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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门洪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大国战略比较、中国战略思想史等。
内容提要
本文梳理1949年至今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发展历程,剖析和总结中国国际战略的得失,总结中国国际战略演变的基本特点和经验,指出国家发展战略与国际战略的相辅相成是迫在眉睫的重大战略课题。
关键词：中国；国际战略；历史分析
1949年迄今，中国走上了大国崛起的征程。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和平发展引导着世界诸大国的战略调整，成为影响国际进程的核心要素。冷战甫一结束，中国未来走向即成为世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前景做出了种种预测，中国国内学术界对此也论争不休。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其核心论题是中国21世纪的战略选择及其部署。我们认为，中国国际战略选择与部署必然基于世界、中国的现实以及中国对国际局势的认识，而中国国际战略的历程会给我们提供启示与教益。
1949年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寻求对政权承认并确保新中国的独立成为国际战略的核心目标，中国确立以“一边倒”为核心的国际战略。“一边倒”是从全球总体格局出发的一种战略思考，是意识形态对抗态势下的客观选择。当然，“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际战略重心，但并非国际战略的全部。“一边倒”与重视做苏美两极之外的“中间地带”的工作，团结和争取大多数国家，共同构成中国国际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战略进展相辅相成，中国提出并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视为根据国际形势需要，对具有局限性、制约性的“一边倒”战略的调整和补充，也被视为“一边倒”战略的松动之举，尽管后者一直持续到60年代初。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国际力量出现大分化、大组合，世界进入新的黄金发展期，中国的国际环境却空前恶化，尤其表现在中美敌对加剧、中苏关系恶化上。毛泽东发展“中间地带”理论，指出亚非拉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做出进一步加强与亚非拉第一中间地带的关系、改善和发展与处于第二中间地带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决策。“中间地带”理论的新发展标志着“一边倒”战略正式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个时期的中国的主要国际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整个60年代，中国都处于同时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尖锐对立的状态。1962年，王稼祥提出适当缓和对外关系、集中精力克服国内困难的战略性建议，但遭到毛泽东的否决。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逐渐将阶级斗争扩大到国际上，中国国际环境逐步恶化下去。
经过60年代的大震荡、大分化、大组合，国际局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战略格局在逐步形成，其显著标志就是中美和解并联合抗苏，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形成。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处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提出“一条线”、“一大片”和“三个世界”的战略构想。中国实现了国际战略观念和战略方向的双突破，尤其是在战略观念上，中国国际战略的基础从革命外交、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发展到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开辟了中国国际战略的崭新方向。它促成了中国国家战略目标的转变，即从世界革命转向现代化，是中国对外开放在外交上的战略准备。“三个世界”的划分表明，中国国际战略不仅谋在两极，而且谋在中间，它彻底改变了战后两极体系的观念，使世界多极化的面貌明确起来。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标，中国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则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以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为标志，中国国际战略发生重大调整，中国强调秉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调整以苏划线的僵硬做法，强调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全方位外交关系。与此同时，邓小平发展“三个世界”理论，提出东西南北问题，倡导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这次战略调整以独立自主、不结盟、全方位的和平共处为目标，最终造就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战略主动，开创了“无敌国”外交的新局面，对外开放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参与国际社会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和重要途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在重大的历史关头，中国提出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在国际上冷静估量形势发展和利用机遇，强调在韬光养晦的基础上有所作为。在此基础上，中国在国际战略上进行一系列新的创新性部署，这主要包括：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提出新安全观并付诸实施；推动与主要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建设；积极融入东亚一体化进程；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塑造大国形象。此次中国国际战略调整的根源在于国际局势变革，而中国主动调整的幅度之大、视野之宽却前所未有。以此为开端，中国国际战略由内向性转为外向性，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拓展战略利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全面参与者。
进入21世纪，中国崛起有了更为明朗的前景。党中央陆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战略创新思想，对中国下一步发展进行了全方位的战略部署。在国内战略上，中国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了经济发展思想的优化，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具有统筹国家宏观战略的意义，成为以国家利益为依归、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基石、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相互协调的指导原则，代表了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新探索。在国际战略上，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以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大力拓展经济战略利益。中国经济战略的目标不再局限于为经济建设创造国际环境，拓展经济利益，还强调加强塑造能力，锤炼议程创设和实施能力，以经济战略的成就促进国际战略的整体成熟。近年来，中国在减免不发达国家的债务、提供经济援助等方面大力开展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开辟了拓展国家战略利益的新渠道。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逐步形成了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上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和谐哲学”成为中央新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在以上战略思想的统领下，中国初步形成了和平发展的战略框架，它具体包括如下主要内容：
第一，和平发展道路。经过数年的探索和总结，中国在2005年12月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的主张。胡锦涛在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承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
第二，和谐世界理念。中国领导人提出和谐社会的新纲领，并将这一传统理想引申到国际问题的处理上，明确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强调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互为条件。和谐世界的提法代表了中国国际战略的理想意识，和谐也是一种承诺，既是对中国国内的承诺，也是对整个世界的承诺。这种承诺演化为责任，成为中国政府“负责任大国”的自我战略约束。它意味着，中国领导人明确意识到了中国发展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将和谐世界作为结合对内和谐、对外合作的战略中间点。
第三，共同利益追求。“共同利益”一词第一次出现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与发达国家“寻求共同利益汇合点”；十六大政治报告提出“扩大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人提出了“维护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的主张。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等各个方面明确提出了“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的战略诉求。随着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相关议程在迅速扩展，与其他国家寻求共同利益的巩固和扩大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鉴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和东亚地区的利益攸关方，以强化和扩大共同利益作为国际战略指导原则有其可行性，符合中国的长远战略利益。
第四，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互利共赢是在中国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的情况下就对外开放提出的一项方针，体现了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之际高度关注其他国家的利益。互利共赢被确定为新的历史时期开放战略的基本点，反映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追求。
第五，国际秩序建设的新思路。近年来，中国进一步认识到国际秩序建设的艰巨性，从务实的角度积极推动东亚地区秩序建设，并思考国际秩序建设的新思路。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新主张，表明中国愿意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以渐进、和平、民主的方式改革国际秩序。
十六大以来的新表述、新主张，逐步确立起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框架。中国推进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间关系，积极参与并主导推进所在地区的全面合作，重视多边主义，更加强调利用国际制度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总体国际战略开始由主要为自己的发展利益服务的和平环境战略转向与世界谋求共同发展与安全的战略，这一战略转变以经济主义和地区主义为基点，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强国际合作为途径，以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目标。这些变革表明中国在设计和平发展的新道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融入世界发展大潮、全面开放、全面创新。
纵观中国国际战略的历史演变，我们可总结出如下三个基本的特点：
第一，国际战略在国家总体战略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如何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与国际战略的相互协调，从而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奠定坚实的战略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历届中央领导人的核心目标。源于巩固国家独立与安全的需要，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体现了国内发展战略与国际战略在不同时段各有侧重的趋向，而国家总体战略的调整往往以国际事务的变化为向标；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抓住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历史机遇，革故鼎新，强调国家总体战略以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时体现出内向性的战略特征；随着中国全面对外开放和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秉持邓小平理论思想，实践并提炼总结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逐步展现出外向进取的姿态，体现出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的总体协调；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新领导集体在保持国家宏观战略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密切结合时代特征和国内外实际，清醒认识到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国内改革和建设任务的繁重艰巨，提出了统领国家宏观战略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理念，并在此战略指针的基础上，强调中国和平发展，提出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上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在国家总体战略中，国际战略往往被视为一种辅助。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崛起进程的加速、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国际战略地位上升势在必然。
第二，中美关系始终在中国国际战略上占据核心地位。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最具有扩张性的国家，美国对中国的大国进程主观上施加影响、客观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美政策必然是中国国际战略思考的重点之一，也成为引动中国国际战略调整的重要因素。展望未来，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决定全球进程的核心要素
第三，中国国际战略一直处于变动之中。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国际国内的特殊环境，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问题是维护国家安全。到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国际环境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决定了当时的国际战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冷战结束之后，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环境的重大变革，中国不可能埋头于自身建设，全面融入国际体系成为我们必然的目标，而经济、安全、政治、文化等并重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新趋向。2009年是新中国建国60周年，正是我们反思过去、展望未来的佳机。
梳理中国国际战略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基本的经验：
第一，观念变革在中国国际战略调整中起着主脉络的作用。自1840年遭受败绩以来，中国的观念变革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其中充满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激烈交锋与渐进融通，且与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现代化进程等议题密切相关，从而展现出独特的战略价值。从国际战略的角度看，无论是意识形态的秉持和超越、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结合还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相辅相成、国家发展战略与国际战略的协调，观念变革无不是中国国际战略调整的前提、指向标和路线图。
第二，科学判断时代主题是制定国际战略的前提。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决断，是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的前提条件。对时代主题判断的不同，决定了国家总体战略的框架和国际战略的趋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命脉。从时代主题的角度判断国际形势，并据此做出国内、国际战略调整，是中国的重要决策路径。换言之，对世界形势的判定、对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认识是中国做出重大战略决策的基点。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中国决策者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逐渐丰富了和平与发展的内容，并最终确立了和平发展道路。
第三，客观判断国际局势是制定国际战略的基础。对国际局势的发展趋向是认识国际社会的基础步骤，也是确立中长期战略框架的必要前提。同时，对国际局势的判断还包括对全球力量格局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仅着眼于主要大国或与某些发达国家的关系，还清醒地认识到亚非拉不发达国家的重要性。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对国际格局的判断基本是准确而带有前瞻性的，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变化的深刻把握。
第四，建构国家战略体系势在必行。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和平发展，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赖在加深，世界对中国有了更多的预期。另一方面，对尚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中国而言，世界转型和国际体系变革不仅带来了机遇，其挑战和压力更是巨大的。根据国内外环境变革建构科学完备的战略体系、促成国家发展战略与国际战略的协调是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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