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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创始主任。
20世纪末的中国与联合国
20世纪末，随着延续近半个世纪的两极格局倏然崩塌，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结构变革的新时期。各个力量中心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分化、组合，积极探寻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客观世界的变化已为国际政治的各个行为体限定了所容许的“政策选择空间”，联合国不可避免要受到这一国际潮流的影响；中国既是国际社会的基本成员，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也就不能避免这一世纪末的冲击。在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人们普遍对联合国寄予厚望，希望它能够高屋建瓴，成功地迎接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与此同时，希望中国将在世界体系变化的过程中有所作为。
冷战后国际格局与联合国的地位的变化
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初期，美国宣布建立“世界新秩序”。美国的“世界新秩序”为何物？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曾经作了这样的描述：“我们期待各国有超越冷战的新伙伴关系。它以咨商、合作和集体行动为基础，尤其是要透过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集体行动。这一伙伴关系是依原则和法制而团结，并借由平均分摊成本与承诺所支持。这个伙伴关系的目标是增进民主，增进和平，增进繁荣。”显然，布什仅仅为未来勾画了一幅草图，远不如罗斯福在1945倡议发起建立联合国时的表述来得细致且具操作性。姑且不论它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潜台词，它确实说出了两个事实：第一，我们正面临一次国际结构的重组；第二，这一变革的结果必须借助整体性的力量。
在国际政治中，构成世界秩序的因素总是处在不断流动中，它们是一种变量，变量的不稳定性是经常发生的，与此有关的秩序或者体系也不是凝固的，稳定状态是相对的，而变动却是不可抗拒的。今天我们也正面临着显然是一个带有巨大变化的流程，其变化的内容和最终结果都与每个大国利益攸关。
基辛格在他的《大外交》一书中认为，当今世界体系演变的前景是将出现几个实力相近、势均力敌的国家。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国家曾面临如此深层次的国际力量重组，因为过去从未有过必须从如此众多的观点中，或是在全球如此大的规模上，组合出世界秩序的例子。据基辛格本人对秩序变革的分析，这一次变革将是渐进性的，而不像凡尔赛体系或雅尔塔体系的建立那样富于革命性——新的秩序无需以彻底摧毁原有的秩序为基础，它甚至可以基本保留原有秩序的形式和框架而不会发生任何冲突，它区别于两极格局的最显著的特征乃是将有多个实力相近的力量中心的出现。
自然，中国也从未遇到过这样的秩序。中国是一个世界公认的大国，然而我们明白这一定位的分量和含义。世界重视的是现在和未来的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世界看重的是其实力和潜力，在乎其发展的前景。因此，有些国家更愿意将中国称作“新兴的大国”。而一个新兴的大国是否会对以西方国家为主的现有世界秩序构成一个挑战呢？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一个新兴大国要在新的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其途径只有两个：一是成为改变国际体制基本规范的挑战者；二是作世界领导的伙伴。由于政治传统和哲学的迥然不同，显然西方国家不会认为中国是一个忠实的“追随者”；中国自己也不愿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小伙伴”。那么，作为一个挑战者的中国如果构成对当今体系维持者和获益者的现实威胁，这将是西方国家所不能忽视的。即使号称“中国通”的洛德也曾公开表示，“鉴于美国无法预测中国在21世纪将是一个怎样的大国，有可能不得不与其他大国一道转而采取遏制政策”，这就多少说明了他们对中国的担心。
中国从未把自己设想为一个现存秩序的挑战者。首先，现有秩序是美国倡导发起的，它居于其核心，美国的国力和自信决定了它一方面可以绝对不允许别国干涉美国内政，另一方面又坚信自己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中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其次，中国也是今天秩序的缔造者之一，它赋予了中国以相应的国际地位和尊严；中国愿意改善它，却无意摧毁它。最后，中国的传统哲学强调“中庸”、平和，在自己的国内问题尚未解决之时却让中国以“革命者”的姿态去争夺西方所说的“霸权”，这是绝对不符合中国的传统思想的，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是，中国并不是一个墨守成规或者唯西方大国意志的马首是瞻的国家，它是一个有前瞻性战略思想的负责任的大国。它把调整与这些大国的关系作为其全方位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知道应该怎样与它们相处。邓小平同志概括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策略——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中国在联合国的定位就是最好的说明。中国正在这个已经设定好的框架中处理与这些大国的关系，它提供了应有的规范和制度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联合国的建立、成长与发展无不与国际格局的变化紧密相关，而国际格局的变化又显然与各个时期大国地位的消长相关联。联合国是一个充分反映大国在不同时期复杂关系的大舞台。联合国所确立的理想在冷战的对抗中没能够得到充分实现，但它已确立了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规则。今天，在一个更加强调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在世界逐渐向多极化发展的时候，也该是这些规则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在一个大家都在讨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时候，似乎只有联合国才有能力与资格面对当今如此深刻的全球化变革所带来的挑战。而相对于中国在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地位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所给予中国的地位和权力能超过联合国。新自由制度主义极力推崇制度性的力量在今天以及未来社会中的作用，认为“能够有效地利用国际制度的国家，实际上是在不增加国家的有形实力的情况下增强了国家的权力”。因此，中国没有理由不抓住这一机会，在中国与联合国之间建立一种富有建设性的关系。
中国的联合国外交历程
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行为不符合西方的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国与西方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但是，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必须符合国家利益和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并且，由于各个时期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外交战略的重点也不同。冷战时期，中国从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排斥的国家到基本为国际社会所认可，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奋斗历程。这也深刻地反映在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演变中。然而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随着中国对联合国认识的深入，中国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日渐增强，中国的作用也就日益突出，并且表现出自己的鲜明特点。
无论是对联合国理念的真正接受，还是参与联合国的多边外交实践，中国表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整体性、渐进性和现实性。这一特点不但表明中国外交决策之慎重，而且也说明了中国对自己的实力有着清醒的认识。因而，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风格是独特的，扮演的角色也是与众不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政权初建，经济落后，可谓百废待兴。美苏的对峙又使中国处于冷战的前沿，可谓大军压境。在这种情况下，生存需要成为压倒一切的优先考虑。在外交上，中国采取了积极的守势。一方面，中国政府在独立自主基础上选择“一边倒”政策，同时积极拓展外交空间。中国很早表明了自己对联合国的基本态度，并努力增加与新兴民族国家的交往。另一方面，中国拒绝承认一切有损于中国主权利益的行为，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侵犯朝鲜半岛，飞机轰炸中国的边境地区，危害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国家安全。当时的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是对立的，中国对于联合国的一切决定是抵制的。60年代后，中国与美苏的关系同时恶化，再加上国内决策过程中指导思想的偏差，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也相对恶化，中国无暇顾及制订全面而完整的联合国外交政策。这一阶段性的困境迫使中国重新思考、调整其外交对策。
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以及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可以说是中国长期坚持独立自主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的一次成功。随后，中国很快恢复了与联合国系统内其他一些专门机构的交往。在参与联合国多边外交实践的初期，中国表现出了与其他国家的不同行为方式：（1）中国在联合国内较为重视政治领域内的问题，而对于经济、社会领域则涉及不多；（2）中国坚持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以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讲坛上，并给予它们力所能及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全面的，它不仅包括同发展中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相关的政治性问题，甚至还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正当的社会文化权利的斗争；（3）中国的外交行为保持着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国人提倡崇仁尚义，中庸和谐。在联合国的讲坛上，中国总是积极参加涉及原则性的讨论，但在遇到具体矛盾冲突的场合，中国则采取迂回的策略和充分协商的态度。（4）中国对联合国作用的认识是逐渐深入的，中国对国际机制也经历了一个逐步熟悉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过程曾经一度影响了中国在联合国内积极作用的发挥。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目标，1978—1982年中国的外交政策相应地进行了积极调整，更加注重“讲求实效”。中国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从初期的只重视政治领域扩展至经济、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十分重视外交为内政服务，为国家利益服务。中国在联合国的多边外交不再仅仅是双边外交的补充，而一跃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联合国成为中国较早的连接世界的窗口。
可以说，中国是比较早地突破“冷战思维”的国家。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增加促进了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也加深了中国对于今天世界秩序和西方关于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理念的认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相互了解，无疑大大有益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中国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的程度，与初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正逐渐熟悉与其地位相称的角色，并开始发挥相应的作用。以中国对维和行动的态度为例，在1981年以前，中国曾明确宣布：关于派遣联合国部队的问题，中国政府在原则上一向持有不同的立场，并宣布对有关决议案，中国将采取不参加投票，不承担任何义务的态度。这是因为中国过去一直将维和行动看作大国侵略、压迫发展中国家的工具。1981年以后中国的态度开始改变，认为维和行动在许多情况下起了积极作用，并愿意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重视并支持在联合国宪章精神的指导下，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使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取得成功并健康地发展，中国认为应该确立和遵循以下的原则：
——坚持以斡旋、调解、谈判等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不应该动辄采取强制性行动。即使是人道主义行动，也不应该诉诸军事手段。
——反对实行双重标准，不能把个别和少数国家的政策主张强加给联合国安理会。不能允许少数国家假联合国之名，行军事干涉之实。
——采取维和行动，要遵循事先征得当事国的同意，严守中立，除自卫外不得使用武力等被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一系列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条件不成熟时不应实施维和行动，更不应该使之成为冲突一方，偏离维和行动的根本方向。
中国本着上述精神参与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1988年加入联合国维和特别行动委员会，1990年中国第一次正式派出军事观察员，曾先后参加联合国的七项维和行动。1992年中国政府派遣工程兵部队参加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的维持和平行动。今后，中国仍将以积极务实的姿态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然而，联合国毕竟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它是国际社会的缩影。在这样一个多边性机构中必然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考虑、行为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的彼此撞击和冲突。其中当然不乏别有用心的攻击和恶意指责，这不但使我们认识到如何处理与作为利益实体的国家的关系，也使我们渐渐学会了利用联合国这一阵地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坚定了中国参与联合国外交、发展与各国关系的信心。
1986年3月，中国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中国联合国外交的原则和方向——“遵循联合国的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精神所进行的各项活动，积极参加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开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活动。……开展多边外交活动，努力增进各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事实上，中国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冷战后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
中国在联合国多年的实践中已经基本建立了自己的行为模式。冷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旋律，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中国将在这时代的大变动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首先希望在联合国参与国际事务中更加富有活力和成效。因为，从目前来看，联合国是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众多问题的最有权威的机构。这其中不仅包含着直接关系人类生存利益的战争与和平、环境和发展等等问题，也包含着国际社会应如何建立“国际新秩序”。
同时，中国也充分注意到国家利益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中国主张联合国应在建立新秩序的过程中发挥整合作用。中国愿意以此作为中国联合国外交的目标，但中国不会允许一国以此为借口损害它国的国家权益。因此，在冷战终结以后，中国努力与联合国一道迎接国际格局变化引起的挑战。在遵守现有的国际制度的情况下，表现出更加积极主动，开始积极阐述中国对世界的认识、观点和主张，并努力推动联合国向着积极的方向转变。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中国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例如，要求在处理南北关系上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尊重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文化传统；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在解决地区冲突问题上，反对大国的干预等等。中国在联合国的全方位的外交集中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 和平与安全方面
创建联合国的主要目的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制止战争。1991年以后人们也普遍希望冷战的终结能够孕育一个更加安全、公正和人道的世界，希望联合国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与中国对世界的希望可谓不谋而合。从中国的国情看，实现长期的和平对中国是有利的。因此，中国把维持地区和世界和平、反对地区冲突，继续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作为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
联合国为和平设想的是“集体安全” 的途径，它不同于传统的“实力均衡”的和平，它注重的是以和平方式维护和平。但它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集体体系必须在任何时候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力量；（2）至少那些能够使它们的联合力量满足条件（1）的国家，必须对于它们要保卫的和平具有相同的共识；（3）那些国家必须使它们相互冲突的政治利益服从公共利益。当然，这些条件在任何情势下的完全实现是困难的，这也是联合国不断遭遇挫折和障碍的原因之所在。但不可否认，与冷战时期相比，人们对于实现共同安全的愿望大大加深了他们对联合国理念的认同；世界和平的力量第一次超越了战争的力量。世界正朝着联合国宗旨确定的理想迈进。
在维护世界安全与稳定方面，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联合国和安理会制订的文件的框架内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地区冲突，侵略必须制止，各国主权必须得到尊重。任何形式的大国干涉与军事卷入都只能使问题复杂化，使局势更加紧张。但在具体问题上，中国也考虑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这一立场都充分体现在中国对待海湾危机、索马里、柬埔寨以及波黑等问题的态度中。中国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在不具备实现和平的条件时，中国不主张联合国的介入；中国更反对大国以联合国之名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事实证明，在索马里和波黑问题上中国是有远见的——这两次维和行动不但使联合国信誉扫地，也使联合国背上极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而在柬埔寨问题上，中国则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从而促成了该问题的阶段性的圆满解决。
冷战后，中国多次参与了安全方面的决策性讨论，提出自己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使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的立场、态度，增强了中国政策的透明度。中国愿意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不是挑战者。1998年6月，中国联合美国共同发起并主持了针对印、巴核试验的安理会五国外长会议，进一步证实了中国的行为是立足中国，着眼于全球利益的。
（二） 裁军方面
限制和裁减军备历来是联合国追求的最重要目标之一。联合国视裁军为减缓紧张局势，防止战争的基本途径。尽管联合国在实现裁军方面权力有限，但联合国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裁军的进程，为改善人类生存的环境作出了有益贡献。
冷战期间，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使得各自以安全为借口的军备竞赛加剧了人类的不安全感。因为所谓“安全利益”的考虑，使联合国在裁军领域鲜有作为，举步维艰。然而大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却逐渐使世界对“安全”本身形成了共识。即使还在冷战时，联合国就对此类武器的增加和可能的扩散表示了关心和忧虑。冷战的结束对于裁减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军火库，继而推动全面裁军的步伐，减少人类的不安全感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重视国家的安全，愿意致力于减少一切可能造成紧张局势的行为和根源。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军备竞赛，主张各国采取有效措施，实现真正的裁军。中国支持联合国依宪章的原则发挥权威作用，在宣传、谈判、核查、监督等方面履行其责任。中国主张世界各个国家有权力参加涉及人类安全的裁军会议，并发表意见。为维护世界和平，各国应按照公平、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实行有效的裁军和军备管制。
冷战后，中国加速了自身裁减军备的步伐。1994年9月，钱其琛外长在第49届联大提出了一项核裁军的全面建议，表达了中国对冷战后人类仍然面对核武器威胁的关注。建议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宣布无条件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立即就此缔结条约；支持建立无核区；主要核大国如期实现核裁军；进而签署全面禁止核武器公约，所有核国家承担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义务，并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付诸实施。1995年，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白皮书，系统论述了中国在裁军问题上的观点。随后，中国签署并批准了《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积极承担世界安全的义务。更重要的是中国逐步确立了新的国家安全观。中国注意到安全问题内涵和外延的变化，在国家安全之下的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国家安全不仅有外患并且有内忧。解决内忧是安邦治国的前提，而解决外患则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安全问题在冷战结束以后，内容变得广泛了，它不仅涉及到军事安全，也涉及到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以及科技安全等各个方面。安全问题非军事化是冷战以后的一个新特点，中国政府逐步适应了这一变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且按照这一原则，作出了力所能及的承诺。连美国也称赞中国在军备控制方面“发挥了更加积极和非常有建设性的作用”。在常规裁军方面，在积极完善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规制和作用以增强安全可信性的同时，中国继1985年裁军100万后，1996年又一次完成单方面裁军50万。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出在三年中裁减5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规模将保持250万人。以上都说明了中国在裁军和军控问题上既遵守了国际社会的准则，又把这一准则化为行动，即言必行，行必果。
（三） 人权方面
“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是联合国宪章序言的内容之一。经过40多年的努力，联合国确立了一系列有关人权的原则，制定了大量的国际文件，使人权的概念与范围不断丰富和发展，并且建立了一整套人权的保障机制。
人权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其特点是服从政治需要。
把人权说成是至高无上的观点实际上言过其实。我国对于人权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1989年以后，中国在人权领域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有了重大的变化。中国主张人权问题应该尊重不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的特点。各国在人权方面应该增进相互了解，求同存异，最终达到保障和促进整个人类人权和基本自由普遍实现的目标。
中国对于联合国人权工作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中国维护、丰富和发展了人权的概念，使之更符合国际社会的现实。具体表现在：（1） 认为人权概念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总是同一国的具体情况相联系的。所以，任何国家都有权自主选择本国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价值观念，其他国家无权干涉。（2） 坚决主张维护民族自决权，反对外来侵略、干涉和控制，这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其人民充分享受其它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基础。而任何以民族自决权为口号，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都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3）提出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概念，指出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权并不仅仅是指经济方面，人权和发展权具有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性，促进发展权的实现是国际社会的长期责任。（4）强调人权和主权之间的统一性，主权是人权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也承认人权问题具有国际性的一面。
中国对人权的认识包含了中国对自己文化传统以及从殖民主义解放出来的历史的反思，它是建立在深刻的经验、教训积累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对中国而言是可行的。中国在国际上回击西方国家对中国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的指责，并没有影响中国承担在国际法和道义上所赋予中国的责任。至今，中国已加入了18个人权方面的公约，并积极参与新的国际人权文书的起草和制定。中国承认中国的人权状况有许多不足和需要改善的地方，并正努力通过发展经济、文化、健全国家的民主和法制予以改善。
冷战后，中国不再只把人权问题视为发达国家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借口，中国认为人权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希望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能制止今天依然存在的对人权的野蛮践踏，希望各国能就人权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促进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工作效率。中国也不反对西方国家在人权领域给予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益的帮助，并与它们展开积极的对话与合作。但中国反对西方国家污蔑中国的所谓“人权面具”背后的别有用心；反对他们一手制造了今天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与落后，却又将罪责归咎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反对它们以人权问题为由向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或经济压力。今天，在联合国内围绕人权问题长期存在的南北对抗就反映了这一事实。而中国能够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连续八次挫败西方“指责中国人权状况”的图谋恰恰说明了中国人权观念的广泛社会和理论基础，而这不是任何金钱和压力可以换来的。
（四） 发展经济方面
联合国重视“运用此一机构，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步”从而实现人类的平等与和谐。联合国通过的许多宣言和章程以及经社机构的设置和实践都证明了联合国对于发展的重视。“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世人的注意力往往集中于它在国际政治方面的作用，实则联合国的大部分工作，无论人力与物力，都用在国际经济与社会福利方面。”事实证明这正是解决其它全球性问题的关键。
然而在进入90年代后，联合国发展经济的计划遇到更大的困难。经济危机有增无减，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债务问题加剧，贫困状况日趋严重，人口、环境压力越来越大。这些问题均超出了单个国家或地区的范围，无疑，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1993年，秘书长加利在《外交》季刊上撰文指出和平与发展之间不可分割，认为冷战损害了发展合作，联合国应研究并制定出全面的发展对策。
实际上，联合国在此前已作了大量工作，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等重要文件。在这些文件中，联合国提出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目标。要求加强南南合作、南北对话，通过发展消除不平等。在90年代初通过的《发展宣言》中，联合国进一步要求主要工业化国家经济政策的协调，应充分照顾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及其所关心的问题。从世界经济日益相互依存和一体化的角度实现各国经济的发展和平等。联合国则应在90年代的发展工作中发挥巨大作用。这些文件基本上为冷战后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规定了方向和指导方针。
中国在90年代初针对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困难，提出了中国关于“可以构成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新的共识的基础”的三条原则，即：（1）必须由各国人民根据各国国情选择发展道路；（2）必须建立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3）应该把恢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目标。这是中国在总结了以往实践的基础上，针对现实问题所得出的结论。中国加强了与联合国多边经济机构的合作，并在其中努力工作，以推动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在对一些经济出现困难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外，中国提出愿意在“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下展开合作，解决国际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不但为中国的经济实力所证明，也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实际行动所证明。
除了以实际行动来实践中国关于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政策外，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努力进行自身经济建设，加强与各国经济往来。这一趋势无疑有益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益于国际经济合作。
结语
雅尔塔格局结束带来的震荡不仅仅意味着旧时代的结束，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在一个联系日渐紧密的世界中，政治、经济、安全、人权和发展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领域。它改变了人们的许多传统的思维观念，把人们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使世界更加休戚相关。人们希望在这样一个转折的时代中，能够齐心协力拿出迎接未来挑战的整体性方法，掌握人类自己的命运。冷战后，要求联合国适应新形势进行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反映了联合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中国对于变革联合国的想法持积极的欢迎态度。中国希望联合国能够在构建新的世界秩序中担负起它应有的责任，更加有效率地工作，在国家之间恢复信任，从而从根本上消除导致一切不安定、猜疑或者敌视的根源。
中国向世界表达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面对现实，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同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世界正变得更加开放，在主权问题上进行自我限制正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普遍现象。中国也在慢慢适应这一变化，做一个开放性的多极体系中的大国。中国不会试图以“实力”谋求对中国有利的世界秩序，因为一个合法的世界秩序对中国更加有利，但它不影响中国在现有体系内表示对“事实上存在的种种弊端和不平”的不满，不妨碍中国以合法的手段改变这些缺陷。中国反对的是世界上依然存在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行径，反对的是对他国主权和内政的粗暴干涉，反对的是世界上严重的不平等的现状。联合国尽早解决这些问题，不但有利于世界，也有利于中国。
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发展经济，一切有利于发展的因素都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合理的国家利益与全球性的国际利益应是一致的，今天中国的要求恰恰表达了人类的普遍心愿。因而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我们对世界未来的看法和信念。这也注定了中国与联合国各自对新秩序的探索必将聚焦在未来的某一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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