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梦雯,王欣,周俊楠.杭州"西湖十景"文化景观历史层累及其演进现象[J].古建园林技术, 2020.
江南园林是我国传统园林文化的一朵奇葩，然而目前江南园林的相关研究对景观层累特性的关注较少。任何一种文化景观都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叠加而成，历史文化景观就是历史文化层的不断叠加。历史地看待景观就是承认景观的累积特征；承认自然、象征性与设计不是人类记录的静止因素，而是随着历史体验而变化的；也承认地点的地理特征是每一种该区域或区位特有的新形式在时间进程中选择性叠加与生存的结果。杭州西湖作为唐代开创且至今遗存并于2011年成功入选“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江南园林代表之一，研究作为其六大核心要素之一的“西湖十景题名景观”发展的历史流变与景观层累对于我们了解杭州西湖景观演进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景观层累研究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如王向荣等人以湘湖为例，从资源保护、历史延续及景观的生长性方面研究湘湖的历史发展及其景观创作。罗·范·奥尔斯从文化景观的创新角度阐述其对与创建活态城市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系列应用该概念的实践重点，如城市历史景观方法等。
本文以“西湖十景”为研究对象，阐述了其从最初的“美的自然”到对于“美的生活”的追求，最后演变成具有“美的情感”的景面文心的文化景观的历史层累进程，并对其中的演进现象做了分析研究。“西湖十景”题名景观的历史流变体现了景观的生长性，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古代公共园林的时代特征具有延续性与发展性。
1、“艺匠”之巧：功用之湖
西湖古时为钱塘江入海的湾口处由泥沙淤积而成的泻湖，秦汉时成为武林水，唐时改成钱塘湖，又以“地负会城之西，故通称西湖。”此时的西湖作为杭城百姓的生活水源来源，尚未进行大规模的开发。整个西湖山水景象自然无华，无胭脂涂抹志气，无铅华媚艳之态，野、逸、旷、荒、静，应于四时变化。
唐安史之乱平定后，江南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不断凸显，吸引了大批有抱负的士大夫南下。唐长庆二年（822），“六井湮塞，民间又饮咸苦之水，生聚仍复萧条，西湖冷淡是不需说了”，白居易“修筑湖堤，加高数尺”并复浚李泌六井。自此拉开了西湖风景园林营造的序幕。北宋元祐五年（1090），西湖“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时任知州的苏轼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雇佣百姓开撩西湖，挖掘的大量葑泥顺势在湖中偏西处堆筑成一条连通南北的长堤，堤上遍植桃柳，形成“卧水桃花红满枝……风前柳作小垂手”的桃红柳绿之景，此“艺匠之巧”便为十景之“苏堤春晓”之始也。与此同时，为防西湖再次淤塞，苏轼还于湖中深潭处立三座小石塔，相望为界，形成了“三潭印月”之景。
这些来杭官员对于西湖的改造，均出于以西湖之水尽善于民、取利于城的目的，故有“城依湖存，城因湖兴”一说。因此，此时期的西湖风景开发是出于对于生存功利的需求考虑，初步具备园林的生态景观特性。
2、景观之美：风景之湖
南宋时期，西湖在承担城市居民引水灌溉的功能基础上，还出现了园林游赏化特征。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是中国古典园林史上的高潮阶段，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莫大的关联。宋代处于隋唐鼎盛后的衰落之始。宋氏王朝从建国之初的澶渊之盟经历靖康之难，最后南渡江左，建都临安，偏安一隅。杭州得天时、地利、人和，成为当下最富贵繁华之地，有“销金窝儿”之称。在这样高度繁荣的社会经济与国强羸弱的矛盾的时代背景下，西湖成为了芸芸众生苟且偷安、沉湎享乐的心理安放的温床。此时的西湖虽不失自然野逸的气质，但在城市生活的作用下，其性质开始在满足水利的基础上，总体上呈现出“风景化园林”形态。这个园林化阶段，包括自然的园林化以及风景的意境化。
“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武林旧事》记载了当时都人游玩西湖的情形，本研究将书中记述的主要游玩节日、地点及相应的活动进行整理（表1）。分析表可知，当时的西湖是临安百姓玩乐、节庆、笙歌、礼佛的公共园林，与杭城百姓的生活紧密相连。其中，苏堤及断桥两个十景意向，在此时便已成为都人玩乐的游赏点。
以断桥为例，根据《咸淳临安志》中的京城、皇城与西湖地图，临安市民要想出游西湖，无论水路还是陆路，断桥都是最靠近城市的湖景。“夫夷且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寡”，凭借这天生优越的地理位置，断桥的人气极其旺盛。张京元在《断桥小记》中如此说道“西湖之胜在近，湖之易穷亦在近。朝车暮舫，徒行缓步，人人可游，时时可游。”断桥绝好的地理位置随即也催生了酒肆歌楼林立，上至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三教九流，均在此处汇聚，热闹异常。“宝庆三年上巳，京尹户部尚书袁公招从班十三人修禊事于西湖……于是乐甚，献酻交举。或哦坡仙之什，或论晩唐之诗，颓然西景，放舟中流。”除此之外“爆仗、纱笼烛，车马争门，日以为常。”断桥不仅是一座桥，也是观看世人百态之地。所谓“湖边多少游观者，半在断桥烟雨间。尽逐春风看歌舞，几人着眼看青山。
此外，从表中可以看到礼佛也是杭城百姓的日常活动之一，而西湖及其周边便是百姓礼佛场所。这与佛教氛围也在南宋时达到顶峰不无关系。杭州自东晋以来便开始有禅宗活动，到五代吴越国时期宗教活动最为鼎盛，杭州自此有了“东南佛国”之称。直至宋室南渡，“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以前为三百六十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增为四百八十，海内都会未有加於此者也。”苏轼在《怀西湖寄晃美叔同年》诗中写到：“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佛寺结庐于西州周边，使西湖周边形成了以灵竺为中心的北山寺庙群和以净慈为中心的南山寺庙群，整个西湖景区呈现出“西湖梵宫甲天下”的繁荣局面，由此可窥探当年杭城庙宇之盛、宗教氛围之浓厚。
西湖在此时除了成为百姓生活的物化空间外，还出现了意境化的园林特征。这种意境化主要体现在诗画上。南宋对于绘画的重视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绘画题材上以山水画尤其受到社会重视而达到最高水平。美学家李泽厚曾借用王国维的境界说，概述宋元山水画的发展，他认为这是一个“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的发展过程。可以理解为此时的画家开始将个人主观情感注入山水画，从而使绘画变成诗意化的人与自然的交流了。
而“西湖十景”题名景观正是绘画因素与风景审美的创造性结合的产物。《方舆胜览》道：“（西湖）在州西，周回三十里，其涧出诸涧泉，山川秀发，四时画舫遨游，歌鼓之声不绝。好事者尝命十题，有曰：平湖秋月、苏堤春晓、断桥残雪、雷峰落照、南屏晚钟、曲院风荷、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印月、两峰插云。”此为“西湖十景”首次出现在史料记载上，而其中“好事者”根据钟毓龙（1880-1975）在《说杭州》一书中推测为南宋画家马远，“远在画苑，慨宋室之偏安，故其画西湖，往往仅画一角，以示剩水残山之意，而十景之名，遂由以起。”马远，字遥父，号钦山，祖籍河中，成长于钱塘（今杭州）。家族一连五代均为当朝画院画师，在如此浓厚的绘画世家氛围下成长起来的马远自幼继承家学，师承百家，从而独创一派，凭借构图只作山石一角来截取自然物象的一个片段，以求小中见大的风格被称为“马一角”，在绘画史上与李唐、刘松年、夏圭并称南宋四家。这种构图促使观者的视线不得不集中到局部物象上，细细体味山石低语、行云流水，与全景式山水相比更显典雅亲切。这种充满“禅喻”的审美倾向与当时禅宗思辨的哲理与出世思想的流行密切相关，马远摒弃了直接描绘禅宗故事或宗教人物，而借助人间的山水来寄托自己对当下社会的凝思、禅宗的领悟以及对出世情怀的向往。令人叹惋的是，马远的西湖相关画作已散佚不见，世人已难以目睹当时西湖山水一角，体会其中所隐含的时代警讯与画家的内心独白了，实为可惜。
从宋时西湖生活、文化角度的分析可见宋代的西湖是一个供人游憩、玩乐、节庆、笙歌、吟诗作对的地方，它具有雅俗共赏的包容性与层次性。而画家文人题名的“西湖十景”不仅是对西湖风景优美处的概括归纳、寄托着画者的主观情感，同时标志着西湖从隋唐五代时的生存目的走向具有游乐兴致的园林，这是在城市职能转变背景的推动下从自然走向文雅的转变。在此过程中，西湖为杭城百姓提供了游赏的空间，反过来游人在山水间徜徉也赋予了西湖更多的生活气息与山水意义。这种自然物质与意识形态的相互交流，说明自然可以被人改变，同时人也在此过程中被自然改变——人对自然的认识、解释、想象得越多越广越深刻，自然对人的改变也越大。人与自然的交流在此时期达到了顶点。
3、人文之韵：人文之湖
历经元明的衰败与复兴，西湖山水文化代表之一的“西湖十景”在清代借康乾二帝下江南之机得到复兴。康乾二帝六下江南，作《西湖十景》组诗10首，前后题咏6次，以组诗方式题景，催生了不少“钦定”“御封”系列题目。这次的文化复兴，在前几代的历史积淀下，为“西湖十景”文化内涵增添新内容。
明代成化年间后期，三潭印月两塔与寺俱废，变成草滩。万历三十五年（1607），钱塘县令聂心汤开挖疏浚西湖，将葑泥在湖中堆岛，又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沿岛筑环形地埂，形成“湖中有湖，岛中有岛”的新三潭印月，其景观格局大体延续至今。小瀛洲上建有开网亭，“开网”取自佛经“网开一面，放开而去”。我心相印亭，“我心相印”为佛家偈语，意为“不须言，彼此意会。”最著名的三座石塔则曾被乾隆在《三潭印月图上》题“御制诗”，诗云：“湛净空潭印满轮，分明三塔是三身。禅宗漫许添公案，万劫优昙现圣因。”三身即为“报身、化身和法身”，而公案则又与禅宗“月印万川”“水中之月”“一月普现一切水”和“月印澄江鱼不见”之说均有关联。这种以佛教偈语等伦理内容为导向的亭台匾额，是教化的场所。因此清代的“三潭印月”是个与禅宗涵意融合的园林景点。
除了人生哲理意味更加浓厚外，十景还孕育除了对人生观、爱情观的理解。以十景中的“断桥残雪”与“雷峰夕照”为例，清代断桥的“杭州百姓游览胜地”的功能定位在经历了元明两代的白蛇传戏曲不断传唱改编后发生了重大转变。以清代初年戏曲家黄图珌所编的《雷峰塔传奇》为蓝本创造的梨园旧抄本第二十八出的《断桥》篇记载了断桥首次作为白蛇传说戏曲的出目出现，表现出戏曲对断桥这一场景的重视。“梨园旧抄本”是面向平民百姓的舞台本，因此，它的情节走向与高潮设定真实地反映了老百姓们对白蛇的情感倾向，而对白蛇的怜悯则直接体现了百姓对于白蛇对待爱情、婚姻的追求的肯定与推崇，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下百姓对忠贞爱情、不畏艰险的感情观。至此，断桥在清代已成为爱情符号，雷峰塔在此时也从单纯的宗教场所转变为压迫坚贞爱情的邪恶象征。这其中蕴含着市民百姓对人生观、爱情观的看法，西湖山水也因此有了更丰富的含义。
位于南屏山北麓的净慈寺更有“柳昏花暝暮云生,隐隐初传一两声。禅榻屡惊僧入定,旅窗偏逗客含情。月随逸韵升鳌岭,风递余音过凤城。催散游人罢歌舞,玉壶银箭夜初更”的浓厚禅宗意味。作为十景中为数不多的些许“缺憾”意味的景象，雷峰夕照则是警示世人的景致。
“西湖十景”与文化、生活相结合，又经历时间的沉淀，使风景名胜地的内涵逐步提升，成为了杭城文化的核心。此时的西湖已经具有佛教禅宗、爱情观人生观等伦理道德的承载功能和教化功能。
4、景观演进现象
从西湖景观历史层累过程图（图1）可以看出，西湖风景在唐以前为自然湖泊充满野趣。唐至北宋时期，以白居易、李泌及苏轼为代表的地方官员为解决城中百姓饮水之苦而开挖、疏浚西湖，是为生态向功利性的转变，同时也是自然价值向社会价值的转变。而这种出于生存目的景观造景在南宋时期发生了重大转变，受皇城易都，社会经济繁及时下对绘画的重视的时代背景影响，西湖从单纯的水利之湖转向对人文活动、园林文化的园林境地。到清代时，乾隆复兴西湖，重新定名“西湖十景”的南巡行为又使“西湖十景”在历史层累的基础上，增添了对人生、对爱情的哲学思索，此时的西湖相较于之前，成为了教化、劝喻的场所，从宋代的理想人居升华到了精神审美家园，将园林建设推向了“景面文心”的制高点。
这期间，湖域逐代减小的趋势也从侧面说明了在西湖文化发展过程中人文景观逐渐超越生态景观的过程。从开浚西湖，满足百姓安居乐业这一人的基本需求开始，到南宋时期对于文化生活的追求，最后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外在条件下，对内心精神的渴望。我们通过十景文化中看到的是人们从“美的自然”到“美的生活”的追求，最后以“美的情感”的自我升华为景观发展高潮的历史过程，感受到的是一种精神与信仰的从无到有（图2）。这是一种鼓舞人们走向光明的力量——无论这种力量以美的形式还是崇高或者平凡的形式出现，是苏堤春晓、花港观鱼还是雷峰夕照、南屏晚钟，这种对美的渴望的力量就静静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体里，每一次的层累每一次的景观复兴为其注入新鲜的血脉。
5、结论与讨论
“西湖十景”作为江南城市公共园林发展的一个缩影，它不仅是受所在城市影响而形成的城市空间构造的杰出代表，还是见证城市历史发展变迁、彰显城市精神特质的场所。
本文通过整理西湖十景景观演变的脉络，得出以下结论：一、自然“逐步地经过人类的艺术而变得高贵”。经过人类艺术的加工与修饰，西湖山水文化不再是淡薄的景观文化，而是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基础上不停的生长的文化现象，并随着历史的层累过程其愈来愈靠近人们心中理想世界的模样。二、“西湖十景”是风景审美的注意中心或热点，并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逐渐演变成为诗文曲赋、故事传说的嫁接点，沉积了大量历史文化信息。因此，它也是城市园林文化的生长点、集聚点。
从西湖文化景观的历史层累现象来看，园林的发展是具有层次性、生长性的。每一次的发展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小片段，然而正是这每一个片段才凝聚成具有多层次、内涵丰富的西湖景观。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当今社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拆大建”现象屡见不鲜。然而，这种历史层累的打断是否是对城市历史文脉的破坏呢？层累现象随着时间的流逝消逝了一些东西又留下了一些，那么究竟“留”与“逝”又与什么因素有关？这是否对现代的城市景观营造有所启发？由于篇幅有限，这些问题还有待学者去进一步研究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