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关思想史】罗伯特 · 基欧汉：个人思想史（1989）

文摘 2024-12-11 09:00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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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曾任教于布兰代斯大学、哈佛大学、杜克大学等，是国际关系理论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代表学者，代表作为《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冲突》以及与约瑟夫·奈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国际制度与国家权力》等。他是当代诠释和发展世界政治理论的经典大师，也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权威、集大成者。

个人思想史

很少有人纯粹为了知识原因而研究世界政治。大多数人的学术动力（即便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是：尝试解决已经得到明确的问题，并为了知识的严谨和累积的进步提供更好的前景。在研究世界政治时，我们考察了少数组织（通常是国家）的战略互动。当行为体的策略具有潜在的“被利用价值”时（即某个行为体的策略会让其对手意识到，它们可以通过牺牲这个主体而获取利益），各方都会产生欺骗他者和看破对方的动机。因此，研究世界政治的学生们要始终直面科学预测和圆满解释的固有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又不太可能被我们所克服。当然，研究寡头战略行为的经济学家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而博弈论学者同样如此，他们会发现有趣的博弈很少有独特的均衡点（在这个均衡点上，除非其他人首先改变策略，否则没有玩家会主动改变自己的策略）。可以说，寻求战略互动独特而确定的结果，无疑就像采捞镜花水月。

意识到这些局限性是我们的研究主题所固有的，可以让我们变得谦逊。我们既没有能够完全解释过去的理论，当然也无法预测未来。若是往前看，我们似乎知道的太少，所以无法解释未知的事件；若是往回看，我们又知道的太多，因而难以厘清因果的关系（由于“一切都是相关的”）——往事似乎“过于确定”，而未来又总是“尚未确定”。

所以，将一个人的学术生涯付诸于世界政治研究的原因，不可能是纯粹科学性的——与其相反，它具有深刻的规范性。我们之所以研究世界政治，并非由于它很容易接受科学检验，而是因为人类的福祉、物种的命运以及脆弱的全球生态的未来，都取决于人类成功应对经济相互依赖、核武器和世界环境的能力。我们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世界政治，但我们知道我们和后代的生活都仰赖于此。我本人对国际合作与纷争的学术兴趣（特别是国家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发展出协作模式），反映出我个人对冲突和暴力的反感，以及我的一种信念：人类可以通过结合自身的理性与同情来改善这个世界。我是一个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人——尽管也经历过思想的挫败，但我仍然相信进步的可能，即便它绝非必然。

家庭影响与正规教育

我对世界政治的探索根植于我的价值观，而我的价值观则主要源于我的父母。我的父亲罗伯特·E·基欧汉曾在芝加哥大学学院任教，后来又调动至夏默学院（位于芝加哥以西130英里的伊利诺伊州的芒特卡罗尔）。他是一位社会科学家，既热爱历史，又致力于本科教育。他对历史和文学有着深入而广泛的阅读；他是一位杰出的教师，曾经获得芝加哥大学的重要教学奖项；他是求知和正直的典范。虽然他从未成为一位知名学者，但他的思想却比我后来认识的许多知名学者都要有趣，而与他的对话也会更具启发性。他的例子始终提醒我，要避免我们这个领域的专业化所造成的误区：比如，只关注很窄的问题，而牺牲了对本专业以外的广泛阅读；轻视教学以及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假装自己的理解比实际上更多，以及没有创新也还要发表的欲望。尽管在很多方面上，我没有达到他所树立的榜样，但对失败的认识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母亲对我价值观的影响，甚至大于父亲对我智力发展的影响。玛丽·皮特斯·基欧汉生于日本，是荷兰改革宗传教士的女儿，也是加尔文派牧师的后代。在刚刚成年的时候，她就拒绝了正统的加尔文主义，并将自己的道德能量用于改善人类和自然界。20世纪30年代，我的母亲是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并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影响下加入了民主党；她的一生都在为社会正义、公民权利与世界和平工作和发声；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我的母亲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而特别活跃。她的职业生涯致力于改进中学关于“政府和公民”的基础教育，并曾担任两本高中教材的主要作者（与我的父亲以及另外一位作者合编）；她在洛杉矶、芝加哥和莫里森（伊利诺伊州）的公立中学任教长达15年；在大约5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在从事中学教师的培训工作。

在就读于当地的乡村中学两年之后，16岁的我进入了父亲教书的夏默学院学习。1957年的夏默学院还是芝加哥大学学院的分支机构，该学院在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的主持下成立，是一个独立于研究生院的实体学校；它以西方文化的“伟大著作”为中心，拥有自己独立的教师队伍与课程体系。由于哈钦斯对美国中学教育的评价不高，因此聪慧的学生（所谓的“早期入学者”）在仅仅就读中学两年后，就以16岁乃至更低的年龄被夏默学院所录取——这些“早期入学者”（约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的智商通常高于当今一流大学的许多研究生。夏默学院拥有大量才华横溢、经验丰富、专注于阐释伟大著作的不知名学者——由于各种个人原因，他们从未在专业研究方面取得成功。在知识层面，我最喜欢历史学，尤其是人文学科：修昔底德、托洛茨基对俄国革命的描述、亚里士多德的美学和詹姆斯·乔伊斯等。不过，致力于文学批判或历史研究的生活，既不符合我对社会改良的信念，也不符合我的行为主义倾向。考虑到将我对政治和社会的关心同我对学习和反思的兴趣相结合，我在研究生阶段选择政治学似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考虑到我的家庭背景，或许也过分自然了）。

我并非将哈佛大学政治学系作为首选：我去剑桥市只是因为我对其他选择一无所知，以及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哈佛的神秘感。例如耶鲁大学可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政治学系，但我甚至都没有提交申请。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我的父母都在此获得硕士学位）为我提供了一份为期三年且远远高于其他学校的奖学金。但当我被哈佛大学录取并获得为期一年的伍德罗·威尔逊国家奖学金时，这一切便木已成舟。对我的父母来说，芝加哥大学是“特别的大学”、伯克利则同时受到尊重和热爱；但是哈佛大学仍是他们从未企及的巅峰——即便在最理性的生活中，神话也从不缺席。

当我于1961年秋天进入哈佛大学时，我只是对西方文化稍微有所了解、对美国政治有相当多的认识，而对现代社会科学以及如何与波士顿出租车司机打交道都知之甚少。然而，正如哈佛的一位老师（现在也是我的朋友）最近对我所说的那样：20岁的我似乎非常非常匆忙。我急着赶时间，与其说是因为想要尽早开始我的职业生涯，还不如说是因为担心无法取得博士学位。就如同我父亲尽管才华横溢并对第二国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却未能完成他的学位论文一样——担心自己会重蹈父亲覆辙的恐惧，对我在哈佛的学习生活产生了不该有的影响。

因此，尽管我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背景相对薄弱，但我仍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关于联合国大会的政治）。在当时看来，快速地推进学位论文写作似乎是一个好主意；但现在再予以回想，我却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在哈佛大学里，我逐渐熟悉了国际关系经典和古典政治思想史的基础知识。在非常支持我的论文导师斯坦利·霍夫曼教授的建议下，我在纽约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来采访联合国代表，并且了解联合国大会政治影响力的来源。我的博士论文获得了联合国的好评，因为它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并且展现出对政治谈判的相互妥协的专业把握。然而，这篇学位论文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方法层面都缺乏雄心壮志。由于我的研究无需在国外实地工作或熟悉一门外语，因此我未能对其他国家或社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而这些能力训练原本可以使我成为更加敏锐的国际关系观察者。同时，我匆匆读完研究生的经历，也阻碍了我在哈佛大学发展亲密的个人与学术友谊；我也从来没有达到过与哈佛大学教授们进行学术对话而非师生交流的能力。多数哈佛研究生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获得博士学位，而我所花费的时间却并不充足。和亨利·亚当斯一样，当我离开哈佛时，我还没有真正受到过教育。

个人职业轨迹（1965-1988年）

至此，我对本科和研究生学校的选择几乎都算不上是选择：我去了夏默学院，既因为它可以接收“早期入学者”，也由于我的父亲在那里教书；我进入哈佛大学是因为它在我的家庭中散发着光环——我从这两所学校获得助益仅仅是一种幸运。但在1965年，我实际上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而它主要产生于正确的原因。

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高等院校以及新晋毕业（和即将毕业）博士的黄金时刻。因此，我收到了三所一流大学的入职通知：哈佛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斯沃斯莫尔学院。诚然，哈佛大学和斯沃斯莫尔学院在当时仍然只向新进人员提供讲师职位（即便他们拥有博士学位）；只有威斯康星大学足够现代化，并能够给予新进教师以助理教授的崇高头衔。尽管讲师职位是一种“侮辱”，但我还是选择了斯沃斯莫尔学院。虽然我很喜欢斯坦利·霍夫曼教授，但我并不特别喜欢研究生期间所感受到的哈佛大学那种太过正式又缺乏秩序的环境：就学生之间的学术对话和师生之间的学术互动而言，哈佛大学还不如我曾经就读的不知名的乡下院校。更为重要的是，我有足够的理智意识到，在我就读研究生的地方开始我的职业生涯将会是一个错误：教授们仍会把我视为他们的学生，而不是同事；我不可避免地总是会小心翼翼地关注霍夫曼教授和其他教授们是否认可我的工作。也许，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年轻（我当时只有24岁）和稚嫩。

威斯康星大学离我的家乡太近，而且冬天又太过寒冷。当时的我也恐惧于为很多的学生演讲授课以及培养研究生的前景——而这些都是我现在最为喜欢的教学内容。斯沃斯莫尔学院有个由罗兰·彭诺克领导的短小而一流的系所，其中包括肯尼斯·沃尔兹（他的《人、国家与战争》在当时已经相当出名了）。这里似乎是一个寻求自我教育的好地方。

正如大家常说的那样：一个人只有从事过一个主题的教学，才能真正了解它。在斯沃斯莫尔学院，我通过教授国际政治来学习这一领域——通常依赖于只有4-8名非常聪明的学生参加的荣誉研讨会。相关研讨会从13:30开始，一般持续到17:30或18:00。任何参与者都不会忘记对学生论文的激烈讨论、认识新见解的兴奋程度以及在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发展形成的学术情谊。我一直认为，我对研究生的教育主要是从斯沃斯莫尔学院发展形成的。

斯沃斯莫尔学院也希望专技教师可以取得学术成就，但并没有像很多大学那样对学术生产提出巨大且不合理的要求。因此，我避免了极端的“出版或出局”综合症——这一问题给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有家庭责任的人）带来了过度的压力，并会抑制（而非发展）创新能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来到斯沃斯莫尔学院的部分原因是我更像一名教师而非一名学者（和我父亲一样）。就在我正式履职斯沃斯莫尔学院之前，美国军队的几个师已经被派往越南；很快地，我就深深参与到政治之中：在1968年的整个春天以及1969-197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指导当地国会选区的政治活动——最先是为尤金·麦卡锡服务，后来是为参议院的一名反战候选人。假若我所支持的候选人能够更加成功，或许我的职业生涯会在这个节点走上完全不同的方向。

因此，我在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头三四年主要致力于教学、学习和政治。由于不必一定出版著作或放弃追求终身教职，我批判性地审视了我的学位论文，并且将其认定为“平庸”，而我只是在学位论文基础上限制性地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

自从我就读研究生以来，我一直对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现实主义学派持批评态度，而汉斯·摩根索的著述最为雄辩地（也令人感到困惑）代表了这一流派。我研究联合国大会的最初原因是想要确定：它的制度背景是否对联合国内发生的国家间关系的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否权力和利益已经涵盖了故事的全部，还是制度也很重要？尽管我既没有明确地表达这个问题，也没有用社会科学理论来探索它，但这个谜题自1964年时就在我的脑海之中，并从那以后一直是我从事学术工作的主题。在斯沃斯莫尔学院讲授美国外交政策，让我意识到20世纪60年代现实主义的另一个吊诡，即我在1971年所提出的“小盟友的大影响”：为什么西班牙、中国台湾、以色列和越南似乎对美国施加了如此大的影响？1968-1969年，在斯沃斯莫尔学院每四年可以提供为期一年的半薪假期的开明政策下，我基于刚刚开设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事务奖教金项目提前休了第一次半薪年假。我在华盛顿度过了一整年，并在期间持续研究小盟友对于美国政策的影响，同时还在国务院的副国务卿办公室工作了六周——而这也是我迄今在政府工作的唯一经历。

与此同时，正如约瑟夫·奈所言，当我们以及其他一些年轻学者被邀请加入《国际组织》期刊编辑委员会时，的确是碰上了“意外之喜”。该委员会的资深成员很可能对他们的相关决定所产生的后果感到沮丧，因为我们这些新人在接下来的五六年内就彻底重组了委员会。即便当时的老编委们付出了“高昂代价”，但能够成为IO编委会的成员仍是我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发生了迁移：一方面，我转向了一个特定的知识与政治群体；另一方面，我转向了主要关注国际关系研究和学习的“看不见的学院”——而约瑟夫·奈则是这次自我重新定位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人。

我想在这里谈谈我和奈的个人关系以及它对我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它对本文的思想史叙述至关重要，而且还由于它涉及了社会科学的合作问题。约瑟夫·奈比我大将近5岁，而在1969年我们开始积极合作时，他又展现出了比我远大于5岁的成熟。我会有一些有趣的想法，但是它们并未被嵌入到任何一种整体框架当中；他也同样有一些有趣的想法，不过奈却更清楚它们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以及它们与现实主义正统观念和政策问题之间的关联。1972年，他安排我来到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访学，以便我们能够密切合作。此外，他和我一样都知道如何为学术工作制定议程，即如何以渐进方式设计任务，从而使得诸多观点可以汇聚为一本著作。我们是完全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都从合作之中取得了个人与知识的助益；但从专业意义上讲，我相信我从乔那里得到的，比他从我这里得到的更多。

如此亲密的学术合作在很多方面都与婚姻类似。想取得成功，就要将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与信任的基础上。正如我们在《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序言中所说，“朋友们经常问，我们是怎样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如此紧密地合作的。而我们的简短答复则是：当我们撕碎对方所撰写的章节时，必须把个人的骄傲咽到肚子里。”

没有相互的尊重和真正的感情，严厉的相互批判可能不会发生。如果无法进行相互批判，最终只会是“最小公分母的合作”——这对读者和作者来说都是痛苦的。我们的合作如此密切，以至于去询问“谁写了哪一章”都没有意义，因为每一章通常都要经历4-8稿以及长时间的论证与修改（通常是在奈位于莱克星顿绿地的家中）。旁人可以评判我们在知识层面的成败，但只有我们才能评判我们在个人层面的成功。

1973年，我准备离开斯沃斯莫尔学院。无论培养聪明的本科生是如何令人兴奋，但我都已经准备好迎接全新的挑战以及一所伟大的大学中更加多样化的环境。因此，当斯坦福大学邀请我主导一个全新的国际关系专业项目，并为我的妻子娜内尔·基欧汉提供政治学理论的教职时，我们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在斯坦福大学的头两年半里，我创办了国际关系的本科专业（该专业至今仍在吸引大量的学生就读），并在亚历山大·乔治和罗伯特·诺斯的帮助与支持下开始进行研究生教学，同时约瑟夫·奈和我完成了《权力与相互依赖》。1974年，我开始了长达6年的《国际组织》期刊编辑生涯，不仅利用这个位置观察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快速增长，并且也能够借此对其施加一些个人影响。

我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我在斯沃斯莫尔学院工作期间：1970年，我与国际经济学家范·多恩·奥姆斯（他最终在政府研究领域缔造了杰出的职业生涯）一起讲授了关于跨国公司的课程，范·奥姆斯尽其最大努力教会了我一些经济学知识，而我之前几乎没有受到过经济学的正式训练；他确实对经济逻辑和国际商业战略很感兴趣；我们一起合作撰写了两篇文章。后来，我对《权力与相互依赖》的研究使我广泛阅读了20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史。因此在1976年，我又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开始反思经济建议的政治影响；1977-1978年，我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工作了一年，主要研究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国际政策协调问题和通货膨胀的国际政治。

回想起来，我在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似乎缺乏深刻或原创的主题。当然，任何一组经济关系都有其政治面相——这一面相不仅在20世纪40年代成为阿尔伯特·赫希曼、卡尔·波兰尼和雅各布·维纳等人的基本见解，而且他们也都对此进行了出色的分析。此外，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奈和我已经寻求“通过使用以讨价还价为重点的相互依赖概念来整合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而我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后续工作，可能只是《权力相互依赖》的一组扩展性的注脚。

然而，当我开始更为明确地关注政策协调时，一个新的分析难题也开始浮现。我再次表达了对现实主义正统观念的不满：如果现实主义者对利益与权力的冲突的强调是正确的，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诸多合作又怎么会在世界政治中持续下去呢？毕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较之欧洲和日本的相对经济实力资源已经有所下降，但我并不认为美国的实力正在崩溃，甚至也不认为它的衰落是全面的——《霸权之后》第九章的标题就是“霸权机制的不完全衰落”。然而，在一个现实主义的世界里，人们应当预料到急剧增加的分歧，升至会形成经济集团（在20世纪70年代中前期的动荡中，一些著名学者曾经预测过它的出现）。合作持续存在，但有时在能源领域有所增加，有时又在贸易领域面临巨大压力——这一事实似乎令人费解。

在我的年假结束之前，我对这个问题都没有太多的线索。1978年夏天，我和著名国际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共同参加了在明尼苏达州的一次会议，他在会上首谈交易成本、不确定性和风险理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当我回到斯坦福大学之后，我也开始更加明确地思考自己在1978年7月的一份工作论文中所提及的“国际政策协调中的外部性和风险”。1979年，蒂姆斯·麦考文仍然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并同时配合詹姆斯·马奇和我的工作。麦考文通过向我介绍了一些当代微观经济学文献，加速了我对相关领域的学习进程——所以，有的时候学生教给教授们的东西，会比教授教给他们的更多！故而，我开始阅读乔治·阿克洛夫、罗纳德·科斯和奥利弗·威廉姆森等人的作品，并且思考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詹姆斯·罗斯是我在斯坦佛大学经济学系的同事（当时担任副院长，现任教务长），他借给了我一套宝贵的论文材料（对他关于工业组织的课程内容的再现）。到1979年底，我已经为一篇可能写就的关于“风险、信息和国际制度”的论文形成了诸多注解，并使之后来发展成为《国际机制的需求》一文，而它又反过来构成了《霸权之后》分析核心（该书第五、六章）的基础。

对我而言，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领悟，即国际制度也可以用关于现代公司的平行理论予以解释：政治市场失灵是由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造成的，这些失灵可以通过国际制度得到纠正，从而对制度的参与者均有益处。我仍然记得，1979年12月在斯坦福大学四楼的办公室里，当我瞥见产业组织理论对理解国际机制的相关性时，那种“啊哈”的感觉——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种突然的领悟只发生过这么一次，而1979年12月是我的一个关键时刻：在那之前，我并不确定关键问题是什么；自此以后，我被一个诚然很模糊但又令人信服的印象所指引。尽管其他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判断，但我认为建立这种联系是我对世界政治研究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

在我获得启示的时刻，我既没有高呼“效率就是一切”，也没有宣扬理性原则是完美的启蒙——我在哈佛大学接受了太多关于权力政治重要意义和人类历史变幻莫测的教育。事实上，有些朋友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我在尽全力去表达对经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尊重——有些人甚至将我视为“新现实主义者”，即便我曾明确地将自己视为这一流派的批判者。

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已经形成了一本关于国际合作的著作的基本构思——这本书将探讨霸权衰落背景下的合作难题，并将利用市场失灵理论寻求其解决。自我从1977-1978年间开始相关研究以来，我花了将近四年才得出这一基本论点，并在《霸权之后》关于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章节得以最终完成。

与此同时，我的妻子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韦尔斯利学院院长。3000多英里的通勤路程让我们都望而却步，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当时已经养育了三个孩子。幸运的是，我在波士顿以西的布兰代斯大学获得了一个教职，使得我们可以在1981年一起搬到美国东部。在布兰代斯，不仅学生们非常有趣，而且我的同事（特别是罗伯特·阿特和苏珊·奥金）也很有启发性和支持度。仅仅一年后，斯坦福大学就仁慈地解除了我的系主任职务，使我得以专注于自己的书稿写作。布兰代斯大学则为我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来探索自己的观点，并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尽管我搬到布兰代斯是出于个人缘由而非职业原因，但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场域转移。

1985年（在我离开斯沃斯莫尔学院20年后），我接受了已经变化很大的哈佛大学政府系所提供的职位，而我也比研究生时期更善于与人相处，并且在思想上也更具活力。尽管我很喜欢布兰代斯大学，但是重返哈佛大学的机会仍然无法抗拒——在那里，学生的综合素养与丰富的知识环境都是无与伦比的。

未来的难题及其可能性

没有任何知识之旅可以一帆风顺，因为学术发现的必要条件往往令人困窘。我的大多数求知生活都处于困惑之中，以至于我都无法描述出我想回答的问题。据说，格特鲁德·斯坦因在临终前曾问道：“答案是什么？”而当她的朋友们无法回答时，她又说：“那么，问题是什么？”——理解要关注的正确问题，通常是国际政治研究流程中最为困难的部分。大概是在1973年，奈和我才意识到，我们的关键问题可以从政治权力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关系中提出；20世纪80年代初，我才能够明确地提出我的研究问题：为什么随着霸权的衰落，制度化的国际合作会持续下去？任何情况下，在提出问题之前都需要3-4年的研究与困惑的思考；一旦问题变得清晰，那么完成相关研究往往也需要差不多的时间。发现的本质就是，对一个人可以被认为是专家的那些问题而深感困惑。

自《霸权之后》完成以来，我一直在寻找一种超越其相当初步的国际合作理论的方法。但探讨国际机制通过减少不确定性来促进合作，而政府遵守机制的禁令则主要是出于声誉考虑，却对我仍然具有意义。可是这种表述并不十分精确，也不会让我们走得太远。提高精度的一种可能的方法是严格使用博弈论而非打比方；不过即便是在最有趣的简单情景下，博弈论也不会产生独特的预测——对于那些试图理解复杂多边情境的人来说，博弈论也仅仅具有启发性的价值。由于我参与了通过使用博弈论中的简单规则来理解“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的群体性尝试，我得出的结论是：博弈论的更大形式化，不太可能为精确而具有洞察力的世界政治理论提供清晰的结构；而且无论如何，我在知识层面既无能力也无心力去为这项事业而作出贡献。

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我于1985-1986和1986-1987两个年度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共同主持了一系列关于国际制度和国际合作的研讨会，并与来自美国各地的学者就这一主题组织了一次重要会议。这些会议以及我在哈佛大学的研究生的敦促，强化了我最初的观点：理解国际合作的下一个重大步骤，必须将国内政治充分纳入分析——这不仅仅是临时性的，而且应当是系统性的。它们也从根本上引领出对静态理论局限性的新认识，正如我在《霸权之后》中所运用的那样。就像保罗·大卫在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世界政治是路径依赖的：我们所处的位置不仅取决于当时的人口、制度、经济和军事因素，还取决于我们是如何到达那里的——而这一点又可能会受到随机事件或遇合事件的强烈影响。

在这些研讨会上，海沃德·阿尔克不断敦促我们形成进一步的主张，即国际关系研究者必须考虑到历史性。据我所知，历史性是指人类社会对历史经验予以反思的社会过程。这一社会过程调整了社会对自身的理解，从而改变了他们所从事的行动。“意义很重要”——对人类行为予以非历史的经济解释，并将不变的效用函数归因于社会成员，是无法捕捉到人类集体生活本质上的历史性和反思性的。

当前，我正试图在思考国际合作模式如何发生变化时，纳入对国内政治、路径依赖和历史性的把握。为什么某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关于特定问题的多边安排，会普遍展现出遵守国际协议的特点；而在其他关系中，往昔承诺的重要性却并不那么确定？如果一个人信仰现实主义的世界观，那么遵守协议将是令人困惑的，因为不断变化的利益与权力关系应当会使协议被国家所废弃。根据修昔底德的著述，雅典使者对梅洛斯民众说：“强者尽其所能，弱者受其所苦”；1914年，贝特曼-霍尔维格将比利时的中立条约描述为“一纸空文”。在《霸权之后》中，我依靠互惠及其回报的影响、政府对其声誉的关注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互惠在权力不平等的情况下并不适用，并非全部有价值的声誉都意味着那是可靠的伙伴；有时，作为一个利己主义者或恃强凌弱者的声誉可能也是有用的。我猜测，如果更为仔细地研究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如何交叉的（或者研究国内法和国际法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答案。

无论如何，现在困扰我的核心问题就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会认真对待国际协议？我们不仅必须了解政府为什么认真对待它们的承诺，而且必须了解这种对承诺的尊重的差异来源。为什么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关系会得到发展，以至于各方都认真对待协议，即便它们并不总是完全应和其条款；为什么其他关系不是这样发展的？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情况下也可能有不同的行为——对比19世纪的美国处理与英国之间的协议、与印第安人的协议以及与中国的移民协议的不同值得我们思考。而当下，我在研究美国外交政策时就考虑到了这一难题。但是如果落到具体论文的发表，其所要探讨的问题可能会有所不同；而我还并不清楚这是正确的问题，还是正确的提问方式。

如果我有幸拥有常人的寿命，那么我现在几乎正处于职业生涯的中间点。在今天的23年前，我开启了在斯沃斯莫尔学院教书的第一个学期；在今天的23年后，如果个人命运获得保证、世界大战得以避免、我们赖以生存的政治和教育制度得以延续，那时70岁的我将接近退休。所以，本文不是一份自传，而是对人生中间点的回顾与展望。

然而，如果回顾我的过去会略显冒昧，那么预测我的未来将无比荒诞。幸运的是，生活的热情往往源于意想不到的事情。当我们展望未来时，希望和模范可能比经验或逻辑更有用处：希望是必要的，因为它使我们克服理性的概率分析所导致的绝望；模范是根本的，因为它让我们以个人方式畅想自己的未来，并给予我们值得拼搏的具体目标。除了霍夫曼和奈作为我的模范之外，另一个特殊的榜样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恩斯特·哈斯——如果不是因为哈佛大学的神秘感，我可能会成为他的学生。哈斯体现了我所相信的那种学术生活：致力于人文主义、世界主义和生态主义的价值观；坚持追求一以贯之的研究主题（对他而言，就是研究人和组织如何学会应对国际相互依赖）；始终支持他正在培养和已经培养的学生；愿意承认在试图解决他还无法圆满解决的困难理论问题时的迷惘和困惑。

对恩斯特·哈斯学术生涯的反思让我回到了本文最初对价值观的看法。如果我们更多地探究这些进程（国际承诺因此而被认真对待），我们可能会更好地理解以下情境的条件：合作不仅会发生，而且还将变得制度化和渐增化。并非所有的合作都值得褒奖：政府经常为了发动战争、剥削他者和掩盖掠夺的影响而合作。但是我相信，国际合作（尽管并不充分）是在21世纪中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必要条件。因此，为这一课题而迷惘与困惑，仍然是值得的。

【文章来源】Robert Keohane, “A Personal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翻译】刘笑阳

【编辑】欧阳楠

（图片来自于网络，本文不代表平台观点，转载请联系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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