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治理】网络空间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结构改进的前景

      米歇尔·富隆（Michiel Foulon）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urich）安全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欧洲战略与安全、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

      麦鲍尔·古斯塔夫（G.M.Meibauer Gustav）是荷兰拉德堡德大学国际关系学助理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外交政策分析、安全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重点是混乱的国家行为、决策和外交政策选择的政治动态，特别是关于禁飞区和缓冲区等工具。

 Michiel Foulon       Meibauer Gustav

这篇文章探讨了网络空间如何作为一种“结构性修正因素”影响国际关系。作者提出，网络空间不仅是国家进行网络操作的领域，更是一个系统性因素，塑造了所有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文章强调了网络空间的双重区分：一方面，网络空间作为国家进行网络操作的领域；另一方面，网络空间作为影响国家行为的系统性因素。

文章还讨论了网络空间对国际关系结构的影响，认为它有革命性的一面，也有温和改良的可能。网络空间的存在改变了国家如何体验国际环境、寻求安全、投资能力以及相互关系，无论是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

文章最后提出了主要的政策启示：首先，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加重视结构因素，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考虑目标国家在网络空间的物理基础设施和规范结构中的位置。其次，政策制定者应当保持批判看待在网络空间上的投入压力，避免在国家行动层面上忽视其他领域或工具。

总的来说，文章通过将网络空间视为结构性修正因素，提供新视角帮助理解新兴技术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更加全面的分析框架。

网络空间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是什么？它是一个国家战略的领域，还是一个独立的规则和行为体系?网络攻击的普遍性、其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断增加，以及进行网络行动的国家数量不断增加，使得这些问题愈发突出。关于将网络空间与更广泛的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相结合的早期辩论，已经开始从学科的边缘走向核心。

本文提出了一种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方案。正如我们所解释的，网络空间的影响可以通过与更广泛的国际关系学科共享的现有概念语言来捕捉：作为一种结构修饰语。这表明网络空间改变了行为体可能体验到国际关系结构所产生影响的方式，并揭示了网络空间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受到国际关系结构的影响。这里的结构是指管理国际关系的一系列宏观社会安排，也被称为“国际博弈规则”。该理论主要强调了无政府状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无政府状态被定义为缺乏一个更高的统治机构，以及国家之间物质力量的分配。由于国际关系以无政府状态为特征，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意图不确定，因此物质力量，尤其是军事能力在国家之间的分配方式至关重要在无政府的国际环境中，国家必须关注并捍卫那些它们需要用来保护自己东西，如领土、经济能力和军事能力。无政府状态和国家之间物质力量的分配因此以间接和复杂的方式塑造了行为体的行为：国家对无政府状态的经验可能因地理位置或技术进步水平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正如我们所解释的，网络空间规定了行为体面临的结构约束和机会，因为它调节了行为体之间可能发生和期望的互动的类型和强度。

本文的接下来将以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介绍了网络空间的领域结构差异。第二部分介绍了网络空间作为一种结构修正者，并展示了它如何推进网络研究。第三部分展示了网络空间结构修正者在国际关系四个关键领域的具体实证例子。第四部分概述了政策影响。

现有的学术研究大多倾向于将网络空间视为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参与者进行网络操作，并利用这些操作来对抗其他参与者。

网络空间作为一个领域可以被定义为包含三个主要维度。第一个维度涉及物质因素，如物理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包括存储、路由器、半导体卫星和处理器。

第二个维度涉及意识形态因素，如参与者赋予物理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意义；通过组织或社会中的规范、惯例、可接受的行为和软件协议。这些物质和意识形态维度塑造了网络空间内和通过网络空间可能发生的事情。拥有广泛经济和技术能力的状态可能会提供其他参与者依赖和依赖的物质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前者对后者拥有某种结构性权力。惯例、软件协议和国际规范可能由最强大的参与者塑造，并影响其他参与者可能的行为。例如，出于战略文化或资源可用性的原因，网络空间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层面更多地依赖于并受到某些行为体的控制，而非其他行为体。这种设置和有差异的控制也使得网络空间对某些行为体比其他行为体更具优势。

网络空间的第三个维度是语义维度。它涉及计算机所拥有的信息，以及网络空间中传输的互动和数据网络。在这个语义层会出现宣传的数字化传播或使用代码攻击性地渗透到另一个网络。网络空间的语义维度为网络空间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层面增添了内容。它使网络空间有别于其他影响国际关系的技术，如核武器技术。

网络空间的这些领域和维度以各种方式互相关联，使得网络空间变得非常独特。相反，有些学者并不认为网络空间是一个领域，而是认为它是一个改变结构影响的因素。

学界长期观点认为国际关系的结构促使着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行为。结构是一个分析术语，用于描述一个系统中的单位之间关系的属性。国际关系通常被认为受到双重结构的支配，一部分是深层结构，即无政府状态，定义为缺乏一个更高的统治机构；另一部分是分配结构，即国家之间的物质力量分配。这两个结构部分是相互关联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了对其他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以及国家能否抵御其他国家的攻击。因此，物质力量能力在国家之间的分配方式至关重要。国家必须关心并保护那些物质事物，如军事能力、基础设施和领土，以在国际关系中保护自己。然而，国家往往偏离这些结构因素的影响，结构为行为体的行为方式提供了总体影响，但它并未明确这些行为体之间可能发生的互动的类型、位置和时间。

因此学界还强调结构修正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系统性的，杰克·斯奈德曾指出的，结构性修正因素会影响行为体如何经历“更基本的结构性要素（如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间物质力量的分配）对互动过程的影响，但它们并非互动本身。” 结构修正因素的影响在不同位置上的国家之间是不均衡的，这种差异体现在地区、群体和时间上。结构修正因素不应与单位层面的（国内）变量混淆，后者通常只影响个特定国家的行为。结构修正因素介于结构和单位之间，占据了一个中间立场。

同样，网络空间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结构修正者，它塑造了参与者可能如何体验国际关系结构的影响。仅仅因为网络空间的存在，它就对所有国家产生了系统性的影响。具体来说，网络空间改变了国际关系结构对参与者影响的显著程度:国际关系结构中外部给定的方面（如无政府状态和物质力量在国家之间的分布）在多大程度上使国家行为成为可能或受到约束。在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特定技术和专门知识的获取，这些技术不仅增加了或减少了任何一个国家的物质力量能力。相反，网络空间改变了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关系的数量、性质和密度。网络空间不仅改变了对进攻或防御行为的激励或抑制；它还可能增强较小国家的力量，加速冲突动态模糊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边界，并提高军事的相对重要性。

具体关于网络空间的双重差异及具体作用影响的著作可以见下表。

关于网络空间结构修正有四个重点要强调。首先，网络空间结构修正剂不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影响所有国家的因素。网络空间影响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但对处于不同位置的国家，其影响方式不同。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位置涉及许多方面，包括它们的地理、资源和联盟结构等。其次，网络结构修正者并非简单地重述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三，网络空间结构修正既不是从理论上或经验上的外溢，也不是其他修正词的简单重新表述。最后，将网络空间视为结构修正显然不是思考网络空间的唯一方式。还要关注研究问题是什么，所遵循的分析策略是什么，以及试图采用的经验是什么。

网络空间的修改效应可以在国际关系的四个关键领域中得到体现：威慑、外交政策工具选择、不确定性以及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互动。这四个领域凸显了网络空间在学术界广泛讨论的影响，而且各自相关联。有些修正效果更为彻底，其他修改则更为适度，或是在潜意识层面，或是在具体事务上。每一个领域都借鉴了上表中的网络空间研究：网络空间并没有改变国际关系的结构，而是以不同程度改变了结构对行为者的影响。

第一，网络空间可能会影响常规的威慑逻辑，因为它会影响决策者对威慑策略的理解。例如，网络行动可能会在没有明确的归因的情况下破坏和损害对手。网络行动可能无法归因的可能性可能会通过降低攻击者对将面临惩罚的预期来影响威慑稳定，从而影响攻击者的成本效益计算。大规模的网络行动更难以归因，因为它们会破坏最初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来发展网络能力的大部分成果。网络空间可能导致国家寻求不同的威慑方式。网络空间的影响超越了任何一个国家，并使国际体系中的威慑动态变得复杂，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如果我们考虑网络空间对威慑的修正作用，就可以揭示网络空间如何使威慑动态变得复杂和改变，以及威慑如何在网络空间中表现得不同。

显然，鉴于网络空间的存在，各国需要重新考虑如何在最佳时机进行威慑，以及哪些类型的威慑结果是有可能稳定的。网络空间结构修正剂有助于我们理解网络空间如何影响常规威慑：它激励各国对一系列对抗行动做出反应，而不是“针锋相对”。即使它只产生小影响，它也表明行为体需要重新考虑并以不同的方式对国际关系中的结构性激励做出反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国家无法威慑其他行为体。西方国家可能无法对网络入侵者施加足够的威胁，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往往遵循关于威慑性国家应如何行事的传统观念。

第二，网络空间的引入可能会影响外交政策工具选择的传统逻辑，它会影响决策者的成本效益计算，并限制他们可用的外交政策工具选择。传统的外交政策工具选择逻辑意味着外交政策决策者权衡军事经济和外交外交政策工具的成本和收益。网络空间的存在改变了这动态。网络空间行动的过程和效果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这限制了外交政策决策者可能选择的外交政策工具的范围。当决策者赋予国际网络环境意义时，他们可能难以预先评估网络行动的效果和可能的附带损害。这种对准确感知和评估的挑战，部分原因在于决策者的知识和技能。与空袭等常规行动相比，网络行动更加复杂和迅速。当外交政策决策者考虑使用网络行动时，他们可能会难以准确预测使用网络行动的后果，包括附带损害或升级风险。当美国官员准备2011年对利比亚的空袭行动时，他们考虑使用武器化代码来压制利比亚政府的通信系统。美国官员担心可能对民用系统造成不可估量的附带损害，并避免进行网络行动。

此外，网络空间的复杂性可能会缩小决策者可用的外交政策选择。最近的实践趋势表明，随着决策者和官僚机构逐渐适应网络空间及其威胁和机遇，网络行动的常态化效应正在显现。除了强制手段外，网络空间还通过促进远程外交和虚拟峰会或为联盟的形成和凝聚力提供新机会以及追求地位影响了外交政策工具选择。网络空间的影响超越了任何一个国家，尽管程度各异，但使各国外交政策工具的选择变得复杂。

第三，国家如何应对不确定性上，网络空间起了巨大修正作用。网络空间并没有改变、革命化或消除这种不确定性；相反，网络空间以多种相互矛盾的方式改变了不确定性的影响。最简单的例子可能是大规模的信息收集和解读。由于网络空间，各国收集情报的途径和可能性更多，这加快了情报收集的速度，并增加了他们能够收集到的用于指导其行为的数据量。不同的国家可能对获取和使用这些信息的能力有所不同。但这项技术本身在所有国家得到应用，以改变在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体系中产生和相关的不确定性类型。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各国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涉及产生和获取稀缺的信息来源。网络空间将这一问题重新塑造成过滤和解读大量可用但往往质量低劣的数据的问题。 

第四，网络空间在修正涉及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私人行为者拥有并运营着大量网络空间的底层基础设施。私人行为者发挥如此显著的作用并非网络空间所独有。例如，像英国宇航系统公司、空中客车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这样的私营和半私营公司在国防工业中主导着军事生产和采购。网络空间与私营国防工业之间的重叠更为直接，因为这些公司生产的军事装备，例如战斗机，在软件和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方面依赖网络空间。然而，在网络空间中，更广泛的非国家和私人行为者主导着局面，政府控制和监督的程度各不相同。这涉及到像谷歌或Meta这样的大公司。这也涉及到其他具有不同动机和能力的非国家行为者在网络空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包括但不限于小公司、恐怖分子、罪犯、政治叛乱分子、社会运动、国际组织以及黑客和黑客活动人士。显然，国家与谷歌等公司的关系，与它们与其他国家行为体的关系是不同的。

这意味着网络空间扩大了相关且有影响力的非国家行为体的范围，并模糊了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之间的边界，无论是在国际关系方面，还是从任何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具体来说，网络空间改变了哪些行为体重要它们如何重要以及国家与它们如何相关联。与仅仅基于无政府状态和物质力量分配的解释相比，非国家行为体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可能会有所不同在大多数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很可能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尽管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相关性不断增强，而且国家也经常与非国家行为体合作或对抗。

网络空间这种双重区分表明了将网络空间视为结构修正因素的前景。网络空间结构修正因素基于对网络空间本质的明确假设：它是一个系统性因素，修正了无政府状态和物质力量分配对国家的影响。网络空间影响从国际关系结构到外交政策和国际结果的因果路径，其存在就塑造了国家在战争与和平中会如何认知国际环境、寻求最大化安全、投资自身能力等。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得出了两个主要的政策建议。首先，网络的结构修正表明，政策制定者必须更认真地对待结构。当国家制定外交政策时，他们必须考虑目标行为体的网络空间的物理基础设施和规范结构中的地位。对这些因素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将有助于制定有效的政策，并了解哪些网络空间的修改组合可能构成这种政策。其次，网络空间结构修正者提醒政策制定者对以牺牲其他领域或治国工具为代价投资网络空间的压力保持批判态度。将网络空间视为结构修正者是对政策的一种保守论点——网络空间修改了国际关系中现有的结构动态和过程但它并没有消除它们。谨慎投资网络空间的各个方面以及更广泛的外交政策仍然是保护国家利益、安全和生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