官方而非正式的）会晤。两位总统在密特朗庄园的农家小屋里进行最后一次促膝长谈，一次又一次地回顾他们共同的欧洲梦。在理智上，两人之间有着彼此完美的契合。然而，当戈尔巴乔夫再次提及建立在两个支柱基础上的一个“更伟大的欧洲”想法时，密特朗将他带回了现实，“目前只有一个支柱。至于我们非常感兴趣的另外一个支柱，那是你的问题所在”。一个月之后，第二个支柱破裂了。15年过去了，一个“共同的欧洲家园”作为一种有前途的政治观念诞生于莫斯科，现在正在成为现实，但遵循一种非常不同的构思发展，唉，并且也不包括俄罗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